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年春节游福州——三坊七巷·严复故居
严复是我很崇拜的一位名人，尤其是他所翻译的“物竞天择，适者生存”这句名言更是我经常挂在嘴边教育学生的口头禅。来到他的家门口，自是要顶礼膜拜一番。
严复故居位于福州市鼓楼区郎官巷西段北侧20号，于2006年公布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坐北朝南，主座与花厅两座毗连，占地面积609平方米。主座清式规制，双重大门向前，前有装在石门框内木条隔扇门（又称宁波门）、后有装在石臼上的串桶大板门。门内三面走廊，前设有插屏门。大厅是清朝同治年间建的，距今有100多年的历史，面阔三间，大厅摆放案几、八仙桌、茶几和椅子都是晚清时期的文物。正间分前后厅，左右边间为前后厢房。主座前廊西有小门通花厅。花厅是民国时期建的，前后走廊、栏杆均仿西方建筑纹饰。
故居前天井宽广，庭院两侧为回廊，西廊有边门一扇，通向西花厅。后天井，仅3～3.5米，左右有披舍。花厅南面临坊巷围墙不开门，东侧小门与主座西廊通连。西墙设便门出入。前庭院宽8.1米，深0.5米，原有假山。花厅靠北，为双层楼平房。楼下为敞厅，构架采用新式三角架结顶。楼上为一单开间，室内白灰平漫天花，前后走廊、栏杆均为民国时期流行仿西方建筑纹饰，梯位一内一外。楼后另有两间小平房。
郎官巷严复故居是当时福建省督军兼省长李厚基为严复购置的。严复于1920年底回到福州，居住在这里，直至1921年病逝。尽管严复于此的居住时间不长，但仍是他落叶归根的地方。严复孙女严停云，笔名华严，是当代台湾著名女作家，她出生、成长在郎官巷。她在《吾祖严复》、《郎官巷里的童年》等散文中，曾娓娓动听地讲述她的郎官巷故居和她外婆的杨桥巷“台湾林”宅院。 在故居内有大量资料，展示严复“少年砺志、投身海军、天演惊雷、教育救国、严复与儿孙”五个主题。
严复（1854.1.8—1921.10.27）：原名宗光，字又陵，后改名复，字几道，汉族，福建侯官人。严复先后毕业于福建船政学堂和英国皇家海军学院，曾担任过京师大学堂译局总办、上海复旦公学校长、安庆高等师范学堂校长，清朝学部名辞馆总编辑。在李鸿章创办的北洋水师学堂任教期间，培养了中国近代第一批海军人才，并翻译了《天演论》、创办了《国闻报》，系统地介绍西方民主和科学，宣传维新变法思想，将西方的社会学、政治学、政治经济学、哲学和自然科学介绍到中国，提出的“信、达、雅”的翻译标准，对后世的翻译工作产生了深远影响，是清末极具影响的资产阶级启蒙思想家，翻译家和教育家，是中国近代史上向西方国家寻找真理的“先进的中国人”之一。
按理说，这样一个脑中装满西方资产阶级理论学说的人，应该早已看穿了中国旧制度的弊端，然而非常奇怪的是，从西方回来后，严复有很长一段时间里，对科举恋恋不舍，先后参加过四次乡试。始终还是没有考中。但在之后的甲午战争，对于严复来说，这是他人生的一个重要分水岭。因为他终于从八股文中解脱出来，跃上了战场。1898年，严复翻译了《天演论》，宣传“物竞天泽，适者生存”的进化理论，阐述了救亡图存的观点，这对当时的中国人民来说，起到了振聋发聩的启蒙作用。
严复60岁之后就患上了哮喘病，1920年底回福州养病时，时任福建省督军兼省长的李厚基为他买了这处建筑。李厚基是在海军总长刘冠雄的保荐下，才获得这个位置的，所以一直对刘大人是感恩戴德的。而刘冠雄除了跟严复是老乡外，还是严复在北洋水师学堂任教师的学生，就因为有这层关系，所以为他买下了这处住宅。可惜他住的却并不舒服。从1920年10月29日起，郎官巷16号的花厅楼上开始不断传出一个老人粗粗的喘气声，为了止痛，医生给他开出了“特效药”，他病不择医，一口吞下，谁知这竟是鸦片，而且是一次成瘾，病情却是每况愈下。如今看上去极不起眼的老巷中，中国近代一位在思想界产生过极大影响的老人合上了眼睛。他把自己最后的灵魂永远放进幽静的郎官巷中。
