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国庆洛阳行——隋唐洛阳城国家遗址公园·天堂
天堂遗址是武则天时期的礼佛堂，为薛怀义所主持建造。内有夹纻干漆大佛一尊，通天达地。历史没有确切记载天堂高度，《旧唐书》“登天堂三级，可俯视明堂。”是武周时期世界上最高的纯木构架建筑，仅存在七年，毁于一场大火。2013年修建的新天堂为外五层内九层，象征武则天九五之尊的历史地位。内部九层主要是对中心柱遗址的保护性展示工程。
俗话说“一部浩瀚隋唐史，诉尽千年不解缘”。1300年前，就在我们脚下的这片土地上，中国历史上唯一的女皇帝武则天改唐为周，登基称帝，自号“圣神皇帝”，建都洛阳，改洛阳为神都。这里，就是女皇生活、理政的地方，在广阔的隋唐洛阳城遗址群中，被称作“宫城区”的核心所在。
天堂明堂明堂位于隋唐洛阳城宫城的中轴线上，是一代女皇武则天祭祀天地、宴飨群臣、举行神功大乐舞的朝堂所在。1300多年前，女皇武则天在这里修建宫城正殿——明堂。明堂，高33.52米，外观为三层台基，层层收分，上为八角攒尖屋顶，内部两层，建筑总面积9888.92平方米，集遗址保护和功能展示为一体。它是修建在唐代宫城正殿遗址之上，作为一座穿越历史再现的建筑，是一座凌空遗址而兴的建筑，是一座雄踞洛城至尊的建筑。
这里是千年前女皇一统天下，执掌国柄，沟通天地，感应四时的重要场所。女皇武则天在洛阳居住了近半个世纪，居洛期间，她一步步从皇后到天后，从皇太后到皇帝，登上了国家权力的高峰，成为一国之君直到临终，她经历了极不平凡的生涯，并在治理国家，发展经济，改革科举，广延人才，安定社会等方面均采取了一系列重大措施，促使了国家统一，社会安定，出现了从贞观之治到开元盛世之间的鼎盛时期。
历史上的天堂是武则天的御用礼佛堂，是一座巍峨高大、直上云霄的塔式建筑。关于它的高度，有这样一段文字也许能够为我们解除疑惑：“初，明堂既成，太后命僧薛怀义作夹纻大像，其小指中犹容数十人，于明堂北构天堂以贮之。”
传说中，遥远的佛国有一座专供佛祖讲经的神圣之地，名叫“天之圣堂”，那里，是无数证得佛果的大德鸿儒们理想的归宿，殊胜非凡。女皇心中的天堂，就是“天之圣堂”在人间的真实写照。为了建造天堂，年逾六旬的女皇武则天耗尽了国库所有的银钱，倾举全国的力量，只为达到与天相通的那一刻。可惜的是，事实未能令女皇如愿，据史书记载：“证圣元年正月丙申夜，天堂火灾，延及明堂，至清晨，二堂具毁。”一座倾注举国之力修建起来的世界高楼，存世时间仅有短短的七年，留下的记载，也不过这数十字。
沿着台阶一直往上走，我们就来到了天堂建筑的南门入口。南门是天堂建筑的正门，古人崇尚礼仪，在他们心中，南门代表着富贵、大气，是礼宾之门。
这座“新天堂”，是一座内部钢架结构，外观仿唐代风格的保护性建筑，旨在起到遗址保护与展示的双重功能。与大部分国内佛教建筑不同，武周时期的皇家礼佛堂“天堂”并不是以建筑群的形式出现的，而是一支独秀，高大不凡。其用意，就是为了彰显统治者唯我独尊、号令四海、居高临下、莫敢不从的王者气概。整个建筑高88.8米，外观五层，内有九层，明暗相间，一气呵成，象征着天子九五之尊的无上地位和波谲云诡的政治朝局。
接引堂：这一层主要通过壁画、雕刻等艺术手法对武周时期强盛的国力、繁荣的外交、经济水平、独特的时代审美进行复原式展示，使大家身临其境感受武周朝在女皇统治之下的大气与繁华。
正前方是一幅长22米，宽4米的壁画《万国来朝》，由当代著名壁画专家孙景波教授担纲创作，壁画主要讲述了武周盛世与欧亚非二百多国家友好往来的情景，来自异域的使臣、商旅、教团、学生们云集神都，八方朝宗，奏出了和谐万邦的华彩乐章。画面中我们一眼便能看到正襟危坐于宝座之上的女皇武则天，以女皇为中心，八方使者站于朝堂两侧，他们着装不同、表情各异。或聊天、或思考、或作揖、或端详，形象逼真，栩栩如生。整个画面布局严整、大气，于分毫之间，凸显王者风范。
《万国来朝》表现内容为大唐武则天执政时期，女皇武则天于洛阳明堂接见百余位外国使节的宏大场面。唐代自立国以后，经济、文化、政治对世界产生巨大的影响，与唐有来往的国家达三百之多，建立外交关系七十多个。同时，唐政府容留大批西域各国王公贵族，并有大批外国人一具唐朝。至武则天时期，国力雄厚，商贸更加发达。画面中以简洁的四条明柱表现宽阔的殿堂空间，以两侧华丽的帷幔来衬托前景中数量众多的人物，使画面效果既变化丰富又和谐统一。
沿着壁画向上看，古语有云：凤凰齐飞，天下太平。凤凰柔中带刚、富贵娇柔，常被古人用来形容女性。我们可以看到在我们斜上方，有十二只金色的凤凰，它的形态可能与我们日常所看到的凤凰有很大的差别，特别是凤凰尾羽部分，这种外观，就是对武周时期的凤凰外形的复原。凤凰于飞，萦绕头顶，代表了武周时期女性地位的空前提高和女性思想空前开放这一史实。
正上方的凤凰图案水晶灯周围，环绕着几位衣态翩然、仙气袅袅的飞天，仔细看，不知大家是否有疑问，飞天的面部为何是黑色的？大家知道，佛教源于印度，兴于中原，在武周时期达到汉化的高峰期。如果说《万国来朝》壁画体现的是武周朝繁荣的外交，那么这几位飞天面部颜色与外观风格体现的就是这种繁荣外交背景下的宗教文化交流。与清朝末年外国传教士来到我们这里传教不同，武周时期的宗教交流，是内外交互来进行的，它体现出了那个时代海纳百川、远播世界的博大胸襟。
金碧辉煌的圆柱。据说：唐朝真正的天堂要高于现在的建筑......
沿着下行楼梯一直往下，便来到了天堂建筑的一层——遗址层。这里是展示武周天堂建筑遗址的地方，大家这边请。这里便是当年武则天御用礼佛堂天堂的遗址所在。该遗址于1977年发现，青石砌壁，上部直径11米，深4米，底部直径9.6米。关于这个遗址，有两种推论广为流传：一种推论说，它是天堂建筑的中心支柱遗址；另一个推论说，它是天堂内部供佛像移动机关。
面前所看到的这块展板，全方位的介绍了天堂遗址从发现到景区动工的全部过程......
