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道赵登禹，是因为北京的赵登禹路；认识赵登禹，是因为喜峰口；敬重赵登禹，是因为《大刀向鬼子头上砍去》。来到烈士的故乡，自然要缅怀一番。避开了博物馆常休的周一，GPS来到赵登禹纪念馆。推开虚掩的大门，里面无声无息，看起来很像正在装修的样子。在黑漆漆的走廊中走了一圈，也没发现纪念大厅。于是去了旁边的曹州书画院打听，门卫竟然不知道旁边还有个赵登禹纪念馆，也真是醉了。又辗转回到纪念馆，敲了每一间屋门，最终出来了一位工作人员，把我们带入了烈士纪念堂。打开灯，赵登禹将军的英雄形象出现在了眼前，时间也仿佛回到了那烽火连天的战场......
在故乡,谁人不知赵登禹：1898年,赵登禹出生于菏泽城西赵楼村。1937年卢沟桥事变,时任国民军二十七师师长的他,率兵在北京南苑与日军展开激战,不幸以身殉国,成为抗战中最早牺牲的高级将领之一。1995年,抗战胜利五十周年。为纪念家乡的抗日英雄,菏泽曹州书画院成立了赵登禹纪念馆。作为爱国主义教育基地,每年都会有无数的人来这里缅怀和追忆赵登禹将军。英雄老家在赵楼村,乡亲们口口相传着赵登禹将军的故事。赵登禹排行老三,乳名三儿。每每有人去村里寻访英雄的足迹,赵建国(赵登禹的大哥赵登銮的孙子)和媳妇张福华都会热情接待,还会拿出赵氏族谱,自豪地讲述家族渊源。
少立壮志,不远千里投军：在村人的述说中,赵登禹生在一个贫苦农民家庭,自幼长得虎头虎脑。父亲去世后,年纪尚小的赵登禹每天都帮家里做事,艰苦生活的磨练,让他臂力过人,胆大机智,有骨气和正义感。他7岁进私塾读书，13岁时,赵登禹拜家乡一带颇有名气的武术教师朱凤军为师。他聪明又勤奋,不到一年,打拳劈刀,样样娴熟，尤擅长刀法和拳术。夏天烈日炎炎，蚊虫横飞，为了练好功夫，赵登禹晚上总是睡在凳子上。有一天,朱凤军想试试他的胆量,便问他：村西坟地刚添了一座新坟,夜间你敢去那里打拳吗?没想到赵登禹夜里真的提上一把春秋刀,在那里练了一夜。第二天,人们去看时,发现坟地周围的地都被他踩实了。经过几年苦练，赵登禹大有所成，双手可轻松举起两百余斤的麻袋。
家乡菏泽(古曹州)历来是兵家征战之地,英雄出没之所,也流传着众多杀富济贫的豪杰故事,这也潜移默化地影响着赵登禹,让他立志做一个救国救民的英雄。郝远近说,16岁那年,赵登禹打听得知,驻扎在陕西潼关的冯玉祥部队军纪严明,爱护百姓,便毅然踏上了千里投军的征途。
1914年，刚满16岁的赵登禹历经千辛万苦，终于在冯玉祥的16旅第1团第3营当了只吃粮不发饷的副兵。在一次与冯玉祥摔跤角力中，他把冯玉祥摔倒三次。排长责怪，他却说：“不摔倒，怎定输赢?”这次偶然的机会,冯玉祥发现了赵登禹。见他长得膀大腰圆,体壮如牛,又得知其作战勇猛,且能弄文舞墨,遂把其调到身边当了护兵。在尽力完成护卫任务的同时,赵登禹也用心从冯玉祥身上学到了很多为人处世及治军方法。1918年冯玉祥驻防湖南常德，赵登禹随往。境内有常德山，一次执行任务，需翻过山。已闻山中有虎伤人，他还只身上山，空拳击虎，虎奄奄一息。冯玉祥知悉后拍下照片：只见一魁壮军人骑于虎背，左手抓住虎头右拳高举，作打虎状。冯玉祥将照片登报后保留下来，直至1937年7月28日赵登禹抗日殉国，取出照片写下“民国7年的打虎将军”，署名冯玉祥。1930年，赵登禹随冯玉祥参加了“中原大战”，战败后冯的部队被整编，赵登禹被任命为第29军37师109旅旅长。
夜袭喜峰口大刀惊日寇：九一八事变后，东北落入日寇铁蹄。国家灾难、民族耻辱，震撼着广大爱国官兵。在第29军军长宋哲元提出“宁做战死鬼，不做亡国奴”等口号的鼓舞下，赵登禹率部进行各种实战训练。当时，第29军武器装备非常简陋，枪械严重不足，无奈中他们自制了一批大刀发给战士们，以补枪械不足。为此，赵登禹亲自给士兵们做示范，演练大刀劈杀要领，督促他们勤学苦练基本功。全国各界群众和爱国学生纷纷举行示威游行，要求政府出兵抗日，恢复国土。第二十九军官兵积极响应，表示誓死保卫祖国，克尽军人天职。赵登禹统率的第一○九旅官兵积极宣传抗战，排演抗日救国戏剧，邀请东北流亡学生到部队报告东北形势。赵登禹利用演出之机，以“宁为战死鬼，不做亡国奴”为题，号召全旅五千健儿，枕戈待命，
1932年1月28日，日军又驱舰上海，遭到我第十九路军和第五军官兵的英勇抵抗。1933年元旦之夜，日军突然向我山海关守军（何柱国为警备司令，辖第三、九两旅）提出限期撤退的无理要求，遭我守军拒绝。日军2日上午开始炮击，并有飞机轰炸，步兵轮番冲锋。我守军奋起抵抗，一直苦战到下午3时，但终因没有援军，敌众我寡，伤亡过重，致使名城山海关失陷。元月10日，日军又向长城九门口进犯。2月22日，日军大举进攻热河。热河省政府主席汤玉麟未加抵抗即放弃省会承德和平泉等重镇，致使在赤峰一带与日军苦战的孙奎元部退到热察山区，在凌源一带阻击日军的万福麟部退人冷口附近，在热东的张作相也向喜峰口方向撤退。1933年3月9日，日军铃木师团在得到热河后，继续尾追我撤退部队，向长城罗文峪口和喜峰口前进。9日抵达喜峰口。
喜峰口是长城线上一个重要关口，对确保平津、华北安全至关重要。因此，必须抢占有利地形，阻止敌人入侵。正当长城各口险象环生的时候，第二十九军军长宋哲元正奉任察哈尔省政府主席。在他的部队尚未全部进入察哈尔之时，蒋介石将该部调往喜峰口，增援罗文峪口。此时赵登禹奉命率该旅所辖的二一七、二一八两个团从遵化经三屯营向喜峰口急进防堵，仅一天工夫，跑了一百七十里，在日落前，先敌一步跑到了喜峰口。此时日军已占领有利地形——喜峰口东北高地。赵登禹尚未部署完毕，日军第八师团即开始进攻。赵登禹临危不惧，沉着冷静，他把王长海的二一七团派到第一线，抢占喜峰口两翼长城一线，把二一八团和特务营布置在第二线。日寇炮空联合，掩护步兵冲锋，我部利用有利地势，以猛烈的近战火力，与日军经过几个小时肉搏拼杀，将高地夺回，但日军倚仗机枪、大炮又将高地占领。赵登禹率后续部队赶到后，亲自带领109旅将士将高地夺回。
敌我双方重新整理和部署，相持整整一夜。3月10日拂晓，日军又开始进攻，先是三架敌机轮番俯冲扫射，轰炸我长城一线和撒河桥之间的二线阵地，而后敌炮又集中火力摧毁我用麻袋堵塞的工事二十多米，第三营营长过家芳率部与敌冲锋部队展严肉搏，官兵伤亡过半。我部阵地虽居高临下，但地形陡峭，增援不易，遂转入预备阵地，与敌对击。这次战斗由于敌炮猛烈，我部官兵伤亡惨重，赵登禹命令将士按兵不动，直到日军临近，一声呐喊，将士挥动大刀向日军冲去，赵登禹腿部受伤，仍坚持前线指挥。他们只有简单的武器，与配备精良的日军反复冲杀一天，一些阵地失而复得，得而复失。
