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年春节游福州——萧梁古刹·开元寺

2016年春节游福州——萧梁古刹·开元寺

"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楼台烟雨中。"杜牧诗中感叹的这些寺庙中的一部分，就在福州。福州的佛教历史源远流长。今天是年三十，我将步履定在了古都的记作知名寺院之中，也算为来年祈福吧！

　　佛教于东汉时期传入中国，在三国吴、晋之际传入福州。福州最早的佛教寺院建于西晋太康元年(280年)，有史以来，福州境内名寺遍布、高僧辈出，晨钟暮鼓，梵音袅袅，堪称“佛国”。

福州佛教的发展也曾一波三折。佛教于东汉时期传入中国，在三国吴、晋之际传入福州。唐、宋时期，福州佛教达到鼎盛。《八闽通志》称其：“名山胜地多为所占，绀宇琳宫罗布郡邑”。宋朝时，福州市佛教寺院曾达1625所，僧尼万余人；南北两宋，全国官私共刻有5种不同版本的藏经，福州就占了2种。明朝时，朝廷加强控制，福州寺院废多增少，明末战乱，福州佛教一蹶不振。清朝，福州佛教复苏，并开始向东南亚国家传播。现存于福州的寺庙仍然有将近400所。

大清早，我们首先来到的是福州现存最古老的佛寺——开元寺。

福州开元寺，福州现存最古老寺院，南无消灾延寿药师佛著名道场。曾为皇家寺院、宗庙。寺额“开元寺”三字，出自唐朝名书法家欧阳询之手，笔力险劲，结体紧密，今尚存。日本真言宗祖师空海大师、日本天台宗祖师圆珍大师、印度密宗高僧般若怛罗大师于唐代入华修学之地。闽王王审知、王鏻父子极力护持之古刹。宋代刊刻佛教经典大工程—《毗卢大藏经》全藏。

福州开元寺建于南朝梁太清三年（549年），原为大财主黄守恭的桑树园，后来捐给匡护大师建寺。也因地处市中心，香火相当旺盛。开元寺是福建省现存较古老的寺院。开元寺建造于芝山上。芝山，相传古时因发现此地有灵芝生长故而得名。开元寺因此也曾经称为灵山寺。后改为“大云寺”，唐初又名隆兴寺，唐开元二十三年（735年）改为今名。

开元寺曾是福州历史上规模最大的寺院，其范围东起现井大路，西至现尚宾路，南达三牧坊，北抵现龙山巷，约占当时城区面积的十分之一。
会昌五年（845年），整饬天下佛寺，一州只准保留一寺，当时开元寺在福州规模最大，得以保存。开元寺在历史上遭受数度火灾，寺基逐渐被侵占，到清末，大殿亦焚殿，所存寺宇不及十分之一。民国二十八年（1939年）年，寺复遭敌机轰炸。民国三十年（1941年）和三十三年（1944年），福州两度沦陷，寺更遭毁。幸得雪峰寺宝松和尚下山入寺住持，得存殿宇数椽。民国三十五年（1946年）十一月，这时已是抗战胜利后一年，由群众和南洋华侨捐募重建铁佛殿，并创办佛教医院及佛学图书馆等。佛教医院即今福州市人民医院的前身，其院址是从前的药师殿。1979年重修后，现存铁佛殿、灵山堂和佛化社等数座殿宇。

药师殿： 寺院左侧三进大殿，第一进就是药师殿。匾额为福州陈奋武书，门口有对联曰：千秋香火地；万古老禅林。是上海韩天衡书。药师佛是健康之王长寿之王消灾之王吉祥之王，他有药王和药上两位菩萨常随辅佐，十二神将二十四小时值日随护。历史上，药师佛灵验事迹数不胜数。

开元寺是药师佛信仰中心道场，，据说这座大殿就是一位海外华侨因拜药师治好癌症慨然捐赠100万修建的。现在的福州中医院，前身还是福州开元寺佛教医院，是开元寺前方丈宝松和尚创办的呢。

殿内中央，主供消灾延寿药师佛，佛手一持药罐一持药草。殿内两侧供着数百尊藏式与汉式药师佛，是信徒们永久供奉的。

《药师佛灵签（方）》清朝版

神秘文化——药签：据说，佛家有药师佛信仰，比如福州开元寺，便是古皇家寺院与宗庙，又是著名药师佛信仰中心道场。开元寺有药师签，每一签都是一幅药方，共100签。药签是否灵验，暂不去说，但这一神秘文化，倒值得我们去关注。