武周宫城漆画：图中所展示的是距今1300年前武周时期宫城图。图中最高的建筑是天堂，上圆下方代表古代天圆地方的思想理念。八边形多层建筑为明堂，明理之堂，是武周时期武则天上朝、祭祀、宴请群臣的场所。明堂和天堂工程的建成标志着武周时期的政治稳定、经济繁荣，体现武周时期的盛世风范。
天堂的三层、四层连通，共用一个穹顶，穹顶上的壁画为佛教风格。顶部呈现的是藏式坛城壁画，为阿弥陀佛坛城。壁画正下方，为名贵红木精制而成的柱式六面佛龛，金箔莲花饰顶。藻井图案也如此精致细腻，佛意悠悠。三层为释禅堂，释禅堂主要展示一些与佛教有关的高端的艺术品；四层为禅修中心，在禅修中心内，大家可以通过禅修课程的修习，舒缓紧张的情绪，感受佛教心外无物的静修精髓。用三彩工艺烧制的佛像托盘，每个托盘上都有一尊金塑小佛像。这个小伙儿看得太入神啦！三彩佛龛，整个一面墙都是，有密集恐惧症的小伙伴不要多看哦…… 洛阳天堂的四层有一个自己独特的名字，叫做“三昧禅堂”。其名出自梵语的音译，取“止息杂念、使心神平静”之意。是佛教的重要修行方式之一。晋·慧远《念佛三昧诗集序》中对佛教三昧，做出了这样的解释：“夫三昧者何？专思、寂想之谓也”。随着佛教在唐·武周时期的盛行，三昧一词也渐被文人儒士用于诗词当中。唐·李肇《唐国补史》卷中有言：“长沙僧“怀素”好草书，自言得草圣三昧。”，这里，李肇就用“草圣三昧”来形容怀素书法技艺的精湛。要达成佛教所推崇的三昧之道，禅修，是一个必不可少的法门。禅修，巴利文的意思是“心灵的培育”，意在与心中良好的状态合而化一，培育清净、喜乐的自在心灵世界。禅修以“八正道”修学为实践方法，以慈悲喜舍为辅助，讲究择法和精进。无论出家或在家，皆可依据自己的生活频率、作息方式随时随地践行八正道来提升自己的人生境界，达到与自身世界的和谐统一。
天堂的五层、六层也相连通，共用的穹顶上方仍画着佛教图案。五层叫珍宝阁，正式开放后将作为文物专题展厅，定期展出一些专题文物，或是在洛阳出土的、与洛阳历史有关的珍贵文物。六层有一颗硕大无比的避火珠。避火珠如同一团熊熊燃烧的火焰，直上层顶，庄严不凡。由于古代建筑多采用木材作为原料，极容易走水，为了驱邪纳吉，古人常建避火珠于高层建筑顶端，用来避除火患。我们看到的这颗避火珠与五层中心的坛城并为一体，近乎占据了整个坛城三分之一的高度，这是武周时期佛教坛城的特有风格。六层也是禅茶中心。
古人常说“宁可三日无肉，不可一日无茶”。对于中国人来说，茶是日常生活中必不可少的饮品，正所谓：开门七件事，柴米油盐酱醋茶。唐朝以前的饮茶，属于粗放煎饮时代，说白了就是大口喝茶，豪饮。从唐代开始，品茶日益盛行，并逐渐与释、儒、道三教相融合。儒家的茶，浓郁入世；道家的茶，清沥悠然；佛家的茶，因人而异，各有不同。禅茶，是佛家特有的一种品茶方式，眼观鼻、鼻观心、心观万物、万物如斯。
天堂七层是佛缘厅，墙上都是佛龛。还可以坐在弧形台阶上稍事休息，在这里，大家可以看到一道巨大的皇家风格照壁，还有很多仿唐式家具，再配合上唐代宫廷茶艺表演，犹如穿越千年梦回大唐。在建筑七层的正北方，有一尊巨大的皇家风格照壁。照壁是中国传统建筑特有的组成部分，起初多为宫廷王侯贵族府邸中驱邪避煞的陈设，明朝以后才逐渐走入寻常百姓家中，后来一步步发展，成为了我们现在耳熟能详的北京四合院中经常能见到的模样。古代封建帝王多崇尚风水格局，敬畏鬼神，殿宇内部摆放照壁，一方面可以凸显主人崇高的社会地位；另一方面，也有隔离空间、丰富室内布局的功能。大家请随我向上看，在我们的正上方，有一座风格与二层凤凰灯饰相同的“莲子牡丹”水晶灯。牡丹的富贵荣华搭配莲子的清净如意，有着圆满、大德的寓意。
天堂八层为千佛堂，在佛教教义中，佛、法、僧三宝最为殊胜，其中佛是三者之首。佛家常说“三宝好福田，一切田中胜，舍一得万报，事事悉安乐”，可见供奉佛像的功德之广。八层佛像供养中心共设有777尊佛龛，将来会随缘供奉777尊佛像。在佛教经典中，单数为阳，7是一个极为殊胜的数字，777尊佛像数字的设定，代表了释迦牟尼佛祖修行中的过去、现在和未来。第一个数字7代表了佛祖降生后所行的7步，又称“七步生莲”，象征着广大的慧根；第二个7代表着佛祖在修行过程中，逐渐摆脱佛“七情六欲”的执着烦恼，达到自我身心境界的和谐；第三个7取“七级浮屠”之意，象征着未来的果报，功德的圆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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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层——天之圣堂：九，是古人认为离天最近的高度，所以又有九上云霄之说。走进第九层，映入眼帘的是一幅名为《极乐世界图》的大型壁画，描绘了在西方阿弥陀净土，美丽幸福、没有烦恼和痛苦的西方极乐世界。
武则天时期，距佛教初传中土已历经千年，在则天女皇的感召下，佛教日渐成为封建统治者承启天运、感应四时的政治统治工具。虽然在武周时期，藏传密宗佛教的信奉依然是主流，但是其中，也饱含着浓郁的中土文化，体现得最为明显的地方，还要数中原文化中根深蒂固的“政教合一”理念与西藏地区一贯保持的“政教合一”的本质不同。中原地区的政教合一，秉承的是以皇帝为中心，借以宗教的力量作为辅助；而西藏地区的政教合一，则以宗教首领作为该地区实际的统治者来维持一方的统治。这也就是天堂建筑内的佛像、壁画均以藏式风格示人的原因所在了。
著名的未来佛——弥勒：根据佛经记载，弥勒菩萨和释迦牟尼佛祖，相处于同一时期，要在56.7亿万年以后得道成佛，为一生补处菩萨，因此弥勒又称未来佛。弥勒佛手施表法印，结跏趺坐于莲台之上。面部丰满清秀，嘴角微微上翘，体现佛教慈悲、大度、放下的思想。胸口有“卍”字符，武则天时定此读音为“万”，代表大佛“佛法无量，万德圆融”。佛像背后为唐草纹背光，背光中雕饰着七宝佛，是吉祥圆满的象征。整组佛像与莲台皆塑金身，宝相庄严，敦厚睿智，微微含笑，俯视芸芸众生，仰视之让人平静、安然，尽显大唐风范。
武则天作为历史上唯一的一位女性皇帝，想要登基称帝，就宣称自己是弥勒佛转世，代替李唐王朝统一天下百姓。因此在朝堂正殿明堂旁边修建佛堂，利用佛教思想统治全国，因此这里供奉的是弥勒佛。
站在天堂九层外围的环廊之上，南可观伊阙、北可望邙山，隋唐洛阳城，尽收眼底......
隋唐洛阳城遗址：隋唐洛阳城遗址位于河南省洛阳市城区及近郊，地跨洛河两岸。南对伊阙，北依邙山，东逾瀍河，西临涧水，洛水贯穿其间。据勘查，宫城、皇城在郭城的西北隅地势高亢处，宫城在皇城之北，宫城北面有曜仪城、圆璧城前后重叠，又有东。西隔城分列左右。皇城东厢有东城，其北有含嘉仓城。郭城东北部及洛水南岸部分为里坊区。现存遗址东北至白马寺镇唐寺门，东南至李楼乡城角村，西北至邙山镇苗湾，西南至王城大道与古城路交叉口，面积约47平方公里。隋唐洛阳城遗址是隋唐两代的都城遗址，位于洛阳市区及近郊。隋唐洛阳城是宇文恺设计建造的，宇文恺将隋唐洛阳城的规划设计完美的和洛阳的山川地貌结合在了一起，真正的达到了天人合一的规划理念。洛阳隋唐都城的中轴线上，有著名的七天建筑，即：天阙（伊阙）、天街、天门（定鼎门）、天津桥、天枢、应天门、天堂，南北纵贯隋唐洛阳城中，是中国古代最华丽的都城中轴线。1963年列为省级文保单位，1988年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隋大业元年（605）营建东都洛阳城，北据邙山，南抵伊阙之口，洛水贯穿其间。唐武德二年（619）王世充废隋皇泰主自立，在洛阳称帝。武德四年唐平王世充，毁洛阳宫阙，废隋东都。至显庆二年（657）恢复东都。武则天光宅元年（684）改称神都，天授元年（690）建都神都。神龙元年（705）唐中宗复位，复称东都。安史之乱中，安禄山、史思明等先后在洛阳称帝，战乱中宫室焚烧，十不存一，坊市皆空
。天复三年（903）昭宗迁都洛阳，曾修缮城郭宫室。五代时梁、唐、晋以洛阳为都，沿用此城。北宋末年金兵南下，洛阳城毁于战乱。隋唐洛阳城遗址在今洛阳市区及近郊，1954年起进行勘查发掘。