毕竟出身于马尾船政学堂，他也曾为袁世凯政府的北洋水师总教习。严复早年入马尾船政学堂，然后留学英国，没有像邓世昌、林永升、萨镇冰等成为海军将领，也不像中国铁路之父"詹天佑、有"匡世良才"美誉的造船专家魏翰、设计中国第一架飞机的巴玉藻等，成为科技人才，却在思想文化界大放光彩，令人赞叹。
严复年谱：
1854年1月8日（咸丰三年十二月十日）严复出生于今福建 候官县盖山镇阳岐村一中医世家。
1866年（同治五年）严复父亲病逝，学馆中辍，严复放弃走科举“正途”。
1867年（同治六年）入福州船政学堂学习驾驶，改名宗光，字又陵。
1871年（同治十年）福州船政学堂毕业，为该学堂第一届毕业生，先后在“建威”、“扬武”两舰实习5年。
1872年（同治十一年）取得选用道员资格，改名复，字几道。
1877年3月（光绪三年二月）赴英国学习海军，与出使英国大臣郭嵩焘结为忘年交。
1879年6月（光绪五年五月）毕业于伦敦格林威治的皇家海军学院（Royal Naval
College），回国后，被聘为福州船政学堂后学堂教习。
1880年（光绪六年）到天津任北洋水师学堂所属驾驶学堂“洋文正教习”，学生中有后来因辛亥革命而出名的黎元洪。
1889年（光绪十五年）报捐同知衔，以知府选用，派为北洋水师学堂会办。
1890年（光绪十六年）升为北洋水师学堂总办，但因与李鸿章不合，有意退出海军界，另谋发展。
1891年10月8日（光绪十六年）严复获得候选道的官衔。
1895年（光绪二十一年）中日甲午战争后在天津《直报》发表《论世变之亟》、《原强》、《辟韩》、《救亡决论》等文，主张变法维新、武装抗击外来侵略。
1896年（光绪二十二年）创办俄文馆，并任总办，俄文馆为中国最早的俄语学校；帮助张元济在北京创办通艺学堂；9月24日捐款100元资助梁启超与汪康年在上海创办的《时务报》。
1897年（光绪二十三年）和王修植、夏曾佑等在天津创办《国闻报》和《国闻汇编》，宣传变法维新；将《天演论》在《国闻报》报上连续发表。
1898年（光绪二十四年）光绪帝命严复来京觐见，阐述变法主张；改捐同知；撰《上光绪皇帝万言书》；9月《国闻报》因报道戊戌政变的详情，被清政府勒令停办。
1900年（光绪二十六年）义和团运动爆发，严复离开天津，避居上海；参加汪康年、唐才常发起的“中国议会”，被选为副会长；创办名学会，讲演名学。
1901年（光绪二十七年）应开平矿务局总办张冀邀请赴天津主开平矿务局事，后任该局总办。
1902年（光绪二十八年）赴北京任京师大学堂附设译书局总办。
1904年（光绪三十年）辞去京师大学堂附设译书局总办一职，回到上海。
1904年冬发生开平矿务局诉讼事件，被邀前往英国伦敦进行交涉。
1905年（光绪三十一年）孙中 山由美 洲到达英国，特意去拜访严复，二人进行了长时间的会谈。
回到上海，协助马相伯创办复旦公学。
1906年（光绪三十二年），任复旦公学校长，为该校第二任校长；被安 徽巡抚恩铭聘去任安庆任安徽师范学堂监督。
1907年（光绪三十三年）恩铭被刺，严复离开安徽师范学堂。
1908年（光绪三十四年）在北京任学部审定名词馆总纂。
1909年5月（宣统元年四月）被派充为宪政编查馆二等咨议官、福建省顾问官。
1910年1月17日（宣统元年十二月七日）清廷赐予文科进士出身。
1910年（宣统二年）海军部授为协都统，后任资政院议员。
1911年（宣统三年）创作大清国歌《巩金瓯》。
1912年京师大学堂更名为北京大学校，任首任校长；11月辞去校长职务。
1913年总统府外交法律顾问。
1914年1月26日被举为约法会议议员；后被任为参政院参政。宪法起草委员。
1915年5月严复被袁世凯聘为宪法起草员；8月23日筹安会宣布成立，严复列名为筹安会的发起人，支持袁世凯复辟帝制。
1916年袁世凯死后，国会要求惩办祸首及筹安会六君子，严复避祸于天津。
1920年因哮喘病久治无效，回到福州养病。
1921年10月27日在福州郎官巷住宅与世长辞，终年69岁。
第一部分：少年砺志......
