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国庆洛阳行——天子驾六博物馆
洛阳周王城天子驾六博物馆位于洛阳市中心的东周王城广场，东周王城遗址区的东北部，是一座以原址保护展示的东周时期大型车马坑为主体，辅展以东周王城概况、王陵考古的新发现及部分东周时期珍贵文物的“王城、王陵、王器”专题博物馆。博物馆是依托21世纪重大考古发现，“天子驾六”大型车马陪葬坑，原地原址修建的遗址型博物馆。车马坑规模大，车子类型多，摆放整齐，气势宏伟，是当今世界独一无二的“驾六”遗存。
整个博物馆占地1700多平方米，分为两个展区，步入博物馆大门，首先映入眼帘的是第一展区。分四个板块，一是洛阳地区5大都城与当代洛阳相互位置关系的图版；二是东周王城概况；三是王陵的探索与发现；四是珍贵的东周文物。
第一展厅：王城春秋——东周洛阳文明展，分为王城寻踪、王陵探秘、礼乐文明三个部分。
王城寻踪：在中国历史上众多的朝代中，周朝是最漫长的一个朝代，绵延长达将近800年。公元前1046年，武王伐纣灭商，建立周朝，定都镐京，在今陕西西安的西南部，历史上称为西周。西周只经历了200多年短暂的繁荣便走向衰落。公元前771年，北方的少数民族部落犬戎攻入镐京，幽王被杀，西周结束。周幽王死后，太子宜臼即位，他就是周平王。由于当时镐京残破，犬戎不断的侵扰，频发的干旱，地震，地裂等自然灾害，迫使周平王于公元前770年，在秦、晋、郑等强势诸侯的护卫下，东迁国都于洛邑，开始了中国历史上长达515年的东周时期。
史学界把东周分为春秋，战国两大时期。从平王元年也就是公元前770年至周敬王四十四年，也就是公元前476年为春秋时期。从周元王元年也就是公元前475年至秦始皇二十六年，也就是公元前221年为战国时代。
“王城”是周平王东迁之后逐步修建起来的一座新的都城。它是周平王至周悼王及周赧王共14王的都城所在，沿用时间达300余年（周敬王至慎靓王共11王皆居成周城）。
列国争霸，群雄逐鹿，是中国历史步入春秋战国时期最突出的特征。虽然说“礼崩乐坏”的形势下，列国中很多的都城规模超过王城，但王城作为“天子”之都，仍然是全国的政治、经济、文化、交通的中心，在列国都城中享有最高的规格。
关于东周王城的规模、布局、演变历史文献多有记载，但因历史久远，昔日壮观的景象如今却荡然无存，不见踪影。20世纪50年代，文物工作者根据文献记载在今王城公园一带、涧河两岸进行了全面勘察和发掘，并在涧河东岸的小屯村发现了汉河南县城遗址，进而根据汉河南县城与东周王城的沿袭关系，以河南县城为基点，找到了沉睡地下2000多年的东周王城遗址，摸清了东周王城的具体位置、范围和布局。
勘察表明，东周王城城墙始建于春秋，战国至秦汉时曾多次修补。到西汉后期，整座城池开始荒废。
《管子
乘马篇》说：“凡立国都，非于大山之上，必于广川之中，高毋近旱而水用足，下毋近水而沟防省。”为了防旱防涝，国都的选址必须关注地理环境。东周王城的地理位置，北依邙山，南傍洛水，选址符合地理环境的要求，足见设计制造者之用心。
通过考古调查和发掘得知，东周王城城市面积约为九平方公里。城市平面略呈方形。王城的西北角在今天东干沟村北，东北角在今天的洛阳火车站东约一公里，西南角在今兴隆寨村西北，东南城角被洛河冲毁。今五女冢村附近地势较高，城墙遗迹保存较好，直到今天，地面上仍能看到残存的东周王城城墙。
《周礼·考工记》记载：匠人营建城邑，修筑边长九里的方形城制，每边三个门，共十二门。每座城门均有三个通道，城内设经、纬大道各九条。王宫建在中央大道上，左边是祖庙，右边是神坛社稷，前面建有殿庭，后面建有商贸市场，这是我国古代典型的“前朝后市，左祖右社”的建筑布局，是中国古代城市设计者们设想的营建都邑最理想的蓝图。这种《周礼》中记载的理想化的建筑布局与考古勘察发掘的周代都邑遗址并不一致，但它仍对后世都城的设计和营造具有深远影响
。
城市内分为四大功能区。城址西南部为宫殿区，其东为粮窖区，西北部为手工业作坊区，东部为陵墓区。
宫殿区位于王城遗址的西南部，今瞿家屯一带，北至行署路，东至涧东路这一区域内。1959年在瞿家屯一带发现了一处东周时期大型夯土建筑基址，基址附近出土有大量东周时代的板瓦、筒瓦、和各种形式的饕餮纹、云雷纹瓦当，这些建筑材料和建筑构件结构坚实，制作精美，既有实用性，又有艺术性，为后世建筑材料的生产发展提供了借鉴。这里应该是东周王城内一处重要的宫殿建筑区。
考古发掘表明东周各国的城市建设都已具备了用水、排水等公共生活设施。2004年在洛阳盛世唐庄的东周时期大型夯土建筑基址群中，发现了筑城时修建的排水和取水设施。
