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年春节游福州——马尾·中国船政文化博物馆(一)
“师夷长技以制夷”的呼声,来自中学历史课本关于洋务运动那一节。福建水师、福建船政局、福建船政学堂都是那段历史中最辉煌时期的产物,福州马尾港作为我国近代船政的摇篮和海军发源地,曾名噪一时。因为这一段历史,在福建马尾区,诞生了中国第一个以船政为主题的博物馆。
中国船政文化博物馆位于福州市马尾区昭忠路马限山东麓,北马江海战烈士墓地(福州昭忠祠)为邻。该馆依山而建,为五层建筑,建筑面积4100平方米,正面造型为两艘乘风破浪的战舰,气势磅礴,颇具现代建筑风格。博物馆为中国第一个以船政为主题的博物馆。拾阶而上,你会在馆内看到山的“容貌”,树的“姿态”,很有历史感。馆内陈列分为序厅、船政概览厅、船政教育厅、船政工业厅、海军根基厅、船政名人堂。展览通过大量珍贵文物、图片、模型以及各种仿真场景,运用声、光、电等现代手段展示了中国船政在近代中国先进科技、新式教育、工业制造、西方经典文化翻译传播等方面取得丰硕成果,体现了诸多仁人志士及其先进思想,折射出中华民族特有的砺志进取、虚心好学、博采众长、勇于创新、忠心报国的传统文化神韵。
2006年,时任中国国民党荣誉主席连战一行曾到该博物馆参观。他在参观时对记者说:“船政博物馆叙述了整个船政建设发展的现代化过程,非常艰辛,遭遇到很多的困难和挫折。所以,前人的努力给后人以很大的启示:要怎样共同富国富民,这都是我们这一代人应该有的责任。”临走前,连战还为博物馆题词:“东学为体西学用,马江巨舰驭狂涛”。
这里是中国近代史的“活化石”:福建马尾岛是中国船政文化的发源地,被历史学家誉为中国近代史上的“活化石”。1866年,福建船政在福州马尾创办;2005年,中国船政文化博物馆在福州马尾开馆。在一百多年的中国近代史上,第一个国防工业基地在此建立,第一批近代科技专科学校——船政学堂、电报学堂、飞潜学校在此奠基。
这里创造了近代教育和军事辉煌:1866年6月,闽浙总督左宗棠奏请创建船政。首任船政大臣沈葆桢接办,所谓“左创沈成”,择址于福建马尾的福建船政,轰轰烈烈地开展了建船厂、造兵舰、开学堂、引人才,以及派遣学童出洋留学等一系列“富国强兵”活动,培养和造就了一批优秀的中国近代工业技术人才和杰出的海军将士,成为中国近代海军的摇篮。
这里是近代教育的发祥地:近代中国第一所新式海军学校——船政学堂在此创办,倡导中学为体西学为用,采取入学招考、借才异域、师夷长技的新式教育模式,是中国第一个采用全英文教学的学校,也是第一个请进外国教师、引进国外教学理念和办学模式的学校,开创了中国第一个船政学生留学深造制度,所谓“闽堂是开山之祖”。
这里也是近代远东规模最大的造船基地:创造了中国造船的数个第一。这里有中国第一支近代海军舰队——福建海军,造就了一批近代海军英才,如叶祖珪、萨镇冰、邓世昌、刘步蟾等。
这里还是中国现代兵舰业和航空业的首创之地:诞生了中国第一所航空学校、中国第一个飞机制造厂、第一个潜艇制造厂、中国第一个军舰设计院……中国的第一架飞机也是在这里制造的!
在这里你可以了解一段悲壮的海战史:参观船政博物馆,就是在读一段荡气回肠的历史。馆内尤其珍贵地保存了中法马江海战的大量史料。1884年8月23日法国侵华舰队突袭福建水师,由于清政府妥协求和,不敢抵抗,使福建水师仓促应战,796名官兵阵亡,福建水师全军覆没,但福建水师官兵和沿江人民为保卫家乡,英勇抗敌,表现了大无畏的英雄气慨。马江海战的惨烈,无法想象。尤其是清朝廷“彼若不动,我亦不发”的命令,导致法舰首先发起进攻时,清军几无抵挡之力,最终惨败,中国东南沿海与台湾海峡海权拱手让给法军,辉煌一时的船政毁于一旦。而震动世界近代史的甲午中日黄海海战,更可以说是马尾船校“以一校敌日本一国”。中方12舰共有舰长、管带14人,几乎全是马尾水师学堂的毕业生,而在他们底下工作的大副、二副等人,属于马尾学堂校友的更是不计其数。这14人中,有4人阵亡,3人因败而自尽,可谓惨烈之至!
清同治五年(1866年),闽浙总督左宗棠奏准创建船政,择址于福州马尾,首任船政大臣沈葆桢接办。船政直隶中央,设局造船、培养人才、建设海军。船政借鉴西学,造舰船与育才并重,终为中国近代工业之嚆矢、近代海军之摇篮。
船政四十余载,在近代中国积弱求强的途程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展现了近代中国科学技术、新式教育、工业制造、国防建设、东西方文化传播等丰硕成果,孕育了诸多仁人志士及其先进思想,折射出中华民族所特有的励志进取、积极作为、虚心好学、博采众长、勇于创新、忠心报国的伟大精神,形成了独特的船政文化。
威斯窝斯(Whitworth)120mm后堂复合闩式舰炮
第二层为“船政概览”,造设船政衙门景观,展板依次以洋务运动兴起背景,介绍左宗棠、沈葆桢创立船政之艰辛,集中反映船政之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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船政衙门:福州马尾船政衙门位于福建省福州市马尾区,是清末直属清廷的中央职能部门,也是船政领导机构(也称节使署),同时也是船政钦差大臣及其幕僚办公、议事、休息的场所,在马尾婴豆山下。船政衙门前为辕门、竖俩旗杆;衙门前座6柱5间,分设中、左、右3个大门,每扇大门均画着巨幅门神。正门上方挂一直匾,上刻“船政”二字。衙门外有两石狮镇守,内列十八般武器。
第一次和第二次鸦片战争的失败刺痛了每个中国人的心,大清帝国再也不能以“天朝大国”自傲,面对着水师的次次败绩、同胞的鲜血、国土的沦丧,朝野上下有识之再也坐不住了,“师夷之长技以制夷”、“以夷攻夷”等主张充斥中华大地,清廷面对对外作战接连败北的局面也深感海防的重要,痛下决心对旧式水师进行革新。
1866年,清廷批准了闽浙总督左宗棠的奏折,在福建福州马尾设立总理船政事务衙门,并开设造船厂和水师学堂,迈出了建立近代海军的第一步。
1867年,马尾船政衙门成立时,沈葆桢特地写了一副楹联悬挂在大门:“且慢道见所未见,闻所未闻,即此是格致关头,认真下手处;何以能精益求精,密益求密,定须从鬼神屋漏,仔细扪心来”,以此激励广大员工勤奋进取,认真刻苦学习格物致知的科学道理。船政引进西方科学技术和管理经验,行政管理层层负责、处处把关,要求行政管理人员必须熟悉洋务。
1867年,马尾船政衙门成立时,沈葆桢特地写了一副楹联悬挂在大门:“且慢道见所未见,闻所未闻,即此是格致关头,认真下手处;何以能精益求精,密益求密,定须从鬼神屋漏,仔细扪心来”,以此激励广大员工勤奋进取,认真刻苦学习格物致知的科学道理。船政引进西方科学技术和管理经验,行政管理层层负责、处处把关,要求行政管理人员必须熟悉洋务。
《海国图志》:中国近代新思想的倡导者魏源编写的《海国图志》是当时介绍西方历史和地理最详实的专著,书名中“海国”的涵义是海外之国。
1840年鸦片战争爆发,由于战事的失利,魏源悲愤填膺,爱国心切,于1841年3月,愤然弃笔从戎,投入两江总督、抵抗派将领裕谦幕府,到定海前线参谋战事。于1842年写成50卷的《海国图志》。作者为什么要编撰此书呢?魏源在《海国图志》一书的序中,讲得非常清楚:“是书何以作?曰:为以夷攻夷而作,为以夷款夷而作,为师夷长技以制夷而作。”
这就是说,写书的目的,是为了了解“夷情”,帮助人们习其“长技”,以抵御外侮,振奋国威。这给那些妄自尊大,把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视为“奇技淫巧”,盲目排外的顽固派,击一猛掌。魏源在《海国图志》中指出:“有用之物,即奇技而非淫巧。”对付外国侵略者,不能“舍其长,甘其害”,而必须“塞其害,师其长”,只有“善师四夷者,能制四夷”。
