2016国庆洛阳行——邵雍故居“安乐窝”

      邵雍（1011年—1077年）：字尧夫，北宋著名理学家、数学家、诗人，生于林县上杆庄（今河南林州市刘家街村邵康村，一说生于范阳，即今河北涿州大邵村），与周敦颐、张载、程颢、程颐并称北宋五子。天圣四年（1026年），邵雍16岁，随其父到共城苏门山，卜居于此地。宋仁宗康定元年（1040年），邵雍30岁，游历河南，因将父母葬在伊水（河南境内南洛水支流）之上，遂而成为河南（今河南洛阳）人。少有志，喜刻苦读书并游历天下，并悟到"道在是矣"，而后师从李之才学《河图》《洛书》与伏羲八卦，学有大成，并著有《皇极经世》《观物内外篇》《先天图》《渔樵问对》《伊川击壤集》《梅花诗》等。宋仁宗皇祐元年（1049年）定居洛阳，以教授为生。嘉祐七年（1062年），移居洛阳天宫寺西天津桥南，自号安乐先生。出游时必坐一小车，由一人牵拉。宋仁宗嘉祐与宋神宗熙宁初，两度被举，均称疾不赴。熙宁十年（1077年）病卒，终年六十七岁。宋哲宗元祐中赐谥康节。

      苦读游历：邵雍年少时期，也自认为才志出众，慷慨激扬的欲求取功名。邵雍爱读书，几乎无书不读，求学中对自己要求严格而刻苦。为磨练出坚强的意志力，他冬天不生炉子，夏天不扇扇子，夜里不睡觉的刻苦地学习了好几年。在苦读中他叹息道：“昔人尚友于古，而吾独未及四方。”意即过去的人学习古人经典，还与古人做朋友，不单读古人的书，而且要广泛游历古人曾经游历过的地方，而我现在只是读了古人的书，却还没有去四方游历过。”所以，他就越过黄河、汾河、徒涉江淮、汉江平原。考察了西周的那些分封国的齐、鲁、宋、郑遗址，用了很长一段时间的游历来增长见识，待到邵雍归来时，他感叹道：“道在是矣！”自此便再没有出去游历了。

      学易悟道：当时李之才（字挺之）为共城县令，听说邵雍好学，便去见邵雍，并对邵雍说：“子亦闻物理性命之学乎？”，意即“你知道宇宙万物周期发展过程的“物理”之学和有关性命的学问吗？”邵雍回答道：“幸受教。”，意指愿受李之才的教导，这样邵雍就拜李之才为师，学习了《河图》《洛书》，伏羲氏的八卦六十四卦图像。李之才所传授的这些东西都是久远年代流传下来的，而邵雍探索其中深奥的内涵时，往往如有神助一般的能妙悟、洞彻其内涵，最后获得的如同汪洋一般浩瀚博大的知识，多半是邵雍自行悟道所得。

      邵雍研习这些经典的时间越久，其德行也越来越为世人所称颂。同时，邵雍的智慧也在增长中，他明白了天地的运动变化规律、阴阳消长的规律、世道变迁的规律，甚至对微小的走、飞行类动物和草本、木本植物的特性也一样了然于胸。他高深的智慧，被当时世人认为已达到不惑的程度。邵雍的学说不是模仿前人、偶然应验的学说。邵雍悟到了伏羲八卦中自带的先天因素，并因此写下数十万言的著作流传于世，但由于他处于隐居状态，所以很少被世人所知。

      乐居洛阳：宋仁宗皇祐元年（1049年），邵雍自共城迁居洛阳。邵雍初到洛阳的时候，所居房屋都是棚草做门的，难以抵挡风雨。邵雍以打柴为生，亲自烧火做饭以侍奉父母。虽然日子穷苦、一无所有，但邵雍却一副怡然而自得其乐的样子，为周围的人所难以理解。当时的前宰相富弼、司马光、著名诗词家吕公著等退居洛阳，敬重邵雍，常常与之一起从游，并为邵雍置办了接近都市的带园地的住宅。

      嘉祐七年（1062年），邵雍移居王拱辰、富弼和司马光等人出资为其在洛阳天宫寺西天津桥南置办的园宅。从此邵雍在园地上自耕自种，过上了自给自足的生活，并为自宅起名为“安乐窝”，并自号为“安乐先生”。

      邵雍白天时常焚香安坐，申时（午后三时至五时）喝三四杯酒，微醉就不喝了，还没醉时常常兴致到了就即兴吟诗自咏。春秋农闲时节，邵雍常出城游历、风雨天常不出门，出门常乘一小车，让人拉着，随意而行。士大夫家对邵雍的车轮声都非常熟悉，争相迎候，连小孩子、老人和那些仆人、衙役们都会欢愉的说“我家先生来到了。”从来没有人直呼他姓名的。有时邵雍在他们家住了一晚后留下书信后又走了。还有热心好事之人，仿造邵雍“安乐窝”的样式建了新的别苑，等候邵雍的光临，并取名叫“行窝”。