仓窖区位于宫殿区东南，自70年代以来，在这里勘探到粮仓80余座，考古发掘其中20余座，这些仓窖排列有序，东西成排，南北成行。《考工记》中记载：“囷窌仓城”。囷，是指圆仓，窌，指的是地窖。发掘的仓窖均为口大底小的圆形，口径及深度都在十米左右，这与“囷窌仓城”的记载是相一致的。这批仓窖兴建于战国中期，沿用至西汉初年，是我国保存下来最早的大型地下粮仓，对研究战国时期储粮管理制度和农业经济的发展状况有重要的价值。
在任何一种文明中，城市生活的发展都必须依靠工商业。周都洛邑是一个典型的工商业城市。东周时期，以商业和手工业为代表的都市经济得到了飞速发展。王城遗址内的西北部，在这里发现大规模的烧制建筑材料、日用陶器、坩埚和随葬明器的窑场，附近还发现了制骨作坊、制玉制石作坊、铸铜作坊等。这些表明王城遗址的西北部，是周王城的手工业作坊区。
在王城遗址的考古发掘中出土了数量众多的珍贵文物。
青铜器铸造：青铜器铸造技术代表那时候的最高工业成就。在王城遗址的发掘中，出土了众多工艺精湛，美轮美奂的青铜器。夏、商、周是中国的青铜时代，各个时期的青铜器风格上却是各有千秋。商代青铜器重在纹饰，周代青铜器贵在铭文，春秋战国的青铜器巧在工艺。青铜器的铸造代表了当时手工业的最高水平。浑铸、焊接、熔铸，透雕、镶嵌、鎏金工艺的结合使用，使这时期的青铜器制造达到了新的艺术境界。在铁器时代即将到来的时刻，青铜时代走向了最后的高峰。战国时期礼器减少，实用器增多，纹样趋于写实。青铜器从礼乐器、兵器的铸造扩大到了车马器、铜镜、钱币、带钩等生活用品和装饰品的制作。
青铜嵌错工艺是指在铸好的铜器上镶嵌其它物质材料做成的丝或片，再用错石把铜器表面磨错平整，构成纹饰或文字，使器物更富有魅力，绚丽多彩。
1979年西工区小屯村出土的错金银铜鼎就是一件精美绝伦的工艺品。这件鼎由盖和身合成扁圆球形，以三个兽蹄为鼎足。顶盖的中间有一个铺首衔环钮，钮旁有对称的一对鎏金蟾蜍作为装饰，在鼎口沿一侧有一极为少见的短管流，两侧为附耳。整个器物不仅纹样图案对称工整，而且金银镶嵌的和谐华丽，显得富丽堂皇，雍容华贵，历来为贵族所享用，也成为身份等级的象征。
蟠龙纹铜方壶和方格纹铜罍是盛放酒的器皿，是古人在祭司和举办大型欢宴时使用的。
蟠龙纹铜方壶长颈、垂腹，长方形口，上带壶盖铸造成盛开的莲瓣形，花瓣上布满镂空的小孔，颈腹部有蟠龙纹，腹两侧有对称的兽头。器形高大，纹饰精美，结构严谨精巧，制造工艺繁缛。
带钩是古代用于扣系腰带的钩。其形体以钩钮连体为特征。相当于我们今天使用的皮带扣。当时的人们穿的都是宽袍大服，衣服需要束系，战国经秦汉时代，带钩使用极为普遍，带钩的钩面一般都有精美的纹饰，这件带钩就使用了错金银工艺。庄子说：“满堂之座，视钩各异。”钩挂在革带上的样式各式各样，应当也是主人身份的象征。
唐太宗说过：“以铜为鉴，可以正衣冠”。铜鉴，就是青铜镜子。这是一件东周时期的透雕夹层铜镜，我们看到的是铜镜的背面。中国最早的青铜镜出土于甘肃省和青海省的齐家文化遗址中，距今有四千年前的历史。从齐家文化经过商代到西周，中国铜镜始终处在原始状态，形体小，制作粗陋。到了东周时期，青铜镜像雨后春笋一样涌现出来。铜镜的性质和花纹已经规格化，形制多为圆形，少数为方形，镜背的花纹精致。这件铜镜的透雕纹饰就十分的精美，是一件不可多得的东周时期铜镜。
早在西周时期，洛邑已经设有“泉府”作为中央金融管理机。到东周时，管理体系和制度已经完备，金属铸币已经普遍流通。春秋之际，随着手工业和农业的发展，商业有了较大的进步。贸易往来频繁，货币经济得到很大发展。空首布，是最先得到广泛流通的金属货币。它是一种仿制青铜铲而制成的铲型货币，在东周时期空首布一直流通于洛阳，目前洛阳已发现5000余枚。布币的出现是商品经济发达的标志，洛阳大量出土的货币，说明洛阳商业的发达，和全国经济中心的地位。
东周时期下层贵族和上层庶民，多在墓中用仿青铜礼器的陶“礼器”随葬。在各地发掘的大量战国小型墓里，随葬品甚少，却都有着一组仿铜的陶器，如陶鼎、陶豆、陶壶。东周时期的陶器陶质细腻，造型庄重，华丽而着眼于实用。这是三件彩绘陶器。
把天然的矿物质颜料渲染在已经烧制好的陶器表面上，不再经过二次烧制称之为彩绘陶器。东周时期的彩绘陶器，往往是在一件器皿上使用多种色彩，用色大胆，构图对称平衡，装饰性很强。
这件彩绘陶壶颈部和腹部布满了几何云纹，肩部有两个铺首衔环的兽头，前后有两对长着华丽羽毛的凤鸟。它在当时是用来盛水盛酒的。而这一件彩绘陶豆主体纹饰是两条变形的夔龙纹，龙身为黑底着绿色圆点纹，有几组红色彩带缠绕龙身。特别是龙头为绿色，尖角、呲牙、吐舌。同一件器皿上，红绿搭配，着色大胆，色彩鲜艳。
这组彩绘陶器距今已经两千多年了，两千多年的掩埋磨砺使它的色彩、线条已经显得暗淡、斑驳，作为东周时期的彩绘陶器，作为那个遥远年代的艺术品，它们都显得弥足珍贵。
