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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春节游福州——三坊七巷·林觉民故居(冰心故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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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春节游福州——三坊七巷·林觉民故居(冰心故居)
        林觉民故居:坐落于福州历史风景区三坊七巷。林觉民、冰心、林徽因曾先后在此居住,现被列为国家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故居位于福州市鼓楼区杨桥东路17号,清代建筑,坐西朝东,占地面积694平方米。主体建筑康为三进,现仅存二进,四周有风火墙。第一进与第二进之间有一长廊,廊两旁种有翠竹。第三进大厅两旁各有前后厢房。天井两旁为自成院落的南、北院。林觉民与妻子陈意映住在西南隅一厅一房。厅与房前有小天井,小天井南端的卧房窗外有花台(昔时种植腊梅)。小厅有门东通“紫藤书屋”。故居原系林觉民祖居,当年林觉民被捕的消息传回福州,其养父林孝颖带着家眷,慌忙变卖宅邸搬家。他们搬到了三坊七巷南头一条叫早题巷的小巷。而买下林家老宅的谢銮恩,也是举人,他的孙女叫谢婉莹,当年11岁,一起搬了进来。她就是后来的冰心。近代才女林徽因(建筑师、教授、诗人、作家,夫婿梁思成)作为林觉民的侄女也曾在此居住。2006年公布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林觉民在《与妻书》中有此描述,“回忆后街之屋,入门穿廊,过前后厅,又三四折,有小厅,厅旁一室,为吾与汝双栖之所。初婚三四个月,适冬之望日前后,窗外疏梅筛月影,依稀掩映……”
        冰心在《我的故乡》里对此地有这样的描述,“具有很典型的福州民宅特点,除中轴建筑外,左右两旁还有许多自成院落的房屋,每个院落都有水井;北院之西还横亘着一列生西朝东的双层楼房,楼房之西为花园”。我看着就想起北方典型的四合院,然而北方的四合院里涌动大片的阳光和风沙,喧闹着的人生,只有在夜深人静时黄黄的毛月亮才摇碎一地槐花的清香。这里却是安静的——青石板铺地,假山点缀,花木扶疏。临窗一角,竹影摇曳,梅溪沁寒。这幽静的居处是主人寄托心志的场所,林孝颖,即林觉民的养父像所有封建文人一样,虽满腹经纶,却注定了落魄沮丧。觉民,据说少时就聪颖过人,读书是过目不忘。林孝颖曾泯灭的“入仕”愿望便日益坚定,他认定,如果林家要重振雄风,那么这个人就是林觉民。”
        林觉民(1887-1911):字意洞,号抖飞,又号天外生,汉族,福建闽侯人。少年之时,即接受民主革命思想,推崇自由平等学说。留学日本期间,加入中国同盟会。1911年春回国,4月24日写下绝笔《与妻书》,后与族亲林尹民、林文随黄兴、方声洞等革命党人参加广州起义,转战途中受伤力尽被俘。后从容就义,史称“黄花岗七十二烈士”之一。
       园内一块巨石上刻着“一座宅院两位名人”:同一片屋檐下,先后走出两位大写的人;一位为砸烂旧世界,而英勇处死;一位为建造大爱屋,而毕生从文。一位秉血荐轩辕的男儿志,投绝笔为檄;一位为照亮同胞的生命路,举桔灯为炬。前者林觉民,男,为有牺牲而永生,享年廿四岁。后者冰心,女,为有爱心而长寿,享年一百岁。

 

       这是林觉民故居一进前厅堂,正中间楹联篆刻着“立修身志,存忠孝心”。林家世代书香,林觉民从小过继给叔父林孝颖,受其叔父谆谆教导。林孝颖曾受聘担任过陈宝琛主办的全闽大学堂(今福州一中)的国文教师,林觉民还有一个大名鼎鼎的堂侄女——近代福州三大才女之一林徽因。 

       林觉民故居厅堂两边的厢房,现辟为陈列展室,第一展室展现广州辛亥革命背景、第二展室展现林觉民生平介绍。回廊两侧各有一组照片。西侧依次是林觉民、林尹民、林长民三位堂兄弟,东侧是林徽因。林觉民与林尹民同为黄花岗七十二烈士,不用多说。林长民也不是等闲之辈,毕业于日本早稻田大学,专修政治经济,民国初期中国政坛上颇有影响力的人物,著名国际学专家,福建法政学堂的创始人。

  五四运动爆发之前,在国内各派政治势力围绕铁路统一案和山东问题的斗争中,林长民起了很大作用,他与五四运动的发生、发展关系密切。林徽因,林长民之女,主持设计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徽和人民英雄纪念碑,清华大学建筑学院创建者,与其夫梁思成被并视为现代中国建筑学的创始人,与冰心、庐隐并称为福州三杰而享誉民国文坛。名声虽大,但与这座宅院其实并没有太大的联系。光绪年间,林徽因祖父林孝恂到杭州当官后,便已全家迁出。此后林徽因生于杭州、游学欧美、定居北京、避难西南。终其一生,仅于1927年婚后回过福州短短一个月,而其时故居早已易主,林徽因可能连门都没跨入过。


       广州起义(黄花岗起义):中日甲午战争以后,以孙中山为代表的革命派登上了历史舞台。19世纪末,辛亥革命元老中国现代教育奠基人何子渊、丘逢甲等人开风气之先,排除顽固守旧势力的干扰,成功创办新式学校。随后清政府迫于形势压力,对教育进行了一系列改革,于1905年末颁布新学制,废除科举制,并在全国范围内推广新式学堂,西学逐渐成为学校教育的主要形式。教育方式的根本性变革,从思想体系上动摇了满清皇权的根基,大批思想进步锐意创新的社会精英及血气方刚的年轻新锐为后来风起云涌的革命积蓄了巨大能量。
       从20世纪初开始,革命就成了不可阻挡的历史潮流。革命党人不断利用会党和新军发动武装起义。1906年12月起,同盟会推动和领导了规模巨大的萍浏醴起义、潮州黄冈起义、惠州七女湖起义、防城起义、镇南关起义、钦廉上思起义、河口起义。光复会也在1908年11月发动安庆新军马炮营起义。这些起义因准备不足,敌我力量悬殊而归于失败。1910年2月,同盟会员倪映典率广州新军3000人起义,又遭失败。连续的挫折,使少数革命党人对前途失去了信心,转而走上暗杀道路。
       1910年11月13日,孙中山在马来半岛的槟榔屿召集赵声、黄兴、胡汉民、邓泽如等中国同盟会重要骨干会议,决定集同盟会精英,在广州起义。
       1911年1月,黄兴、赵声、胡汉民在香港成立起义领导机关——“统筹部”,并在当时的香港屯门青山农场策划起义,又派人到广州附近各地,联络新军、防营、会党、民军,以备响应;同时在广州设立38处秘密机关,刺探敌情,转运军火,为起义作准备。
       4月8日,统筹部召集会议,会议议定起义时间为4月13日(宣统三年三月十五日),计划十路大军攻打广州:第一路由赵声率领江苏军攻打水师行台;第二路由黄兴带领南洋、福建同志攻督署(两广总督张鸣岐驻所);第三路由陈炯明领东江健儿堵截满界;第四路由朱执信领顺德队伍守截旗界;第五路由徐维扬领北江队伍进攻督练公所;第六路由黄侠毅领东莞队员打巡警道;第七路由莫纪彭领军策应徐维扬、黄侠毅两队;第八路由姚雨平率领陆军响应;第九路由洪承点派队分途攻守;第十路由刘古善领队分途攻守。因同盟会会员南洋华侨温生才4月8日同天单独行动,枪杀广州将军孚琦,以及吴镜运炸药被捕,原定起义被迫改期。
       4月23日,起义组织者在两广总督署附近的越华街小东营五号设立起义总指挥部,赵声任总指挥(留守香港),黄兴任副总指挥。将原定十路进军计划改为四路:黄兴率一路攻总督衙门;姚雨平率军攻小北门;陈炯明带队攻巡警教练所;胡毅生带队守南大门。
       4月27日(宣统三年三月廿九)下午5时30分,黄兴率200名敢死队员分四路攻打两广总督衙门、小北门、巡警教练所和守南大门。黄兴首先发难,连发三弹,率队攻入总督衙门,决心生擒两广总督张鸣歧。不料张越墙逃遁。由于清朝部队人数众多,起义队伍得不到接应,各路队伍虽与清军展开激烈巷战,彻夜相攻,但都先后失败。黄兴侥幸脱险。由于实际起义以黄兴率部为主,黄兴为实际起义领导人。赵声、胡汉民廿九日率200选锋队员出发,三十日凌晨抵达广州城外,但是大势已去,遂返回。
       事后,同盟会会员潘达微多方设法收殓烈士遗骸72具,合葬于城东黄花岗,后改名黄花岗七十二烈士墓。1932年,查得此次死难烈士陈文友等姓名共86人。由于习惯,人们仍称“黄花岗七十二烈士”。
       孙中山在《黄花岗烈士事略》序文中高度评价了黄花岗之役:“是役也,碧血横飞,浩气四塞,草木为之含悲,风云因而变色,全国久蛰之人心,乃大兴奋。怨愤所积,如怒涛排壑,不可遏抑,不半载而武昌之大革命以成。则斯役之价值,直可惊天地、泣鬼神,与武昌革命之役并寿。”
       为纪念此次起义,阳历3月29日后来被中华民国政府定为青年节;不过,实际上真正的起事时间是阴历3月29日。
       1911年4月27日(农历3月29日),孙中山先生领导的同盟会为推翻清王朝的统治,在广州起义失败,战役牺牲的烈士营葬于黄花岗。此次起义因此又称黄花岗起义,历史上,这次起义意义重大,加快了全国革命高潮的到来。
       这次起义是孙中山先生领导的十一次革命武装斗争中的第十次。这次起义原定于4月13日(农历三月十五日)在广州发难,赵声、黄兴为革命军的正、副指挥。计划攻占广州后,由黄兴率领一支革命军出湖南,攻湖北﹔赵声率领一支革命军出江西,攻南京。事前挑选了五百名优秀的革命党人为“选锋队”(即敢死队,后来实际增至八百名),起义时由十路军进攻两广总督署、广东水师行台、警察署、军械局、炮营、电信局等,打开广州城各大门,在小北门迎接新军入城等作了较充分的准备。
       由于海外的募款和购买的武器未到齐,以及临近起义前(农历三月十日)温生才刺杀了清政府在广州的将军孚琦,清政府加强了戒严防范,并全城搜查革命党人,因而起义被迫延期至4月27日。赵声以及在香港和广州附近各县隐蔽待命的数百名“选锋队”,在起义前一天下午才得到了最后确定起义日期的通知,因而未能赶到广州集中,黄兴便将原计划十路进攻改为四路进攻。但发难时只有黄兴自己率领的一路参加起义,其余三路的领导人陈炯明、胡毅生和姚雨平借故逃避,致使这三路选锋队无人领导,又无法领到武器,未能参加战斗。
       1911年4月27日下午五时三十分,黄兴在形势十分不利又不得不起义的情况下,毅然率领革命党选锋队一百多人,各人手臂上一律缠着作为起义标志的白布,脚穿黑色橡胶鞋,从现越华路的小东营指挥部出发,一直攻入两广总督署。在莲塘街吴公馆,同样装束的革命党选锋队三十多人在喻培伦、饶国梁等率领下同时奔袭总督署。黄兴率领队伍攻入总督署后,准备活捉两广总督张鸣歧,迫使他号令两广清军反正。但张鸣歧闻风声后躲到水师行台,革命党遂放火焚烧总督署后退出。此后黄兴和喻培伦所率领的革命党人分成几路,与敌人展开了激烈的巷战。当日,原来准备响应起义并作为起义军主力的清政府的部分新军和巡防营等,因起义前被清政府收缴了武器,或因联络不上而没有参加起义﹔有的因起义时没有在臂上缠上作为标志的白布而发生误楚,致使革命党人因敌我悬殊等原因而失败,但革命党人在起义中英勇战斗,不怕牺牲的大无畏革命精神,给清政府沉重的打击,为同年十月十日武昌起义瓦解清政府统治奠下了基础。
       在战斗中和失败后,被残杀的革命党人,遗体血肉模糊,陈尸于街头示众,惨不忍睹。同盟会会员潘达微先生冒险挺身而出,不顾满清当局禁令,以《平民日报》记者的公开身份,5月3日,组织了一百多人(收尸人),把散落并已腐烂的七十二位烈士的遗骨收殓及葬于广州郊区的红花岗,使一代英烈的业绩彪炳史册,永垂不朽,激励着一代代的中国人民。红花岗风和日熙,黄花纷纷扬扬,漫山遍野,后被改称为黄花岗。249天后,中华民国诞生了。

       黄花岗烈士殉难一周年之后,孙中山先生在一篇祭文之中流露了不尽的悲怆之情:“寂寂黄花,离离宿草,出师未捷,埋恨千古。”时隔十年重提这一场起义,孙中山先生的如椽大笔体现了历史伟人的高瞻远瞩。他在《黄花岗烈士事略》序言之中写道:“……是役也,碧血横飞,浩气四塞,草木为之含悲,风云因之变色。全国久蛰之人心,乃大兴奋。怨愤所积,如怒涛排壑,不可遏抑,不半载而武昌大革命以成。”



       黄花岗烈士福建十杰:1911年农历三月二十九日广州起义爆发,打响了辛亥革命的第一枪。林觉民与许多福州同乡参与了这次起义,包括林觉民的堂弟林尹民。许多先烈在起义中倒下,没留下尸骸和姓名。而今广州起义失败所记载的有名有姓的黄花岗七十二烈士中,就有29位是福州人,人数仅次于广东。其中林文、方声洞、林觉民、林尹民、陈与燊、陈可钧、陈更新、冯超骧、刘云栋、刘六符被称为福建十杰。







       林觉民故居主宅原本是一座四扇三间排前后三进深隔墙外代花厅、花园的建筑,现今尚存两进主宅和隔墙外花厅。从这个角度可以看到通往花厅的拱形门洞。

       少有大志:1887年,林觉民出生在如今福州最昂贵的地段——三坊七巷。13岁参加科举考试,然无意获取功名,遂在考卷上题了“少年不望万户侯”七个大字,扬长而去。14岁时,考入全闽大学堂(今福州一中),开始接受民主革命思想,推崇自由平等学说。性诙谐,涉口成趣,一座倾倒。1905年,回乡与陈意映结婚。1907年,自费去日本留学,专攻日语。翌年补为官费生,入庆应大学文科,攻读哲学,兼习英文、德文。此间积极从事革命活动,并加入同盟会。

       少年觉民亦觉得当前教育腐化,力赞邹容《革命军》中所提的“革命与教育并行”,与几个进步同学在福建城北找了房子,自办私学。林觉民还在家中办女学,动员妻子陈意映、堂妹林孟瑜等亲友l0余人入学。他亲授国文课程,抨击封建礼教,并介绍欧美先进国家的社会制度和男女平等情况。在他的劝导下,家中一众女眷纷纷放脚,还有人进入福州女子师范求学,成为该校第一届毕业生。
       为了激发市民的革命思想,林觉民和同学一起成立读报所,其中收纳了邹容的《革命军》、陈天华的《猛回头》等小册子,订了《民报》《苏报》《浙江潮》和秋瑾的《中国女报》等进步报刊。
       才思敏捷的林觉民尤善讲演,常常宣传革命道理。有一天晚上,他在城内锦巷七星君庙参加爱国社活动,发表了一篇题为《挽救垂危之中国》的演说,拍案捶胸,声泪俱下。全闽大学堂的一个学监恰好在场。事后他对人说:“亡大清者,必此辈也!”


       回国革命:1911年春,得知黄兴、赵声等在香港建立统筹部,筹划广州起义,林觉民从日本回国参加广州起义,遂赴香港,后回福建召集革命志士。4月24日夜,临行前回家探望了父母和妻子陈意映,跟家人说学校正在放樱花假。当时陈意映已经怀孕。在香港,深夜里在手帕上给父亲及妻子写下了《与妻书》,“为国牺牲百死而不辞”,情真意切地表达了对亲人的爱及为国捐躯的决心。
       有些人可能觉得这封信写得似乎有点啰嗦,不过我们要想到的是,林觉民写信的时候根本没有想到它会成为语文教材。广州起义失败之后,林家躲到乡下避祸,有一天发现有人偷偷地把林觉民的遗书塞进门缝(其实有两封,一封是《与妻书》,另一封是写给父亲的,内容见图片:“不孝儿觉民叩禀父亲大人,儿死矣,惟累大人吃苦,弟妹缺衣食耳,然大有补于全国同胞也。大罪乞恕之。”),一直保留至今。
       1911年4月27日,陈更新等率福建志士进入广州。下午5时30分,随黄兴勇猛地攻入总督衙门,纵火焚烧督署。冲出督署后,转攻督练所,途中与清巡防营大队人马相遇,展开激烈巷战,受伤力尽被俘。
       英勇就义:广州起义失败后,当时传言抓获一个剪短发、穿西装的美少年,指的就是林觉民。时任两广总督的张鸣岐和水师提督李准会审林觉民。林觉民不会说广东话,就用英语回答问题,毫无惧色,慷慨陈词,综论世界大事和各国时事,宣传革命道理。又在堂上发表演说,谈到时局险恶的地方,捶胸顿足,激愤之情,不可扼抑。他奉劝清吏洗心革面、献身为国、革除暴政、建立共和。满庭皆震动。根据相关记载,林觉民“侃侃而谈,畅论世界大势,以笔立言,立尽两纸,书至激烈处,解衣磅礴,以手捶胸”。他告诉广州将军张鸣歧与水师提督李准,“只要革除暴政,建立共和,能使国家安强,则死也瞑目”。两广总督张鸣歧叹道:“惜哉,林觉民!面貌如玉,肝肠如铁,心地光明如雪”。面对审判,林觉民心怀必死之志,慷慨陈词,竟打动了主审官李准。李准下令去掉林觉民的镣铐,并给了他一个座位。林觉民想吐痰,他亲自拿了一个痰盂过来给他。李准劝总督大人为国留才,而张总督认为这种英雄人物万不可留给革命党,遂下令处死。被关押几天,觉民滴水米粒不进,泰然自若地迈进刑场,从容就义,殉国时年仅24岁,为黄花岗七十二烈士之一。
       身后事宜:林觉民就义之后,家人把祖宅卖了避难,买主叫谢銮恩,他有个孙女后来也很出名,叫谢婉莹,冰心长大了后曾经写文章追忆过自己的这个故居。林觉民有个堂哥林长民,后来也生了一个很有名的女儿,叫林徽因。


       《禀父书》:不孝儿觉民叩禀:父亲大人,儿死矣,惟累大人吃苦,弟妹缺衣食耳。然大有补于全国同胞也。大罪乞恕之。《禀父书》寥寥41个字7行。情感饱满浓烈,显然是沿续前信未绝的气势启笔的:“儿死矣,惟累大人吃苦,弟妹缺衣食耳”“然大有补于全国同胞也”写得慷慨激昂,第七行“大罪乞恕之”则悲情毕现余音缭绕,仿佛情绪的悲愤纠结,变成呼喊父亲尖锐的,哭的,婴儿般的高音。“之”字柔若婴孩,像一缕飞起的烟尘,让人感觉书作者的魂魄随着这个字而去,乞在父亲的膝下,请求谅解……

       林觉民相关诗作:宣统三年辛亥农历三月廿九(1911年4月27日),广州起义失败,林文、方声洞、林觉民、林尹民等福州市籍死难烈士共25人,葬于郊外黄花岗,这一年的八月廿九(10月10日)武昌起义爆发,推翻清政府,十一月十三日为民国元年(1月1日),2月初,福州出版的《共和》报有一则《告白》:“亡儿觉民在日,交好甚多,姓氏里居,穗有不能详悉者。本届新历二月十一日(旧历十二月廿四日)假白塔寺发丧。除具帖谨白告外,另外登揭报端,俾获周知,庶逸遗漏。林拾穗谨白。”拾穗为林觉民嗣父林孝颖的号,林孝颖着有《拾穗居士文存》一册,藏于福建省图书馆。这则《告白》是新发现的史料,1912年2月11日在福州为林觉民发丧(追悼会),距林觉民在广州牺牲已10个月了。
       又据郑贞文先生《辛亥革命前后的回忆》,民国元年三月,福州召开盛大的黄花岗烈士追悼会。原来,林觉民和同乡林秀军在日本东京留学期间,最为要好,情同手足。宣统三年(1911年)秋天,林秀军在日本旅社,梦见林觉民,醒时大哭,有感而发,写有一首挽诗,其中一、二联为:“晚风吹梦作秋凉,浴血何来痛国殇。肯为艰难双束手,不胜哀怨九回肠。”追悼会上挽诗挽联多至200多副,林秀军特写此律作为挽诗。林孝颖先生认为林秀军挽诗最富有感情,于是和诗一首:“赵佗台迥北风凉,藁葬荒丘半幼殇。一死自酬他志愿,初闻直碎我肝肠。黄花吊客倾铅泪,白发哀翁对影堂。东海明年樱再放,君行应念旧同裳。”并亲写《挽子》一联:“汤武非圣人,千古相传谬论;彭殇同一视,而翁何爱残年。”字里行间,老人对晚年丧子无限伤感,但对林觉民的革命“志愿”又作了肯定。





 

       这里是一进后厅、后披房和后天井,披房旁的拱形小门通往林觉民夫妇生前居住的卧室。

       故居的后花园是典型的福州民居后花园风格。一汪小鱼池,池旁种植腊梅,园中置传统的石桌、石凳,立林觉民与妻子的塑像于桌前:林觉民正坐在石桌前看书,凉风起,已有身孕的妻子立于林觉民身后替他披夹衣,展示夫妻恩爱的生活场景,充溢着浓浓的生活情趣,重现“窗外疏梅筛月影,依稀掩映,吾与汝并肩携手,低低切切,何事不语,何情不诉”的感人场面。

       林觉民与妻子陈意映的卧室:陈意映在这里生活了六年。他们婚后虽然聚少离多,但非常恩爱。1907年,林觉民为寻求救国真理,离开心爱的妻子,东渡日本求学。陈意映独自生活在这里,对丈夫思念不已。1911年4月,林觉民从日本归来,陈意映表示,林觉此如若远行,就将她带上,无论生死,都愿相随。林觉民牺牲后,已有八个月身孕的陈意映非常悲伤,一个后,提前产下一男孩。因失去丈夫忧伤抑郁过度,陈意映于1913年去世,留下两个孩子,一册书稿。

       林觉民在《与妻书》中写道:“回忆后街之屋,入门穿廊,过前后厅,又三四折,有小厅,厅旁一室,为吾与汝双栖之所。”指的就是此处。

       卧室空间不大,摆放着一桌两椅,一个简单的梳妆台和一张老木床。墙上的挂着的照片是翻拍的,史料中保存下来的林氏夫妇的真人照。简单的双人床却承载着林氏夫妇六年恩爱的婚姻,聚少离多的思念和彼此诚愿相守至死的情愫。

       陈意映:字芳佩,螺江陈氏十九世孙女,父元凯,光绪乙丑举人,获花翎四品衔,广东截取知县。意映幼年受庭训,耽诗书好吟咏。尝著《红楼梦》人物诗一卷。及笄,嫁予福州林觉民为妻。林觉民思想激进,投身国民革命,意映受其影响,带头放缠小脚,入陈宝琛夫人创办的福州女子师范学堂学习,为该校首届毕业生。陈意映支持林觉民进行的革命活动,尝谓“君此后有远行,必以告妻,愿偕行。”1911年3月,林觉民从日本回福州,召集同志谋往广州起义,交密在西禅寺制炸弹装棺木中,运往支援革命党人,意映愿扮贵妇随行掩护,但因怀孕未果。黄花岗起义失败,林觉民壮烈牺牲,成为黄花岗烈士,在临难前,写出闻名的《与妻书》等遗书,表达其慷慨就义的决心,亦可见其夫妇对国民革命互相砥砺之深情,意映秉志抚孤,终因悲伤过度以终,年仅二十二岁。