      德感世人：司马光以邵雍为兄，他二人高尚品德为周围乡邻所仰慕。父亲训斥儿子，哥哥教育弟弟时往往说：“你做不好的事，恐怕司马先生、邵先生会知道的。”有官员、读书的士子到洛阳，即使不去拜访官府，必会去邵雍住处拜望。邵雍德行甚为纯正，来拜访的人一望就知邵先生之贤良，但邵雍自己却从来不表露自己，也不提防别人什么，和大家在一起谈笑风生的，没有避讳的。与人交谈，喜欢说人家的长处而不喜欢说别人的缺点。有向他问教的他总尽力解答，从来不用强制的方式向别人说教。邵雍待人不分贵贱，都是一样的诚恳。所以，贤良的人喜欢他的德行，不贤良的人也被他感化了。一时间洛阳人才辈出，忠厚之风闻天下。

      熙宁三年（1070年），宋神宗全面推广新法，官吏受胁迫难以推行，有的就递上引咎辞职的呈文，想要离开。[32]  邵雍居住在州县的门生旧友都带着书信造访邵雍，邵雍说：“这是贤德的人应当尽力的时候，新法固然苛严，能尽自己为官之力对百姓宽厚一分，那百姓就会受到一分恩赐。弃官对百姓又有什么好处呢？”

      隐而不仕：宋仁宗嘉佑时，皇帝下诏求散失的贤才，西京留守王拱辰把邵雍上荐应诏，任命他为将作监主簿，下诏再推举有杰出才能的人，补任颍州团练推官，都坚决推辞之后才接受任命，最后还是称病不赴任。

      病卒简葬：邵雍患病垂危期间，司马光、张载、程颢、程颐这些知名人士早晚在他跟前守候照料，将死去时，大家在外厅共同商议他的丧葬事宜，邵雍都可以听到那些商议的话语，就召唤他儿子邵伯温到跟前交代说：“诸君欲葬我近城的地方，应当从于先祖的坟地，一切从简。”熙宁十年（1077年），邵雍去世而简葬了，终年六十七岁，追赠他秘书省著作郎。元祐时又赐予他谥号康节。

      程颢所做的墓铭志里称邵雍的学问纯正统一而不杂乱，就邵雍所达到的境界，可以说是安且成矣。邵雍所著书有《皇极经世》、《观物内外篇》、《渔樵问对》，诗有《伊川击壤集》。

      儒学成就：两宋理学（或称新儒学）的产生，标志着中国儒学进入了一个新的复兴阶段。在理学的创立阶段，邵雍和周敦颐、张载、程颢、程颐并称“北宋五子”，《宋史·道学一》的排列次序为周敦颐、程颢、程颐、张载、邵雍。朱熹也把邵雍同周、张、二程和司马光并称为道学的“六先生”。上述诸人都是理学的创始人，他们的学说在理学阵营中各具特色，各成学派。然而，诸人都以儒学为宗，为探讨、发挥“六经”、“四书”之义理，以振兴儒学为职志。

      文学成就：同其他北宋四子相比，邵雍在文学尤其是诗歌领域也取得了令世人瞩目的实绩。然而长期以来，由于受传统诗学观的影响和对理学重道轻文观念的偏见，诗论家对以邵雍《伊川击壤集》为代表的理学诗的文学成就始终未能引起足够的重视。

      但在南宋严羽的《沧浪诗话》中，以说理为主的“康节体”赫然与苏黄王陈等宋诗诸大家相并列，充分地体现出其强烈的个性化色彩，这也是在文学批评史上第一次对邵雍诗歌进行的诗学化的身份确认，具有重大的认识价值。近几十年来，学术界对于理学与文学关系的探讨日益深化，诗歌总量冠居宋儒之首的邵雍作为理学诗创作的典型个案受到了研究者的青睐，取得了丰硕的研究成果。《伊川击壤集》在东亚文化圈内也有着非常广泛的传播与影响，并且在日本和朝鲜都曾多次刊刻，现今亦有朝鲜刊本与和刻本传世，虽然《伊川击壤集》不是宋诗中的正格，但他却以自身的文学实绩切实地参与了宋诗精神的创建，对于宋诗风貌的形成也具有重要的促进作用，应该在文学史的书写中占有一定的地位。