灵源尊阁：在开元寺灵源背面东边的小阁中，立着一尊空海铜像。只见大师身着布衣，左手握禅仗，左手拿念珠，脚登草鞋，背负草帽，双目平视，一副长途跋涉、风尘仆仆的神态。铜像通高3.5米，其中身高2.8米，重1.3吨，是日本真言宗信徒出资委托中国航空航天工业部所属南京晨光机器厂铸造的。1993年，日本“日中友好空海像建立奉赞团”一行一百二十多人，专程前来开元寺参加空海铜像的安位典礼。

空海法师（日本平安时代高僧）：空海法师，亦名遍照金刚，日本僧人

。空海法师于延历二十三年（804年），与最澄法师随遣唐使入唐学法，抵唐之后，展转到长安（今西安），后访寺择师，在翌年的三月，拜在青龙寺惠果法师门下，受到惠果法师的倾囊相授，同年十二月，惠果法师示寂，空海于是四处参学，于次年（806年）十月回国，留唐二年多。回国时携回大量的佛教经典，对此后的日本佛教产生重大影响。

       史上的空海法师，亦名遍照金刚，日本僧人，生于西元774年，卒于西元835年（日本平安时代），于十九岁时，因遇到一名僧侣授予“虚空藏菩萨求闻持法”，而放弃已就读一年的大学明经科，加入山岳修行的行列。
空海法师所传的密法受到朝野的欢迎，又因得到嵯峨天皇的支持，在弘仁七年敕准以高野山为真言宗的总本山，作为传法修观的道场，弘仁十四年受赐东寺，积极以东寺为中心，展开弘法活动，因此后人称他所传的密教为东密。他的弘法活动顾及民众，遍及全国。仿中国唐朝于县乡办学，在平安京设立“综艺种智院”，聘请僧俗教师讲授佛儒道，不分僧俗贵贱均可入学，成为日本最早的平民教育学院，同时也是最早的私立大学。
       空海法师尽其一生发挥了多方面的天赋，同时创立了真言宗宏大的教学体系。他主张“即身成佛”，但并非一蹴即成，而是有其次第可循。在《辨显密二教论》中，他提出自己的教判理论，以真言为最高，依次是华严、天台、三论等宗。在《十住心论》一书中，他将一切教法，按信奉者的心境，分成十个阶段，称为十住心；这部书将外道与世间道德纳入整个思想体系中。空海法师示寂之后，真言宗在教理上并无多大变化，后代之所以发生分派，主要是由于修行仪式的日趋复杂引起争执。
       空海法师同时也是一位文艺理论家，其所著《文镜秘府论》体大精深，全书包括序言，天卷（声韵调声说）、地卷（体势论）、东卷、南卷、西卷、北卷几个部分。其内容包括了四声说、调声说（天卷），十七式、十四例、十体（地卷），对属论（东卷和北卷），病犯论（西卷），创作论（南卷）等方面，是日本汉诗学的第一部著作，对后世学者影响深远。
       在最澄和空海两位法师到中国的前后，还有不少僧侣同时来中国求学，所谓的“入唐八家”，就是指最澄、空海、宗睿、惠运、圆行、常晓、圆仁、圆珍等八人，他们所学的都与密宗有关，因此回国后，所传的也都是密教化的佛教，由于教相判释的不同，便形成最澄一派的台密，和空海一派的东密。开启天台宗的最澄，和创立密宗的空海，他们最大的贡献，是将中国传去的佛教加以日本化，使之成为以皇室和国民为重点的国家佛教。

空海法师于公元804年到达中国，向曾经在印度那烂陀寺修行的般若三藏学习梵文，806年归国后，将悉昙体梵文字母传至日本，使得悉昙体梵文字母完整地保存于日本。传说在梵文字母拼写原理的启发下，空海法师发明了日本字母平假名，随着时间的推移，片假名在平假名的基础上也逐渐形成，因此，空海法师为日本文化的发展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此外，他还是有名的书法家，与嵯峨天皇、橘逸势共称三笔。无论是汉字书法还是梵文书法，空海法师都达到非常高的造诣。