       1911年春天,他突然返家,陈意映颇感惊喜,而他父亲却很惊诧。林觉民告诉家人:学校放樱花假了,他陪日本同学游览江浙风光,然后顺便回家。1911年4月25日,林觉民在香港滨江楼对同行的同志说,此举若败,死者必多,定能感动同胞。待同屋两人入睡后,林觉民挑灯写下两封诀别书。

       林觉民被捕的消息传回福州,林孝凯带着陈意映等家眷,慌忙变卖宅邸搬家。陈意映腆着大肚子,带着一家大小七口人仓皇搬到光禄坊早题巷一幢偏僻的小房子中租住。在这里,她收到了革命党人辗转送来的一个小包裹。陈意映一打开来看,正是林觉民在香港滨江楼上写下的两封遗书。她打开了写在方巾上的《与妻书》:意映卿卿如晤:吾今以此书与汝永别矣!吾作此书时,尚为世中一人;汝看此书时,吾已成为阴间一鬼……
       看到书信,陈意映立刻想到死,林觉民的父母双双跪在她面前,恳请陈意映念在家中尚有一岁幼儿,而她腹内还有一个小生命,一定要活下去。1911年5月19日,悲伤过度的陈意映早产,生下遗腹子林仲新。林家还把林觉民哥哥的一个女儿林暖苏过继给陈意映。但是,陈意映一直没有走出失去丈夫的悲伤,再加上生活变得艰难,林仲新刚刚两岁的时候,陈意映郁郁而终。

       林觉民书房原址:就在这里林觉民曾经开办女学,传播近代资产阶级先进文化和民主思想。陈意映亦是女学学堂中的一员。书房内景,玻璃罩着的展台里是《与妻书》的副本,东侧整面墙壁被一整篇放大仿写的《与妻书》占据,上前默默诵读全文,想想当年陈意映读到:“吾居九泉之下遥闻汝哭声,当哭相和也。”悲恸难抑,当场昏厥。二人相守时两情缱绻,可见一斑。

       林觉民《与妻书》:一百年前,正值二十世纪初始的第一个辛亥年,长期遭受西方列强蹂躏的中华大地,处于“遍地腥云,满街狼犬,称心快意,几家能彀?”民不聊生的状态。福建闽县(今福州市)一个铁骨铮铮的24岁奇男子为了中华民族复兴“成国事”,率众起义,慷慨赴死前,侠骨柔肠地写下了和妻子诀别的一封信——《与妻书》。就在这一年,这次义举之后,华夏各地接二连三爆发了一系列新民主主义革命起义,最终翻天覆地,封建清皇朝统治被推翻,提倡民主共和的“中华民国”得以成立。这场中国近代开启民智具有划时代意义的资产阶级民主运动被冠以“辛亥革命”之名,而革命先驱林觉民就义前那封情真意切、情意绵绵的遗言——《与妻书》,后世之人读之无不慨然兴叹,黯然神伤,被赞美为“百年情书”,至今脍炙人口。《与妻书》是现今罕有的大陆、台湾中学课本都收录的教学范文。印尼、新加坡等国的华文教材中,据说也有它的位置。
  意映卿卿如晤:
  吾今以此书与汝永别矣!吾作此书时,尚是世中一人;汝看此书时,吾已成为阴间一鬼。吾作此书,泪珠和笔墨齐下,不能竟书而欲搁笔,又恐汝不察吾衷,谓吾忍舍汝而死,谓吾不知汝之不欲吾死也,故遂忍悲为汝言之。
  吾至爱汝,即此爱汝一念,使吾勇就死也。吾自遇汝以来,常愿天下有情人都成眷属;然遍地腥云,满街狼犬,称心快意,几家能彀?司马春衫,吾不能学太上之忘情也。语云:仁者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吾充吾爱汝之心,助天下人爱其所爱,所以敢先汝而死,不顾汝也。汝体吾此心,于啼泣之余,亦以天下人为念,当亦乐牺牲吾身与汝身之福利,为天下人谋永福也。汝其勿悲!
  汝忆否?四五年前某夕,吾尝语曰:“与使吾先死也,无宁汝先而死。”汝初闻言而怒,后经吾婉解,虽不谓吾言为是,而亦无词相答。吾之意盖谓以汝之弱,必不能禁失吾之悲,吾先死留苦与汝,吾心不忍,故宁请汝先死,吾担悲也。嗟夫!谁知吾卒先汝而死乎?吾真真不能忘汝也!回忆后街之屋,入门穿廊,过前后厅,又三四折,有小厅,厅旁一室,为吾与汝双栖之所。初婚三四个月,适冬之望日前后,窗外疏梅筛月影,依稀掩映;吾与(汝)并肩携手,低低切切,何事不语?何情不诉?及今思之,空余泪痕。又回忆六七年前,吾之逃家复归也,汝泣告我:“望今后有远行,必以告妾,妾愿随君行。”吾亦既许汝矣。前十余日回家,即欲乘便以此行之事语汝,及与汝相对,又不能启口,且以汝之有身也,更恐不胜悲,故惟日日呼酒买醉。嗟夫!当时余心之悲,盖不能以寸管形容之。
  吾诚愿与汝相守以死,第以今日事势观之,天灾可以死,盗贼可以死,瓜分之日可以死,奸官污吏虐民可以死,吾辈处今日之中国,国中无地无时不可以死,到那时使吾眼睁睁看汝死,或使汝眼睁睁看我死,吾能之乎?抑汝能之乎?即可不死,而离散不相见,徒使两地眼成穿而骨化石,试问古来几曾见破镜能重圆?则较死为苦也,将奈之何?今日吾与汝幸双健。天下人不当死而死与不愿离而离者,不可数计,钟情如我辈者,能忍之乎?此吾所以敢率性就死不顾汝也。吾今死无余憾,国事成不成自有同志者在。依新已五岁,转眼成人,汝其善抚之,使之肖我。汝腹中之物,吾疑其女也,女必像汝,吾心甚慰。或又是男,则亦教其以父志为志,则我死后尚有二意洞在也。甚幸,甚幸!吾家后日当甚贫,贫无所苦,清静过日而已。
  吾今与汝无言矣。吾居九泉之下遥闻汝哭声,当哭相和也。吾平日不信有鬼,今则又望其真有。今人又言心电感应有道,吾亦望其言是实,则吾之死,吾灵尚依依旁汝也,汝不必以无侣悲。
  吾平生未尝以吾所志语汝,是吾不是处;然语之,又恐汝日日为吾担忧。吾牺牲百死而不辞,而使汝担忧,的的非吾所忍。吾爱汝至,所以为汝谋者惟恐未尽。汝幸而偶我,又何不幸而生今日中国!吾幸而得汝,又何不幸而生今日之中国!卒不忍独善其身。嗟夫!巾短情长,所未尽者,尚有万千,汝可以模拟得之。吾今不能见汝矣!汝不能舍吾,其时时于梦中得我乎!一恸!辛未三月廿六夜四鼓,意洞手书。
  家中诸母皆通文,有不解处,望请其指教,当尽吾意为幸。 

       译文

       意映爱妻,见字如见面:
       我现在用这封信跟你永远分别了!我写这封信时,还是人世间一个人;你看这封信时,我已经成为阴间一鬼了。我写这封信,泪珠和笔墨一齐落下,不能够写完信就想放下笔,又怕你不体察我的心思,说我忍心抛弃你去死,说我不知道你不想让我死,所以就强忍着悲痛给你说这些话。
       我非常爱你,也就是爱你的这一意念,促使我勇敢地去死呀。我自从结识你以来,常希望天下的有情人都能结为夫妇;然而遍地血腥阴云,满街凶狼恶犬,有几家能称心满意呢?江州司马同情琵琶女的遭遇而泪湿青衫,我不能学习那种思想境界高的圣人而忘掉感情啊。古语说:仁爱的人“尊敬自己的老人,从而推及尊敬别人的老人,爱护自己的儿女,从而推及爱护别人的儿女”。我扩充我爱你的心情,帮助天下人爱他们所爱的人,所以我才敢在你之前死而不顾你呀。你能体谅我这种心情,在哭泣之后,也把天下的人作为自己思念的人,应该也乐意牺牲我一生和你一生的福利,替天下人谋求永久的幸福了。你不要悲伤啊!
       你还记得不?四五年前的一个晚上,我曾经对你说:“与其让我先死,不如让你先死。”你刚听这话就很生气,后来经过我委婉的解释,你虽然不说我的话是对的,但也无话可答。我的意思是说凭你的瘦弱身体,一定经受不住失去我的悲痛,我先死,把痛苦留给你,我内心不忍,所以宁愿希望你先死,让我来承担悲痛吧。唉!谁知道我终究比你先死呢?我实在是不能忘记你啊!回忆后街我们的家,进入大门,穿过走廊,经过前厅和后厅,又转三四个弯,有一个小厅,小厅旁有一间房,那是我和你共同居住的地方。刚结婚三四个月,正赶上冬月十五日前后,窗外稀疏的梅枝筛下月影遮掩映衬;好我和你并肩携手,低声私语,什么事不说?什么感情不倾诉呢?到现在回想起当时的情景,只剩下泪痕。又回忆起六七年前,我背着家里人出走又回到家时,你小声哭着告诉我:“希望今后要远走,一定把这事告诉我,我愿随着你远行。”我也已经答应你了。十几天前回家,就想顺便把这次远行的事告诉你,等到跟你面对时,又不开口,况且因你怀孕了,更怕你不能承受悲伤,所以只天天要酒求得一醉。唉!当时我内心的悲痛,是不能用笔墨来形容的。
       我确实愿意和你相依为命直到老死,但根据现在的局势来看,天灾可以使人死亡,盗贼可以使人死亡,列强瓜分中国的时候可以使人死亡,贪官污吏虐待百姓可以使人死亡,我们这辈人生在今天的中国,国家内无时无地不可以使人死亡。到那时让我眼睁睁看你死,或者让你眼睁睁看我死,我能够这样做呢?还是你能这样做呢?即使能不死,但是夫妻离别分散不能相见,白白地使我们两地双眼望穿,尸骨化为石头,试问自古以来什么时候曾见过破镜能重圆的?那么这种离散比死要痛苦啊,这将怎么办呢?今天我和你幸好双双健在,天下的不应当死却死了和不愿意分离却分离了的人,不能用数字来计算,像我们这样爱情专一的人,能忍受这种事情吗?这是我敢于索性去死而不顾你的缘故啊!我现在死去没有什么遗憾,国家大事成功与不成功自有同志们在继续奋斗。依新已经五岁了,转眼之间就要长大成人了,希望你好好地抚养他,使他像我。你腹中的胎儿,我猜她是个女孩,是女孩一定像你,我心里非常欣慰。或许又是个男孩,你就也教育他以父亲的志向作为志向,那么我死后还有两个意洞在呀。太高兴啦,太高兴啦!我们家以后的生活该会很贫困,但贫困没有什么痛苦,清清静静过日子罢了。

       我现在跟你再没有什么话说了。我在九泉之下远远地听到你的哭声,应当也用哭声相应和。我平时不相信有鬼,现在却又希望它真有。现在又有人说心电感应有道,我也希望这话是真的。那么我死了,我的灵魂还能依依不舍地伴着你,你不必因为失去伴侣而悲伤了。
       我平素不曾把我的志向告诉你,这是我的不对的地方;可是告诉你,又怕你天天为我担忧。我为国牺牲,死一百次也不推辞,可是让你担忧,的确不是我能忍受的。我爱你到了极点,所以替你打算的事情只怕不周全。你有幸嫁给了我,可又为什么不幸生在今天的中国!我有幸娶到你,可又为什么不幸生在今天的中国!我终究不忍心只完善自己。唉!方巾短小情义深长,没有写完的心里话,还有成千上万,你可以凭方巾领会没写完的话。我现在不能见到你了,你又不能忘掉我,大概你会在梦中梦到我吧!写到这里太悲痛了!辛未年三月二十六日深夜四更,意洞亲笔写。
       家中各位伯母、叔母都通晓文字,有不理解的地方,希望请她们指教。应当完全理解我的心意是好。

  林觉民是在三坊七巷中最北侧的杨桥巷一座屋里出生长大的。这所房子据说建于清中叶,最初的主人是谁无从知晓。往上查,只有一个别号叫崧甫的男人,他是林觉民的曾祖父。林长民,崧甫的曾孙,林觉民的堂兄,是名噪一时的文人逸士,而他的女儿林徽因更是才情盖世,至今光彩熠熠。1887年,当11岁的林长民正在杭州家中跟随福州乡绅林纾学习国文时,三坊七巷的老家又有两个男婴先后降生,他们分别被取名林觉民和林尹民。

  林觉民的父亲林孝颖其实是他的叔父。当初林孝颖考中秀才后被逼与黄氏成婚,他并不喜欢黄氏,结婚时连洞房都没进,因此二人没有生育,林孝颖的哥哥怜恤黄氏孤单,就把自己的儿子林觉民过继给林孝颖和黄氏。林觉民纪念馆负责人李厚威介绍说,林孝颖对林觉民非常疼爱,因为林觉民非常聪明。在林孝颖的亲自教导下,林觉民一天天长大,父亲的希望也一天天升腾。林孝颖相信,以儿子的才智,科举及第光宗耀祖是迟早的事,可是,当13岁的林觉民在父亲的逼迫下参加童生考试时,却挥笔写下少年不望万户侯,第一个走出了考场。陈宝琛很是赏识林孝颖的诗文才学,聘他为全闽大学堂的国文教师,已经15岁的林觉民此时彻底摆脱科举,随父进入这所新式学堂学习。

  在这里,各种新思想新学说风起云涌纷至沓来,将林觉民年轻的心灵浸润着,平等与自由的理想像新鲜空气一样降临了。而校外,垂暮的大清帝国正在各种屈辱压抑的条约下生存。林觉民于是给自己取了一个号叫抖飞。他大概希望自己能够像大鹏一样,抖动翅膀直飞冲天,他或许更渴望能在危难关头为祖国做些什么。革命的理念甚至还被林觉民带进了杨桥巷17号的老宅中,林觉民在家里办了个女学,动员自己堂妹、弟媳,女眷10多人参加,林觉民除了教她们国学以外,还介绍了很多西方先进的文化知识,还动员她们把小脚放了,然后又动员她们参加由陈宝琛夫人王美寿当校长的福建女子师范学校,成为第一届学生。林孝颖觉察到儿子的离经叛道。1907年,尽管囊中羞涩,他还是让林觉民离开家,离开三坊七巷,离开新婚仅两年的妻子,东渡日本自费留学去了。

  林孝颖以为这样就可以让林觉民避开是非之地,谁知在樱花浪漫的异国,此时正聚集着一大群忧国忧民的血性男儿,他们为之牵肠挂肚的,无时不是自己祖国的凄风苦雨。挽救垂危之中国林觉民到日本不久就加入同盟会。卓越的口才此时大派用场,林觉民到各处演说,语言与神态都极具感染力,被人形容为顾盼生姿,指陈透彻,一座为倾。除了说,他还写,《六国比较宪法论》、《驳康有为物质救国论》、《告父老文》一篇篇檄文在他的笔下汩汩流出。1910年11月13日,孙中山在槟榔屿召集黄兴等同盟会骨干举行会议,决定向海外华侨募款购置武器,然后从祖国各地革命党人中挑选几百名敢死队员,在广州举行大规模起义。李厚威介绍说,黄兴把这个消息密电在日本的同盟会总部,决定由林觉民到福建筹集经费,召集革命志士扩大影响。

  林觉民再次回到三坊七巷,回到家中。林觉民的妻子陈意映出身名门,与陈宝琛(溥仪帝师之一,现福州市仓山区螺洲镇人)同宗。1905年,17岁的陈意映与18岁的林觉民成婚。杨桥巷中他们小小的卧室仅容得下一床一桌,没有雕梁,不见画柱,但最平实的朴素其实也承载得起最炽烈的情爱,窗外疏梅筛月影,依稀掩映,吾与汝并肩携手,低低切切,何事不语,何情不诉。新婚燕尔的甜蜜宛然就在昨天,而今天,再度归来的丈夫却异常忙碌,。李厚威介绍说,林觉民在福州时间不是很长,匆匆来,匆匆去,他在福州抓紧不长的时间之内,就筹集经费招兵买马,一路奔波做了大量工作。那几天,林觉民经常出入西禅寺。革命起义需要武器弹药,可是资金匮乏,怎么办?林觉民就在这里召集人马自己动手制造炸药,在宁静的禅寺钟声掩护下,炸药准备妥当。

  可是怎么才能运出福州呢,林觉民想出一个法子:把炸药装进棺材,然后让一个女人装成寡妇护送棺材去香港。对于这个角色,林觉民首先想到的是妻子陈意映,但他妻子当时已经怀孕了,他看到妻子隆起的腹部,实在没办法让妻子参与。新的生命正在自己体内鲜活地跳动着,陈意映无法与丈夫同行。她或许怎么也料想不到,1911年4月,这一次的分离竟成了他们的永诀。拼却青春和生命1911年4月27日凌晨,林觉民与福州同乡陈更新等人一起,带领一批从福建赶来的敢死队员坐船从香港抵达广州,下午5点25分,广州起义开始。攻打广州总督署的重任落在黄兴肩上,他的部下包括林文、林觉民和林尹民。敢死队员臂缠白布,脚穿黑面树胶鞋,腰缠炸药,手执枪械,一路奋战。

  战斗中林文、林尹民牺牲。林觉民腰部中弹仍坚持战斗,直至力竭被捕。李厚威介绍说,林觉民用英语回答审判官,让审判官感到很佩服。面对劝诱,林觉民慷慨陈词,居然打动了主审官李准。李准下令去掉林觉民的镣铐,并给以座位,甚至林觉民想吐痰时,他都要亲捧痰盂过去。对革命党人恨之入骨的两广总督张鸣歧曾经这样评价林觉民:惜哉,林觉民!面貌如玉,肝肠如铁,心地光明如雪,真算得奇男子。但张鸣歧还是执意要杀掉林觉民,理由很简单,如果把这样的人留给革命党,就是为虎添翼。林觉民牺牲了。他与林文、林尹民一样,那一年都只有24岁。经过广州革命党人多方努力,起义中死去的烈士遗骸共有72具被收集起来,合葬于广州城郊的红花岗。那里遍地黄花,所以改称为黄花岗。

  1911年4月24日深夜,广州起义的前三天,林觉民在香港滨江楼挑灯写下了那封几乎每一个上过高中的人都熟悉的《与妻书》。意映卿卿如晤,吾今以此书与汝永别矣!吾作此书时,尚为世中一人;汝看此书时,吾已成阴间一鬼。24岁的林觉民,人生的画卷才徐徐展开,生命的滋味还远未尝透,此时突然站到了生与死的边缘,却仍然可以从容不迫地抒写如此从容镇定的文字,这是多么大的胸怀。在今天的三坊七巷里,孩子们在阳光下畅快地玩耍,纯真的笑脸在巷里巷外流淌,这也许就是林觉民他们拼却青春和生命希望换取的理想生活场景吧。人先去爱未死林觉民在广州被杀时,他的岳父陈元凯恰好正在广州任职,为避免清政府满门抄斩,他托人连夜赶到福州报信,让女儿陈意映火速逃离。

  这座大院,曾经留下了林觉民和陈意映多少生活足迹。初婚三四个月,两人卿卿我我互诉衷肠;丈夫留学日本,陈意映又曾有多少个日夜思念远方的丈夫。等到丈夫归来,陈意映请求林觉民如若远行就将她带上,生死都愿相随……现在,所有这一切都要抛却了。陈意映卖掉祖屋后,拖着8个月的身孕领着一家大小仓皇搬到了光禄坊早题巷。一天夜里,不知是谁冒着风险将一个小包裹送到这里。打开来看,正是林觉民在香港滨江楼上写下的两封遗书。吾至爱汝,即此爱汝一念,使吾勇于就死也吾居九泉之下,遥闻汝哭,当哭相和也。爱未死,人先去。5月19日,林觉民死去不足一个月,悲伤过度的陈意映早产,生下遗腹子林仲新。两年后,陈意映也抑郁而死,追随林觉民去了。

       站在林氏夫妇卧室外,背顶着故居尽头的围墙,回看长廊开启一扇扇木门,一直通向林觉民的书房和冰心的紫藤书屋。穿过拱形门,紫藤书屋于眼前豁然开阔。福州古宅与主座毗连的花厅其妙处往往是文人风雅读书或寄托闲情的好地方。从紫藤书屋外的走廊处,也可以一眼望穿林氏老宅,其间林觉民书房与卧室外小花园隐约可见。      

       紫藤书屋:展现冰心与福州的渊源。楣上方正中悬挂“紫藤书屋”的匾额,两侧的柱子上挂冰心的祖父“知足知不足,有为有弗为”的对联。另在外厅堂的两侧柱子上悬挂楹联“学如上水行舟不进则退,心似平原走马易放难收”,使故居流溢出浓浓的书香气息,体现福州的楹联文化特色。这里是冰心曾经孜孜求学的地方。


       冰心(谢婉莹):1900年10月5日冰心出生于福州三坊七巷谢家大宅(今鼓楼区杨桥东路17号),该宅院也是林觉民故居,是冰心祖父谢銮恩从林觉民家属购得。次年5月,全家迁至上海。
       1903年,因为父亲谢葆璋受命海军训练营营长,同时负责筹办海军学校,随父迁至烟台,在此居住的8年里度过了她幸福而多彩的童年生活。在烟台,她开始读书,家塾启蒙学习期间,已接触中国古典文学名著,7岁即读过《三国演义》、《水浒》等。与此同时,还读了商务印书馆出版的“说部丛书”,包括英国著名作家迭更斯的《块肉余生述》等十九世纪批判现实主义的作品。

       1911年,进入福州女子师范学校开始了预科学习。1913年随父迁居北京,住在铁狮子胡同中剪子巷,其父谢葆璋前来北京出任民国政府海军部军学司长。1914年就读于北京教会学校贝满女中。1918年入读协和女子大学理科,开始向往成为医生,后受“五四”运动和新文化运动的影响,转文学系学习,曾被选为学生会文书,投身学生运动,并因此参加北京女学界联合会宣传股的工作。此期间著有小说《斯人独憔悴》、诗集《繁星·春水》,短篇小说《超人》。
       1919年8月的《晨报》上,冰心发表第一篇散文《二十一日听审的感想》和第一篇小说《两个家庭》。[3]  后者第一次使用了“冰心”这个笔名。由于作品直接涉及到重大的社会问题,很快发生影响。之后所写的《斯人独憔悴》《去国》《秋风秋雨愁煞人》等“问题小说”,突出反映了封建家庭对人性的摧残、面对新世界两代人的激烈冲突以及军阀混战给人民带来的苦痛。
1921年参加茅盾、郑振铎等人发起的文学研究会,努力实践“为人生”的艺术宗旨,出版了小说集《超人》,诗集《繁星》等。
       1923年进入燕京大学,燕大期间,冰心在一个牧师家里受洗归主。毕业后,到美国波士顿的威尔斯利学院攻读英国文学,专事文学研究。出国留学前后,曾把旅途和异邦的见闻写成散文寄回国内发表,结集为《寄小读者》,是中国早期的儿童文学作品。同年,以优异的成绩取得美国威尔斯利女子大学的奖学金。1926年,获得文学硕士学位回国,先后在燕京大学、北平女子文理学院和清华大学国文系任教。