      易学成就：邵雍是两宋理学奠基人之一，邵雍的哲学思想受到《列子》、《庄子》的影响，在吸收道家易与汉代《易》学思想成分的基础上，形成了对《周易》的独到理解，其所作《皇极经世书》的基本精神是质诸天道而本于人事。邵雍编制宇宙年谱的目的在于经世，其对道的概念的形而上理解超越了以往历代儒家，对于宋代理学的形成与发展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首先，以天地之数和圆方之数作为天地源起之象征，并以此二数分为十六大位，以穷究天地体用之变化。其次，以阴阳奇偶之数作为天圆地方之数的基础，并以阴阳刚柔之四象、八卦配合干支之数，参以天地变化之数和体四月三之原则，以导出象征生灵万有之动植通数。再次，结合前两部分所探讨之天圆地方变化十六位数和阴阳刚柔奇偶动植通数，以呈现出一体用生物运行具象之数，以此代表天地万物的流行生化之象《天主运行，地主生化》。再次，将天行刚健之数进一步具体细分为元会运世之数．以成就邵雍独创之历法纪年。同时，将地生柔顺之数进一步体现于律吕声音之多元性和差异性来表现动植生物之不齐与参差。最后，以此五类大数施行、旁通而统贯于自然界与人文界之一切万有，以作为邵雍易学中穷理之学的终结。

      主要作品:

      《皇极经世书》是一部运用易理和易教推究宇宙起源、自然演化和社会历史变迁的著作，以河洛、象数之学显于世。《皇极经世书》共十二卷六十四篇。首六卷《元会运世》凡三十四篇，次四卷《声音律品》凡十六篇，次《观物内篇》凡十二篇，末《观物外篇》凡二篇。前六十二篇是邵氏自著，末二篇是门人弟子记述。其中《观物篇》实乃邵雍之哲学、易理、历史学的理论大纲。

      《渔樵问对》着力论述天地万物，阴阳化育和生命道德的奥妙和哲理。这本书通过樵子问、渔父答的方式，将天地、万物、人事、社会归之于易理，并加以诠释。目的是让樵者明白“天地之道备于人，万物之道备于身，众妙之道备于神，天下之能事毕矣”的道理。《渔樵问对》中的主角是渔父，所有的玄理都出自渔父之口。在书中，渔父已经成了“道”的化身。

      《伊川击壤集》该集为北宋理学家邵雍的诗集，邵雍一生作诗三千余首，大部分收于入《伊川击壤集》中。

《梅花诗》

荡荡天门万古开，几人归去几人来。山河虽好非完璧，不信黄金是祸胎。

湖山一梦事全非，再见云龙向北飞。三百年来终一日，长天碧水叹弥弥。

天地相乘数一原，忽逢甲子又兴元。年华二八乾坤改，看尽残花总不言。

毕竟英雄起布衣，朱门不是旧黄畿。飞来燕子寻常事，开到立花春已非。

胡儿骑马走长安，开辟中原海境宽。洪水乍平洪水起，清光宜向汉中看。

汉天一白汉江秋，憔悴黄花总带愁。吉曜半升箕斗隐，金乌起灭海山头。

云雾苍茫各一天，可怜西北起烽烟。东来暴客西来盗，还有胡儿在眼前。

如棋事事局初残，共济和衷却大难。豹死犹留皮一袭，最佳秋色在长安。

火龙蛰起燕门秋，原璧应难赵氏收。一院奇花春有主，连宵风雨不需愁。

数点梅花天地春，欲将剥复问前因。寰中自有承平日，四海为家孰主宾。

《山村咏怀》

一去二三里，烟村四五家。

亭台六七座，八九十枝花。

      人物评价:

      《宋史》评价：雍高明英迈，迥出千古，而坦夷浑厚，不见圭角，是以清而不激，和而不流，人与交久，益尊信之。河南程颢初侍其父识雍，论议终日，退而叹曰：“尧夫，内圣外王之学也。”

      程颐：“（邵雍）德气粹然，望之可知其贤。不事表襮，不设防畛，正而不谅，通而不汗，清明洞彻中外……群居燕饮，笑语终日，不取甚于人。”

      朱熹：“程、邵之学固不同，然二程所以推尊康节者至矣。盖信其道而不惑，不杂异端，班如温公、横渠之间。”

      邵雍祠位于洛阳市洛龙区安乐镇安乐窝村中，紧靠洛龙大道东侧。位于洛河南岸，隋唐洛阳城洛河天津桥遗址旁边。邵雍祠是由北宋邵雍故居演化而来的先贤祠。邵氏4代在道德坊的安乐窝生活了60多年（公元1062年－1125年）便迁走了。为纪念先贤，金代在安乐窝故址之西，重新创建安乐窝，即邵雍祠。元明与清前期不断修葺。清道光六年洛河大水冲毁祠，邵氏后裔将祠往东搬迁到现在这个地方。

     现存邵雍祠为一南北向长方形院落，南北长约130米，东西宽约20米，中轴一线院落四进，规整有序。保存下来的建筑大殿、二殿、皇极书阁等多是清代民国时期的，具有一定的历史与艺术价值。