郭城平面接近长方形，周长约28千米。设8个城门，东、南各3门，北面2门，西面无门。宫城位于郭城西北角，平面近似长方形。城垣夯筑，内外包砖。城中发现有大片夯土基址，发掘出武则天明堂遗迹。东宫在宫城之东。皇城绕宫城东西南三面修筑。宫城北部有曜仪，圆璧二城。皇城之东又有东城，东城之北有储存粮食的含嘉仓城。
郭城内由垂直交叉的道路划分成若干方形或长方形里坊。北通皇城正门的定鼎门大街宽121米，为全城最宽的街道，其余连接城门的街道宽41～59米。里坊有坊墙，四面设门，内设十字街。据考证，洛水北有28个坊、1个市，洛水南有81个坊、2个市，共109个坊
、3个市.洛阳城的工商业区在隋唐之际有所变动：隋代的丰都市至唐代名南市；通远市代名北市、大同市代名西市。隋代曾在郭城西建西苑，唐乾封年间又在禁苑之东，皇城西南建上阳宫，高宗晚年及武则天时期为听政之所。
隋唐洛阳城是宇文恺设计建造的，宇文恺将隋唐洛阳城的规划设计完美的和洛阳的山川地貌结合在了一起，真正的达到了天人合一的规划理念。宇文恺果断地改变了中国传统方式左右对称的城市布局，使这座城市别具风韵，把城市的各部分与天子联系在一起。以洛水的流水喻天上的天汉银河，把京城看成天帝的皇居“紫微宫”，架在洛水上的最大的桥和宫城的南边正门相连，叫“天津桥”，天津意思是天上疆界上的港，在这儿停、发驶往银河的船：“引洛水贯都，以象天汉（银河），横桥南渡（天津桥），以法牵牛”。而洛阳的定鼎门大街，连接宫城正门和郭城正南门“定鼎门”的御道，宽110米。“天街”有天子之街的意思，对应于天上的“天街”星座。
隋唐洛阳城的皇城中轴最南正对龙门伊阙，使宫城、皇城的正南门，与龙门、伊阙相对，将宫城布置在都城地势最高的西北，象征居于天之中央的北极星，故而隋唐洛阳城宫城又被称为“紫微宫”。隋唐洛阳城中轴建筑群是中国古代最华丽的中轴线。
隋唐洛阳城始建于隋大业元年（公元605年），一直沿用至北宋末年，历时500多年。作为我国古代著名都城，隋唐洛阳城见证了中国封建社会最辉煌的一段历史，包含丰富的文化内涵，是研究中国古代都城建制、城市布局、社会生活等方面的宝贵资料，在中国古代都城发展史上具有重要地位，其平面布局、建筑形制对后世影响深远，甚至影响到东亚各国。
隋唐洛阳城是隋、唐两代的东都，是丝绸之路的东方起点以及隋唐大运河的中心。它主要由宫城、皇城、郭城、东城、含嘉仓城、上阳宫、西苑、离宫等8部分组成，占地47平方公里。
隋唐洛阳城的轴线建筑，是世界历史上最恢宏的建筑群之一。自定鼎门至龙光门，南北长7公里，相继建有十多座规模宏大的建筑，即定鼎门、天津桥、天枢、端门、应天门、乾元门、乾元殿、明堂、天堂、贞观殿、徽猷殿、玄武门、曜仪门、圆璧门和龙光门。据史料记载，其中仅明堂、天堂和天枢的高度就分别达到73.5米、120米和31米。由此可以想象隋唐洛阳城轴线建筑是何等宏伟壮观！
五代时梁、唐、晋也曾以此为都，但都城范围远比隋唐洛阳城小，主要是利用了隋唐洛阳城的宫城。
1954年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对隋唐洛阳城进行勘查；1959年调查了宫城、皇城及周围诸小城的平面布局，确定一些门址的位置，并发掘了皇城南墙的右掖门；1960～1965年继续调查了街道、里坊及市场的位置，同时发掘了宫城。1969年，河南省博物馆与洛阳博物馆联合调查、钻探和发掘了含嘉仓城；其后，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洛阳市博物馆和洛阳市文物工作队又多次在隋唐洛阳城遗址内进行发掘。1963年列为省级文保单位，1988年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郭城：南宽北窄，略近方形。城墙全部用夯土筑成，基址宽约15～20米。南墙长约7290米，东墙长约7312米，北墙长约6138米，西墙南端长约6776米。稍呈弧形。东西两墙下面发现有石板砌的下水道。
外郭城有8个城门，西墙无门。南墙3门，自东向西为长夏门、定鼎门（隋名建国门）、厚载门（隋名白虎门）。东墙3门，自南向北为永通门、建春门（隋名建阳门）、上东门（隋名上春门）。北墙2门，东为安喜门（隋名喜宁门），西为徽安门。勘察清楚的南墙3门和建春门等都是一门三道。城内街道横竖相交，形成棋盘式的布局。在洛河以南探出南北竖街12条，东西横街6条；洛河以北探出南北竖街4条，东西横街3条。其中最著名的是定鼎门大街，又称天门街、天津街或天街，是南北主干道，现存长约3公里，宽约90～121米，路土厚达0.6米。城内街道组成里坊，据《唐六典》及《旧唐书》等文献记载并结合考古钻探的实际情况可知，总数为109坊3市，即洛河南为81坊2市（西市、南市），洛河北为28坊1市（北市）。今已勘查出洛河南的55个坊和洛河以北的9个坊，其余各坊市为今城所压或被洛河冲毁。
外郭城的城墙用夯土筑成，基址宽15-20米。东城墙长约7312米，南城墙7290米，西城墙长6776米，北城墙长6238米，东西两墙下发现有石板砌的下水道。共设8个城门。已勘查清楚的定鼎门是一门3道，带有双阙，东西长143米。定鼎门门址宽28米，东西两门道各宽7米，中门道8米。
街道里坊：城内街道纵横相交，宽窄相配，形成棋盘式布局。据勘查，洛河以南南北向街道12条，东西向街道6条；洛河以北南北向街道4条，东西向街道3条。街道两旁有水沟遗迹。其中定鼎门大街是郭城中的主干大道，又称天街，现存的宽度尚有121米。
城市居民的住宅区：隋称“里”，唐称“坊”。坊平面呈正方或近方形，长宽在500-580米之间。周围有坊墙，墙正中开门，坊正中设十字街“四出趋门”。据《唐六典》及《旧唐书》记载，洛阳共有103坊。已勘查出洛南55坊、洛北9坊，其余一部分为今城所占压，一部分为洛水冲刷无遗。文献记载城中设3市，北市在洛北，西市、南市在洛南。南市最大，市内有纵横街道备3条，四面各开3门。
宫城遗址位于外郭城的西北部，平面略呈长方形。北墙长1400米，西墙长1270米，南墙长1710米，东墙长1275米。城墙宽约15-20米，中为夯筑，内外砌砖。已经勘查出南墙正中的应天门（隋名则天门）、东边的明德门（隋名兴教门）、西边的长乐门（隋名光政门）和北墙的玄武门、西墙的嘉豫门。在宫城中轴线上，发现多处大片夯土殿址，西部已发掘出多处长方形基址和一处石砌圆形基址。
东宫在宫城南隅，自为一城，东西330米，南北约1000米。宫城北部有陶光园，西北部有九洲池。在宫城内中轴线上，由北向南有延续不断的大片夯土基址，应是中央各殿的殿址。宫城西部也陆续发掘出一些规模较小的殿、亭遗址。在中轴线略偏西的地方还发掘出规模比较宏大而又有重叠关系的长方形殿址多处及圆形建筑遗址一处。隋唐两代为了营建宫室而专门建造的烧瓦窑群，也在应天门右侧被发现，出土大批注明宫匠或官工的印字砖瓦。
应天门遗址：应天门是一座由门楼、垛楼和东西阕楼及其相互之间的廊庑为一体的“门”字形巨大建筑群。东西两侧有向外凸出的对称的两堵夯墙组成的巨大阙楼，相距83米，各宽17.5米，城门东西宽120米以上，这就是文献所载的“左右连阙”。应天门遗址位于洛阳市都城博物馆和洛阳日报社之间，定鼎南路从门址中部穿过。由门楼、朵楼、阙楼及其相互之间的廊庑连为一体的“门”字形巨大建筑群，规模恢弘，气势壮观。是隋唐两京考古发掘出的第一座宫阙遗址，应天门一侧三出阙，两侧共六阙。这是古代都城宫城正门最高礼制。天子三出阙是中国古代最高礼制的都城门。是古代皇帝享用的的最高礼制。应天门内右侧发现了为营建宫室而设置的窑场，出土大批注明官、匠或官工的印字砖瓦。
天堂遗址：天堂遗址位于明堂遗址西北155米，处于宫城轴线区域西侧，是一处方形台基上有五重圆形承重基础的建筑基址，形制非常独特，是武则天命薛怀义主持建造的用以贮佛像的佛堂建筑。天堂遗址遗迹可分为五期，其中第一（隋至初唐）、第三（中晚唐）、第四期（唐末五代）、第五期（北宋）遗迹由东西步廊、东西向水渠和隔墙，仅第二期（武周时期）为大型建筑基址天堂遗址。天堂基址仅存台基基础，其东面与宫城西步廊相连，北面与东西向步廊房相接，西面有砖铺散水并有宽4.33米的东西向步廊与其他建筑相连。台基略呈方形，南北宽77.7米，东西宽69.15米。台基中心为石砌圆形坑，其外有两周柱础石、一周夯土基础和一周碎石块建筑基础。柱础石两圈，内圈础石12个，外圈础石20个，础石为四块青石拼合而成，并为由一层夯土、一层础石层层叠加而成。夯土基础一周宽5.35米，直接打在生土之上。碎石基础一周，为由残石块组成的圈形带状建筑基础，宽约0.5米。