赵登禹旅长包扎好伤口后，立即在阵地上召集营以上干部会议。赵登禹简要地分析了两日战况后，提出出敌不意，于当夜绕至敌后袭击的方案。他沉痛地说：“抗日救国，乃军人天职，养兵千日，报国时至。只有不怕牺牲，才能救亡。大家要保持我西北军的优良传统，为先我牺牲的官兵复仇！”与会者经过两昼夜的苦战，均已极度困乏，但听了赵旅长的动员后，顿时振作起来，都纷纷举手，含泪表决心，坚决执行袭敌方案，予敌寇以歼灭性打击。宋哲元批准了他们的计划。
会后，按战略部署，由一一○旅（旅长王治邦）接替喜峰口正面阵地，赵登禹率一○九旅利用夜间由潘家口、蓝旗等地绕至敌后，袭敌炮兵阵地，战斗打响后，喜峰口正面的一一○旅，立即出击，打通正面，与一○九旅两面夹击敌人。赵登禹命令部队稍事休息，准备夜战，又命王长海团组织一支五百多人的敢死队，为夜袭的先锋队。
3月11日夜八时，赵登禹率全旅两千人携带大刀和手榴弹渡过滦河，绕到敌营之后。分路夜袭攻击喜峰口日军营地。赵登禹尽管腿上枪伤疼痛难忍，仍拄着木棍，走在部队的最前面。时届深夜，正当敌寇酣睡之际，我敢死队首先闯入敌营，如天兵而降，抽出红缨大刀，趁月黑风高，逢敌便砍，日军在仓皇中来不及着衣，即作了长城外的无头野鬼。各营战士紧跟敢死队之后，怀着仇恨的烈火，猛杀猛砍。赵登禹亲自挥刀上阵砍杀，两口战刀均被砍缺了刃口，左腿在战斗中又负轻伤。过家芳营士兵首砍敌炮兵大佐于酣梦之中，并取其图囊，搜出日军侵犯我长城一带兵力配备详图。
此役，毙敌约三百余，破坏了敌炮十八门，我部亦伤亡二百余人。驻守喜峰口、罗文峪口（刘汝明的一四三师）和义院口（张自忠的三十八师）的其他部队，听到赵登禹旅得胜的喜讯，立即出动，把侵犯的日军杀得血流成河，尸积如山。同时，商震、关麟征两部，抄敌人后路，也收复了冷口。中国军队取得了自“九一八”事变以来的首次大胜，史称“喜峰口大捷”。
二十九军威名自此扬名字内，很多国际友人都认为这次胜利是个奇迹，任何一国军队都无法追及，“中国不会亡”的原因就在于此。日军在退回承德后追悼阵亡将士时宣称，这是日本军侵华以来，“前所未有的伤亡与耻辱。”国民政府向宋哲元军长、刘汝明副军长（兼一四三师师长）、秦德纯参谋长和赵登禹旅长等颁发了青天白日勋章。
大刀队吓破了日军的胆，从那以后，日军特别打制了铁项圈套在脖子上。喜峰口大捷让赵登禹所率的大刀队一举成名，作曲家麦新后来为此谱写了《大刀进行曲》，传遍了华夏大地。南京国民政府向赵登禹颁发“青天白日勋章”，109旅编为132师，赵登禹晋升为该师师长。
张北两事件寸步不退让：秉性刚烈和民族自尊心极强的赵登禹，无法容忍日军对中国人的血腥屠杀，不仅勇于在战场上痛击日军，战场下也敢一再违抗上级“隐忍”的训示，与日伪军针锋相对，毫不退让。
1933年9月，赵登禹率部进驻察哈尔省张北县后，就“制造”了两次轰动一时的“张北事件”。一次是1933年10月27日，8名日本人途经张北，不仅不按规定接受赵登禹部队检查护照的要求，还有意挑衅。为了维护民族尊严，赵登禹下令挑选100名身强力壮的士兵，带着上刺刀的步枪，一边高喊口号，一边在这8名日本人面前走正步，吓得这几名日本人赶紧道歉走人。另一次是1935年5月31日，有4个日本人偷偷潜入阵地，偷绘驻防布阵图，赵登禹果断将他们扣押。日本人抓住两次“张北事件”大做文章，南京国民政府再次妥协退让，6月19日以“屡生事端”为由，免去宋哲元察哈尔省政府主席职务，任命省民政厅长秦德纯暂为代理。秦德纯随后与日本代表土肥原签订了屈辱的《秦土协定》。随后，赵登禹及所部随第29军移驻北平附近。
九一八事变后，东北落入日寇铁蹄。国家灾难、民族耻辱，震撼着广大爱国官兵。在第29军军长宋哲元提出“宁做战死鬼，不做亡国奴”等口号的鼓舞下，赵登禹率部进行各种实战训练。当时，第29军武器装备非常简陋，枪械严重不足，无奈中他们自制了一批大刀发给战士们，以补枪械不足。为此，赵登禹亲自给士兵们做示范，演练大刀劈杀要领，督促他们勤学苦练基本功。
1933年,侵华日军铃木师团直抵长城喜峰口,时任二十九师军三十七师一零九旅旅长的赵登禹接急令奔赴长城御敌,任喜峰口方面作战军总指挥。血战两昼夜,赵登禹守住了喜峰口。“抗日救国,军人天职,养兵千日,报国时至。只有不怕牺牲,才能救亡。今夜我们绕至敌后,与日军拼个你死我活,要让小日本知道,我们中华民族还有不怕死的军队。”赵登禹激励将士。为彻底挫败日军,他率领将士们手挥大刀,夜袭日军军营,把日军砍杀殆尽。赵登禹打出了“九·一八事变”以来的首次大捷，史称“喜峰口大捷”。自此,抗日虎将赵登禹和他率领的二十九军“大刀队”被人们广为传颂。著名音乐家麦新为此专门谱写了大刀队战歌——这就是后来“响”誉全国、流传至今的抗日歌曲《大刀进行曲》,又名《大刀向鬼子们的头上砍去》。
奋战南苑,大刀将军殉国：1937年7月7日夜间，日军事先未通知我地方当局，又在卢沟桥附近举行夜间军事演习。当时驻守宛平县的二一九团，每天日落西山之时，即紧守城门。军部有令，非经二十九军军部许可，夜间任何人绝对不许进城。可是当晚11点多钟，日军翻译来到宛平城门，喝令开门，声称日军要进城搜索逃兵。守城官兵婉言拒绝，但日军蛮不讲理，一面恫吓“如不开城，就要发炮轰击”，一面派人架云梯偷偷登城。我守军发现登城的日本兵，当即开枪，霎时十余个爬城的日军，纷纷坠落城下。这震破夜空的枪声，就是中国人民全面抗战的开始。
7月8日凌晨，日军步兵一营，附山炮4门及机关枪1挺，由丰台向卢沟桥前进。二十九军副军长兼北平市市长秦德纯得知后，立即向守军命令道：“保卫领土是军人的天职，对外战争是军人的荣誉，务即晓谕全团官兵，牺牲奋斗，坚守阵地，即以宛平城与卢沟桥为吾军坟墓，一尺一寸国土，不可轻易让人。”驻守卢沟桥的守军接到命令后，迅速进入阵地。到5时，日军已完成对宛平的三面（东北、东、东南）包围，日军始而炮击宛平城，继而又向卢沟铁桥（铁路桥）守军猛攻。吉星文团长指挥所部官兵当即还击，手榴弹、大刀一齐上，打得敌人丢盔弃甲，所谓“皇军威严”，扫地殆尽，桥头阵地被我军夺回。
此时赵登禹的一三二师驻守河间、大名。七七事变爆发后，蒋介石即令二十六路军军长孙连仲率两个师及四十军军长庞炳勋的第三十九师兼程北上，军政部密拨二十九军300万发枪弹，将河南巩洛警备司令部的高射炮队调赴保定，交宋哲元指挥。宋哲元下令中止冯治安师南调，石友三保安队布防西苑，赵登禹的一个团进驻北平，赵师集中永定河以南。当赵师之一个团到达南苑南二公里之团河时，正遇敌兵截击，伤亡过半。赵率余部与佟麟阁死守南苑。7月25日，日军在经过充分准备后对驻防平津的29军大举进攻。7月27日晚,赵登禹接到命令,星夜奔赴南苑指挥作战。28日拂晓，日军向宛平城、衙门口、八宝山和北苑我方阵地进攻的同时，又另以步兵3个联队，炮兵1个联队，飞机30余架，向南苑进攻。宋哲元任命赵登禹为南苑方面指挥官，赵登禹召集在南苑的各部官长开会，鼓励大家说：“军人抗战有死无生，卢沟桥就是我们的坟墓。”
