彩云之南——2017国庆·昆明·国立西南联合大学旧址
儿子安排的行程太过紧张，因此只是匆匆撇过西南联合大学旧址，没有机会站在这块土地上缅怀前辈。只好回来上网搜索图片与文字，满足自己的探索欲望......
在云南近代历史上，有“一文一武”两所学校名闻遐迩，“文”即是指西南联合大学。国立西南联合大学旧址位于云南师范大学，正大门东侧墙上镶嵌着两行金色大字：“中国历史名校国立西南联合大学旧址”,落款为我国两弹一星功勋朱光亚。2006年西南联大旧址被列入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旧址内有闻一多篆书“国立西南联合大学纪念碑”。冯友兰撰碑文，详载日本帝国主义自清光绪年甲午（1894年）以来，特别是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后大举入侵，国立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和私立南开大学迫于形势南迁至昆明，联合组建国立西南联合大学，设理、工、文、法、商、师范等学院。抗战胜利后，1946年5月4日学校回迁。
西南联合大学是由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和天津南开大学联合组建而成的。三校一开始是迁至湖南合组为长沙临时大学，并于1937年11月17日开始上课。这个日子后来被定为联大校庆。随着日寇的进逼，长沙危急，三校又迁往云南昆明。在云南师大校园正大门东侧墙上镶嵌着两行金色大字：“中国历史名校国立西南联合大学旧址”，落款为朱光亚题。朱光亚为我国两弹一星功勋奖章获得者，两院院士，全国政协副主席。1937年“七七事变后”，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了全面的侵华战争。为了全面保卫中华教育精华免遭日寇的毁灭，国民政府决定将华北及沿海许多大城市的高等学府进行内迁。抗日战争进行的8年时间里，先后迁入云南的高等院校有中法大学、中山大学、华中大学、同济大学、上海医学院等10余所之多。其中最著名的为西南联合大学。2006年05月25日，国立西南联合大学旧址被国务院批准列入第六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名单。
校园的面积不大，但在青草、绿树、亭台、雕塑的装扮下，显得秀美典雅。尤其是一些跟西南联大有关的景物，让人感到这座不起眼的校园，却有着非常深厚和显赫的历史传承。这是“西南联大纪念亭”，一共有三个，分别代表了组成联大的三所大学，是后来修建的。
国立西南联大教授名录......
联大8年期间，在联大执教过的教授有300余人，很多都是各个学科专业的泰斗，大师云集，耀眼夺目。联大的师资力量强大，教学成果也硕果累累。后来的中科院或工程院院士中有171位出自联大，还有7位两弹一星元勋，杨振宁、李政道两位诺贝尔奖获得者均是西南联大的本科毕业生。
蒋梦麟、梅贻琦、张伯苓、朱自清、冯友兰、沈从文、梁思成、林徽因、金岳霖、陈省身、闻一多、钱钟书、钱穆、费孝通、周培源、华罗庚、赵九章、朱光潜、吴宓、潘光旦、吴晗、陈寅恪、袁复礼、冯至、吴大猷、吴有训、叶企孙、王力、卞之琳
……
杨振宁、李政道、朱光亚、邓稼先、彭佩云、汪曾祺、郭永怀、何其芳、任继愈、何兆武、李长之、黄昆、叶笃正、吴讷孙、陈忠经、屠守锷、吴大观、王浩杨、陈芳允、王希季、邹承鲁、戴传曾、吴庆恒、谢玮、凤林景
……
能够同时拥有这样非凡的师资和生源的大学注定不是一所平凡的大学。从这里走出的一个个的名字承载了中国近现代在文学、哲学、外语、数学、物理、化学、历史、地理、航天航空、生物、教育、商法、社会学等学科中获得的很多重大发展和成就。尽管只有短短八年的时间，尽管有不少颠沛流离、朝不保夕的日子，中国的知识分子却在这里爆发出了最灿烂的辉煌......
闻一多先生塑像......