水渠：呈东西走向，以砖和石块由白灰黏砌而成。在台基北侧曲折以环绕台基北部。水渠宽约2米，北折部分南北长约15米，台基北侧部分东西长约63米。
明堂遗址：现明堂遗址地表已无迹可寻。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洛阳唐城工作队，于1986年10一12月配合洛阳市公交公司基建工程中，在中州路与定鼎路相交的东北角，发现武则天时的明堂遗址。经考古勘探得知，明堂范围为南北长400米，东西宽约396米，四周有墙，墙外有壕沟。其主体建筑遗址系圆形夯筑台基，直径达60多米，夯土厚达2.5米。
皇城：皇城围绕在宫城的东、南、西三面，其东西两侧与宫城之间形成夹城，西墙保存较好，长约1670米，宽约14-16米，夯筑，内外砖砌。唐时又在夹城南端添筑了南墙，宽约9米余。。由于洛河北移，皇城东南部被冲毁，南墙仅存西段，长约540米，东墙现存长约1115米，西墙长约1670米。已勘查出东墙的宣耀门、西墙的宣辉门和南墙西部的右掖门。右掖门已发掘，残高2.15米，进深17.5米，为一门三道，每个门道宽6米，左右门道外侧各有13根立柱，采用上架过梁的形式，其上盖筑门楼，内有宽1.25米的车辙。皇城内发掘了隋代的子罗仓。
曜仪城：曜仪城狭长形，东西长约2 100米，南北宽约620米。
圆璧城：圆璧城呈矩形，东西长约2110米，东端广590米，西端广460米。东城呈长方形，南北长1270米，东西约620米。
含嘉仓城：含嘉仓城亦呈长方形，东西约615米，南北725米。仓城中粮窖密集，已探出259座。第160号窖中还保存有约50万斤炭化了的谷物，绝大部分仍保持颗粒状。在宫城东北角和西北角外，还有长方形的小城址各一座，东隔城南北约275米，东西约520米；西隔城南北约275一米，东西约180米。
禁苑：隋西苑周200里，唐126里。禁苑之东、皇城之西南隅有上阳宫，西上阳宫在上阳宫西南，两宫夹水，上架虹桥以通往来。
白居易履道坊遗址：白居易（772-846年）晚年寓居洛阳。长庆四年（824年）白居易任杭州刺史期满后，回到洛阳，买位于履道坊西北隅故散骑常侍杨凭宅。此后又有短期的外任。拜秘书监后，在长安新昌坊稍居。大和三年（829），罢刑部侍郎，以太子宾客分司东都。四月，由长安回归洛阳，居住履道坊本宅。会昌六年（846）八月十四日卒。子孙遵遗嘱，将其葬于龙门山琵琶峰。1992年10月至1993年5月间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洛阳工作站唐城队 ，对著名诗人白居易作了考古发掘 ，历时
6个月。发掘的遗迹有宅院、庭园、水渠、作坊、道路等等 ，出土了珍贵文物1000多件
，揭示了与这位伟大诗人生活息息相关的种种文化现象。白居易故居位于洛阳市区东南郊 ，今属安乐乡狮子桥村东北130米的一片田野
，东经112°30′，北纬 34°40′。这里正是唐东都洛阳城的“履道坊”；而狮子桥村 ，则位于“集贤坊” ；狮子桥村正北的军屯
，则是位于“尊贤坊” ；狮子桥村正东的何村 ，则是位于“永通坊” ；何村南面 ，则应是“永通门”的位置。白居易故居
，在履道坊西北隅。考古发掘判明 ，故居是一座含有前后庭院的两进式院落。
遗址保护：隋唐洛阳城规模宏伟、气势壮观，是当时世界范围内不多见的大都市。更重要的是，隋唐洛阳城还是中国隋唐都城中保存比较完好的都城遗址。因此，在国家大遗址保护工程中，它被列为国家大遗址保护重大项目和重点工程。作为隋唐洛阳城“一区一轴”项目标志性工程之一，天堂遗址保护展示工程将于牡丹文化节期间部分对外开放。1963年河南省人民政府公布为省文物保护单位，并划定重点保护区和一般保护区，建立文物保护小组。1982年以后，洛阳市政府规定在保护区进行建设，要履行报批手续，并由文物部门进行钻探和发掘，重点文物保护区一般不许进行基建。对发掘出土的重要遗迹，如石砌圆形建筑基址、大型石柱础等，修建了保护房或围栏加以保护。1989年又重新明确保护范围，并建立多处石质保护标志碑。1988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公布隋唐洛阳城遗址（SiteoftheSui-TangPeriodCapitalLuoyang）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轩廊：在隋唐洛阳宫城区的土地下，隋代、唐代、北宋的宫城正殿依次是乾阳殿、明堂、太极殿，各朝代一直上下叠压，周边轩廊层层嵌套。这些基本上是夯土遗址，是古代建筑隐蔽在地下的夯土基础，能够标识古代宫殿的轮廓，平面尺度、走向、格局。由于多朝遗址叠加破坏严重，廊坊客观性不强，制作了高、中、低三中高度的玻璃幕墙。
部分文字与图片来源于互联网
——2016.10.5
附：宇文恺其人
宇文恺（555年～612年），中国隋代城市规划和建筑工程专家。字安乐，京兆长安人。出身于武将功臣世家，自幼博览群书，精熟历代典章制度和多种工艺技能。官至工部尚书。
宇文恺祖先是鲜卑族，西魏以来汉化。父亲宇文贵，西魏十二大将军之一，仕周，位至大司徒。次兄宇文忻，周、隋时名将，隋时官至右领军大将军。宇文恺为武将世家，父兄皆以弓马显名，他独好学，擅长工艺，尤善建筑。隋代著名工程，他多参预。大业八年（612）十月，宇文恺卒于工部尚书之位，谥曰康。
出生显赫：蜚声中外的唐代京师长安，以及东都洛阳，实际上都是在隋代建造的，创建这两座历史名城的第一功臣是杰出的建筑学家宇文恺。宇文恺，字安乐，鲜卑人，西魏恭帝二年（555年）生于长安。他出生在北朝后期一个显赫的豪门。其父宇文贵。据《周书》本传说，“少从师受学，尝辍书叹曰：‘男儿当提剑汗马以取公侯，何能如先生为博士也！’”后来从军，屡建军功，地位也扶摇直上。北魏时，即爵封革融县侯，官拜武卫将军，閤内大都督。西魏时，进爵化政郡公，先后任车骑大将军、仪同三司，侍中，骠骑大将军、开府仪同三司，大将军，兴州刺史，大都督，小司徒，益州刺史。北周时，进位柱国，拜御正中大夫，封许国公，历大司空、大司徒、太保等重要官职。卒北周天和二年（567年）卒，赠太傅，谥曰穆。宇文恺的长兄宇文善，西魏和北周时历位开府仪同三司、大将军，柱国，洛州刺史，上柱国。二兄宇文忻，十七岁时即以军功被北周政权赐爵兴国县公，拜仪同三司，后又因战功进位开府、骠骑将军，进爵化政郡公，北周末位至上柱国，进爵英国公。出生在这样一个家庭中的宇文恺，二岁时就被赠爵双泉县伯，六岁时袭祖爵安平郡公，但身在将门的宇文恺却不好弓马，而喜好读书。《隋书》本传说“恺少有器局。家世武将，诸兄并以弓马自达，恺独好学，博览书记，解属文，多伎艺，号为名父公子。”这段记载可窥知他为学的大致情况。
初露锋芒：北周末，宇文恺累迁右侍上士、御正中大夫、仪同三司。大象二年（580年），杨坚任北周宰相后，宇文恺又被任命为上开府、匠师中大夫。据《唐六典》卷二三“将作都水监”记载：“后周有匠师中大夫一人，掌城郭、宫室之制及诸器物度量。”又据考证，北周设有“匠师中大夫，一人，正五命”。因此可以推知，当时年轻的宇文恺已经在建筑科学和工程管理方面崭露锋芒。
建仁寿宫：开皇二年（582年），隋文帝下诏营建新都大兴城（今陕西西安），以恺为营新都副监，时高颎虽为大监，不过总领大纲，而规模计划皆出自宇文恺。开皇三年，新都建成，而仓廪尚虚，需要大量转运关东米粟，渭水多沙，不便漕运。四年，下诏兴建漕渠，令宇文恺率领水工凿渠，引渭水通黄河，自大兴城东至潼关三百余里，名叫广通渠。渠成后，转运便利，隋唐关中的富庶颇得益于此。其后，他受到其兄宇文忻被杀事件的牵连，一度罢官居家。开皇十三年，隋文帝要在岐州（今陕西凤翔）建仁寿宫，经右仆射杨素推荐，文帝任命恺为检校将作大匠，后又拜为仁寿宫监、将作少监。在杨素主持下，仁寿宫建造得非常华丽，成为隋文帝经常临幸的别宫。
