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州市博物馆·乾隆行宫·汉代采石场遗址
徐州博物馆是徐州市人民政府在清朝乾隆皇帝南巡时行宫旧址上建立起来的地方综合性博物馆。是国家4A级旅游景区。徐州博物馆建于1959年，坐落在云龙山北麓，历经三次改扩建，由陈列主楼、土山东汉彭城王墓、汉代采石场遗址、乾隆行宫及碑园四个展区组成。占地面积33000平方米，建筑面积12000平方米，展厅面积3000余平方米。并配有书吧、咖啡吧、纪念品商店等休闲服务区。
博物馆陈列主楼为主展区，常年陈列有“古彭之宝”、“金戈铁马”、“天工汉玉”、“俑偶华彩”、“明清家具”、“邓永清捐赠明清书画”等展览。
博物馆主楼，关肇邺主持设计。潘谷西主编《中国建筑史》对关氏作品的评价是：设计没有取与行宫一致的清官式建筑做法，而是局部以近于盝顶的斜墙喻示徐州更古老的文化。该建筑的整体比例与细部推敲皆显功力。
徐州博物馆原址为乾隆皇帝1757年南巡时的行宫旧址。1996年市政府批准了总体规划设计，同年市政重点工程——陈列楼（博物馆一期工程）开始建设，1999年5月建成开放。2004年，在西侧基建工程中，发现西汉采石场遗址。2006年公布为国家文物保护单位。2007年7月19日采石场遗址一并被纳入博物馆总体规划和扩建工程。由此以陈列主楼为中心，其北侧、西南侧、东南侧分别有土山汉墓、采石场遗址、乾隆行宫及碑园“四位一体”的文物保护单位。2009年徐州博物馆扩建工程于6月份起实施，年底完成。2012年，“陈列主楼扩建和文保中心建设”主要为在博物馆陈列主楼西北部增建库房和展厅，为地下一层、地上两层框架结构。徐州博物馆形成了国家级（采石场遗址）、省级（土山汉墓）、市级（乾隆行宫及碑园）保护单位和馆藏文物、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集中展示区。
结构布局：徐州博物馆是以陈列主楼为中心，其北侧、西南侧、东南侧分别有土山汉墓、采石场遗址、乾隆行宫及碑园等重要文物保护单位的格局。
陈列主楼：陈列楼有八个展厅，陈列内容有《古彭之宝－－徐州文物精华》、《俑偶华彩》、《邓永清收藏书画》、《清式家具》等。一楼通过运用现代陈列展示手段，展览徐州出土古代兵器文物，再现古彭大地古代战争画卷，全面反映徐州兵家必争之地的历史。二楼陈列新出土的汉代玉器，拥有金、银、铜缕玉衣，在全国独一无二。徐州博物馆纪念品中心位于博物馆主楼大厅西侧，营业面积近三百平方米，内含营业厅、书店、茶座等。环境优美，格调高雅。专营青铜器、陶瓷器、玉器等文物的复、仿制品，书法、绘画、拓片和各具特色的纪念品，经销文物、鉴赏、考古、艺术、地方文史等各类图书画册。
石柱础、门枕整齐地放在青石地面上。
莲花瓣加几形柱础。
乾隆行宫：这样的“住宅”在徐州有三处，目前保存最为完好的是位于云龙山北麓的一处，该行宫于1959年辟为徐州博物馆所在地，1979年在行宫东侧建了仿古碑园。据徐州古建筑研究专家孙统义介绍，该处行宫建于乾隆二十二年（1757年），是在原禹王庙的基础上扩建的。徐州乾隆行宫南起云龙山北麓，北抵土山，东接御桥，西至现在的中山路，前后左右均为三进院落，大殿两侧是数十楹配殿，左右为园林、假山、亭、台、榭、阁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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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此以外，在徐州北的柳泉和新沂的马陵山北，也各有一处乾隆行宫。柳泉乾隆行宫建于乾隆三十五年（1770）间，传说是按北京故宫的样式建造的，规模虽小，但气势雄伟。新沂马陵山大营顶的一处乾隆行宫，为公元1752年乾隆南巡宿迁时所建，乾隆还作《峒峿山三首》，峒峿山即马陵山。其中一首说：“绿野平陵翠岱纹，指庐小对意含欣。钟吾漫道才拳石，早具江山秀几分。”
清末以后，三处行宫逐渐毁坏。柳泉行宫毁于咸丰七年（1878），现只剩下花园假山与数十株柏树，附近还有“行宫湖”。新沂行宫仅存宫殿基础，乾隆朝大学士刘墉亲书的“读书煮春茶”石匾仍保存完好。
云龙山行宫：云龙山是苏北名山，由九节山头组成，南北走向，蜿蜒如龙，因山上常有云雾缭绕而得名。山上巨石嶙峋，林色幽美。全长3公里，北毗连市区，海拔142米。苏东坡在徐任知州时，常登山览胜，醉卧山石。他书写的“放鹤亭记”碑现仍存山中。
乾隆皇帝25岁登基，在位60年，他曾6次南巡，4次来到徐州。主要目的是“阅河”，即视察黄河水情和治河工程。乾隆二十一年(1756年)秋，黄河在徐州孙家集决口泛滥，灾情严重。次年四月乾隆乘船北上，至宿迁顺河集码头登陆，来徐州视察。时值灾后不久，饥民遍野，瘟疫流行，一派凄惨景象。随驾大臣曾劝皇帝不必亲到徐州，乾隆力排众议，坚持来徐视察。他在《灾馀》诗中写道：“灾馀疠必行，古人言之矣，将为徐州行，大吏去宜止。去去关民瘐，宁忍夏避此”。乾隆皇帝此“民瘐”为重，不避瘟疫而亲临灾区，不能不说是一种勤政抚民的表现。黄河是长堤托起的“悬河”，它高出地面数米，古人曾有“城如仰釜”的感叹：每逢汛期，悬河激流翻滚，漩涡飞转，就像顶在百姓头上的一锅沸腾水，岌岌可危！乾隆知道，明朝的徐州府城就是被黄河漫灌湮没的，不能让重建的州城再遭毁灭，便下令修筑护城石堤，这是徐州史无前例的皇家工程。1757年的这次视察，是乾隆第一次来到徐州。他考虑工程浩大，不是短期能够竣工的，为今后来徐“阅河”便于居住，下旨由两江总督尹继善操办，选址建造行宫。