开元寺左侧第二进大殿，即大名鼎鼎的铁佛殿。福州开元寺以其悠久的历史和灿烂的文物而闻名遐迩，其中尤以千年巨型铁佛一阿弥陀佛造像最负盛名。铁佛外贴金箔，螺髻敝胸，两耳垂肩，叠掌合坐在莲花台上，法相庄严，容颜慈祥，脸部丰满，颇具唐代风格。这尊铁佛无疑是开元寺的镇寺之宝，因此，开元寺亦有铁佛寺之别称。

铁佛宝殿：铁佛殿内有铁佛一尊，称“阿弥陀佛”，叠掌跏趺坐于莲花台上，外披泥贴，法相庄严。铁佛高5.3公尺，头部实心，身躯空心，人立其肩上，伸手摸不到头顶，估计重量达十万斤以上。清乾隆时陈云程《闽中摭闻》载，铁佛殿前柱子两侧刻有明末举人曾异所撰楹联：“古佛由来皆铁汉，凡夫但说是金身。”

铁佛的铁造年代，不见记载，人们多误认为是后唐王审知所铸的三万斤铜佛（其实王审知所铸的是辟支佛一组共三尊）。清初“海外散人”所写《榕城纪闻》中有一则曰：“顺治十六年（1659年）四月初一日，重建铁佛殿，在佛座下开出银塔一座，上题：‘宋元丰癸正月初一日立，刺史刘瑾。’”据此，铁佛当铸于北宋元丰六年（1083年）之前，也有记载为五代后梁贞明四年。

开元寺铁佛是福建省最大的铁佛，据考证，铁佛是以蜡铸法浇铸，这在当时十分不容易，为研究我国古代冶炼技术提供了一个可贵的实物资料，它充分表现了我国古代人民的聪明和才智。1961年，铁佛列为市级保护文物，现仍完整保存。1980年，重修了铁佛殿。有关大铁佛的民间传说有多种，尤以大作家冯梦龙的“许逊斗孽龙”的故事最为生动感人，流传最广。

开元寺铁佛：铁佛连着莲花座高有5.8米，胸围8.5米，脚围12.5米，头高2米，头的平均直径为1.45米。专家们还测量了铁佛背部洞口壁厚为200毫米，一般前壁都会比后壁厚，推测铁佛前壁厚度可达250毫米。根据数据，估计这尊铁佛重量在30吨以上。地方志记载铁佛高5.3米，宽4米，有10万斤。如果地方志记载的铁佛头像为实心属实，仅铁佛的头像重量估计就可达40吨，这样铁佛将比地方志记载的还要重。目前铁佛结构包含三层，即原始铸件、表面涂层、涂层外贴金络；铸造方法主要采用分段铸造，有的地方采用蜡模铸造法、泥模或沙模铸造法。该铁佛是全国范围内保存最好、最大的古代铸件之一，也是迄今发现的古代最大的铸铁阿弥陀佛，其冶炼技术、雕塑艺术在我国古代都属一流水平，堪称国宝级文物。

由于历史记载说法不一，这也让铁佛的铸造、体重、成分等成了谜。这么大的铁佛，铸造起来很困难，移动就更难了。依照当时的移动水平，专家们认为该尊铁佛极有可能是就地铸建的，铸成后再搭建房子，绝对不可能是外地运进来的。同时，福州是冶金基地，从冶金地（现有的冶山路一带）运输铁等原料到开元寺并不是不可能。根据铁佛可以了解当时福建的冶金技术。按古代铸铁惯例，在所铸器上会留有何时何人所铸的字样，推测在该铁佛脖颈处会留有相关说明。但铁佛经过几次修缮，外表已被石灰等物重重包了起来，根本无法看到那些字样，也已经很难有机会再看到那些字样了，这增加了判断的难度。

　　目前，专家对铁佛的铸造年代持两种观点：一是认为铁佛铸于宋元丰年间（1078－1085）；另一说法则认为，铁佛是唐末闽王王审知所铸。两种说法一直僵持不下。

持北宋元丰年间铸造说的理由有三：一是根据有关文献记载，王审知治闽期间曾于唐天佑三年（（906年）和后唐同光元年（923年）两次大规模地铸造佛像，但这两次记载都是铸造铜像而非铁佛。二是据清代《榕城纪闻》记载，清顺治十六年，重建铁佛殿，于石座下取出银塔一座，上题：“宋元丰癸亥正月初一日立，刺史刘瑾干癸亥四月初一日发开”。由此推断铁佛就是在北宋元丰癸亥年（即元丰六年）落成，当时刺史刘瑾赐银塔置于石座之下。三是据开元寺戒灯法师珍藏的拍干20世纪三四十年代初的铁佛真身照片显示，铁佛面相有世俗特征；衣褶线条繁复折叠多，架装胸部开襟较低；佛像禅定印手心向上。这些均为宋代造像的特征，与唐以前造像之面相丰满，衣褶线条少而流畅，佛像禅定应两手手背向外等特点迥然不同。