闻一多（1899-1946）中国民主同盟早期领导人，新月派代表诗人。1923年出版第一部诗集《红烛》，对《周易》、《诗经》、《庄子》、《楚辞》四大古籍的整理研究，后汇集成为《古典新义》，被郭沫若称为"前无古人，后无来者"。他在西南联大任教，抗战八年留了一大把胡子，发誓不取得抗战的胜利不剃去。他以民主教授和民盟云南省支部领导人的身份，积极参与社会政治活动，成为广大青年衷心爱戴和尊敬的良师益友。这是矗立在云南师大校园里的闻一多雕像。
进入校门，首先映入眼帘的就是联大三位校长的半身雕像。西南联大为后人称道的，不仅仅是大师云集、桃李满天，还有更重要的一点是，它在战火纷飞的年代，依然坚持了教授治校、民主治校、学术独立、学术自由的制度。西南联大设立了校务委员会和教授会，校务委员会是权力管理机构，校务委员会委员由教授会民主推荐，蒋梦麟、梅贻琦、张伯苓三位原校长为校委会常委委员，主席相当于校长，由常委轮流担任。校务委员会通过民主讨论和决议全面主管全校重大事务。教授会代表由民主选举产生，从未中断。
清华校长——梅贻琦。虽然按照学校制度规定，校委会主席由三位常委轮任，但蒋梦麟、张伯苓二位校长在推举了梅贻琦任首届主席后，为保持校长责任制的权威，均转入重庆任公职。所以联大的实际校长一直是梅贻琦一人担任。梅贻琦是联大建设的第一功臣。
2008年10月，由中共中央宣传部资助，云南师范大学统筹建设的“一二一”运动标志性纪念景观工程......
西南联大还是中国青年运动史上第三个里程碑——“一二·一”爱国民主运动的发源地。1945年爆发的“一二·一”爱国民主学生运动，是以西南联大学生为主体力量的反内战、争民主的伟大爱国民主运动。在抗日战争胜利后的历史重要转折时期，由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一二·一”爱国民主学生运动，揭开了解放战争时期第二条战线的序幕，被誉为中国青年运动史上继“五四”、“一二·九”运动之后的第三个里程碑。毛泽东、周恩来、江泽民、胡锦涛等几代国家领导人均对此给予了高度的评价。
为纪念为中华民族乃至世界培养了大批杰出人才的西南联大，纪念1945年爆发的“一二·一”爱国民主运动，纪念支持“一二·一”运动并为争民主、和平献身的闻一多、李公朴先生，1985年云南师范大学建立“一二·一”运动纪念馆。李岚清、李铁映、周培源、雷洁琼、费孝通、王汉斌、彭珮云、孙孚凌、朱光亚、陈至立、王志珍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及杨振宁、李政道等著名学者均来馆视察和参观过。
“一二·一运动”是解放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领导云南人民在国民党统治区进行的一次民主运动，拉开了“伟大正义的学生运动和蒋介石反动政府之间的尖锐斗争”的第二条战线的序幕。
抗日战争结束后，全国人民希望实现和平民主，但国民党政府却坚持一党专政，并在美国支持下奉行内战政策。1945年国共两党签订了《双十协定》，但国民党背弃协定，向华北、东北、华东、华中各解放区发动进攻。
1945年11月5日，中共中央号召“全国人民动员起来，用一切方法制止内战”。处于全国民主运动中心的昆明首先行动起来，投入反内战、争民主的运动中。
1945年11月19日，重庆各界代表郭沫若、沈钧儒等500余人，举行陪都各界反内战联合会成立大会，大会号召国民党统治区的人民反对国民党的内战政策，反对美国干涉中国内政。
1945年11月22日，中共云南省工委负责人同西南联大党组织研究决定，联合西南联大、云南大学、中法大学与英语专科学校四所学校学生自治会，准备联合开展一次反对内战时事晚会。经过联系，决定邀请钱端升、伍启元、费孝通、潘大逵等教授发表演讲。云南省政府当局得知消息后采取措施，严厉禁止。但联大师生不妥协，决定1945年11月25日晚在联大新校舍草坪举行反内战时事晚会。
1945年11月25日晚，昆明几所大学的学生自治会在西南联合大学举行时事晚会，到会者达6000多人，民主战士吴晗、周新民、闻一多参加了讨论会，钱端升、伍启元、费孝通、潘大逵四教授就和平民主、联合政府等问题作了讲演。