历史钩沉：乾隆皇帝为何四次来徐州？这不能不讲到千百年来古城饱受水患的历史，今天，流经徐州的黄河故道仍比地面高出4至6米。关于徐州水患的记载，历史上有很多，记者查询到一处颇有意趣的记述。北宋熙宁十年七月十七日，黄河于澶州决堤夺泗，徐州城水深二丈八尺。苏辙目睹兄（苏轼）率众抗洪业绩，以兄为豪，与兄共游洪水后的防洪河段，便赋《陪子瞻游百步洪》诗记事，其中“轻舟鸣橹自生风，渺渺江湖动颜色”两句，形象地让我们看到当时三水（黄河、汴水、泗水）于徐州城下汇合后形成的宽阔水面（江湖），一些专家认为“这句诗同时为后人留下了宝贵的水文资料”。
因此，饱受水患的徐州经过数千年历史的洗礼，逐渐形成了城下城、街上街的叠压层。其中最惨烈的当属明天启四年的黄水毁城事件，在这次事件中，整个徐州城被埋在了地下，洪水退去，人们只得重建新城。可是，康熙七年因受郯城强烈地震波及，满城房屋又一次坍塌殆尽……到清高宗时，皇帝都受不了了。乾隆二十一年（1756）秋，黄河在徐州孙家集一带又一次漫溢决口，微山湖水去路受阻而倒灌，徐属各地均遭水灾。乾隆皇帝闻讯后，急命主管工程的董役在徐州修筑堤岸，堵塞决口，并于次年（1757）四月莅临徐州视察灾情，当时随驾的大臣劝他不必亲自前往，乾隆力排众议，坚持来徐视察。他乘船北上，至宿迁县顺河集码头弃舟登陆。水灾刚过的徐州，饥民遍野，瘟疫流行，一派凄惨景象。乾隆皇帝下令测河身，涮河道，以使河道复旧。
徐州饱受黄河水灾，不断加高的河床使黄河成了一条悬河，城如仰釜，一旦发生汛情，就有倒灌之险。乾隆下令加固增筑河堤，并在徐州城北门外河堤上设立测水标志，以监视黄河河水的涨落，同时颁旨减免百姓的赋税，以工代赈，向百姓发放除疫药物等。
此次视察以后，乾隆看到黄河对徐州的威胁非短期可以缓解，便指示地方官修建行宫，以便日后来徐“阅河”时居住。时任两江总督的尹继善亲自查勘，选定了行宫的地址。他在奏折中说：“有地数十丈，高爽平坦，可建行宫。其在郡城之南，云龙山之北，远近适中。臣相度再四，此地最为妥协。”乾隆批到：“行宫之事，不必另择地，此不过在（龙神）庙旁就便一宿之地可耳，何须多费？庙墙周围宽展，足容数间，憩息一宿为妙，钦此。”行宫虽是扩建，仍反映了皇家宫殿与气派。乾隆皇帝看后，十分高兴，亲笔题写了两幅对联：“名园依绿水，野竹上青宵”；“户外一峰秀，阶前众壑深。”从这些描述中可以想见当年行宫秀丽宜人的景色。
试衣亭里三题诗：在徐州，流传着许多乾隆四巡徐州时的传说，但有证可考的却不多见。据《徐州府志》记载，乾隆一生四次来到徐州，除第三次外，其余三次在徐停留期间，均游览了云龙山，而且都创作或题写了试衣亭诗。试衣亭是根据苏轼的一首诗建造的。苏轼的诗为《送蜀人张师厚赴殿试》：“云龙山下试春衣，放鹤亭前送落晖。一色杏花三十里，新郎君去马如飞。”乾隆第一次来到徐州，由于前一年黄河铜山北岸孙家集河水漫溢，灌入微山湖及荆山桥河，铜、沛、桃、海、沭诸州县被淹，乾隆看到灾后徐州人民缺衣少食的情景，心情比较沉重。他在游云龙山时写的《试衣亭用苏轼韵》，也体现了这种心情。乾隆第二次来到徐州，看到徐州人民一番安居乐业的景象，心里甚感欣慰，兴致勃勃地游览云龙山，写下《试衣亭用苏轼韵二首》，其中表现出一种比较欢快的情调：“放荡云龙试点衣，故人赴选趁行晖。临期那契立京国，一片心随去马飞。”“稍喜徐民足食衣，马头莫漫颂宸晖。前巡茕状犹满眼，祗觉流阴迅似飞。”乾隆四十九年，他最后一次游览云龙山，这年，他已七十四岁，大概是由于年高，精力已不如前，他没有再创作有关试衣亭的诗，而是仿效苏轼的笔迹将苏轼的诗题写了一遍，并命“仍勒壁间，以存胜迹”。
乾隆行宫位于云龙北麓，现存大殿和东西配房各二座，1975年辟为市博物馆，里面收藏了丰富的古代文物，
其中以汉代画像石最珍贵。东院为具有民族风格的碑园，小七玲珑，典雅秀丽。碑坊壁上嵌苏轼、岳飞等名人的石刻多处。
乾隆行宫改造：乾隆行宫改造项目2011年9月开工，行宫大门口的建筑原为上世纪90年代所建，重建的是清代风格的木结构建筑，整体风格与行宫仅存的大殿更加协调。乾隆行宫的主体已经完工，目前正在进行屋檐彩绘。图案以龙凤为主，还有牡丹、水仙、山水、亭台楼阁、蝴蝶、孔雀等，屋檐的正反面都有，彩绘细腻，富有美感。大殿外有22根粗大的立柱，工人全部用生漆加麻布包裹了3层，还要涂三四层油漆，保证不腐烂、不遭受虫蛀。另外，大殿一根4米多长的横梁出现弯曲，用了10道铁箍进行加固。把以前的水泥柱、水泥房梁等全部改成了木结构。
乾隆行宫的殿门里最长的横梁有4根，每根长6.5米，高45厘米，宽22厘米，每根重约1000斤。项目总共用木料100余立方米。在乾隆行宫大殿东侧的碑园内，陈列着唐代石幢和唐宋时期的书法名家帖刻石近百方。这次还对碑园内建筑风格进行重新改造，与大殿南侧的新建建筑风格一致，成为一组清幽典雅、秀美的清代园林式建筑。增加了一座小拱桥，一座曲桥，一座平桥。还重新修砌了临水平台，对水池进行了改造。届时，水池内将放入水和鱼，在水池边堆砌假山。主体和碑园改造主体已经完工，乾隆行宫和碑园预计2012年7月底全部完工并免费开放。
乾隆行宫始建于乾隆22年，是1757年乾隆皇帝南巡驻跸徐州时，在原禹王庙基础上改建而成，现仅存行宫大殿，为市级文保单位。大殿坐北朝南，面阔3间13.3米，进深9.1米，檐高6.8米。行宫大殿1959年辟为徐州博物馆，以后进行过5次维修。1980年对大殿进行翻修，1990年对屋面进行维修，1992年对大殿屋面进行维修，1997年拆除了厢房，2006年对彩绘、梁架、油漆、地面、基台进行了维修。