个人简介：1854年1月8日严复出生于福州市南台一个医生家庭里。1866年，严复考入了家乡的马尾船政后学堂，主要学习驾驶专业，五年后以优等成绩毕业。1877年到1879年，严复等被公派到英国留学，先入普茨茅斯大学，后转到格林威治海军学院。留学期间，严复对英国的社会政治发生兴趣，涉猎了大量资产阶级政治学术理论，并且尤为赞赏达尔文的进化论观点。
1879年毕业回国，到福州船厂船政学任教习，次年调任天津北洋水师学堂总教习（教务长），1889年后捐得选用知府衔，并升为会办、总办（校长）。严复还曾担任过京师大学堂译局总办、上海复旦公学校长、安庆高等师范学堂校长，清朝学部名辞馆总编辑等职。
回国后，严复于1905年任皖江中学堂（今芜湖第一中学）的监督（即校长），积极倡导西学的启蒙教育，完成了著名的《天演论》的翻译工作。他的译著既区别于赫胥黎的原著，又不同于斯宾塞的普遍进化观。在《天演论》中，严复以“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生物进化理论阐发其救亡图存的观点，提倡鼓民力、开民智、新民德、自强自立、号召救亡图存。译文简练，首倡“信、达、雅”的译文标准。
主办《国闻报》。“与天交胜”在当时的知识界广为流传。他的著名译著还有亚当•斯密的《原富》、斯宾塞的《群学肄言》、孟德斯鸠的《法意》等，他第一次把西方的古典经济学、政治学理论以及自然科学和哲学理论较为系统地引入中国，启蒙与教育了一代国人。
辛亥革命后，京师大学堂改名为北京大学。1912年严复受袁世凯命担任北大校长之职，这也说明严复在思想界和学术界的令人信服的显赫地位。此时严复的中西文化比较观走向成熟，开始进入自身反省阶段，趋向对传统文化的复归。他担忧中国丧失本民族的“国种特性”会“如鱼之离水而处空，如蹩跛者之挟拐以行，如短于精神者之恃鸦片为发越，此谓之失其本性，”而“失其本性未能有久存者也。”出于这样一种对中华民族前途与命运的更深一层的忧虑，严复曾经试图将北京大学的文科与经学合而为一，完全用来治旧学，“用以保持吾国四、五千载圣圣相传之纲纪彝伦道德文章于不坠。”
民国四年，严复参与袁世凯帝制运动，为筹安会之发起人，因之名声失坠，一落千丈；至1920年赴福建避冬，1921年10月27日殁于福建，终年68岁。著作有《严几道诗文钞》等。著译编为《侯官严氏丛刊》、《严译名著丛刊》。
《穆勒名学》：本书原名为《逻辑学体系》(A System of
Logic)，反映十九世纪後叶西方资产阶级经验主义思想的一部代表性的逻辑著作，是英国经验主义归纳逻辑的总结。此书主要在阐述理则学，原名为《逻辑学体系》(A
System of
Logic)，反映十九世纪後叶西方资产阶级经验主义思想的一部代表性的逻辑著作，是英国经验主义归纳逻辑的总结。此书主要在阐述理则学，通称逻辑，源自古典希腊语
(logos)，最初的意思是「词语」或「言语」(引申出意思「思维」或「推理」)；1902年严复译著《穆勒名学》，将其意译为「名学」，音译为「逻辑」。它经常被称为是对论证评价准则的研究，尽管逻辑的精确定义在哲学家之间是有争议的事情。但这个主题还是有所依据的，逻辑学家的任务是相同的：提出大量的有效和谬误的推论，从而允许人们区别出好论证和坏论证。