政府当局在晚会进行当中，采取掐断电线、鸣枪、放炮等拙劣方式试图阻挠，但四所大学学生自治会准备充分，晚会正常举行。费孝通先生激动地说“不但在黑夜中我们要呼吁和平，在枪声中，我们还是要呼吁和平！”听众高呼“用我们的声音来反抗枪声！”大会在反内战歌声中结束。次日凌晨，联大民主墙、图书馆四周墙上，贴满了学生连夜赶制抗议书、呼吁书与罢课倡议书。云大、中法等校3万学生为反对内战和抗议军警暴行宣布总罢课，提出立即停止内战、撤退驻华美军、保障人民民主权利、建立民主的联合政府等口号。学生组织了100多个宣传队上街宣传，遭到国民党特务的殴打和追捕，许多学生受伤。
1945年12月1日，从上午8点开始，特务们首先向云大进攻。10点左右，一百余名佩戴军官总队符号的匪徒和穿黄制服的特务到联大新校舍，用石块、瓦片、木棍向联大同学进行攻击。同学们高呼“保卫民主堡垒！”并英勇还击，打退了他们的进攻，还俘虏了一名特务。同学们紧闭大门，用桌椅等加强校门的防御工事。一个女同学爬上梯子，在围墙上高喊“中国人不打中国人！”特务暴徒们大叫“打呀！”“杀呀！”向同学们冲过去，一个特务掏出手榴弹准备投掷，联大的南菁中学教员于再向前抱住那个匪徒，但被推倒在地，随后炸弹爆炸。特务们叫嚷说：“打死的是共产党，救他的也是共产党！”当晚，于再在医院逝世。
另一路五十多个便衣打手，在联大师院同学午饭时间闯入饭厅前院乱打，并丢了一颗手榴弹。同学们投入战斗。昆华工校同学闻讯赶来支援，将暴徒赶出了校门，但匪徒从门缝里扔进了两颗手榴弹，越墙赶来援救的昆华工校17岁的张华昌同学，被弹片击中头部，于第二天死去。联大师院18岁的李鲁连（原名荀极中），中弹负重伤后，在送往医院途中又遭特务拦路毒打致死。师院女同学潘琰被炸伤，手指被弹片削掉，仍然奋不顾身上去抢救其他同学。特务用石块猛击她头部，还用铁条猛刺她的腹部，待同学赶来救她的时候，她已奄奄一息，当天下午死于医院，临终前还用微弱的呼声喊出：“同学们，团结呀！”四烈士献出了自己年轻的生命。
这一天，联大工学院、联大附中、南菁中学师生也都遭到特务攻打。总计死亡4人，重伤29人，轻伤30多人，其中缪祥左腿重伤发炎后被锯掉。工学院教授马大猷路过联大校舍也遭特务殴打。这就是震惊全国的“一二·一惨案”。政府当局的暴行激起了广大师生的斗争。12月2日，罢课委员会为四烈士举行入殓仪式。从12月4日起，全市大中学教师400多人公开声明“无限期罢教，直到学生复课为之。”
从12月4日起举行公祭，四烈士灵堂设在联大图书馆，四烈士画像前挂着“党国所赐”四个大字，墙上张贴、悬挂着千余副挽联、挽诗、吊唁文电，展出烈士血衣，控诉反动派的暴行。在继续坚持罢课的同时，每天出动100多个宣传队到街头、工厂和郊区农村宣传。在一个半月公祭时间内，约有15万人次、700多团体参加祭奠，而当时昆明人口仅约30万。公祭共收到约3000多万法币。重庆、成都、上海等近20个城市的学生、民主党派和各界人士也以举行追悼会、示威游行等方式支援昆明学生，一个以学生运动为主体的反内战、争民主运动席卷了国民党统治区。中共领导的重庆《新华日报》、延安《解放日报》都发表社论和文章，陕甘宁边区也举行群众集会支援昆明学生。
1945年12月11日，卢汉到学校灵堂致祭并与学生代表座谈。
罢课委员会提出的惩凶、保障人身自由、取消非法“禁令”等复课条件，云南省政府当局都被迫公开口头表示接受。“公审”并枪决了杀害学生的凶手，并免去了国民党云南省党部主任委员、代理省主席李宗黄的职务。联大、云大学校当局也在学生要求下，于1945年12月23日召开记者招待会，正式公布“一二·一”惨案经过，表示抗议当局暴行。“一二·一”运动，在全国掀起了反内战、争民主的高潮，揭开了抗战胜利后学生运动的序幕。
云南省共产党按照“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策略原则，决定暂时结束罢课，动员群众复课。在五项复课条件已基本得到解决的情况下，“罢联”（昆明市中等以上学校罢课联合委员会）通过了《复课宣言》。12月25日，罢课委员会正式发表复课宣言，27日正式复课。