改造全面完成后，乾隆行宫的庭院部分将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表演场所，碑园后楼展厅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实物展示场所，免费向市民开放，让参观者在欣赏碑园优美景色的同时，感受徐州深厚的传统文化。徐州市民将又多了一处以园林景观和传统文化为主题的免费休闲场所。
铜山柳泉行宫：铜山柳泉的行宫建于乾隆四十年(1775年)毁于咸丰七年(1878年)。寻访故址，遗存仅有柏树、假山石和行宫湖。新沂马陵山的行宫，为1752年乾隆南巡宿迁时所建，遭毁遗存，除宫殿的基础，还有乾隆随从大学士刘墉题书的“读书煮春茶”的石匾。乾隆在此曾吟诗：“绿野平陵翠岱纹，指庐小对意念欣。钟吾漫道才拳石，早具江山秀几分。”———这也是在赞美徐州的山水。
新沂马陵山行宫：新沂乾隆行宫位于马陵山北麓大营顶，为1752年乾隆南巡宿迁时建。行宫有五进院落，殿堂三十七间，内有宜园，行宫毁于清末战火。根据《南巡盛典》中记载，乾隆在新沂附近的线路是，在山东省南部从马陵古道（马陵山北段郯城县境内），经红花埠走马陵山南段（新沂市境内），过宿迁南下。在马陵山附近还有山东郯城境内的郯子花园行宫、宿迁市境内的皂河龙王庙行宫两座乾隆皇帝的驻跸之地。这条线路也是乾隆皇帝每次江南之行的必经之路。有学者研究认为，乾隆选择这条线路，一来要领略齐鲁文化，祭祀孔子，走圣人之路；二是更好地了解山东、江苏之情；三是获得这一带人士的支持。当然，马陵山的好风光，也是一个重要的因素。
在这里，乾隆皇帝曾三次登上马陵山，并写下了“第一江山春好处，秀丽山河发藻新。”等诗句。在乾隆所作《峒峿山三首》中，其中一首这样写道：“绿野平陵翠岱纹，指庐小对意含欣。钟吾漫道才拳石，早具江山秀几分。”形象地赞美了马陵山的秀丽。如今，新沂大营顶乾隆行宫仅存宫殿基础，乾隆朝大学士刘墉亲书的“读书煮春茶”石匾（后来出土）仍保存完好。
乾隆行宫大殿。面阔13.3米，进深6.8米，四梁八柱，全系川柏。单檐挑角，黄釉筒瓦，四周柱廊，椽檩彩绘。乾隆行宫，江苏省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时代：清乾隆二十三年（1758），地址：徐州市云龙区和平路101号。位于徐州博物馆东南角，云龙山北。1959年时，
乾隆行宫被辟为徐州博物馆，1979年在行宫东建仿古碑园。1999年徐州博物馆主陈列楼落成，与乾隆行宫（含碑园）和土山并称三大景区。乾隆行宫的琉璃瓦顶，隐映在绿树游廊之后。乾隆行宫是徐州市区唯一的宫殿式古建，尤显珍贵。乾隆行宫最晚毁于1926年，现仅存大殿。
行宫内乾隆帝坐像：乾隆六下江南，有四次来徐州，分别是乾隆二十二年（1757年）四月、乾隆二十七年（1742年）四月、乾隆三十年（1765）年二月、乾隆四十九年（1784年）四月。乾隆四次到徐州的目的就是考察黄河水情以及河防工程。那个时候黄河还未北移，流经徐州。
那时的云龙山。云龙山下试春衣，放鹤亭前送落辉；一色杏花三十里，新郎君去马如飞。
那时的乾隆行宫全貌。南起云龙山北麓，北抵土山，东接御桥，西至现在的中山路，前后左右均有三进院落。大殿两侧是数十楹配殿，左右为园林、假山、
亭、台、榭、阁等。金碧辉煌的殿阁几十间，鳞次栉比，气势雄伟。
那时的徐州府。黄河从城边蜿蜒流过，奎山塔描绘天际线，荆山桥如飞虹跨日。巍然屹立的城墙像是厚重的呼吸。这一切，全部不在，成为梦呓。
八瓣铁钟。
幽冥钟，乾隆五十六年重建。闻钟声，烦恼轻，智慧长，菩提生；离地狱，出火坑，愿成佛，庆众生。
大清乾隆五十五年，广结良缘碑。位于乾隆行宫西南方。
《驻跸徐州》诗碑。位于乾隆行宫东南方。
碑首，额刻“御书”。
乾隆二十二年（1757），乾隆皇帝第一次到徐州，便诗兴大发，写下《驻跸徐州》：“画州思禹迹，建国缅尧封；楚汉惟蜗角，山川实地冲。澶渊徙以后，渤海入无从。迩日淤尤甚，防秋策预供。用爰纡六銮，都大为三农。恬浪徐鸣桨，洪流高指墉。惊心斯创见，著意敢辞慵。宁更言多费，惟勤救鞠汹。石堤筑一律，苇埽胜千重。惟是补偏计，曾无永逸庸。黄楼读昔赋，宋代即今踪。谩诩新沙刷，寅哉兹偶逢。”
乾隆行宫后，排列许多石碑，其中一组为民国时期国民革命军第一军阵亡将士纪念碑。刘峙题：白刃可蹈，壮士不渝，身经百战，气雄万夫，死而死耳，主义是揄。顾祝同题：万古英风。
蒋中正题字,名字被凿,但印章尚在。烈士丈夫,逢时之虞,荷戈卫国,获醜禽渠,血气之伦,孰则无死,仁而得所,千载犹视,戏于伟矣,魂其鉴只。
胡宗南：两间正气。两间，谓天地之间。
剑气鸣秋。何应钦题隶书。
徐庭瑶：主义不磨，英灵不沫。
唐俊德：两间正气，万古英风。
蒋鼎文：表忠有观，报国无亏。
国民革命军第一军的历史最早是1925年8月编成，首任军长是蒋介石，党代表廖仲恺，政治部主任周恩来。第二任军长是何应钦。顾祝同在1930年中原大战中任军长。1933年统一编号之后的首任军长是陈继承（字武鸣），胡宗南于1936年4月继任。1949年12月24日至26日，该军在成都战役中被人民解放军全歼，末任军长陈鞠旅被俘。
辟邪......
石俑......
乾隆行宫偏门，通往碑廊......