隋炀帝杨广即位后，要营建洛阳，又以恺为营东都副监，后迁将作大匠。宇文恺把东都建筑得极其壮丽，因此被升为工部尚书。他曾经建造大帐，帐下可以容纳数千人。又造观风行殿，殿上可以容纳侍卫数百人，行殿下装轮轴，可以迅速拆卸和拼合。他曾建议按古制建筑明堂，“下为方堂，堂有五室，上为圆观，观有四门”，并曾用木料制作了模型。虽然没有兴建，却表现了他的巧思和学识的渊博。大业八年（612年）宇文恺卒。
大兴城的营建：581年，杨坚建立隋朝，是为隋文帝。为了巩固自己的统治地位，他大肆诛杀北周宗室宇文氏，以清除北周残余势力。宇文恺原也被定入诛杀之列，由于宇文恺家族与北周宗室有别，二兄宇文忻又拥戴隋文帝有功，加上他本人的才华深得隋文帝的赏识，因而方幸免一死。隋文帝“修宗庙”，宇文恺被起用，任营宗庙副监、太子左庶子，负责宗庙的兴修事务。宗庙建成后，被加封为甑山县公，邑千户，随后投入了隋代都城大兴城的营建工程。
隋朝建立之时，仍承袭北周以长安城为京都。长安城始建于汉代，已有近八百年的历史，城市已显得过于狭小，宫宇亦多朽蠹，加上供水、排水严重不畅，污水往往聚而不泄，生活用水受到严重污染，已经不能适应社会发展和人们生活的需要。因此，隋文帝嫌其“制度狭小，又宫内多妖异”，通直散骑常侍庾季才也奏云：“汉营此城，经今将八百岁，水皆咸卤，不甚宜人。”于是决定另建新都。
开皇二年（582年）六月，隋文帝下诏：“此城从汉，凋残日久，屡为战场，旧经丧乱。今之宫室，事近权宜，又非谋筮从龟，瞻星揆日，不足建皇王之邑，合大众所聚”，“今区宇宁一，阴阳顺序，安安以迁，勿怀胥怨。龙首山川原秀丽，卉物滋阜，卜食相土，宜建都邑，定鼎之基永固，无穷之业在斯。公私府宅，规模远近，营构资费，随事条奏。”于是“诏左仆射高颎、将作大匠刘龙、巨鹿郡公贺娄子干、太府少卿高龙叉等创造新都”。“以太子左庶子宇文恺有巧思，领营新都副监”。由于杨坚在北周时曾被封为大兴公，故新都命名为大兴城。
大兴城的营建，史称“制度多出于颎”，“高颎虽总大纲，凡所规画，皆出于恺”。宋代的宋敏求在《长安志》中也说在隋大兴城兴建时，“命左仆射高颎总领其事，太子左庶子宇文恺创制规模，将作大匠刘龙、工部尚书巨鹿郡公贺楼（娄）子干、大（太）府少卿尚龙义并充使营建”。可见高颎主要是提出都城的总的制度，并负责总的施建方针，而具体的规划、设计则是由宇文恺完成的，其他的副使主要是协助负责施工和材料管理诸事务。
大兴城的兴建，不是在旧有基础上进行改建、扩建而成的城市，而是在短时间内按周密规划兴建而成的崭新城市。全城由宫城、皇城和郭城组成，先建宫城，后建皇城，最后建郭城。开皇二年（582年）六月开始兴建，十二月基本竣工命名大兴城，次年三月即正式迁入使用，前后仅九个月，其建设速度之快实令人惊叹。整个工程的规划、设计、人力、物力的组织和管理都应是相当精细和严谨的。在规划设计和建设施工中，还得考虑地形、水源、交通、军事防御、环境美化、城市管理、市场供需等的配套，以及都城作为政治、军事、经济、文化中心的特点等诸多方面的因素，解决一系列复杂的问题。因此大兴城的兴建标志着当时的中国所达到的经济和科学技术水平。
有人曾列举世界古代十座城市的面积进行比较：（1）隋大兴城（唐长安城），583 年建，面积84.1 平方公里；（2）北魏洛阳城，493
年建，面积约73 平方公里；（3）明清北京城，1421—1553 年建，面积60.2 平方公里；（4）元大都，1267 年建，面积50
平方公里；（5）隋唐东京（洛阳城），605 年建，面积45.2 平方公里；（6）明南京，1366 年建，面积43
平方公里；（7）汉长安（内城），建于公元前202 年，面积35 平方公里；（8）巴格达，800 年建，面积30.44
平方公里；（9）罗马，300 年建，面积13.68 平方公里；（10）拜占庭，447 年建，面积11.99
平方公里。从上所列可以看到，中国古代都市的规模之大在世界上是无与伦比的，而大兴城则更是位列榜首，堪称世界第一城。
大兴城的规划吸取了曹魏邺城（故址在今河北临漳邺镇东）、北魏洛阳城的经验，在方整对称的原则下，沿着南北中轴线，将宫城和皇城置于全城的主要地位，郭城则围绕在宫城和皇城的东、西、南三面。分区整齐明确，象征着皇权的威严，充分体现了中国古代京都规划和布局的独特风格，反映了统治者专制集权的思想和要求。特别是把宫室、官署区与居住区严格分开，是一大创新。北宋吕大防在《隋都城图》题记中，曾称赞大兴城的布局思想：“隋氏设都，虽不能尽循先王之法，然畦分棋布，闾巷皆中绳墨，坊有墉，墉有门，逋亡奸伪无所容足。而朝廷官寺，居民市区不复相参，亦一代之精制也。”清代徐松也说：“自两汉以后，至于晋、齐、梁、陈，并有人家在宫阙之间。隋文帝以为不便于事，于是皇城之内惟列府寺，不使杂居，公私有辨，风俗齐整，实隋文之新意也。”
宫城位于南北中轴线的北部，“东西四里（不含掖庭宫），南北二里二百七十步，崇三丈五尺”，实测东西长2820.3
米（含掖庭宫），南北宽1492.1
米。城内有墙把宫城分隔成三部分。中部是大兴宫，由大兴殿等数十座殿台楼阁组成，是皇帝起居、听政的场所。东部为东宫，专供太子居住和办理政务。西部为掖庭宫，是安置宫女学习技艺的地方。
皇城（又称子城）在宫城南面，由一条横街与宫城相隔，“东西五里一百一十五步，南北三里一百四十步”，实测东西长与宫城相同，南北宽为1843.6
米。皇城是军政机构和宗庙的所在地。“城中南北七街，东西五街。左宗庙，右社稷。百僚廨署列于其间，凡省六，寺九，台一，监四，卫十有八。东宫官属，凡府一，坊三，寺三，率府十”。
郭城，又称罗城、京城，“东西一十八里一百一十五步，南北一十五里一百七十五步，周六十七里，其崇一丈八尺”，实测东西长9721
米，南北宽8651.7
米。全城由南北向大街十一条，东西向大街十四条，划分为一百零八个里坊和两个商市，形成棋盘型的布局。白居易有诗云：“百千家似围棋局，十二街如种菜畦。”既形象又贴切地描绘了大兴城的布局特征。
城中的街道都很宽。通向城门的街道之宽度都在百米以上；最宽的是界于宫城和皇城之间的横街，宽达220
米以上；位于南北中轴线上的主干道朱雀大街宽150 米；不通城门的街道宽42—68 米；最窄的是四周沿城墙内侧的顺城街，宽25
米。里坊都筑有坊墙，坊中也有街道。大的里坊四面开四个坊门，中辟十字街；小的里坊开东西二门，有一条横街。这些纵横相交的街道形成一个交通网络，井然有序。各大街的两侧都开有排水沟，街道两旁植以榆、槐为主的行道树，株行距整齐划一，使道路成为宽广笔直的林荫大道，为城市增添了风采。
在大兴城的规划和兴建中，对于环境美化和给排水问题，也给予了高度的重视。整个城址位于渭水南岸，西傍沣河，东依灞水、浐水，南对终南山。根据其地理环境和河道情况，开凿了三条水渠引水入城。城南为永安渠和清明渠，城东为龙首渠，龙首渠又分出两条支渠。三条水渠都分别流经宫苑再注入渭水，不但可以解决给排水问题，而且可以进行生活物资的运输。水渠两岸种植有柳树，形成了“渠柳条条水面齐”的宜人景色。城东南还开辟有曲江“芙蓉园”，其“花卉周环，烟水明媚，都人游赏盛于中秋节。江侧菰蒲葱翠，柳荫四合，碧波红蕖，湛然可爱”，是全城的风景区和旅游区。
在大兴城的规划、设计中，也还存在着严重的缺陷。其突出者有三：
其一是没有很好地考虑当时社会发展的需求，城市规模过大，超越了时代的要求。其城南四列里坊，经过隋唐两代三百多年的时间，始终没有多少住户，非常冷落荒凉。正如宋敏求所说：“自朱雀门南第六横街以南，率无居人第宅。”其注又云：“自兴善寺以南四坊，东西尽郭，虽有居者，烟火不接，耕垦种植，阡陌相连。”
其二是大兴城的道路虽然很宽，但全是土路，雨雪时泥泞不堪，难以通行，有时连上朝都得停止。为了排水，路面都是中间较高，两侧有宽、深各两米多的水沟，但由于城内地形起伏较大，排水仍有困难，以致暴雨后常有坊墙倒塌，居民溺死的事故发生。
其三是在漕运方面也存在着较大的问题。有时漕运不通，即造成粮食供应匮乏。为此，终于酿成了都城的东迁。
在当时的社会、经济、科技条件下，大兴城有如此规模的建设和成就，是值得人们赞颂的。大兴城的设计和布局思想，不但对中国后世的都市建设有着很大的影响，而且对日本、朝鲜的都市建设也有着深刻的影响。如日本飞鸟、奈良时代的都城藤原京、平城京，就是仿效大兴城的布局特点而建造的。平城京东西三十二町，南北三十六町，每隔四町均有大路相通，形成整齐有序的棋盘状。宫城也是位于城北正中，四周以官衙和贵族邸第围绕，明显地体现着大兴城的特征。