1847-1848年,魏源又将《海国图志》增补为60卷本,刊于扬州;到1852年又扩充为百卷本。全书已达500卷之多。这是中国近代史上最早的一部由国人自己编写的有关世界各国情况介绍的巨著。《海国图志》百卷本,除了以《四洲志》为基础外,先后征引了历代史志14种,中外古今各家著述70多种,另外,还有各种奏折十多件和一些亲自了解的材料。应当注意的是,其史料来源还有外国人的著述。其中,如英国人马礼逊的《外国史略》、葡萄牙人马吉斯的《地理备考》等20种左右的著作。
书中征引中外古今近百种资料,系统地介绍了西方各国的地理、历史、政治状况和许多先进科学技术,如火轮船,地雷等新式武器的制造和使用。所记各国气候、物产、交通贸易、民情风俗、文化教育、中外关系、宗教、历法、科学技术等,都超过了前书。所以有人誉《海国图志》为国人谈世界史地之“开山”。
因它不但详细记载外国情况,还首次从理论上肯定了研究世界史地的必要性。
《海国图志》的刊出,打破了这种孤陋寡闻的状况,它向人们提供了80幅全新的世界各国地图,又以66卷的巨大篇幅,详叙各国史地。这样,使当时的中国人通过《海国图志》这一望远镜,开眼看世界。既看到了西洋的“坚船利炮”,又看到了欧洲国家的商业、铁路交通、学校等情况,使中国人跨出了“国界”,认识近代世界的新鲜事物。
在百卷本的《海国图志》中,作者不仅重视工商业,并由经济扩展到政治,由原来对西方“坚船利炮”等奇技的惊叹,发展到对西方近代资本主义民主政体的介绍。至此,魏源的“师夷”思想发展到了他那个时代的高峰。
就拿介绍美国民主政治来说吧,《海国图志》中,征引《地球图说》《地球备考》《外国史略》,《瀛环志略》等书中的材料,详细地介绍了美国民主政治,涉及到美国的联邦制度、选举制度、议会制度等方面。由于受时代和阶级的局限,魏源没有像后来的康有为、梁启超等人那样,向资产阶级转化,成为资产阶级改良主义者。此时魏源的“师夷”思想实质,仍属于封建地主阶级改革派的思想范畴。
魏源不仅是爱国志士,而且是杰出的军事思想家。他在战略防御的思想指导下,提出了“以守为战”、“以逸待劳”(《海国图志·筹海篇三》)的战略思想,以至“诱其深入”、“坚壁清野”、“出奇设伏”、“水陆夹攻”、“草木皆兵”(《海国图志·筹海篇一》)等战术原则。魏源这种以弱胜强的战略战术思想,不但适用于近代中国的反侵略战争,也适用于遭受西方殖民主义侵略的其他国家。当时有个叫鹫津毅堂的日本人,为了寻求“防英夷之术”,读了魏源的著作后,感慨地说:“海防之策莫善于是篇。”(《圣武记采要序》)
在中国古代,受认识自然水平的限制,人们想象在中国的四周是大海环绕,误认为中国位于中心,其他的国家都在海外。这种观念在古代中国人的头脑中早已根深蒂固,直到明朝末年,外国传教士利玛窦带来了世界地图,中国人才知道中国不过处于世界的一隅而非世界的中心。当时,即便认可了利玛窦世界地图的人,也对偏于全图一隅的画法心理上不能认同,利玛窦因而也不得不改绘他的世界地图,将中国置于地图的中央。魏源虽然了解世界各国的分布,但在他的意识里,世界仍然是以中国为中心的。魏源在《海国图志》中使用了“海国”这一概念,其实他已经清楚许多国家在陆地上与中国是连在一起的,只好又把“海国”分为“海岸之国”与“海岛之国”,将在地域上与中国相连的国家称为海岸之国,将真正的“海外之国”称之为海岛之国。也就是说,世界各国,不是“海岸之国”就是“海岛之国”,惟有中国例外,中国是世界的中心。可见,作为新思想倡导者的魏源,虽然对中国以外的世界有了一定的认识,但没有摆脱中国中心观念的影响。
1840年鸦片战争爆发,由于战事的失利,魏源悲愤填膺,爱国心切,于1841年3月,愤然弃笔从戎,投入两江总督、抵抗派将领裕谦幕府,到定海前线参谋战事。于1842年写成50卷的《海国图志》。作者为什么要编撰此书呢?魏源在《海国图志》一书的序中,讲得非常清楚:“是书何以作?曰:为以夷攻夷而作,为以夷款夷而作,为师夷长技以制夷而作。”
这就是说,写书的目的,是为了了解“夷情”,帮助人们习其“长技”,以抵御外侮,振奋国威。这给那些妄自尊大,把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视为“奇技淫巧”,盲目排外的顽固派,击一猛掌。魏源在《海国图志》中指出:“有用之物,即奇技而非淫巧。”对付外国侵略者,不能“舍其长,甘其害”,而必须“塞其害,师其长”,只有“善师四夷者,能制四夷”。
1847-1848年,魏源又将《海国图志》增补为60卷本,刊于扬州;到1852年又扩充为百卷本。全书已达500卷之多。这是中国近代史上最早的一部由国人自己编写的有关世界各国情况介绍的巨著。《海国图志》百卷本,除了以《四洲志》为基础外,先后征引了历代史志14种,中外古今各家著述70多种,另外,还有各种奏折十多件和一些亲自了解的材料。应当注意的是,其史料来源还有外国人的著述。其中,如英国人马礼逊的《外国史略》、葡萄牙人马吉斯的《地理备考》等20种左右的著作。
书中征引中外古今近百种资料,系统地介绍了西方各国的地理、历史、政治状况和许多先进科学技术,如火轮船,地雷等新式武器的制造和使用。所记各国气候、物产、交通贸易、民情风俗、文化教育、中外关系、宗教、历法、科学技术等,都超过了前书。所以有人誉《海国图志》为国人谈世界史地之“开山”。
因它不但详细记载外国情况,还首次从理论上肯定了研究世界史地的必要性。
《海国图志》的刊出,打破了这种孤陋寡闻的状况,它向人们提供了80幅全新的世界各国地图,又以66卷的巨大篇幅,详叙各国史地。这样,使当时的中国人通过《海国图志》这一望远镜,开眼看世界。既看到了西洋的“坚船利炮”,又看到了欧洲国家的商业、铁路交通、学校等情况,使中国人跨出了“国界”,认识近代世界的新鲜事物。
在百卷本的《海国图志》中,作者不仅重视工商业,并由经济扩展到政治,由原来对西方“坚船利炮”等奇技的惊叹,发展到对西方近代资本主义民主政体的介绍。至此,魏源的“师夷”思想发展到了他那个时代的高峰。
就拿介绍美国民主政治来说吧,《海国图志》中,征引《地球图说》《地球备考》《外国史略》,《瀛环志略》等书中的材料,详细地介绍了美国民主政治,涉及到美国的联邦制度、选举制度、议会制度等方面。由于受时代和阶级的局限,魏源没有像后来的康有为、梁启超等人那样,向资产阶级转化,成为资产阶级改良主义者。此时魏源的“师夷”思想实质,仍属于封建地主阶级改革派的思想范畴。
魏源不仅是爱国志士,而且是杰出的军事思想家。他在战略防御的思想指导下,提出了“以守为战”、“以逸待劳”(《海国图志·筹海篇三》)的战略思想,以至“诱其深入”、“坚壁清野”、“出奇设伏”、“水陆夹攻”、“草木皆兵”(《海国图志·筹海篇一》)等战术原则。魏源这种以弱胜强的战略战术思想,不但适用于近代中国的反侵略战争,也适用于遭受西方殖民主义侵略的其他国家。当时有个叫鹫津毅堂的日本人,为了寻求“防英夷之术”,读了魏源的著作后,感慨地说:“海防之策莫善于是篇。”(《圣武记采要序》)
在中国古代,受认识自然水平的限制,人们想象在中国的四周是大海环绕,误认为中国位于中心,其他的国家都在海外。这种观念在古代中国人的头脑中早已根深蒂固,直到明朝末年,外国传教士利玛窦带来了世界地图,中国人才知道中国不过处于世界的一隅而非世界的中心。当时,即便认可了利玛窦世界地图的人,也对偏于全图一隅的画法心理上不能认同,利玛窦因而也不得不改绘他的世界地图,将中国置于地图的中央。魏源虽然了解世界各国的分布,但在他的意识里,世界仍然是以中国为中心的。魏源在《海国图志》中使用了“海国”这一概念,其实他已经清楚许多国家在陆地上与中国是连在一起的,只好又把“海国”分为“海岸之国”与“海岛之国”,将在地域上与中国相连的国家称为海岸之国,将真正的“海外之国”称之为海岛之国。也就是说,世界各国,不是“海岸之国”就是“海岛之国”,惟有中国例外,中国是世界的中心。可见,作为新思想倡导者的魏源,虽然对中国以外的世界有了一定的认识,但没有摆脱中国中心观念的影响。
《海国图志》是1841年起,由思想家魏源受林则徐嘱托而编著的一部世界地理历史知识的综合性图书。全书详细叙述了世界舆地和各国历史政制、风土人情,主张学习西方国家的科学技术,提出“师夷之长技以制夷”的中心思想。是一部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巨著。
