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年春节游福州——于山·补山精舍（十九路军筹划福建事变旧址）

       一、福建事变期间中国共产党与十九路军建立了初步合作关系

       1 、中国共产党与十九路军早期的关系和共产党领导的抗日反蒋运动对十九路军的影响，为福建事变期间双方建立合作关系奠定了基础。

       十九路军的前身是粤军第一师第四团之一部，北伐战争时扩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四军第十师，曾在中国共产党直接领导的叶挺独立团的影响和配合下，屡建战功。攻克武汉后，他们扩编为第十一军。当时在蒋光鼎、蔡廷锴领导的第十师中有一部分中下级军官是共产党员，如第三十团团长范孟声和廿八团、廿九团徐石麟、朱恶紫、于以振等。大革命失贩后，第十师在中国共产党的努力争取下，曾一度加入南昌起义军的行列，师长蔡廷锴兼任起义军参谋团成员、第十一军副军长和左翼总指挥等职务。

       1930年底，中原大战刚结束，十九路军被蒋介石调往江西参加第一至第三次对中央苏区的“围剿”。这时，一些共产党员通过各种渠道潜入该部队，如郑乃之（原名郑雄冠）、游毓桢等。他们互相联系，开展零星活动，曾“在江西几次兵变计划不成。”

       “九·一八”事变爆发后，共产党连续发表了抗日宣言，在全国掀起了抗日反蒋怒潮。随着全国抗日反蒋浪潮的高涨，国民党营垒中的抗日反蒋情绪也在不同程度的增长，陈铭枢等曾声言与共产党、红军妥协。

       “一·二八”事变后十九路军由拥蒋转向反蒋，他们违背蒋介石的不抵抗政策，自动奋起抗战，在上海和全国人民的热情支援下，给日军以重创。中国共产党对十九路军的抗日行动予以极大的支援，与十九路军的地下中共党员接通了关系，派了不少党员加入十九路军。此外，还派潘汉年同志为代表，与十九路军政治部主任徐名鸿就合作抗日问题进行谈判。

       1932年6月，十九路军奉蒋介石之命入闽“剿共”，针对十九路军既反共又反蒋，中共中央采取从政治上分化瓦解，军事上予以坚决反击的策略，在十九路军入闽不久即发出《为十九路军调闽致福建各级党部信》，提出争取十九路军士兵“哗变到红军中去”的主张。

       1933年初，为反对日寇入侵华北，戳穿蒋介石制造“红军扰乱后方”的反共宣言，苏维埃中央政府和工农红军发表《共同抗日宣言》，提出“共同抗日三条件下”，“中国工农红军准备与任何武装部队订立作战协定，来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福州中心市委指示各地党组织“要把这一口号去发动广大士兵的革命兵变，特别是对进攻闽西北的十九路军和五十六师等中心部队进行宣传”。十九路军领导人“获悉之后，寄以新的希望”，感到“如今红军敞开大门，我们迫切需要和中共建立密切的关系”。

       总之，民族危机的加深，全国抗日浪潮的不断高涨，中国共产党与十九路军的关系和对十九路军的影响，这些都为十九路军作出联共抉择，双方建立合作关系奠定了基础。

       2、双方合作关系的建立与《初步协定》的实施

       1933年6月26日十九路军同中华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及工农红军签订了《反日反蒋的初步协定》，它标志着共产党与十九路军形成了初步合作关系。这一协定是十九路军根据中国共产党方面的建议，派徐名鸿为十九路军的全权代表，由陈公培陪同前往瑞金中央苏区与中共中央谈判，周恩来、叶剑英负责谈判工作，潘汉年和徐名鸿代表双方草签的。毛泽东出面接待了陈公培和徐名鸿。协定宣称“双方为挽救中华民族之危亡，反对帝国主义殖民地化中国之阴谋，并实现苏维埃政府及红军屡次宣言，准备进行反日反蒋的军事同盟，因此，订立初步协定条件”。