采石场遗址：徐州云龙山汉代大型采石场遗址位于市区南部云龙山北麓。2004年5月至9月徐州博物馆考古部发掘。
遗址南北长200米、东西宽150米，面积约30000平方米。共发掘清理采石坑68处，其中开采空坑63处，石坯坑5处。另有刻字1处、石渣坑1处、墓葬2座等。遗址还发现采石工具宽錾、扁錾、凿、楔、锸和建筑材料、陶器等。采石场遗址的时代为西汉，可能延续至东汉初期。云龙山汉代采石场是中国汉唐之前惟一一处古代采石遗址。
整个遗址南北长200米，东西宽150米。采石场遗址有露天石坑，在开山取石的过程中，工匠们巧妙地利用山石走势、岩石裂隙及山石的纹理等自然条件开采石料。开采的石料长1.2-3米，宽0.7-1.4米。从发掘清理情况分析，采石工艺一是根据山石大小及走势，稍加修整，在周围凿出楔窝，塞以錾、楔等物，敲击取石。一是顺着岩石走向，选择石质较佳处，在长方形石料四周开凿沟槽。达到预定深度后，再从两侧或四侧向石料内对凿楔窝，填以錾、楔等，敲击撑裂取石。采石坑内有采石残留的碎石，碎石中夹杂有铁屑，多数已锈结成小圆球状。在一些石坑中还发现有采石工具，如宽錾、扁錾、凿等。此外，遗址内还发现有大量西汉时期的陶盆、壶、釜、罐、钵等器物残片及“五铢”钱币，大量的筒板瓦和瓦当等，铁器应为凿石工匠的工具，陶器中部分为凿石工匠的生活用具，如陶钵等。出土文物有明显的汉代风格。
发现遗址：江苏徐州考古专家在位于该市小长山东坡处，发现一面积达四、五千平方米的汉代超大采石场遗址。据悉，国内汉代采石场遗址已公布的只有两处，其中一处正是位于徐州博物馆西侧，另一处在广东，而此次的重大发现对研究汉代科技、石料开采及汉代大型墓葬修建等又添加了一个考古论据。在位于徐州市区湖北路西对面的遗址现场，只见2000多年前汉人采石时用的錾花、楔窝都完好地保留了下来，在遗址内，有多个采石留下的大凹坑，周围有多处断崖，同时在断崖上方和侧面留有许多楔窝，这些楔窝大多成排分布，最多的达到4个，取石长度可达4米左右。据徐州博物馆的考古人员介绍说，该市目前有两处汉代采石场遗址，徐州博物馆西侧的汉代采石场遗址是专门用来开采楚王陵墓所用石头，在当时发现的开采现场还留有未完工的塞石半成品；此次发现的小长山采石场遗址中，开采的是石板或条石。
据悉，小长山与临近的韩山紧挨相连，根据以往的考古调查和发掘来看，这两座山是规模非常大的汉墓群，并且墓葬基本上都是西汉时期的石坑竖穴墓。由于墓葬有的是在竖穴底部砌筑石椁，有的在竖穴内置封石，需要的都是板状石料。所以，这些墓葬所用石料应该就来自这个采石场。
意义及价值：徐州汉代采石场的面积和场面十分宏大，除了现在发现的地点外，云龙山北坡也有汉代采石的遗迹。2004年发掘以来，徐州汉代采石场受到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2006年，徐州汉代采石场遗址被确定为第六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文物价值包括历史价值、艺术价值和科学价值，其中直接反映人们生产活动的遗迹是当时社会生产力的见证，是当时科学技术发展水平的见证，因此，最具有独特意义。徐州汉代采石遗址较为直观地向我们展示了西汉时期石料开采业特别是采石技术的状况，为研究汉代石工手工业的发展提供了丰富的实物资料。
遗址内采石坑很多,这些采石坑，都是由山体表面下凿或采石而成，形制不一，有些甚至是首尾相连、左右相接。站在汉代采石场遗址上，随处可以看到山体岩石上的人工痕迹，那是2000多年前的汉代人不经意间留下的，却成为今天难能可贵的珍贵遗产。面前一处处写满岁月沧桑的采石坑，似乎是一本日记，记录着汉代人智慧和勤劳的一面：一个晴朗的午后，数十也可能是数百位工匠正在劳作，他们光着膀子，三五成组喊着号子，挥舞着手中的大锤，重重地落在插在楔窝中的楔子上，把巨石从山体上分离出来，以供他们的领主使用......
徐州西汉楚王墓众多，均使用大型塞石封堵，采石场遗址的主要采石开凿工艺与徐州西汉王陵及中型墓葬等内封石的开凿工艺相近，遗留的开凿工具也具有明显的汉代风格。
塞石上的刻字，标明此石的方位。
部分文字与图片来源于互联网
——2016.6.9
《古彭之宝——徐州文物精华》
主题展由《徐淮初曦》、《汉室遗珍》、《史河流韵》三个单元五个展厅组成。
第一单元《徐淮初曦》陈列了徐淮大地出土的自新石器时代至秦代的陶器、石器、玉器、骨器、和铜器120余件，其中有邳州大墩子遗址出土闻名遐尔的彩绘陶器，反映南北文化交汇的新沂花厅遗址出土的良渚文化玉器和大汶口文化陶器，邳州戴庄九女墩战国墓出土的青铜器等，再现了徐州先民生产生活的场景。
第二单元《汉室遗珍》分为三个展厅，主要陈列汉代王室遗留下来的珍宝。西汉金带扣、龟钮银印、鎏金兽形砚、铜牛灯、铜鼎等150余件铜器、金银器珍品在第一展厅陈列；西汉金缕玉衣、银缕玉衣，玉棺、玉卮、蟠龙玉佩等130余件玉器珍品在第二展厅展出；原始青瓷、釉陶、漆陶、大型实用陶器、各种铁器和石制建筑构件等近百件文物在第三展厅展出。
第三单元《史河流韵》展出魏晋南北朝至青代的瓷器、铜器、金银器等。
《俑偶华彩》
展出了汉至宋代的各类陶俑艺术精品210余件，有西汉乐舞俑、彩绘仪卫俑、北朝彩绘女立俑等。徐州出土的陶俑，具有独特的地域性。
俑偶华彩
展出徐州出土的陶俑精品210余件，内容丰富、形式多样，具有独特的地域性。汉俑朴拙凝重，北朝俑清秀端庄，隋唐俑丰满雍容，展现了不同的时代特征和艺术风尚。
史河流韵展厅
“古彭之宝”的第三部分展出魏晋南北朝至清代的瓷器、铜器、金银器等140余件。反映出在这1900多年的历史长河中，徐州战乱、水患频仍，经历了衰落至中兴的曲折历程。
汉室遗珍展厅