       1929年与吴文藻结婚,婚后随丈夫到欧美游学,先后在日本、美国、法国、英国、意大利、德国、苏联等地进行了广泛的访问。例如,在英国,冰心就与意识流小说创作的先锋作家伍尔就文学和中国的问题进行了长谈。
       1929年至1933年写有《分》、《南归》、《冬儿姑娘》等。还翻译了叙利亚作家凯罗·纪伯伦的《先知》。1933年末写就《我们太太的客厅》,内容被疑影射林徽因,成为文坛公案。
       抗战期间,在重庆用“男士”笔名写了《关于女人》,又曾在昆明、重庆等地积极从事创作和文化救亡活动。
抗战胜利后,1949年至1951年间曾在东京大学新中国文学系执教,讲授中国新文学史,并曾在当地的报刊上发表一些短文。
       1951年从日本回到中国,在文化大革命时期被抄家,并进了“牛棚”,烈日下接受批斗。1970年初冰心被下放到湖北咸宁的五七干校接受劳动改造,直到1971年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前,冰心与丈夫吴文藻才回到北京,接受有关翻译任务。这时她与吴文藻、费孝通等合作翻译《世界史纲》《世界史》等著作。
       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祖国进入新的历史时期,冰心迎来了生平第二次创作高潮。1980年6月,冰心先患脑血栓,后骨折,但她仍坚持创作,在此期间发表的短篇小说《空巢》,获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接着又创作了《万般皆上品……》《远来的和尚》等佳作。散文方面,除《三寄小读者》外,连续创作了四组系列文章,即《想到就写》《我的自传》《关于男人》《伏枥杂记》。作品数量多、内容之丰富、创作风格独特,使得她的文学成就达到了一个新的境界,出现了一个壮丽的晚年景观。年近九旬时发表了《我请求》、《我感谢》、《给一个读者的信》等作品。


 



    “复国百载,英魂不朽!”当年连审判林觉民的两广总督张鸣岐都曾赞叹:惜哉,林觉民!面貌如玉,肝肠如铁,心地光明如雪,真算的奇男子。离开林觉民故居前,再一次向这个百年前“为天下人谋永福”而慷慨舍小家成大义的奇男子,致以崇高的敬意。
部分文字与图片来源于互联网
——2016.2.5
 
附:和这座宅子有关联的历史名人

       一、林长民(1876—1925):字宗孟,汉族,福建闽侯(今福州)人。是才女林徽因的父亲,林觉民烈士的哥哥,福州二中的创办人,第一任校长。1902年赴日本留学,入早稻田大学学习研究政治、经济。1909年回国,执教福州法政学堂。是年福建省谘议局成立,被聘为秘书长。1911年武昌起义后赴上海,以福建省代表参加独立各省临时会议。次年初临时参议院成立,为秘书长,参与草拟《中华民国临时约法》。5月参与组织共和党,担任干事之一。1913年被推为众议院议员,4月任秘书长。5月参与将共和党与民主党、统一党合并为进步党,任政治部部长,拥戴袁世凯为正式大总统。次年任北京政府国务院参事。1917年7月出任段祺瑞内阁司法总长,11月辞职。1919年著文反对巴黎和会袒护日本,将原德国在中国山东的一切权益转让给日本。1923年任北京政府宪法起草委员会委员。是年9月反对直系军阀首领曹锟贿选总统,南下上海参与反直运动。1925年11月24日,参与反奉时兵败身亡。

       拒绝翰林:林长民是民国初年闻名士林的书生逸士,又是倡言宪政、推进民主政治的著名政客。少年时林长民在林氏家塾中读书,受业于饱读诗书的闽中名士林纾,也由此获取了最初的西学知识。光绪二十三年林长民中秀才,但他为更大的志向放弃了科举。也是这一年,他弃举业在家苦学英文、日文。他的父亲林孝恂为他请了两位“洋老师”,一位是加拿大籍,另一位是日本籍。1906年林长民赴日留学,不久回国,在杭州东文学校毕业后再度赴日,就读于早稻田大学预科及大学部政经科。
       林长民是日本留学生中公认的明星式人物。他热心社会公益,乐于为人排难解纷,他善于辞令,滔滔雄辩;三有家财,“家本素封,交际所需,不匮於用”;四有胆识,遇事肯担当,决无畏葸之态。但是日本的天地并没有把林长民变成一个激进的革命青年,他仍希望通过自己的从政,以改良的方式实现立宪政治。因此当堂弟林尹民、林觉民慷慨陈词,宣扬革命的宗旨时,林长民则注重于广泛的交流结纳。他认识日本名流犬养毅、尾崎行雄,也熟识中国名人张謇、岑春煊;与汤化龙、孙洪尹、刘崇佑、徐佛苏等留日的立宪派志士订为深交;也结交君宪派的杨度,同盟会的宋教仁。用林长民的话来讲:“政治家须有容人的雅量,中国前途不可知,尤须联络异己,为沟通将来政治之助。”
       五四运动:1902年赴日本留学,入早稻田大学学习、研究政治经济。1909年从日本留学归国的林长民,于五四前后却成为著名的抗日派,这在现代中国的知识者中,颇具典范意义。在东京早稻田大学读书时期,林长民就学于政治经济科,此一选择无疑为其日后的从政生涯埋下了伏笔。回国后,林氏除在福州创办私立法政专门学校及附属中学校,自任校长,培养急需的治国人才外,也立即投入其时正在各地推展的立宪运动,并很快崭露头角,出任福建谘议局书记长。留日所学对于议会政治的知识,此时已转为实际的运作,终其一生,宗孟先生都在为实现这一信念不懈地努力。民国成立,林长民从1912年任职临时参议院秘书长起,便与民国政治风云结下了不解之缘。次年,当选为众议院议员兼秘书长的林氏,也随同先前加入的民主党一起,转为新组建的进步党成员,并就任该党最重要的机构──政务部部长一职。1917年7月,挟讨伐张勋复辟之役获胜之势,由进步党转化而来的宪法研究会(通称“研究系”)成员再度联袂入阁(第一次是1913年主要为进步党人组成的熊希龄内阁),林长民也被总理段祺瑞任命为司法总长。但此次组阁也如同北洋政府众多的短命内阁一样,当年11月,随着段祺瑞的辞职,林氏又从在朝变成了在野。不过,由研究系力争的对德、奥宣战总算实现,这使得中国在一次大战后,有可能出席在巴黎举行的和平会议。与梁启超出游欧洲负有开展国际上的“民间外交”相同,留在国内的林长民也同心同德,利用其特殊身份,将“国民外交”运动做得有声有色,由此成为五四前后极为活跃的政治人物。
       1918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外交总长陆徵祥奉派出席巴黎和会。当时的总统徐世昌为此特设外交委员会,特聘林长民为委员会委员兼事务主任。日本与英法密约战后德国在山东一切权益直接由日本继承;同时与曹汝霖订立济顺、高徐两条铁路由日本出资建筑的密约。林长民也充分利用其出入朝野、一身二任的资格,巧妙地以民间外交推动政府外交。并且,在多数场合,他更自觉地定位于民间,代表国民向政府抗争。1918年12月,为及时进行外交决策,总统徐世昌特命在总统府内设立外交委员会,林长民仍因其办事才能,受命为事务长。在随后出现的几个有影响的民间外交活动团体中,林长民也往往担任要职。如1919年2月12日成立的国际联盟同志会,以林为总务干事;四天后宣告诞生的国民外交协会,也推举其任理事。后一组织在五四期间表现突出,把“国民外交”的真义发挥得淋漓尽致。因为按照该会外交干事叶景莘的说法:“外交委员会成立时,我们早已感觉到政府的亲日倾向,就组织了一个国民外交协会,以备与外交委员会互相呼应。”(《巴黎和会期间我国拒签和约运动见闻》)这样一种民间与官方的配合机制,虽则理想化,但在调动广泛的社会力量,以阻止政府作出危害国家利益的决定方面,确实发生了效用。
       1919年4月中旬,报界披露,外交部曾密电出席巴黎和会的中国代表,令其在对日交涉中让步。22日,国民外交协会的职员即面见徐世昌,质询此事。林长民进而提出,鉴于巴黎和会已时日无多,政府应立即指令和会代表,尽快提交我方各项要求。而其提案应以国民外交协会议决的七条纲领为依据,此即由林长民等人2月21日提出,3月底发给驻法公使胡惟德及和会代表的电文中列举的请愿大纲:
       (一)赞助国际联盟之实行;
       (二)撤废势力范围,并订定实行方法;
       (三)废更一切不平等条约及以威迫利诱或秘密缔结之条约合同及其他国际文件;
       (四)定期撤去领事裁判权;
       (五)力争关税自由;
       (六)取销庚子赔款余额;
       (七)收回租界地域,改为通商市场。
       林氏指陈,此七条既“已承总统批交外交委员会核议,明日该会开会,即可议及此案。倘能将此七问题完全通过,请由政府电饬巴黎专使提出,实为一般国民共同希望者也”。面对林氏所代表的国民公议,徐氏亦不得不答应“此节自然照办”。正由于林长民具有这样的优势,以私人身份出访欧洲的梁启超,在党派考虑之外,也可方便地择定其为通报巴黎和会消息的接收人,以便上传下达,影响政府与舆论。
       当时进步党在北京地区握有两家重要的报纸,一为其机关报《国民公报》,一即在知识界颇具号召力的《晨报》。以林长民在党内的资历,加以主持《晨报》编务的刘道铿为林之同乡福州人,因而,其与《晨报》的关系自更为密切。林氏在该报连载《铁路统一问题》的长文,开宗明义便揭出问题的核心:“铁路建筑权及其投资,即为势力范围之表征。”而其中“根据条约者,为政治性质之路”,此即“以铁路所及为占据领土之变形”,“凡此政治性质铁路经过之地,几即为他国领土之延长”。因此,林氏坚决要求废除不平等条约,收回中国路权,统一由交通部管理。当时林长民等人所力持的“统一铁路政策虽非只为日本而发,而实以日本为主要对象”,叶景莘称其“实是当时抗日运动的一个方面”,与以后的五四事件相关联(《五四运动何以爆发于民八之五月四日?》),确有道理。
       《晨报》披露了来自巴黎的消息,山东将不直接交还中国,而暂由英、法、美、意、日五国共管,以及日与除美之外的三国订有密约,英、法、意将不反对日本继承德国在山东权益的要求;该报又发表《山东问题之警报》加以证实,并疾呼:“国内若再无一致之精神以对外,则此次外交之失败,即足以亡国云。”在此恶报频传、形势迫人之际,《晨报》集中发布了代表国民外交的声音。
       此日的“紧要新闻”中,既有巴黎代表报告“和会难以坚执公理”的电文,国民外交协会1919年4月30日收到的梁启超要求拒绝签字的24日来电,也有该会5月1日分致美、法、英、意四国代表及中国和会代表的电报,申诉中国民众的意志。而置于社论位置的,则是林长民的署名文章《外交警报敬告国民》。此文乃因其所接获的梁电而引发,其中最震动人心的是如下一段文字:
       呜乎!此非我举国之人所奔走呼号求恢复国权,主张应请德国直接交还我国,日本无承继德国掠夺所得之权利者耶?我政府、我专使非代表我举国人民之意见,以定议于内、折冲于外者耶?今果至此,则胶洲亡矣!山东亡矣!国不国矣!

       文章最后表示:“国亡无日,愿合我四万万众誓死图之!”林文慷慨悲壮,语调激昂,虽仅300余字,其效力却不啻一枚重磅炸弹。
       当日,外交委员会紧急开会,议决拒签和约,拟就电稿,由该会委员长汪大燮与事务长林长民亲送徐世昌,转国务院拍发给中国代表团。而总理钱能训却另具密电,命令首席代表陆徵祥签约。林长民有一同乡在国务院电报处工作,当晚即将此情告知林氏。1919年5月3日清晨,林到外交委员会报告,因此直接导致了五四学生大游行。3日下午4时,国民外交协会召开全体职员会,林长民、熊希龄、王宠惠等出席,作出四项决议:
       一、五月七日在中央公园开国民大会,并分电各省各团体同日举行;
       二、声明不承认二十一款及英、法、意等与日本关于处分山东问题之密约;
       三、如和会中不得伸我国之主张,即请政府撤回专使;
       四、向英、美、法、意各使馆声述国民之意见。
       学生们的提前行动,使国民外交运动真正成为事实,林氏等人主持的协会从此亦不再担任主角。
       1919年5月2日,林长民在《晨报》发表《外交警报敬告国民》的新闻,“胶州亡矣!山东亡矣!国不国矣!”“国亡无日,愿合四万万民众誓死图之。”向国民揭露政府这一卖国行径。
       此不足三百字的新闻一经发表,顿时激起千层浪。1919年5月4日下午,北京十二所学校的三千多名爱国学生举行示威游行。“五四”运动由此爆发。总统徐世昌怀疑林长民就是学生运动的幕后主使,将他召到总统府严加训斥。事实上,林长民正是“火烧赵家楼”的真正点火人。
       由于林长民在反对和约中态度鲜明,亲日派固然视之为眼中钉,“说这回北京市民的公愤,全是外交协会林长民等煽动起来的”(《一周中北京的公民大活动》,《每周评论》21号),日本政府更是对其恨入骨髓。5月21日,日本大使小幡酉吉竟然照会中国外交部,声称:在随后的事态发展中,林长民仍一本初衷,坚持维护国权的民间立场。5月4日晚,林长民即与汪大燮、王宠惠一起面见徐世昌,次日又具呈警察厅,要求保释被捕学生。两请虽未得允,各校各界掀起的联名具保活动,却最终迫使当局提前放人。6日,因政府有阻止“五七”大会之说,林长民专门入总统府见徐世昌,提出三项要求:请政府对于山东问题表示一种决心,以维民望;请将被捕各学生保释,免再激生风潮;七号必开国民大会,请饬军警勿用强力解散或加无理干涉。因徐氏对开会事仍坚决不允,林回国民外交协会报告后,又与熊希龄、范源廉、王宠惠一同具名,答覆钱能训禁开国民大会的来函,引会员“集会自由载在《约法》”之言,回拒钱氏,并进而警告当局“慎重和平,勿致发生意外,致蹈前清川路覆辙”。
       外交委员会委员、干事长林长民君,五月二日《晨报》、《国民公报》等特揭署名之警告文,内有“今果至此,则胶州亡矣!山东亡矣!国不国矣!……愿合我四万万众誓死图之”等语,似有故意煽动之嫌。此事与五月四日北京大学生酿成纵火伤人暴动之事,本公使之深以为遗憾者。……尔来北京散布之传单,多以“胶州亡矣!山东亡矣!”为题,传播各省,煽动实行排斥日货。
       为此,日本公使要求中国政府禁止此类言论之发表,并威胁说:“若果放置此等风潮,不特有酿成贵国内治意外之扰乱,怕有惹起两国国际重大之事态。”日方充满敌意的言词中,恰可证明林氏其时在舆论界具有极大的影响力以及在促使五四运动爆发中确实发挥了引导作用。
       有一种传闻也值得一提:林氏早先曾劝曹汝霖、陆宗舆等“勿坚持其主张,并说民众反对甚力,或至于烧房子打人。这不过是极力规劝的话”,却不幸而言中。因而游行冲突发生后,有人遂指为是研究系所鼓动。此说于揭示进步党与五四的关系上,并非空穴来风。对于日本的挑衅,林长民当即给以回击。25日,林氏上书总统徐世昌,请求辞去外交委员会职务,以免政府为难,但警惕日方阴谋的态度无稍改变。文末专门列举了日本报纸中有关日对山东拥有权利的言论,要求训令驻日大使质问抗议。对小幡的指责,宗孟先生也严辞批驳,所谓“愤于外交之败,发其爱国之愚”,“激励国民,奋于图存,天经地义,不自知其非也”;并郑重声明:
       势力侵凌,利权日失,空拥领土,所存几何?山东亡矣,国不国矣,长民尚欲日讨国民而告之也。若谓职任外交委员,便应结舌于外交失败之下,此何说也?
       这封辞职信义正辞严,充分展示了林氏一片拳拳报国之心。此后不久,林长民又以曾经赴日者的身份,在《国民公报》发表《敬告日本人》一篇长文,反复开导“吾亲爱之日本人”,详细陈述中方愿望。文中逐一驳斥了日本人关于山东问题的主要论调,提出处理国际关系应遵守同一准则:“正义人道一涉本身利害问题,便设许多例外,吾不能不为正义人道哀。此当向世界各国今日所号称强国者进一忠言,勿为伪善,尤望亲爱之日本人毋自欺以欺人。”说到中国人民对日人的感情,林氏也坦然相告:
       吾今敢正告日本人曰:吾国人之对君等实有不可讳言之痛矣。除极少数之人外,不论阶级高下、知识深浅、思想新旧,观察纵有异同,饮恨几于一致。经一度事变,便增一分怨毒,毋谓吾人爱国无持久性也。假令事变之生,继续不已,君等怙过,迄无悛心,相激相荡,终有不堪设想者。
       1920年4月,林长民出游欧洲。这也是一种象征,林氏从此与日本绝缘。3月12日,国民外交协会为其饯别,席间,干事张超赞扬,“五四国民运动发生之后,林理事不避嫌疑,益为本会尽力,国人尤深感激”。林长民也总结平生,称五四前后为一转捩点,其政治主张从“偏于缓进”变为“勇往迈进”;自国民外交协会成立,“乃得实行所信,与诸君呼号奔走,稍尽棉力”。正如其所自白:“长民政治生涯,从此亦焕然一新。”可以补充的是,五四运动的发生,确为其一生事业最光彩的顶点。
       反奉遇难:1920年春,林长民携带16岁的女儿林徽因到欧洲考察。10月,林长民回国与蔡元培、王宠惠等联合上书,向政府建议恢复国会,完成宪法。他们的建议得到了当时总统黎元洪的采纳,并被选为宪法起草委员会委员,直接参加了制宪工作。这时的林长民又变得踌躇满志,他试图把自己在欧洲考察的所学所得一一实践于中国政治。在制宪过程中,他提出应把劳工制度订入宪章,还关注生计制度的议定,并被推举为生计章起草委员会委员长。然而,1923年10月曹锟贿选总统成功,林长民所主张的生计制度与地方制度被搁置,他的政治理想再次成为泡影。
       1925年张作霖依靠日本政府的支援,兵分四路进攻北京,意欲自任总统。11月,奉军将领郭松龄向全国发表《反奉通电》,并将原奉军第三方面军改称为东北国民军。郭松龄起兵后,托人游说林长民出关。林长民感念郭松龄知遇之恩,于11月30日晚乘郭松龄专车秘密离京,途中受到奉军王永清部的袭击。与郭松龄同行的林长民下车躲避时被流弹击中身亡,终年49岁。
       自信是“治世之能臣”:林长民是日本留学生中公认的明星式人物。他热心社会公益,乐於为人排难解纷,一度还担任留学公会会长。推举他的人一致认为林长民身兼数长:一有才,不仅学识渊博,且“善治事”;二有口才,善於辞令,因此当堂弟林尹民、林觉民慷慨陈词,宣扬革命的宗旨时,林长民则注重於广泛的交流结纳。林长民从日本留学回国后,慨然於国民教育程度的低劣,拒绝了清政府要授予的翰林进士身份,回到祖籍福建出任官立法政学堂教务长。在此期间,他厘定学则,革除积习。后来,林长民赴北京,与徐佛苏等组成“宪友会”鼓吹宪政。辛亥革命爆发后,林长民到上海参加第一届“各省都督府代表联合会”时,与同盟会党人发生争执。数日后林长民在南京下关车站遇刺,所幸有惊无险。林孝恂又惊又忧,将儿子关在楼上“累日不得出”。但林长民矢志不悔,他自信有政治异禀,欲做“治世之能臣”。

       二、林尹民:字靖庵,福建闽侯人,黄花碧血党人“三林”(即林文、林觉民、林尹民,他们同年生、同年为创建民国而捐躯,并称黄花岗“三林”英烈)之一,民国才女林徽因堂叔。生而丧母,长大倜傥有大志。喜挥霍,素善饮。尝学少林拳,能尽其技。好畋猎,尝入山手格猛兽。少读《三国志》慕张恒武之为人,其气概可想见矣。伯父宦浙,招往读书,与林文同校,殊相得。课试每冠其曹,伯父深器重之。迨林文东渡,君悒悒不乐。伯父为代请君父,资其赴日本留学,入成城学校,武艺冠其俦。二十三岁卒业,寻考入日本第一高等学校医科,补为官费生,然非其素志也。尝太息曰:“大丈夫生此世,当以铁骑五千,横行天下,驱逐胡虏,收复河山。”益研究兵书,淹通戎略,冀达其志。庚戌(1910年)夏间,由林文介绍入同盟会,尝佩郑所南“愈久愈不变,愈不可为愈为”二语,以励吾人不可无此坚忍不拔、百折不挠之精神,亦以此自励。庚戌冬,以父命旋里,欲为之娶妇,均设词婉却,盖早存许国之志。辛亥(1911年)春三月初始到东京,闻闽同志已有赴粤者,君喜甚。即偕同志数人任运械之责。二十六(4月24日)抵港,二十七(4月25日)早入粤。二十九(4月27日)晚驰攻总督署,所向披靡。至东辕门遇李准部下,林文向前招呼谓:“我辈皆汉人,当同心戮力不用打”,不料言未毕,林文、林尹民、刘元栋均中弹死,黄兴亦中伤,右手两指垂断,其余死者尚有数人。尹民以飞弹中脑,血涌如注而亡。葬黄花岗烈士陵园,为黄花岗七十二烈士之一。时年仅二十四岁,族亲以其胞侄(兄林肇民子)为之后嗣。

       三、林文(1887-1911):号时爽,字广尘,福建侯官(今闽侯)人。(和林觉民、林尹民同年生、同年为创建民国而捐躯,并称黄花岗“三林”英烈。)祖父鸿年,曾官云南巡抚。林文素有大志,为人豪迈任侠,不早娶妻。1905年,留学日本,始入成城学校,学习军事,继改入日本大学法科。 1905年8月,参加同盟会,任福建分会会长,孙中山先生深器重之。与黄兴、张继、胡汉民、赵声等最交契。曾任《民报》的经理工作,有著作署名“天讨”。后多次参加同盟会所发动与领导的武装起义,往来于南洋和香港之间。
       1911年(宣统三年)应黄兴与赵声之约由日本回国参加广州起义(黄花岗之役)。4月23日潜入广州。27日起义发动,随黄兴当先抵清总督署,即疾扑总督署卫队,冲锋陷阵,锐不可当。及至总督署内,索总督不获。返至东辕门遇李准部下,林文向前招呼谓:“我辈皆汉人,当同心戮力不用打”,不料言未毕,林文、林尹民、刘元栋均中弹死,黄兴亦中伤,右手两指垂断,其余死者尚有数人。林文欲招降反被还击,牺牲时年仅二十五岁,因其未婚,亲人以其堂侄若霖为后嗣。葬于广州黄花岗,为七十二烈士之一。
        四、林旭:清末维新派人士,为“戊戌六君子”之一。遗著有《晚翠轩集》。林旭自幼入私塾学律赋,博学强记,聪慧好学。年长曾随岳父沈瑜庆游武昌,结识赞同维新变法人士陈宝箴、陈三立父子。1893年回乡参加福建恩科乡试,中第一名举人。1894年到北京参加恩科会试,不中。次年再次赴京参加乙未科会试,又不中,乃入贽于内阁中书。时值中日甲午战争,清朝战败,清廷签订《马关条约》,基于国家与民族的严重危机,开始投身救亡图存、振兴中华的维新变法运动。5月2日,与同试举人“发愤上书,请拒和议”,反对割让辽东和台湾。1897年入张元济等在北京创办的“通艺学堂”学习,增长了西学才干。1898年1月31日,发起并动员寓京的福建籍维新人士,成立闽学会,与粤、蜀、浙、陕等学会互通声息,传播西学。不久,康有为在京组织保国会,他为该会“始倡董事,提倡最力”。6月11日,光绪帝下“明定国是”诏书,宣布变法,朝廷命四品以上各官荐举人才。翰林学士王锡藩以“才识明敏,能详究古今,以求致用,于西国政治之学,讨论最精,尤熟于交涉、商务,英年卓荦,其才具实属超群”,将他推荐给光绪帝。9月5日,与谭嗣同、杨锐、刘光第四人被授予四品卿衔,在军机章京上行走,参预新政事宜。在9月5日到14日10天里,上书言事最多,不少变法上谕出自他的手笔。9月21日,慈禧发动政变,再次“训政”,他与谭嗣同等皆被捕入狱。9月28日,被杀害于宣武门外菜市口。时年23岁。
       林旭夫人沈鹊应(1877-1900),字孟雅,福建侯官(今福州)人。清代重臣沈葆桢之孙女,沈瑜庆之长女。自幼师从著名诗人陈衍,天资聪颖,现存《崦楼遗稿》(附《晚翠轩诗集》后),存诗29首,词35首。
       从1894年至1898年间,林旭、沈鹊应夫妇师从陈书,言诗论词,从事诗词创作。据林纾《剑腥录》记载,林旭并不担心自己的生死,只是挂念“娇妻尚在江表,莫得一面,英烈之性,必从吾死,不期酸泪如绠”。林旭死后,沈鹊应曾写过一副挽联,表达心志:“伊何人?我何人?全凭六礼结成,惹得今朝烦恼;生不见,死不见,但愿三生有幸,再结来世姻缘。”据说,她曾经以仰药、绝粒等方式殉夫,最后还是因哀毁过度,于1900年4月香消玉殒,年仅24岁,无子女。
       夫妻二人安葬一处,墓联云:“千秋晚翠孤忠草,一卷崦楼绝命词。”
       沈鹊应诗选:

《浪淘沙》

报国志难酬,碧血谁收,箧中遗稿自千秋。肠断招魂魂不返,云暗江头。
锈佛旧妆楼,我已君休,万千悔恨更何尤?拼得眼中无尽泪,共水长流。

       钱仲联编选《清词三百首》时,收入沈鹊应词两首。他评论说:“悼夫之词,不施一些粉饰,全是朴素之词,为血泪所凝成。”

       林旭诗作

《狱中示复生》
青蒲饮泣知何补,慷慨难酬国士思。欲为君歌千里草,本初健者莫轻言。

       光绪二十四年八月初九日(1898年9月24日),林旭被捕入狱。这首诗是林旭在狱中写给谭嗣同的。
       评论:近代诗评《今传是楼诗话》中,载有对林旭诗词的评论,原文如下:(四八)林旭取径涩僻:有史以来,年少能诗、卓然可传者,唐惟李贺,宋惟王逢原。逢原十馀岁,王介甫见其所赋《南山之田》诗,大喜,期许甚至,以其夫人之女弟妻之,年甫二十有八卒,向使克跻中寿,其所诣宁可量耶?近贤如侯官林暾谷旭,卒年仅二十四岁,以诗格论,亦庶几卓然成家者,而得年反不及两君,且东市沉冤,遭逢更酷,亦可哀矣。暾谷魁乡荐第一,年才十九,入都后,才名藉甚,三上公车不售,发愤为歌诗,取径苦涩幽僻,石遗(诗人陈衍)谓“为春夏行冬令,决非所宜,言为心声,固有不可掩在耶”。所著《晚翠轩遗诗》二卷,李拔可宣龚辑行,石遗为之序,集中《沪寓即事》云:“独谣负手谁能喻,百计安心或未贤。”《戊戌寄内》云:“六月长安无一事,借人亭馆看西山。”皆极有神理,海藏(郑孝胥)谓为如啖橄榄,可谓确评。君致命后,海藏挽诗云:“谈笑临刑亦大难,道旁万众总执澜。书生自说君恩重,廿载头颅十日官。”“楼东诗老暗回肠,客慧空花亦太狂。晚翠轩中人尽去,嘉名端合与孤孀。”两诗皆海藏未刊稿。君配沈鹊应字孟雅,为涛园中丞(沈瑜庆)之女,亦以能诗名,著《崦楼诗词集》一卷,君殁后,哀毁逾岁卒。海藏诗所谓“嘉名端合与孤孀”者,盖不胜惋惜之意矣。

 

       林旭死于一场变法,在北京宣武门的菜市口被杀时,林觉民12岁,离他考童生试,写下“少年不望万户侯”左近。临死时有一着《狱中示复生》:“青蒲饮泣知何补,慷慨难酬国士恩。欲为君歌千里草,本初健者莫轻言。”国士恩,我相信这是豫让的故事,人以国士待我,我报之以国士,也跟与他一起被捕就义的谭嗣同“酬圣主”一样,是因为某人待我如此之好,我就要报答某人,哪怕牺牲生命也再所不惜。这是史记中侠客所为的。句子里没有辞死的意思,虽然知道“慷慨难酬”。我年轻时喜欢读《大唐游侠传》,对南霁云的死一直扼腕,城陷后,被张巡喊他:“南八,男儿死耳,不可为不义屈!” 云笑曰:“欲将以有为也。公有言,云敢不死?”即使困顿于睢阳城破,本来生命还“将以有为也”,却死了,林旭不也是这样吗?死有时候很有不能承当的轻松。活下来的人却必须建设一段新的历史。林觉民接着建设。
       12年,在中国传统文化里也是一个小轮回。林旭比林觉民大12岁,林觉民在林旭死后12年,24岁时也引颈就戮。这里面是不是有神秘的办量在指引支使着呢。也许只是历史的巧合。12年的改变是非同寻常的。这12年里,从维新变法到辛亥起义,历史已经起风云。
       林旭进京后,听从梁启超,把“玩物丧志,与声色之累无异”的作诗作赋爱好戒掉,转身投入康有为的“治义理经世之学”的怀抱。把诗人肚肠换成经世之心。军机处章京,四品卿衔。春风得意,还是感觉到自己名至实归,当他写下那百字内近百篇奏章时,是不是有才德孚位的成就感?
       林觉民12岁一过,去考童生试时就反潮流,在卷子上写下“少年不望万户侯”,此其一;17岁,他在日本留学时写了《驳康有为物质救国论》,对康的学说表以“驳”;林觉民没有那种遇到“贵人相助”或“知遇之恩”的情节。他有的侠义肝胆不是为了某个人,而是为了某个理想。某个社会。某种““大逆不道的民主”。1919年,《湘江评论》上,尚未成为职业革命家的毛泽东在《民众的大联合》中,指出“辛亥革命乃留学生的发踪指示,哥老会的摇旗唤呐,新军和巡防营一些丘八的张弩拔剑所造成的,与我们民众的大多数毫无关系……然而我们却有一层觉悟,知道圣文神武的皇帝,也是可以倒去的,大逆不道的民主,也是可以建设的。”这把死的意境拉得远了,拉得高了。但没有任何伪饰,所谓的疾言厉色,不能不使人,肃然起敬。林觉民死的结果又是什么?我思考着这个问题时,想起高中的历史老师马平说:“大家一定要记住,辛亥革命的第一重要意义是使民主共和的观念深入人心。”
       “盖棺论定”,这当然是有道理的。一个人死了,他的一生也该有个明确的结论。可是棺已盖而论不定的事也常有。人们的认识在发展。各个不同的时代,有不同的眼光。林旭死了,连棺材都不能进家门,林觉民死了葬于乱坟中……曾经。活下来的人,那些亲人要怎么承受呢。自己的,亲人的一生荣辱,真的能置于肚外吗?如果能,沈鹊应就不会自尽。陈意映也不会那么快忧郁成疾过世。在林则徐生前有两次任钦差,一次是38年去广东禁烟,还是一次是临去世的那年,朝廷派他去镇压太平天国运动;他死在任差的路上,我很不好地想,假如他多活几年呢?沈葆桢一度寂寂,是因为根据某些历史观点,他一样也是镇压人民起义,是反人民的。“倘使当初身先死”,他的船政事业理当更早更广泛地传播。

 

       五、民国才女林徽因:才女林徽因是林觉民的侄女,她出名的原因不仅仅是他的文学才华和建筑学上面的成就,而是源于她生命中传奇般的三段爱情,三段爱情与三位男性有关:一个是最终嫁给的建筑学家梁思成(梁启超之子),一个是为她而死的新月派诗人徐志摩,一个是为她终身不娶的北大教授金岳霖。一个林氏家族竟然出来两段爱情传奇:林觉民的爱情,侠骨柔肠,感天动地;林徽因的爱情,虽生命中出现多位男人,但情感绝不泛滥绝不杂乱,灵魂相惜,纯洁美好,特别是金岳霖对林徽因的终身之情和梁思成的雅量,更为常人所不能至,令人叹为观止。难道一个家族中具有一种美好的爱情基因,这种基因会一代代的遗传下去,从林觉民传到林徽因?或者是因为闽南的地域文化?或者仅仅是因为一种巧合、一种幸运?

        林徽因(1904年6月10日-1955年4月1日),女,汉族,福建闽县(今福州)人,出生于浙江杭州。原名林徽音,其名出自“《诗·大雅·思齐》:大姒嗣徽音,则百斯男”。后因常被人误认为当时一作家林微音,故改名徽因,中国著名建筑师、诗人、作家。人民英雄纪念碑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徽深化方案的设计者、建筑师梁思成的第一任妻子。三十年代初,同梁思成一起用现代科学方法研究中国古代建筑,成为这个学术领域的开拓者,后来在这方面获得了巨大的学术成就,为中国古代建筑研究奠定了坚实的科学基础。文学上,著有散文、诗歌、小说、剧本、译文和书信等,代表作《你是人间四月天》,《莲灯》,《九十九度中》等。其中,《你是人间四月天》最为大众熟知,广为传诵。 

       家庭背景:林徽因的祖父是林孝恂,进士出身,历官浙江金华、孝丰等地。父林长民毕业于日本早稻田大学,擅诗文,工书法,曾任北洋政府司法总长等职;叔叔林觉民。
       早年经历:1904年6月出生于浙江杭州,随祖父母居住;5岁,由大姑母林泽民授课发蒙;8岁,移居上海,入虹口爱国小学学习。1916年,因父在北洋政府任职,举家迁往北京,就读于英国教会办的北京培华女中。1920年4月,随父游历欧洲,在伦敦受到房东女建筑师影响,立下了攻读建筑学的志向。在此期间,她还结识了父亲的弟子诗人徐志摩,对新诗产生浓厚兴趣。1921年,随父回国,仍到培华女中续学。1923年,徐志摩、胡适等人在北京成立新月社,林徽因常常参加新月社举办的文艺活动,曾登台演出印度诗人泰戈尔的诗剧《齐德拉》,饰演主角齐德拉公主,台词全用英语。她流利的英语和俊秀的扮相,在文艺界留下深刻印象。1924年6月,林徽因和梁启超长子梁思成同时赴美攻读建筑学。1924年9月,两人一起进入宾夕法尼亚大学美术学院学习,均从三年级课程读起。梁思成在美术学院建筑系,因建筑系不收女生,林徽因即注册在美术系,林徽因注册的英文名字是Lin Phyllis Whei-Yin。但是她仍选修了建筑系的主要课程,实现了自己的志愿。1927年夏,从美术学院毕业后,又入耶鲁大学戏剧学院学习舞台美术设计半年。1928年春,她同梁思成结婚。1928年8月,夫妻偕同回国,一起受聘于东北大学建筑系。林徽因在到职前先回福州探亲,曾应福州师范学校和英华中学之请,作《建筑与文学》和《园林建筑艺术》的演讲。又为其叔林天民设计福州东街文艺剧场。翌年,到东北大学讲授《雕饰史》和专业英语。

       古建考察:从1930年到1945年,梁思成林徽因夫妇二人共同走了中国的15个省,190多个县,考察测绘了2738处古建筑物,很多古建筑就是通过他们的考察得到了世界、全国的认识,从此加以保护。比如像河北赵州大石桥、山西的应县木塔、五台山佛光寺等。也正是由于在山西的数次古建筑考察,使梁思成破解了中国古建筑结构的奥秘,完成了对《营造法式》这部“天书”的解读。1931年,林徽因受聘于北平中国营造学社。次年,为北平大学设计地质馆和灰楼学生宿舍。在此后数年中,她多次深入晋、冀、鲁、豫、浙各省,实地调查勘测了数十处古代建筑,单独或与梁思成合作发表了《论中国建筑之几个特征》《平郊建筑杂录》《晋汾古建筑调查纪略》等有关建筑的论文和调查报告,还为署名梁思成的《清式营造则例》一书写了绪论。这是一本研究中国古代建筑必读的重要工具书。
       文学创作:林徽因在从事建筑科学研究之余,也开始从事文学创作。1931年4月,她的第一首诗《谁爱这不息的变幻》以“徽音”为笔名,发表于《诗刊》第二期。以后几年中,又在《诗刊》《新月》《北斗》、天津《大公报》《文学杂志》等,先后发表了几十篇作品。大部分是诗歌,也有散文、小说、戏剧和文学评论。她的诗多数是以个人情绪的起伏和波澜为主题,探索生活和爱的哲理。诗句委婉柔丽,韵律自然,受到文学界和广大读者的赞赏,奠定了她作为诗人的地位。当时,她曾被聘为北平女子文理学院外语系讲授《英国文学》课程,负责编辑《大公报·文艺丛刊·小说选》,还担任《文学杂志》的编委。她经常参加北平文学界读诗会等活动。1936年,平津各大学及文化界发表《平津文化界对时局宣言》,向国民政府提出抗日救亡的八项要求,林徽因是文艺界的发起人之一。
       流亡时期:1937年夏,她在山西五台山地区发现中国最古老的一座木结构建筑--建于唐代的佛光寺大殿。正当她要进行深入研究时,“七七事变”爆发,她被迫中断野外调查工作,不久,北平沦陷,全家辗转逃难到昆明。次年,她为云南大学设计了具有民族风格的女生宿舍。1940年,她随梁思成的工作单位中央研究院迁到四川宜宾附近的李庄,住在低矮破旧的农舍里。颠沛流离的生活和艰苦的物质条件,使她肺病复发。在病榻上,她通读了廿四史中有关建筑的部分,为写《中国建筑史》搜集资料,经常工作到深夜。这个时期,她的文学作品不多,在她若干诗稿中,迷惘、惆怅、苍凉、沉郁已代替了战前那恬静、飘逸、清丽、婉约的格调。诗中时时流露出了关怀祖国前途、命运的情愫。
       最后岁月:抗战胜利后,林徽因全家于1946年8月回到北平。不久,她为清华大学设计教师住宅,并接受校外的设计任务。1948年5月,她在《文学杂志》发表了《病中杂诗》9首。同年底,清华大学所在的北平郊区解放,解放军包围古都北平。林徽因夫妇想到城内无数巍峨壮观、雕梁画栋的古建筑也许将毁于战火,忧心如焚,寝食不安。1949年初,两位解放军的突然到访,表现出的对重要文物古迹的保护态度,让他们消除了对共产党的疑虑,并应解放军请求,编写了《全国文物古建筑目录》。此书后来演变成为《全国文物保护目录》。是年,林徽因还被聘为清华大学建筑系一级教授。1950年林徽因被特邀参加全国政协一届二次会议,并被任命为北京市都市计划委员会委员兼工程师,提出修建“城墙公园”设想。1951年,47岁的林徽因为挽救濒于停业的景泰蓝传统工艺,抱病与高庄、莫宗江、常莎娜、钱美华、孙君莲深入工厂做调查研究,并设计了一批具有民族风格的新颖图案,为“亚洲及太平洋区域和平会议”、“苏联文化代表团”献上一批礼品,深受与会人员欢迎。1952年,梁思成、刘开渠主持设计人民英雄纪念碑,林徽因被任命为人民英雄纪念碑建筑委员会委员,抱病参加设计工作,与助手关肇邺一起,经过认真推敲,反复研究,终于完成了须弥座的图案设计。1952年5月,为迎接即将到来的建设高潮,林徽因、梁思成翻译了《苏联卫国战争被毁地区之重建》一书,并由上海龙门书局印行,为国家建设提供了借鉴。应《新观察》杂志之约,撰写了《中山堂》《北海公园》《天坛》《颐和园》《雍和宫》《故宫》等一组介绍中国古建筑的文章。1953年10月,林徽因当选为建筑学会理事;并任《建筑学报》编委。被邀参加第二届全国文代会。1954年6月,选为北京市人民代表大会代表。
       20世纪50年代,梁思成因提倡新建筑用作大屋顶等传统形式和保护北京古城而多次遭到批判。1953年5月,北京市开始酝酿拆除牌楼,对古建筑的大规模拆除开始在这个城市蔓延。时任北京市副市长的吴晗担起了解释拆除工作的任务,为了挽救四朝古都仅存的完整牌楼街不因政治因素而毁于一旦,林徽因的丈夫,中国著名建筑学家梁思成与吴晗发生了激烈的争论。由于吴晗的言论,梁思成被气得当场失声痛哭。其后不久,在文化部社会文化事业管理局局长郑振铎邀请文物界知名人士在欧美同学会聚餐会上,林徽因与吴晗也发生了一次面对面的冲突。随后,林徽因的病情急剧恶化,最后拒绝吃药救治。
       1955年4月1日6时20分,林徽因病逝于同仁医院,享年51岁。林徽因治丧委员会由张奚若、周培源、钱端升、钱伟长、金岳霖等13人组成。4月3日,林徽因追悼会在北京市金鱼胡同贤良寺举行。去世后,她的遗体安葬在八宝山革命公墓,墓碑下方有一块刻著秀丽花圈的汉白玉。这原来是为天安门前人民英雄纪念碑碑座雕饰试刻的一个样品,人民把它作为一篇独特的无字墓志铭,奉献给它的创作者林徽因。
       感情经历

       与徐志摩:1921年,16岁的林徽因游历欧洲,在英伦期间,结识了当时正在英国留学的徐志摩。当时徐志摩已是一个两岁孩子的父亲。林徽因被徐志摩渊博的知识,风雅的谈吐、英俊的外貌所吸引。而徐志摩也被林徽因出众的才华与美丽所吸引,对她评价甚高,为林徽因写过很多情诗。两人也都是以书信来往。在后来的《猛虎集序》(1931年)中有提到,他在二十四岁以前,与诗“完全没有相干”,是与林徽因的相遇,激发了他的新诗创作。同年3月与发妻张幼仪提出离婚。之后,他们一起组织新月社活动,一起演戏,并常有书信来往。1924年泰戈尔访华期间,徐志摩和林徽因共同担任翻译,之后徐志摩陪同泰戈尔去了日本,林徽因和梁思成到了宾夕法尼亚大学,当徐志摩与林徽因再次见面的时候,已是四年之后。这期间,林徽因已嫁给梁思成。徐后经人介绍认识了已嫁做人妇的陆小曼很快两人就相恋了,陆小曼为了徐也跟丈夫王赓离婚了。1931年11月19日准备参加林徽因演讲会的徐志摩遭遇坠机事故遇难。徐志摩对林徽因的影响也很大。他是林徽因文学道路上的引路人。多年以后,林徽因也曾对自己的儿女说:“徐志摩当初爱的并不是真正的我,而是他用诗人的浪漫情绪想象出来的林徽因,而事实上我并不是那样的人。”
       与梁思成:1924年6月,林徽因和梁思成在梁启超的安排下,同时赴美攻读建筑学。林徽因和梁思成的结合在当时可以说是新旧相兼,郎才女貌,门第相当。他们在婚前既笃于西方式的爱情生活,又遵从父母之命所结的秦晋之好。又因林长民是段祺瑞内阁中的司法总长,梁启超做过熊希龄内阁的司法总长、段祺瑞内阁的财政总长,所以说是门当户对。新婚之夜,梁思成问她:“这个问题我只问一遍,以后再也不提,为什么你选择的人是我?”林徽因说:“这个问题我要用一生来回答,准备好听我回答了吗?”1928年,林徽因与梁思成在渥太华梁思成姐夫任总领事的中国总领事馆举行婚礼。婚后梁对林呵护倍至,夫妻二人致力于他们所热爱的建筑事业,林徽因不仅具有诗人的美感与想象力,也具有科学家的细致和踏实精神,他们在山西对古建筑所做的调查和实测工作,不仅对科学研究贡献巨大,也使山西众多埋没在荒野的国宝级的古代建筑开始走向世界,为世人所知。
       与金岳霖:金岳霖,哲学家,逻辑学家。1914年毕业于清华学校,后留学美国、英国,又游学欧洲诸国,回国后主要执教于清华和北大。他终生未娶。一直恋着林徽因。林徽因、梁思成夫妇家里几乎每周都有沙龙聚会,金岳霖始终是梁家沙龙座上常客。他们文化背景相同,志趣相投,交情也深,长期以来,一直是毗邻而居。金岳霖对林徽因人品才华赞羡至极,十分呵护;林徽因对他亦十分钦佩敬爱,他们之间的心灵沟通可谓非同一般。甚至梁思成林徽因吵架,也是找理性冷静的金岳霖仲裁。金岳霖自始至终都以最高的理智驾驭自己的感情,爱了林徽因一生。
       五十年代后期,林徽因已经去世,追悼会上,他为她写“一身诗意千寻瀑,万古人间四月天”的著名挽联。
       人物贡献:

       东北大学校徽设计:20世纪20年代末期,时任东北大学建筑系副教授的林徽因参加了由张学良出资发起的征集东北大学校徽图案大奖赛,林徽因设计的"白山黑水"图案一举夺魁,拿下本次比赛的最高奖金。
       保护奈良古建:1945年二战行将结束时,时任清华大学建筑系教授的林徽因受美军邀请,在即将执行的奈良轰炸图上为其标出了著名的文化古迹位置,以免被炸。值得一提的是林徽因一家在1937年11月与1939年1月两次险些于日军的轰炸中丧命,三弟林恒也于1941年在对日战争中阵亡。
       八宝山革命公墓主体建筑格局:八宝山革命公墓创建于1949年11月。北平和平解放后,遵照周恩来建立革命烈士墓地、教育人民群众的指示,北京市人民政府副市长吴晗受命建设革命公墓。在吴晗的领导下,北京市迅速成立了公墓筹备组,吴晗亲自率人勘察,最终选址在八宝山的护国寺兴建公墓。1950年,北京市人民政府将八宝山的护国寺改建为公墓,并遵照周恩来的意见,将公墓定名为“北京市革命公墓”,作为革命烈士的安葬之处。八宝山革命公墓主体建筑格局由中国著名建筑师林徽因设计,分为墓区和骨灰堂两部分。公墓内遍植苍松翠柏,庄严肃穆,是很多革命先烈最后的安栖之所。走在公墓里,吊唁那些于民族于国家立下大功的英魂,犹如在和历史对话,感叹沧海桑田,体会人间正道。
       论文著作:林徽因协助梁思成完成了《中国建筑史》初稿和用英文撰写的《中国建筑史图录》稿,初步实现了他们在学生时代就怀有的心愿。应解放军的请求,编写《全国文物古建筑目录》。1949年9月到1950年6月,还与梁思成合作写了《城市规划大纲》、《中国建筑发展的历史阶段》等学术论文。为《新观察》等刊物撰写了10几篇介绍中国古建筑的通俗读物。
       她发表有关建筑的论文主要有《论中国建筑之几个特征》、《平郊建筑杂录》(与梁思成合著)、《清式营造则例》第一章绪论、《晋汾古建筑预查纪略》(署名林徽因、梁思成)、《由天宁寺谈到建筑年代的鉴别问题》(署名林徽因、梁思成)、《中国建筑史》(辽、宋部分)、《中国建筑发展的历史阶段》(与梁思成、莫宗江合著)。
       文学:在当时,知识分子是社会少数、精神贵族,像林徽因这样受过良好教育才貌出众的女子,更是凤毛麟角。她承认自己是受双文化教育长大的,英语对于她是一种内在思维和表达方式、一种灵感、一个完整的文化世界。中西文化融合造就了一个“文化林徽因”。她是诗人,一生写过几十首诗,在诗歌创作上受徐志摩影响很明显,但又有自己的特点。在文学方面,林徽因著述甚多,包括散文、诗歌、小说、剧本、译文和书信等作品。代表作有《你是人间四月天》,小说《九十九度中》,《林徽因诗集》(1985年)等。1931年3月,林徽因到香山双清别墅附近平房养病。先后发表诗《那一晚》《谁爱这不息的变幻》《仍然》《激昂》《一首桃花》《山中一个夏夜》《笑》《深夜里听到乐声》《情愿》及短篇小说《窘》,《一天》《激昂》《昼梦》《瞑想》等诗篇几十首;话剧《梅真同他们》;短篇小说《窘》。另有散文《窗子以外》《一片阳光》等。
       评价:在民国时期的著名才女中,林徽因的才艺比萧红和张爱玲等显得更全面一些,人生际遇也更幸运。她不仅最早加入了“新月社”,在诗歌、小说、散文、戏剧、绘画、翻译等方面成就斐然。她几乎标志一个时代的颜色,出众的才,倾城的貌,情感生活也像一个春天的童话,幸福而浪漫。在林徽因的著作中,建筑学家的科学精神和作家的文学气质揉合得浑然一体。她的学术论文和调查报告,不仅有严谨的科学内容,而且用诗一般的语言描绘和赞美祖国古建筑在技术和艺术方面的精湛成就,使文章充满诗情画意。而在文学作品中也常用古建筑的形象作比喻,如《深笑》一诗中,就以古塔檐边无数风铃转动的声音,比喻笑声的清脆悦耳,直上云天,既贴切,又新颖,别具一格。由于她兼通文理,在建筑学和文学创作上都显露出惊人的才华,所以在30年代就享有“一代才女”的美誉,被列入当时出版的《当代中国四千名人录》。
       萧乾:萧乾在绝笔《才女林徽因》中记道:"听说徽因得了很严重的肺病,还经常得卧床休息。可她哪像个病人,穿了一身骑马装……她说起话来,别人几乎插不上嘴。徽因的健谈绝不是结了婚的妇人的那种闲言碎语,而常是有学识,有见地,犀利敏捷的批评……她从不拐弯抹角,模棱两可。这种纯学术的批评,也从来没有人记仇。我常常折服于徽因过人的艺术悟性。"这是1933年11月初一个星期六的下午,萧乾做客林徽因家中吃茶时发表的感慨,同时,这也是林徽因一生做人处世的真实写照。