其时驻守南苑一带的部队有二十九军卫队旅，骑兵第九师留守处军官教导团，平津大学生军训团等官兵约2000多人。日军以强烈的炮火猛轰我方阵地。在飞机大炮轰炸后，以一个联队向我方阵地推进，当日军行至我方阵前200米处，赵登禹亲率部队挥舞大刀，向敌冲杀，硬是把日本鬼子逼退了一里多路，日军吓得魂不附体，向后溃逃。正当赵部追击敌寇之时，受到日军大炮的猛轰，赵只得被迫停止前进。赵登禹怕部队败退，急令预备队增援，而他则一手紧握驳壳枪，一手挥舞大刀向前冲杀。官兵见师长亲自冲锋陷阵，士气大振，一鼓作气把日军驱退了一里多路。日军被我部击毙者不计其数，路旁到处可见日军的尸体。
南苑一带全是平原，无险可守。我部完全暴露在日军的炮火之下，赵登禹见自己官兵死伤不少，为避免无谓的牺牲，遂下令退回原阵地。正在整队退回之际，日军飞机又来轰炸扫射，赵见后退仍不能减少伤亡，就又下令向日军进攻。此时日军重机枪、迫击炮、掷弹筒一齐发射，赵军只得且战且退，待机再攻。入暮之后，赵登禹见空中的威胁解除，再令所部夜袭日军。当接近敌阵地时，日军发射几颗照明弹，使我部整个暴露。赵见此情景，毫不畏缩，率部冲杀。
由于敌我力量相差悬殊，29军伤亡较大，部队突然接到上级命令，要赵登禹指挥部队后撤到大红门一带。日军窥出赵登禹的意图，抢先在南苑到大红门的公路两侧架起机枪封锁道路。赵登禹乘坐的车子行到大红门附近被炸毁，他身受重伤，警卫劝其撤退到安全地方，赵登禹不肯，带领部队向日军反击。这时，一枚炸弹飞来，炸断了他的双腿。赵登禹醒来含泪向传令兵说：“军人战死沙场没什么悲伤的，只是老母年事已高，受不了惊慌。回去告诉她老人家，忠孝不能两全，她儿子为国而死，也算对得起祖宗……”说完就停止了呼吸，时年39岁。这是素有打虎将军之称的赵登禹在阵亡前说的最后一句话，他也成为了抗日战争中殉国的第一位师长。当时，赵登禹年仅39岁，长子赵学武只有4岁，长女赵学芬才2岁，次女赵学芳尚在母腹未出生。
龙泉寺方丈义藏将军遗体：今陶然亭公园西侧的龙泉胡同，那时有座龙泉寺，以办理慈善教育而著称，旧址即今陶然亭小学。崇敬抗日英烈的老方丈，带领4名僧人，连夜出城在高粱地中寻得将军遗体，抬回龙泉寺装殓。为避开日寇耳目，将灵柩隐藏在寺中8年之久。抗战胜利之后，年仅10岁的赵学芬去龙泉寺祭奠时，老方丈安慰她说：“将军没有走，我常在夜间听到将军喊口令操练士兵。”
抗战胜利后终入土为安：因赵登禹生前说过“军人抗战有死无生，卢沟桥就是我们的坟墓”这样的誓言，1946年7月28日中山公园公祭大会之后，赵将军灵柩于次日由龙泉寺起灵，运至卢沟桥以东2公里处的西道口山坡上安葬。1946年11月25日，当时的北平市长何思源(山东菏泽人)签发了《府秘字第729号训令》，将市区三条道路命名为赵登禹路、佟麟阁路、张自忠路，以纪念抗日英烈。新中国成立后，保留了这三处地名，并沿用至今。1952年6月11日，经冯玉祥夫人、卫生部长李德全提议，毛泽东主席为赵登禹亲属签发了《北京字第捌拾号革命牺牲军人家属光荣纪念证》。
烈士英迹,人们永不会忘：记住英雄，传承历史。抗日英雄赵登禹是抗日战场真正的战神，他曾送给侵华日军“前所未有的伤亡与耻辱“，他是唯一敢威胁日军，要把平津一带的日本人杀光的中国将军。为了纪念他，北京从此有了一条赵登禹路。同一日，与赵登禹情同兄弟的二十九军中将副军长佟麟阁也战死南苑，于是，又有了一条佟麟阁路。3年后，原二十九军第三十八师师长，已升任第三十三集团军中将总司令的张自忠战死襄河，这样，北京有了第三条用人名命名的道路——张自忠路。至今，北京以人名命名的街道，仅此三条。他们坚定的信念从未动摇过，那就是“宁做战死鬼，不做亡国奴”。
1937年7月28日，赵登禹与第29军副军长佟麟阁同在南苑战斗中牺牲，他们是全面抗战爆发后中国军队最早战死疆场的两位高级将领，他们的壮烈牺牲，在全国引起了巨大震动，全国各地都举行了悼念两位抗日英烈的活动。宋哲元得知赵登禹牺牲的消息，捶胸顿足，失声大哭，说：“断我左臂矣，此仇不共戴天!”赵登禹的老上级冯玉祥得知他的死讯，更是悲痛不堪，挥笔写下了《吊佟赵》诗，以寄哀思。延安军民也为佟麟阁、赵登禹二将军举行隆重的纪念活动。毛泽东同志高度评价赵登禹等国民党抗日将领，称赞他们“给了全中国人以崇高伟大的模范”。
为了纪念赵登禹，1937年7月31日,国民政府颁布褒奖令,追赠赵登禹为陆军上将； 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后，北平市政府将崇元观南至太平桥的马路命名为“赵登禹路”；北平通县古运河西岸一条大街，被命名为“赵登禹大街”。南京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副委员长冯玉祥及北平行营主任李宗仁等军政官员，于1946年7月28日烈士牺牲9周年之际，在北平中山公园举行公祭大会，并在会前向社会各界征集诔文、挽联。冯玉祥等人发出的《赵登禹将军抗战殉职九周年公祭征文启》，在列举了赵登禹的抗日功绩后，又说他“平生多轶事，人方之姜维斗胆云。”1952年6月11日,中央人民政府颁发了由毛泽东主席签署的赵登禹将军烈士证书。1980年6月,北京市政府把赵登禹墓修茸一新,重新立碑以供世人瞻仰,并举行了大规模的纪念活动。2009年9月，赵登禹被中央宣传部、中央组织部等11个部门评选为“100位为新中国成立作出突出贡献的英雄模范人物”。如今,英雄家乡的赵登禹纪念馆正打算进一步丰富馆藏,以更好地发挥爱国主义教育基地的作用,让人们通过缅怀英雄的事迹,增强民族自信心和自豪感。
中国历来都不缺汉奸和卖国贼......
赵登禹将军为何被日寇伏击？殉国背后有何隐情：抗战伊始，抗日名将赵登禹就被日寇伏击而壮烈殉国。关于导致二十九军赵登禹将军壮烈殉国的原因，有“系汉奸潘毓桂从二十九军军长宋哲元处获得了情报，转给女间谍李香兰，又由她将情报交给日本驻屯军，导致赵将军被伏击而阵亡”等说法。对此，笔者基于史料研究，提出了一种新的解释，现将内容整理如下。
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前夕，二十九军抗日情绪高涨。虽然潘毓桂与宋哲元祖上有渊源，但因冀察政务委员会成立不久后，潘在日军的指使下，将一个所谓的华北“自治方案”和“自治政府”旗帜图样送给宋哲元，宋看后十分气愤，当面将其焚毁，并撤销潘冀察政务委员会政务处长的职务。宋潘交恶之事早已在二十九军内部广为人知，所以，南苑抗战时潘毓桂能从宋哲元身边获取“调赵登禹进城路线的情报”应该没有可能。那么究竟是谁获取了赵登禹回城的具体情报，又是如何传递到日军手中，导致赵登禹将军壮烈殉国的呢?