      祠是封建帝王遣官致祭、地方官吏、百姓和邵氏后裔礼拜先贤的场所。现存康熙皇帝、吴佩孚等名人题词的匾联多幅。现存明清民国修祠碑、画像赞碑等10余通，也极具文物价值。邵雍墓和邵雍祠，因封建社会改朝换代，或年久失修，或焚于兵燹，或没于水患，履毁履建，规模也不尽相同，但纪念建筑的地位历久弥坚。在动荡社会和岁月时光对先贤遗址的无情破坏和时人的不断修葺中体现了不同历史时期的邵氏后裔与朝廷、地方官员和居民对理学先驱的真挚爱戴和深切怀念。

      邵雍墓和邵雍祠是弘扬民族历史文化，联络海内外华人感情，激发民众爱国主义思想的基地和平台。1963年，河南省人民委员会公布邵雍墓为第一批重点文物保护单位，1960年，洛阳市政府定邵雍祠为市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2008年，河南省政府公布邵雍祠为省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邵雍故居正殿里面有邵雍塑像，两边多为名人所留字句。塑像上方，有一康熙御书匾额“学达性天”。院子里有几通石碑，正殿右边的为清代的石碑，字迹因风化已不甚清晰。据介绍，在破四旧运动中院中的石碑全被推倒，但还没砸碎；到了1974年，村里要在此炼铁，不但拆了前边的房子，还把石碑砸碎当辅助材料给“利用”了......

      《戒子孙》

      上品之人，不教而善；中品之人，教而后善；下品之人，教亦不善。不教而善，非圣而何？教而后善，非贤而何？教亦不善，非愚而何？是知善也者，吉之谓也；不善也者，凶之谓也。

      吉也者，目不观非礼之色，耳不听非礼之声，口不道非礼之言，足不践非理之地，人非善不交，物非义不取，亲贤如就芝兰，避恶如畏蛇蝎。或曰不谓之吉人，则吾不信也。凶也者，语言诡谲，动止阴险，好利饰非，贪滛乐祸，疾良善如雠隙，犯刑宪如饮食，小则殒身灭性，大则覆宗絶嗣。或曰不谓之凶人，则吾不信也。

      传有之曰：吉人为善，惟日不足；凶人为不善，亦惟日不足。汝等欲为吉人乎？欲为凶人乎？

      再说邵雍其人：邵雍，字尧夫。北宋真宗大中祥符4年（公元1011年）12月25日（辛亥年辛丑月甲子日甲戌辰）生于范阳（今河北涿州大邵村）。幼年随父邵古迁衡漳（今河南林县康节村），又迁共城（今河南辉县），37岁时移居洛阳。邵雍祖上姬姓，出于召公世系，为周文王后代。他自幼胸怀大志，一心致力于科举进取之学。居共城时，其母李氏过世，他便筑庐于苏门山，布衣蔬食守丧三年。当时李挺之为共城县令，听说邵雍好学，便亲自造访其庐。邵雍遂拜其为师，从学义理之学、性命之学与物理之学。数年之后，邵雍学有所成，但从不到处张扬，所以了解他的人却很少。时有新乡人王豫同邵雍论学，他自恃自己的学问足可让邵雍师事之，谁知议论过后却深为邵雍的学识所折服，于是便虔诚地拜邵雍为师。邵雍移居洛阳之后，所悟先天之学进一步完善，又收张岷为弟子，传授《先天图》及先天之学。邵雍40岁时娶王允修之妹为妻，后二年得子伯温。51岁时（嘉佑6年），丞相富弼曾让邵雍出来作官，甚至说“如不欲仕，亦可奉致一闲名目”，均被他婉言谢绝了。嘉佑7年，王宣徽就洛阳天宫寺天津桥南五代节度使安审珂的旧宅基地，建屋三十间，请邵雍居住，富弼又给他买一花园。熙宁初，朝廷实行买官田新法，邵雍的天津之居园划为官田，司马光等二十余家又集资为他买下。邵雍命其园居为“安乐窝”。这时神宗下诏要天下举士，吕公著、吴充、祖龙图等人推荐邵雍，朝廷连着发下三道诏书，让邵雍除秘书省校书郎、颍川团练推官。邵雍再三推辞不得已而受官，可是他又称疾不肯赴职。邵雍57岁时，父亲邵古（伊川丈人）去世。邵雍与程颢在伊川神阴原（今伊川县伊水西紫荆山下）“不尽用葬书，亦不信阴阳拘忌之说”选择了一块墓地予以安葬。又过两年，邵雍的同父异母弟弟邵睦猝死于东篱之下。他与弟睦手足情深，咏诗数首以表思念之情。邵雍在洛阳闲居近30年。冬夏则闭门读书，春秋两季出游。每出游必着道装乘小车。城中的士大夫听到车声，均倒屣出门相迎，儿童和仆人也高兴地尊奉他。久之，在洛阳城里有“行窝十二家”。他乐天知命，常以诗言志，以园林景色、醇酒茗茶自娱平生。他虽言“此身甘老在樵渔”、“身为无事人”，然而他却是在一心效法圣人，观物得理，究天人之际，要为后人留下一门大学问。他尝有这样的诗句：“只恐身闲心未闲”、“若蕴奇才必奇用，不然须负一生闲”。可见他是具有远大抱负的人。