北宋铸造说的理由显然并不足够充分。首先，宋代福建经济文化已经是非常发达了，福州又是福建路的首府，如果说开元寺巨型铁佛铸造于宋代，那么，这样一件大事在地方文献上一定会浓墨重彩记上一笔。然而，为什么不见文献记载呢，尤其是像熙淳《三山志》这样修于同一朝代的地方志，为何也不作任何记载呢”？其次，《榕城纪闻》所载，清顺治十六年，重建铁佛殿时，于石座下开出银塔一座，上题“宋元丰癸亥（六年）正月初一日立”。我们认为，银塔与铁佛并不是一件整体事物，任何时候都可以将另一件物品放置于铁佛石座下，假如说，顺治十六年重建铁佛殿时，也将一件物品置于石座下，是否也说明铁佛造于顺治十六年呢？因此，银塔的根据没有说服力，它只能证明开元寺铁佛铸造于北宋元丰六年以前。再次，在中国古代三大石窟中，唐代的佛像也有不少架装衣襟较低的造型艺术，并非北宋所独有。唐代人物画风受吴道子“吴带当风”的影响，衣纹裙带线条特别圆润飘逸，这尊铁佛还是保留了唐末五代的风格。此外，我国古代佛像双手的放法，细分起来有1000多种，所谓手心向上、手背向上、手背向外等佛像双手放法在各个朝代没有绝对的、统一的标准。因此，不能只凭外表就断定铁佛为北宋特征。

如上所述，铁佛铸造于北宋元丰年间的证据明显不够充足，而铸于元丰以后更不可能。那么，铁佛究竟铸于什么时期，在当前尚无确凿的文献记载和其他证据下，我们更倾向于唐末五代铸造说。理由如下：

其一，唐末五代时期，福州有大规模铸造巨型佛像的氛围和背景。王审知父子笃信佛教，治闽期间，增建寺院267所，并用大量的铜铁金银制造佛像钟罄之属。唐天佑三年（906年），王审知于福州九仙山定光多宝塔之右，铸丈六金铜像一尊，丈三菩萨像二尊，铜为内肌，金为外肤。在乌石山神光寺，“王氏用铜六万斤、黄金三百两铸弥勒像，方三丈六尺。”后唐同光元年（923年），王审知析建怀安太平寺，“于城西南张炉冶十三所，备铜蜡三万斤，铸释迎弥勒像”。又用“金银万余两，作金银字《四藏经》各五千四十八卷”。王审知之孙王继鹏，“以黄金数千斤铸宝皇及元始天尊、太上老君像”。）后梁贞明四年（918年）“润王以梦故，炼口口口万斤，以橐衡七十所于城东。故口口口万三丈有七尺，创以金，置太平寺。”此外，还铸造了大量的钟磬之属，此不再赘言。由于王氏父子笃信佛教，遂使阂国时期，福州掀起了大规模的铸造佛像的活动，形成了一种崇佛造像的文化氛围，有人统计当时共铸造大小不等的佛像计3000多尊。这种现象在福建历史上是绝无仅有的，也只有在五代社会分裂割据，中原王朝无遐顾及，闽国作为一个独立自主、经济实力较强的偏霸政权的背景下，才有可能出现这种现象。此后的宋、元、明、清历代福建地方政府，在强大的中央集权统治之下，是没有这种胆魄和实力从事这种极为奢侈、规模巨大，甚可惊动中央的铸造佛像活动。否则，将落个劳民伤时、糜费巨资的罪名。