徐州是汉高祖刘邦的故乡，两汉时期有着特殊的政治、经济地位。诸侯王、列侯及皇亲贵戚凿山为藏的巨大洞室墓、石室墓虽屡遭盗掘，仍出土了大量珍贵文物，揭示了两汉文化的丰厚内涵。“汉室遗珍”包括三个展厅，分别陈列铜、金银器，玉器和陶石器。第一展厅陈列铜、金银器等文物珍品150余件。
徐州博物馆
梦回汉朝
年代最早、玉质最好的金缕玉衣，是徐州博物馆当之无愧的镇馆之宝。作为汉代楚国的国都，徐州见证了汉初最强盛的一段时期，也见证了王莽篡汉以及东汉政权的日薄西山。徐州博物馆以两汉文化为核心，为我们保留了那段风云变幻的历史。
公元前202年12月，楚汉相争末期，项羽兵败，不肯过江东，自刎于乌江之畔。至此，刘邦收拾完秦朝留下的烂摊子，重新统一天下，建立西汉王朝。这位薪水很低的泗水亭长出身于布衣，却开创了汉朝400年基业，对中国文化产生了历史上任何王朝都无法比拟的深远影响，汉人、汉族、汉字以及汉语等都与这个大一统的王朝关系密切。
徐州博物馆《俑偶华彩》展厅，展出的是汉至宋代的各类陶俑，有西汉乐舞俑、彩绘仪卫俑、北朝彩绘女立俑等。其中汉代舞俑的动势，堪称展厅内的华彩篇章。上图是徐州狮子山出土的兵俑。目前国内大规模发现兵马俑仅有三处，除秦始皇兵马俑和咸阳杨家湾汉兵马俑之外，便是徐州狮子山兵马俑。
从刘邦的老家沛县往南不远，便是淮北名城徐州。徐州古称彭城，周围广布山川，在西汉初期经济发达，也是秦末农民起义的风暴中心，当时楚怀王就以此为都。霸王项羽也曾建都彭城，可见其战略地位之重要。
《史记·高祖本纪》记载，西汉立国之初，刘邦把彭城分封给了功勋卓著的韩信，是为楚王。但韩信毕竟是外姓，刘邦不放心，终于找借口把他降作淮阴侯，转而封自己的异母弟弟刘交为楚王—刘交是惟一追随刘邦南征北战的亲兄弟，刘邦“三让”“不得已”称帝之后，刘交甚至可以出入刘邦的卧室，参与筹划各种机密。刘交与刘邦的关系非常密切，而把如此亲密之人封为楚王，可见刘邦对自己的发迹之地十分重视。
刘交而下，西汉共传楚王12代，东汉又封1代楚王和5代彭城王。前前后后总计18代“王”，再加上王后、夫人、妃嫔、列侯一干人等，必定在彭城这方宝地上演了一幕幕只有王室贵族才能体会到的悲剧、喜剧、惨剧、闹剧剧终人散时，繁华成烟云，只留下一座座宏大的墓冢，去完成他们生时富贵、身后荣华的幻梦。
两千年后，在20世纪80年代汹涌澎湃的建设浪潮中，徐州大地上一些墓葬重新现身。墓葬中奢华的随葬品却成了徐州博物馆的宝贝。这个由乾隆1757年南巡时的行宫旧址改建的博物馆，在它的《汉室遗珍》单元里，安守着两汉楚王的秘密。
龟钮银印：顺手摸到的乌龟块子
如我们所熟知的那样，最先光顾这些古墓的，常常是盗墓者。
徐州博物馆馆长李银德曾撰文说，徐州汉墓被大规模盗掘的历史可以追溯到西汉末年的新莽时期，很多楚王墓都在这时被盗掘。此后漫长的历史进程中，徐州的汉墓鲜有幸免，几乎是十墓九空。徐州历史上著名盗墓者的事迹耸人听闻—元代贾胡（泛指外国商人）盗掘土山东汉彭城王墓时，为避免引起怀疑，居然在山顶上盖了个房子，历10年之功，从屋内向下深挖13丈，穿砖凿石，终于盗得宝剑而去。
与刘注“此地无银三百两”的龟山汉墓相比，被认定为刘戊墓的狮子山汉墓，则是在张扬中尽显奢华，金缕玉衣与金带扣都出土于此。
九里山下的龟山汉墓同样没有逃脱被盗的命运，但幸运的是，盗墓者仓促中给后世留下一方小小的银印，而正是它确定了龟山汉墓主人的身份。作为博物馆重要馆藏的这枚银印，在曲折的经历中突显了自己的价值。
龟山是九里山的余脉，因其山形酷似乌龟而得名。1981年2月，当地农民开山采石，炮声响处，露出古墓一角，这就是后来闻名遐迩的龟山汉墓。当年11月和第二年11月，南京博物院与徐州博物馆两次联合发掘清理此墓，出土了一批精美文物，并弄清了整座墓的结构。
假如这方不起眼的刘注银印流落民间，多少年之后，龟山汉墓的属主恐怕就是永远的谜团了。
龟山汉墓由两条墓道以及15间墓室构成，东西全长83米，南北最宽处达到了33米，总面积700余平方米，容积达2600多立方米。考古学家发现，这是一座夫妻合葬墓，在中间以壶门（通向帝王宫殿的通道口）为界，壶门以南10间为男性墓主人的墓葬，以北5间为其夫人墓，两墓皆凿山为室，依山为陵，结构均为大型横穴式崖洞墓。在发掘北甬道时，考古学家们看到了墓葬被盗的证据—这条甬道本应有两条各重六七吨的巨型塞石，一上一下将墓门堵塞严实，如今只剩下面一条，上面的已被盗墓者拖出墓外了。在仔细清理墓道时，有两样东西相继出现在人们眼前，一件是王莽时期的钱币，一件是魏晋南北朝时期托油灯用的青瓷碟。这两样不同时期的东西表明，龟山汉墓最起码经过两次盗掘，第一次是西汉末期，第二次是在魏晋南北朝时期—后者极可能是一次大规模的官盗。
令人哑然失笑的是，龟山汉墓的一块塞石上刻有四十多个字，依次是“楚古尸王通于天述葬棺椁不布瓦鼎盛器令群臣以葬去服毋今玉器后世贤大夫幸视此书目此也心者悲之”，大意是：身为一代楚王，敢于向上天发誓，墓葬中没有放置任何的金银玉器和值钱的陪葬品，只放置了棺木和尸体，如果后人有幸看到这段文字，应该对他产生同情之心，所以没必要再动他的墓穴了。这段话颇有些“此地无银三百两”感觉，如此大规模的墓葬，若说其中没有珍宝随葬，哪个提心吊胆好不容易挖至这块塞石的盗墓者会相信呢？
狮子山兵马俑，见证了徐州作为军事重镇的历史，并且对研究汉代社会生活、丧葬制度、军制战阵同样重要。
虽然出土了大批文物，但由于墓室及墓主棺椁已经被盗扰，墓主人的身份一直是一个谜。南京博物院主持发掘工作的尤振尧先生推断，墓主人应该是第六代楚襄王刘注或第七代楚节王刘纯；同时，由于在墓中的水井里清理出了枣、桃、梅、李、杏、酸枣等六种果核，这些果子又大多在夏秋季节成熟，尤先生进而推断墓主人下葬是在八九月间。但由于缺乏确凿的证据，这些结论只能停留在“推测”的层面。