赵登禹是二十九军的一员猛将，曾在1933年喜峰口之战中，率领大刀队夜袭敌营，重创日军，还曾在“张北事件”中扣押日本人，是坚定的抗日派。因此，日军对赵登禹恨之入骨，侦查赵的行动也成为日本特务机关的重点任务。七七事变发生时，赵登禹师长任河北省保安司令，其一三二师驻防在河间、大名一带。7月20日，日军向二十九军驻地发起进攻，宋哲元命令赵登禹率一三二师到南苑与南苑守军一起围歼日军。27日，赵登禹带领先行部队赶至南苑，并在南苑的柳营向部属下达了准备抗战的指令。
此时南苑的一举一动都已在日寇的严密监视之下。原来日方早已在南苑军部安插了一个重要眼线——周思靖。此人系日本陆军士官学校第二十二期骑科毕业生，能讲一口流利的日语，又和冯玉祥的长子冯洪国、盛世才之弟盛世骐是同学。因此，回国后他得以进入二十九军任少校参谋，担任日本顾问樱井的翻译。他和樱井有一间办公室，配有电话，可直通二十九军领导人和日本军部。
当赵登禹到达南苑后，周思靖的主要任务就是随时向日本军部报告赵的一切动向。27日，二十九军军长宋哲元拒绝日方的最后通牒，双方已呈剑拔弩张之势。28日拂晓，日军对南苑展开攻势。面对严峻的形势，赵登禹将军立刻命人把军用电话搬到洋槐树下，向部队下达了作战命令。此时日军的地面部队从三面对南苑展开攻击，加之南苑一带全是平原，无险可依，日军炮火又十分猛烈，为了避免无谓的牺牲，赵登禹只好指挥部队且战且退。此时，宋哲元催促其到北平共商军事。为了抗战大局，赵登禹将军对南苑作了最后的军事部署，才踏上前往北平的行程。为避免暴露，赵特意安排士兵用网和树叶伪装了汽车。临行前赵将军嘱咐军训团大队长冯洪国领导学兵撤退。此时周思靖就站在一旁，将他们的全部谈话内容听得清清楚楚。赵将军乘车离开后，周立刻回到办公室，用电话通知敌人：十二点五十分赵登禹在前后各一辆满载卫兵的卡车护卫下，乘黑色的小汽车向南苑北部的天罗庄方向驶去。
日本军方对此情报极为重视，迅速集中兵力埋伏在赵登禹的必经之路——天罗庄附近。当赵的小汽车驶入日军的埋伏圈内时，日军以重机关枪进行猛射，保卫赵将军的前后两辆卡车上的士兵全被射杀。赵将军乘坐的小汽车也被打成了蜂窝状，司机的大腿多处中弹，因失血过多而死。赵登禹将军靠在车的后座上，身中数弹，以身殉国。身边的副官头靠在横窗上，也中弹身亡，场面惨不忍睹。随后，日军从副官身上搜出了赵登禹的名片，在座椅上发现了蒋介石给宋哲元的电报、宋哲元给赵登禹的命令、一三二师将校勤务表等重要文件，证实了车后座上的就是赵登禹将军。日军如获至宝，立刻将赵将军的遗体拉出来拍了照片，向上级邀功去了(这张照片几十年后始披露在国人面前)。下午，北平城防副司令田春芳和几位国际红十字会会员寻来，将赵将军的尸体装殓入棺，抬到北平城外农坛边的古刹龙潭寺。
国民政府于7月31日发布命令追赠赵登禹为陆军上将，发给荣哀状。赵登禹将军为了中华民族的独立大业献出了宝贵的生命，却将年迈的老母和未成年的子女留给了妻子，当时他的儿子仅三岁，女儿仅一岁半。1946年国民政府为他举行了隆重的国葬，北平市政府将西城区崇元观至太平桥路段命名为“赵登禹路”，将通县古运河西岸的东大街更名为“赵登禹大街”，以示纪念，并将其忠骸迁葬于卢沟桥畔的西道口。1950年6月11日，毛泽东主席亲自为其家属签署革命烈士证书。赵登禹是国共两党共同褒奖的抗日爱国将领，至今台湾的教科书中还记载着赵将军的抗战事迹。
出卖赵将军的周思靖在北平沦陷之后公开成为汉奸，7月29日跟随日本军官中岛到改编为保安队的刘汝珍部训话，鼓吹“中日同文同种、提携合作”的谬论。在潘毓桂任北平警察局局长后，周立刻将在南苑的二十九军军官的名单和家庭地址交给潘，以致大量的抗日军官被逮捕。1938年1月，潘毓桂到天津任伪市长，周思靖当了天津伪警察局局长。3月，他查禁烧毁了6800余种抗日图书，逮捕了原冀察政府中100多人，其中7人惨遭杀害。他还经常越过潘毓桂直接向日本特务机关汇报工作，引起潘的嫉妒和不满，于是1939年3月，潘借一次狱墙倒塌险些酿成在押犯越狱的事件，迫使周辞职。后周思靖回浙江老家投靠汪伪政权，1942年被任命为伪徐州市长。抗日战争胜利后，周思靖随即被国民政府逮捕。新中国成立后，周思靖在镇反运动中被处决。
表现赵登禹铮铮铁骨的事迹不胜枚举......
为兵请“饭”：有一次，赵登禹随冯玉祥到一家赴宴，见酒宴极度奢侈，锃亮的红漆八仙桌上放着雕花彩色细瓷碗碟，晶莹如玉；象牙筷子，银调羹，山珍海味多有冯玉祥见没见过的，而主人竟还满口谦词：什么“敝舍寒酸”，什么“切莫见笑”，并请妓女相陪。席间，主人特意让一个身戴珠光宝器的妓女向冯玉祥投怀送抱，又问：“冯旅长，这个妞儿可中您的意吗？”
冯玉祥大怒，拍案而起道：“我不干你们这种肮脏事！”愤然离去。随后，他痛苦了好几天，决定也设宴“回报”，治治这群搜刮民膏、声色犬马的官僚、军阀们。于是请来高手厨师，购买名贵酒菜，又让赵登禹到街上找来十几个叫化子。
冯旅长大宴宾客，官场无不好奇，接到请贴议论纷纷，但一入席见酒宴丰盛，也就放心，准备大吃大嚼。冯玉祥说：“有来无往非礼也，我请客也不能没人陪酒。”众官僚、军阀喜出望外，只听冯玉祥说了声“请！”字，赵登禹将客厅门咣啷一声拉开，便见一群叫化子涌了进来，一个个骨瘦如柴，蓬头垢面，拎着烂瓦罐，拖着打狗棍，狼狈模样目不忍睹。众宾客一见，仿佛掉进了冰窑浑身发冷，全傻眼了，只能耸着肩，缩着头，听冯玉祥教训：“请诸位看看吧，都民国了，我们的国民还提着要饭棍！民国民国，民是主人，我们应该是老百姓的奴仆。可我们的主人却提着要饭棍，我们的脸往哪儿搁？”说罢，又掏出两块银元，用命令的口气说：“请人陪酒，得给工钱，每人两块，都放在这儿吧！”众官僚、军阀唯唯诺诺，只好掏钱……
这件事给赵登禹留下深刻的印象，使他明白了时刻不忘百姓疾苦，关心国家的兴亡。
赵登禹将军行三，人们叫他“小三”，连冯先生（玉祥）也是这样称呼，将军一死，大树飘零，如果不从军，赵登禹也会有这样的一个媳妇叫“三嫂子”的，男耕女织，种豆垄亩，穷年夫妻相守，丰年酿酒相庆。灶下烧火，灶上蒸馍。确实，赵登禹如不投军，他应不是个安分的农民，但他也是在上场下地赶庙会，到曹州城置买东西后抱子抱孙，于冬雪漂白的牛屋听古琴坠子，在夏天生疟疾拉肚子，到老了，在周围村子发殡的时候，唢呐响一点，号哭声大一点而已。1914年，他刚满16岁，和二哥赵登尧、同村好友赵学礼、赵全胜一起离家，一路爬山涉水，沿途讨饭，不分昼夜奔行20多天赶到陕西潼关，找到了第十七混成旅
从军的第二早出操，那时天还将甫明，赵登禹由于脚大尺二，部队没有合适的鞋子，于是就只好趿拉着不跟脚的布鞋出操，偏巧，那天冯玉祥跟操，看到一米九的赵登禹趿拉着鞋子跑操，冯玉祥喝令队伍停下，马上让赵登禹出列，询问军人怎可趿拉着鞋子出操？赵答曰：“鞋子小，脚吃亏。”冯玉祥问赵登禹：“哪里人？” 赵答曰：“曹州”冯问：“爷们？可摔跤否？”赵登禹见是一老兵，就拱手出列。赵登禹在家时，跪拜红拳师傅朱凤军练拳八年，单臂举石磙，只手抓房檐，像猱猿样轻捷攀爬屋脊如履平地。赵登禹不知今天让他出列的是何等长官，但见黑黑高高的，穿着打扮似老兵，遂允应与冯玉祥比试摔交。冯玉祥也是一米九的大汉，当时带领出操的连长佟麟阁吓得怔怔呆在旁边。人们还没有看到冯玉祥如何近身，就一连三次被赵登禹扔到五步之外。第二天，赵登禹即被冯玉祥叫去，冯玉祥从匣子里把自己备用鞋子拿出，让赵登禹蹬上，大小合适。赵登禹连连摔倒冯玉祥，却成了旅长冯玉祥的警卫，在冯的手下一直待了7年。