　　邵雍虽然不支持王安石所推行的新法，但是也不公开反对。“自从新法行，常苦樽无酒”、“怀觞限新法，何故便能倾”、“侯门深处还知否，百万流民在露头”等诗句，反映了他对待新法的态度。门生故旧中的当官者，有的为反对新法要投劾而去，他劝说这些人：“此贤者所当尽力之时，新法固严，能宽一分，则民受一分赐矣。投劾何益耶？”

　 二程兄弟与邵雍同巷里居住近三十年，世间事无所不论。程颢尝说：“邵尧夫于物理上尽说得，亦大段泄露他天机。”又说：“尧夫之学，先从理上推意，言象数，言天下之理。”以“内圣外王之道”评论邵雍之学，以“振古之豪杰”评论邵雍其人。

　 熙宁10年（公元1077年）3月，邵雍有病卧床百余日而不能起。至7月4日病危，5日凌晨去世，享年67。遗嘱命治丧之事从简一如其父，从伊川先茔。邵雍病中，司马光前来探视。邵雍对他说：“某病势不起，且试与观化一巡也。”司马光宽慰他：“尧夫不应至此。”邵雍说：“死生亦常事耳。”当时正值张载从关中来，他给邵雍诊脉后说：“先生脉息不亏，自当勿药。”又要给邵雍推命吉凶，说：“先生信命乎？载试为先生推之。”邵雍回答：“世俗所谓之命，某所不知，若天命则知之矣。”张载说：“既曰天命，则无可言者。”邵雍《闲行吟》一诗曰：“买卜稽疑是买疑，病深何药可能医。梦中说梦重重妄，床上安床叠叠非。列子御风徒有待，夸夫逐日岂无疲。劳多未有收功处，踏尽人间闲路歧。”可见他是一个不信世俗之命也不搞卜筮稽疑那一套智数的人。程颐前来探病，诙谐地说：“先生至此，他人无以致力，愿先生自主张。”邵雍说：“平生学道固至此矣，然亦无主张。”程颐还是跟他戏谑，邵雍也开玩笑地说：“正叔可谓生姜树头生，必是树头生也。”这时邵雍的声息已很微弱，就举起两手做手势，程颐不明白，问：“从此与先生诀矣，更有可以见告者乎？”邵雍说：“面前路径常领宽，路径窄则无著身处，况能使人行也！”邵雍病重之中犹有“以命听于天，于心何所失”、“唯将以命听于天，此外谁能闲计较”、“死生都一致，利害漫相寻。汤剂功非浅，膏肓疾已深。然而犹灼艾，用慰友朋心”等诗句，足见他对待生死的乐天态度。

　　邵雍去世后，邵伯温请程颢为其父作墓志铭。程颢月下渡步于庭，思索良久对程颐说：“颢已得尧夫墓志矣。尧夫之学可谓安且成。”遂于《墓志》中有“先生之学为有传也，语成德者，昔难其居。若先生之道，就所至而论之，可谓安且成矣”之语。哲宗元佑中，赐谥“康节”。欧阳修之子欧阳棐作《谥议》：“雍少笃学，有大志，久而后知道德之归。且以为学者之患，在于好恶，恶先成于心，而挟其私智以求于道，则弊于所好，而不得其真。故求之至于四方万里之远，天地阴阳屈伸消长之变，无所折衷于圣人。虽深于象数，先见默识未尝以自名也。其学纯一不杂，居之而安，行之能成，平夷浑大不见圭角，其自得深矣。按谥法，温良好乐曰康，能固所守曰节，谥曰康节先生。”崇宁初，从祀孔子文庙，追封新安伯。明嘉靖中，祀称“先儒邵子”。

　　程颢、张岷、欧阳棐皆评价邵雍之学“纯一不杂”，则是言其不杂以“智数”。托克托《宋史》将邵雍列入“道学传”，李贽《藏书》将邵雍列入“德业儒臣传”，则表明邵雍是有宋道学（理学）的大家。邵雍亦自说：“君子之学，以润身为本。其治人应物皆余事也。”又说：“物理之学既有所不通，不可以强通。强通则有我，有我则天地而入于术矣。”又说：“为学养心患在不由直道，去利欲。由直道，任至诚，则无所不通。天地之道直而已，当以直求之。若用智数以迳求之，是屈天地而循人欲也。不矣难乎！”托克托对此也有评论：一些人“因雍之前知”就说邵雍能从一切物体的声音、气色、动作方面推其吉凶之变，于是就摘取人世间那些已经发生的事，说邵雍都有言在先了。其实是“雍盖未必然也”。对于邵雍的“遇事能前知”，程颐的分析是：“其心虚明，自能知之。”