北洞山汉墓，位于徐州北10公里的茅村乡洞山村，由于早先被盗，已无法考证楚王身份。考古人员在清理墓道时，于两壁新发现彩绘陶俑220躯，鲜艳而富有神采。
事情的转机发生在3年后。1985年初，徐州博物馆考古部忽然得到一个消息，铜山县拾屯乡西瓦厂（即砖瓦西厂）25岁的电工王德成手中有一方“刘注”龟钮银印，这让他们感到十分兴奋。考虑到地、市尚未合并，徐州博物馆征集起来有一定困难，考古队组长李银德连夜向市政府邵元亮副秘书作了汇报，副市长苏士语很快批示，由市政府办公室许太学副主任协调。第二天下午印章就被征集入馆。事后得知，这方银印出土于龟山汉墓，因此确凿无疑地证明此墓主人就是第六代楚王刘注。
王德成是如何拿到这方印的呢？原来当年发掘龟山汉墓时，由于巨大的空间内漆黑一片，手电如同萤火，几乎不起什么作用，考古队便请西瓦厂支持安装电灯照明。当时王德成是西瓦厂的电工班长，在一座两千多年历史的古墓内接电，自然不免好奇，于是就东瞅西摸，结果凑巧摸到一个小小的乌龟块子，见无人注意，就顺手藏了起来。王德成守口如瓶，始终未向外人透露此事，直到1984年底，王德成偶然说及龟山汉墓的主人是刘注，别人不信，他一急，脱口说道：我有印章可以证明！消息随即不胫而走。
这一重要发现在考古界引起了巨大的轰动，因为“刘注”龟钮银印是徐州两汉18个诸侯王惟一的实物证据，龟山楚王墓也因此成为研究徐州西汉楚王墓分期和断代的标尺。这枚印章通高1.7厘米，钮高1厘米，印面边长2.1厘米，重39克；龟钮雕刻细致，背甲和腹甲刻有纹饰，腹下镂空。印面则阴刻小篆体“刘注”二字，字体浑厚古朴，疏密有度。
长袖折腰舞，始于战国而盛于两汉，是汉代最流行的舞蹈，这种舞大大丰富了汉代陶俑的形象。
那么，刘注在历史上是一个怎样的人呢？遍查史料，发现关于此人的记载非常少。在《史记·楚元王世家》中，司马迁只说其在位14年而卒；但在随后的《史记索引》中，唐人司马贞隐约地说到“文襄继立，世挺才英”。“文”是指第四代楚王刘礼，其谥号为“文”，“襄”即是指刘注，其谥号为“襄”。这句话极概括含糊，但意思是正面的—大约两位楚王都算是英才吧。
乐舞俑：飞扬的奢华岁月
“刘注”龟钮银印被发现以后，考古学家以龟山汉墓为界，将已发现的西汉楚王陵墓分为前后两期。前期包括楚王山、驮篮山、北洞山、狮子山四处，后期包括龟山、卧牛山、东洞山、南洞山四处。
在徐州博物馆的常设陈列“偶俑华彩”展区中，一组精美的乐舞陶俑就出自驮篮山汉墓。与龟山汉墓的命运相似，驮篮山汉墓在1989年进入人们的视野时，同样是因开山采石而被发现，同样是楚王与王后的“同茔异穴”，当然，它们也同样留下了盗墓者的痕迹。
驮篮山汉墓位于徐州市东北10公里处的鼓楼区下淀乡中王庄村驮篮山南坡。驮篮山的得名也与龟山相似，都是因形取名，当地人说驮篮山远看就像牲畜驮着两只篮子。考古学家发现，驮篮山汉墓由两座墓组成，分别位于东西两座山头上，相距140多米，遂自西向东将其编号为1号墓与2号墓。由于1号墓的墓室规模大于2号墓，而且在其中发现了用以贮藏铁甲和兵器的武库，所以考古学家认定1号墓为男性王墓，2号墓则是附葬墓。结合徐州地区已发掘的西汉楚王陵墓的规模和出土文物，驮篮山两座墓应属西汉早期分封于彭城的楚王夫妇的陵寝。
那时连贯而优美的舞蹈，如今只能依靠陶俑固定下的不同瞬间来想象了。
怀着喜忧参半的心情，考古队员小心仔细地清理着这两座早年被盗严重的古墓。按照以往的经验，他们明白楚王墓的随葬品一定非常多，盗墓者在匆忙中不可能尽数盗走。终于，乐舞陶俑出现在他们面前。这组乐舞俑出土于1号墓的前堂，即“会客”的地方，有十几件之多，各个俑之间的组合关系完整清晰：有4件抚琴俑、4件吹奏俑、两件打击俑和4件长袖舞俑。这显然是一个经过精心设计的舞蹈表演场面，不由令人联想起当年楚王在世时，王宫内载歌载舞的奢华场景。尤其是那些长袖女舞俑，她们身材修长，腰肢纤细，眉目与嘴角间露出浅浅的笑意；舞女们的衣服为交领长袍，裙裾及地，她们一手自然下垂，另一只手趁势扬起，把飘逸的长袖舒展开来；再看其身体姿态，由于腰肢弯曲，身体前倾，分明已呈当代人所谓的“S”形。
按照李银德馆长的介绍，这种舞俑名为“绕襟衣陶舞俑”，她们所跳的舞蹈为西汉时期盛行的长袖折腰楚舞。这类陶舞俑在其他地区没有出土过，因此成为了解西汉早期舞蹈造型的重要实物资料。
作为汉代最流行的舞蹈类型，长袖舞在秦汉史籍中记载很多。《韩非子·五蠹篇》有“鄙谚曰‘长袖善舞，多钱善贾’”的记述。东汉的傅毅在《舞赋》中对长袖舞进行了生动细致的描述：“罗衣从风，长袖交横”洋洋洒洒几百言，翻译过来大致如此：轻柔的罗衣，随风飘扬；长长的袖子，翻飞交横；长袖飞舞挥动络绎不停，节奏也合乎曲调的快慢；舞者轻而稳的姿势，好似立于树上的燕子，而跳动时的迅疾又像惊弓的鹄鸟；她们的体态是那样的轻盈柔软，既婀娜多姿，又妩媚动人。此后东汉的张衡也曾撰《舞赋》描述长袖舞“裾似飞燕，袖如回雪”，边让在《章华台赋》中也说其“长袖奋而生风，清气激而绕结”。这些非常文学化的描述共同说明了长袖舞的特点：不断扭摆腰肢，反复双手甩袖，使长袖在空中交错飞舞。
一般来说，长袖舞多为女子舞，而且是两名女子对舞，两人眉目相视，翩翩起舞。但历史上也不乏男女对舞的记载，徐州沛县栖山画像石上就有一幅图表现这种场面：一女子细腰长裙，扬袖而舞；对面一男子扎腰、短袍、着裤，垂袖与其对舞。善写大赋的张衡更是在《南都赋》中大肆铺陈了男女歌舞的盛大景象：青年男女穿着漂亮的衣服，或骑马，或乘车，相聚到水边；篷帐如云，气氛热烈，一场欢乐的歌舞就要开始了……
金缕玉衣与镶玉漆棺都已陈列在展厅中。与金缕玉衣并列的，是1996年徐州市火山刘和墓出土的银缕玉衣，这是我国惟一一件完整的西汉银缕玉衣。