开凿广通渠工程：营建东京是宇文恺在城市建设方面的另一个重大成就。开皇四年（584年）六月，宇文恺又受命负责开凿广通渠工程。据记载：“隋主以渭水多沙，深浅不常，漕者苦之”，“诏太子左庶子宇文恺帅水工凿渠，引渭水，自大兴城东至潼关三百余里，名曰广通渠。漕运通利，关内赖之。”其后，宇文恺出任莱州（今山东掖县）刺史，“甚有能名”。开皇六年闰八月，宇文恺之二兄上柱国、杞国公宇文忻因谋反被诛，宇文恺也受株连而解职，“除名于家，久不得调”。
仁寿宫工程的筹划和设计：开皇十三年（593年）二月，隋文帝令杨素在岐州（今陕西凤翔）北营造仁寿宫。杨素以宇文恺有巧思，“奏前莱州刺史宇文恺检校将作大匠”，负责仁寿宫工程的筹划和设计。“于是夷山堙谷以立宫殿，崇台累榭，宛转相属”，整个宫殿区“制度壮丽”，是一组极其雄伟的宫殿建筑群。开皇十五年三月，仁寿宫建成，宇文恺被任命为仁寿宫监，授仪同三司，接着又被任命为将作少监。仁寿二年（602年）八月，隋文帝皇后独孤氏卒。闰十月，杨素和宇文恺受命营造皇陵太陵。独孤皇后葬后，宇文恺复爵安平郡公，邑千户。
洛阳故都建新城：仁寿四年七月，隋炀帝杨广继位。鉴于大兴城位置偏西，又水陆交通不便，也为了更进一步加强对河北、山东以及江淮地区的控制，决定在洛阳故都附近建造新城，作为东京。十一月癸丑，隋炀帝在巡幸洛阳时下诏说，洛阳的地理位置“控以三河，固以四塞，水陆通，贡赋等”，“今可于伊、洛营建东京，便即设官分职，以为民极也”。
建成大型城市：据《隋书·炀帝纪》记载，大业元年（605年）三月丁未，隋炀帝“诏尚书令杨素、纳言杨达、将作大匠宇文恺营建东京，徙豫州郭下居人以实之”。又据《资治通鉴》卷一八零记载，“每月，役丁二百万人。徙洛州郭内居民，及诸州富商大贾数万户以实之”。大业二年春正月辛酉，“东京成”，其营建过程前后仅历十个月，是又一座在短时间内经周密规划、设计、建造而成的大型城市。在营建东京时，宇文恺“揣帝心在宏侈，于是东京制度穷极壮丽”。故此宇文恺博得隋炀帝的欢心，被进位开府仪同三司。其间，宇文恺还受命在河南郡寿安县（今河南宜阳）营造显仁宫，“南接皁涧，北跨洛滨”，为此，曾“发大江之南、五岭以北奇材异石，输之洛阳；又求海内嘉木异草，珍禽奇兽，以实园苑”。
政治、经济和交通的中心：东京一名东都，又谓“新都”。它位于汉魏洛阳城之西约十公里，北依邙山，南对龙门，地理位置十分优越。正如李吉甫所说：“北据邙山，南直伊阙之口，洛水贯之，有河汉之象，东去故城一十八里。”由于水陆交通方便，自隋代至北宋，一直作为都城，成为一个政治、经济和交通的中心。
东京的营建是一个浩大的工程。据《隋书·食货志》记载：“始建东都，以尚书令杨素为营作大监，每月役丁二百万人。”《大业杂记》中记载：“初卫尉刘权、秘书丞韦万顷总监筑宫城，一时布兵夫，周匝四面，有七十万人。城周匝两重，延袤三十余里，高四十六尺。六十日成。其内诸殿基及诸墙院，又役十余万人。直东都土工监常役八十万人，其木工、瓦工、金工、石工又役十余万人。”唐初张玄素曾对唐太宗言及他所见营建东都的情况，说：“臣又尝见隋室造殿，楹栋宏壮，大木非随近所有，多从豫章（今江西境）采来。二千人曳一柱，其下施毂，皆以生铁为之，若用木轮，便即火出。铁毂既生，行一二里即有破坏，仍数百人别赍铁毂以随之，终日不过进三二十里。略计一柱，已用数十万功，则余费又过于此。”从这些记载，可以看到其用工量的大致状况。建造大兴城的用工状况，虽缺乏史料记载，但参照有关东京的记载，当与东京的用工数量相当。
东京规模：东京规模略小于大兴城。据勘探，它的东城墙长7312 米，南城墙长7290米，北城墙长6138 米，西城墙长6776
米，总计周长27516 米，合55
里。平面呈南宽北窄的不规则长方形。全城亦是由宫城、皇城、郭城所构成。洛水由西而东穿城而过，把城分为南北二区。由于地形的关系，东京不似大兴城那样强调南北中轴线和完全对称的布局方式，其宫城和皇城建于西北部，但整个规划力求方正、整齐，仍与大兴城相似。
宫城名紫禁城，“东西四里一百八十八步，南北二里八十五步，周一十三里二百四十一步，其崇四丈八尺，以象北辰藩卫。城中隔城二，在东南隅者太子居之，在西北隅者皇子、公主居之。城北隔城二，最北者圆璧城，次南曜仪城”。宫城内有乾阳殿、大业殿等数十座殿、阁、堂、院，极其富丽堂皇。李吉甫称：“（东京）宫室台殿，皆宇文恺所创也。恺巧思绝伦，因此制造颇穷奢丽，前代都邑莫之比焉。”其中以乾阳殿最为奢华，是皇帝举行大典和接待重要外国使团的地方。“殿基高九尺，从地至鸱尾（房脊两端的兽）高一百七十尺，十三间二十九架，三陛轩。文掍镂槛，栾栌百重，楶拱千构，云楣绣柱，华榱璧珰，穷轩甍之壮丽。其柱大二十四围，倚井垂莲，仰之者眩曜。南轩垂以珠丝网络，下不至地七尺，以防飞鸟。四面周以轩廊，坐宿卫兵。”“殿庭东南西南各有重楼，一悬钟，一悬鼓，刻漏即在楼下，随刻漏则鸣钟鼓。”宫城正门则天门，“门上飞观相夹，门外即朝堂”。因其太奢，致武德四年（621年）唐高祖李渊令人焚毁另建。
形如偃月，谓之月陂：宫城西面是上林西苑，又名会通苑，在今洛阳涧西一带。据《大业杂记》记载：“（大业）元年夏五月西苑，周二百里，其内造十六院，屈曲绕龙鳞沟。”苑内引涧河汇水成海，周十余里，海中造蓬莱、方丈、瀛洲三神山，高出水面百余尺，台观殿阁布置在山上，风景非常壮观。缘渠作十六院，门皆临渠，堂殿楼观，极为华丽。为了引洛水入苑，宇文恺还修筑了月陂。据李吉甫《元和郡县图志》卷五记载：“洛水，在（洛阳）县西南三里。西自苑内上阳之南弥漫东流，宇文恺筑斜堤束令东北流。当水冲，捺堰九折，形如偃月，谓之月陂。”
国家粮仓：宫城的东北面为含嘉城，城里为含嘉仓，是一座贮藏粮食的大型国家粮仓。据《大业杂记》记载：“大业元年，炀帝建东都洛阳，在宫城东建含嘉仓。”据1969
年以来的考古发掘，含嘉城的总面积约43
万平方米，四面有城墙，城墙为挖槽夯筑而成。在仓城的东北和偏南地区，勘探出大小不等的圆形或椭圆形的地下粮窖287
座，估计全城的地下粮窖应在400
座以上。由于东京漕运方便，又在含嘉城内储藏了大量粮食，避免了大兴城发生粮荒的问题，使其粮食供应得到了保障。
皇城：皇城名太微城，亦称南城、宝城，“东西五里一十七步，南北三里二百九十八步，周一十三里二百五十步，高三丈七尺。其城曲折，以象南宫垣”。城中有五条南北向街道，四条东西向街道，分列省、府、寺、卫、社、庙等建筑。
郭城：郭城称罗郭城，隋时仅筑有短垣，“东西五千六百十步，南北五千四百七十步”，实测南北最长处7312 米，东西最宽处7290
米。全城纵横大街各十条，一般宽41
米，把全城划分为“里一百三，市三”。这些里坊分布在北区的东部和整个南区，其中南区的里坊与街道最整齐。里坊平面作方形或长方形，面积比大兴城的里坊略小，坊内辟十字形街道。由于里坊小街道窄，临街开门的住宅随之增多，这样就使城内各部分的关系显得比较紧凑。
大兴宫的建造布局天人合一，从六坡的高度看，地势从北到南渐次降低。那么宫城所处的位置则相对较低。不把宫城设置在最高处另有原委。根据天上星宿的位置，最为尊贵的紫薇宫居于北天中央，它以北极为中枢，东、西两藩共有十五颗星环抱着它。紫薇宫即皇宫的意思，皇帝贵为天子，地上的君主和天上的星宿应该相对应，应此，只能把皇宫布置在北边中央位置。而且北有渭河相倚，从防卫角度看，也具安全性。
设计缺陷：但是这种追求理念的设计似乎也有缺陷。隋代的皇宫——大兴宫到唐朝继续沿用，只是改名太极宫。而太极宫很快就被大明宫所取代，究其原因，就是应为太极宫地势较低，而长安城盛夏气温很高，使得住在太极宫有“湫湿感”。为此从秦至唐，每逢夏季，统治者都要到夏宫去避暑。唐太宗选定长安城北禁苑中龙首高地，营造大明宫，为太上皇消夏的夏宫。后来唐高宗李治又接着以为完成的大明宫为基础，进行大规模的再建工程。大明宫的正殿含元殿建成后，唐高宗便正式在大明宫听政。此后二百余年，大明宫都是唐代主要的朝会之所，成为唐王朝的统治中心和国家象征。
史书记载：《隋书·宇文恺列传》