       《初步协定》草签后，陈铭枢等人认为发动事变的时机已经成熟，根据《初步协定》第五条关于“在初步协定签订后，福建省政府及十九路军即根据订立协定原则发表反蒋宣言，并立即进行反日反蒋军事行动之准备”的规定，分别在香港、福州、漳州等地召集有关人员会议，讨论发动事变的问题，李济琛、黄琪翔等各方反蒋人士纷纷赴闽。1933年11月20日，福建事变爆发。22日，“中华共和国人民革命政府”宣告成立。

       根据《初步协定》第六条关于“初步协定签订后，互派全权代表常川互驻”的有关规定，中国共产党即派潘汉年为代表，黄火青为秘书，驻入十九路军总部内。潘、黄对福建事变前后的情况作了考察，多次将情况报告中共中央。潘汉年与福建人民政府领导人还就政治、军事、外交、经济等问题进行了广泛的磋商，并做了一些推动事变领导人的工作。

       根据《初步协定》第一条关于“双方立即停止军事行动，暂时划定军事疆界线”等规定，1933年11月下旬中国共产党代表张云逸、方方与福建人民政府闽西善后处代表陈小航在长汀进行谈判，签定了《闽西边界与交通条约》。条约对双方军事疆界线的划分，驻兵的限制和双方人员来往等问题，作了具体规定。毛泽东在接见陈小航时，请福建人民政府方面在贸易等问题上予以帮助。

       根据《初步协定》第二条关于“双方恢复输出入之商品贸易，并采取互助合作原则”的规定，苏维埃政府财政部长林伯渠和国家银行行长毛泽民派“中华商业总公司”总经理赖祖烈和副总经理刘秉奎前往龙岩与闽西善后处负责人陈小航、傅伯翠商谈贸易事宜，达成了双方在物质贸易方面互通有无，不受控制区域运输限制的口头协议，从而打通了从闽西苏区到闽南沿海的贸易通道。

       根据《初步协定》第三条关于“福建省政府及十九路军方面，立即释放在福建各牢狱中的政治犯”的规定，福建人民政府于1933年12月1日发布了《大赦令》，指出“反对卖国贼蒋介石及其御用的国民党”“毫无犯罪之可言”。先后释放了在押的全部政治犯，其中包括中共方面青年团员马立峰、范式人、蔡明善等数十人。

       除上述方面外，双方还就“谁领导谁”和“双方人员往来，互负保护安全之责” 以及“福建省政府及十九路军方面，赞同福建境内革命的一切组织之活动”等问题进行合作商谈。双方之间的合作进一步促进十九路军等抗日反蒋势力把本来向着红军的火力掉转向蒋介石和日本帝国主义，使福建各地革命武装力量得到了较大发展。

       二、中国共产党领导层内部对十九路军和福建人民政府问题上的意见分歧

       中国共产党在推动十九路军反蒋抗日方面做了一定的工作，在与十九路军谈判，以至签订协定的过程中，提出了一些比较切合实际的意见。但是，在对待十九路军和福建人民政府问题上，当时的中共领导层内部存在着分歧。一种意见以为十九路军的反叛，使红军多了一支友军，中共多了一个盟友；另一种意见以为他们搞的是“社会民主党”、“第三党”，要坚决予以斗争、揭露。

       1、毛泽东、彭德怀提出出击苏浙皖赣等支持十九路军主张

       福建事变爆发，从政治上、军事上给蒋介石集团以沉重打击，蒋介石惊恐万状，为阻止连锁反应，决定暂停对中共中央苏区的第五次“围剿”计划，自任“讨逆军”总司令，派军队进剿十九路军。这时的政治、军事形势对于建立广泛的抗日反蒋统一战线和红军打破第五次“围剿”是十分有利的。毛泽东根据这一客观形势，提出“红军主力无疑地应该突进到以浙江为中心的苏浙赣地区去，纵横驰骋于杭州、苏州、南京、芜湖、南昌、福州之间，……粉碎其向江西根据地的进攻，并援助福建人民政府—─这种方法是必能确定地援助它的”。彭德怀的见解与毛泽东相似，主张实践中国共产党与十九路军达成的协议，在军事上与十九路军配合作战。并提出集中一定兵力向闽浙赣边区进军，支援十九路军的福建事变，推动抗日运动，遏制蒋介石的第五次“围剿”计划的实施。毛泽东、朱德在《致福建人民革命政府与十九路军的第一电》中指出：“我们苏维埃政府和工农红军准备在任何时候同你们联合，同你们订立作战的军事协定，以反对与打倒我们共同敌人一一日本帝国主义与蒋介石的南京国民党政府”。但是，他们的这些正确主张却由于当时中共临时中央左倾关门主义者的反对而没能实行。