1946年3月17日，昆明市学联举行“一二·一”运动的最后一次活动——四烈士的大出殡。昆明3万余名大中学师生和各界人士组成出殡队伍，佩戴黑纱白花，庄严肃穆走过昆明街头。沿途散发《为“一二·一”死难烈士举殡告全国同胞书》、《告三迤父老书》，呼吁全国人民“粉碎反动派破坏和平事业的一切阴谋”。当天下午，殡仪队伍回到联大本部，举行公葬四烈士仪式，闻一多、吴晗等教授作了悲愤讲话。至此，“一二·一”运动胜利结束。
历史意义：延安各界举行群众大会，周恩来在会上代表中共中央赞扬“青年是争取和平民主的先锋队”，指出“我们正处在新的‘一二·九’时期，昆明惨案就是新的‘一二·九’”。中国民主同盟、三民主义同志联合会等民主党派、陪都各界反内战联合会及各界知名人士，也先后发出声援函电。重庆、成都、上海、遵义等城市都兴起群众性的声援活动。“一二·一”运动揭露了国民党反动派发动内战的阴谋，是国民党统治区民主运动的标志，是继“五四”运动和“一二·九”运动之后树起的第三个民主运动里程碑。
红烛的背后，是闻一多先生衣冠冢和一二一运动四烈士墓......
闻一多先生于民国三十五年二月写写《“一二·一”运动始末记》，这也是他遇害的一个重要原因吧......
旁边还有烈士纪念碑......
李公朴先生衣冠冢......
闻一多、李公朴纪念馆......
墙上的油画《红烛颂》，闻一多先生之子、著名画家闻立鹏创作......
西南联大旧址内建有国立西南联合大学纪念馆，“一二·一”运动纪念馆及闻一多、李公朴生平事迹展览馆。旧址内完好保留的西南联大遗存有：国立西南联合大学纪念碑，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原旧教室，“一二·一”运动四烈士墓，“梅园”，“三校亭”，
“民主草坪”，李公朴、闻一多先生衣冠冢，国立昆明师范学院纪念标柱，镌刻有闻一多撰写的《一二·一运动始末记》的石雕火炬纪念柱等。旧址内展馆展出的图片，是目前全国有关西南联大图片资料最多，最集中的展馆。
长沙临时大学到昆明后,改称国立西南联合大学。西南联大于1938年5月4日开始上课,直至1946年5月4日宣告结束。联大在昆明运作整整8年。西南联大共设有5个学院(文学、法商、理科、工科、师范)26个系,另外还设有两个专修科(电讯、师范)，是国内当时最大的高等学府。
西南联大当年的教室，异常简陋的低矮平房，里面只有椅子，没有课桌。师生们就是在这样的环境中教学，还要时不时躲避空袭。
但是......好先进的桌椅啊......
国立西南联合大学纪念碑：在校园东北角矗立的“国立西南联合大学纪念碑”，此碑立于抗战胜利后,西南联大撤消,北大、清华、南开三校北返前夕的1946年5月4日，是为纪念西南联大的办学历史而建。纪念碑阳面刻有1100余字的碑文，由西南联大文学院院长冯友兰撰文，中国文学系教授闻一多篆额，中国文学系主任罗庸书丹，详尽地叙述了西南联大组建历程、南迁经过及历史意义，具有较高的历史价值。由于纪念碑撰文、篆额、书丹皆出自民国时期著名的三位文人大家之手，故而又被人们称之为现代“三绝碑”。纪念碑阴面刻有“西南联大抗战以来从军学生题名”，书录了抗战以来西南联大从军学生名字，共计834人。纪念碑碑体雄壮,书法遒劲,文采飞扬,意蕴深广,气势恢宏,具有较高的历史、艺术和文学价值。
西南联大由三所大学联合组建，然而在制度保障下，学校治理井井有条，合作亲密无间。联大文学院长大哲人冯友兰教授在其《西南联大纪念碑》碑文中有一段话，对此有精彩描述。“文人相轻，自古而然，昔人所言，今有同慨。三校有不同之历史，各异之学风，八年之久，合作无间，同无妨异，异不害同，五色交辉，相得益彰，八音合奏，终和且平。”
冯友兰所撰写的碑文，后世被人们广为传诵。全文以文言写就，以极具历史感的笔触回顾了联大建立的经过，并总结了可以纪念的四个方面。文章气势恢宏，饱含浓情。其中还有段话说，“联合大学以其兼容并包之精神，转移社会一时之风气，内树学术自由之规模，外来民主堡垒之称号，违千夫之诺诺，作一士之谔谔。”联大的民主制度，不仅仅用于对内的治理，确实也是抵来外干预的堡垒。曾有一次，民国政府为强化对大学教育的控制与管理，陈立夫以教育部长的身份三度训令联大务必遵守教育部核定的应设课程，统一全国院校教材，统一考试等新规定。此举遭到联大教授们的强烈抵制，又是冯友兰代表校方上书，对教育部的训令一一驳斥，使训令在联大最终无果而终。