宇文恺，字安乐，杞国公忻之弟也。在周，以功臣子，年三岁，赐爵双泉伯，七岁，进封安平郡公，邑二千户。恺少有器局。家世武将，诸兄并以弓马自达，恺独好学，博览书记，解属文，多伎艺，号为名父公子。初为千牛，累迁御正中大夫、仪同三司。高祖为丞相，加上开府中大夫。及践阼，诛宇文氏，恺初亦在杀中，以其与周本别，兄忻有功于国，使人驰赦之，仅而得免。后拜营宗庙副监、太子左庶子。庙成，别封甑山县公，邑千户。及迁都，上以恺有巧思，诏领营新都副监。高颎虽总大纲，凡所规画，皆出于恺。后决渭水达河，以通运漕，诏恺总督其事。后拜莱州刺史，甚有能名。兄忻被诛，除名于家，久不得调。会朝廷以鲁班故道久绝不行，令恺修复之。既而上建仁寿宫，访可任者，右仆射杨素言恺有巧思，上然之，于是检校将作大匠。岁余，拜仁寿宫监，授仪同三司，寻为将作少监。文献皇后崩，恺与杨素营山陵事，上善之，复爵安平郡公，邑千户。
炀帝即位，迁都洛阳，以恺为营东都副监，寻迁将作大匠。恺揣帝心在宏侈，于是东京制度穷极壮丽。帝大悦之，进位开府，拜工部尚书。及长城之役，诏恺规度之。时帝北巡，欲夸戎狄，令恺为大帐，其下坐数千人。帝大悦，赐物千段。
又造观风行殿，上容侍卫者数百人，离合为之，下施轮轴，推移倏忽，有若神功。
戎狄见之，莫不惊骇。帝弥悦焉，前后赏赉，不可胜纪。
自永嘉之乱，明堂废绝，隋有天下，将复古制，议者纷然，皆不能决。恺博考群籍，奏《明堂议表》曰：臣闻在天成象，房心为布政之宫，在地成形，丙午居正阳之位。观云告月，顺生杀之序；五室九宫，统人神之际。金口木舌，发令兆民；玉瓒黄琮，式严宗祀。何尝不矜庄扆宁，尽妙思于规摹，凝睟冕旒，致子来于矩矱。
伏惟皇帝陛下，提衡握契，御辩乘乾，减五登三，复上皇之化，流凶去暴，丕下武之绪。用百姓之异心，驱一代以同域，康哉康哉，民无能而名矣。故使天符地宝，吐醴飞甘，造物资生，澄源反朴。九围清谧，四表削平，袭我衣冠，齐其文轨。茫茫上玄，陈珪璧之敬；肃肃清庙，感霜露之诚。正金奏《九韶》、《六茎》之乐，定石渠五官、三雍之礼。乃卜瀍西，爰谋洛食，辨方面势，仰禀神谋，敷土浚川，为民立极。兼聿遵先言，表置明堂，爰诏下臣，占星揆日。于是采崧山之秘简，披汶水之灵图，访通议于残亡，购《冬官》于散逸。总集众论，勒成一家。昔张衡浑象，以三分为一度，裴秀舆地，以二寸为千里。臣之此图，用一分为一尺，推而演之，冀轮奂有序。而经构之旨，议者殊途，或以绮井为重屋，或以圆楣为隆栋，各以臆说，事不经见。今录其疑难，为之通释，皆出证据，以相发明。议曰：臣恺谨案《淮南子》曰：“昔者神农之治天下也，甘雨以时，五谷蕃植，春生夏长，秋收冬藏，月省时考，终岁献贡，以时尝谷，祀于明堂。明堂之制，有盖而无四方，风雨不能袭，燥湿不能伤，迁延而入之。”臣恺以为上古朴略，创立典刑。《尚书帝命验》曰：“帝者承天立五府，以尊天重象。赤曰文祖，黄曰神斗，白曰显纪，黑曰玄矩，苍曰灵府。”注云：“唐、虞之天府，夏之世室，殷之重屋，周之明堂，皆同矣。”《尸子》曰：“有虞氏曰总章。”《周官·考工记》曰：“夏后氏世室，堂修二七，博四修一。”注云：“修南北之深也。夏度以步，今修十四步，其博益以四分修之一，则明堂博十七步半也。”臣恺按，三王之世，夏最为古，从质尚文，理应渐就宽大，何因夏室乃大殷堂？相形为论，理恐不尔。《记》云“堂修七，博四修一”，若夏度以步，则应修七步。注云“今堂修十四步”，乃是增益《记》文。殷、周二堂独无加字，便是其义，类例不同。山东《礼》本辄加二七之字，何得殷无加寻之文，周阙增筵之义？研核其趣，或是不然。雠校古书，并无二字，此乃桑间俗儒信情加减。《黄图议》云：“夏后氏益其堂之大一百四十四尺，周人明堂以为两杼间。”马宫之言，止论堂之一面，据此为准，则三代堂基并方，得为上圆之制。诸书所说，并云下方，郑注《周官》，独为此义，非直与古违异，亦乃乖背礼文。寻文求理，深恐未惬。
《尸子》曰：“殷人阳馆。”《考工记》曰：“殷人重屋，堂修七寻，堂崇三尺，四阿重屋。”注云：其修七寻，五丈六尺，放夏周则其博九寻，七丈二尺。”又曰：“周人明堂，度九尺之筵，东西九筵。南北七筵。堂崇一筵。五室，凡二筵。”
《礼记·明堂位》曰：“天子之庙，复庙重檐。”郑注云：“复庙，重屋也。”
注《玉藻》云：“天子庙及露寝，皆如明堂制。”《礼图》云：“于内室之上，起通天之观，观八十一尺，得宫之数，其声浊，君之象也。”《大戴礼》曰：“明堂者，古有之。凡九室，一室有四户八牖。以茅盖，上圆下方，外水曰璧雝。
赤缀户，白缀牖。堂高三尺，东西九仞，南北七筵。其宫方三百步。凡人民疾，六畜疫，五谷灾，生于天道不顺。天道不顺，生于明堂不饰。故有天灾，则饰明堂。”《周书·明堂》曰：“堂方百一十二尺，高四尺，阶博六尺三寸。室居内，方百尺，室内方六十尺。户高八尺，博四尺。”《作洛》曰：“明堂太庙露寝，咸有四阿，重亢重廊。”孔氏注云：“重亢累栋，重廊累屋也。”《礼图》曰：“秦明堂九室十二阶，各有所居。”《吕氏春秋》曰：“有十二堂。”与《月令》同，并不论尺丈。臣恺案，十二阶虽不与《礼》合，一月一阶，非无理思。《黄图》曰：“堂方百四十四尺，法坤之策也，方象地。屋圆楣径二百一十六尺，法乾之策也，圆象天。太室九宫，法九州。太室方六丈，法阴之变数。十二堂法十二月，三十六户法极阴之变数，七十二牖法五行所行日数。八达象八风，法八卦。
通天台径九尺，法乾以九覆六。高八十一尺，法黄钟九九之数。二十八柱象二十八宿。堂高三尺，上阶三等，法三统。堂四向五色，法四时五行。殿门去殿七十二步，法五行所行。门堂长四丈，取太室三之二。垣高无蔽目之照，牖六尺，其外倍之。殿垣方，在水内，法地阴也。水四周于外，象四海，圆法阳也。水阔二十四丈，象二十四气。水内径三丈，应《觐礼经》。”武帝元封二年，立明堂汶上，无室。其外略依此制。《泰山通议》今亡，不可得而辨也。
元始四年八月，起明堂、辟雍长安城南门，制度如仪。一殿，垣四面，门八观，水外周，堤壤高四尺，和会筑作三旬。五年正月六日辛未，始郊太祖高皇帝以配天。二十二日丁亥，宗祀孝文皇帝于明堂以配上帝，及先贤、百辟、卿士有益者，于是秩而祭之。亲扶三老五更，袒而割牲，跪而进之。因班时令，宣恩泽。
诸侯王、宗室、四夷君长、匈奴、西国侍子，悉奉贡助祭。
《礼图》曰：“建武三十年作明堂，明堂上圆下方，上圆法天，下方法地，十二堂法日辰，九室法九州。室八牖，八九七十二，法一时之王。室有二户，二九十八户，法土王十八日。内堂正坛高三尺，土阶三等。”胡伯始注《汉官》云：“古清庙盖以茅，今盖以瓦，瓦下藉茅，以存古制。”《东京赋》曰：“乃营三宫，布政颁常。复庙重屋，八达九房。造舟清池，惟水泱泱。”薛综注云：“复重廇覆，谓屋平覆重栋也。”《续汉书·祭祀志》云：“明帝永平二年，祀五帝于明堂，五帝坐各处其方，黄帝在未，皆如南郊之位。光武位在青帝之南，少退西面，各一犊，奏乐如南郊。”臣恺按《诗》云，《我将》祀文王于明堂，“我将我享，维牛维羊”。据此则备太牢之祭。今云一犊，恐与古殊。自晋以前，未有鹑尾，其圆墙壁水，一依本图。《晋起居注》裴頠议曰：“尊祖配天，其义明著，庙宇之制，理据未分。直可为一殿，以崇严祀，其余杂碎，一皆除之。”
臣恺案，天垂象，圣人则之。辟雍之星，既有图状，晋堂方构，不合天文。既阙重楼，又无璧水，空堂乖五室之义，直殿违九阶之文。非古欺天，一何过甚！后魏于北台城南造圆墙，在璧水外，门在水内迥立，不与墙相连。其堂上九室，三三相重，不依古制，室间通巷，违舛处多。其室皆用墼累，极成褊陋。后魏《乐志》曰：“孝昌二年立明堂，议者或言九室，或言五室，诏断从五室。后元叉执政，复改为九室，遭乱不成。”《宋起居注》曰：“孝武帝大明五年立明堂，其墙宇规范，拟则太庙，唯十二间，以应期数。依汉《汶上图仪》，设五帝位。太祖文皇帝对飨，鼎俎簠簋，一依庙礼。”梁武即位之后，移宋时太极殿以为明堂。
无室，十二间。《礼疑议》云：“祭用纯漆俎瓦樽，文于郊，质于庙。止一献，用清酒。”平陈之后，臣得目观，遂量步数，记其尺丈。犹见基内有焚烧残柱，毁斫之余，入地一丈，俨然如旧。柱下以樟木为跗，长丈余，阔四尺许，两两相并。瓦安数重。宫城处所，乃在郭内。虽湫隘卑陋，未合规摹，祖宗之灵，得崇严祀。周、齐二代，阙而不修，大飨之典，于焉靡托。
自古明堂图惟有二本，一是宗周，刘熙、阮谌、刘昌宗等作，三图略同。一是后汉建武三十年作，《礼图》有本，不详撰人。臣远寻经传，傍求子史，研究众说，总撰今图。其样以木为之，下为方堂，堂有五室，上为圆观，观有四门。