《社会通诠》：清末社会学、哲学译著。清末严复译述。商务印书馆1904年出版。原系英国甄克思(E.Tenks)著，英文书名为《A History of Politics》，出版于1900年。译者在译述与按语中介绍了西方社会学的一些基本观念，并表述了自己的观点。认为社会是由许多因素组成的，“社会之等差众矣，宗教、学术、懋迁、行乐，无一不可为社会”。“国家为最大、最尊之社会”，“国者，最完成尊大之社会也”。社会发展经历了“蛮夷社会”、“宗教社会”、“国家社会”三种形式，这种发展有“必趋之势、必循之轨”，是有规律可导的。认为社会的“机杼”（枢要）是“法度经制”，有此才有“礼刑政教，官府兵赋，伦位爵禄”等组织之事。作者对中西社会进行比较，认为中国当时是“宗法之社会，而渐入于军国者。综而核之，宗法居其七，而军国居其三”。对中国古代宗法社会作了剖析，指出“古宗法之社会，不平等之社会也”。这表现在以官位、年龄或长辈的身份作为事情的决断者。“在朝则尚爵，在乡则尚齿，或亲亲，或长长。皆其所以折中取决之具也。”而西方社会决事则以多数之意见为准，“用从众之法决事”。认为中国宗法社会的帝王集君师于一身，“中国帝王作君而外，兼以作师。且其社会，固宗法之社会也，故又曰天后作民之父母”。“中国帝王，下至守宰，皆以其身兼天地君亲师之众责。”于是，为君者责任无穷，而人民自主之能力无从发达。仁政与暴政的区别，在于前者“视民犹子”而后者“视民为奴虏”，“为儿子奴虏异，而其于国也，民无尺寸之治柄，无丝毫应用必不可夺之权利，则同。”西方社会的王者“专于作君而已”，所注重的只是“兵刑”，而“礼乐、宗教、营造、树畜、工商，乃至教育文字之事，皆可放任其民，使自为之”。因此“西人之言政，以其柄为本属诸民”，而“中国之言政，寸权尺柄皆属官家”。认为宗法社会造成中国民智德力的低下，但“顾使深而求之，其中实有可为强族大国之储能，虽摧斫而不可灭者”。只要破除“旧法陈文”、“陈见积习”，中国可成为五洲之强国。反对当时资产阶级革命派提倡的民族主义，说“民族主义将遂足以强吾种乎？愚有以决其必不能者矣”。遭到了章太炎的驳斥。
第二部分：投身海军......
严复先后毕业于福建船政学堂和英国皇家海军学院,因专业成绩优异而被遴选为教习,1880年奉调天津水师学堂,并长期担任“总教习”。近年,随着严复研究的不断深入,这些常识似乎成了问题。学术界晚近挖掘出来的《北洋纪事》、李鸿章1884年请奖折清单、严复履历单等档案。严复一直在李鸿章创办的北洋水师学堂任教，培养了中国近代第一批海军人才。其间他翻译了《天演论》、创办了《国闻报》等，系统地介绍西方民主和科学，宣传维新变法思想。在天津度过的20年，成为严复一生最辉煌的时期。之后因工作关系，严复又多次来天津，因此他自称是“三十年的老天津”。
现代海军思想：严复的到来，给北洋水师学堂带来了西方现代海军管理思想和教学理论。由于他对待工作认真负责、教育教学工作管理有方，加之严复对李鸿章曾有所表示，因此他由总教习（教务长）、会办（副校长），一直升至总办（校长）。严复在给四弟观澜的信中说：“自来津以后，诸事虽无不佳，亦无甚好处，公事仍是有人掣肘，不得自在施行。至于上司，当今做官，须得内有门马，外有交游，又须钱钞应酬，广通声气，兄（严复自称）则三者无一焉，何怪仕宦之不达乎？置之不足道也。”由此可见，严复对当时的官场是很不满的。针对此事，四弟观澜告诉他，无论如何李鸿章这个门路，总是要走动走动的，因为李鸿章权势既大，又是直接上司。于是严复偶然也去试试，没想到果然有用。对此严复给四弟的信中曾不无幽默地说：“用吾弟之言，多见此老，果然即有好处，大奇大奇。”但严复对李鸿章的趋奉也仅此而已。
培养水师人才：严复任总办的北洋水师学堂曾被时人推崇为“实开北方风气之先，立中国兵舰之本”。作为一所新式海军学校，该校20年间为社会培养了许多人才，如民国大总统黎元洪、南开大学校长张伯苓以及北洋大学教务提调王劭廉(同时兼任直隶学务公所议长、直隶咨议局议长)、著名翻译家伍光建等。倒是严复自己，对弟子们的评价可以说有些苛刻：“复管理十余年北洋学堂，质实言之，其中弟子无得意者。伍昭扆(光建)有学识，而性情乖张；王少泉(劭廉)笃实，而过于拘谨。二者之外，余虽名位煊赫，皆庸才也。”1900年八国联军侵入天津，严复倾注了20年心血的北洋水师学堂毁于炮火之中。这给了严复以极大的思想打击，他被迫离开天津迁居上海。
第三部分：天演惊雷......