纪念碑作为西南联大的历史见证,半个多世纪以来,一直被北大、清华、南开三校和海内外的联大校友所珍视,观睹奇意,魂牵梦萦。1988年,为纪念西南联大建校50周年,北京大学和西南联大北京校友会一致决定对矗立在云师大校园内的西南联大纪念碑进行复制,复制碑立于北大勺园内,翌年5月4日,复制碑落成。当年撰写碑文,如今年已94岁高龄的冯友兰先生,亲手为复制碑揭幕,并援引自己43年前撰写的碑文内的话对记者说：“西南联合大学之终始,岂非一代之盛事,旷百世而难遇者哉。今天,联大精神仍应弘扬光大之！”
西南联大纪念馆：1937年7月，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华北广大地区相继沦陷。为保存中国的教育与文化命脉，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南开大学被迫南迁。同年10月，三校合并组成“国立长沙临时大学”，1937年11月1日开始上课。随后战火危及长沙，仅维持了四个多月的长沙临大再次被迫西迁昆明。1938年4月，“国立长沙临时大学”迁至昆明，更名为“国立西南联合大学”。抗战胜利后，西南联大于1946年解散，三校分别迁回北京、天津复校。
西南联大在极其艰苦的条件下，为保存教育与文化命脉，以其卓越的贡献而成为世界著名的一流大学，创造了中外高等教育史上的奇迹。培养了众多英才，如：诺贝尔奖获得者杨振宁、李政道；八位中国“两弹一星”元勋邓稼先、朱光亚、王希季、赵九章、郭永怀、陈芳允、屠守锷、杨嘉墀；四位获国家最高科技奖的黄昆、刘东生、叶笃正、吴征镒，并有173位师生被评选为两院院士；有的成为党和国家领导人。
西南联大设文学院、法商学院、理学院、工学院、师范学院，共26个系，以及2个专修科、1个选修班。
西迁师生分两条路线前往昆明,其中一路乘火车经京广铁路至广州转香港,乘船到越南海防,经滇越铁路来昆,最值得一提的是经陆路到昆的这一路人马。从陆路进昆的这一路人马,被称之为“中国教育史上的‘长征’”。陆路的这帮人马完全靠步行，由湖南西部经贵州进云南抵昆明。参加者是经体检合格后的210多名男同学，组成湘、黔、滇旅行团,11名教师组成了辅导团。1938年2月20日,旅行团从湖南出发，师生们沿途餐风露宿、跋山涉水，经受了体力的考验和意志的磨炼，了解了沿途的风土人情，目睹了各族人民的疾苦。原本拟担任西南联大文学院院长，后却被国民党中央政府任命为驻美大使的胡适先生说：“临大南迁昆明，当时最为悲壮的一件事情引得我很感动和注意，师生徒步，历时68天之久，经整整3000余里之旅程。后来我把这些照片放大，散布全美，这段光荣的历史，不但联大值得纪念，在世界教育史上也值得纪念！”
长沙临时大学到昆明后,改称国立西南联合大学。西南联大于1938年5月4日开始上课,直至1946年5月4日宣告结束。联大在昆运作整整8年时间。联大共设有5个学院(文学、法商、理科、工科、师范)26个系,另外还设有两个专修科电讯、师范，一个普修班在职教员的普修班和一个先修班,是国内当时最大的高等教育学府之一,西南联大在昆的八年中曾设过两个分校,一个是蒙自分校,1938年因联大刚到昆明校舍无着落,因此文、法两个学院设在蒙自,一个学期后即迁回昆明,分校随即撤消；二是叙永(宜宾)分校。1940年夏,日军占领越南,为防万一,学校在叙永设立分校,当年考入联大的所有新生及先修班学生全部到叙永上课,1941年秋,战局稳定,叙永学生迁回昆明,分校随即撤消。
联大的校务工作仍象长江临时大学时一样,由北大、清华、南开三校校长蒋梦麟、梅贻琦、张伯苓组成常委会主持工作,三人轮流担任主席。这8年时间里,因蒋、张还另有任用,所以,实际上西南联大的工作,完全是梅贻琦一个人在独挡。