       2、共产国际与其驻上海军事顾问团及王明“左”倾教条主义者对事变采取关门主义方针

       福建事变前后，正是王明“左”倾教条主义在中国共产党内占统治地位的高峰时期，他们对事变采取“左”倾关门主义方针。共产国际与其驻上海军事顾问团认为福建人民政府是“反革命派别”，其目的“无非为一种诱取中国民众之企图”。直到福建事变接近尾声时，共产国际在《福建局势估计与策略意见》的电报中仍坚持其错误主张。“左”倾错误的领导者在接到共产国际指示后，更加无视客观形势和与十九路军已建立的初步合作关系的实际情况，全面推行关门主义的方针。他们认为，“在新的欺骗把戏之下，来挽救福建的反动统治，是此次事变的主要原因”。对“福建人民政府”性质也作了错误的论断，认为“福建政府代表着如国民党统治的区域其他地方的政府所代表的同样的阶级，就是豪绅地主资产阶级的武装部队”。还把“福建人民政府”的纲领看成“民族改良主义的政纲，完全是一种新式的欺骗”等等。他们不仅对福建人民政府的政治措施采取抨击、排斥等错误做法，当蒋介石调动军队以十五万人“讨伐”仅有五万人的第十九路军时，在军事上也没有给第十九路军以积极的配合和援助。十九路军由于失去红军的支持，成了一支孤军，最终被蒋介石消灭。

       三、福建事变对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统一战线工作的影响

       1、福建事变为中国共产党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提供了宝贵的经验教训

       福建事变爆发后，蒋介石最怕的就是十九路军与红军的联合。当时蒋介石企图通过发动第五次军事“围剿”达到一举消灭红军的目的。尽管这次“围剿”情况相当严重，但红军仍然有粉碎敌人“围剿”的条件，一方面是红军已比过去强大，另一方面红军有了丰富的反“围剿”经验。当十九路军发动“福建事变”时，蒋介石慌忙调集“围剿”中央苏区的九个师和宁沪杭的两个师去“讨伐”十九路军，在中央苏区的东线和江浙地区的兵力因此薄弱，此时正是红军打破敌人“围剿”计划，进而夺取第五次反“围剿”胜利的有利时机。可是，在王明“左”倾教条主义者的错误指导下，红军和十九路军失去了在军事上进一步合作的机会，蒋介石在消灭了异己十九路军之后，集中兵力再度向中央苏区发动“围剿”。结果是红军第五次反“围剿”失败，被迫长征。这对中国共产党来说是一次巨大的损失和教训，正如叶永烈先生在《历史选择了毛泽东》一书谈及“福建事变”时对这一情况描述的那样，“坐失良机，良机坐失！那年月，中共临时中央‘左’得历害，把盟友推向敌人一边”。中国共产党不能不从这惨痛的失败中总结经验教训。1935年8月1日，当红军还在长征途中的时候，中国共产党以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和中共中央的名义发表了《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即“八一宣言”，明确地提出了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宣言把1933年提出的“共同抗日三条件”发展成为全民族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同年10月28日，毛泽东、朱德又分别代表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和中国工农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联合发表了《抗日救国宣言》，宣言再次重申，“不论任何政治派别，任何武装队伍，任何社会团体，任何个人，只要他们愿意抗日反蒋，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和中国工农红军愿意同他们签订抗日作战协定，并共同联合起来，组织抗日联军与国防政府，实现抗日救国十大纲领”。1935年12月，红军长征到达陕北之后，毛泽东在陕北瓦窑堡党的活动分子会议上的报告中，总结了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遭受严重挫折的基本原因，在批评党内那种认为中国民族资产阶级不可能和中国工人农民联合抗日的错误观点时指出，“无论蔡廷锴们将来的事业是什么，无论当时福建人民政府还是怎样守着老一套不去发动民众斗争，但是他们把本来向着红军的火力掉转去向着日本帝国主义和蒋介石，不能不说是有益于革命的行为”。这些都为中国共产党在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建立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夺取抗战最后胜利起了重要的推动作用。