它以林则徐主持编译的不足九万字的《四洲志》为基础,将当时搜集到的其他文献书刊资料和魏源自撰的很多篇论文进行扩编,初刻于道光二十二年,为五十卷。道光二十七年增补刊刻为六十卷。随后,又辑录徐继畲在道光二十八年所成的《瀛环志略》及其他资料,补成一百卷,于咸丰二年刊行于世。
在中国近代史上,有位著名的思想家,对于如何抵抗外国的侵略,有力地打击侵略者,提出了一句名言——“师夷之长技以制夷”。在如何睁眼看世界,他写出了名著——《海国图志》。他就是爱国主义者----魏源。
1841年8月,魏源在镇江与被革职的林则徐相遇,两人彻夜长谈。魏源受林则徐嘱托,立志编写一部激励世人、反对外来侵略的著作。他以林则徐主持编译的《四洲志》为基础,广泛搜集资料,编写成《海国图志》50卷。此后,他对《海国图志》一再增补,[1] 1847年刻本扩为60卷,1852年(咸丰二年),全书达到100卷。该书叙述世界各国的历史和地理,并主张学习西方的科学技术,对当时思想界有很大影响。
《海国图志》是一部划时代的著作,其“师夷之长技以制夷”命题的提出,打破了传统的夷夏之辨的文化价值观,摒弃了“九州八荒”、“天圆地方”、“天朝中心”的史地观念,树立了“五大洲、四大洋”的新的世界史地知识,传播了近代自然科学知识以及别种文化样式、社会制度、风土人情,拓宽了国人的视野,开辟了近代中国向西方学习的时代新风气。
它以林则徐主持编译的不足九万字的《四洲志》为基础,将当时搜集到的其他文献书刊资料和魏源自撰的很多篇论文进行扩编,初刻于道光二十二年,为五十卷。道光二十七年增补刊刻为六十卷。随后,又辑录徐继畲在道光二十八年所成的《瀛环志略》及其他资料,补成一百卷,于咸丰二年刊行于世。
在中国近代史上,有位著名的思想家,对于如何抵抗外国的侵略,有力地打击侵略者,提出了一句名言——“师夷之长技以制夷”。在如何睁眼看世界,他写出了名著——《海国图志》。他就是爱国主义者----魏源。
1841年8月,魏源在镇江与被革职的林则徐相遇,两人彻夜长谈。魏源受林则徐嘱托,立志编写一部激励世人、反对外来侵略的著作。他以林则徐主持编译的《四洲志》为基础,广泛搜集资料,编写成《海国图志》50卷。此后,他对《海国图志》一再增补,[1] 1847年刻本扩为60卷,1852年(咸丰二年),全书达到100卷。该书叙述世界各国的历史和地理,并主张学习西方的科学技术,对当时思想界有很大影响。
《海国图志》是一部划时代的著作,其“师夷之长技以制夷”命题的提出,打破了传统的夷夏之辨的文化价值观,摒弃了“九州八荒”、“天圆地方”、“天朝中心”的史地观念,树立了“五大洲、四大洋”的新的世界史地知识,传播了近代自然科学知识以及别种文化样式、社会制度、风土人情,拓宽了国人的视野,开辟了近代中国向西方学习的时代新风气。
《海国图志》在中国近代史学史上,是第一部较为详尽较为系统的世界史地著作。开始在中国介绍有关世界历史的知识。司马迁以后,历代正史多立有外国传,但这些记载大多集中于中国边境的国家。到近代才有《四洲志》和姚莹撰成的《康輶纪行》。《四洲志》纯是一部译作,而《康輶纪行》系合日记杂录而成。而《海国图志》,它不仅在编纂和内容上弥补了《四洲志》和《康輶纪行》等书的缺憾,而且初步形成了自己的结构和理论方法,被誉为国人谈世界史地之开山。
《海国图志》的划时代意义,还在于给闭塞已久的中国人以全新的近代世界概念。明末清初,西洋传教士利玛窦等人来华,带来了世界知识的新东西,但却不被人们所重视。鸦片战争爆发前,妄自尊大的清廷皇帝和显官达贵,不知英国在何方,为什么成为海上霸王。《海国图志》的刊出,打破了这种孤陋寡闻的状况,它向人们提供了80幅全新的世界各国地图,又以66卷的巨大篇幅,详叙各国史地。这样,使当时的中国人通过《海国图志》这一望远镜,开眼看世界。既看到了西洋的坚船利炮,又看到了欧洲国家的商业、铁路交通、学校等情况,使中国人跨出了国界,认识近代世界的新鲜事物。
在百卷本的《海国图志》中,作者不仅重视工商业,并由经济扩展到政治,由原来对西方坚船利炮等奇技的惊叹,发展到对西方近代资本主义民主政体的介绍。至此,魏源的师夷思想发展到了他那个时代的高峰。
所谓“师夷” 主要是指学习西方资本主义各国在军事技术上的一套长处。魏源说:“夷之长技三:一战舰,二火器,三养兵练兵之法。”他不仅主张从西洋购买船炮,而且更强调引进西方的先进工业技术,由自己制造船炮。所谓“制夷”,是指抵抗侵略、克敌制胜。魏源明确地把是否学习西方国家“长技”提高到能否战胜外国侵略者的高度来认识。他强调指出,不善师外夷者,外夷制之。魏源从反侵略立场出发,以师夷为手段,以制夷为目的,表现了一种光辉的爱国主义思想。
由于当时学术水平的限制,魏源的《海国图志》当然不是一部完善的著作,全书除《筹海篇》和各部分的叙文、按语以及《元代北方疆域考》等文字为精心撰述外,其余大多是辑录他人著作汇编而成的。这样,在汇编时其中原有的欠缺和错误,他并没有下大功夫去纠正。比如,百卷本所辑之世界各国分图,由于原书绘制技术差,致使位置、距离、形状等亦多偏差,并不准确,魏源却没有逐一纠正。再如,魏源在书中认为,“亚墨利加一土,孤悬宇内,亘古未通声息,英人于前明万历年间探得之”(卷五十二)。其实,美洲是意大利人哥伦布发现的,而不是英国人,时间是在1492年,比明万历年间要早得多。
《海国图志》不愧是中国近代思想史和史学史上的一部杰作,它对海内外起过深远的影响。梁启超赞誉说:“治域外地理者,(魏)源实为先驱。”(《清代学术概论》)尤其是他在该书中所阐发的“师夷”思想,对中国当时和后世都有相当大的影响。清朝晚期的洋务运动,就是受魏源“师夷”思想的影响,加以运用和发挥的。当然,应该指出的是,洋务派的思想与魏源的“师夷”思想虽有共同性、继承性,但二者并不尽相同。魏氏是地主阶级改革派,而洋务派则是大地主大官僚。魏氏倡导“师夷”的目的是为了“以彼长技,御彼长技”,“师夷之长技以制夷”;而洋务派曾国藩、李鸿章等人的“师夷”是为了“师夷长技以制民”,“资夷力以助剿济运”,镇压国内农民革命。在洋务派之后,早期的资产阶级改良派(如冯桂芬、王韬等人)及后来的资产阶级维新派(如康有为、梁启超等人),对“师夷”思想加以发展和丰富。
《海国图志》在国外,尤其是日本,也有一定的影响。此书出版后传入日本,1854年日本翻刻了《海国图志》60卷本,争相购读。它曾在明治维新中起过一定的作用,现代日本学者井上靖说过:“幕府末期日本学者文化人等,……例如,横井小楠的思想起了革命,倾向开国主义,其契机是读了中国的《海国图志》。”(《日本现代史》)日本维新潮流日趋高涨,倒幕府运动一浪高过一浪,终于在1868年酿成了著名的明治维新运动,推翻了封建的幕府统治。可见,魏源《海国图志》在介绍和传播西洋情形与一般近代文化,在影响日本维新运动的发展上确曾起过一定的作用。正如梁启超在《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中指出:"《海国图志》对日本'明治维新'起了巨大影响,认为它是"不龟手之药"。
《海国图志》的划时代意义,还在于给闭塞已久的中国人以全新的近代世界概念。明末清初,西洋传教士利玛窦等人来华,带来了世界知识的新东西,但却不被人们所重视。鸦片战争爆发前,妄自尊大的清廷皇帝和显官达贵,不知英国在何方,为什么成为海上霸王。《海国图志》的刊出,打破了这种孤陋寡闻的状况,它向人们提供了80幅全新的世界各国地图,又以66卷的巨大篇幅,详叙各国史地。这样,使当时的中国人通过《海国图志》这一望远镜,开眼看世界。既看到了西洋的坚船利炮,又看到了欧洲国家的商业、铁路交通、学校等情况,使中国人跨出了国界,认识近代世界的新鲜事物。
在百卷本的《海国图志》中,作者不仅重视工商业,并由经济扩展到政治,由原来对西方坚船利炮等奇技的惊叹,发展到对西方近代资本主义民主政体的介绍。至此,魏源的师夷思想发展到了他那个时代的高峰。