吴征镒是世界闻名的植物学家、中科院院士。他的《“长征”日记—由长沙到昆明》，是这一时期唯一存世的完整记录。关于这部日记，他说：“此日记是1938年旅行时按日简记，重在每日气候和实际行程，以及食宿地点和路上所见地理景观、所见有记忆价值的人和事物，所记甚简，因为旅行团中有秘书丁则良详细记录。”但随后却发现集体的记录丢失了，故而从1948年开始，只好把吴征镒的简记从此变成为“官方信史”。
于抗战烽火中诞生的西南联大,办学条件极为艰苦,仅就教室一项就可说明其艰苦程度了：联大刚到昆明时,所有的校舍全靠租赁解决,散布于昆明各个地方：理学院在大西门外昆华农校；工学院设在拓东路上的迤西、江西、全蜀三个会馆；文、法两个学院在昆明寻不到立足之地,只好借用蒙自原海关、法国银行和希腊歌胪士大洋行等闲置的房舍,设立了分校先上起课来。一个学期以后,文、法两学院迁回昆明,商量借用昆华工校、昆华师范暂作安排,新设立的师范学院则借用昆华中学的南院和北院做校舍。此时的西南联大,还处于一种“寄人篱下”的情景之中……
不久,学校在昆明城西北地台寺附近购得124亩荒地(即今云南师范大学校址)正式修建自己的校舍。1939年春夏之交,新校舍竣工,文、法、理三学院首先迁入新校舍上课,工学院和师范学院依然在“寄人篱下”。由于战时的困难,经费极其紧张,所以新校舍一律建成平房,没有任何一栋楼房,学生宿舍为土墙茅草顶,教室和办公室为铁皮顶,到了1944年4月,因经费出现严重赤字,学校当局只好换上了茅草顶,把铁皮瓦顶卖钱维持教学经费的开支！
1946年抗战胜利后,西南联大宣告结束,三校北返之时,西南联大为报答三迤父老的养育之恩,经教育部批准,将西南联大师范学院留在昆明独立办学,更名为昆明师范学院,上个世纪80年代更名为云南师范大学。在云南师范大学校园正大门东侧墙上镶嵌着两行金色大字：“中国历史名校国立西南联合大学旧址”,落款为朱光亚题。朱光亚为我国两弹一星功勋奖章获得者,两院院士,全国政协副主席。
西南联大在昆八年，大师云集，名家荟萃，在极度简陋和艰苦的环境中，“同无妨异，异不害同，五色交辉，相得益彰”，精诚团结，弦歌不辍。陈省身、吴大猷、吴有训、华罗庚、叶企孙、陈寅恪、闻一多、朱自清、冯友兰等一大批名师巨匠，鼎立治学研究，坚持为国育才。无数从这里走出的学生，成为中国乃至世界的栋梁之才。至今，中国“两院”院士中有联大师生173位；国家“两弹一星”功勋奖章的23名获得者中，联大师生有8 位；杨振宁、李政道获诺贝尔奖，黄昆，刘东生、叶笃正、吴征镒先后获得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此外，还有国家高级领导人和大批人文社会科学的杰出人才及宋平、王汉斌、周培源、费孝通、彭珮云、孙孚凌等党和国家各级领导。
西南联大为后人称道的，不仅仅是大师云集、桃李满天，还有更重要的一点是，它在战火纷飞的年代，依然坚持了教授治校、民主治校、学术独立、学术自由的制度。西南联大设立了校务委员会和教授会，校务委员会是权力管理机构，校务委员会委员由教授会民主推荐，蒋梦麟、梅贻琦、张伯苓三位原校长为校务会常委，主席相当于校长，由常委轮流担任。校务委员会通过民主讨论和决议全面主管全校重大事务。教授会代表由民主选举产生，从未中断。
一位花了30年时间来研究西南联大8年历史的美国学者，在纪念西南联大建校50周年时说：“正当某些国家大量借鉴于西方教育的经验之时,中国人却能以他们现代化的教育制度引以自豪,并且在半个世纪以前,就能够产生一所具有世界水平的大学,这所大学的遗产是属于全人类的！”
身后是抗战烽火，面前是艰苦环境，西南联大的成果却令世人钦佩。西南联大校友中，仅中国科学院和中国工程院院士就有172人。
西南联大这所抗战时期的流亡大学,堪称“草屋大学”,西南联大校长梅贻琦早在上个世纪30年代就曾经说过：“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后来有人说：“梅校长讲此话,完全是针对西南联大而说的。”事实也确是如此,西南联大没有大楼却有大师,而且是大师云集,荟萃三校,人才济济,群贤毕集。
学生们使用的《微积分》和《普通物理学》的教材，令我吃惊的是，竟然均为英文课本啊
......当年的学校组织机构表......