其二，王氏父子治闽时期所铸造的这些巨型佛像，是铜抑或是铁，仍值得商榷。按照文献的记载，王氏父子数次所铸佛像的材料主要是铜与金，即“铜为内肌，金为外肤”。唯后梁贞明四年（918年）所铸的辟支佛像，因程氏抄本与四库本《三山志》所记缺文而无法知道其材料是铜还是铁，但明崇祯十一年林弘衍刊本《三山志》所记也是用铜铸造。总之，仅照文献的记载，王氏父子所铸这些巨型佛像似乎都是铜像。但笔者对此问题一直存疑。长期以来，福建是一个贫铜富铁地区，据《新唐书·地理志》记载，唐代福建的福唐、尤溪、邵武、将乐、南安、长汀、宁化、沙县等八县有铁矿，尤溪、建安、邵武、长汀、沙县等五县有铜矿，铁矿的数量多于铜矿。当时福建的矿山规模较小，以至唐代全国“凡银、铜、铁、锡之冶一百六十八”，而没有在福建设冶。铜矿既少且规模又小，哪有如此之多的生铜用来铸造这些巨型佛像呢？况且，在铸造钟磐、钱币及生活用品等方面也需要大量的生铜。当时，仅福州一地就新增寺院267所，堪称“东南佛国”，仅寺院所需的钟磐之属就要耗费大量的生铜。1964年在政和县发现了后晋夭福四年（闽王曦永隆元年，939年）铸造的铜钟，重132.5公斤，高92厘米，口径55厘米，至今敲击仍发出浑厚深沉的声音，这显然就是当时寺院所用的铜钟。因此，笔者认为，唐末五代时朝，王氏父子所铸巨型佛像的材料不可能都是用铜，其中有一部分可能就是用铁，只因涂以金身，而混淆不清，以至数百年后的文献记载以讹传讹。这种推理使福州开元寺铁佛铸造于唐末五代成为可能。此外，据清乾隆时陈云程《闽中摘闻》记载，开元寺铁佛殿前柱子两侧刻有明末举人曾异撰所撰楹联：“古佛由来皆铁汉，凡夫但说是金身”，此联含义是双关的，其中含义之一是说佛像原本是铁铸的，因涂以金身，而被坊间传为金铜所造，这是否可以印证铸于唐末五代的铁佛，因涂以金身，而后人及后世文献记载均以为是铜铸而以讹传讹呢，其三，唐末五代时期，福建社会经济得到长足的发展．为大规模铸造佛像提供了坚实的经济基础。王审知治闽期间，实行保境息民、鼓励农桑和轻摇薄赋政策，大大提高了劳动人民的生产积极性。经过农民的辛勤开发，当时福建境内出现了“汗莱尽辟，鸡犬相闻，时和年丰，家给人足”的景象。由于社会稳定，吸引了许多战乱中的北方汉人入闽，带来了先进的手工业生产技术。闽国作为一个封建割据小王朝，曾设立一个官方手工业机构——百工院，百工院兼容南北工匠，并蓄百工技艺，促进了福建手工业生产的发展。这一时期，福建矿冶业、制茶业、制盐业、制瓷业、造船业、纺织业等主要手工业部门的生产及其技术水平都得到充分的发展和提高。王审知为了鼓励商业贸易，发展经济而创造了种种便利条件，史称“公（审知）尽去繁苛，纵其交易，关畿鹰市，匪绝往来，衡麓舟绞，皆除守御，故得填郊溢郭，击觳摩肩，竞敦廉让之风，骤睹乐康之俗。”同时，王审知十分重视发展海外贸易，为了“招徕海中蛮夷商贾”而开辟了甘棠港。还在福州设置榷货务，专门处理外商贸易事务。任三品官张睦领榷货务，张睦任职期间，“佑审知甚忠，能与抢掠之际，雍容下士，招蛮夷商贾，敛不加暴，国用日以富饶。”

王审知治闽期间，由于政策得当，使得福建社会稳定，经济发展，百姓“家给人足”国家“旧以富饶”，拥有了比较强大的经济实力和技术能力从事大规模的铸造巨型佛像活动。

开元寺左侧第三进大殿......