1916年，冯玉祥驻军河北廊坊一带。1919年春夏之交，冯玉祥部驻防湖南常德，城北德山和石板滩时曾闻有虎伤人畜。有一次，赵登禹和战友们在德山练习野战，训练中发现了一只猛虎，当时战士们正练徒手格斗，只有连长佩带匣子枪，仓皇间连长发几枪却没击中要害，而虎已扑到近前。战士们一下都惊呆了，尚不知如何对付这只凶兽，只见赵登禹大吼一声，一个箭步纵出队列，迎着扑来的猛虎，先是闪展腾挪，将那虎引诱得前爪扑空，闪身跃虎背，挥拳运气便打。那虎痛啸一声，挺身直立，探头甩尾，意欲将赵登禹甩脱，再反扑过来。不料赵登禹发声喊，两腿就像钳子一般夹住虎肩，左手死死揪住虎脑门，照准虎脑门又是七八下重拳，打得那虎抽搐着软瘫下去，七窍流血，四腿蹬挠，显见已经无力反抗，只是垂死挣扎。这时战士们都围上来帮忙，一阵拳打脚踢，将虎打死。冯玉祥闻知此事十分惊讶，事后请城里的照相馆为赵登禹照了一张骑在虎背挥拳的照片。1937年7月28日赵登禹在北平抗战牺牲，31日，冯玉祥在南京找出这张照片，题写了“民国七年（1918年）的打虎将军”，以示纪念。
惩寇除霸：1918年，赵登禹随冯玉祥镇守湖南常德。当时帝国主义军舰在内河水域横冲直撞，中国水兵和百姓深受其害。有一天，赵登禹值勤时，见驻常德日本居民会会长高桥新二和一个日军舰长杀气腾腾地要见冯玉祥，说中国军队要对他们检查，还敢抗拒他殴打。赵登禹把这件事告诉了冯玉祥。冯玉祥传令让他们进来，翻开《日本海陆军刑法》一书，说：“根据军规，对你们行凶的士兵必须立即监禁！”高桥新二见冯玉祥用日军刑法处置他们，不禁大怒，当下掏出枪来要对冯玉祥行凶。赵登禹手疾眼快，未等高桥新二抬起枪口，已纵身而上，左手将枪抓牢向上一板，抢在手里；右手一拳将高桥新二击个仰面朝天，又一扑上前劈胸揪了起来。
两个日军官吓得浑身哆嗦，只好在处罚令上签字。这件事很快在常德传开，大长了中国人志气，大灭了帝国主义威风。
1921年，冯部第二次入陕，打败原督军陈树藩，十六混成旅扩编为第一师，冯玉祥任师长。当地有个奸淫掳掠、无恶不作的土匪头子叫郭坚，驻在凤翔，冯玉祥便设下“鸿门宴”请郭坚，要杀掉这个罪魁。
郭坚带着卫兵来冯府赴宴，埋伏在左右的士兵争相偷看郭坚和冯玉祥对饮，不慎将屏风挤倒。郭坚大惊，拔枪便走。士兵慌了，忙去阻拦，但郭坚身高力大，又有手枪，哪里拦得住。紧急关头。赵登禹挺身而上，施展武功，三拳两脚将郭坚击倒，生擒活拿。随后，将郭坚公开枪决，暴尸街头，凤翔一带百姓无不拍手称快，颂扬赵登禹武艺高强，武林称奇。
1922年3月，赵登禹升为排长，7月又升为连长，接着又升为营长、团长。其间，他每次作战都冲锋在前，出生入死，所向披靡，屡立战功。1927年初，冯部编为国民革命军第二集团军，赵登禹升任旅长。
1926年9月，冯玉祥率西北军在陕西五原县城誓师，响应国民革命军北伐。时赵登禹任梁冠英师的旅长，参加了西安解围战役。其后，赵又率部到陕西凤翔剿匪。围城三日后，赵于夜间率敢死队登城，守匪惊溃。赵指挥部下，找开粮库，救济饥民；将土匪抢劫的财物，登册招领，亲临督监；放回被匪徒抢去的妇女，重与家人团聚。至今凤翔一带老人谈及此事，犹啧啧感念。
先把平津一带的日本人杀光再说：一九三五年，一三二师驻防北平南苑，所属二一七团驻十四营房，其第一营负责监视敌人的武器库。库内有日军飞机并驻有日军一个排。日寇恃强，不准我军民通过该地，引起一营官兵的义愤。赵登禹师长得知即派一个连包围日寇机库，不许日军出入，经过几次谈判，直至日寇守军排长道歉，保证不再发生无理阻拦军民通过始止。
一九三六年夏，第二十九军政治部主任宣介溪先生突然被日本人抓去。
赵登禹、冯治安（三十六师师长兼河北省政府主席）、刘汝明（一四三师师长兼察哈尔省政府主席）等在北平住所议论：“日本鬼子竟敢擅自抓我们的高级将领，对我们侮辱太甚，不能示弱甘休。”于是将负责中日传话的陈某（亲日派）叫来，问明情况。陈某说，日本人说宣主任是中央派来的，是给中央打报告的……冯治安当即反驳说：“他（指宣）是中央派的，我们哪个不是中央派来的？他向中央打报告，我们不也是向中央打报告吗？竟敢擅自抓我们的高级将领，真是岂有此理！”
赵登禹愤怒地对陈某说：“限你们两个小时以内，好好地把入送回。超过时限，我们就干啦！先把平津一带的日本人杀光再说！”冯治安和赵登禹都气愤地拿起电话向部下发布命令，冯命他的参谋长，赵令他的副师长，命令驻平津一带的部队，两小时内完成作战准备，待命行动。此时，陈某被吓得脸色苍白、呆若木鸡，竟不知所措。刘汝明对陈说：“你马上去和日本人交涉！”陈仓皇地去找日本人，不久，日本人将宣介溪送回，并向二十九军表示，此次抓人纯系误会，还假惺惺地道了歉。
当时，常德驻有日本领事馆，还有一些日本浪人在这一带散居。日本浪人经常勾结在一起为非作歹，欺压老百姓。当时政府没人敢管，老百姓敢怒不敢言。赵登禹得知这一情况，十分气愤，便寻机要教训他们。一次几个日本浪人酒后寻衅闹事，在街上殴打中国小商贩。赵登禹把那几个浪人狠狠地揍了一顿，并令他们当众向商贩认罪道歉，然后又把他们扭送到十六混成旅旅部，交给冯玉祥处理。冯玉祥义正辞严，怒斥了日本浪人的霸道行径。经过多次交涉，迫使日本领事向我方赔礼道歉并保证不再重犯，才将肇事者放还。
1933年5月，国民党政府与日本签订了《塘沽停战协定》，抗日劲头十足的二十九军被撤离长城战场。6月，冯玉祥与吉鸿昌、方振武等西北军将领在张家口集合东北的抗日义勇军和各界人士组成了“察哈尔民众抗日同盟军”，奋起抗日，收复了康保、沽源、宝昌等县城，给日军以毁灭性打击，粉碎了其不可战胜的神话，吹响了全民抗战的号角。但是，蒋介石坚持其“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决不许破坏“中央统一部署”，派庞炳勋率军包围张家口，以逼冯离察，停止抗日。冯玉祥将军以“抗日救国，收复失地，决不对内”的坚定立场，提出由二十九军军长宋哲元回察主政，几经磋商，将驻井隆、正定的一三二师赵登禹部（此时一○九旅扩编为一三二师，赵任师长）调到张北县二台子一带。赵到张北后，立即与吉鸿昌、方振武联络，准备收复沽源、多伦。当耿德星营攻克沽源时，俘获日特电台，两个日特被击伤逃走。这是战争中的常事。本无足怪。但此时日方外交官坚持要我交出两个日特，诬我俘虏未放，期以制造事端，并要耿德星营长到日本使馆去对质。赵登禹师长闻讯，对耿说：“这是日寇的贯伎，你不要去，一切责任由我负，你们准备好，有机会多杀几个日本鬼子，用铁血来报仇！”我不予理睬，敌人也无可奈何。不久，日方在多伦医院找到了这两个伤残的特务而作罢。
1935年，一三二师驻防北平南苑，所属二一七团驻十四营房，其第一营负责监视敌人的武器库。库内有日军飞机并驻有日军一个排。日寇恃强，不准我军民通过该地，引起一营官兵的义愤。赵登禹师长得知即派一个连包围日寇机库，不许日军出入，经过几次谈判，直至日寇守军排长道歉，保证不再发生无理阻拦军民通过始止。
1936年夏，第二十九军政治部主任宣介溪先生突然被日本人抓去。赵登禹、冯治安（三十六师师长兼河北省政府主席）、刘汝明（一四三师师长兼察哈尔省政府主席）等在北平住所议论：“日本鬼子竟敢擅自抓我们的高级将领，对我们侮辱太甚，不能示弱甘休。”于是将负责中日传话的陈某（亲日派）叫来，问明情况。陈某说，日本人说宣主任是中央派来的，是给中央打报告的……冯治安当即反驳说：“他（指宣）是中央派的，我们哪个不是中央派来的？他向中央打报告，我们不也是向中央打报告吗？竟敢擅自抓我们的高级将领，真是岂有此理！”赵登禹愤怒地对陈某说：“限你们两个小时以内，好好地把入送回。超过时限，我们就干啦！先把平津一带的日本人杀光再说！”冯治安和赵登禹都气愤地拿起电话向部下发布命令，冯命他的参谋长，赵令他的副师长，命令驻平津一带的部队，两小时内完成作战准备，待命行动。此时，陈某被吓得脸色苍白、呆若木鸡，竟不知所措。刘汝明对陈说：“你马上去和日本人交涉！”陈仓皇地去找日本人，不久，日本人将宣介溪送回，并向二十九军表示，此次抓人纯系误会，还假惺惺地道了歉。