王陵探秘：这些珍贵的文物大多出土于东周时期的墓葬。五十多年来，洛阳发掘清理了数以千计的东周墓葬。考古学者门对东周时期的墓葬形制，丧葬制度等等都有了较为详实的了解。东周的25位天子，死后也都葬在了洛阳，但是由于年代久远，史籍记载的不确切，关于东周陵区的定位，王陵的确定，丧葬习俗、陵寝制度、等等问题一直难以明确。
随着上世纪20年代金村大墓、50年代西小屯“甲”字形大墓、本世纪初27中学“亚”字形大墓、王城广场大型车马陪葬坑等一系列的重大考古发现，加之专家们通过对文献资料的研究，关于东周王陵的疑团已经基本明确。专家们把东周王陵按地域分为王城、成周、周山、三大陵区。
王城陵区是东周王陵最重要的陵区，位于东周王城的中部及东南部。王城陵区内大量的考古工作，获得了丰富的考古资料。
据目前的考古资料表明，我国最迟在旧石器时代晚期开始有了墓葬，目前发现的商周墓葬有着严格的等级差别，墓葬的规模，随葬品的数量与组合，都反映出墓主人的生前的社会地位、身份和财富。商周时期，中小型墓葬没有墓道，这时期墓葬的形制为“竖穴土坑式”。目前，发现的带墓道的大型墓葬从形制上可分为三类：南边一条墓道的墓葬为“甲”字形墓，南北两条墓道的墓葬为“中”字形墓，东西南北各有一条墓道的为“亚”字形墓。
2001年，洛阳市27中学校院内，发现清理了一座大墓。墓葬东西南北各有一条墓道，朝南的这条为主墓道，长约30米，墓室为夯土结构。这种墓葬的平面形状和汉字中繁写的“亞”字相似，考古学上称其为“亞”字形大墓，“亞”字形墓葬在形制上，是竖穴土坑墓时代规格最高的墓葬，这是目前洛阳只发现的唯一一座“亞”字形墓。这座墓葬在发掘时，曾被多次盗扰，在残余的随葬品中，出土一件青铜鼎和一件青铜鬲，青铜鼎上发现铭文，“王作宝尊彝”。铭文中清晰的“王作”字样，说明这是天子的使用器。这座墓葬特殊的形制，有铭文的器物，一起证明了这座偶然发现的墓葬是东周时期某位天子的陵墓。学者们从出土器物分析，这座墓的年代为春秋初年，迁都洛阳的周平王在位时间长达51年，所以有学者大胆推测，这座墓葬的主人很有可能就是东周时期第一位天子——周平王。
2002年，洛阳市规划修建周王城广场，考古工作者在近1.7万平方米的区域内进行文物普探。共发现东周墓葬397座、陪葬坑18座。除了两座墓为带墓道的大墓外，其余的都是长方形竖穴土坑墓。专家们按照墓室大小，将发现的墓葬分为大，中，小三类。墓室长度超过4米的墓为大型墓葬，共清理7座；墓室长度在3—4米的为中型墓，共清理79座；墓室长度小于3
米的为小型墓，共清理108座。
模型展示的是中区190号墓。这是一座大型的长方形竖穴土坑积石墓，墓室经过很多次的盗扰，在墓室的北部，西部，中部，南部都发现有盗洞。
这座墓室口部略大，墓口长6米宽5米，墓底长5.5、宽4.76，墓室深11.7米。墓室墓壁稍斜，在距现在地表深12.3米处，出现椁顶板痕迹，铺满整个墓室，椁顶板的中部凹陷。从朽痕看，椁顶板至少有18块，每块宽度约为0.35米。木椁是古代墓葬的构造形式之一。在商代墓葬中已有发现，战国和西汉时期非常流行。商周时代的墓葬，由地面垂直向下开掘一块长方形土圹作为墓室，墓室内放置葬具。葬具使用上则是棺椁并用。用木材构建成长方形或方形的椁室，将棺放置其中。据记载﹐周代的棺椁制度有严格的等级﹐即所谓“天子棺椁七重﹐诸侯五重﹐大夫三重﹐士再重”。考古发掘工作表明，有些大、中型墓﹐在椁室内置双重棺，可见记载大体上是可信的。春秋战国时期棺椁仍然存在严格的等级制度。诸侯、贵族的大墓用多重棺椁。
椁内常常放置随葬品。这座墓葬的椁顶部出土有石珠，玉片饰，铜铃等，由此推测，椁室内应该放有随葬品。在椁顶东侧南北向并列放置了3辆车，车辕向南，没有发现马匹的遗迹。由于多次盗扰，3辆车遭到不同程度破坏。为保护这一重要遗迹，整个墓室没有在向下发掘，而是对这座墓室进行了回填保护。
椁室外四周堆放鹅卵石。宽0.5—0.6米，椁室顶部先铺一层黄土，直到车轮上部，然后铺一层鹅卵石，鹅卵石因为椁室顶部塌陷儿四周高中部略低。在墓室中填入鹅卵石的目的，是为了防止盗掘。
这些带墓道的大墓里埋葬着数量众多的随葬品，即便这样，有的墓主人依然认为这不能够表现自己生前的财富，不能够满足自己在另一个世界里的需求，因此，在大墓的旁边往往会发现一些付建的陪葬坑。陪葬坑中有些是放置马或马车的，有些是放置生活器物的，这两种陪葬坑在洛阳发现的都很多。
洛阳发现最大的东周时期的器物陪葬坑，是1982年在解放路与汉屯路发现的这座。整座陪葬坑长5.8米，宽1.1米，深10.5米，这种深度在陪葬坑中是极为少见的。当发现时共出土器物196件，主要以青铜器为主，还有少量的玉、石、骨角器等。这些器物放置的很有规律，大致分为三类：右边这些青铜壶、青铜盘、青铜罐是当时的一些贵族使用的铜质生活用具；中间放置的铜编钟、石编磬是两种古老的打击乐器，编钟敲击的声音低沉浑厚，编磬发出的声音清脆悦耳，后人所说的金石之声、金石之乐就是由此而来。陪葬坑的左侧放置的是当时的礼器，其中的青铜鼎是用来烹煮肉食的饮食器，青铜簋，是用来盛放主食的饮食器，鼎和簋往往配套使用，即所谓的礼器组合。用奇数的鼎配偶数的簋，九鼎配八簋是于天子独享的专用配置。