       2、福建事变为多党合作制打下了良好的基础，为事变领导人及其他爱国民主人士走上与中国共产党合作铺平道路。

       福建事变虽然失败了，但事变本身使中国共产党看到了国民党方面的抗日反蒋情绪和力量，看到了代表民族资产阶级和城市上层小资产阶级利益的中间党派势力，在中国共产党影响下推动历史进步的积极作用。为此，当事变失败后，中国共产党方面仍积极进行争取十九路军余部的工作。如驻闽代表潘汉年、张云逸曾与福建人民政府领导人进行最后磋商，希望能挽回局势；周恩来对“左”倾领导者的“昏君”做法十分气愤。认为他们把党的抗日合作三条件当作儿戏，是失信于天下。曾代表苏维埃中央政府殷切希望福建人民政府失败诸人继续与苏维埃合作反蒋，并通过十九路军驻瑞金代表尹时中电告蔡廷锴“打起红旗继续革命”，请他来苏区；潘汉年在十九路军撤出福州时，曾与梅龚彬等人一起去香港，推动福建事变的诸领导在香港继续开展反蒋抗日活动等等。这些不仅为以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制打下了良好的基础，也为福建事变领导人及其他爱国民主人士走上与中国共产党长期合作铺平道路。闽变后，李济深等人继续闽变未竟之事业，从事反蒋活动。此后，蒋介石要反共，他们则要联共反蒋；蒋介石要独裁，他们则力争民主。抗战胜利后，蒋介石要打内战，他们则为和平奔走呼号；蒋介石要投靠美帝国主义，他们则积极反对美帝侵华，反对蒋介石集团的卖国行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李济深、蔡廷锴、陈铭枢、蒋光鼎等爱国民主人士和民主党派领导人，分别担任了中央人民政府、全国人代会委员会、全国政协、国防委员会等重要领导职务，与中国共产党一起参政议政，领导新中国建设。  