       冰心:“她很美丽,很有才气。”比较林徽因和陆小曼时,更以为林徽因“俏”、陆小曼不俏。与林徽因一起长大的堂姐堂妹,几乎都能细致入微地描绘她当年的衣着打扮、举止言谈是如何地令她们倾倒。(陈钟英:《人们记忆中的林徽因——采访札记》)
       张幼仪:当她知道徐志摩所爱何人时,曾说“徐志摩的女朋友是另一位思想更复杂、长相更漂亮、双脚完全自由的女士”。(张邦梅:《小脚与西服》)
       摘录我读到的林徽因:

       孤独的少女:有人崇拜她,把她当做女神、偶像;也有人放出话来,“喜欢林徽因的女人,品行有问题;喜欢林徽因的男人,脑子有问题。”

       有这么一个桥段:诗人徐志摩收到一封来自大洋彼岸的电报,倾诉自己在美国的孤单苦闷,说只有他的来电,才能让自己感到安慰。大诗人欣喜若狂,一颗心猫抓似的。第二天一早,就冲到邮局,要把自己熬夜写下的情意绵绵的文字,发到遥远的美人手中。经办人看了内容,面露惊愕:“今天在你之前,已经有四个人给这位密斯林发去电报了。”诗人抢过名单,全是熟人,遂一一对质,没奈何,人家都收到了同样内容的来信。

       单看了这么一段,难免会对这位林姓美人生出腹诽,认定钱钟书的《猫》里那个李太太分明就是林徽因,兴趣在于随意指使他那些男朋友,“好像变戏法的人,有本领或抛或接,两只手同时分顾到七八只在空中的碟子。”

       林徽因极有可能同时Copy好几封信。但我们不妨看看这段场景描述,“我独自坐在一间顶大的书房里看雨,那是英国的不断的雨。我爸爸到瑞士国联开会去,我能在楼上嗅到顶下层厨房里炸牛腰子同洋咸肉。到晚上又是在顶大的饭厅里(点着一盏顶暗的灯)独自坐着(垂着两条不着地的腿同刚刚垂肩的发辫),一个人吃饭,一面咬着手指头哭闷到实在不能不哭!”这是林徽因抗战期间写给沈从文的一封信,回忆了自己十六七岁,随父亲在欧洲生活时的一个片断。

       我想就在这样的情境下,这个孤独的女孩子,把写信作为自己排遣忧郁的一种方式,做着所有女孩做的梦,“理想的我老希望着生活有点浪漫的事发生,或是有个人叩下门走进来,坐在我对面同我谈话,或是同我同坐在楼上炉边给我讲故事,最要紧的还是有个人要来爱我。”

       乔叟的《坎特伯雷故事集》有这么一个故事:一位武士犯了重罪,由王后处理,王后让他回答一个问题,答对了,就不砍他的头。问题是,“什么是女人最大的心愿?”结果,那个武士给出了答案 “有人爱她!”经过所有贵妇人的讨论,一致认为说出了心声,武士因此保住了头颅。

       林徽因喜欢被人众星捧月不假,喜欢争强好胜也不假,像《我们太太的客厅》所说,“我们太太”只有一个女朋友,且黑且矮胖,以便陪衬出“我们太太”的白皙、苗条。为了不让别的女人抢去男人对她的注意力,这样的小心思或许也是有的。

       可是,希望有人爱是女人共同的心愿,希望有很多人爱是不是女人共同的心愿呢?不是每个女人都“有本领或抛或接,两只手同时分顾到七八只在空中的碟子”的男友,不过,是不是也存了这份幻想?那就谁想谁知道了。

       天空的蔚蓝爱上大地的碧绿:说起林徽因,人们最喜欢津津乐道她生命里,出现过三个最重要的男人:徐志摩、梁思成和金岳霖。在我看来,徐是她的初恋,她心底的情人;梁是她合适的伴侣,现实的选择;而金是她的闺蜜,一生的蓝颜知己。

       1920年,十六岁的林徽因,随父亲林长民在英国定居一年,恰巧徐志摩也来到伦敦。诗人和父亲一见如故,两人甚至玩过互传情书的游戏,林长民扮演有室男子苣冬,徐志摩扮作已嫁少妇仲昭。在林去世后,徐志摩曾经公开一封苣冬致仲昭的信,还称赞说,“至少比他手订的中华民国大宪法有趣味有意义甚至有价值得多。”

       林长民和徐志摩互为知己,而林长民与女儿相互间也引为知音。借用数学公式,因为A=B,B=C,所以A=C,林徽因与徐志摩相见甚欢,颇多共同语言也是顺理成章的事。

       “如果有一天我获得了你的爱,那么我飘零的生命就有了归宿,只有爱才能让我匆匆行进的脚步停下,让我在你的身边停留一小会儿吧,你知道忧伤正像锯子锯着我的灵魂,”诗人激情洋溢,写下一首首这样的情诗。

       少女的心弦被拨动了,据说她回了一封信。“我不是那种滥用感情的女子,你若真的能够爱我,就不能给我一个尴尬的位置,你必须在我与张幼仪之间作出选择。你不能对两个女人都不负责任 ”

       当时的徐志摩,二十四岁,两个孩子的父亲,第三个孩子,正怀在妻子张幼仪的腹中。他在最初看到张幼仪照片的时候,就不屑地说了三个字“土包子”,后来张幼仪随他一起在英国生活,评价他的一个女同学说,“西装和小脚不般配。”他颇有深意地重复强调:“西装和小脚是不般配。”

       冰火两重天,说的是诗人的感情。他对林徽因有多么热情似火,对张幼仪就有多么冷酷无情,接到林徽因的信,为了方便离婚,他甚至逼着妻子打胎,在妻子生产后不久,又逼迫她在离婚协议书上签了字,因此成为中国离婚第一人。

       爱情令人疯魔,写诗的人就更添几分疯魔,一心追求爱、自由和美的诗人简直疯狂了。可是,现实粉碎了他的梦想,命运对他,正如同他对张幼仪一样无情和冷漠!

       林徽因和父亲早诗人一年回国,一旦回到传统的现实社会,那曾经发生过的爱情故事仿佛也变得不真实。家族中人一致反对,怎么能容忍徽因插足别人的家庭?怎么能容忍这样的名节受污?林徽因回到了现实。

       在那么短的时间里,林徽因为什么毅然舍徐而选梁?依我推理,这和她的童年际遇分不开。我看过林徽因早年的一张照片:清秀的脸庞还没退尽婴儿肥,眼神里就已经含着忧郁了。她的朋友费慰梅曾经说:“家中的亲戚把她当成一个成人,而因此骗走了她的童年。”的确,她几乎没有别人那样天真烂漫的童年。

       她的母亲何雪媛,是林长民的第二任妻子。林的第一任夫人病逝,没有留下子嗣。何雪媛运气也不好,到林家八年之后,才生了林徽因,之后又生了一儿一女,都不幸夭折。到了第十年,林长民又娶了个妾,名叫程桂林,乖巧可人,还生下四个儿子一个女儿,完全夺去林长民的欢心。

       人家热热和和一家子,住在宽敞明亮的前院,林徽因母女却被安置在逼仄阴暗的后院。这也不能全怪林长民喜新厌旧,何雪媛出生在浙江嘉兴小业主家庭,打小娇生惯养,不会女红,也不识字,脾气又暴躁,还爱管闲事,全家上下没有几个人喜欢她。

       父亲一直是宠爱林徽因的,可是在大家庭里长大的她,作为长女,失宠的太太诞下的女儿,对人情世故,到底有着比一般人更深刻的体验。

       她终究不忍心别人因她,而像自己母亲那般被遗弃吧?在1947年病危时,她以为自己不行了,特地央人请来张幼仪母子,虽然虚弱到不能说话,依然仔仔细细打量了眼前的两个人。她这样的举动是耐人寻味的。

       徐志摩疯魔了,林徽因却冷静下来,那封要求离婚的信,有没有试一试自己魅力的少女心思呢?也许她自己都说不清楚。可是关键时刻,她清楚谁才是真正适合陪她一生的伴侣。

       林徽因不否认自己与徐志摩有一种灵性上的和谐与共鸣,也不隐瞒自己对他的真实情感,“他变成一种Stimulant在我生命中,或恨,或怨,或Happy或Sorry,或难过,或苦痛,我也不悔的。”

       在志摩飞机失事以后,她发表悼文寄托哀思,更让梁思成拣来一块飞机残骸悬挂在卧室,一直到死。她跟闺中密友费慰梅,有一个常常谈起的话题,那就是徐志摩,这个名字就是她心头的朱砂痣啊!

       但是林徽因是一个拎得清的女子,就在她的悼念文字里,她依然说“他如果活着恐怕我待他仍不能改变”,“也就是我爱我现在的家在一切之上的确证”。

       “天空的蔚蓝,爱上了大地的碧绿,他们之间的微风叹了声 哎! ”,泰戈尔为他们,由感而发。

       蓝颜知己金岳霖:而金岳霖则是另外一段传奇了。

       1931年,林徽因因病在北平休养。当时梁思成还在东北大学执教,徐志摩经常去探望林徽因,为了避嫌,就叫上国外留学时的好友金岳霖等人,这位很有名望的哲学家和逻辑学家,对于才貌双全的绝代佳人,同样没有免疫力。

       这也难怪,别说男人,就连冰心这样的女人,虽然写下《太太的客厅》那样文章,却也承认“林徽因俏,陆小曼不俏。”这两位加上凌叔华、韩湘眉,也曾被称做文界“四大美人”。说实话,除了林徽因,其他三位只能算是才女里的美女,而林徽因,实在是美女里的美女,才女里的才女。

       金岳霖到底是哲学家,他的爱比诗人来得节制。他是单身汉,在徐志摩去世时,就住在梁家的后院。当时最多的话题就是徐志摩,对于诗人共同的思念和哀悼,加深了他们之间的感情。

       那时林徽因正怀着身孕,梁思成经常外出考察,老金必定对她悉心照顾,好言相劝。林徽因对他萌生了一种感情,这种感情与其说是男女相悦,还不如说,是理解的需要和精神上的渴求。

       于是,当梁思成考察回来,林徽因哭丧着脸,对梁思成说,她苦恼极了,因为自己同时爱上了两个人,不知如何是好。大约是对丈夫彻底的信任和依赖,林徽因这次的做法并不像她本人的一贯作派。梁思成自然矛盾痛苦至极,苦思一夜,终于告诉妻子:她是自由的,如果她选择金岳霖,祝他们永远幸福。

       林徽因又原原本本把一切告诉了金岳霖。金岳霖的回答更是率直坦诚得令人惊异:“看来思成是真正爱你的。我不能去伤害一个真正爱你的人。我应该退出。”

       这一场风波没有影响到他们之间的友情,林徽因身上诗人的气质,让她渴望极端的感情,可是本性善良,加上清醒的理智,让她不可能做伤害梁思成的事情,也不可能玩弄纯洁的感情。梁思成更是坦荡君子,相信妻子和朋友,因此表现出难得的气量和风度。而金岳霖没有辜负这种信任,他发乎情止乎礼,终身未娶,他爱着林徽因,也爱着林徽因的全家,他后来几乎一直和梁家住在一起。

       抗日战争期间,他们曾经一度离散,金岳霖说:“我离开梁家就像丢了魂一样。”以后他们几乎没再分开过,而后来的林徽因在病魔的蹂躏下,经常不得不卧病在床,已经不复是当年那个风华绝代的女子。金岳霖依然每天下午三点半,雷打不动,出现在林徽因的病榻前,或者端上一杯热茶,或者送去一块蛋糕,或者念上一段文字,然后带两个孩子去玩耍。

       梁思成一家跟他相处融洽,临死前,他还和林徽因、梁思成的儿子梁从诫生活在一起,他们称他“金爸”,对他行尊父之礼。而他去世后,也和林徽因葬在同一处公墓,像生前一样做近邻。

       这就是那个时代的君子,那个时代的爱情。这样的爱情让我相信,玛格丽特那个著名小说开端的经典桥段,在林徽因那里,成为现实。

       琴瑟相谐:因对学业的选择也显示出典型的林氏风格。她虽然热爱艺术,却选择了需要艺术底蕴、同时更加实用的建筑学。她天性浪漫,后天经历却教会她,关键的选择,必须有坚强的理性做支撑。

       对夫婿的选择,也同样表现出她的聪明和冷静。决定舍弃浪漫不靠谱的诗人,选择各方面都堪称优秀的梁思成。梁思成梁启超的大公子,岂是等闲之辈?他受林徽因影响,也决定学建筑学,夫妻俩不管顺境逆境,一辈子相互扶持,相互关爱,共同创业,成就了一段好姻缘,这一切都让林徽因为自己的选择欣慰。

       民国时期文人中流行着一句俏皮话:“文章是自己的好,老婆是人家的好。”梁思成的说法却是:“文章是老婆的好,老婆是自己的好。”别说梁思成自己引以为豪,一起在美国留学的同学也说:“思成能赢得她的芳心,连我们这些同学都为之自豪,要知道她的慕求者之多犹如过江之鲫,竞争可谓激烈异常。”

       林徽因知道自己的美,也懂得享受自己的美,据说,三十年代初期,在北京香山养病期间,有了闲暇,她一卷书,一炷香,一袭白色睡袍,沐浴着溶溶月色,很小资、很自恋地对梁思成感慨:看到她这个样子,“任何一个男人进来都会晕倒”。憨厚的丈夫却说:“我就没有晕倒。”这话怎么听着都像醉酒的人在说,“我没醉、我没醉。”

       可是再美的女人嫁做人妇,就得过寻常日子。林徽因曾经给沈从文写信说:“我是女人,当然立刻变成纯净的糟糠。”林徽因专注于事业,不喜欢别人拿家务活干扰她,浪费有限的时间。可是不喜欢归不喜欢,真做起来也漂亮得无可挑剔。

       她在梁家是长嫂,在林家是长姐,常有亲戚来往,单单安排好来客的吃喝拉撒睡就不容易。据说她画过一张床铺图,共计安排了十七张床铺,每张床铺标明谁要来睡。拿专业精神做家务事,家务自然也同她的专业一样优秀。

       林徽因心高气傲,不愿意和一般人多说话,认为无谓的废话是浪费时间和精力。不说话不等于不愿意帮助人,我注意到两件情节相似的事情:沈从文一度经济拮据,林徽因有意接济,又怕他不肯接受,就让表弟林宣向沈从文借书,还书时悄悄夹进一些票子;后来她拿自家的钱资助来北京求学的同乡林洙,也是善意地欺骗,“是营造学社的钱借给你用”。可见林徽因的善解人意不止体现在太太的客厅啊!

       梁思成、林徽因的婚姻生活很有情趣,除了专注于事业。闲暇时,夫妇俩比记忆,互相考测,哪座雕塑原处何处石窟、哪行诗句出自谁的诗集,那甜美的家庭文化氛围,疑似李清照、赵明诚重返人间。

       其实这一对夫妻间也不是不吵架,林徽因心直口快,好使性子。好在梁思成善于隐忍,被亲戚称做“烟囱”,但是烟囱偶尔也会堵塞。两人都好面子,如果碰到佣人在旁边,就改用英语交锋。

       在他们新婚之时,梁启超曾经写信嘱托:“你们俩从前都有小孩子脾气,爱吵嘴,现在完全成人了,希望全变成大人样子,处处互相体贴,造成终身和睦安乐的基础。”这是一番慈爱之心,也是出于对儿子、儿媳秉性的了解。

       钱钟书在小说《猫》里有一段情节,说女主人的丈夫在妻子男朋友们的“提醒下”,与一个姿色普通、言行拘谨的女学生乘火车出行,疑似婚外情。有人说这里影射的是梁思成。

       事实上,林徽因、梁思成夫妻的确发生过一次激烈争吵,事后梁思成乘火车去上海出差。林徽因痛哭了二十四个小时,中间只睡了三四个小时。而梁思成在火车上连发了两封电报和一封信,两人重归于好。

       当时沈从文恰恰正高调爱慕高青子,跟张兆和闹得很不愉快,写信向他的教母林徽因诉苦、讨教。刚刚痛哭了二十四个小时的林徽因,说起来特别有感触,“在夫妇之间为着相爱纠纷自然痛苦,不过那种痛苦也是夹着极端丰富的幸福在内的”,她认为夫妻争吵,是因为彼此在乎,“冷漠不关心的夫妇结合才是真正的悲剧。”

       林徽因虽然浪漫,骨子里却是冷静而清醒的。她能够理智地面对婚姻,就如同她理性地面对爱情。

       钱钟书当时与他们毗邻,是不是以他的所见和想象,将一些素材糅入小说?梁思成有没有过出轨?而林徽因内心深处对徐志摩、金岳霖究竟是什么感觉?我们很难考证,每个感兴趣的人都会有自己的解读。

       在我看来,林徽因和梁思成就像齿轴和齿帽,经过旋转、磨合,很合适地咬啮在一起,相互成全为更有用的一个整体。

       他们情深意笃,得益于一个第三者他们共同的事业,双方深情的目光除了相互凝视,更多时候,是在注视同一个方向。在事业上,他们有太多心血结晶,有太多的过程和回忆。说句闲话,在他们结婚二十周年家庭聚会上,林徽因招待茶点之余,用来庆祝的一个重头节目是做了一个关于宋代都城的建筑学术报告。

       平面三角形最稳定是公理,感情上也存在几种三角形。有的夫妻独自,甚至各自向外去找一个角;也有的独自或者各自以事业为重,或痴迷于某项爱好;还有的夫妻会像梁、林伉俪,共同关注于某项事业或有着共同的兴趣。

       第一种也许稳定一时,却存在着大动荡的隐患;第二种日子久了,非生物的第三者有被生物的第三者取代的可能,君不见本来是爱好摄影,后来连带爱上同样爱好摄影的人;最稳定的可能是第三种,即便激情转化为亲情,共同的事业和爱好却像清新的风,让夫妻间依然呼吸得到新鲜的空气。

       林徽因身边的三个才子:

       1920年4月,林徽因随父游历欧洲。这年,她生命中的第一个贾宝玉式的男人出现了。这个翩翩公子就是后来闻名诗坛的已婚男子徐志摩(她父亲的一位好友)。徐志摩的出现,是林徽因一生命运的转向。后来她的一生,不管她愿不愿意,都被这个风一样的男人纠结着,从此也打上了徐的烙印。这一年,他23岁,她才16岁。

       刚开始,林徽因是带着敬畏之心结识徐志摩的,因为她父亲曾经和她说起过这个人,是个很有才华的青年。开始谈文学,谈诗歌,谈人生。后来二人渐渐地谈到了感情,从徐志摩异样的眼神里,她敏感的内心感受到了他的浓烈情感。

       她先是拒绝,因为之前,按照父亲的心愿,门当户对,她已经和梁启超的大公子定了亲,尽管她对梁思成没有太深的印象。在徐志摩的狂轰滥炸下,林徽因慢慢感受到了忐忑惊喜。一个16岁的少女总是有着浪漫的爱情梦想,被人宠着总是一件幸福的事。一个已婚的青年才俊,对一个情窦初开的女孩子有着致命的吸引力,即便是今天,亦是如此。

       林徽因知道,徐志摩是爱她的,爱得热烈,爱得疯狂,爱得忘记了海宁家里还有妻儿。林徽因也忘记了两年前,她和梁家的婚约。

       只是炙热的情感之外,林徽因还有些隐隐纠结夹杂的痛:一方面,她感动于他能够抛弃家庭追求自己;另外一方面,她也愤恨于徐志摩对家庭的无情。后来林徽因从徐志摩的朋友口中知道,他的元配张幼仪在徐志摩出国期间一直苦苦守候着丈夫的归来,同是女人,她能够理解张的固执。

       林徽因想起了自己的母亲,父亲后来也娶了小妾,母亲因而一生悲痛。当过北洋政府司法总长的父亲林长民以过来人的身份告诉林徽因,徐不过是个始乱终弃的才子,她也不过只是他生命中的一场流星雨。其实林长民说得没错,后来在林徽因之后,徐志摩的生命里还将烙印着这些女人的名字:凌叔华、陆小曼、韩湘眉。

       在父亲劝自己的那晚,林徽因整夜未眠。最后她叹了口气对自己说,算了吧。爱得太重便是负担。她决定放弃和徐志摩这段无望的爱情。这次她走得与她当初相识他的那一刻一样决绝。

       其实在徐志摩爱过的女人中,林徽因最能够走进他的内心世界,在她的《悼志摩》以及四年后的《再悼志摩》中都说,志摩整个的生命都是完全诗意的信仰。林徽因两篇深情的文字与其说是祭文,不如说是对徐志摩阴阳相隔的真情告白。小心地拿放,温柔地擦拭。

       徐志摩在一连串碰壁之后给林徽因留下了那首后来一直传诵的《偶然》,并凄然留下了惊世痛彻的爱情遗言:“得之,我幸;不得,我命。”徐志摩把他全部的爱都装在文字里,是的,他和林徽因不过是一次生命的偶然,有着命运的定数,有着空结同心草,不结同心人的喟叹。

       徐志摩骨子里终究是个诗人,林徽因就这样在风轻云淡中成就了他的诗情,她也成为他的诗魂。林徽因始终明白,徐志摩只是她生命中的惊鸿一瞥,只是一次美丽的错误。

       林徽因用她女人特有的心智,结束了和徐志摩一段无望的爱恋,在整装重拾娇艳如花的四月过后,她来不及悲伤回望,因为她生命中的另一个重要男人,梁思成出场了。一样显赫的家世与才学,从常人的眼光看上去,当然的绝配。

       只是这一次,林徽因对父亲的安排先是漫不经心的冷漠,当然她也许还是忘不了那个一直可以给她写绵绵情诗的男人。当然徐志摩也没忘记她,听说她要嫁给自己老师的儿子,从遥远的欧洲一路跟随到北平,天天找着各种理由缠着林徽因。林徽因既渴望又害怕,她心里其实是明白的,他们终究不是彼此的彼此。

       梁思成显然生气了,他给了徐志摩这样的警示:Lovers need to be stayed alone(恋人需要单独相处).接着林徽因异常迅速地舒展自己,舒展到和这个她父亲相信能够给予她幸福的男子一起用建筑暂时逃离徐志摩给予她的文学印痕。

       林徽因终究是个平凡的女子,活在尘世的目光里。梁思成是配她的,他是大名鼎鼎的梁启超的公子,他风姿飘逸,文采飞扬。婚后梁思成更像是得了宝贝似的把林徽因捧在手心里,他一点都无愧色地说,老婆是自己的好,文章是老婆的好。他对她的爱是彻底的,彻底到另外一个彻底地爱着林徽因的叫金岳霖的男子都遁形而弃。从而成就了一段“梁上君子,林下美人”的佳话。他把她的名字用诗一般的语言一起镶入了中国建筑史的丰碑上。