王城陵区的考古调查有形有物彰显王陵气派，金村陵区，则是另一番景象。
金村陵区，位于洛阳市孟津县平乐乡进村一带。金村陵区的发现源于1928年的一场特大暴雨，1928年的夏天，一场暴雨过后，金村附近一处地面塌陷，漏出一个巨大的洞穴，好奇的村民前去探查，在洞穴深处发现了埋藏地下的宝物。于是，金村有宝物的消息像风一样传遍全国。
1928年的中国，是一个积贫积弱的年代，是饱受西方列强瓜分强食的年代，当时，远在开封的加拿大传教士怀履光闻讯赶来，组织村们开始长达六年的疯狂盗掘，八座带墓道的大墓被先后掘开，数千件精美文物相继挖出，陆续走私出境，目前，洛阳只保留了一件金村大鼎。
金村陵区出土的青铜器，凝聚着古人们先进的制作技艺和丰富的想象力，它们是东周时期青铜器的典范之作，代表了当时青铜制造的最高成就。镶嵌工艺、错金银工艺的成熟运用使得这一时期青铜器色彩亮丽、造型生动、美轮美奂，遗憾的是这些精美的国之瑰宝，却已收藏在国外的博物馆，如今，我们却只能通过这些资料照片来一睹它们华丽的面容。
周山陵区，位于现洛阳市高新开发区。周山，原名秦山、秦岭，传说山下葬有周天子，百姓们叫它周山，山上有三座大冢紧密相连，俗称三山。有人说，这里是东周时期敬王、悼王、定王的陵墓，目前还没有科学的考古发掘。如今，这里已开辟为“周山森林公园”。
礼乐文明
列鼎制度：西周初年，为了巩固统治，周公“因于殷礼”制作了周礼。所谓“礼”是规定天子、诸侯、大夫、士必须遵循的等级制度，所谓“乐”，是规定典礼仪式所使用的乐舞。“礼乐不可一日废”就是说，礼制是维系奴隶等级观念和巩固奴隶主阶级统治地位的规范。在礼制的范畴下最能体现奴隶主阶级等级和权力象征的就是青铜鼎。青铜鼎，在我国的商周时期不仅是用于祭祀宴飨时盛放烹煮肉食的器皿，也是国之重器，是王权的标志、政治的标志。鼎是作为国家重器象征奴隶制王权，“得鼎者得天下，失鼎者失天下”。《孟子·梁惠王下》记载道：“毁其宗庙，迁其重器”，意思就是说：置立于王室或宗庙内的青铜鼎的转移，就代表了一个国家或一个诸侯国的灭亡。所以，在古代人们就把建立政权称为“定鼎”，夺取政权称为“问鼎”。
关于青铜鼎，最值得一提的就是列鼎制度。列鼎制度出现于西周初期，成熟于西周中期。是指在使用鼎的时候，将一组形状相同，纹饰一致的铜鼎，按尺寸大小依次排列。在那个礼乐制度森严的时代，因为用鼎数量的不同，显示了主人的身份的贵贱。列鼎制度的核心，是鼎与簋组合。鼎是用来烹煮肉食，簋则盛置黍稷等谷物，两者相配使用。二者的组合也成为祭祀、宴飨的象征。与鼎相配的簋也是形制相同，大小相次排列。在使用时，鼎呈奇数使用，簋呈偶数使用。鼎和簋的礼器组合，成了区分大小贵族等级的标志。
列鼎制度是贵族礼制的一部分，与贵族等级身份密切相关。《仪礼》等文献对东周时期列鼎的使用和鼎簋相配制度有许多记载。如规定：天子用九鼎，我们熟悉的“一言九鼎”由此而来。诸侯、卿大夫用7鼎，下大夫用五鼎，士在特殊的场合使用三个鼎，一般情况下使用一个鼎，九鼎配八簋，就是天子级的最高配置。
这五件铜列鼎是出土于同一座墓葬中的。根据数量，可以判断出墓主人是下大夫一级的贵族。它们的大小并无规律，而且从形制上还分为了兽足鼎和柱足鼎。这是两种鼎混放在一起，于“列鼎”的要求不相符合。这大概是因为东周时期，群雄争霸，战乱频繁，居住在王城的王室贵族财力衰退，没有能力组织五件一致的器物；一方面也说明在礼崩乐坏的大背景下，礼器的使用已不再那么严格化，出现了凑数的情况。
乐舞制度：西周初年，周公在洛阳“制礼作乐”，
“制礼作乐”被看作中国走向成熟文明的主要标志。把前代遗留的乐舞进行了整理，建立了雅乐体系。周敬王二年（公元前518年）孔子千里迢迢“入周问礼”，问礼于老子，问乐于苌弘。春秋战国时期儒家对音乐的教育功能非常重视，孔子认为，做一个完美的人，没有必要的音乐教育是不行的。礼给他打下基础，乐促使他成熟。
钟和磬构成金石之乐。以它们为代表、严格等级化的乐悬制度是礼乐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和具体体现，与列鼎制度共同形成了礼乐制度的核心。
中国的乐器经历了吹奏乐器、打击乐器，到拨弦乐器的演变过程。钟和磬是主要的打击乐器，以钟和磬为主导地位的“金石之声”代表了宗周的雅乐系统。
这是一组编磬。磬是用发音清亮的石料制成的。它清脆悠扬的音色，在远古人看来，是可以通神到达天界的，所以，古人用“天籁之声”来形容磬的声音。编磬是指若干个磬由大到小依次排列成编，编成一组，挂在木架上演奏.