　　邵雍与张载、周敦颐、程颢、程颐并称“北宋五子”。他的著述及其所反映的哲学思想，在中国哲学史、易学哲学史及宋明理学史中占有重要的地位。邵雍弟子张岷述邵雍《行状》曰：“先生治《易》、《诗》、《春秋》之学，穷意言象数之蕴。明皇帝王霸之道，著书十万余言，研极精思三十年。观天地之消长，推日月之盈缩，考阴阳之度数，察刚柔之形体，故经之以元，纪之以会，始之以运，终之以世。又断自唐虞，迄于五代，本诸天道，质以人事，兴废治乱，靡所不载。”又曰：“所著《皇极经世》、《观物篇》、《渔樵问对》、《击壤集》传于世。”

　　关于邵雍的著作，除《皇极经世》、《观物篇》、《击壤集》和《渔樵问对》外，据程颐和朱熹讲，还有《无名公传》。另外，还有邵伯温据邵雍讲学语录整理而成的《观物外篇》。两宋间人王湜《易学》曰：“康节先生遗书，或得于家之草稿，或得于外之传闻。草稿则必欲删而未及，传闻则有讹谬而不实。”又于“皇极经世节要序”中说：“康节先生衍《易》作《经》，曰《皇极经世》。其书浩大，凡十二册，积千三百余板。以元经会二策，以会经运二策，以运经世二策，声音律吕两相唱和四册，准《系辞》而作者二册。”其实，王湜所见十二卷本的《皇极经世书》，已是邵伯温于邵雍去世后将《皇极经世》与《观物篇》合在一起，又加入其祖父邵古的声音律吕之学与张岷听邵雍讲学时所作的笔录（定名为《观物外篇》）厘订而成。一至六卷为元、会、运、世，七至十卷为律吕声音，十一卷为“观物内篇”，十二卷为“观物外篇”。对此，清王植于《皇极经世书解·例言》中已有说明。

　　今见《道藏》太玄部所载《皇极经世》十二卷，为明初刊本。分全书为五十四篇，一至三十四为元会运世，三十五至四十为律吕声音，四十一至五十二为“观物内篇”，五十三至五十四为“观物外篇”。清乾隆年间修《四库全书》时将《皇极经世书》收入子部术数类，为十四卷本。分全书为六十四篇，“观物篇”六十二（一至三十四为元会运世，三十五至五十为律吕声音，五十一至六十二为“观物内篇”文字），加“观物外篇上”及“观物外篇下”二篇。二书所差异者，则在于对律吕声音的分篇不同，一分为六篇，一分为十六篇。南宋祝泌著《观物篇解》时，即有六十四篇，明初修《性理大全》亦为六十四篇。

　　邵伯温《皇极系述》解“皇极经世”书名曰：至大之谓皇，致中之谓极，至正之谓经，至变之谓世。王植则曰：“皇极”字始于《洪范》“建用皇极”。皇极者，君极，极至也，德之至也。《周礼》以为民极，《诗》“莫非尔极”是也。注疏旧说以大中释之，如惟皇作极，以为惟大作中，时人斯其惟皇之极，以为惟大之中，于理可得而通乎？然邵子先天之学，道在三皇帝，故言皇帝王伯，而曰“帝一变至于皇”。其《无名公传》云“羲轩之书未尝去手”，则皇极非但君极之谓，而以三皇之君极为义。“经世”即元、会、运、世三篇。以元经会，以会经运，以运经世，元、会、运皆世之积，故以经世括之。

　　对于《皇极经世》的内容介绍，邵伯温曰：《皇极经世》书凡十二卷。其一之二，则总元会运世之数，《易》所谓天地之数也。三之四以会经运，列世数与岁甲子，下纪帝尧至于五代历年表，以见天下离合治乱之迹，以天时而验人事者也。五之六以运经世，列世数与岁甲子，下纪自帝尧至于五代书传所载兴废治乱得失邪正之迹，以人事而验天时者也。自七至十，则以阴阳刚柔之数穷律吕声音之数，以律吕声音之数穷动植飞走之数，《易》所谓万物之数也。其十一之十二，则论《皇极经世》之所以成书，穷日月星辰、飞走动植之数，以尽天地万物之理，述皇帝王伯之事，以明大中至正之道。阴阳之消长，古今之治乱，较然可见。故书谓之“皇极经世”，篇谓之“观物篇”。

　　历来研究邵雍之学者不乏其人，也有许多解释与发挥《皇极经世》的著作。北宋靖康之耻前邵伯温举家迁往蜀地，蜀中便有牛无邪、杜可大、廖应淮、张行成等研究发挥邵雍之学。牛无邪著《易钤宝局》为元会运世配卦，张行成则著《皇极经世索隐》、《皇极经世观物外篇衍义》和《易通变》，即为元会运世重新配卦又起“经世蓍法”。两宋间免解进士王湜著《易学》，概略介绍《皇极经世》。其后至清，涉及《皇极经世》的主要著作有：蔡元定《皇极经世纂图指要》，祝泌《观物篇解》、《皇极经世起数诀》，邵嗣尧《易图合说》，黄畿《皇极经世书传》，王植《皇极经世书解》。