所谓“师夷” 主要是指学习西方资本主义各国在军事技术上的一套长处。魏源说:“夷之长技三:一战舰,二火器,三养兵练兵之法。”他不仅主张从西洋购买船炮,而且更强调引进西方的先进工业技术,由自己制造船炮。所谓“制夷”,是指抵抗侵略、克敌制胜。魏源明确地把是否学习西方国家“长技”提高到能否战胜外国侵略者的高度来认识。他强调指出,不善师外夷者,外夷制之。魏源从反侵略立场出发,以师夷为手段,以制夷为目的,表现了一种光辉的爱国主义思想。
由于当时学术水平的限制,魏源的《海国图志》当然不是一部完善的著作,全书除《筹海篇》和各部分的叙文、按语以及《元代北方疆域考》等文字为精心撰述外,其余大多是辑录他人著作汇编而成的。这样,在汇编时其中原有的欠缺和错误,他并没有下大功夫去纠正。比如,百卷本所辑之世界各国分图,由于原书绘制技术差,致使位置、距离、形状等亦多偏差,并不准确,魏源却没有逐一纠正。再如,魏源在书中认为,“亚墨利加一土,孤悬宇内,亘古未通声息,英人于前明万历年间探得之”(卷五十二)。其实,美洲是意大利人哥伦布发现的,而不是英国人,时间是在1492年,比明万历年间要早得多。
《海国图志》不愧是中国近代思想史和史学史上的一部杰作,它对海内外起过深远的影响。梁启超赞誉说:“治域外地理者,(魏)源实为先驱。”(《清代学术概论》)尤其是他在该书中所阐发的“师夷”思想,对中国当时和后世都有相当大的影响。清朝晚期的洋务运动,就是受魏源“师夷”思想的影响,加以运用和发挥的。当然,应该指出的是,洋务派的思想与魏源的“师夷”思想虽有共同性、继承性,但二者并不尽相同。魏氏是地主阶级改革派,而洋务派则是大地主大官僚。魏氏倡导“师夷”的目的是为了“以彼长技,御彼长技”,“师夷之长技以制夷”;而洋务派曾国藩、李鸿章等人的“师夷”是为了“师夷长技以制民”,“资夷力以助剿济运”,镇压国内农民革命。在洋务派之后,早期的资产阶级改良派(如冯桂芬、王韬等人)及后来的资产阶级维新派(如康有为、梁启超等人),对“师夷”思想加以发展和丰富。
《海国图志》在国外,尤其是日本,也有一定的影响。此书出版后传入日本,1854年日本翻刻了《海国图志》60卷本,争相购读。它曾在明治维新中起过一定的作用,现代日本学者井上靖说过:“幕府末期日本学者文化人等,……例如,横井小楠的思想起了革命,倾向开国主义,其契机是读了中国的《海国图志》。”(《日本现代史》)日本维新潮流日趋高涨,倒幕府运动一浪高过一浪,终于在1868年酿成了著名的明治维新运动,推翻了封建的幕府统治。可见,魏源《海国图志》在介绍和传播西洋情形与一般近代文化,在影响日本维新运动的发展上确曾起过一定的作用。正如梁启超在《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中指出:"《海国图志》对日本'明治维新'起了巨大影响,认为它是"不龟手之药"。
魏源(1794~1857):名远达,字默深,汉族,湖南邵阳人,著名学者,中国近代启蒙思想家,政治家,文学家。为晚清思想家,新思想的倡导者,乾隆五十九年三月二十四日(1794年4月23日)生于湖南邵阳县金潭(今邵阳市隆回县金潭),咸丰七年三月一日(1857年3月26日)殁于杭州。魏源21岁时,父亲魏邦鲁由地方调往京师做官,他就随父到了北京。他和林则徐、龚自珍等爱国志士交往甚密,经常议论时政。由于魏源富有朝气,思想出格,所以在功名场中他是很不得意的。他一生的大部分时间是做幕客和从事写作。魏源的著作宏富,除《海国图志》外,还著有《圣武记》《元史新编》《清夜斋诗稿》《古微堂诗集》和《默觚》等。
鸦片战争爆发前,林则徐被任为钦差大臣去广东禁烟,他为了了解外国的情况,组织了一个班子翻译外国的报纸和书籍,他主持汇编的《四洲志》一书,记述了世界五大洲30多个国家的地理和历史。后来,林则徐把《四洲志》的全部资料送给好友魏源。魏源在《四洲志》的基础上写成《海国图志》。
船政之父沈葆桢之事业,以督办福州船政和创建福建水师为最。尽管左宗棠是主要筹划人,但福州船政局刚刚筹建,他即赴任陕甘总督,留下的事业由沈葆桢完成,故有“创自左宗棠,成于沈葆桢”之说。二人均被马尾地方建祠纪念,称“船政之父”。
沈葆桢虽多受林则徐儒雅之风的熏陶,但是做起事来,雷厉风行。有人评价道:沈葆桢是“儒家风范,君子之风,但作风之强硬出人意料”。于大事方面,他果断宣称“铁甲舰不可不造,日本不可不防”!于小事方面,有部下偷了外国人的汗衫,他认为此事有辱国格,将此人斩首示众。
年长沈葆桢八岁的左宗棠能够举荐沈葆桢继承船政事业,主要是他看中了沈葆桢的能力。二人经历、性情、做事风格颇为相似,这也是左宗棠在沈葆桢再三推辞的情况下,不惜三顾茅庐并鼎力举荐他的重要原因。
1864年初,在福州闲居的沈葆桢得曾国藩保奏为江西巡抚,协同曾、左作战,并在一次重大战役中确保了左宗棠军的运粮通道安全,深得左宗棠赞赏。1866年,身为闽浙福州船政局总督的左宗棠授命筹建福建船政,但不久就被派去陕甘任总督。沈葆桢丁忧在家,闻讯后带头组织福州缙绅百余人联名呈请恳留缓行,并很快地得到了朝廷的批准。
在缓行期间,左宗棠同福州将军英桂、福建巡抚徐宗干商量之后,一连三至沈府,恳请沈葆桢出山继承船政事业。而沈葆桢的反应和当年左宗棠出山前闲居农家一样,不愿复出。这越发激起了左宗棠的兴趣。他知道沈葆桢的难处是在身份和用人方面,于是,他保证在接管之初,由他和沈葆桢联名署签奏折,并给他推荐著名绅士、商人胡光墉(胡雪岩)相助;所有的原班人马,都归沈葆桢调遣。沈葆桢还是犹豫不决,左宗棠干脆就上疏,
推荐沈葆桢主持船政。清廷于1 86 7 年2月1日降旨,署沈葆桢“先行接办”,“不准固辞”。
沈葆桢上任后,不顾重重阻力, 大张旗鼓地开办船政,在“
购置者权操于人,何如制造者权操诸己”的指导思想下,开始了三批打造计划。首先是打造基地。用12年时间,大体建成捶铁厂、拉铁厂、水缸铸铜厂、轮机厂、合拢厂、铸铁厂、造船厂等十多个车间。这些厂房构成了福州船政局的硬件。颇具讽刺意味的是,这些厂房设备,主要是从法国进口的,而1
5
年后福建水师竟败于法国人之手!据当时一位英国军官的观察,“这个造船厂和外国任何造船厂没有多少区别”。不仅如此,它还是远东最大的造船厂,把尚未起步的日本远远扔在后面。
其次是打造舰船。办厂的最终目的,是确保中国在东亚的海军霸主地位。因此,福州船政局的定位,一开始就是要能够自己建造兵船。这和20年后开办的北洋水师相比,是极具远见的思路。
1868年1月3日,日本明治天皇颁布了“王政复古”诏书,宣布取消幕府制度,恢复天皇统治权力, 正式开始明治维新。1 5
天后,沈葆桢主持了第一艘木质兵舰“万年青”号的龙骨安放典礼。该舰长76.16米,宽8.9米,吃水4.54米,排水量1370吨;配置由法国进口的往复式蒸汽主机,马力150匹;顺风航速15节,乘员100人,装六门5.5英寸舰炮。
这是中国人近代自造的第一艘蒸汽轮机战舰。次年9月26日,首航成功,完全由国人自行领航和操作。尽管“
万年青”号的主要功能是武装运输舰,但是,它无论吨位还是功率,都大大超过同期日本造的 “千代田” 或“清辉”
号。逃过了中法战争之劫的“万年青” 号,于1887年1月20日在上海吴淞口外之东沙洋面遭英国京申公司商轮碰撞沉没。
此后,船厂又造另外三艘木质兵轮“湄云”号、“ 福星”号和 “伏波” 号。在造第七号舰“扬武” 号时,舰炮被提高到1 3
门,排水量增加到1560吨,马力增加到250匹,由此达到了当时的中型巡洋舰级别,成为福建水师的旗舰。五年之内,共造舰15艘,其中5艘商船,总吨位达到1.7万余吨。
第三是打造人才。沈葆桢深知要科技强军,必须要培养人才。他提出“ 船厂根本在于学堂”。为此,
他首先在福建创办船政学堂即“求是堂艺局”, 培养自己的海军军官,学习西方近代造船技术。其首先开办的是法语学堂(
前学堂),开设有法语、基础数学、解析几何、微积分、物理、机械学、船体制造、蒸汽机制造等课程。优等生后被派往法国学习深造。后学堂为驾驶学堂,
亦称“英语学堂”, 旨在培养海上航行驾驶人员和海军船长;主要专业为驾驶专业,
以后福州船政局建造的军舰增设了轮机专业。下设英语、地理、航海天文、航海理论学等课程,学习优异者选送英国留学。以上学堂先后高薪聘请了20