编钟是我国古代的一种打击乐器，用青铜铸成，它由大小不同的扁圆钟按照音调高低的次序排列起来，悬挂在一个巨大的钟架上，用丁字形的木锤和长形的棒分别敲打铜钟，能发出不同的乐音，因为每个钟的音调不同，按照音谱敲打，可以演奏出美妙的乐曲。
上古时代，“乐”具有极其崇高的地位，正是由于主人身份的不同，编钟，编磬的悬挂方式，使用数量，演奏的曲目也不相同。乐器的拥有，经常被视为身份和地位的象征。“钟鸣鼎食”就是用来借指高级贵族的奢华生活。
佩玉制度：古人将一切温润而又有光泽的青、绿之美石都称之“玉”。古人云：“君子无故，玉不去身。”中国古代人对玉情有独钟。佩玉不仅是配戴者身份地位的象征，更是礼制的要求。形成于西周，盛行于春秋战国之际的组玉佩的规格与佩戴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和严格的等级制度。
玉器的使用大致可以被分为：“礼玉”
、“配玉”和“葬玉”。古人认为，莹润而光泽的玉石，可以沟通天地人神，礼玉就是祭祀时使用的礼器。礼玉的代表是“六瑞”又名“六器”，即璧、琮、圭、璋、琥、璜，分别用来祭祀天地四方。这里展出的玉璜和玉璧就是“礼玉”，玉璜祭祀北方，玉璧用来祭天。
进入东周时期，随着日益激烈的社会变革，玉器的使用发生了重大的变化，变化的标志一是玉器的使用越来越摆脱宗法礼制的束缚，减少了神秘性而加强了实用性。二是人们对玉器的认识越来越重视其艺术价值和美学价值，佩玉成为玉器使用的主流。
“佩玉”又被称为“德玉”，这些玉龙是人们佩戴时使用的，东周时期，有身份的男子都已佩玉为时尚。“君子无故，玉不去身。”通透晶莹的玉石是君子高尚情操的象征。
车马殉葬制度：车马坑和马坑是商周时期殉葬制度的主要内容之一。天子、诸侯、贵族等具有相当政治地位和拥有相当财富的葬主，下葬时礼仪规定的范围内随葬一定数量的车马。送葬的车马由专门负责车、马的官史负责置办，送葬完毕后，这些车马要就地随葬。墓主人身份地位越高，陪葬的车马数量就越多，年代越早，车马陪葬就越为规范。中国古代对乘舆制度非常重视，周代规定的乘舆制度是周礼的重要组成内容，被统治阶级作为代表等级和身份的重要标志。商周时期特有的一种以实用的真车真马殉葬的的车马殉葬制度是贵族阶级丧葬礼仪的重要内容之一。在参观车马陪葬坑之前，我们先来了解一下这些从车马陪葬坑中出土的金属车马器。
古时车子的主体部分都是用木头制成的，为了使关键部位牢固，使用了许多金属构件，这些构件就是车马器。
銮铃，是安装在古代乘车上的响铃，立在驾辕马匹轭顶与衡上。銮似拨浪鼓，与上下两部分构成。上部分是铃体，呈圆形，如两轮对合，边缘较宽，轮面上有辐射状镂孔，球体中空，内置弹丸，震动时，发出声响。下部分为一长方形銎座，两侧有钉孔，固定在轭顶和衡上。在车辆行进时，銮铃可以发出阵阵铃声。据考古资料显示，西周时开始见到銮。初期的銮，制作简单，辐射状镂孔并不规整，春秋战国渐趋华丽，镂空图案美化，那时，街衢行车，銮和常响，颇引人注目。
青铜节约，马车上的节制约束器，可以起到固定和连接的作用。
贴金铜軎辖。古代的车辆安装在车厢下的车轴是固定的，不随车辆进退而转动，车轴的两端装上轮子后，轮子转动，轮外还露出轴头，为了保护轴头，古人就套上了一个直筒状的铜帽，叫做軎。軎上有軎孔，可以插入车辖，古代车辆上的辖是古代车马器中用以固定辖的一种铜质的键，与今天我们所说插销的作用是一样的。辖一般做成长条形，插入辖以后，贯穿至底，便牢牢地将軎紧套在轴头上，车辆行进时，稳当阻止车轮向外脱出，插入车軎的辖，随时可以拔取。去其辖，车不行。去掉了辖，车就不能行进了，辖惟一功能在于统管车辆的行驶。说明小小的辖在车子上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我们今天所说的管辖、统辖就是由此而来。
这两件铜马头大、颈长、躯短低矮，四足伫立，体内实心，表面没有任何纹饰，真实感强。圆雕青铜马在东周时期极为罕见，这件马身无辔头，体态雄健，前胸后臂肌肉发达，马英俊的气质极为生动传神。犹似《诗经•小雅•白驹》所描写的“皎皎白驹，于焉逍遥”那种无拘无束雏驹形象的再现。
战国晚期，随着整个社会礼乐制度的崩溃，车马殉葬制度开始走向衰落，由真车真马向车马明器过渡。两件小铜马，就是当时陪葬使用的明器。
第二展区：东周时期大型车马坑展区。 这里展示的是 2002-2003 年，考古工作者发掘清理的 17
座车马坑(马坑)中的 2 座。 其中北边一座，规模系国内少见，其车马呈纵向两列的排放，宛如出行阵列的场面，更显精彩。
最令世人瞩目的是唯一一 辆“驾六”的发现，以直观清 晰的形式印证了古文献中“天 子驾六”的记述，这也是世界
上唯一一处原址展示的“天子驾六” 。
洛阳作为举世闻名的历史文化名城，地下文物古迹层层叠压，非常密集。为了确保基本建设中文物古迹的安全，洛阳市政府出台了地方法规，要求在建设施工之前，必须进行考古钻探和发掘。
两千零二年，为修建河洛文化广场及人防工程建设，文物部门对脚下这片近三万平方米的区域内，进行了大规模的考古钻探和发掘。共钻探到古墓六百余座，马坑、车马坑四十座。发掘其中的墓葬二百一十多座，马坑、车马坑十七座，其中“天子驾六”车马坑的发现更是引起极大的轰动，在学术界和社会各界引起极大关注。