　　清乾隆年间纂修《四库全书》，将邵伯温整理的《皇极经世书》收入子部术数类，提要中说：历代皆重其书，且其自述大旨亦不专于象数。如云“天下之事，始过于重，犹卒于轻，始过于厚，犹卒于薄”，又云“学以人事为大”，又云“治生于乱，乱生于治，圣人贵未然之防，是谓《易》之大纲”，又云“天下将治，则人必尚义也；天下将乱，则人必尚利也。尚义，则谦让之风行焉；尚利，则攘夺之风行焉”。类皆立义正大，垂训深切。是《经世》一书，虽明天道而实责成于人事。洵粹然儒者之言，固非谶纬术数家所可同年而语也。

      邵雍出生林州考（文/王少卿）：近年来，在全国各地大力挖掘文化遗产，利用历史名人效应带动当地旅游业发展的大形势下，使得许多历史名人的属地之争愈演愈烈。如帝尧故里、老子故里、诸葛亮故里等。邵雍的故里也不例外。目前的争论主要在河北省涿州，与河南林州之间。

      在对待邵雍故里的问题上，涿州人显得异常投入：他们不仅加大媒体的宣传力度，而且注重相关设施的构建。2006年前夕，他们在东仙坡镇投资雕刻了邵雍像，市主要领导也参加了落成仪式，并请声称是邵雍29代传人的邵伟华题写了“邵子故里”。相比之下，我们林州人显得冷静和迟钝。

      有学者认为，文化遗产的争夺是利益驱动下的博弈。我不愿意、也无能力卷入这场争夺战中，但又为林州人在对待邵雍出生地上所表现出的迟钝、甚至麻木感到不安。有很多学者认为，把涿州当作邵雍的出生地是缺乏考据的。近来，周易学家郭彧先生经过论证认为，邵雍的出生地应该是河南省林州市城郊乡邵康庄村。我赞同他的论证结果，但我认为先生在对考据资料的理解上不够深刻，论证不够详细，有必要进一步研究和探讨。

      邵雍（公元1011年一1077年），北宋人，字尧夫，谥康节。为我国11世纪伟大的哲学家、理学家、思想家、史学家和诗人，与周敦颐、张载、程颢、程颐并称北宋五子。邵雍有近百万言的著作，哲学方面的代表作有《皇极经世》等，文学方面的代表作有《伊川击壤集》等。其学术成就是一笔不可多得的宝贵文化资源。

      在林州，邵雍（康节）是妇孺皆知的。民间流传着与邵雍相关的很多故事，诸如“雨打街前石”等，但这些只能说明它有邵雍出生地的民间环境，包括邵康庄的龟山、凤林、洗砚池等遗迹，都不能算作直接佐证。我们只有通过文献资料来进行考证。记录邵雍出生地的相关重要古代文献，有以下几种：陈绎《邵古墓铭》；程颢《邵雍先生墓志铭》；吕祖谦编定的《皇朝文鉴》中有《无名君传》一篇，文章署名邵雍；《宋史·邵雍传》；《涿州志·无名公传》。

      在我们把以上材料当作考证邵雍出生地的依据之前，我们必须先辨明几种材料的真伪与可靠性，也就是说，哪一种材料更接近真实。《邵古墓铭》是陈绎在邵雍的父亲邵古去世后不久所作，邵雍尚在世，时年57岁，墓铭的内容必定在得到邵雍的认可后，才能勒石行世，其真实性应当很高。程颢的《邵雍先生墓志铭》是邵雍去世不久，其子邵伯温泣求程颢作的（子泣以告曰“昔先人有言，志于墓者必属泊淳”），邵雍迁居洛阳后，与程颢、程颐过从甚密，交往长久，可以说，程颢的墓铭内容的真实性也是不容置疑的。而吕祖谦所编定的《皇朝文鉴》中收录的《无名君传》，有学者认为是伪作，有人托名的可能性大。至于《宋史·邵雍传》，出现较晚，可靠性不大。《涿州志·无名公传》则可能是录自吕祖谦《皇朝文鉴·无名君传》。因此，考证邵雍的出生地应当以前两种材料为主，而其它材料仅能作为参考。