        戴笠与福建事变：
　　1932年初，以蔡廷锴为军长的第十九路军在“一·二八”淞沪抗战中，英勇杀敌，使日本军队遭到了极其惨重的损失，迫使日本政府三易其帅。虽然，十九路军的举动振奋了全国人民抗日的士气，但由于蔡廷锴等人抵制了不抵抗政策和坚持了抗战的立场，引起了蒋介石的不满。这年的5月，蒋介石强令十九路军的三个师分别开往江西、安徽和湖北，以此欲削弱第十九路军的影响。对此，蔡廷锴等人据理反对。尽管蒋介石后来修改了命令，但还是把十九路军调往福建。蔡廷锴率十九路军进入福建后，在蒋介石的催逼下，利用福建红军入赣作战的空隙，占领了闽西和闽北两个根据地的不少地方。不久，红军主力由江西东征福建，先在闽西连城等地歼灭十九路军第七十八师约三个团，继而在闽北又歼灭两个团，并围困顺昌等县城，直接威胁福州。
　　这时，蔡廷锴才明白过来蒋介石是想让红军来消灭十九路军，他这是中了蒋介石的计谋。于是，蔡廷锴毅然决定把“反蒋抗日反共”的方针改为“反蒋抗日联共”，同时采取积极的步骤派人与红军联络，并与红军实现了停战。在此基础上，蔡廷锴与由香港入闽的李济深等反对蒋介石的人士反复商量后，决定举旗成立新政府。1933年11月20日，在福州南郊公共体育场召开大会，发表了《中国人民临时代表大会人民权力宣言》，决定成立中华共和国人民革命政府，并推荐李济深为人民革命政府主席，蔡廷锴等11人为委员。
　　福建事变和福建人民政府的成立，在全国以及海外引起了很大的震动。
　　戴笠在福建事变前，已注意到福建方面的异常情况。他曾在福建事变发生的两个月前，就多次下指令给香港区和华南区的特务处的下属组织，要他们密切注意李济深等人活动以及与十九路军之间的密切接触。同时，还抽调大量的特务人员南下，以加强香港区和华南区的力量。为防不测，戴笠还在福建的浦城和厦门成立了两个特务处的直属组，进一步严密了对十九路军的监视。由于戴笠提供的情报及时准确，福建方面的异常情况引起了蒋介石的高度重视。他多次致电十九路军查问情况，见没有回音后又派飞机到福州，要接蔡廷锴到庐山见面，蔡廷锴又以身体有病推辞了。过后，蒋介石又派人给十九路军送去了五十万军费，想以此达到拉拢的目的，但也没能奏效。蒋介石心里明白，如果福建方面有事变，那么广东、广西、四川以及北方的反对蒋介石的势力就会联合起来，到那时这后果就不堪设想了。为此，蒋介石又派出自己的座机到福州接蔡廷锴到南昌会面，但他没有想到的是座机到福州后就被扣留了。
　　蒋介石被激怒了，但他又左右不了福建方面的形势，只有向戴笠不停地催要情报。
　　当蒋介石从戴笠发来的电报中得知福建事变已发生时，他正在江西怃州前线指挥部队与红军作战。那份电报没有多少字，可蒋介石反复地看了多遍，而且神色也异常紧张，嘴里不停地说：“糟了！糟了！”过后，蒋介石在作战指挥室里不停地来回走动，看他那样子对福建发生的事变有些心有余而力不足。据蒋介石身边的人说，福建事变发生的起初几天时间里，蒋介石看得最多的是那本《剿匪手本》。每日晚餐后，蒋介石问得最多的是戴笠来电报的数量，只要有他每份都要细看。当蒋介石从戴笠来的电报里得知，十九路军在福建发起事变后只是空喊口号，而且全国其他的地方反对蒋介石的派系没有响应福建事变的迹象，加上在江西的红军也没有出现配合福建方面而进行反攻，蒋介石的心情开始好转了。他对边上的人说：“这下可好了，敌人孤立无援，我也可透口气了。闽变不平则天下不安矣。”于是，透过气来的蒋介石调集了三路大军向福建开进，同时急电戴笠组织力量潜入福建，用釜底抽薪的办法对十九路军的高级将领进行策反，彻底瓦解“福建事变”。