为了科学保护和合理的利用，为了让更多的人看到这一珍贵的文化遗存，市政府修改了设计方案，建造了这座博物馆。我馆的主题陈列就是“天子驾六”车马陪葬坑。
在这一展区内，我们参观到的是原址陈列的殉马坑和“天子驾六”车马陪葬坑。
殉马坑和车马陪葬坑以及器物陪葬坑，这些都是商周时期大墓的组成部分，用以放置主人的生活用具。目前考古见到的最早的车马陪葬坑是安阳殷墟商代晚期的车马陪葬坑。
我们面前的是东周时期的车马陪葬坑。
西区六号是一座殉马坑，发现时距地表一点六米。坑内殉葬有两匹马，头朝南尾向北，整齐的摆放着。动物专家门通过动物骨骼分析，体形较大的是公马，体形较小的是母马。这做殉马坑与大型车马坑相比，规模小的多，也没有发现车，但主人的身份也应该是个贵族。
目前发现的车马坑埋葬形式多种多样，有车马排列整齐的、有车马分开放置的，有下边埋马、上边放车的，有把车分散埋在墓里，单独殉马的。
这座殉马坑和那座大型车马陪葬坑之间，位置上高低错落，面积相差很大，它们都是东周时期的陪葬坑，但是它们分属于两个主人，两人的身份有着天壤之别。
大型车马坑的发掘编号是中区五号，现在人们都称它为“天子驾六”。
天子驾六车马陪葬坑长四十二点六米，宽七点四米。坑底距地表深度为二点二到二点七米。坑内殉马七十匹，车二十六辆。这些马车头朝南，尾向北，呈两列纵向摆放着。这支队伍应该是由北向南摆放过来的。放置这些车马时，因为坑的面积太小了，所以许多辆车叠压在一起。
眼前的这驾车应该是最后放进来的，它压在了先放进来的车的车衡、车辕上。在这一角很多辆车叠摞在一起。虽然这种叠压的情况非常明显，但是纵观这支车队，车马排列的还是较为整齐严谨的。这支车马队伍是主人使用的重要的交通工具。他们作为随葬品被掩埋在这里。
我国目前考古发现的最早的车马陪葬坑，是安阳殷墟商代晚期的车马陪葬坑。发现的商代墓葬数以千计，但是发现的商代车马坑不足六十个。数字的悬殊表明在当时车马陪葬有着严格的制度约束。西周时车马陪葬得到了继承，河南三门峡虢国墓车马坑就是这一时期的代表。东周时期由于礼崩乐坏，车马陪葬制度的松懈，车马陪葬风行于世，全国发现的这一时期的车马坑很多，我们眼前的是这一时期中规格最高的。
车，是古代陆地上用轮子转动的交通工具，古代使用的车主要是马车。这些车是用木头制成的，这些木头车被掩埋在泥土中慢慢的朽化，紧压着车子的泥土慢慢的渗透，我们现在看到的是木头完全被泥土置换后的车的形态痕迹。那些曾经重压这些车子的泥土，如今却成为这些车子能够保持轮廓的依托。
简单介绍古车的结构：最前面的横木叫车衡，车衡左右连系的这件人字结构的构件叫车轭，车轭再系在马脖子上，马一行进，就拉动车子前进了。这两个圆形的痕迹，就是放置銮铃的位置。銮铃是马车上一种仪式性的部件，銮铃的多少也有等级的意味。
纵向的这一根叫车辀。从最早的商代车马坑里的车子开始，直到秦末汉初，中国的马车一直是独辀车。实际上从严格意义上讲，一根的叫辀，两根的叫辕；驾马的叫辀，驾牛的叫辕。车辀从车衡连接到车尾，最后露出车厢的叫车踵。这个大致呈方形的部分叫车舆，也就是车厢。两千多年前，有身份的男子出门，要正襟跪坐在小小的车厢里，膝盖下只有一个棉布垫子。这根横木叫做车轼，是乘车人把扶的地方。如果在出行的路上遇见身份相当的人，“应为敬时，则落手凭轼。”行礼时把手放在车轼上。车舆两侧的是车轮，这些小横条是车辐，《周礼·考工记》介绍说“轮辐三十”，这个车马坑内的车辐为二十八到三十根。车辐之所以多，原因是车的轮子大。
中国古车从产生之初起，就是轮高、马大、车身小。《世本》记载说“奚仲始作车”，是说夏代的奚仲创造了车。据说夏代就有了管理车辆的官员叫“车正”。奚仲就是夏代的车正。《后汉书》中说“黄帝造车，故号轩辕氏。”夏代的车目前没有考古发现，但在二里头遗址发现了最早的车辙痕迹。
考古发现的最早的车是商代晚期的，在距今两三千年以前，象这样的木轮子车，在中国开阔、平坦的黄河流域驰骋。在商代车战盛行，快速、冲击力强的马车上了战场，成为主要的战争工具。在中国古战场上，一辆车四匹马组合成了一驾战车，叫一乘。“千乘之国、”“万乘之国”，是由车和马组成战车的多少，形容国力的强弱。商代车马坑里的车主要是战车。
东周时期，骑兵和步兵在战场上的威力越来越明显，车战逐渐退出战争，马车成为贵族主要的交通和狩猎工具，成为贵族身份与礼仪的象征。
车辀的两侧，左右对称整齐摆放着的是驾车的马，这些马也已经成为了骨骼，但是它们整齐一致，很有规律。专家门分析，这些马是在丧失意识的情况下，被人按照事先的计划，整齐的摆放出来的。这些当年做工精良，装饰华美的马车，曾经伴随者贵族们游玩享乐。
在狩猎活动中，狗是必不可少的伙伴，在这个车马坑里我们还发现了七只狗。它们主要出现在最北面车子的车舆下，只有一只例外。这只小狗的位置十分奇特，它出现在马坑的半中腰，伴随着它的是一块卵石。专家们分析，这些狗是被绑缚在车上活埋的，填土时，惊恐万状的小狗纷纷躲藏到车舆下去躲土，结果当车舆压塌后，那些狗也都压死在车舆里。这只小狗，挣脱了绳索向坑外爬，还有一步就逃生有望时，它被人发现了，一块卵石击中头部，中断了逃亡，也中断了它的生命。黄土掩埋了这一切，托举着这小生命停留在这里。