62幅连环画展现将军一生，英雄事迹流传至今：然而，“七七事变”后仅20天，赵登禹便在保卫北平的南苑战事中英勇牺牲，年仅39岁。据资料记载，赵登禹牺牲后，龙泉寺的僧人们将赵登禹的遗体暂厝于寺内。直到抗战胜利后才举行公祭。如今在北京，一条“赵登禹路”、一条“赵登禹大街”和一所“赵登禹学校
”，这都是物化了对赵登禹的纪念。为了纪念赵登禹，2006年，赵登禹的老家赵楼村改名为登禹社区；在赵登禹诞辰100周年时，万福办事处的潘庄联合中学也更名为登禹中学，并树立纪念碑。
在菏泽广福大街路西，矗立着一座赵登禹纪念馆，暗红色的大门、朱红色的门楣，上书“赵登禹纪念馆”6个大字。步入大门，迎面看到的是赵登禹的塑像，四面墙壁上挂满了赵登禹的事迹故事。这座纪念馆为1995年建成，正值抗战胜利50周年。纪念馆存留了大量翔实的照片和文字资料、实物等，其中最引人瞩目的是悬挂在墙壁上的62幅连环画，这62幅画作以写意的手法，讲述了赵登禹从出生，到退学习武，再到远赴西安参军，最终战死沙场的全部故事，浓缩了赵登禹的一生。这62幅连环画为1998年创作，它们静静地挂在赵登禹纪念馆的墙上，讲述着赵登禹将军的故事，寄托着后人的追思。
喜峰口战役：这个红色小盒子里只有两枚纪念奖章，风格相同，外圈均刻有“为民族争生存而战”、“陆军第二十九军”字样。正面中间的铭文略有不同，一枚刻字“喜峰口罗文峪抗日战役受伤纪念奖章”，另一枚刻有“喜峰口罗文峪抗日战役纪念奖章”。背面中间横刻有“民国二十二年三月九日”，下方竖刻“宋哲元赠”铭文。
1933年3月，长城抗战爆发。喜峰口作为长城线上一个重要关口，对确保平津、华北安全至关重要。为阻敌人入侵，3月9日，赵登禹奉命率军驰援喜峰口。当时敌我双方进行了猛烈的交锋，经过三天激战，喜峰口几度易手，但仍然没有一方能占据优势，双方均伤亡惨重，赵登禹的左腿也被炸伤。赵登禹通过分析发现，硬拼肯定难以和精良装备的日军抗衡，他突发奇想用大刀队夜袭敌营。大刀队每个人都背着一口4斤重的大刀，长柄、宽刃，十分利于劈杀。3月11日晚，赵登禹组织敢死队，身背大刀和手榴弹夜袭日军阵地，砍杀日军500余人。这次战役，取得了自‘九一八’事变以来的首次大胜。喜峰口夜袭战的胜利，使赵登禹和大刀队名声大振，作曲家麦新还以此写了《大刀进行曲》，赵登禹也升任132师师长。喜峰口罗文屿战役结束后，为了表彰大刀队壮士和参与该战役作战的官兵，29军军长宋哲元特制作了这两枚纪念奖章。赵登禹女儿赵学芬委托其堂侄赵建国将珍藏的这两枚纪念章捐献给了牡丹区档案馆。
在血与泪写成的抗战历史中，1933年长城抗战的记忆无法抹去。而在长城各次战役中，喜峰口战役的胜利令国人们欢欣鼓舞；中国军人在这里挥舞着大刀创造了抗日的奇迹，二十九路军大刀队为中华民族所感动和骄傲。卢沟桥事变中，二十九军再次用大刀的神力向日本帝国主义显示了中华儿女的英勇无畏。
历经半个世纪，勇士举起大刀的形象已经固化为人们心目中抗日战争英雄的印象；大刀也成为团结统一、无畏拼搏的民族精神的象征。而从当时国民报刊所报道的大刀队抗日情景，和二十九军将领的记录、回忆，到后来《大刀进行曲》的产生和传唱，举起大刀的形象成为中国革命军事博物馆的代表雕塑，展示的是人们对于那段历史的记忆。历史的表达形式和人们对历史选择记忆，逐步使二十九军大刀队曾经挥舞过的大刀，演变成了抗击侵略、英勇无畏的象征。在这里，我们将大刀队所表现出来的精神，称之为大刀精神。
历史背景：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日本侵略者占领了我国的东三省，同时镇压了东三省抗日义勇军，并准备随时向关内进犯。1933年元旦，日军在山海关制造事端，接着用武力将其占领，山海关保卫战揭开了长城抗战的序幕。2月9日，日本关东军司令官武藤信义和侵华日军发布了侵略热河的军事命令和军事调遣。“尽快向建昌附近至其以南一线挺进；并应不失时机以一部确保界岭口、冷口、喜峰口等长城重要关口，掩护军主力的侧翼；而后以主力占领承德及古北口。”
这时，驻山西阳泉的国民革命军第二十九军奉命开往前线对日作战。1933年3月9日，受命接管长城喜峰口的防务。喜峰口是中国河北省、热河省交界一带的长城的隘口,是北平与热河的交通咽喉，东有铁门关、董家口、西有潘家口、罗文峪，明清时候不但是京师北卫的重要屏障，也是关外入朝进贡的关口。开赴前线之时，军长宋哲元写下了“宁为战死鬼，不作亡国奴”的誓言。当二十九军的先遣团赶到喜峰口时，日军的500余名骑兵已经到了长城脚下，勇士们急忙堵上，打退了敌人，保住了阵地。
敌我态势：建平，先头进至炮手营，河源部攻占叶柏寿，迫进凌源，传凌源失守。1933年3月1日，北平军分会授予我军团任务，为确保冀北，对兴城、绥中方西面进之敌，迟其前进，进入山地，各个击破。我军团命37师前进支队（由217团任之）停留建昌营，派队向冷口外监视由兴绥方面入侵之敌；命38师张自忠部及暂编第二师刘汝明部集结蓟县、遵化附近，着暂二师派一个团进驻界岭口。1933年3月4日，我军前方情报，友军119师孙德荃部及孙魁元军117旅丁喜春两部分向冷口、承德遗退。106师沈克部向喇嘛洞方向转进时被冲散，敌已占领凌南、凌源。
斯时我109旅赵登禹部王长海团在冷口外布防。溃兵很多，左右无邻，十分混乱。不易固守。宋哲元总指挥急令我何基沣副旅长指挥之骑兵部队及王长海急返，在兴城镇、三屯营等处，速行构筑工事。1933年3月6日各友军战况愈下、瞬息万变，敌占领平泉、承德后，主力指向滦平，逼近古北口、冷口附近。（注：友军指第一军团于学忠部，第二军团商震部。）
1933年3月7日，我军奉命接替喜峰口防务。其余集结遵化附近，各师行动如下：37师接替喜峰口东西之线防务，暂编第二师刘汝明部协助商震部队向冷口挺进：38师集结遵化为预备队。骑兵部队，即归还各师建制。
喜峰口战役经历了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从3月9日日军服部、铃木两旅团联合先遣队进犯喜峰口，我军二十九军一0九旅王长海由遵化赶往喜峰口御敌起，至14日日军后撤。第一个阶段，战斗异常激烈，二十九扬长避短，发挥大刀优势，与敌肉搏，夜袭敌营，攻其不备。日军的几次增兵总攻也被我军成功抑制，粉碎敌人两天内占领长城的计划。
第二阶段：从3月16日日军改向罗文峪进攻开始，至3月24日向平泉方面遗退为止。战斗主要在罗文峪、山楂峪。敌人意在包抄喜峰口之左侧背，实行战略上的突破。在这里御敌的为二十九军刘汝明部，经过三天激战，基本粉碎敌军企图。
第三阶段：从4月7日于13日。日军改变战略，向滦东打开缺口。7日起再攻喜峰口，头两天进攻均被宋部击退。11日喜峰口腹背受战，孤立无援，13日宋部奉何应钦之命放弃喜峰口。
战斗过程：3月9日，日军占领喜峰口，宋闻报派王长海团往援，从遵化到喜峰口一百余里路程，他们仅用了大半天，全程跑步前进，到达前线天已昏黑，该团官兵即刻投入战斗。夺回山头高地的同时，我军伤亡很大。1933年3月10日，面对日军主力的总攻，二十九军一0九旅行旅长赵登禹令部队伏于峰峦幽僻之处，伺敌兵近距战壕数十米时峰拥而出，与敌白刃相接。