1940年研究生院新生成绩登记表......
1938年杨振宁报考西南联大准考证......
西南联大校歌：万里长征，辞却了五朝宫阙，暂驻足衡山湘水，又成离别。绝徼移栽桢干质，九州遍洒黎元血。尽笳吹弦诵在山城，情弥切。千秋耻，终当雪。中兴业，须人杰。便一成三户，壮怀难折。多难殷忧新国运，动心忍性希前哲。待驱除仇寇复神京，还燕碣。这篇文言文歌词出自西南联大文学系主任罗庸，蒙古族，国学家，江苏江都人，是扬州八怪之一“两峰山人”罗聘的后人，留学日本东京帝国大学。
西南联大校训：刚毅坚卓，以及校徽和关防。
三校回归：1946年抗战胜利后，西南联大宣告结束，三校北返之时，西南联大为报答三迤父老的养育之恩，经教育部批准，将西南联大师范学院留在昆明独立办学，更名为昆明师范学院，上个世纪80年代更名为云南师范大学。2006年05月25日，国立西南联合大学旧址被国务院批准列入第六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名单。
从西南联大走出来的人文社会科学方面的著名专家以及著名作家,更是难以计数,如刘国光、汪子嵩、黄丹森、任继愈、朱德熙、王均、马识途、汪曾祺、许国璋、王佐良、陈羽纶等。
在联大的师生名录里，陈寅恪、陈省身、华罗庚、周培源、冯友兰、费孝通、吴大猷、杨振宁、李政道、闻一多等人的名字赫然其中。新中国成立后的两院院士中，联大师生有164人；在我国23位“两弹一星功勋奖章”获得者中，有6位是联大学生；2000年以来获国家最高科技奖的9位科学家中，有3位是联大学生……在当年极其艰苦的条件下，在战火中成立的西南联大创造了一个奇迹。
西南联大学生中的许多人后来成了著名的政治家,有的进入了党和国家领导人的行列,如：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宋平,全国人大副委员长王汉斌、彭佩云等；其中有不少人担任了部长、副部长级干部,他们是：教育部部长何东昌；航空航天工业部部长林宗棠、财政部副部长李明、国家测绘总局局长李曦沐、驻美大使章文晋、驻坦桑尼亚大使何功楷。
国立西南联合大学这所与抗日战争相始终的战时大学，在艰苦的环境中铸就了中国乃至世界教育史上的不朽丰碑，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及中国抗日战争史上写下了光辉的一页。西南联大旧址内蕴含的历史文化、爱国精神、人文精神、民主精神、科学精神，因其独特的地位和特殊的价值意义将成为经典历史文化遗产而不断地传承和弘扬！
今天，当人们回顾联大历史，看到的是：群星璀璨,熠熠生辉。从西南联大走出来的人杰为中华民族乃至世界民族作出了重大的贡献,永远名垂名册。
西南联大短暂的9年时间里，为中国教育史乃至世界教育史写下了光辉的篇章。长期以来,国内外学术界和教育界的著名人士都非常关心对这所学校的研究,一位花了30年时间来研究西南联大9年历史的美国学者在西南联大建校50周年纪念时说：“正当某些国家大量借鉴于西方教育的经验之时,中国人却能以他们现代化的教育制度引以自豪,并且在半个世纪以前，就能够产生一所具有世界水平的大学，这所大学的遗产是属于全人类的！”
部分图片与文字来源于网络
——2017.10.1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