多位外籍教师到船政学堂专职任教或兼职授课,另有4 0
名左右的外国技术员、工匠。其数量之多,质量之高为洋务运动之最。但是,按照沈葆桢的策略,
必须给这些洋人以高薪。比如船政正监督日意格和副监督德克碑月薪是1 0 0 0 两白银,而沈葆桢自己是600
两。所以,代价还是颇高的。
其次, 他们深知光在国内培养,无异于闭门造车。于是,沈葆桢推动了中国第一波出国学习( 海军)的浪潮。
第一个五年计划完成前后,朝野一片叫停之声。1872 年1
月,以内阁学士宋晋为代表的顽固派发难,上疏要求停办福建船政局和江南制造总局。沈葆桢与左宗棠、李鸿章共同奋起反击。左宗棠上疏力陈必须继续造船。他认为“此举为沿海断不容已之举,
此事实国家断不可少之事”,决不可“ 功败垂成”。沈葆桢捍卫他“ 死生以之”的船政, 不顾丁忧服丧,于18 7 2 年5 月7
日随左宗棠之后上疏抗辩。恭亲王奕欣表示支持,乃于8 月2 日进呈《船政事宜未可停止折》,当日奉旨“
依议,钦此”!驳斥停止造船的舆论获得成功。
沈葆桢继续其未竟之业, 积极推动留学。后因日本侵台事件,导致计划搁浅一段时间, 直到1 8 7 7
年初,沈葆桢才正式提出选派聪颖学员出洋学习的章程。当年3 月31 日,该计划正式实施,
第一批出国留学生在华监督李凤苞和洋监督日意格率领下,由香港搭乘法国邮船赴西方学习。
这批留学生以船政学堂第一届毕业生为主,间有少数第二届毕业生,一共38
人,分赴英、法、美、西班牙等国学习。首届留学生除梁炳年病故,魏瀚、何心川等人因国内需要和生病提前回国外,其余学生均于1 8 8 0
年陆续学成回国。留学生中后来成为海军将领的有刘步蟾、林泰曾、叶祖珪、萨镇冰等。1 4 年后,他们参加了中日甲午海战,在1
0艘参战的舰艇中,出身该学堂的有9 人任管带,其中有5 人是第一届的留学生(刘步蟾、林泰曾、林永升、黄建勋、方伯谦)。其中,“
济远”管带方伯谦于1 8 9 4 年9 月2 4
日被清廷以“首先退避”、“牵乱队伍”、“拦腰冲撞扬威”三条大罪处斩于旅顺口。其他四人都在甲午战争中殉国了。此案有争议。值得一提的是,后来殉国的“
镇远”号管带林泰曾,其祖父林霈霖系林则徐胞弟,故林泰曾称沈葆桢为姑丈。他随福建船政学堂总教习日意格赴欧,入英国海军实习,曾于不同种类军舰上工作。
1894年,林泰曾指挥北洋舰队主力之镇远号与日本联合舰队力战,为日军围攻。镇远虽中弹极多并曾一度起火,但仍沉着应战而未曾退避。黄海海战后北洋舰队不再轻出。镇远号于1
2 月1 7 日从旅顺撤入威海时触礁,林泰曾自认失职, 忧愤下于1 9 日清晨服毒自杀。他继承了林则徐的报国之志。
至1897年,船政学堂共派出四届留学生。船政学堂的另一位著名人物是1 4岁考取船政学堂、1 8 77
年被首批选送到英国学习的严复。今人多拿他和大约同时代留学英国的日本首相伊藤博文相比,认为严复回国后没有从事军政尤其是海军,是中国的损失,也是中国体制的失败。其实,严复后来决定译著西学,开启中国文化现代之路,可能是中国真正需要的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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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意格:在福建船政创办及发展过程中,有位外国人参与其事二十余年直至逝世,发挥了诸多重要作用,他就是曾被聘任船政正监督的法国人日意格。
日意格(1835—1886年),自幼家庭贫寒,勤奋好学。他涉猎颇广,尤其对造船、驾驶深感兴趣,后成为法国海军一名年青上尉军官。英、法发动第二次鸦片战争之际,他随军来华。1857年12月参加了攻占广州的侵略活动,1861年9月,任宁波海关税务司。太平军攻占宁波后,日意格抗交关税。次年1月,在上海与英、法两国领事及清苏松太道吴煦会商上海防务,对付太平军。5月,参加攻陷宁波之战。7月,会同法国海军军官勒伯勒东等募华勇千人(后增至三千人),组成中法混合军,名曰“常捷军”(又称“信义军”、“花头勇”).由法国军官任教练,日意格任帮统,协助清浙江巡抚左宗棠镇压太平军,由此与左宗棠建立起良好的私人关系。1863年。左宗棠开始酝酿设厂造船,就经常与日意格和另一法国军官德克碑商讨造船事宜。
左宗棠筹办造船厂:当时,法国海军在宁波开办一家船厂,曾造过三艘炮船,但不景气的经营使法国远东舰队司令耀来斯感到这是一个包袱。他得悉左宗棠要办船厂,遂让日意格去游说,企图转让这家船厂,条件是一旦法国人需要则要允许利用。左宗棠拒绝了这一建议,他不愿让中国新办的造船厂受制于外人。日意格当即收起这一主张,进而积极协助左宗棠筹划建新厂。1866年8月他随同已升任闽浙总督的左宗棠来到福州选择厂址,勘定马尾中歧山下濒江民田为建厂基地。
左宗棠选择日意格:左宗棠在国内没有工业基础和技术人才条件下开办近代造船工业,只有依赖洋人帮助。当时中国在对外交往中处于很不利的境地,左宗棠主张给洋人以优厚的报酬,聘用他们为中国服务。左宗棠对英国很反感,却对法国抱有一定的幻想。他在实行建厂计划中,坚决反对英国人插手和抵制他们的控制企图,而另一方面想通过日意格和德克碑,争取得到法国官方的支持。
日意格争取到法国支持态度:英国人赫德对此十分恼火,挑动他的下属福州税务司法国人美理登出面干扰。美理登遂散布流言,指责日意格想把法国卷入到中国一个有风险的计划中去,致使法国决策人士产生了“船厂的冒险失败会给法国带来麻烦”的担忧。他们不但不支持中国造船厂的计划,甚至要撤销日意格和德克碑的官方职务。日意格据理力争,通过多种渠道阐明与中国进行合作有助于法国的利益。他首先争取到了海军界的理解和支持,进而直接上书法国皇帝拿破仑三世,还争取到了拿破仑三世的接见,当面说明了情况。通过一系列活动,法国政府改变了不支持中国办船厂的态度,同意日意格以官方身份参与福建船政工作,准予派遣技术人员及出口机器设备。当然,日意格的这些努力,是站在维护法国利益的立场上、但在客观上为新兴的中国造船工业争取到了必不可少的外部技术力量支持。
担任正监督:1867年,船政聘日意格担任正监督,并不仅仅因为他与左宗棠和首任船政大臣沈葆祯有较好的私人关系,也不仅他“深知中国文字言语,且礼数、工牍亦所熟谙,不须言凭通事,字凭翻译”,更主要的是看中了他是一个“当时愿意与中国保持合作,而不是采取敌视态度的法国人”。左、沈创办船政,有很强的主权意识,紧紧把握“权自我操”原则。日意格尽管出身于法国海军,与中国官员交往中并未显露太多的殖民主义者色彩,且办事热心,很为左、沈赏识,故让他出任正监督,而军衔比他高的另一法国军官德克碑,则任副监督。船政与日意格有明文约定,所有洋员须听命于船政中方最高负责人。日意格也明确表示:“我们来为中国政府工作,我们没有放弃我们作为法国臣民的权力,但我们不再寻找通常已到这些国家居住的法国人的那些条件(指领事裁判权)。”这种态度就排除了船政早期雇佣的外国人员借助当时不平等条约而不服约束的可能性。在日后也确实出现了这方面的纠纷,如洋员博士巴“作工固勤,物癖太甚”,态度蛮横,经常辱骂他人,另一个叫巴士栋,还煽动一些洋员不服调度。沈葆祯命日意格依据“合同规约”第十条“……或工作取巧草率,或打骂中国官匠,或滋事不法,本监督等随时撤令回国,所立合同作为废纸,不给两月薪工,不发路费”之规定,立斥两人回国。法国驻福州副领事想干涉此事,沈葆祯认为这是船政内部事务,坚决顶了回去。在当时中国主权屡遭侵犯的大环境中,船政能保住一方”洁地”,不让外国人胡做非为。日意格是起了一定作用的。
不负重任:身为船政总监督,日意格较忠实地履行了自己的职责,工作勤勉,沈葆祯在向上汇报中说他“常任工所,每日巳、午、未三刻辄到局中与员绅会商,其勤恳已可概见”。在船政初创时期,日意格为采购机器设备及各种原材料,屡赴法国及东南亚,不辞劳苦。他亲自从法国招募第一批洋师匠来华工作。建厂事宜大体就绪后,便抓紧时机开工造船,并确定造船为船政中心任务。他统揽了头绪万端的大小事务,调度得法,仅一年多时间便造出了中国第一艘千吨级轮船“万年清”号。在设厂造船的同时,日意格也关注中国第一所海军学校——船政学堂的建设,从选配教员到制订教学方针,他也一样花费心机,全面落实“包造”、“包教”的合同条款。值得一提的是,日意格经手大量采购、募工、发包工程等经费,做到账目清楚,未发现挪用、巧取等事。