宝松禅师纪念堂：寺内的宝松禅师纪念堂建于1992年，纪念1946年重建铁佛殿以及创办佛教医院、佛学图书馆的宝松和尚。
宝松和尚：俗名陈开熙，长乐人。清光绪十七年(1891)生于福州，27岁出家，在鼓山涌泉寺受戒为僧。先后任雪峰崇圣寺、槟城极乐寺及林阳寺住持。民国时期，福州名刹开元寺被当作监狱。民国30年(1941)宝松挺身而出，为恢复古刹同当局交涉，虽几经挫折，但毫不气绥，坚持说理斗争，终于使名寺重光。民国36年11月，宝松在修建开元寺的同时，在寺内创建福建佛教医院。翌年，他为募资扩建开元寺和佛教医院，远渡南洋，遂留海外。先后栖身于新加坡极乐寺的念佛堂、马来西亚的明远莲社。1962年移居锡怡保的东莲小筑。同年7月29日子夜，发愿祈祷世界和平，消灭核战争，率徒广稀一道舍身自焚。此举对世界和平运动产生一定的影响。

开元寺内建筑布局：外山门、内山门、药师殿(灵源阁)、铁佛殿、毗卢藏经阁、观音阁、四面佛阁、明旸法师图书馆、宝松和尚纪念楼、提润和尚纪念楼、108罗汉堂、观音苑、禅悦斋、僧寮。

开元寺内有许多珍贵文物。寺门口的“开元寺”牌匾，据说为唐代大书法家欧阳询所书。刚刚在铁佛殿介绍的铁铸的“阿弥陀佛”坐像。开元寺还遗留下来宋代石槽3个，系香积厨内所用的贮水槽，其一为宋大观二年（1108年）所制，上镌铭文52字，为古代石器题识之罕见。此外，寺中还有宋代七层石塔；宋代石槽；明式阁楼；清代殿堂。

开元寺山门右侧台阶上为观音阁，还有一尊四面佛......

提润和尚纪念楼：提润法师俗姓林名春发，1923年出生于福州市郊一户农民家庭，幼年勤奋好学，但由于家境清寒，为生活所逼，只好辍学随父从事竹器制作工艺。父母笃信佛教，经常带着他到附近各寺庙进香，在耳濡目染之中，他渐渐地对庄严的出家生活起了向往之心。13岁那一年，瞒着父母，在福州涌泉寺一位老和尚的引领下，于闽侯县雪峰寺出家，法号提润。翌年在素有“八闽首刹”之称的鼓山涌泉寺受具足戒。
　　在佛门中严格修学的提润法师，道德学问颇有长进，后因目睹隐于高山密林间的出家僧众，求医困难，有时候仅因为一些小病而死亡，遂激起了他学医济世救人的大愿。19岁那一年，他到闽东寿宁县三峰寺，跟随擅长中医的明洁法师学习医道，并精研《黄帝内经》、《金匮要术》、《伤寒论》等唐宋元著名的医学著作，更常随明洁法师上山采药，一方面行医深入乡间，一面藉以弘扬佛法。
　　1956年，提润法师34岁，正式于福州金山寺挂牌行医，救助治愈患者无数。1958年在福州开元寺驻锡，并于七十年代初受聘为当地鼓东接到卫生所中医师。目前提润法师除了是福州开元寺住持之外，还是福建省佛教中草药医院筹委会主任及肿瘤科主任，并且是福建省佛教协会副会长。
　　提润法师驻锡的福州开元寺，是前任住持宝松和尚创办的大陆首家佛教医院所在地，1962年宝松和尚为祈求世界永久和平，在马来西亚舍身自焚，震惊世界。为了续宝松和尚的遗志，1989年提润法师继任福州开元寺住持后，便在寺中创办了“福建省佛教中草药医院肿瘤科”，主治各种恶性肿瘤。
　　大方公开治癌草药，希望众生皆平安：半世纪以来的临床经验，加上首席各种山草药的特性，提润法师特别注意草药在止痛、消肿、解毒和开胃等方面的功能，大胆地尝试利用各种草药的特性，配合中医的理论，诊治癌症。在行医初期根据病人的罹症征状，如肿块、食不下咽等现象，以中草药的开胃、通便为宗旨，事实证明效果良好，更加坚定朝这方面钻研的信心。
　　有关提润法师的治癌的山草药，他大方公开秘方，在治癌的山草药中，提润法师所用的不乏白马骨、一枝黄花、平地木、马鞭草、绣花针和半支莲等等，在诊治的过程中，以避免并发症的产生为前提。
　　接受提润法师处方的癌症病患，最重要的前提使禁食任何补品，饮食以清淡为主，最好是以全素配合，这样才能让山草药彻底地清除体内恶性物质，以达排泄淤积的目的。长久以来，癌症一直被医药学界认为是最难医治的绝症，但在提润法师多年的研究下发现，并且相信山草药能够治癌，把癌细胞攻破，从而排出体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