       只是在林徽因的生命里,毕竟有了诗人徐志摩的印记。其实女人的生命里,爱情是一次性消耗品,只有第一个是爱情,没有第二,她是从徐志摩诗歌里走出的女子。梁思成这个富家名望的公子给了她完美的婚姻,却始终缺少来自爱情的迸发。

       其实梁思成也知道,他终究不是徐志摩。婚姻其实是活给别人看的,爱情却是自己的,林徽因的爱情早已给了徐志摩,他活得累,她也累。以至于林徽因死后没多久,他就迫不及待地把自己的学生林洙娶回了家,说了一句听上去让人很寒心的话:“原来真正的夫妻该是这样轻松和美地在一起的。”

  金岳霖注定是林徽因生命中最被人津津乐道的一位。一代哲学宗师的他和林徽因的认识源于徐志摩的介绍,他还曾是林徐联姻的积极拥护者。也许从徐介绍他认识林徽因的那一刻,就无可救药地爱上她了,只是他那时作为志摩的好友恪守着君子之道。“当时明月在,曾照彩云归。”这个和徐志摩一样的男子,注定是林徽因生命中的一场桃花雨。

       在徐志摩离开人世四周年纪念日之际,一天,林徽因对刚刚从山西考察古建筑回来的梁思成说,她同时爱上了两个男人,其中一个便是金岳霖。

       天涯两隔后,也许林徽因骨子里还有对徐志摩的思念,对徐的亏欠。徐志摩的身影叠加在金岳霖的面庞上。1931年徐志摩为了去听她的演讲,在碧海蓝天中,他把他34岁的生命回报给了前世偶然的林徽因。后来,林徽因把他飞机失事的那块残骸永久地存放在她的卧室里,林徽因知道,她是最懂他的女人。

       也就在这一年,她爱上另一个男人的苦恼来了。其实比她更苦恼的是那两个本是好友的男人。梁思成痛苦至极,苦思一夜,比较了金岳霖优于自己的地方,梁思成说,她是自由的,如果她选择金岳霖,他会祝他们永远幸福。她又把这一切告诉了金岳霖。金的回答更令凡人惊异:“看来他才是真正爱你的。我不能去伤害一个真正爱你的人。我应该退出。”

       不知道梁思成愿意对林徽因的退出有多少是发自内心的,金岳霖的决定又有多少来自理智。也许学哲学的金岳霖是个聪明人,他以他的退守,保全了他对林徽因完整的爱情,毕竟,他可能只是个替代品,林徽因这样的女子,离开了徐志摩,不论嫁给谁,即使看上去可以让男人骄傲,一旦被岁月侵蚀,剩下的只有悲凉。

       从那以后,他们三人毫无芥蒂,金岳霖仍旧跟他们毗邻而居。而金则孑然一身,终身未娶。在他的心里,她是他人间的唯一,是他心中一朵永远盛开不败的莲花。

       弹指容颜老,刹那芳华。即使在林徽因离去多年后,已经90岁的金岳霖仍要深藏心曲,他说,有些事情他只能和她说,现在没有机会了,他也不会说了。因为他知道,她是最懂他的。然后是长久的沉默。大概,那是寄望大去之日后在另一个世界里两个灵魂的对语吧。此情只应天上有,今闻竟在人世间。

       1955年4月1日,一代才女林徽因香消芳尽,绝尘而去。时年51岁。

       得到林徽因噩耗的金岳霖凄然写道:“一身诗意千寻瀑,万古人间四月天。”

       由梁思成设计的墓碑上刻着她生前已千百次的自语:“这里长眠着林徽因,她是一位建筑师、诗人和母亲。”

       她的墓志和她的传奇人生一样:别致、灵动、优雅、深邃。

       世间再无林徽因。


       婆婆李蕙仙:反对林徽因嫁入梁家

林徽因,一个成为同时代女性公敌的魅力女人。在亲友眼中,她究竟是个怎样的人?

       父亲林长民:做天才女儿的父亲不是容易享的福

       林徽因在待人接物方面,全然承继父亲林长民的风格做派。她也有掩不住的明星气质。她的这种明星气,还不光是生得美,关键她有一种旋风式的气场。在伦敦,她以惊人的聪慧和美貌吸引了徐志摩。在加拿大结婚,她又凭借美貌和一套带头饰的东方式的结婚礼服,征服了加拿大的新闻界。

       女作家陈衡哲的妹妹写道:“有一年春夏之交,我因病休学在香山脚下亲戚家的别墅休养,有一天同一位朋友上山游览,半山上一顶山轿下来,我看见轿子里坐着一位年轻女士,她容貌之美,是生平没有见过的,想再看一眼,轿子很快下去了。我心中出现‘惊艳’两字。身旁的人告诉我,她是林徽因。用什么现成话赞美她?‘闭月羞花’,‘沉鱼落雁’等都套不上。她不但天生丽质,而且从容貌和眼神里透出她内心深处骨头缝里的文采和书香气息。我今生今世,认定了她是我所见到的第一美人。没有一个人使我一瞬难忘,一生倾倒。”女人尚且“一生倾倒”,男人们当然更无抵抗力。

       林长民有种文艺气质,他擅诗文,更工书法,中南海新华门匾额即是他的手迹。耳濡目染间,林徽因也变得文艺起来。父女俩身上,都有种别样的诗意,活泼的,惆怅的,明朗的,交织在一起,化作人间的四月天。他们一同坐邮轮,火车,走过巴黎、日内瓦、罗马、法兰克福、柏林,两个背影,充满豪情。他不是不苟言笑的政客,而是挥斥方遒的文人墨客。林长民的文艺气质,启发了林徽因的天性,她从来都是一个渴望浪漫、渴望激情的人。

       林长民对林徽因也有过无意的伤害。他结过3次婚。在杭州读书时,娶叶氏为妻;叶氏去世后,他娶何雪媛。何雪媛生了好几个孩子,但只有林徽因活了下来;1912年,他又娶了第3个妻子程桂林。程桂林生了好几个子女,赢得了全家的疼爱。林徽因幼年的苦恼,应该得不到父亲足够的爱。母亲的不得志,让林徽因又叹又怨,她跟着母亲住在后院的小房子里,静静的,期盼着脚步声的到来。林长民的缺席,使得幼年的林徽因常常感到寂寞,时不时地,她总有些美丽的幻想,比如起水痘,她把它叫做“水珠”。满身的水珠,她想起来,就觉得浪漫。不过,林徽因还是凭借自己的聪明伶俐赢得林长民的喜爱。他们之间,是父女,更是朋友。林长民曾感叹,“做一个有天才的女儿的父亲,不是容易享的福,你得放低你天伦的辈分,先求做到友谊的了解。”

       公公梁启超:一手导演这场戏

       几乎从林梁相遇的那一刹,梁启超的心里,似乎就已然朦朦胧胧摆好了一个局,一边是起点,一边是终点,中间过程,则需要他一点一点实现。

       身为前辈,梁启超呕心沥血,亲手将梁思成打造成一个合格的全面发展的知识分子,为国贡献栋梁;身为父亲,梁启超舐犊情深,亲自为梁思成挑选了一位无可挑剔的太太林徽因,成就一段佳话。

       在林徽因和梁思成人生的许多重要关口,梁启超都及时出现,打点一切。他是导演,全程导演这出戏,分分钟都切中要害。

       林、梁的相遇,他一手包办。

       1918年,梁思成第一次见到林徽因。彼时,他们一个是金童,一个是玉女。这样的相遇,绝非偶然,它有点像预热,彩排,仪式性的,不是相亲,却胜似相亲。

       这门婚事,从最初提起,到最终达成,整整10年,才修成正果。在这10年里,梁启超安排他们见面,接来林徽因就学,挡走徐志摩,安葬林长民,还支付林徽因留学费用,供给林徽因的亲娘、弟妹,投入巨大的情感和财力。

       婆婆李蕙仙:大家闺秀的判断力

       林徽因的婆婆李蕙仙,是标准的大家闺秀。梁启超对这位贤妻,唯有尊重,尊重,再尊重。当她反对林徽因嫁入梁家的时候,梁启超也只能敲敲边鼓,小声反对,柔声劝慰。

       梁启超想招林徽因做儿媳,李蕙仙想必早就知道端倪。当年林徽因年纪小,又不经常出入梁家,李蕙仙可能没放在心上。但当林徽因和林长民从英国回来,林梁的婚事提上日程,李蕙仙便不能不开始对林徽因有所考察。

1923年5月7日,梁思成骑摩托车出车祸,住进医院,绷带一直缠到腰间。林徽因不避嫌疑,天天来探望梁思成,逗他开心,安慰他,还帮他擦汗,翻身。梁启超看在眼里,甚感欣慰。他把梁思成的病情随时以口述的形式,请林徽因记下来,寄给大女儿梁思顺。在一封信中,梁启超说:“徽因我也很爱她,我常和你妈妈说,又得一个可爱的女儿……老夫眼力不错吧。徽因是我第二回的成功。”

       李蕙仙对于梁启超的“眼力”和“成功”并不领情。她有自己的一套判断标准。身为母亲,为儿子挑媳妇,自然少不了以自己为标杆。林徽因的种种举动,在李蕙仙看来,很不“大家闺秀”。她认为梁思成娶这么个女孩,不会幸福。李蕙仙知道,自己的身体不好。1922年,她曾从天津去菲律宾马尼拉做过癌切除手术(当时李蕙仙的女婿在马尼拉做总领事),虽说已经康复,但保不齐会不会复发,一旦她哪天仙去,监督控制不了媳妇,吃苦的还是自己儿子。她不能不多方考虑。

       1924年7月,林徽因、梁思成抵达康奈尔大学。梁思成常常收到李蕙仙的信使——梁思顺的来信。信中反复传达一个中心思想:母亲反感林徽因,坚决反对他们结婚。李蕙仙的一票否决,令所有人苦恼万分。然而,1924年9月13日,李蕙仙因病去世,享年55岁。

       李蕙仙的去世,为林徽因嫁入梁家开了绿灯。没了她的强烈反对,梁思顺很快便被众人说服,到了1925年4月,她对林徽因的态度也有了改观,甚至“感情完全恢复”。1928年3月21日,梁思成和林徽因结婚,作为大姐,梁思顺少不了操持,其乐融融。

       丈夫梁思成:幸福的成全

       梁思成和林徽因,真是一对天作的伴侣。他们看上去太般配了。

       家世上,梁思成的父亲是大名鼎鼎的梁启超,林徽因的父亲是民国政坛的风云人物林长民,两人是同僚,也是好友,两人鼓吹五四运动,倡组讲学社,邀请泰戈尔来华……梁思成是长子,林徽因是长女,他们都是知识分子家庭出身,一个来自福建,一个来自广东,都是南方;年纪上,梁思成比林徽因大3岁,比那位长林徽因7岁的志摩先生,更算是“一代人”,他们相遇的时候,一个11,一个14,两小无猜,青梅竹马,俨然金童玉女,一对璧人,两家大人有意撮合,日后成婚,水到渠成;长相上,都是南方面孔,脸部轮廓都很紧实,林徽因自必不多说,一度美到“男人见了都会晕倒”,梁思成高鼻浓眉,一张大嘴,年轻时候,顺大背头,颇有几分英气。他们的个子都不算高,属于娇小玲珑型,但站到一起,到底算是登对;知识背景上,他们受过私塾的训练,上过教会中学,然后,去美利坚的大学留学,他们都是搞建筑的,梁思成是标准学建筑出身,林徽因的专业是舞台美术,对建筑报以终身热情。他们的婚姻,是世俗人眼里标准的、门当户对的、非常让人羡慕的典范。还有什么可说的呢,金童玉女,青梅竹马,一同求学,一同就业,跻身名流,同甘共苦,儿女双全。他们的婚姻,像一个精美的瓷瓶,外表看起来无懈可击。林徽因像跃出水面的鱼,梁思成是一潭湖水。她让他的生活变得有趣了,精彩了。

结婚之前,梁思成问林徽因:“有一句话,我只问这一次,以后都不会再问,为什么是我?”林徽因说:“答案很长,我得用一生去回答你,准备好听我了吗?”

 
       林徽因谈母亲何雪媛:是她把我赶进了人间地狱

  林徽因很少提及自己的童年,但在她的小说《绣绣》中,她的童年体验却展露无遗。她和母亲的关系,是那样纠结。都说女儿是妈妈的小棉袄,但林徽因这件“小棉袄”,对于何雪媛来说,却滋味复杂。何雪媛是旧式的人,林徽因却是新式的棉袄。
  小镇西施的母亲何雪媛
  林徽因是新女性,留过洋,写新诗,搞建筑。她的父亲,她的丈夫,她的朋友,她周围的一切一切,都是那样崭新、明亮、向上,充满了朝气。唯独她的母亲何雪媛,是委屈的、守旧的、固执的、急躁的,像林徽因的背影,永远躲在阴暗之处,探着两眼,看世间的一切。
  何雪媛是个来自浙江嘉兴的小镇西施。父亲是个小作坊主,家庭还算殷实,她在家里排行最小,免不了有种老幺的任性,女红学得不甚到位,处理人际关系上也欠缺技巧。何雪媛是林长民的续弦。大太太叶氏与林长民系指腹为婚,感情不深,她病逝过早,没留下子嗣。可想而知,何雪媛嫁入林家的重要任务之一,就是传宗接代。
  何雪媛生过一男两女,只有一个女儿活了下来,就是林徽因。在重男轻女的时代,何雪媛得不到婆婆的喜欢,几乎成了必然。何况,女红、书法、诗词,她没有一样拿得出手,在出身大家闺秀的婆婆面前,何雪媛一方面可能是有些自卑,另一方面,即使偶尔想要表现,一不小心,却成了露怯。

  旧时代,不孝有三,无后为大。何雪媛传嫡无望,林长民再娶,实是意料之中的事。结婚十年,何雪媛迎来了一位“妹妹”——上海女子程桂林,她不得不把丈夫分给程桂林。可叹的是,程桂林几乎是把何雪媛的丈夫囫囵个抢了过去。程桂林文化不高,但经过上海风物的熏陶,“乖巧伶俐”四个字,实实符合她,再加上年轻,能生,一连生了几个儿子,举家欢喜。偏偏林长民又是不懂掩盖自己欢喜情绪的人。他有个别号,叫“桂林一枝室主”,这一名字,显然是从“程桂林”三个字里化出来的。林长民住在“桂林一枝室”里,其乐融融。
 林徽因和何雪媛被撵到了后院,住小房子。从此,前院承欢,后院凄清。母亲郁郁寡欢的形象,给林徽因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象。
  母亲成为林徽因精神上的包袱
  童年生活对于林徽因来说,是阴天多过晴天。父亲和母亲在她的生命中,画出了一道界线。父亲那边是晴天,是明朗的、向上的、簇新的,母亲这边是雨天,是阴郁的、沉寂的、钻心的。何雪媛的急脾气,恐怕多少也影响到了林徽因性格的养成。林徽因也是急脾气,心直、口快,耐不住。环境的不如意,让林徽因变得早熟。
林徽因
  一边是父亲,一边是母亲,林徽因夹在中间,感情的纠结可想而知。梁从诫回忆母亲时说:
  她爱自己的父亲,却恨他对自己母亲的无情;她爱自己的母亲,却又恨她不争气;她以长姊真挚的感情,爱着几个异母的弟妹,然而,那个半封建家庭中扭曲了的人际关系却在精神上深深地伤害过她。
  偏偏林长民49岁因战祸去世。在漫长的岁月里,林徽因需要独自面对一个怨尤颇多且不理解她的母亲。何雪媛一直是林徽因精神上的一个小包袱。林徽因的语言天分了得,据说吵起架来也分人,跟梁思成用英语吵,跟保姆用普通话说,跟母亲何雪媛,则一律用福州话,只有母女两人听得懂。说福州话的老妈妈何雪媛,代表林徽因曾经的那个不甚完美的家。
  林徽因常常还需要应对母亲和二娘之间的关系。那种人际关系处理上的压迫与纠结,纵使林徽因心胸豁达敞亮,想来也免不了受些不必要的夹板气。祖父林孝恂去世后,林家搬到了天津。父亲林长民在北京忙于政事,天津家里上下里外,两位母亲,几个弟妹,都需要十二三岁的林徽因打点照料。她俨然一个民国探春,事情逼着,不成熟也得成熟。
  母亲何雪媛是林徽因嫁入梁家的催化剂
  1925年,林长民不幸死于战乱。通知林徽因这个坏消息的重任,很自然地落到了梁启超身上。林徽因和梁思成一同赴美,在美国相互依靠,但就精神层面,梁思成未必能充分满足林徽因的内心渴望。她内心深处,一直为徐志摩而纠结。可林长民一去世,林徽因几乎变得毫无选择权。梁启超在给梁思成的信中这样写:
  万一不行,消息若确,我也无法用别的话劝解她,但你可以将我的话告诉她:我和林叔的关系,她是知道的,林叔的女儿,就是我的女儿,何况更加以你们两个的关系。我从今以后,把她和思庄一样看待,在无可慰藉之中,我愿意她领受我这种十二分的同情,度过她目前的苦境。
  梁启超拍胸脯保证,是帮忙,也是束缚。即使林徽因在感情上有更多的想法,也只能是“结婚大吉”,梁家的帮助,除了以身相许,她似乎无以为报。更何况,林徽因经济上尚未独立,她还有母亲需要赡养。
  对于突如其来的打击,何雪媛定然也是手足无措。她一辈子靠别人吃饭,在儿女婚事上也便丧失了发言权。梁启超问她有什么话需要转告林徽因,她只说:“没有。只盼望徽因安命,自己保养身体,此时不必回国。”安命,何雪媛一辈子做得最多的,就是“安命”二字。
  但即便是安命,何雪媛常常还是会有些恼人的小挣扎。程桂林的儿子林恒,从福建上北平投考清华,寄住在姐姐林徽因家。林徽因真诚坦率,对弟弟林恒照顾有加。但何雪媛却过不了心里那道坎,一有机会,便因鸡毛蒜皮的小事,跟林恒闹不愉快。

  林徽因:妈妈把我赶进了人间地狱
  何雪媛的心态,虽然有点小扭曲,但也完全可以理解:她不是对林恒不满,而是对林恒的母亲程桂林在林家的顺遂耿耿于怀。可是,这到底不是她的家。这是梁家,新式的、开明的梁家。她的委屈和小脾气,大部分时候,派不上用场。她的恨,也只是因为没得到爱。
  林徽因在给费慰梅的信中说:
  最近三天我自己的妈妈把我赶进了人间地狱。我并没有夸大其词。头一天我就发现我的妈妈有些没气力。家里弥漫着不祥的气氛,我不得不跟我同父异母的弟弟讲述过去的事,试图维持现有的亲密接触。晚上就寝的时候已精疲力竭,差不多希望我自己死掉或者根本没有降生在这样一个家庭……那早年的争斗对我的伤害是如此持久,它的任何部分只要重现,我就只能沉溺在过去的不幸之中。
  1937年抗战爆发,林徽因和梁思成带着孩子和何雪媛这位老妈妈辗转南下。苦日子无穷无尽地扑过来。林徽因忍受着、抗争着,在贫穷、病痛和精神的消磨中度日。
  在四川李庄,林徽因经历了人生中最艰难的岁月,她几乎被熬干了。可即便如此,何雪媛与林徽因的摩擦,也没有因为苦难而减少。林徽因说:
  我自己的母亲碰巧是个极其无能又爱管闲事的女人,而且她还是天下最没有耐性的人。刚才这又是为了女用人……我经常和妈妈争吵,但这完全是傻帽和自找苦吃。
  林徽因的一生中,跟父亲林长民的合照不少,尤其1920年左右在伦敦时期,摆脱了家庭的束缚,林徽因和父亲是父女,也是朋友。和母亲何雪媛却不是这样。我们几乎看不到林徽因和何雪媛的合照。在林徽因的世界里,何雪媛是一个无声的存在。
  何雪媛大半辈子都是跟着林徽因过。1955年,林徽因因病去世,她便跟女婿梁思成一起生活。后来,梁思成再娶,她也依旧是丈母娘,跟女婿同一屋檐下过日子。再后来,梁思成也去世了,林洙便接过担子,负责照顾何雪媛的起居。周总理听说林徽因母亲健在,安排每月补贴何老太太生活费五十元。
  到了“文革”,红卫兵来抄家,在箱子底抄出一把刻有“蒋中正赠”的短剑,那是林恒的遗物,林徽因珍藏,没想到兜兜转转,连累到何老太太。当年,她不予他方便,如今,他的遗物给了她不大不小的惩罚。何雪媛作何感想?
  何雪媛的一生,是“近乎无事的悲哀”,她总是默默地,躲在别人背后,发不出什么建设性的意见,却时不时地闹出一些脾气,制造一些不愉快——她也许只是缺少爱。

 或许上苍为了平衡,既然给了林徽因一个十分优秀的父亲,那么为她安排的母亲只能是平凡而又平凡的女性了。林徽因生母何雪媛的头脑像她一双裹得紧紧的小脚,守旧还有点畸形。

  何雪媛是林长民的继室。原配是同籍门当户对的叶氏,系指腹为婚,缺少感情。叶氏早早病逝,没有留下儿女。何雪媛进林府作继室无异原配,本值得庆幸。可是不幸出在她自身。何氏来自浙江小城嘉兴,其父开了个小作坊,她属典型的小家碧玉。家庭殷实,她又仗着排行最小,于是有着此类女孩子常有的任性。既不会女红,脾气也不可人。在家父母尚可容忍,嫁到林府就需讲究传统妇德。她是文盲,缺乏文化熏陶,出嫁以后与做姑娘时无大改观。婆母游氏倒一派闺秀风范,岂止女红在行,亦喜好读书,且工于书法。婆媳间素养悬殊不言而喻,何氏讨不到婆婆欢心则是必定的了。她为林长民生下长女林徽因以后,还生过一男一女,但接连夭折。公爹难免有断后之忧,由此引起的那份不满同样不言而喻。倘若何氏曾经憧憬过高攀官宦的美梦,那么尝到的是门不当户不对的苦果。

  或许是林长民长年在外的缘故,林家看来相当克制,许久没有考虑添妾。直到第十年林长民才娶了上海女子程桂林,林徽因叫她二娘。二娘也没有什么文化,却性情乖巧,加上一连生了几个儿子,丈夫便沉湎于“桂林一枝室”而冷落了何氏。何氏长期遗忘在冷僻的后院,实际过着分居的孤单生活,脾气越来越坏。幼小的林徽因随母亲在冷清后院,常常感到悲伤和困惑。梁从诫这么说他母亲林徽因:“她爱父亲,却恨他对自己母亲的无情;她爱自己的母亲,却又恨她不争气;她以长姊真挚的感情,爱着几个异母的弟妹,然而,那个半封建家庭中扭曲了的人际关系却在精神上深深地伤害过她。”林徽因的小说《绣绣》写到一对遭丈夫、父亲遗弃的母女,那妻子也有性格短处,读者不难从小说中绣绣形象看到林徽因对她母亲的复杂情感。

  母亲性格短处带给林徽因的烦恼,到父亲去世多年仍然存在。何氏对丈夫和姨太太的怨愤,像中国许多女性一样,迁怒到姨太太的子女身上。异母弟林恒从福建到北平投考清华大学,寄住姐姐家。林徽因待他亲如同胞,何氏却不肯释怀,常常与林恒起着无谓的鸡毛蒜皮纠纷。林徽因致好友费慰梅信中抱怨:“最近三天我自己的妈妈把我赶进了人间地狱。我并没有夸大其词。头一天我就发现我的妈妈有些没气力。家里弥漫着不祥的气氛,我不得不跟我的同父异母弟弟讲述过去的事,试图维持现有的亲密接触。晚上就寝的时候已精疲力竭,差不多希望我自己死掉或者根本没有降生在这样一个家庭……那早年的争斗对我的伤害是如此持久,它的任何部分只要重现,我就只能沉溺在过去的不幸之中。“

  母亲也给了林徽因性格上的负面影响,至少急躁是其一。两个急躁的女性生活在同一屋檐下冲突是不可避免的:

  我自己的母亲碰巧是个极其无能又爱管闲事的女人,而且她还是天下最没有耐性的人。刚才这又是为了女佣人。真正的问题在于我妈妈在不该和女佣人生气的时候生气,在不该惯着她的时候惯着她。还有就是过于没有耐性,让女佣人像钟表一样地做好日常工作但又必须告诫她改变我的吩咐,如此等等——直到任何人都不能做任何事情。我经常和妈妈争吵,但这完全是傻冒和自找苦吃。

  母亲就剩林徽因这么一个亲人,一直跟随林徽因生活,最终白发人送了黑发人。何氏差不多是林徽因驮了一辈子的精神小包袱,关于这对母女关系,哲学家金岳霖写给费正清的信里分析得非常精辟,他这么看何氏:

  她属于完全不同的一代人,却又生活在一个比较现代的家庭中,她在这个家庭中主意很多,也有些能量,可是完全没有正经事可做,她做的只是偶尔落到她手中的事。她自己因为非常非常寂寞,迫切需要与人交谈,她唯一能够与之交流的人就是徽因,但徽因由于全然不了解她的一般观念和感受,几乎不能和她交流。其结果是她和自己的女儿之间除了争吵以外别无接触。她们彼此相爱,但又相互不喜欢。我曾经多次建议她们分开,但从未被接受,现在要分开不大可能。

  信写在四十年代的昆明。林徽因病逝梁思成续弦,何雪媛还是随梁思成生活,七十年代初跟随了后半生的女婿梁思成又先她而去,何氏又随梁的后妻林洙过日子。周恩来总理得知林徽因母亲仍健在,指示有关部门给予每月五十元生活费。“文革”红卫兵来抄家,抄出何氏衣箱底一柄刻有“蒋中正赠”字样的短剑。这还得了,老太太饱受一顿皮肉之苦。短剑是林徽因异母弟林恒航校念书的遗物,凡航空学校毕业的学员,每人有幸获得这个离校纪念品。此剑无疑是林恒牺牲后林徽因珍藏下来的,林徽因病故传给老太太收存。她生厌的林恒为国捐躯,遗物又使她挨打,老太太想些什么呢?不再是宿怨吧。

  八十多岁的何氏老态龙钟了,日常生活依赖好心的梁思成续弦林洙女士照料。她不知道在医院里的女婿已经病故,孤寂地走完她人生的最后半年,更加孤寂地悄然消失。林徽因生母悲剧地度过了一生,是漫长的所谓的“无事的悲剧”。这样无声无息的悲剧,中国女性里很多,多得连她们自己不再意识到是悲剧。

 

冰心曾在小说中一再暗示林徽因何隐私极为可怕?