丰厚的回报:自1866年至1874年,日意格任船政正监督期间,督导数十名外国人较好地履行了与左宗棠订立的合约。这期间共造出兵、商轮船15艘.其中所造1560吨级的兵船“扬武”号,相当于国外二等巡洋舰水平。船政学堂及艺圃等也培育出了一批能设计监造驾驶轮船的技术人才、海军干部以及能管理工厂的领导人员,这种成绩,和同时期也与法国合作创建的日本横须贺造船厂相比较,是明显地超过了。合同期满后日意格又留在船政工作一段时间,主要办理了带领船政学生赴欧留学事宜,担任留学生洋监督。直至1886年初病逝,可以说他的一生中大部分时光都与船政的事业结合在一起,日意格较尽力地为新兴的中国造船工业工作,他也获得了极为丰厚的报酬,月薪高达1000两白银,并在五年合同完成后,获得20万法郎的奖金。正如他给一位法国朋友信中所说:“我将带一大笔钱回法国”。
评价:客观地说,日意格为中国第一家造船厂的创设及最初的顺利发展,花费了心血,施展了才干,立下了汗马功劳,这是值得肯定的。鉴于他的功绩,清政府于金钱酬劳外,也给了他诸如赏一品提督衔、花翎、穿黄马褂、一等男爵、一等宝星等荣誉。
左宗棠选择日意格:左宗棠在国内没有工业基础和技术人才条件下开办近代造船工业,只有依赖洋人帮助。当时中国在对外交往中处于很不利的境地,左宗棠主张给洋人以优厚的报酬,聘用他们为中国服务。左宗棠对英国很反感,却对法国抱有一定的幻想。他在实行建厂计划中,坚决反对英国人插手和抵制他们的控制企图,而另一方面想通过日意格和德克碑,争取得到法国官方的支持。
日意格争取到法国支持态度:英国人赫德对此十分恼火,挑动他的下属福州税务司法国人美理登出面干扰。美理登遂散布流言,指责日意格想把法国卷入到中国一个有风险的计划中去,致使法国决策人士产生了“船厂的冒险失败会给法国带来麻烦”的担忧。他们不但不支持中国造船厂的计划,甚至要撤销日意格和德克碑的官方职务。日意格据理力争,通过多种渠道阐明与中国进行合作有助于法国的利益。他首先争取到了海军界的理解和支持,进而直接上书法国皇帝拿破仑三世,还争取到了拿破仑三世的接见,当面说明了情况。通过一系列活动,法国政府改变了不支持中国办船厂的态度,同意日意格以官方身份参与福建船政工作,准予派遣技术人员及出口机器设备。当然,日意格的这些努力,是站在维护法国利益的立场上、但在客观上为新兴的中国造船工业争取到了必不可少的外部技术力量支持。
担任正监督:1867年,船政聘日意格担任正监督,并不仅仅因为他与左宗棠和首任船政大臣沈葆祯有较好的私人关系,也不仅他“深知中国文字言语,且礼数、工牍亦所熟谙,不须言凭通事,字凭翻译”,更主要的是看中了他是一个“当时愿意与中国保持合作,而不是采取敌视态度的法国人”。左、沈创办船政,有很强的主权意识,紧紧把握“权自我操”原则。日意格尽管出身于法国海军,与中国官员交往中并未显露太多的殖民主义者色彩,且办事热心,很为左、沈赏识,故让他出任正监督,而军衔比他高的另一法国军官德克碑,则任副监督。船政与日意格有明文约定,所有洋员须听命于船政中方最高负责人。日意格也明确表示:“我们来为中国政府工作,我们没有放弃我们作为法国臣民的权力,但我们不再寻找通常已到这些国家居住的法国人的那些条件(指领事裁判权)。”这种态度就排除了船政早期雇佣的外国人员借助当时不平等条约而不服约束的可能性。在日后也确实出现了这方面的纠纷,如洋员博士巴“作工固勤,物癖太甚”,态度蛮横,经常辱骂他人,另一个叫巴士栋,还煽动一些洋员不服调度。沈葆祯命日意格依据“合同规约”第十条“……或工作取巧草率,或打骂中国官匠,或滋事不法,本监督等随时撤令回国,所立合同作为废纸,不给两月薪工,不发路费”之规定,立斥两人回国。法国驻福州副领事想干涉此事,沈葆祯认为这是船政内部事务,坚决顶了回去。在当时中国主权屡遭侵犯的大环境中,船政能保住一方”洁地”,不让外国人胡做非为。日意格是起了一定作用的。
不负重任:身为船政总监督,日意格较忠实地履行了自己的职责,工作勤勉,沈葆祯在向上汇报中说他“常任工所,每日巳、午、未三刻辄到局中与员绅会商,其勤恳已可概见”。在船政初创时期,日意格为采购机器设备及各种原材料,屡赴法国及东南亚,不辞劳苦。他亲自从法国招募第一批洋师匠来华工作。建厂事宜大体就绪后,便抓紧时机开工造船,并确定造船为船政中心任务。他统揽了头绪万端的大小事务,调度得法,仅一年多时间便造出了中国第一艘千吨级轮船“万年清”号。在设厂造船的同时,日意格也关注中国第一所海军学校——船政学堂的建设,从选配教员到制订教学方针,他也一样花费心机,全面落实“包造”、“包教”的合同条款。值得一提的是,日意格经手大量采购、募工、发包工程等经费,做到账目清楚,未发现挪用、巧取等事。
丰厚的回报:自1866年至1874年,日意格任船政正监督期间,督导数十名外国人较好地履行了与左宗棠订立的合约。这期间共造出兵、商轮船15艘.其中所造1560吨级的兵船“扬武”号,相当于国外二等巡洋舰水平。船政学堂及艺圃等也培育出了一批能设计监造驾驶轮船的技术人才、海军干部以及能管理工厂的领导人员,这种成绩,和同时期也与法国合作创建的日本横须贺造船厂相比较,是明显地超过了。合同期满后日意格又留在船政工作一段时间,主要办理了带领船政学生赴欧留学事宜,担任留学生洋监督。直至1886年初病逝,可以说他的一生中大部分时光都与船政的事业结合在一起,日意格较尽力地为新兴的中国造船工业工作,他也获得了极为丰厚的报酬,月薪高达1000两白银,并在五年合同完成后,获得20万法郎的奖金。正如他给一位法国朋友信中所说:“我将带一大笔钱回法国”。
评价:客观地说,日意格为中国第一家造船厂的创设及最初的顺利发展,花费了心血,施展了才干,立下了汗马功劳,这是值得肯定的。鉴于他的功绩,清政府于金钱酬劳外,也给了他诸如赏一品提督衔、花翎、穿黄马褂、一等男爵、一等宝星等荣誉。
日意格和他的福建船政梦
发布时间: 2014-10-23来源单位: 海峡时报【字体:大中小】
2014年10月19日北京,在法国驻中国大使馆内,法国外交部长法比尤斯携女友——法国旗帜基金会主席马尚·贝莱女士(Marie-France Marchand Baylet)将一尊法国人日意格的塑像赠给福州市副市长、马尾区委书记林飞。那一刻,闪光灯照射下的日意格,嘴角似乎露出了一丝微笑。1866年,他到中国马尾筹建造船厂和船政学堂,1874年恋恋不舍地离去。140年过去了,正值中法建交五十周年之际,日意格又回到了他的第二故乡——中国马尾!
日意格是谁?他与中国马尾造船厂之间到底发生了怎样的故事?为什么法比尤斯外长和马尚·贝莱女士从不远万里的法国送来了这尊塑像?故事还得从一百多年前讲起……
“我要学中文”
1835年,日意格出生在法国布列塔尼大区(Bretagne)的一个海港城市——洛里昂(Lorient)。1857年,年仅22岁的他,作为一名重要的军事人员,随法国海军来到中国。在这里他仔细地观察周围的中国人:他们善于观察思考,勇于实践,思维敏锐,举止文明。他感到无比幸运能来到这里!耳濡目染间,日意格深深爱上了这个国家并做出了一个大胆的决定——“我要学中文!”
初来乍到,他全身心地投入到中文的学习中。经过18个月的学习,日意格已经能和中国人简单地日常交流了,还可以应付一些工作上的事务,这让他感到犹如获得了第二次生命!他经常与“鸿儒们”自在地交流;并深入地了解中国的风土人情。他在日记里像一个孩子似的写道: “vous respirez à l’aise dans un milieu qui vous paraît être des plus intéressants[1]” (在一个令你欢喜、感到有趣的社会里,自由地呼吸。)
日后,他主持编写了中国第一部《法汉词典》,这不仅帮助了更多的法国人学习中文;同时,也让中国人学习到了法文。可以说,他为促进中法两国文化、语言的交流,做出了巨大贡献!