徐州博物馆的许一伶在《论徐州西汉乐舞俑的艺术特色》一文中提到，徐州出土的西汉乐舞俑所表现的乐舞艺术，具有典型的先秦时期楚国歌舞特色。徐州是先秦楚国故地，刘邦以及和他一起打江山的大臣们大都是在楚文化的氛围内长大，自然对这种舞蹈青睐有加。《史记·留侯世家》记载，刘邦宠爱戚夫人，打算废掉皇后吕雉的儿子—太子刘盈，另立戚夫人之子如意为太子，但无奈吕氏势强，刘盈羽翼已丰，只好作罢。在戚夫人的哭泣声中，无奈的刘邦只能寄情歌舞，请戚夫人跳一段“楚舞”以排遣心中郁闷。笔记类杂史《西京杂记》中说戚夫人“善为翘袖折腰之舞，歌出塞入塞望归之曲。侍妇数百皆习之，后宫齐首高唱，声彻云霄”。
长安皇宫里的刘邦喜欢楚舞，分封在徐州的历代楚王们大体也应如此。在他们豪奢的王宫内，必定经常上演这“楚腰纤细”长袖舞。人生有限，当他们开始为自己筹划死后栖身的宏大陵墓时，自然也没有忘记这些妩媚的女子们，徐州汉墓出土的大量舞俑寄托着楚王们在阴森地宫内的女色迷梦。
至于驮篮山汉墓的主人，专家们的目光主要集中在第四代楚王刘礼身上，但至今未有定论。
谁是金缕玉衣的主人？
素来被视为徐州博物馆镇馆宝物之首的金缕玉衣出土于狮子山汉墓，时间是1995年。然而，它被发现的经过却十分曲折。
狮子山位于徐州市东郊4公里处，其得名与龟山和驮篮山异曲同工—这座海拨不过61米的小山形如卧狮，因此被称为狮子山。
又是因为施工。1984年12月3日，在狮子山村一片被推土机推出的采土场上，几个玩耍的小学生踢出了一个泥土烧成的小人头。这个小人头拉开了狮子山兵马俑坑的帷幕，第二天，李银德就带着考古队员来到了这片采土场，开始进行系统的探察和发掘。由于俑坑中陶俑的数量非常多，徐州市几乎派出了所有的考古队员参与其中。经过两个月马不停蹄地发掘，结果出来了：这里一共有5个俑坑，陶俑总数达4000多个。这些具有鲜明西汉风格的陶俑种类比较单纯，基本是都是兵俑和马俑，显然是一个缩小版的兵马俑军阵。
但令王恺不解的是，这些兵马俑的摆放凌乱不堪，似乎是仓促间随意埋起来的。
既然发现了规模如此庞大的兵马俑坑，那么附近一定会有一位显赫人物的陵墓，这些兵马俑坑就是其陪葬坑。用军阵送葬是一种等级非常高的葬礼，只有皇帝和其他地位十分显赫的人物才有资格享用。历史上从未有皇帝葬在徐州，在整个汉代，这里地位最高的统治者就是楚王。王恺认定这些兵马俑的主人就是西汉12代楚王中的一位，但至于是哪一位，由于没有发现墓葬，无法得出结论。
王恺开始了艰苦的寻找之路。从1985年开始，用了整整6年的时间，狮子山楚王墓终于现身了。1994年底，经国家文物局批准，狮子山汉墓发掘工作正式开始。令王恺和考古队员们遗憾的是，这座汉墓同样被盗墓者搜掠过。1995年春天，在墓道口的塞石上，他们发现了盗墓者散落在那里的大量玉片，有些玉片上还有残留的金丝。王恺推断，这是楚王的玉衣，盗墓者之所以留下玉片，是因为玉器是王室的标志性器物，倘若盗出被人发现，必然引来杀身之祸，所以他们只抽走了玉衣上的金丝。
金缕玉衣，以华丽得耀眼的形式固定下死者的相貌。
徐州博物馆组织国内专家，历时一年半，经过仔细编号、清洗、拼对、编缀、缝制等复杂工序，终于成功复原了这件重量级国宝。这件金缕玉衣全长174厘米，由4248块玉片编缀而成，玉片多呈方形，四角穿孔，然后以金丝串联其中，从而形成一个完整的人形。
狮子山汉墓金缕玉衣创造了中国已出土玉衣的多项纪录：
玉片最多—4248片的数量比著名的满城汉墓金缕玉衣几乎多了一倍；
玉质最好—所有玉片所用材料都是新疆和田白玉，而和田玉号称“玉中之王”；
工艺最精—玉片表面光洁，显然经过精心的打磨抛光；最大的玉片10平方厘米，最小的不足1平方厘米，而且薄仅0.1厘米；
年代最早—据后来考证，其入土年代不晚于公元前154年。
值得关注的是，在出土金缕玉衣的同时，狮子山汉墓还出土了另一件重器—镶玉漆棺。当时，考古队员在墓室中发现了破坏严重的尸骨，却没有发现棺椁；后来在墓室附近的甬道上，他们在泥土中发现了一种墨绿色的玉片。与玉衣上的白玉片相比，这些玉片不仅要大出许多，而且形状各异，以菱形和三角形居多，其次是长方形。这些玉片是用在什么地方的呢？随着玉片数量的逐渐增多，大家意识到这可能是棺椁上镶嵌的玉片。
经过精心复原，一件雍容华贵的镶玉漆棺呈现在人们面前。玉棺全长2.80米，宽1.10米，高1.07米，共计使用了2095片玉片，被一些媒体称作“中国第一玉棺”。
金缕玉衣出土了，镶玉漆棺也被发现，各种珍贵玉器包括玉璧、玉璜、玉龙、玉盖杯等也相继被发掘出来，但陵墓主人的身份却依然无法确认。
金带扣出土时，还伴有嵌海贝的皮带，但现在已经腐烂散落，只剩下金子的光彩永不褪色。
墓主的私人印章自始至终没有出现，应该已经被盗墓者掠走。但墓中出土了大量楚王下属的印章，其中有几枚印章引起了考古学家的注意，上面分别刻有兰陵之印、海邑左尉和卞之右尉的字样。前两者是楚国属郡东海郡官吏的印章，而最后一个则是楚国属郡薛郡管理者的印章。王恺认为，东海郡与薛郡早在公元前154年“七国之乱”之后就被汉中央政府收回，不再属于楚国所有，狮子山汉墓中既然出土有这两郡管理者的印章，就证明此墓主人的下葬时间应该在公元154年之前。对照“西汉刘氏楚王年表”，符合这一条件的楚王只有第一、第二、第三代楚王。
继续考证，可排除第一代楚王。据北魏郦道元《水经注》记载：“获水又东径同孝山北，山阴有楚元王冢。”同孝山即今天的楚王山，位于徐州城西大彭镇南，距狮子山大约几十里；楚元王即第一代楚王刘交。据考古学家考察，山上的确有一大墓。
再继续，则又可排除掉第二代楚王刘郢客。据记载，刘郢客在位仅4年。按照惯例，诸侯王一般在即位后的第二年就开始建造自己的陵墓，倘若狮子山汉墓的主人是刘郢客的话，他建墓的时间只有3年。而考古学家王恺认为，狮子山楚王陵总长117米，总使用面积850万平方米，开山凿石量达到5100万立方米，如此庞大的规模，在当时的条件下，至少需要10年才能修建完成。
如此，王恺推断狮子山汉墓主人为第三代楚王刘戊。