帝可其奏。会辽东之役，事不果行。以渡辽之功，进位金紫光禄大夫。其年卒官，时年五十八。帝甚惜之。谥曰康。撰《东都图记》二十卷、《明堂图议》二卷、《释疑》一卷，见行于世。子儒童，游骑尉。少子温，起部承务郎。
长安布局：
千百家似围棋局，十二街如种菜畦：84平方公里的面积，百万人口，唐长安城是当时世界上最宏大壮丽的都市，全城几乎为方形，以坐落在城北的宫城为中心主体，宫城，皇城，郭城，渐次展开。一条宽达150米纵贯南北中央的朱雀门街为中轴线，将都城划分两边：街东街西各有55坊。坊里的数目、位置的排列，面积的大小，形制，都左右对应。格局犹如棋盘，白居易为此生动地描绘为：千百家似围棋局
十二街如种菜畦。”长安城这种布局可以说是中国封建王朝权利高度集中的体现。长安城每面城墙都开三门，沿袭汉制。布局既巧妙又暗和古礼：皇城东南角有太庙，西南角立太社，正是“左祖右社”。皇城两侧两侧有南北纵列13坊，象征着一年有闰，正南则是东西4排坊。意味着一年有四季，南北9排坊，取自《周礼》九逵之制。而里坊的管理更是以严格控制为思路：坊里的四周以围墙封闭，每面仅开一扇门，而皇城南边4列36坊只开东西两门，有人说是怕开了门冲泄了王气，其更真实的原因是为了保证皇城的安全。城门和坊门早晚都要定时开闭，以击鼓为准，并实行宵禁制，犯禁还要遭到拘禁鞭挞。唐玄宗时，才下诏规定每年正月十七、十八、十九三天可以开夜市，以庆祝上元节。作为古代东方最伟大的城市，长安城以规模宏大、设计周详、制度严谨、布局井然，成为都城建筑历史上的典范。磅礴壮丽的长安是中华古典文明的极致。
晚年活动：大业三年（607）六至八月，宇文恺跟随隋炀帝北巡。在此期间，他奉命修筑长城，创制了三项活动性的建筑物。关于宇文恺修筑长城事，有的论著仅引述《隋书》本传的记载：“及长城之役，诏恺规度之。”未指明修长城时间，所修是哪段长城。查史籍记载，隋炀帝在位时修长城有两次。第一次修长城在大业三年七月，“发丁男百万筑长城，西距榆林，东至紫河，二旬而罢”。榆林郡系大业三年所置，其治所在今内蒙古自治区准格尔旗及黄河东岸托克托、和林格尔一带。紫河在定襄郡大利县，《隋书·地理志》中记载：“大利县，大业初置，带郡。有长城，有阴山，有紫河。”大利故城在今内蒙古自治区乌兰察布盟南部清水河县境。紫河即今内蒙古自治区南部、山西省西北长城外之浑河，蒙古语名为乌兰穆伦河。第二次修长城在大业四年七月，“发丁男二十万筑长城，自榆谷而东”，九月“诏免长城役者一年租赋”，可见该役已结束。据《资治通鉴》卷一八零记载：“此榆谷当在榆林西。”可推知此次所修长城为由榆林郡治向西至榆谷一段。据《隋书》本传记载，宇文恺规度长城事是在“进位开府，拜工部尚书”之后，而据《隋书·炀帝纪》上记载，宇文恺拜工部尚书是在大业四年，因而其所修长城似应为第二次。实际上此记载有误，因宇文恺大业四年七月未到榆林，他是大业三年随隋炀帝北巡时，于六月至八月逗留榆林的。在《隋书》本传长城役记载之后，也说“时帝北巡”，宇文恺在此期间造大帐和观风行殿。故可判定，宇文恺规度长城之役为炀帝时的第一次修长城，即大业三年七月，所修长城为榆林至紫河一段。
活动筑物：
大帐：造于七月。《隋书》本传记载：“时帝北巡，欲夸戎狄，令恺为大帐，其下坐数千人。”《资治通鉴》卷一八零也记载：“帝欲夸示突厥，令宇文恺为大帐，其下可坐千人。甲寅（15
日）帝于城东御大帐，备仪卫，宴启民及其部落，作散乐。诸胡骇悦，争献牛羊驼马数千万头。”《北史·炀帝纪》上亦云：“甲寅，上于郡城东御大帐，其下备仪卫，建旌旗，宴启民及其部落三千五百人，奏百戏之乐。”
观风行殿：造于八月。据《隋书》本传记载：“又造观风行殿，上容待卫者数百人，离合为之，下施轮轴，推移倏忽，有若神功。戎狄见之，莫不惊骇。”又《资治通鉴》卷一八零也记载：“令宇文恺等造观风行殿，上容侍卫者数百人，离合为之，下施轮轴，倏忽推移。”
行城：造于八月。《资治通鉴》卷一八零记载：“又作行城，周二千步，以板为干，衣之以布，饰以丹青，楼橹悉备。胡人惊以为神。”
其中，大帐当是大型帐篷。观风行殿应是一种活动性建筑，上面为宫殿式木构建筑，可以拆卸和拼装；下面设置轮轴机械，可以推移，惜其具体形制和结构史无明言，难以详悉。行城应是一种板装并附有布屏的围城，《资治通鉴》虽未明言系宇文恺所作，但其记述紧接在造观风行殿之后，当亦是宇文恺负责制作的。
另据《资治通鉴》卷一八一记载，大业五年（609年）六月，隋炀帝西巡，至张掖（今甘肃张掖）时，亦“御观风行殿，盛陈文物，奏九部乐，设鱼龙曼延，宴高昌王、吐屯设于殿上，以宠异之。其蛮夷陪列者三十余国”。此观风行殿是否即是大业三年宇文恺所造的，抑或是重造，录以备考。
这些大型的活动性建筑，从另一侧面反映了他在机械制造方面有着很高的造诣。
明堂设计：除了规划、设计和主持施工，建造了一系列大型建筑工程外，宇文恺还在明堂设计方面花费了大量心血，取得了重要的成就。明堂原是周代朝廷的前殿，传说其形制是周公所立，并“朝诸侯于明堂，制礼作乐，颁度量，而天下大服”。后世追崇周制，把明堂制度神圣化，成为中国古代举行大典和宣明政教的大殿，凡朝会及祭祀、庆典、选士、教学等大典，都在其中举行。也可以说，明堂象征着帝王的权威，即所谓“天子坐明堂”。因此，历代统治者都对明堂制度非常重视，但具体的明堂形制是什么样子，则仅凭臆测，众说纷纭，争论不休。因而各代虽都有制定明堂制度之举，却均未能形成定制。
隋文帝平陈之后，也把建立明堂制度提上了议事日程。开皇十三年（593年），诏命礼部尚书牛弘等议定明堂制度，当时任检校将作大匠的宇文恺曾献上明堂本样。他“依《月令》文，造明堂木样，重檐复庙，五房四达，丈尺规矩，皆有准凭”。宇文恺所献的明堂木样受到隋文帝的赞赏，但由于诸儒异议，久不能决，而作罢。“高祖异之，命有司于郭内安业里为规兆。方欲崇建，又命详定，诸儒争论，莫之能决。弘等又条经史正文重奏。时非议既多，久而不定，又议罢之。”
隋炀帝继立之后，宇文恺又上“明堂议”及明堂木样。关于宇文恺所上明堂议及木样事的具体时间，据《隋书·礼仪志》一记载：“及大业中，恺又造《明堂议》及样奏之。炀帝下其议，但令于霍山采木，而建都兴役，其制遂寝”，则似应该是在大业元年三月营建东都开始之前，即大业元年一、二月间。但此时隋炀帝刚登位不久，忙于巩固其统治地位，又欲兴建东都，宇文恺是很会揣测帝心的，想不致于在此时奏上“明堂议”及木样。而此记载也仅言大业中，若是在大业元年初，当会指明是大业初，而不会称“大业中”的。据《隋书·宇文恺传》记载：“帝可其奏，会辽东之役，事不果行。”《资治通鉴》卷一七八引《隋志》亦说：“会辽东之役，不果行。”隋炀帝征辽东之役，是大业七年着手进行准备，第二年发兵的，则宇文恺所上的奏议和木样当在大业六年底至七年初之间，这应是比较可信的。
宇文恺所上的《明堂议表》除引经据典，考证明堂制度外，还附有建筑设计图和立体木制建筑模型。为完成此一工作，他花费了大量的心血。他“远寻经传，傍求子史，研究众说，总撰今图。其样以木为之，下为方堂，堂有五室，上为圆观，观有四门”。这是一篇很有学术价值的建筑考古学文献。虽说其所议定的明堂制度只能作一家之说，无能定论，但从他所绘制的建筑图和据此制作的木制立体模型，却可以推断他已经使用了比例尺。这种利用比例关系绘制建筑图和制作立体建筑模型的方法，在中国建筑史上是一大创举，具有重大的科学意义。
大业八年三月，隋炀帝征伐辽东（今辽宁辽阳）时，宇文恺亦随行。为了渡过辽水（今辽宁大凌河），“帝命工部尚书宇文恺造浮桥三道于辽水西岸，既成，引桥趣东岸，桥短不及岸丈余。……更命少府监何稠接桥，二日而成”。宇文恺所造浮桥虽因测量河宽不准确而未能成功，但却为何稠的接桥工作奠定了基础。为此，他“以渡辽之功，进位金紫光禄大夫”。
大业八年（612）十月，五十七岁的宇文恺卒于工部尚书之位，谥曰康。
史载著作：宇文恺在建筑学方面的著述有《东都图记》20 卷，《明堂图议》2 卷，《释疑》1
卷，均见行于世。但除《明堂图议》的部分内容保存在《隋书·宇文恺传》、《北史·宇文贵传》和《资治通鉴》等史籍中外，其他的后来都亡佚了，这实是建筑学史上的一大损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