3月11日，组织了第二次夜袭，这次共出动了4个团的兵力，战士们每人身背一把闪闪发亮的大刀。凌晨三时，战斗打响，赵登禹、佟泽光两位旅长身先士卒，在近距离的拼杀中充分发挥大刀的威力。近千名敌人从睡梦中惊醒，不少人撞在二十九军勇士们的刀口上。共砍死砍伤敌人逾千名，缴获坦克11辆，装甲车6辆，大炮18门，机枪36挺，飞机一架，还有日军御赐军旗、地图、摄像机等。遭袭后的敌营里，到处是敌人的尸体，不少人半夜被惊醒“大刀队来了，快跑呀！”。此后，不少日本兵晚上睡觉，脖子上还要戴上一个自制的铁护圈，以防脑袋被砍掉。
自“九一八”鬼子侵占东三省以来，这是日本受到的最顽强的抵抗。中国军队打破了日军不可战胜的神话，挽回了热河抗战中中国军队溃败所蒙受的耻辱。从此二十九军作为抗日雄师名扬长城内外，“据由敌地逃回百姓均谓，我华军不怕枪炮，新兵器皆无用等语”。
如此英勇的大刀队形象背后，则是血战的悲壮。越是英勇无畏的英雄，经历的越是艰苦卓绝的战斗。尽管喜峰口之役三个阶段战略重点各不相同，但一次次的战斗，几乎同样的惨烈。
战争的最初阶段，日军已先行占领东北长城高地，全线阵地受到威胁，二十九军希图尽快夺回长城阵地，“此次作战死亦光荣。无论如何要拼命作阵地，不求有功，只求能撑”。而敌人也志在必得，“炮火轰击，激战竟夜--数次肉搏，敌死伤甚众，终未得逞.......职军亦已全部增加拼死抵抗。现我官兵士气甚，.......虽在炮火弥漫，血肉横飞之际，仍能表现不屈不挠之精神”。此役营长王宝良及8名排长阵亡，旅长赵登禹等15名军官受伤，士兵伤亡400余名。到了1933年3月14日，已扭转了正面战场的态势，“连日血战，敌以伤亡过重，士气馁败”。正面高地为我军王治帮旅完全占领。二十九军参谋耿德星言证：“（喜峰口战役）夜战打响后，日寇仓皇应战，敌人利用墙孔以歪把子机枪封锁道路，我攻击部队被杀伤的不少。......我二一七团九连战士，外号叫老毛子（忘其真实姓名），甘肃人，匍匐近敌，力握敌机枪而出。墙孔小，枪身粗，本不能出，但在死难战友面前，怒火填膺，国耻民恨集于一身，尽力一拉，墙倒枪出，不顾双手被枪管烤得骨焦肉烂，反枪毙敌，扫清前进道路，保证了我军全歼敌人的辉煌胜利。”《大公报》特派记者在前线看到：“（我军）虽遭受敌人之强烈炮火，亦不稍退。……吾军用手榴弹投掷较远之敌人，较近者则挥大刀砍杀，杀声震天，血光满地。”
是役第二个阶段，双方进入了胶着状态，“白刃相接，血战终日”的情况时常发生，双方伤亡都较重。1933年3月17日，“敌以主力，向我山楂峪口阵地猛攻……我团李团长督战受伤，其余官兵伤亡亦重”。1933年3月19日，“见敌阵线动摇，亟令各部全线出击，前后夹击，血战终夜，……我官兵奋不顾身，拔刀冲入敌阵，砍杀无算……我受伤营长刘福祥、殷锡乾二员，其余官兵伤亡甚众”。二十九军将领之一王治邦口述：“拉锯战中，肉搏战异常惨烈，阵地上到处是殷红的血。”一次敌军集中炮火轰击我阵地时，“炮弹暴雨般倾泻在山头阵地上，数百朵蘑菇云冲天而起，久久不散。……这次战斗惨烈异常。敌人的炮火十分猛烈，不久，我军战壕多被炸平，上百名士兵牺牲，有的战士竟被活埋于战壕内。”罗文峪战后，敌人又向喜峰口以西进攻了数次，均未得逞，“日兵历次经我痛击，颇显惶恐状态”。但丧心病狂的日军同时开始了向中国人民的疯狂报复，“据士绅广平等哭诉，日军来时，逐户搜查，粮食、家具均被掠毁，更可惨者，老幼妇女，均被奸污，无一幸免，并枪杀居民八十余名。”据当时出版的《长城血战记》记载，前两个阶段的战斗，“官兵伤亡合计，共达四五千人”。即使这个数字有些夸大，伤亡也是数以千计的。
进入四月初，日军从长城防线右民办商震部第二十三军防守的冷口攻入，喜峰口守军腹背受敌，全线呈退却之势。1933年4月11日，“早九时，敌以山炮、重机关枪掩护其步兵，向我摩天岭猛攻，冲锋数次，血战至下午四时，忽有敌一部抄至我左翼”。13日，“敌仍以炮火、飞机向我阵地猛力轰炸，我阵地被毁殆尽”。二十九军势孤不支，不得不按照军分会的要求“放弃喜峰口、冷口”，于1933年4月13日“忍泪撤退”。
战斗结局：从4月7日于13日，日军改变战略，向滦东打开缺口。7日起再攻喜峰口，头两天进攻均被宋部击退。11日喜峰口腹背受战，孤立无援，13日宋部奉何应钦之命放弃喜峰口“忍泪撤退”。
喜峰口战斗是抗日战争初期的主要战斗之一。
血战日寇：喜峰口位于河北省迁西县与宽城县接壤处，是燕山山脉东段的隘口，古称卢龙塞。喜峰口长城在建筑上主要是基于军事上的考虑。该口分为关城和城堡两个部分，城堡坐落在群山包围的盆地里，四面用条石砌成，非常坚固，城墙有两丈多高，关门上建有13米高的镇远楼。关城建在城堡北面，三面临山一面靠河，由三道套城组成，关与关之间由坚固的石基砌墙连成一体。城墙的六个接触点均设空心敌楼，西城墙又与长城主体相通。喜峰口呈“凹”字形。周围群山巍峨，河水萦洄，两峰对峙，一峪中开，苍凉雄劲的长城起伏在山脊，盘旋在谷底，左右皆高山对拱，地势十分险要，每相隔1000米左右，便耸立着一座烽火台，是长城的重要关隘。国民革命军29军的侦察员对此曾这样描述：“喜峰口两侧，群峰矗立，险要天成。长城依势蜿蜒，华北赖以屏障，诚为兵家必争之地。”
29军的前身是冯玉祥创建的西北军。长城抗战时，29军的装备很差，全军只有野炮、山炮10余门，重机枪不过百挺，轻机枪每连只有两挺，步枪多为汉阳造和山西仿制的三八式。虽然武器落后，但全军将士均有尚武精神。士兵人手一件标志性武器——青龙大刀！人人练就了了一套娴熟的中国传统刀法功夫。寒光闪耀、削铁如泥的青龙大刀，在长城抗战中夜袭日军发挥了重要作用。
1933年3月9日，日军铃木、服部旅团攻占喜峰口，当天刚接防的29军37师109旅217团，在王长海团长率领下实施反击，毙伤日军百余人，夺回喜峰口。面对日军猛烈的火力反扑，中国官兵只能凭着仅有的劣势装备依托长城顽强抗击。3月10日至11日，大刀队在喜峰口与日军展开白刃格斗。战士们高呼着：“大刀大刀，雪舞风飘。杀敌头颅，壮我英豪！”手起刀落处，日本鬼子尸横遍野，第一次尝到了大刀的厉害。在激烈的交战中，喜峰口多次易手，29军许多战士壮烈殉国，部队伤亡很大。当喜峰口再次被日军占领后，109旅旅长赵登禹、副旅长何基沣仔细分析了敌我双方的形势，他们认为，在敌强我弱的情况下，只能智取，不能强攻，应以夜袭的方式，出其不意地反击日军。何基沣激励官兵道：“国家多难，民族多难。吾辈是受人民养育之军人，当以死报国！战死者光荣，偷生者耻辱！”于是，便从大刀队中组织起500人的精兵强将，分左右两翼突袭日军。左翼大刀队经走马哨，出潘家口至兰旗地、蔡子峪一带，袭击后杖子、喜峰口以北的日军步兵和骑兵宿营地；右翼大刀队出铁门关，经炮岭、闯王台至白台子、刺峪一带，袭击日军炮兵阵地。身背大刀的勇士们攀垣越墙，分头摸进各村敌营。骄狂的日寇做梦也没想到29军会来偷袭，都在呼呼大睡。大刀队的勇士们怀着报国雪耻的民族仇恨，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抡起大刀横砍直劈，日军官兵正做着美梦，便稀里糊涂地成了刀下鬼。有个年仅19岁的战士名叫陈永，他一人就砍死鬼子13人。特别是109旅旅长赵登禹，在受伤的情况下依然不下火线，亲自率领大刀队向日军炮兵阵地发起进攻，手刃日寇60余人，缴获大炮18门。
喜峰口抗战的胜利，是中国自“九一八”事变以来的首次大捷，全国上下一片欢腾，社会各界纷纷组成慰问团前来劳军。