  《我们太太的客厅》中的林徽因:1933年9月23日,由杨振声、沈从文从清华研究院教授吴宓手中接编的天津《大公报》文学副刊,更名为文艺副刊出版第一期,此后每周三、周六各出一期。同年9月27日至10月21日,冰心的短篇小说《我们太太的客厅》在《天津大公报·文艺副刊》逐期连载。李健吾曾在回忆自己与林徽因的交往时写道:“我记起她亲口讲起的一个得意的趣事。冰心写了一篇小说《太太的客厅》讽刺她,因为每星期六下午,便有若干朋友以她为中心谈论时代应有的种种现象和问题。她恰好由山西调查庙宇回到北平,她带了一坛又陈又香的山西醋,立时叫人送给冰心吃用。她们是朋友,同时又是仇敌。”
  李健吾所说的仇敌,指的不是男性之间争强斗狠、你死我活的同性仇杀,而是女性之间争风吃醋、娥眉善妒的同性相斥。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他对林徽因的评价是:“绝顶聪明,又是一副赤热的心肠,口快,性子直,好强,几乎妇女全把她当仇敌。”
  据韩石山《碧海蓝天林徽因》一文考证,小说中的“美”太太,对应的是出生于1904年并且比冰心年轻四岁的林徽因。太太的女儿彬彬,对应的是出生于1929年、时年五岁的梁再冰。
  “约有四十上下年纪,两道短须,春风满面”的文学教授,对应的是1891年出生的北大文学院院长胡适。
  “一个瘦瘦高高的人,深目高额,两肩下垂,脸色微黄,不认得他的人,总以为是个烟鬼”的哲学家,对应的是后半生一直寄住在梁思成、林徽因家里的金岳霖。

  “很年轻,身材魁伟,圆圆的脸,露着笑容”的政治学者,对应的是1900年出生、25岁便做了清华大学政治学教授的钱端升。
  “一个美国所谓之艺术家,一个风流寡妇。前年和她丈夫来到中国,舍不得走,便自己耽搁下来了”的柯露西,对应的是1932年与费正清在北京结婚的费慰梅。
  “头发光溜溜的两边平分着,白净的脸,高高的鼻子,薄薄的嘴唇,态度潇洒,顾盼含情,是天生的一个‘女人的男子’”的“白袷临风,天然瘦削”的诗人,对应的是已经死于飞机失事的徐志摩。他与林徽因一见面,便“微俯着身,捧着我们太太的指尖,轻轻地亲了一下,说:‘太太,无论哪时看见你,都如同看一片光明的云彩?’”
  “不是一个圆头大腹的商人,却是一个温蔼清癯的绅士”的丈夫,对应的是在营造学社任职,同时以“梁思成林徽因建筑事务所”名义在北京挂牌营业的梁思成。
  关于“美”太太与她的丈夫,小说中有极尽挑拨离间之能事的一段话:
  书架旁边还有我们的太太同她小女儿的一张画像,四只大小的玉臂互相抱着颈项,一样的笑靥,一样的眼神,也会使人想起一幅欧洲名画。此外还有戏装的,新娘装的种种照片,都是太太一个人的—我们的太太是很少同先生一块儿照相,至少是我们没有看见。我们的先生自然不能同太太摆在一起,他在客人的眼中,至少是猥琐,是世俗。谁能看见我们的太太不叹一口惊慕的气,谁又能看见我们的先生,不抽一口厌烦的气?

冰心年轻时候照片
  按照韩石山的说法,这些都不算什么,即便是影射,也还在可容忍范围之内。可怕的是,小说中竟然不顾时人最为避讳的家庭隐私,一再暗示林徽因是庶出,即是小老婆生养的。林长民有妻叶氏,不生育,娶妾何雪媛,为浙江嘉兴一小作坊主的幼女,生林徽因,又生一女一子,均夭亡。徽因八岁时,林长民娶妾程桂林,先后生有一女四子。1925年冬天,林长民参与郭松龄反叛张作霖的武装倒戈,在战乱中被流弹打死。后事由准亲家梁启超出面料理。1926年1月5日,梁启超给远在美国留学的梁思成写信说:“这些事过几天我打算约齐各人,当着两位姨太太面前宣布,分担责任。”梁启超所说的两位姨太太中的大姨太太,就是林徽因的母亲何雪媛。
  林徽因误解冰心:撇开半真半假的影射小说《我们太太的客厅》不论,现实生活中的谢冰心与林徽因之间,曾经长期处于相互诋毁误解的状态。
  1931年11月25日,也就是徐志摩遇难的第六天,冰心在写给梁实秋的书信中表白说:志摩死了,利用聪明,在一场不人道、不光明的行为之下,仍得到社会一班人的欢迎的人,得到一个归宿了!人死了什么话都太晚,他生前我对着他没有说过一句好话,最后一句话,他对我说的:“我的心肝五脏都坏了,要到你那里圣洁的地方去忏悔!”我没说什么,我和他从来就不是朋友,如今倒怜惜他了,他真辜负了他的一股子劲!谈到女人,究竟是“女人误他?”还是“他误女人?”也很难说。志摩是蝴蝶,而不是蜜蜂,女人的好处就得不着,女人的坏处就使他牺牲了。
  借着死者的名义以“圣洁”自夸的冰心,所要表白的是只有她自己才是值得包括徐志摩、梁实秋在内的所有男性钟情热爱的最佳女性;同为女性的林徽因、陆小曼,是用她们的“女人的坏处”,害死了天才诗人徐志摩。为了进一步表白贤妻良母式的“圣洁”,冰心推心置腹道:“我近来常常恨我自己,我真应当常写作,假如你喜欢《我劝你》那种诗,我还能写他一二十首。无端我近来又教了书,天天看不完的卷子,使我头痛心烦。是我自己不好,只因我有种种责任,不得不要有一定的进款来应用?”
  冰心料想不到的是,徐志摩生前写给陆小曼的一封家书,印证了她所谓“他生前我对着他没有说过一句好话”,其实是虚假矫情的不实之词。1928年12月梁启超病重,徐志摩从上海赶到北平看望,其间曾到清华大学拜访罗家伦、张彭春等人,“晚归路过燕京,见到冰心女士,承蒙不弃,声声志摩,颇非前此冷傲,异哉”。
  到了1992年6月18日,中国作协的张树英、舒乙登门拜访,咨询王国藩起诉《穷棒子王国》作者古鉴兹侵犯名誉权一案,冰心在谈话中有意无意地承认了自己利用小说进行影射的历史事实:“《太太的客厅》那篇,萧乾认为写的是林徽因,其实是陆小曼,客厅里挂的全是他的照片。”
  被冰心影射的林徽因,同样没有免除传统女性争风吃醋、娥眉善妒的陋习。她在1940年写给费正清、费慰梅夫妇的书信中称:
  但是朋友“Icy Heart”却将飞往重庆去做官(再没有比这更无聊和无用的事了),她全家将乘飞机,家当将由一辆靠拉关系弄来的注册卡车全部运走,而时下成百有真正重要职务的人却因为汽油受限而不得旅行。她对我们国家一定是太有价值了!很抱歉,告诉你们这么一条没劲的消息!
  这封英文信后来由林徽因的儿子梁从诫翻译为中文,收入《林徽因文集》。另据冰心1947年4月发表在日本《主妇之友》杂志的《我所见到的蒋夫人》一文介绍,她与当年的第一夫人宋美龄是先后在美国威尔斯利女子学院留学的校友。1940年夏天,宋美龄以校友名义邀请冰心、吴文藻夫妇到重庆参加抗战工作,冰心夫妇的人生轨道和家庭命运由此改变。
  实事求是地说,在抗日战争最为艰苦的1940年前后,冰心、吴文藻夫妇应中国战区最高长官蒋介石及其夫人宋美龄的邀请为国效力,本身就是正直爱国的表现。林徽因对于冰心夫妇“飞往重庆去做官”的诋毁误解,与冰心此前写作《我们太太的客厅》一样,主要是出于女性之间的争风吃醋。

  同样是女性作家娥眉善妒的诋毁误解,滞留于上海沦陷区的年轻一代的张爱玲、苏青,对当年高踞于正统文坛之上充当妇女指导委员会文化事业部部长的冰心另有非议。1945年4月,张爱玲在《天地》月刊第19期刊登《我看苏青》一文,其中写道:“如果必须把女作者特别分作一栏来评论的话,那么,把我同冰心、白薇她们来比较,我实在不能引以为荣,只有和苏青相提并论我是甘心情愿的。”
  苏青随后在投桃报李赞美张爱玲的时候,同样要针对冰心进行诋毁讽刺以至于人身攻击:“从前看冰心的诗和文章,觉得很美丽,后来看到她的照片,原来非常难看,又想到她在作品中常卖弄她的女性美,就没有兴趣再读她的文章了。”

 