功在船政
1861年末,日意格被法国政府派往宁波,负责与大清朝廷接洽海关事务。后来在协助清廷攻打太平军时,与时任浙江巡抚左宗棠建立起了良好的私人关系。不久,常捷军被解散,日意格被左宗棠请进了自己的中军帐... ...
左宗棠恳请日意格促成中法两国合作,帮助大清朝廷建设一所海军兵工厂!当时的中国正处于内忧外患之中,中国需要一支海军,捍卫领土。
1866年,海军兵工厂被左宗棠率日意格等人精心地设计在福州闽江口马尾一块三十多公顷的泥滩上。它在法国文献中被写做 “Arsenal de FouTcheou (le chantier naval de MaWei )” 译成中文是:福州兵工厂(又名马尾造船厂)。这是当时苏黎世运河以东,世界上最新式的兵工厂(l’usine la plus moderne du monde à l’est de Suez)。在马尾造船厂的旁边,同时开始建设马尾船政学堂。
此刻的马尾,建设者们的热潮如火如荼!日意格带着五十多名法国工程师、教师全身心地投入到马尾造船厂、船政学堂的建设中;日意格回忆道:“战舰上,我与将士们分享实战经验;课堂上,我向清政府选派来的学生们讲解造船理论。”他发自内心地把所掌握的海军知识,对海军的理解,舰船的建造技能,毫无保留地教给了他的学生们,并把他对海军基地的构想,连同他自己完完全全地投入到了马尾船政的建设中。
马尾造船厂开办初期,日意格在一篇写给设在巴黎的土木工程师协会的技术报告中描述道:
“1867年初,一些筹备工作开始着手,如召集员工和准备材料,但在该年的10月1日之前,这项工作进行得十分艰难。当我从法国——在这里我得到了一些劳工和物资——返回时,那些工厂,严格来说来应该称之为船政局的工厂有了真正地发展。坐在裸露的稻田里,看到厂房即将从那里拔地而起,这时我才发觉自己再也无法忘记为此而遭受的罪。从法国购置的机器还没有运到,码头上也没有来自欧洲的工具和机械。但我们却不得不去工作。
“所有到过福州并写下游记的旅行者,都毫无例外的对船政局给与了赞扬。此种结果比预想的要好。良好的管理和秩序,欧洲人与中国人之间如一的和谐,对船政局的发展起到了巨大作用。[2]”
“他统揽了头绪万端的大小事务,调度得法。仅一年多时间便造出了中国第一艘千吨级轮船 ‘万年清’号。[3]”从1867到1874年——日意格任船政正监督期间,他把西方先进造船技术引进到了中国。“共造出兵、商轮船15艘,其中所造1560吨级的兵船‘扬武’号,相当于国外二等巡洋舰水平。[4]”
两位法国作家Amiral Louis de Contenson 和René Viénet在他们的合写文章 《Qui se souvient de la première université francophone de Chine ?(谁还曾记得中国的第一所法国式大学?)》中这样描述:1872年,法国驻中国军事最高长官Guy de Contenson来到马尾,视察了马尾造船厂和船政学堂。之后他专门写了一份考察报告,在这份报告中,他高度赞扬了日意格对马尾船政的贡献,表彰他为中国乃至世界海军的发展做出了先驱的业绩。
后来,日意格促成并亲自安排了船政学生到法国、英国留学。这是当时中国最早的,也是最有成效的留学活动。这些留学生绝大多数学有所成,并且日后都成为中国在军事、科技、文化等多方面的开创者、奠基人。其中包括翻译《天演论》的严复,军舰制造专家魏瀚,清末外交官陈季同等。
时任福建船政大臣的沈葆祯在向朝廷汇报中说他“常任工所,每日巳、午、未三刻辄到局中与员绅会商,其勤恳已可概见。”正当马尾船政与日意格以及他的团队合作得渐入佳境时,一场突如其来爆发于中法两国之间的战争,出乎了所有船政人的意料。
一群法国人的欢呼与一个法国人的愤怒
1883年12月至1885年4月,中法战争爆发。1884年的夏天,法国把战火延烧到了闽江口。
法军在半小时内摧毁了大清福建水师十几艘战船——这几乎是日意格在马尾这十几年来的全部心血。这十几艘战船承载着日意格的使命、以及洒在这片热土上的辛勤与汗水,一同悲壮地沉入在这滚滚的闽江里。
一群法国水兵胜利后的欢呼,被雕刻在当时的木版画里。而此时身在法国的日意格,却只能把愤怒一刀一刀地刻在自己的心里。从1883到1885年,在日意格生命的最后几年里,他几乎用尽浑身解数,为避免和停止这场战争做了最大的努力。但是,一个法国人对中国的情怀在拿破仑三世的威严号令面前,显得是多么渺小与无助啊!
1886年2月19日,日意格在法国戛纳(Cannes)去世了。据WIKIPÉDIA(维基百科法语版)记载,在病榻上,他甚至坚持着为再次回到中国马尾,做临行前的各种准备,并梦想着再次为中国打造一支全新的海上舰队!
勋章和他的葬礼
1886年2月26号——他去世一周后,日意格的葬礼在巴黎玛德琳教堂(L’église de la Madeleine)里举行。葬礼当天的情形,被详细地记录在 《纪念日意格(A LA MÉMOIRE DE PROSPER GIQUEL)》这份文档里,它现在仍被完好地保存在法兰西国家图书馆,以下是其中一段令人动容的描述:
“Un maître des cérèmonies portait sur un coussin en velours noir, les nombreuses décorations du défunt, les médailles commémoratives de ses campagnes, et sa pelisse de mandarin en soie jaune impérial.”[5]
“主持仪式的神父手捧着一个黑色的天鹅绒蒲团,上面摆放着死者生前的遗物,战争中所获的若干纪念章和一件满清朝廷的御赐黄马褂。”
那些勋章中,就有一枚是同治十三年(1874年),日意格在马尾造船厂和船政学堂工作期间,因他在船政教导中的功劳,所获得的朝廷封赏。可以感觉出,黄马褂、勋章是他此生最看重的东西,他要让所有法国人知道自己的使命还没有完成,他是带着对中国福建船政事业的遗憾,怀着对中国人和中国文化无限的眷恋,走完了人生的最后一程!
归来
2014年2月,法国外长洛朗·法比尤斯(Laurent Fabius)在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出访法国的前夕访问了中国,期间专程来到了福州。福州与法国渊源颇深,本次福州之行,法比尤斯先生参观了设在福州马尾的中国船政文化博物馆,以及法国人日意格在洋务运动时期参与建设的马尾造船厂和船政学堂。在这里,马尾人民向他讲述了一个故事:
“日意格去世不久,清廷出于对他的感激与怀念,精心打制了一尊日意格半身塑像,托专人带到法国,作为礼物送给了日意格的家人。”
当地政府求助外长先生,一定要帮他们找到这尊日意格半身塑像,做一个复制品,再带回这里。因为,在中国人心中,在福建马尾人心中从来没有把他忘记!他的功绩和塑像将被看作中法两国人民友谊源远流长的传承和见证。
于是,才有了文前的这一幕。
马尾张开怀抱拥抱你——日意格!
冯宇雷 Caroline POURET(法)
作者:
冯宇雷 中国人,在读博士,现就读于法国利摩日大学,研究方向:跨文化间交流。1997年随父母移居福州马尾。
Caroline POURET 法国人,硕士,毕业于法国利摩日大学“法国法语问题研究”专业
脚注:
1, Prosper Giquel, Comment on devient chinois., Monde chinois n°11 : Information & désinformation sur la Chine de François Guizot à François Jullien
2, 陈季同 《中国人自画像》(THE CHINESE PAINTED BY THEMSELVES.)
3, 4 百度百科:日意格
5, À la mémoire de Prosper Giquel,... ancien officier de marine... : 1835-1886 Mémorial de Prosper Giquel, source gallica.bnf.fr/Bibliothèque Nationale de France
书目
Prosper Giquel,Comment on devient chinois.(《怎样成为中国人》)Monde chinois n°11: Information & désinformation sur la Chine de François Guizot à François Jullien
Amiral Louis de Contenson et René Viénet , Qui se souvient de la première université francophone de Chine? (《谁还曾记得中国的第一所法国式大学?》)article du Nouvelobs-rue 89, du 02/03/2014
À la mémoire de Prosper Giquel,... ancien officier de marine... : 1835-1886(《纪念日意格,...一个老海军军官...: 1835-1886》)Mémorial de Prosper Giquel, source gallica.bnf.fr/Bibliothèque Nationale de France
陈季同《中国人自画像》(THE CHINESE PAINTED BY THEMSELVES.)