　　戴笠接到蒋介石的命令后，立即将在北平的特务处副处长郑介民紧急召回，向他婉转转达了蒋介石要他去福建主持策反活动的意思。因为早在十九路军奉命开赴福建时，戴笠就利用郑介民在十九路军中有许多广东老乡的有利条件，先后介绍了数十名特务处的人员到十九路军中任中下级军官。为了达到长期隐蔽的目的，只有其中少数人是通过特务处直接安排的，大多数人是由郑介民以个人关系派遣过去的，这些人平时不与特务处来往只与郑介民个人保持联系。此时，要启用这些潜伏人员，当然只有郑介民前往最为合适。当郑介民明白了戴笠的意思后脸上有了难色，他认为十九路军历来是广东人的天下，其中相当多的人都认识他，也了解他现在所做的工作，这个时候让他去福建还不等于上门送死！郑介民不愿前往福建的另一个理由是，通过他的关系派往十九路军的那些人中，有些已一年多没有联络过了，如果其中有人已叛变，他上门去岂不自我暴露身份。为此，任凭戴笠如何做工作和威逼，郑介民在去福建的事上就是不表态。此时，蒋介石又一日数次查问去福建之事的落实情况。情急之下，戴笠只得决定自己潜赴福建主持这次行动。
　　几天后。戴笠带着从特务处上海区抽调来的沈醉和副官贾金南以及数名卫士，秘密到达了福建厦门的鼓浪屿。
　　戴笠选择鼓浪屿作为策反和瓦解十九路军的指挥中心是有他的考虑的：一是这里早就有特务处的情报人员，在监视十九路军活动方面获取过许多有价值的情报，特别是“福建事变”发生后的情报都是由这里报到戴笠处的；二是十九路军在厦门的军事力量比较薄弱，特别是马尾和厦门两个军事要港在战略上颇为重要，十九路军本应派重兵防守，但由于兵力有限已无暇顾及；三是鼓浪屿如同上海的租界，外国的势力很大，十九路军鞭长莫及，便于情报工作的开展和隐蔽。此时的戴笠心里非常清楚，策反“福建事变”这么大的行动对他来说是第一次，如能在这次策反中达到不战而屈人之兵的目的，那么他会声名大振，地位将更加巩固，也更能得到蒋介石的重视。所以，戴笠在梳理和接通原先打入十九路军内部的各种关系后，每天穿着长袍，扮成富商模样，带着枪法极好的警卫奔走于闽南乡间。
　　当时，福建的形势是四分五裂，地方政权是土劣横行，由于全省没有蒋介石的嫡系部队，地方土著和杂牌军队更是雄峙一方，其中势力较大的几方加在一起约有四万多人。这些土著和杂牌军先后受过红军和十九路军的打击，有的甚至被击溃和收编。为此，这些土著和杂牌军对红军和十九路军几乎都有着仇视和恐惧的心理。戴笠离开南京时，带去了大量的银洋和盖有军事委员会印章的委任状。他利用这些土著和杂牌军急于想找靠山和想升官发财，用这些银洋和委任状逐一将其收买过来，以协助中央军与十九路军作战。这些杂牌军虽然成事不足，但他们善于扰乱后方和封锁道路，使十九路军在其后的作战中吃尽了苦头。此外，福建还有一类地方武装叫“民团”，他们既不是老百姓的队伍又不是完全的土匪，大都是由当地富豪劣绅牵头组织起来，保护当地安全的武装团队。戴笠到厦门后，看到这些“民团”数量众多，分布又很广，觉得大可短期给予利用。于是，也给这些“民团”的头子发了委任状，让他们对十九路军进行侧击和偷袭等活动。
　　与此同时，戴笠还积极地对十九路军内部的高级将领进行策反。当时驻守漳州、厦门的警备司令黄强，原来是蔡廷锴的参谋长，但黄强的妻侄周昭琼却是戴笠手下的人。戴笠遂带着周昭琼去了漳州，说服了黄强。此外，戴笠还通过黄埔同学关系，对十九路军总部副参谋长兼参谋处长范汉杰进行了策反。成功后，戴笠又通过范汉杰把十九路军总部译电科科长李道生拉拢了过来。结果，李道生不但把十九路军内部的所有来往电报向戴笠密报，还把参谋处和译电科掌握的所有密码本偷出来交给了戴笠，弄得十九路军在关键时候无法向所属部队下达作战密令。此外，戴笠还充分利用国民党上层的关系做十九路军高级将领的工作。如，曾通过南昌行营参谋长熊式辉用老乡的关系，买通了十九路军第六十一师师长毛维寿；通过南昌行营秘书长杨永泰利用朋友关系，买通了十九路军第四十九师师长张炎等……戴笠还用郑介民暗插在十九路军四十九师任副团长的欧剑城，直接与四十九师师长张炎通上了电话，转达了蒋介石对张炎的倚重，以及事成之后升官晋级的许诺。张炎是明白人，当即在电话里表示愿意立功赎罪。接着，戴笠通过张炎的关系，多次与十九路军的各师师长联系，促其叛变为中央政府效力。不久，经过戴笠的努力十九路军第七十八师师长也被拉拢了过来。就这样，在戴笠一番细致而又大胆的活动后，十九路军的主要将领均与戴笠建立了关系，并都表示归顺中央脱离蔡廷锴的控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