商周时期的殉葬制度奢侈而血腥，殉葬大量的珍贵器物，殉葬大量的奴隶。在这个车马坑里我们发现了一个人，他仰身屈膝躺在这辆车的旁边。商和西周时期，人殉数量众多，到了东周时期，这是一个大变革的时代。人殉虽然存在，可是越来越多得人在反对它。孔子就说过“始作俑者，其无后乎”这样的批评话语。在东周时期的车马坑里发现人，这么大的车马坑里只有一个人，这都是非常少见的，这种现象还有待进一步考古研究。
在这个车马坑里，除了这些遗存外，我们还看到两处方坑，这是两座东周墓，它们的年代晚于车马坑。
东周时期的墓地制度据《周礼·春官》记载分两类，一类是由冢人掌管的王者所葬的“公墓”。这是贵族墓地，由“冢人”根据爵位的等级，安排各个家族的墓葬位置。第二类是由冢大夫掌管的国中庶民所葬的“邦墓”，令国中平民划分区域聚族而葬。
我们所在的这一区域，应当是当时的公墓区，在修建这两座马坑和车马坑时，这一区域是有专人管理的，两座陪葬坑高低错落，互不干扰。但是若干年过去了，这里不再有人管理了，修这两座墓的人们不知道这里有陪葬坑，于是在这里又修建了两座墓。考古学把这种现象叫做“打破”。这两座墓葬的填土由坑底向下还有七到八米，比车马坑要深许多。从发掘情况来看，没有盗掘痕迹。我们希望在条件成熟的时候，能够对它们进行清理。
在这个车马坑里，我们看到的这些遗迹，说明这组车马是主人身份地位的象征。
《晏子春秋》里说“有车之家，一国之权臣也”。座车体现着“尊卑上下，各有等级。”制作做工考究，装饰华丽的马车是一个集大成的工艺。《周礼·考工记》说“一器而工聚焉者车为多”。贵族们对车非常珍爱，为了表明自己的身份，往往把自己的车马殉葬。
由于工艺的限制，古代车型很单一。车舆多为方形或长方形，这驾车的车舆为圆形，大应该是用韧性材料制作的。这些青色的是青铜节约，它是连接韧性材料的，这些十字形的节约，在这片广场上发现的非常的多。
既然在车型上没有大的区别，那区分等级的标志是什么呢？
仔细观察这些车，您会发现那些驾车的马数量各有不同。从我们见到的最早的商代的马车，一直到西汉初期，中国的古车一直是独辀车，那么驾车的马就是偶数出现的。以车辀为中心，左右对称，两马驾一车，这种车型在这里很常见共有十五辆；以车辀为中心，左右对成，一边两马，四马驾一车的车有八辆；在这整个队伍中，最独特，最与众不同的是这辆车，其他车两辆一排，它是单独成排，车子的轨距，比其他的车子稍大，我们再来看马，以辀为中心，一边三匹共有六马驾一车。
这些二马、四马、六马驾的车分别在表现着什么样的等级呢？
《周礼·考工记》对中国古车的结构、制造都有详细而生动的介绍。研究古车，研究古代的乘舆制度的学说早已有之，在过去学者们主要依靠的是古文献上的记载。可是古文献上的记述又分为两种：一种记载说“士驾二、诸侯驾四、天子驾六”；一种记载说：“士驾二，天子诸侯同驾四”。由于这种记载的不同，引起的学术上的争议，一直是争论不休。
面前的这座车马陪葬坑，出土于王城遗址中，王陵区内。在这个陪葬坑西南三十米内，也发现大型墓葬，应当是一座天子墓，这是天子墓的陪葬坑，这一辆马车就是古文献中“天子驾六”的真实再现。这是目前洛阳发现的唯一一处“天子驾六”，也是全国发现的唯一一处“天子驾六”。它的发现引起了极大的轰动，这座车马坑被誉为天子驾六车马陪葬坑，为了保护它而修建的这座博物馆被命名为天子驾六博物馆。
站在车马坑的北端，仔细观赏这座车马坑，您就可以领略到天子仪仗的威仪。这些车马曾经陪伴着主人驰骋。在墓葬的一侧，修建这样的陪葬坑，是主人身份、地位、财富的象征；是彼岸的世界里安全保卫的需要，交通便利的需要。主人把它们掩埋在这里，是希望在那个世界里，它们可以继续陪伴自己驰骋。两千多年过去了，当它们重现天日时，一切已经变成了遗迹。
这支历经两千多年的车马队伍，能够清晰的再现在我们眼前，与考古工作者高超的技艺密不可分。在田野考古发掘中，车马坑的发掘难度最大。我国首次发现车马坑是在上世纪三十年代，五十年代夏鼐先生在河南淇县首次组织了车马坑的发掘，到现在半个世纪过去了，不断的考古发现，积累了丰富的车马坑的资料，日臻完善了车马坑的发掘技巧。
我们看到这座车马坑时，它是一处遗迹，一切都是静默无语的，可是如果能够瞬间给予它们生命的话，我们面前的将是一队车粼粼，马萧萧，冠盖龙镶，喧嚣威赫的车马仪仗！它们曾经是中原大地上最显赫的仪仗！
这座车马坑是目前唯一的一处“天子驾六”的原址陈列，像这样的两列队伍的车马陪葬形式也是罕见的。它的发现在史学界意义重大，它印证了“天子驾六”这一记述的正确性；它在考古学上有着重大的意义，他对于王城陵区、东周时期的陵寝制度、陪葬制度、乘舆制度的研究提供了可贵的实物资料。它的发现引起了极大的轰动，为了让更多的人可以看到这一遗迹，我们在原址上修建了这座博物馆。博物馆从二零零三年十月一日开馆至今，吸引着众多的游客前来观赏，它成为了解洛阳东周文化的窗口，被誉为“东周瑰宝，举世无双”！
第三部分：体验活动区