德克碑(Paul.Alexandre.Neveue
d’Aigwebelle)1831年—1875年,法国军官,常捷军头目。1862年(同治元年)7月,德克碑与宁波法国舰队司令勒伯勒乐、宁波海关税务司法国人日意格等相勾结,募集中国士兵约千人,派法国军官教练,用洋枪洋炮装备,在宁波组成“常捷军”,对太平军作战。10月,参与攻占奉化。次年1、2月间,常捷军统领勒伯勒东及其继任者买忒勒在绍兴相继受伤毙命,2月底奉驻上海法国舰队代理司令伏恭(Captain
Faucon)令,接统常捷军,并参与占绍兴,夺富阳等军事行动,1864年3月,破杭州。不久,陷湖州。官至浙江总兵,得提督衔。10月,常捷军解散。1866年,在福建福州船政局(即马尾船政局)任副监督。1870年,随陕甘总督左宗棠赴陕西、甘肃,镇压回民起义。
《清史稿》记载:德克碑,法参将。初,助攻奉化有功。旋奉其公使檄,将受代归,谒左宗棠,宗棠抚谕之。德克碑感服,愿易服色受节度。令驻守萧山。蒋益澧攻杭城,檄助战,游击何文秀攻鸡笼山,德克碑从宝塔岭登岸,攻倚城贼垒。会天大雾,贼搆嘉兴援贼自万松岭逼都司张志公营,势张甚。德克碑率众助击,败之。益澧督水陆军并进,连破九垒,令总兵高连升据其五,德克碑据其二,屯馒头山。轰溃城数丈,毁凤山门,官军为承,城遂复。贼溃,奔湖州。攻安吉思溪,德克碑率所部助之,轰击双福桥,不克,驾小舟泊河汊,火八角亭,支木桥以济。贼阻兵中流不得进,德克碑贾勇逼岸,所部遇伏却走,改趋荻港,越壕入,克三垒。事宁,撤兵还上海。五年,充船政局副监督。七年,马尾设船厂,督役兴工,赏花翎。九年,宗棠平回乱,檄调甘肃,隶麾下。十三年,录经始船政劳,膺奖赏。后卒。
《清史稿》记载:德克碑,法参将。初,助攻奉化有功。旋奉其公使檄,将受代归,谒左宗棠,宗棠抚谕之。德克碑感服,愿易服色受节度。令驻守萧山。蒋益澧攻杭城,檄助战,游击何文秀攻鸡笼山,德克碑从宝塔岭登岸,攻倚城贼垒。会天大雾,贼搆嘉兴援贼自万松岭逼都司张志公营,势张甚。德克碑率众助击,败之。益澧督水陆军并进,连破九垒,令总兵高连升据其五,德克碑据其二,屯馒头山。轰溃城数丈,毁凤山门,官军为承,城遂复。贼溃,奔湖州。攻安吉思溪,德克碑率所部助之,轰击双福桥,不克,驾小舟泊河汊,火八角亭,支木桥以济。贼阻兵中流不得进,德克碑贾勇逼岸,所部遇伏却走,改趋荻港,越壕入,克三垒。事宁,撤兵还上海。五年,充船政局副监督。七年,马尾设船厂,督役兴工,赏花翎。九年,宗棠平回乱,檄调甘肃,隶麾下。十三年,录经始船政劳,膺奖赏。后卒。
海底电缆残存物,2003年12月1日,在连江县川石岛觅及。1887年10月,由船政电报学堂毕业生参与敷设的川石至台湾淡水海底电缆,是中国自己敷设的第一条远距离水线,被誉为“电信丝路”。
艺新舰:1875年,由船政学生独立设计制造的近代木壳兵舰“艺新号”,是真正意义上的中国制造。因此沈葆桢称之为“实中华发创之始”。
平远舰:船政于1888年1月建造下水的第一艘钢甲舰“龙威”号(后改名“平远”号),排水量达2100吨,标志着我国近代造船技术达到更高的水平。
船政一号船坞在当时被誉为仅次于英国利物浦的世界第二大船坞。船坞左侧的房子为水泵房。
1932年清华大学清华学报单行本《福州船厂之沿革》(王信忠著)
“扬武”号时为远东最大的巡洋舰。中法马江海战中“扬武”号为福建水师的旗舰。图为“扬武”舰官兵在加强训练、积极备战。
至1875年止,福建轮船水师共有16艘舰船,分布于沿海各省港口,并由船政统一节制。图为1874年日本侵台之前水师舰船分布情况。
1874年清廷为表彰合同期满即将回国的洋员和洋教习,颁发金质、银质奖章,以资鼓励。金质奖章直径4.8厘米,重55克,正面楷书“大清御赐金牌”,两旁为象征皇家的神龙;背面楷书“福州船政成功”两边为代表祥瑞之气的卿云。
御赐金牌系马尾海军学校英籍教官戴乐尔先生后裔于2004年11月16日捐赠(其中一枚是福州市台江区陈蒲先生捐赠)
清宣统元年七月二十日(1909年9月4日),海军大臣载洵(皇帝生父监国摄政王载沣之弟)南下巡阅海防时视察船政,设行台于船政储材馆。图为载洵(中)、萨镇冰(右三)等返京后于8月赴欧考察海军时的留影。
1912年4月19日,孙中山宣布解除临时大总统职务,南下回粤时,专程到福州慰问黄花岗烈士家属,并考察著名的船政工厂,对船政成就就多有赞许:“船政足为海军根基”。
图为孙中山与福州同盟会成员合影留念。
船政之最:
1、中国近代教育的发祥地。船政成功创办了中国第一所科技专科学校(船政学堂)和第一所技工学校(艺圃),倡导“中学为体,西学为用”,采取入学招考、借才异域、师夷长技、学用结合的新式教育模式,别于科举之旧学,为国家培养了一大批有用之才,推动了中国近代教育的兴起,“闽堂是开山之祖”。
2、近代远东规模最大的造船产业基地。“船政为中国造船创始之厂”,创造了中国造船的数个第一:第一艘千吨级兵商舰船“万年清”;第一艘远东最大巡洋舰“扬武”;第一艘铁胁船“威远”;第一艘钢甲舰“平远”;第一艘钢甲鱼雷舰“广乙”;第一艘猎雷舰“建威”;第一艘折叠式水上飞艇等等。船政41年来生产的舰船总吨位占当时全国的82.26%,创办初期产业工人占全国同期人数的30%。
2、近代远东规模最大的造船产业基地。“船政为中国造船创始之厂”,创造了中国造船的数个第一:第一艘千吨级兵商舰船“万年清”;第一艘远东最大巡洋舰“扬武”;第一艘铁胁船“威远”;第一艘钢甲舰“平远”;第一艘钢甲鱼雷舰“广乙”;第一艘猎雷舰“建威”;第一艘折叠式水上飞艇等等。船政41年来生产的舰船总吨位占当时全国的82.26%,创办初期产业工人占全国同期人数的30%。
3、开近代中国对外开放之先河。船政首次大胆引进西方先进技术、设备、管理和人才,并在很短的时间内掌握设备运行和管理技能,吸收和消化先进技术,形成推动中国近代工业生产关系变革和民族工业发展的动力源。
4、中国制造肇端之地。船政制造第一台实用蒸汽机、起重机、车床、锅炉、新式抽水机,以及机制铜钱、精密仪器(钟表、经纬仪、罗盘、气压计、望远镜、瞄准器)、大炮、水雷和鱼雷等。
5、中国近代海军的摇篮。船政造就了一批近代海军英才,如叶祖珪、萨镇冰、邓世昌、刘步蟾等;建造了40多艘近代海军舰船;创建了中国近代海军“福建轮船水师(福建水师、船政水师)”;实现了中国近代海军第一次远航。
6、中国现代航空业的萌生地。创办第一所飞机潜艇学校和第一个飞机制造工程处;制成中国首架水上飞机并批量生产;建成世界第一个水上飞机站;制造的中国飞机第一次用于实战。
7、创立留学生制度,派遣中国第一批留欧学生。留学生学成均归国,使中国培养科技人才提升了一个层次。如造船专家魏瀚、轮机专家陈兆翱、启蒙思想家严复等。
8、中国近代新文化的传播地。船政实行开放型的教育方式,推动了中学西渐、西学中传和中西文化的融合,成为近代新文化的传播地。如陈季同把《红楼梦》、《聊斋志异》等书译成法文在巴黎出版;林纾、王寿昌翻译《巴黎茶花女遗事》;严复翻译世界八大名著《原富》、《法意》、《天演论》等;马建忠撰写第一部古汉语语法专著《马氏文通》;日意格编撰《法汉袖珍词典》等。
9、近代先进科学技术之倡首。船政最早在国内发展电讯技术,创办中国第一家电报学堂,铺设中国第一条(川淡)海底电信电缆;最早在国内使用发配电照明,适用范围从生产、生活扩大到船上,并在船上首次使用探照灯、电风扇。
第三层为“船政教育”,主要介绍船政学堂和培养出的船政精英。第四层为船政工业与科技,设置船政轮机车间景观造型,制作展示船政造船成果之船模,介绍船政造船技术的发展过程及科技成果。第五层为“海军根基”,突出近代海军的形成、船政十三厂造舰船的规模数量、地位,船政学堂培养的海军将领。
部分文字与图片来源于互联网
——2016.2.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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