严复与《天演论》：《天演论》是自称为“达尔文的斗犬”的英国著名学者赫胥黎的讲演稿，严复翻译。主要讲述了宇宙过程中的自然力量与伦理过程中的人为力量相互激扬、相互制约、相互依存的根本问题。严复以“信、达、雅”三条为翻译标准，其翻译的《天演论》《论自由》是研究中国近代思想史、中外文化关系史不可多得的好书。这些书已绝版多年，近期才少有出版。
鲁迅说：一有闲空，就照例地吃侉饼、花生米、辣椒，看《天演论》。自然界的生物不是万古不变，而是不断进化的；进化的原因在于“物竞天择”，“物竞”就是生存竞争，“天择”就是自然选择；这一原理同样适用于人类，不过人类文明愈发展，适于生存的人们就愈是那些伦理上最优秀的人。
第四部分：教育救国......
教育思想：在复法运动中，严复是一个反对顽固保守、力主复法的维新派思想家。他不仅著文阐述维新的必要性、重要性、迫切性，而且翻译了英国生物学家赫胥黎的《天演论》，以“物竞天择、适者生存”“时代必进，后胜于今”作为救亡图存的理论依据，在当时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戊戌变法后，他致力于翻译西方资产阶级哲学社会学说及自然科学著作，是一个资产阶级启蒙思想家。严复信奉达尔文进化论和斯宾塞的庸俗进化论。这是他政治思想的理论基础，也是他教育思想的理论基础。严复在《原强》中提出，一个国家的强弱存亡决定于三个基本条件：“一曰血气体力之强，二曰聪明智慧之强，三曰德性义仁之强。”他幻想通过资产阶级的体、智、德三方面教育增强国威。“是以今日要政统于三端：一曰鼓民力，二曰开民智，三曰新民德”。所谓鼓民力，就是全国人民要有健康的体魄，要禁绝鸦片和禁止缠足恶习；所谓开民智，主要是以西学代替科举；所谓新民德，主要是废除专制统治，实行君主立宪，倡导“尊民”。严复要求维新变法，却又主张“惟不可期之以聚。”“除而不骤”的具体办法就是要通过教育来实现，即在当时的中国，要实行君主立宪，必须开民智之后才能实行，总之，“教育救国论”是严复的一个突出思想特点。
呼吁变法：严复疾呼必须实行变法，否则必然亡国。而变法最当先的是废除八股。严复历数八股的危害：夫八股非自能害国也，害在使天下无人才，其使天下无人才奈何？曰有大害三：“其一曰锢智慧”、“其二曰坏心术”、“其三曰滋游手”。严复主张多办学校，他曾论述西洋各国重视教育，对“民不读书，罪其父母”的强行义务教育表示赞赏。因为中国民之愚智悬殊，自然不能胜过人家。基于这种思想，严复对办学校是积极的。他除亲自总理北洋水师学堂长达二十年外，还帮助别人办过学校，如天津俄文馆、北京通艺学堂等。严复要求建立完整的学校系统来普及教育，以“开民智”。他根据资本主义国家的制度，提出中国的学校教育应分三段的计划，即小学堂、中学堂和大学堂。小学堂吸收16岁以前的儿童入学；中学堂吸收16岁至21岁文理通顺、有小学基础的青年入学；大学堂学习三、四年，然后升入专门学堂进行分科的专业学习。同时，还要把学习好的聪明之士送出国留学，以造就学有专长的人才。
此外，严复还很重视妇女教育。他对当时上海径正女学的创办大为赞赏。认为这是中国妇女摆脱封建礼教束缚的开始，也是中国妇女自强的开始。他从救亡图存的目的出发，认为妇女自强“为国致至深之根本”。他还主张妇女应和男子一样，在女学堂里既要读书，又要参加社会活动，如果不参加社会活动，创办的女学堂就和封建私塾没什么区别，因而也就无意义了。显然，他是将妇女置于整个社会变革，特别是妇女自身解放的前提下来考虑的，故十分强调参加社会活动对女学堂学生的重要意义，这也是他在妇女教育方面高出一般人之处。[6]