我们太太的客厅

冰心

       时间是一个最理想的北平的春天下午,温煦而光明。地点是我们太太的客厅。所谓太太的客厅,当然指着我们的先生也有他的客厅,不过客人们少在那里聚会,从略。
  我们的太太自己以为,她的客人们也以为她是当时当地的一个“沙龙”的主人。当时当地的艺术家,诗人,以及一切人等,每逢清闲的下午,想喝一杯浓茶,或咖啡,想抽几根好烟,想坐坐温软的沙发,想见见朋友,想有一个明眸皓齿能说会道的人儿,陪着他们谈笑,便不须思索的拿起帽子和手杖,走路或坐车,把自己送到我们太太的客厅里来。在这里,各人都能够得到他们所想望的一切。
  正对着客厅的门,是一个半圆式的廊庑,上半截满嵌着玻璃,挂着淡黄色的软纱帘子。窗外正开着深紫色的一树丁香,窗内挂着一只铜丝笼子,关着一只玲珑跳唱的金丝雀。阳光从紫云中穿着淡黄纱浪进来,清脆的鸟声在中间流啭,屋子的一切,便好似蒙在鲛觚之中的那般波动,软艳!窗下放着一个小小书桌,桌前一张转椅,桌上一大片厚玻璃,罩着一张我们太太自己画的花鸟。此外桌上就是一只大墨碗,白磁笔筒插着几管笔,旁边放着几卷白纸。
  墙上疏疏落落的挂着几个镜框子,大多数的倒都是我们太太自己的画像和照片。无疑的,我们的太太是当时社交界的一朵名花,十六七岁时候尤其嫩艳!相片中就有几张是青春时代的留痕。有一张正对着沙发,客人一坐下就会对着凝睇的,活人一般大小,几乎盖满半壁,是我们的太太,斜坐在层阶之上,回眸含笑,阶旁横伸出一大枝桃花,鬓云,眼波,巾痕,衣褶,无一处不表现出处女的娇情。我们的太太说,这是由一张六寸的小影放大的,那时她还是个中学生。书架子上立着一个法国雕刻家替我们的太太刻的半身小石像,斜着身子,微侧着头。对面一个椭圆形的镜框,正嵌着一个椭圆形的脸,横波入鬓,眉尖若蹙,使人一看到,就会想起“长眉满镜愁”的诗句。书架旁边还有我们的太太同她小女儿的一张画像,四只大小的玉臂互相抱着颈项,一样的笑靥,一样的眼神,也会使人想起一幅欧洲名画。此外还有戏装的,新娘装的种种照片,都是太太一个人的——我们的太太是很少同先生一块儿照相,至少是我们没有看见。我们的先生自然不能同太太摆在一起,他在客人的眼中,至少是猥琐,是市俗。谁能看见我们的太太不叹一口惊慕的气,谁又能看见我们的先生,不抽一口厌烦的气?
  北墙中间是壁炉,左右两边上段是短窗,窗下是一溜儿矮书架子,上面整齐的排着精装的小本外国诗文集。有一套黄皮金字的,远看以为定是莎翁全集;近看却是汤姆司·哈代。我们的太太嗤的一声笑了,说:“莎士比亚,这个旧人,谁耐烦看那些个!”问的人脸红了。旁边几本是E.E.Cummings的诗,和Aldous Huxley的小说,问的人简直没有听见过这几个名字,也不敢再往下看。 
  南边是法国式长窗,上下紧绷着淡黄纱帘。——纱外隐约看见小院中一棵新吐绿芽的垂场柳,柳丝垂满院中。树下围着几块山石,石缝里长着些小花,正在含苞。窗前一张圆花青双丝葛蒙着的大沙发,后面立着一盏黄绸带穗的大灯。旁边一个红木架子支的大铜盘,盘上摆着茶具。盘侧还有一个尖塔似的小架子,上下大小的盘子,盛着各色的细点。
  地上是“皇宫花园”式的繁花细叶的毯子。中间放着一个很矮的大圆桌,桌上供着一大碗枝叶横斜的黄寿丹。四围搁着三四只小凳子,六七个软垫子,是预备给这些艺术家诗人坐卧的。
  我们的太太从门外翩然的进来了,脚尖点地时是那般轻,右手还忙着扣领下的衣纽。她身上穿的是浅绿色素绉绸的长夹衣,沿着三道一分半宽的墨绿色缎边,翡翠扣子,下面是肉色袜子,黄麂皮高跟鞋。头发从额中软软的分开,半掩着耳轮,轻轻的拢到颈后,挽着一个椎结。衣袖很短,臂光莹然。右臂上抹着一只翡翠镯子,左手无名指上重叠的戴着一只钻戒,一只绿玉戒指。脸上是午睡乍醒的完满欣悦的神情,眼波欲滴,只是年光已在她眼圈边画上一道淡淡的黑圈,双颊褪红,庞儿不如照片上那么丰满,腰肢也不如十年前“二九年华”时的那般软款了!
  我们的太太四下里看着,口里唤着Daisy,外面便走进一个十七八的丫头,浓眉大眼的,面色倒很白,双颊也很红润——客人们谈话里也短不了提到我们的Daisy。当客厅中大家闭目凝神的舒适的坐着,听着诗人们诵着长诗的时候,Daisy从外面轻轻的进来,黑皮高跟鞋,黑丝袜子,身上是黑绸子衣裙,硬白的领和袖,前襟系着雪白的围裙,剪的崭齐的又黑又厚的头发,低眉垂目的,捧进一炉香,或是一只药碗,轻轻的放在桌上,或是倚着椅背,俯在太太耳边,低低的说一两句话,太太抬头微微的一笑,这些情景也时常使这听诗的人,暂时,完全的把耳边的诗句放走。
  Daisy是我们太太赠嫁的丫鬟。我们的太太虽然很喜欢谈女权,痛骂人口的买卖,而对于“菊花”的赠嫁,并不曾表示拒绝。菊花是Daisy的原名,太太嫌它俗气,便改口叫Daisy,而Daisy自改了今名之后,也渐渐的会说几句英语,有新到北平的欧美艺术家,来拜访或用电话来约会我们的太太的时候,Daisy也会极其温恭的清脆的问:“Mrs.is in bed,can I take any message?”①——
  太太说:“你看你还不换衣裳去!把彬彬的衣裳也换好,回头客人来了,把她带到这里来喝茶。”Daisy答应了一声,向后走了。
  ——彬彬就是画上抱着我们太太的颈项的女儿。她生在意大利。我们的太太和先生的蜜月旅行,几乎延长到两年。我们的先生是银行家,有的是钱,为着要博娇妻的欢心,我们的先生在旅途中到处逗留,并不敢提起回国的话,虽然他对于太太所欣赏的一切,毫不感觉兴味。我们的太太在种种集会游宴之中,和人们兴高采烈的谈论争执着,先生只在旁木然的静听,往往倦到入睡。我们太太娇嗔的眼波,也每每把他从蒙卑中惊醒,茫然四顾,引得人们有时失笑。我们的太太这时真悔极了,若不是因为种种的舒服和方便,也许他就不再是我们的先生了!但是丈夫终久不比情人,种种的舒服和方便,对于我们的太太,也有极大的好处。这些小小的露丑,太太对着她最忠诚的爱慕者虽然常常怨抑的细诉着,而在大庭广众之间,也只是以漠然的苦笑了之。
  彬彬未生的时候,我们的太太怀着一百分恐惧的心,怕她长的像父亲。等到她生了下来,竟是个具体而微的母亲!我们的太太真是喜到不可形容,因着抚养的种种烦难。便赶紧带她回到中国来。
  无怪她母亲逢人便夸说她带来了意大利山水的神秀,彬彬有着长长的眉,大大的眼睛,高高的鼻子,小小的嘴。虽然也有着几分父亲的木讷,而五岁的年纪,彬彬已很会宛转作态了。可惜的是我们的太太是个独女,一生惯做舞台中心的人物,她虽然极爱彬彬,而彬彬始终只站在配角的地位。
  三麻子扮关公,打着红脸,威风凛凛。跟前的那个小马童,便永远穿起绿褂子来配衬关公。关公的靴尖微微的一抬,那马童便会在关公前一连翻起十来个筋斗。我们的彬彬,便是那个小马童——
  远远的门铃响了几声,接着外院橐橐的皮鞋声,Daisy在小院里扬声说:“陶先生到。”一面开着门,侧着身子,把客人往里让。
  太太已又在壁角镜子里照了一照,回身便半卧在沙发上,臂肘倚着靠手,两腿平放在一边,微笑着抬头,这种姿势,又使人想起一幅欧洲的名画。
  ——陶先生是个科学家。和大多数科学家一般,在众人中间不大会说话,尤其是在女人面前,总是很局促,很缄默。他和我们的太太是世交,我们的太太在“二八芳龄”的时候,陶先生刚有十二三岁,因着新年堂前的一揖,陶先生脑中,就永远洗不去这个流动的影子。我们的太太自然不畏避男人,而陶先生却不会利用多如树叶的机会。见了面只讷讷的涨红着脸,趁着我们的太太在人丛中谈笑,他便躲坐在屋角,静默的领略我们太太举止言笑的一切。我们的太太是始而嘲笑,终而鄙夷,对他从来没有一句好话。近来她渐渐感到青春之消逝,而陶先生之忠诚如昨,在众人未到之先,我们的太太对于陶先生也另加青眼了——
  太太笑说:“你找个地方坐下,试验作的如何了?还在提倡科学救国罢?”陶先生仍旧垴坼的含糊的答应了一声,帽子放在膝上,很端正的坐在屋角的一张圈椅里。他的心微微的跳着,在恐惧欢喜这独对的一刹那。
  看他依旧说不上话来,我们的太太又好笑又觉得索然,微吁了一口气,懒懒的站起。彬彬已从门外跳了进来,一头的黑发散垂着,浅绿色的衣服,上面穿着细白绒衣,线绿边的白袜子,黑漆皮鞋。杉彬衣服的绿色,是正在我们太太的衣服和镯子颜色中间的一种色调,Daisy是懂得以太太的衣服为标准而打扮彬彬的。
  看见彬彬进来,陶先生似乎舒畅了许多,赶紧站起过来拉住彬彬的手。太太又懒懒的坐下,掠一掠头发说:“彬彬,你同陶叔叔玩罢。陶叔叔整天研究化学,你问他猪肝和菠菜里面是不是有什么维他命ABCD?平常妈妈劝你吃这些个,你总不听……”
  外面Daisy又扬声说:“袁小姐到。”我们的太太笑盈盈的站了起来。
  ——袁小姐是个画家,又是个诗人,是我们太太的唯一女友,也是这“沙龙”中的唯一女客人。当时当地的画家女诗人当然不止袁小姐一个,而被我们的太太所赏识而极口称扬的却只有她一人!我们的太太自己虽是个女性,却并不喜欢女人。她觉得中国的女人特别的守旧,特别的琐碎,特别的小方。而不守旧,不琐碎,不小方的如袁小姐以外的女画家,诗人,却都多数不在我们太太的眼里,全数不在我们太太的嘴里,虽然有极少数是在我们太太的心里。
  我们的太太说,只有女人看女人能够看到透骨,所以许多女人的弱点,在我们太太口里,都能描画得淋漓尽致,而袁小姐却从来没受过我们太太的批评。我们的太太在客人前极口替她揄扬,辩护,说她自然,豪爽,她自有她真正的美!
  有人推测着说我们的太太喜欢袁女士有几种原因:第一种是因为我们的太太说一个女人没有女朋友,究竟不是健全的心理现象。而且在游园赴宴之间,只在男人丛里谈笑风生,远远看见别的女人们在交头耳语,年轻时虽以之自傲,而近年来却觉得不很舒服。第二是因为物以相衬而益彰,我们的太太和袁小姐是互相衬托的,两个人站在一起,袁小姐的臃肿,显得我们的太太越苗条;我们太太的莹白,显得袁小姐越黧黑。这在“沙龙”客人的眼中,自然很丰富的含着艺术的意味。第三因为友谊本是相互的感情,袁小姐对于我们的太太是一见倾心,说我们的太太浑身都是曲线,是她眼中的第一美人。我们的太太说袁小姐有林下风,无脂粉气,于是两人愈说愈投机,而友谊也永恒的继续着——
  袁小姐挺着胸,黑旋风似的扑进门来,气吁吁的坐下,把灰了的乔其纱颈巾往沙发上一摔,一面从袖子里掏出黄了的白手绢来,拭着额汗。她穿着灰色哔叽的长夹衣,长才过膝,橙黄色的的丝袜子,豆腐皮似的的旋卷在两截胖腿上。下面是平底圆头的黄皮鞋。头发剪得短短的一直往后拢,扁鼻子上架着一副厚如酒盅的近视眼镜。浑身上下,最带着艺术家的象征的,是她那对永远如在梦中的迷茫的眼光。
  我们的太太笑盈盈的侧坐在袁小姐的旁边,问:“别气急败坏的,你告诉我,是受了哪个批评家的气?”袁小姐喘口气,咽了一口唾沫,说:“什么批评家,是一群混蛋!刚才我忽然如有所使,吃完饭,脸也没洗,一口气跑到天坛去画画。刚安好画具,起了几笔,四围便哄上一大群丘八。起初还是远远的看,后来越挤越近,指手画脚的,蒜臭,汗臭,熏得人要死。我越画越不耐烦,最后我匆匆的收拾了,提起画箱就走,这一群大爷还笑嘻嘻的远远的把我送出园门。你看气人不?把我一腔的灵感,生生的撵走了!”
  我们的太太笑了:“这是一班普罗的欣赏家呀,你应当欢迎他们才是!快好好的歇一歇。你那幅玉泉山塔的画带来了没有?一会儿好让我们赏鉴赏鉴。”
  陶先生和彬彬痴痴的望着她俩。
  太太招呼陶先生说:“你过来谈谈,你正需要这么一个和你正相反的朋友,一个艺术家,一个女人,一个豪爽的谈话者……”陶先生嗫嚅着往前走了一步,院子里已走进一群人。我们的太太和袁小姐都回过头来,陶先生拉着彬彬的手赶紧的便溜到门外去。
  这一群人都挤了进来,越众上前的是一个“白袷临风,天然瘦削”的诗人。他的头发光溜溜的两边平分着,白净的脸,高高的鼻子,薄薄的嘴唇,态度潇洒,顾盼含情,是天生的一个“女人的男子”。
  诗人微俯着身,捧着我们太太指尖,轻轻的亲了一下,说:“太太,无论哪时看见你,都如同一片光明的云彩……”我们的太太微微的一笑,抽出手来,又和后面一位文学教授把握。
  教授约有四十上下年纪,两道短须,春风满面,连连的说:“好久不见了,太太,你好!”
  哲学家背着手,俯身细看书架上的书,抽出叔本华《妇女论》的译本来,正在翻着,诗人悄悄过去,把他肩膀猛然一拍,他才笑着合上卷,回过身来。他是一个瘦瘦高高的人,深目高额,两肩下垂,脸色微黄,不认得他的人,总以为是个烟鬼。
  我们的太太正和一位政治学者招呼,回头看见,便嗔着诗人说:“你真是!搅他作什么?我这里是个自由的天地,各人应该挑着自己心爱的事去作。”哲学家抱歉似的,鞠躬笑着说:“书呆子真没有办法!到哪里都是先翻人家的书。”诗人在一旁嗤嗤的笑着。
  太太回身问着政治学者:“你们这些人还说什么创造舆论?近来的市政越来越不像样了。自来水把我们喝病了还不算,那天我同袁小姐到玉泉山去画画,这一道的汽车,险些没有把我们颠死!亏那站上的巡警还有脸拦住我们的车,问我们要车捐!我问他:‘你们把这些捐钱用到哪里去了,你看这刀山般的汽车道!’真是,尽让我们来说话是不行的呀,你们这些‘政治家’!”太太一口气说完,回身自己点着一支烟,坐了下去,又问袁小姐:“是不是?你说?”
  政治学者很年轻,身材魁伟,圆圆的脸,露着笑容,他也鞠躬着说:“无论如何,我先替市政府向我们的太太赔个不是!这汽车道是太坏了。等着我做了市长,那时您再看。别忘了我们现在还是‘在野党’呀!”
  大家都笑了!我们的太太也不禁嗤的笑了,回头叫“Daisy看茶!”
  Daisy轻盈的蹑着脚尖进来,递过杯盘,便递着糕点。门外有两个白长衫,黑缎子坎肩的仆人,屏声静气的在伺候传递着汤水。
  我们的太太捧着茶杯,走到文学教授面前。文学教授正和袁小姐讲着前天北海的画展,看见太太过来,赶紧握着茶巾站起。我们的太太笑说:“快别起来,我只问你一句话,我举荐的那个诗学教授怎么样?”一面便侧坐在袁小姐的椅沿。
  文学教授站着笑说:“您举荐的人哪会有错!他虽然年轻,谈锋却健,很会说笑话,学生们在他班上永远不困。不过他身体似乎不大好,我仿佛常在布告板上,看见他的告假条子。”袁小姐忽然笑说:“你们说的是小施呀?他哪里有病!我差不多每天下午看见他在公园里,同一个红衣蓬发的女子,来回的走着。
  我们的太太稍微的怔了一怔,便敛容说:“其实我也不十分认得他,是去年冬天他拿了一封介绍信,同他自己的一本诗,上门求见,我看他写的还不坏,便让他在这里念了几次,以后他也很凄切的告诉我,说他是如何的潦倒。我想也许你们文学系里,容得下这么一个人,没想到……”我们的太太微微的摇一摇头,咽住不说了,站了起来,慢慢的走到窗前,指头抚着杯沿,心不在焉的向着窗外唤道:“彬彬,你进来。”
  彬彬两手牵着衣角,笑嘻嘻的走进,挪到我们太太跟前,仰着头说:“妈妈,陶叔叔叫我告诉你,说他还有事,先走了。明天早上他还来带我上公园去。”我们的太太从沉思中微笑说:“他倒有工夫——彬彬,你看这些个客人,你也不招呼一声!”彬彬笑着向大家说了一声:“您好!”
  诗人坐在书桌前面,连着椅子转了过来,右手两指夹着烟卷,左手招着我们的太太,说:“美,这玻璃底下的画,又是新的罢?你的笔意越来越秀逸了。”我们的太太拉着彬彬的手,走到桌前,说:“金老先生倒是隔天一来,他催的紧,我也只好敷衍敷衍。春天一到,我的臂腕又有些作酸,真有些不耐烦了。”哲学家还在看着《妇女论》,听了便合上书,微笑说:“太太,我看你也太要强了,身体本来不很好,又要什么都会,什么都做,依我说,一个女人,看看书,陪陪孩子……”我们的太太笑了起来,说:“你看的是叔本华的《妇女论》呀,又骂开女人了,女人便怎样?看看书,陪陪孩子,就算一生的事业吗?你趁早搁下叔本华,看一看萧伯纳罢。萧老头子借着女杰周安的口里,向你们这一班男人大声疾呼的说:‘这些女人的事情,一般的女人都能作,但没有一个女人能做我的事情……’”回头又问着文学教授说:“对不对?是不是他说过这几句话?”文学教授赶紧说:“是。”哲学家忽然大笑了,他似乎觉得很滑稽。
  彬彬挣脱了我们太太的手,拉了袁小姐,又走到院子里去。政治学者和文学教授也走了出去,在树下低低的谈着话。
  小院的门开了,走进一个人来,发光的金黄的卷发,短短的堆在耳边,颈际,深棕色的小呢帽子,一瓣西瓜皮似的歪歪的扣在发上。身上脚上是一色的浅棕色的衣裳鞋袜。左臂弯里挂着一件深棕色的春大衣,右手带着浅棕色的皮手套,拿着一只深棕色的大皮夹子。一身的春意,一脸的笑容,深蓝色眼里发出媚艳的光,左颊上有一个很深的笑涡。
  大家跟前一亮似的,都立刻欢呼了起来:“露西,你好呀,什么时候到的?”露西直奔了文学教授去,拉了他的手,笑说:“我是今午十一点五分的快车到的,行李一搁在饭店里,便到处的找你,最后才找到你家里。你太太说你吃过午饭就走的,没有说到哪儿去,我猜着你一定在这儿,你看把我累的!”一面又和政治学者拉手,笑了一笑。回头又对彬彬呼唤着,操着不很纯熟而很俏皮的中国话说:“哈罗,彬彬,你又长高了,你妈妈呢?”说着看了袁小姐一眼,不认识,又回头去同政治学者说话。
  这时哲学家也走了出来。诗人正从衣袋里掏出一卷纸来,伸铺在桌上,同我们的太太一同俯了下去。轻轻的念着,笑着,听见门响,抬起头来,立刻站了起来,满面是笑,刚要叫唤,回头看见我们的太太,也望着窗外,微蹙着眉尖,便敛了笑容,轻轻的拍着我们太太的肩:“美,你先往下看,我先出去同她应酬应酬去。”说着便走出去——登时院子里便满了人声。
  袁小姐走了进来,看见我们的太太两手支颐,坐在书桌前看着诗,便伏在太太耳边,问:“这个外国女人是谁?”我们的太太一面卷起诗稿,一面站了起来,伸了伸腰,懒懒的说:“这是柯露西,一个美国所谓之艺术家,一个风流寡妇。前年和她丈夫来到中国,舍不得走,便自己耽搁下来了。去年冬天她丈夫在美国死了,她才回去,不想这么几天,她又回来了。我真怕她,麻雀似的,整天嘁嘁喳喳的说个不完!我常说,她丈夫是大糖商,想垄断一切的糖业,她呢,也到处想垄断一切的听众!”袁小姐默然,坐了下去,端起一杯茶来喝着。
  在袁小姐以前,露西是我们太太唯一的女友。前年露西到北平的第二天,文学教授便带她来拜访我们的太太,谈得很投机。事后我们的太太对人说露西聪明有礼;露西对人说一个外国人到北平,若不见见我们的太太,是个缺憾。于是在种种的集会之中,她们总是形影相随,过了有好几个月,以后却渐渐的冷淡了下去。有人说也许是因为有一次我们太太客厅中的人物,在某剧场公演《威尼斯商人》,我们的太太饰小姐,露西饰丫鬟。剧后我们的太太看到报上有人批评,说露西发音,表情,身段,无一不佳,在剧中简直是“喧婢夺主”。我们的太太当时并不曾表示什么,而在此后请客的知单上,便常常略去了露西的名字。
  Daisy轻轻的进来,站在太太椅旁,低低的说:“小姐,柯太太来了一会了,在院子里说话呢。”太太抬头皱眉说:“知道了,她自己还不会进来!——你打电话到老姨太那边,问今天晚上第一舞台的包厢定好了没有?我也许一会儿就过去。”Daisy答应着,轻轻的又退了出去。
  诗人拉着露西进来,后面跟着那一群人。露西咯咯的笑着,左手推着诗人的臂膀说:“你放手,我还没见主人呢。”我们的太太微笑着站了起来,一面也伸出手来,一面说:“我知道你不是来找我,所以我也没有出去接你。”露西早已又回过头去,看着袁小姐,笑说:“这位是谁,请哪一位给介绍介绍。”诗人赶紧过来笑说:“等我来,这位是袁小姐,一个艺术家,一个诗人……”露西连忙伸手和袁小姐把握,说:“久仰,久仰,今天是您读诗罢,我幸得躬逢其盛。”袁小姐踧踖着,搓着手说:“不,不,我今天是来听诗,”一面指着诗人:“他倒是有一篇长诗要念。”露西已自挑了一张矮椅坐下,背倚着矮桌子,两腿直伸着放在软垫上,一面笑说:“来,来,念出来让我们听听,让我也洗一洗行旅的尘秽。”一面自己点上一支烟抽着,很娇慵的慢慢的便闭上眼睛。
  大家都纷纷的找个座儿坐下,屋里立刻静了下来。我们的太太仍半卧在大沙发上。诗人拉过一个垫子,便倚坐在沙发旁边地下,头发正擦着我们太太的鞋尖。从我们太太的手里,接过那一卷诗稿来,伸开了,抬头向着我们的太太笑了一笑,又向大家点头,笑着说:“我便献丑了,这一首长诗题目是《给——》”于是他念:
  给——
  我昨夜梦登最高的峰上,
  地下没有一盏灯,天上没有一颗星。
  我只觉得身边有个你——
  冰凉的是你的手,跳动的是……
  露西忽然睁开眼睛,笑得几乎连椅子翻了过去,两手乱摇着说:
  “不必念了,底下等我来念——‘跳动的是你的心’,‘星,心,轻,亲,’你又在凑韵……”这一串银铃似的笑声,把这屋里静寂的空气完全搅散了。大家都笑了,政治学者大笑着,站了起来,指着露西,说:“秩序!秩序!你这淘气鬼。”
  袁小姐一个人没有笑,只看着我们的太太。太太坐起来,正要说话,诗人已笑嘻嘻的卷起诗稿,从沙发边爬到露西椅旁,拿纸卷打着露西的头,说:“你是怎么回事,尽拆我的台!”露西仍笑着用夹着纸烟的手,扶着帽子:“小心,你,我的新帽子!……”
  Daisy站在门边说:“小姐,电话打通了,老姨太请您说话。”太太皱着眉头说:“叫彬彬去接,我没有工夫。”一面站起来,走到哲学家面前。哲学家坐着不动,只微笑着抬头,指着露西的背影,声音很轻,说:“女人,这不是一个完全的女人么?”我们的太太忽然很柔媚的笑了一笑,便坐在哲学家的旁边。
  彬彬跳了进来,笑嘻嘻的走到太太面前,说:“妈妈,老姨太说包厢定好了,那边还有人等你吃晚饭。今儿晚上又是杨小楼扮猴子。妈妈,我也去,可以么?”说着便爬登我们太太的膝上,抱住臂儿,笑着央求。我们的太太也笑着,一面推开彬彬:“你松手,哪用得着这样儿!你好好的,妈妈就带你去。”彬彬松手下来要走,又站住笑说:“我忘记了,老姨太还说叫我告诉妈妈,说长春有电报来,说外公在那里很……”我们的太太忽然脸上一红,站起推着彬彬说:“你该预备预备去了,你还是在家里用过晚饭再走,酒席上的东西你都是吃不得的。”彬彬答应一声,又欢天喜地的跳了出去。露西向着政治学者点头挤眼一笑。
  Daisy在门外说:“小姐,周大夫到。”一面带进一个客人来,随手把沙发旁边的大灯捻亮了。在暮色与灯光之中,进来的一位,三十岁上下,穿着西装,矮矮胖胖的个子,脸上满堆着使人信任的笑容。一进门便搓着手,笑着连连点头鞠躬说:“袁小姐好,柯太太好,大家都好。我来的真巧,又见着这许多人。”我们的太太笑盈盈的上前,伸手和大夫把握,说:“也可说是不巧,你又碰着这许多人,又该骂我不休息尽见客了。”周大夫弯着腰从Daisy手里接过一根烟来,自己点着,连忙笑着说:“哪里!哪里!我的职务总仿佛是妨碍人家交谊似的,其实我也是不得已。若说太太你呢,前天刚刚伤风,论理也该……”诗人笑着走过来,拍着大夫的肩膀,说:“又是这一套老话,坐下,我问你,这两天生意该好罢,时令伤寒的人多极了,我到处找朋友,差不多个个都在伤风。”周大夫说:“本来么,乍暖还寒时候,最易伤风。”大家都大笑起来。我们的太太笑说:“你还是安分守己当大夫罢,‘乍暖还寒时候’,一加上‘最易伤风’,成个什么话!”大夫对着太太深深的鞠了一躬,说:“这是这沙龙里的空气,庸俗的我,也沾上点诗气了。”露西正和袁小姐谈话,回头便笑着说:“我们的太太病了,你治,你若得了‘湿气’,谁给你治!”大家又笑了起来,这次袁小姐也看着露西笑了。
  小院门外有人声,一个仆人走到屋门口,Daisy连忙迎了出去,低低的说了几句话。仆人出去,Daisy又转身进来,先看着周大夫微微的笑了一笑,才对我们的太太说:“吹笛子的杨先生来了,问小姐今晚上还练习不练习昆曲。我回了他了,说不唱了,客厅里客还未散,周大夫也在这里……”文学教授笑对周大夫说:“你看你多煞风景,否则我们又有耳福了。”周大夫连忙站起,笑说:“我该走了,又是我的不是,我本来也没有说什么,我只说过与其学唱还不如学弹,到底不伤气。她的身子你们也知道……”文学教授敛了笑容,回身对我们的太太说:“为您自己打算呢,自然我们应该劝您把这些事都撇开,不过我们都是‘人’,有时太自私了,只顾到自己的眼福,耳福……”我们的太太微微的笑着,向着文学教授弯了弯腰,正要说话,露西在一边忽然笑起来,接了下去,说:“别忘了还有口福!”大家也大笑起来,又似乎觉得不好,赶紧收住,我们的太太敛了笑容,把要说的话咽了回去。
  周大夫从腰袋里拉出表来一看,说:“我真该走了,我本来是出诊,路过你们门口,看见有许多车子,顺便走进来看看……”我们的太太笑了,说:“是不是?我说你是来检查。”一面说着,周大夫已拿起帽子。露西也站了起来说:“天不早了,我们也该走了。”说着看着文学教授和政治学者,于是大家都纷纷的离座。露西笑对袁小姐说:“你刚才不是答应我,你也参加我们的晚饭么?”袁小姐踌躇着,看着我们的太太。我们的太太扶着椅背,手指按着嘴唇,打了一个呵欠,懒懒的说:“我也要出去的,不留你了。”诗人连忙从后面替袁小姐披上纱巾。
  露西对我们的太太笑了一笑,说:“对不起,我把你的客人都带走了,我知道你一会儿要去听戏,中间也要休息休息的。”我们的太太从眼梢瞥了露西一下,没有言语,便回过头去。
  哲学家从书架上又取下几本书,同《妇女论》磊在一起,挟在臂里,笑着向我们的太太说:“这几本书可否借我一读,迟日我再送来。”我们的太太笑着看了哲学家一眼说:“你先把上次借去的书送回来再说!也没见我的书都是好的,你一般的也有这些书。”哲学家笑说:“你的版本好多了,我是穷人,买不起善本,只好沾你的光。”
  大家寻衣觅帽,都已走到廊上。Daisy开着门,两个仆人垂手站在阶边,大家纷纷的向我们的太太道谢告别。太太似乎乏了,只微笑着点头,走到小院门口,便站住了。诗人站在太太背后,说:“你们先走一步,我随后就来。”露西回头说:“别忘了今晚六国饭店还有西班牙跳舞!”我们的太太看着诗人说:“你也走好了,还等什么?”诗人笑着,没有答应,只把客人往外送。
  诗人进来时,客厅里又已收拾过了,壁炉里燃上松枝。屋里没有灯,我们的太太抱膝坐在炉火微光之前,懒懒的,听见诗人进来,头也不抬。诗人也没有言语,轻轻的拉过一个垫子,便坐在太太旁边,轻轻的说:“这微光,这你,这一切,又是一首诗!”太太不答。
  屋里静得只听见松枝爆裂的声音,——Daisy轻轻的走到门口,看了一看,又轻轻的退了回去。
  诗人轻轻的站了起来,走到窗前,叩着笼儿,说:“太静了,连最活泼的金丝雀也不叫了。”我们的太太这时才看了诗人一眼,歪着头说:“金丝雀现在不高兴!”
  诗人笑了,走到太太椅旁坐下,抚着太太的肩,说:“美,让我今晚跟你听戏去!”我们的太太推着诗人的手,站了起来,说:“这可不能,那边还有人等我吃饭,而且——而且六国饭店也有人等你吃饭,——还有西班牙跳舞,多么曼妙的西班牙跳舞!”诗人也站了起来,挨到太太跟前说:“美,你晓得,她是约着大家,我怎好说一个人不去,当时只是含糊答应而已,我不去他们也未必会想到我。还是你带我去听戏罢,你娘那边我又不是第一次去,那些等你的人,不过是你那班表姊妹们,我也不是第一次会见。——美,你知道我只愿意永远在你的左右……”
  我们的太太不言语,只用纤指托着桌上瓶中的黄寿丹,轻轻的举到脸上闻着,眉梢渐有笑意。
  诗人用手轻轻托住我们太太的臂肘,说:“你还换衣服不?你进去罢,我在这里等你。”说着已轻轻的把我们的太太推到客厅门外,从甬道墙上摘下一件黑色的斗篷来,替她披在肩上。我们的太太把斗篷往身上一裹,头也不回的走到后面去了。
  诗人退进客厅里,伸了一伸腰,点上一支烟,捻亮了灯,坐在沙发上,随后拿起一本诗来。正在翻看,听见门外汽车响,又听见脚步声走入内院来,诗人连忙放下书站起。
  我们的先生在太太客厅门口出现了。大异于我们的想象,他不是一个圆头大腹的商人,却是一个温蔼清癯的绅士,大衣敞开着,拿着帽子在手里,看见诗人,便点头说:“你在这里。美呢?她好了罢?我今早走的时候,她还没有起床。”说着放下帽子,脱下大衣挂在墙上,走了进来坐下。
  诗人也坐下,说:“美好了,下午还有茶客,她一会儿还听戏去。”
  这时我们的太太已拉着彬彬的手过来。身上已换了黑色洒花丝绒的长衣,肩臂之间,隐约的露着玉肌,脚底下是肉色丝袜子,青缎高跟鞋。重施脂粉,也点上口红,显得容光焕发。彬彬是大红绸子衣服,乳色的领袖,白丝袜,黑漆皮鞋。进门看见我们的先生,便跳了过去,抱住笑道:“爸爸,妈妈带我听戏去。”我们的先生没有说什么,只把彬彬抱在膝上,摩抚着。
  我们的太太仍旧站着,手扶着椅背,有意无意的问我们的先生:“娘叫我去听杨小楼,也在那边吃晚饭,你和我们一块儿去罢?”我们的先生看着诗人,踌躇的说:“我想我不去了,你们去罢。我今天有点倦,银行里开会整开了一下午;刚才孙经理还请我和他到六国饭店去看西班牙跳舞,我辞了他,我想着你不大舒服,我自己去也没有……”
  我们的太太听着,忽然看了诗人一眼,一回身便侧坐在先生的身旁,扶着先生的臂腕,幽幽的说:“我本来也不一定要去,因为娘那边已约下了人,只好去应酬一下,你既然牺牲了西班牙跳舞来陪我,我也愿意牺牲杨小楼来陪你。我也倦,我们只在家里守着炉火坐坐也好!”
  我们的先生愕然了,从来未曾受过这样的温存!他受宠若惊的正要说话,我们的太太赶紧说:“你不用劝我,我一定不去了!我倦得很,只要你陪着我!”说着歪了下去,俯在先生的肩上,眼里竟然有了泪光。
  诗人默然站起来,把烟头扔在炉里。我们的先生也默然,只轻轻的拍着太太的肩背。彬彬本来只坐在父亲膝上,睁着大眼,很悬心的听着他们说话,至此便溜了下来,走到我们太太跟前,说:“妈妈,你不去了,我呢?”我们的先生抬头看着诗人说:“美倦了不去,由她罢,你带彬彬去,怎么样?”诗人还不及回答,我们的太太已连忙坐了起来,说:“别烦他了!人家还有饭局呢!”先生说:“既如此,彬彬也不用去了,小孩子太睡晚了,到底不好。”
  Daisy站在门口,臂上带着太太和彬彬的大衣。听到这里便微笑着进来,俯了下去,在彬彬耳边,轻轻的说了几句话。彬彬忍着泪,低头向父亲和母亲说了声“明天见”,便牵着Daisy的手出去。
  我们的太太隔窗唤着Daisy,说:“你再打电话告诉老姨太太,说我又觉得不大舒服,不能来了。也吩咐厨房里把我们的饭开到这里来罢,这里有火,暖和些。”Daisy一面答应着便走了。
  诗人拍了拍身上的烟灰,对我们的太太说:“那么我走了,明天见罢。我还要回去写几封信,我也太懒,晚上屋子里又冷,总不想拿笔,总挨朋友们的骂。”我们的先生站了起来,说:“你不是有饭局么,怎么又到冷屋子里去写信?若如此,就在我们这里用了晚饭再走。”诗人凝神看着炉火,回头笑说:“不用晚饭了,我也吃不下。我已住惯了冷屋子,正是‘惭惯了单寒羁旅’!”他一面笑着吟哦着,往外就走。我们的太太忽然站起,要叫住诗人,诗人有我们的先生送着,已走出小院门口了。
  门外是暮色逼人,诗人叫来了拱腰缩颈站在墙隅的车夫,一步跨上车去,伸直了腿,深深的向天嘘了一口气,说:“走,六国饭店!”

  竟于一九三三年十月十七日夜。
  (本篇最初发表于天津《大公报·文艺副刊》1933年9月27日第2期至第10期,后收入小说集《冬儿姑娘》,北新书局1935年5月初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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