      陈绎《邵古墓铭》曰“君讳古，子天叟，其姓姬，出自召公，别封燕，世为燕人不绝。祖讳令进，善骑射，历事太祖皇帝，以军校尉，老归范阳，戎难避居上谷，又徒中山，转衡漳而家焉。父讳德新，读书为儒者，早卒。君生衡漳……”邵古即邵雍之父。依陈绎《邵古墓铭》可知，邵雍之曾祖已迁居衡漳，则说明《宋史·邵雍传》“父古徒衡漳”是不可靠的。既然其曾祖已迁洛阳，就不存在郭先生所推论的据“其先范阳人，父古徒衡漳”分析，邵雍的出生地有两种可能：一是生于范阳，一是生于衡漳。应当说这是依错而错的。而一些人据“其先范阳人”而认为邵雍“先是范阳人，后迁共城”的说法则是荒谬的，此“先”字为祖先之意，并非先后之“先”。陈绎《邵古墓铭》曰“君生衡漳”，分明是说邵雍之父生于衡漳。又，程颢《邵雍先生墓志铭》曰“祖新德，父古皆隐德不仕”。从邵雍之祖父与父亲皆隐居不仕，可推测而知邵氏家族从邵雍的曾祖父迁居衡漳后，到邵雍父亲迁居共城之前，一直定居于衡漳。程颢《邵雍先生墓志铭》又明言：“先生之幼，从父迁共城”，则可知邵雍幼年时才随父举家迁于共城。那么，邵雍的出生地必然在迁于共城之前的定居地衡漳。因此，我们可以确定地说邵雍的出生地是衡漳。

      现在一般在介绍邵雍生平的文章中皆云“出生在今河北省大邵村”，其证据是吕祖谦编定的《皇朝文鉴》中有《无名君传》一篇，许多人就根据“生于冀方，长于冀方”这句话认为邵雍生于河北，即涿州市大邵村。有学者怀疑《无名君传》是后人伪托之作，不可相信。这个问题有必要进一步探讨。认为《无名君传》是伪作，必须有充分的证据（郭先生只是怀疑此文是否出于邵雍之手，而没有准确地去理解这句话的含义）。在没有足够证据之前，我们不妨先把它当作邵雍的真作来对待。此文中说“无名君生于冀方，长于冀方，老于豫方”，就一定可以证明邵雍“出生在今河北涿州市大邵村”吗？首先，“冀”一定就是河北涿州市大邵村吗？此文中的“冀”是“冀州”的简称，“冀州”是一个上古的地域称谓，并不是一个确切的地名。古人为了追求文雅的效果，常在诗文中引用上古的地理等名称。上古时代的冀州指的是山陕间的黄河以东、晋豫间的黄河以北，包括了现在的山西南部（尧都平阳、舜都蒲板、禹都安邑），河南东北部、河北西南角和山东最西的一部分。衡漳和共城，即今日的林州和辉县，在古时也正在冀州的范围内。此文说“无名君生于冀方，长于冀方，老于豫方”说明邵雍生于衡漳，长于共城，而老于洛阳，衡漳与共城同属冀州，而洛阳则属豫州，正与文义相合，实在无法证明邵雍“出生在今河北涿州市大邵村”。其次，《无名君传》是一篇传记，作者是邵雍，但它却没有直接把题目标为《邵雍传》，显然邵雍也并没有将它当作正规的传记，“无名君”实际上等同于现在的“无名氏”，这一篇文章也只是邵雍托文言志的游戏之作。这也正像陶渊明的《五柳先生传》一样，我们当然也不能将五柳先生等同于陶渊明。因此，此文提供的一些材料也并不能当作真实材料，与邵雍和其父的墓铭比较是极不可靠的。

      邵雍的出生地是林州已经很明确了。可是，邵雍究竟是在什么年龄段迁往辉县的？是什么时候迁居洛阳的？对这些问题的探讨，还有待时日。不过，邵雍终老辉县的说法，显然是错误的。我正好收藏有邵雍的整函线装本《伊川击壤集》，此集存诗3000余首，从他的诗中不难看出，他在洛阳的时间要比在其他地方的时间都长。诗中也有在天津居住的明显信息。邵雍由祖籍林州迁往辉县、洛阳、天津的结论我是赞同的。

      因此，我们可以确定地说邵雍的出生地是衡漳（尽管许多专家、学者在邵雍的出生地上存在争议，但在与邵雍相关的“衡漳”即河南林州市城郊乡邵康庄村的认识上是一致的。见《安阳史话》、周易学家郭彧《邵雍出生地考》、武汉大学哲学系教授唐明邦《邵雍评传》、伊川邵雍研究会会长刘金来《邵雍与邵氏后裔》等。结合当地的民间传说和邵康庄遗迹，我也认为《邵古墓铭》中的“衡漳”即林州市邵康庄村），而衡漳正好是位于晋、冀、豫三省交界的北临漳河的林州市城郊乡邵康庄村。

　　俗话说得好，“境由心造，乐由心生”。大凡很容易满足的人，都是很快乐的人。只要你愿意快乐，那么无论住什么样的房子，吃什么样的饭食，你都能像邵雍一样找到快乐的理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