提倡西学：严复提倡西学，反对洋务派“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观点。他曾多次将中学与西学作比较：“中国最重三纲，而西人首言平等；中国亲亲，而西人尚贤；中国以孝治天下，而西人以公治天下；中国尊主，而西人隆民……其于为学也，中国夸多识，而西人恃人力。总之，西学“于学术则黜伪而崇真。”他还指出“中国之人好古而忽今，西之人力今以胜古。”“古之必敝。”所以他认为就是尧、舜、孔子生在今天的话，也要向西方学习的。要救中国必须学西学和西洋“格致”：“盖非西学，洋文无以为耳目，而舍格致之事，则仅得其皮毛。”他认为“中学有中学之体用，西学有西学之体用，分之则两立，合之则两止”。他认为应做到“体用一致”，“本来一致”要从政治制度上进行改革，提出“以自由为体，以民主为和”的资产阶段教育方针。
他从“体用一致”的观点出发，具体规定了所设想的学校体系中各阶段的教学内容和教学方法。他认为在小学阶段，教育目的是使儿童能“为条达妥适之文”，“而于经义史事亦粗通晓，”因则“旧学功课，十当其九”，并以明白易懂的文字翻译西学中“最浅最实之普学”为辅助读物。在教学方法上，多采用讲解，减少记诵功夫。中学阶段应以“西学为重点”，“洋文功课居十分之七，中文功课居十分之三”，并且规定“一切皆用洋文授课”。在高等学堂阶段，主要学“西学”，至于“中文”，则是“有考校，无功课；有书籍，无讲席，听学者以余力自治力。”他认为对于青少年，应引导他们分析，学些专深的知识，如此，让他们有所收益，触类旁通、左右逢源。科学方法问题是严复西学观中的一个重要方面，他曾翻译《穆勒名学》（形式逻辑），并积极进行对“名学”的宣传介绍。他认为归纳和演绎是建立科学的两种重要手段。我国几千年来，“演绎”甚多，“归纳”绝少，这也是中国“学术之所以多诬，而国计民生之所以病也”的一个原因。严复更重视归纳法，主张要“亲为观察调查”，反对“所求而多论者，皆在文字楮素（纸墨）之间而不知求诸事实”。他曾用赫胥黎的话说：“读书得智，是第二手事。唯能以宇宙为我简编，各物为我文字者，斯真学耳”。
翻译理论：严复是中国近代翻译史上学贯中西、划时代意义的翻译家，也是我国首创完整翻译标准的先驱者。严复吸收了中国古代佛经翻译思想的精髓，并结合自己的翻译实践经验，在《天演论》译例言里鲜明地提出了“信、达、雅”的翻译原则和标准。
“信”（faithfulness）是指忠实准确地传达原文的内容
“达”（expressiveness）指译文通顺流畅
“雅”（elegance）可解为译文有文采，文字典雅
这条著名的“三字经”对后世的翻译理论和实践的影响很大，20世纪的中国译者都深受这三个字影响的。
赋税思想：严复曾赴英国学习海军，并翻译了亚当.斯密的《原富》等著作。他对赋税的职能、作用有较深刻的认识，认为纳税是公民的义务，而政府征税后要用之于民。他说：“赋税贡助者，国民之公职也，取之于民者，还为其民”。在向谁征税的问题上，严复提出了“赋在有余”的原则。指出“国家责赋在民，必有道矣。国中富民少而食力者多，必其一岁之入，有以资口体、供事畜而有余，而后有以应国课。”他提出不能以“养民之财”、“教民之财”和“赡疾病待赢老之资”作为征税对象。这一主张反映了资产阶级的要求，适应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需要。严复主张赋税轻重要适度，“赋无厚薄惟其宜”，认为统治者的责任在于“为其民开利源，而使之胜重赋”，即鼓励人民发展以提高负税能力。
《原富》：原名《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简称《国富论》，是英国著名的经济学家亚当·斯密（1723—1790）的代表著作，出版于1776年。严复自1898年开始着手于翻译这部著作，后以《原富》的书出版，并在译文中加了约三百条按语。