质疑随即到来：刘戊参与“七国之乱”兵败自杀，犯有滔天大罪，怎么可能享有如此规格的厚葬呢？
对此，徐州汉兵马俑博物馆馆长邱永生认为，刘戊虽有大罪，但西汉中央政府也许考虑到各方面的因素，比如政治原因、手足之情等，有可能对刘戊网开一面。而刘戊自杀时，他的陵墓及陪葬品应该已经准备得差不多了，那么“他应该享受的级别也让他能享受得到”。于是刘戊仓促下葬，至于陪葬的兵马俑，邱永生推测，也许是刘戊的故臣旧友偷偷掩埋的，这似乎也可以解释王恺不解兵马俑摆放如此凌乱的疑问。
但这个解释至今仍然不乏质疑之声，比如有些专家就认为狮子山汉墓的主人应该是第二代楚王刘郢客，并且提供了大量的证据。此外，徐州博物馆馆长李银德也提到，虽然《水经注》记载楚王山上埋着的是第一代楚王刘交，但由于此墓曾被盗过，没有确凿证据证明墓主人的身份；而且，此墓内石券顶结构在西汉文帝时期尚未闻见，与刘交所处时代不甚相符，因此墓主可能并非刘交。
金带扣：隐隐约约的草原气息
在狮子山汉墓还出土了另外几件稀世珍宝—两对金带扣，其华美精致，十分罕见，也作为非常重要的宝物陈列于徐州博物馆中。
1995年1月，在清理主墓室门前的墓道时，考古人员发现了4个没有被盗墓者发现的墓室。1月18日，当考古队员打开墓道西侧最后一间没有被盗过的墓室时，全都兴奋不已。在这间墓室不仅出土了大量铁制兵器、玉器，还在地上发现了两对纯金打造的金带扣。
细看这两对金带扣，多采用浅浮雕的手法雕刻。其图案大体相同，即二熊与一马激烈搏斗的场面。两只熊看起来非常凶悍，一只趴在马背上撕咬，另一只则紧咬马的脖子。处于下风的马似乎并不甘心死亡的命运，极力挣扎，试图从地上跃起。金带扣的右、上、下三边刻绘鸟首纹，似乎是草原猛禽鹰的变体；马的脖子、胸部、腿部和臀部则刻有螺旋状凹叶纹。整个金带扣画面线条多呈曲线，虽繁密却十分流畅，将一场殊死搏斗表现得动感十足。
上海财经大学的杨孝鸿先生在《欧亚草原动物纹饰对汉代艺术的影响》一文中提到，这种“动物互相撕咬、搏斗的主题与后半躯扭转向上的艺术形式，考古学与美术史上均称之为动物纹饰的艺术，亦称为铜牌艺术、动物风格、动物意匠或野兽纹”。而“动物纹饰”一词本身是用来称谓斯基泰人以及斯基泰风格意匠的“animal
style”一词的译语。据台湾学者杜正胜《欧亚草原动物纹饰与中国古代北方民族之考察》一文，斯基泰人是古代生活在欧亚草原间的游牧民族，大多活跃在中亚一代，他们的文化艺术在公元前6世纪至公元前4世纪时最为繁荣，在随后两三百年间则逐渐衰落。斯基泰艺术最大的特点就是用各种动物的形象装饰日常用品和服饰—包括带扣，杨孝鸿认为，带扣最初就是在南西伯利亚的斯基泰民族中开始使用的。
这是1992年出土于江苏省铜山县茅村的彩绘女俑，与那些面目抽象而动感十足的舞俑相比，她面目清晰、神态宁静、衣着朴素。她不是汉代形象，而是来自崇尚朴实矫健的北朝，如今也作为重要藏品陈列在馆中。摄影／徐艮
带扣也叫带卡或带铰，式样非常多，但根据扣舌的装置方式可分为3种基本类型，即无扣舌、固定扣舌和活动扣舌。一般来说，金属带扣大多为铜制，金银质地的带扣非常少见。狮子山汉墓出土的带扣为纯金打造，可见墓主人身份之高贵。
李银德馆长说，这是目前我们见到的最华美、系结方式最先进的带扣，也是国内保存最完整、身份最高的金带扣，它们的主人就是狮子山汉墓中的楚王。同时，他还认为：“这种草原猛兽搏斗纹展示的是草原文化，但从铸造工艺、带扣系结方式看，应该是中原所造，这体现了当时两地文化的交融。”
起源于斯基泰民族的带扣，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逐渐被中国西北地区、蒙古草原的游牧民族接受。但徐州远离边疆，地处中原地区的东南边缘，是怎样受到草原文化的影响呢？这大概要得力于战国时期赵国君主赵武灵王，由于他大力推广“胡服骑射”，胡服衣冠及一应饰品随之进入中原地区。战国结束，秦统一天下，但短短几十年后就被朝气蓬勃的西汉王朝所代替。汉代不仅承继了秦代的制度，还在一定程度上延续了其时代风尚，这些风尚在这个史无前例的大时代中发扬光大。
此外，汉代的皇帝非常喜欢游猎，汉武帝兴建的上林苑实际上就是一个庞大的狩猎场，其中满布各种猛兽，不乏虎豹熊狼。汉代画像石上关于这方面的画面也非常之多。如此一来，在汉代王侯贵族的带扣上出现动物纹饰便更在情理之中。
游牧文明的历史非常久远，对于汉代统治者来说，游牧民族始终是国土北方虎视眈眈的敌人。诚如鲁迅先生在《看镜有感》一文中所说：“汉唐虽然也有边患，但魄力究竟雄大，人民具有不至于为异族奴隶的自信心，或者竟丝毫未想到，凡取用外来事物的时候，就如将彼俘来一样，自由驱使，绝不介怀。”两汉几百年间，汉朝与游牧民族仗打了不少，文化交流也始终在悄悄进行，楚王们处在时代大潮之中，自然也享受到了文化交流的成果。
作为汉代楚国的国都，徐州见证了汉初最强盛的一段时期，也见证了王莽篡汉以及东汉政权的日薄西山。如今，徐州已经发掘的十余位楚王的陵墓，虽然大都被盗墓者光顾过，但出土文物之盛，国内实属罕见。徐州博物馆以两汉文化为核心，为我们保留了那段风云变幻的历史。当你饱览汉代文物精华后，步出博物馆，远眺云龙山，一定能依稀感受到“户外一峰秀，阶前众壑深”的悠然意境—这副对联的作者是乾隆皇帝，对联所描述的正是徐州博物馆的前身—乾隆行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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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6.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