周王城广场：位于洛阳市中心的周王城广场，是洛阳西工区最大的公共广场，广场分为两部分，洛阳最繁华的道路中州路横贯其中，中州路以北广场较小，主要的建筑为“天子驾六”雕塑和“天子驾六”车马坑（周王城天子驾六博物馆），其他为市民休闲草地和园林道路。
王城营建：对于洛邑王城的营建，在《尚书》的《召诰》和《洛诰》中作了简明而概括的记载。《召诰》记载，“七年”（克商后七年，周公摄政五年，即公元前1039年）二月二十一日（乙未），成王从宗周镐京到丰（文王所建之旧都），派遣太保召公先于周公前往洛邑勘察建都基地，名曰“相宅”。三月五日（戊申）召公在建都基地上进行“卜宅”，得到吉兆后便开始动工。接着，周公于十二日（乙卯）来到洛邑，又全面视察了洛邑营建的规模。十四日（丁巳），用牛两头举行“郊祭”（祭天神）；十五日（戊午），用牛、羊、豕（猪）各一头立社庙祭地神。又过了七天，选定大吉之日，即甲子日（二十一日）的早晨，周公便向殷贵族和各诸侯国的首领颁发营建洛邑的命令。自此，揭开了大规模营建“大邑周”的序幕。
洛邑王城，自周公摄政五年三月至十二月（据上述《召诰》、《洛诰》记载），从动工到初步落成历时半年之久。
周公营建洛邑之目的有两个：一是由于洛邑居“天下之中，四方入贡道里均”（《史记·周本纪》），为此而要把新邑建成全国的政治和经济中心；二是周王朝接受三监和武庚叛乱的教训，决定迁殷顽民于洛，并屯兵“八（师）”，以加强对殷民的统一监督管理和统治。
广场内涵：洛阳公园众多，王城公园最为有名。洛阳广场众多，唯有周王城广场内涵最深。王城公园和王城广场都与中国的一个朝代——周朝有关。
中国最早的夏、商、周，都曾把洛阳作为首都，周朝的时间最长。周朝分为“西周”（前11世纪中期－前771年）与“东周”（前770年－前256年）两个时期。西周由周武王姬发创建，定都镐京和洛邑；东周由周平王姬宜臼建立，定都洛邑。其中东周时期又称“春秋战国”，分为“春秋”及“战国”两部分。周王朝存在的时间从公元前1047年至前256年，共传30代37王，共计存在约为791年，是中国历史上最长的朝代。
武王灭商之后，周公就开始营造洛邑城。洛邑城的营造，开创了中国乃至世界建城的先河，因而有城市始于洛阳之说。即便是西周时期，名义上都城在镐京，而象征国家的“九鼎”一直置于洛邑。公元前770年，都城彻底搬入洛阳，直到前256年被秦朝所灭。
文化主题：周王城广场以周文化为主题，并修建了“周公营建洛邑”雕塑，其主要原因是：在洛阳建都的13个朝代中，周朝最长，达717年，占洛阳1500多年建都史的近一半；广场北部一期工程中的“天子驾六”雕塑和“天子驾六”车马坑，已经浓重反映了周文化的内容，作为广场的延续和统一势必要反映周朝的历史文化；周王城是真正在洛阳市区建都的第一个都城。周公是世界上提出用方格网规划城市的第一人，比西方提出的方格网城市理念早600年；周王城建设所依据的《周礼·考工记》所记载的三礼图，是中国最早的城市规划蓝本，其规划理念极大影响着中国历代王朝的城市建设；无论是提及当今城市建设成就，还是述说古代城池建设的辉煌，必须承认周公的智慧。
20世纪初，东周王城遗址在考古专家的“摸索”中浮现轮廓。1957年，考古学家在小屯村东北发现了5座大型战国墓葬。自此，沉睡多年的东周王城终于呈现在世人面前。
在随之而来的大规模考古发掘中，这里出土了大量珍贵文物。其中，残留有墨书“天子”字迹的石圭，刻有“王作宝彝”铭文的青铜器等，对我国考古学具有重大意义；鼎、敦、壶等铜礼器，透雕龙虎大玉璧，错金银狩猎纹铜镜以及铜和银的人物像等，制作精美，艺术价值极高。
2002年7月，东周王城广场地下“天子驾六”车马坑的发现，更是震惊世界。此次考古发掘，共发现车马坑18座，墓葬397座，两者的数量超过洛阳50年来所发现的总和。在规模最大的车马坑内其中一辆马车前，考古工作者发现了对称摆放着的6匹马的骨骸，这“驾六马”的“天子之乘”以直观清晰的形式，向世人印证了古文献中“天子驾六”的记述。虽然过了近3000年，车辕、车身的构件及马的骨骼仍清晰可见。“天子驾六”保存之完好、规模之宏大，在世界上独一无二。
在城址西北部，考古专家还发现了东周时期烧制陶器的场所，推测该区域可能是手工业作坊区；在西南隅建筑群基址东侧、瞿家屯村东北，也就是今天的洛阳单晶硅厂家属院内，考古专家共探出粮窖80余座，推测此处为王城的仓窖区。
东周时期，尽管诸侯称霸，王室衰微，但东周王城作为天子之都的重要意义，还是其他列国都城所无法比拟的。在近三个世纪的时间里，这里一直处于全国政治、经济、文化中心。东周王城遗址的发现，是中国城市考古的重大收获，为研究周代政治、经济、文化和整个历史发展史提供了珍贵的实物资料具有重要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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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10.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