喜峰口抗战胜利的消息传到上海，当时担任“上海歌咏界战时服务团”领导者之一的作曲家麦新（1914年—1947年），热血奔涌、心潮澎湃，以火山喷发般的创作激情，连夜谱写了高亢激昂的《大刀进行曲》：“大刀向鬼子们的头上砍去，二十九军的弟兄们，抗战的一天来到了，抗战的一天来到了！前面有东北的义勇军，后面有全国的老百姓，咱们二十九军不是孤军。看准那敌人，把它消灭！把它消灭！冲啊！大刀向鬼子们的头上砍去，杀！”它的副题为：“献给29军大刀队”。《大刀进行曲》最初是为了鼓舞“29军的弟兄们”坚持抗战，后来，随着它雄壮的旋律响彻全国军队和民众之中，“29军的弟兄们”便改成了“全国武装的弟兄们”。《大刀进行曲》塑造了挥舞大刀向鬼子勇猛冲杀的中国军人的英雄形象。它就像抗日的号令，形成了抗日战争开始时最典型的时代音调。
在喜峰口战斗中，29军及其大刀队血战日寇，歼敌五千，一战成名，喜峰口防线经历多次激战始终屹立不倒。当年的日本《朝日新闻》也不得不承认：“明治大帝造兵以来，皇军名誉尽丧于喜峰口外，而遭受六十年来未有之侮辱。”喜峰口之战对骄横狂妄的日寇给予了沉重打击，鼓舞和坚定了全国人民的抗日决心。从此，29军大刀队名震天下，成了抗战初期中华民族抵御外侮的英雄偶像。
据《中国共产党迁西县历史》记载，从3月9日至3月13日的喜峰口血战中，歼灭日军4000余人。以赵登禹为首的29军大刀队的神勇使得全国振奋，也震惊了日本，日本国内媒体惊呼“明治大帝练兵以来皇军名誉，均在喜峰口外被宋哲元剥削净尽也。”著名音乐家麦新受喜峰口血战鼓舞，创作了《大刀进行曲》：“大刀向鬼子们的头上砍去，二十九军的弟兄们，抗战的一天来到了！抗战的一天来到了！前面有东北的义勇军，后面有全国的老百姓……”
1937年8月，这首歌在上海浦东大厦首演，麦新亲自指挥。现场群情激奋，很快就在全国传唱开来，至今长唱不衰。
大刀精神：“大刀向鬼子们的头上砍去！”这首威武雄壮、慷慨激昂的《大刀进行曲》，是抗日歌曲中最有力量的一首。这首歌曲是当时著名的作曲家麦新专为二十九军大刀队创作的。它不但伴随了八年抗日战争，而且也奠定了抗日歌曲特有的凝聚着苦难与力量的风格，无论是《黄河大合唱》还是《义勇军进行曲》，都与《大刀进行曲》颇有几分神似。而这种“神”已经深入中华民族的骨髓中。
（一）《大刀进行曲》的诞生：长城抗战，二十九军大刀队在喜峰口大破日军神州中国人民热情讴歌大刀队的杀敌精神。报纸上登出这样的诗歌：“大刀大刀，雪舞风飘。杀敌头颅，壮我英豪！”当时年仅23岁的麦新，作为一个战地记者，亲眼目睹了战士的英勇，战斗的惨烈，《大刀进行曲》也就在这种氛围中酝酿。1937年，卢沟桥事变的第二天，中共中央向全国发出通电，主张全民族联合抗日。同一天，第二十九军二一九团，组织了150人的敢死队，“每人大刀一把，手枪一支冲入敌阵”，刀光闪耀在敌群中，八年艰苦卓绝的抗战在刀光中拉开了序幕。二十九军大刀队的威名又一次远扬天下，并给中国人民以抗战的决心和必胜的信心。卢沟桥抗战胜利的消息传到上海，作曲家麦新以像火山喷发一样的爱国热情，连夜谱出了这首激昂的《大刀进行曲》。《大刀进行曲》呼号、怒吼般的音调喷涌而出，塑造了挥舞大刀向鬼子勇猛冲杀的中国军人的英雄形象。它就像抗日的号令，形成了抗日战争开始时最典型的时代音调。这首曲子响彻全国，被当时进步的文化界推选为优秀的中国抗战音乐，与田汉、聂耳的《义勇军进行曲》相提并论，并翻译成多种文字，介绍到国外。
《大刀进行曲》的原歌词是：“大刀向鬼子们的头上砍去，二十九军的弟兄们，抗战的一天来到了，抗战的一天来到了。前面有东北的义勇军，后面有全国的老百姓，咱们二十九军不是孤军。看准那敌人，把它消灭，把它消灭！冲啊！大刀向鬼子们的头上砍去。杀！”后来，根据演唱效果和实际需要，把“二十九军的弟兄们”改为“全国武装的弟兄们”，把“咱们二十九军不是孤军”改为“咱们中国军队勇敢前进”。歌曲为自由体结构，开头原来是一拍一音，但在群众热情的演唱中，自然地把它唱成了切分音，麦新立即表示：“还是群众唱得好，这个节奏更能表现对敌人的无比仇恨”。火山爆发般的强大力量，唱起来像大刀一样势不可挡。歌曲后半段的发展变化，在节奏上很有特色。如：“把它消灭，把它消灭。冲啊！”颇似战场上短兵相接、手持大刀向敌人冲去时的呐喊，刚劲有力！尾句后一声：“杀！”戛然而止，充分表现出了中国军民对日寇无比的愤怒与仇恨，激发起广大人民抗战到底的决心！
（二）大刀精神力量无穷《大刀进行曲》一诞生，就受到全国亿万人民的热烈欢迎，上海的学生唱着这首歌走向街头募捐，要为前方的将士赶制大刀。全国抗战爆发后，喜峰口内的共产党人王平陆和他的战友们，坚决执行党中央、毛主席关于开展敌后抗日游击战的指示，又挥舞起二十九军将士用过的大刀，直指喜峰口日伪据点所辖的清河沿关卡，从而拉开了冀东抗日大暴动的序幕。1938年3月23日，日军进攻的炮声震荡台儿庄，整个台儿庄城镇的空间，为枪炮声、喊杀声所冲塞，而在这混杂的音响中，使人最受鼓舞的，是官兵们高唱《大刀进行曲》的歌声。1938年夏季，喜峰口内五千名儿女揭竿而起，加入了抗日大暴动的洪流，掀开了抗日斗争的崭新篇章，创建了善罢甘休热边抗日根据地，并以此为依托扩大口外游击区，使日伪军陷入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1943年，在沦陷的上海，一群手无寸铁的小学生面对日本宪兵，高唱“大刀向鬼子们的头上砍去，全国武装的弟兄们！”著名女作家陈学昭也这样回忆说：“在延安时，我常喜欢唱《大刀进行曲》，我尽情地唱着，特别是唱到'抗战的一天来到了'的时候，感到扬眉吐气。当时全国人民强烈要求抗战，抗战之心是多么迫切呵。”
《大刀进行曲》在中国人民最需要的时候出现，这首歌集中体现了大刀队和中国人民的团结拼搏的奋斗精神。从大刀队的英勇杀敌，到后来的《大刀进行曲》的诞生和传唱，喜峰口的大刀之役已经从具体的历史事件，转化为抗日战争和中华民族力量的象征。
人物评价：毛泽东曾高度评价赵登禹：“神圣任务当中光荣地壮烈地牺牲了”，“给了全中国人以崇高伟大的模范”。冯玉祥亲笔在照片上题写了“民国七年的打虎将军”来称赞赵登禹。冯玉祥在《公祭征文启》中称赞赵登禹：“躯干修伟，负膂力，精技击”。《救国时报》1937年曾这样评价赵登禹：“奋战至最后一滴血，光荣地完成了保国卫民的天职，足为全国军人之模范。”1939年日本发行的《大陆战史》中评价赵登禹说：“白日下的噩梦”。2009年9月，赵登禹被中央宣传部、中央组织部等11个部门评选为“100位为新中国成立作出突出贡献的英雄模范人物”。
将军为国牺牲，文革时陵墓却被毁尸骨无存：文化大革命爆发了。一队红卫兵臂带袖章，手着红旗，拿着工具，喊着革命口号，兴高采烈来到赵登禹烈士墓前。红卫兵的目标很明确，挖开国民党反动派的坟墓，取出里面的金银，为无产阶级的伟大事业添砖加瓦。赵登禹的墓被打开了，满怀期待的红卫兵往里一看，愤怒了：除了尸骨，里面一无所有。“国民党的反动军官“居然如此清贫，骗人!红卫兵恼羞成怒，砸毁愤怒，扬长而去。在他们身后，散落着抗日英雄的尸骨。在这尸骨上，有日本鬼子留下的弹孔。狂热的年代，没有人一个死者最起码的尊严，更没有人想起眼前坟墓的主人曾经以生命与日本鬼子搏杀。赵登禹的尸骨从此失落无着。一个国家，如果连自己的烈士都不能得到尊敬，那这个国家还有希望吗?
1980年，政府重新赵登禹墓于卢沟桥东，墓碑正面镌刻着“抗日烈士赵登禹将军之墓”。今天的赵登禹路上，车流不息，人们在雾霾中来来往往，为美好的生活而奔波忙碌着。但愿，这些人能够铭记，在并不遥远的年代，一个叫赵登禹的人，为了保卫祖国而付出了生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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