摘选其中一条按语：窃谓中土今日变局，将以铁轨通达，为之大因。铁轨所经既定之后，农、工、商三业，循轨绕驿而兴。不及十稔（1），而天下之都会形势重轻，遍地异矣。至于道通而民之动者日众，耳目所蠲（2），日以殊前，其智虑云为（3），不得不从之而亦变，此不待甚智之士而后能决也。及今闲暇，不早为之所，至其时，犹欲循旧为治，强方凿而函圆枘（4），其不大乱而败者，不其寡欤？铁轨既不能不开，则变法之事，不期自至。智者先事以为防，则无往而不福；闇者时至而不及为，将终蒙其大殃。天不为不裘者不寒，地不为不舟者不水，惠吉逆凶（5），如是而已。法之变不变，岂吾人之所能为哉？
作品注释：
（1）稔：年。
（2）蠲（juān）：明示。
（3）智虑：才智、谋略。云为：言论、行为。
（4）强方凿（zuò）而函圆枘（ruì）：即成语“圆凿方枘”。比喻格格不入。
（5）惠：顺。
这段按语指出：铁路的通达必然引起人们思想行为的变化，从而导致政治上的变革。所以，变法之事是“不期自至”的趋势。
严复手书《赠白马王彪》
我国第一部社会学译著《群学肆言》：《The Study of
Socioloy》原系英国社会学家斯宾塞所著《社会学研究》一书。严复于1897年开始译，1898年在《国闻报》的旬刊《国闻汇编》上，发表《砭愚》和《倡学》两篇，题为《劝学篇》。1903年上海文明编译局出版《群学肄言》足本，1908年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订正群学肄言》，现在流行的是商务印书馆的《严译名著丛书》本。
另有《严几道诗文钞》 、《瘉壄堂诗集》行世。
《严复评点庄子》：严复一生喜欢研读《庄子》，每有所得，则随手批注，以致丹铅满纸。其批注的内容相当丰富，有圈点，有训诂，更有评论。严复评点《庄子》批在晚清桐城派学者马通伯其昶撰、集虚草堂光绪丙午刊《庄子故》上，原为严复长子严璩所藏，后辗转收藏于福建博物院，几十年来“养在深闺人未识”，许多读者以不能目睹大师手泽为憾。今福建人民出版社将严复手批原本影印出版，以飨广大读者。考虑到严复的绝大多数评语是针对《庄子》而发的，所以此次影印将书名定为《严复评点庄子》，并重新释文，附在书后，供读者参考。全书线装一函四册，限量发行两百套。
人物评价：严复翻译了《天演论》等诸多西洋学术名著，成为近代中国开启民智的一代宗师。离开北洋水师学堂后，严复先后出任安徽高等学堂监督、复旦公学和北京大学等校校长，以教育救国为己任。辛亥革命后，他一度党附袁世凯，卷入洪宪帝制，为世人诟病。基于对国情民性的独特把握，严复终身反对革命共和，时持犯众之论，既不获解於当时，更致聚讼于后世。虽然如此，其立身行己且秉持特立独行的操守，学术政见有其一以贯之的原则，在翻译学上更是为一时之先，其风格思想影响了后期一大批著名翻译家。其众多译著更是留给后世的宝贵遗产。他的功过是非与成败得失，值得后世用心研究总结。虽然研究严复的论著已为数不少，但相对于他在近代中国思想史上的显赫地位而言，还远远不够，尚待学界进一步挖掘材料、变换视角、革新思维，做出更为全面公正的评判。
名家点评：
康有为称赞严复是“精通西学第一人”。
梁启超称赞严复“于中学西学皆为我国第一流人物。”
毛泽东曾称赞他是“中国共产党出世以前向西方寻找真理的一派人物”之一。
胡适称赞“严复是介绍近世思想的第一人”。
李克强：每个中国人都应该记住严复。严复学贯中西，是第一批“放眼看世界”的中国人。他向国人翻译介绍西学，启蒙了几代中国人，同时又葆有一颗纯正的“中国心”。
郎咸平评：他最后只成为了中国历史上一颗耀眼的彗星。他的悲剧就是在当时特殊环境下，他是唯一有能力了解西方浩瀚的哲学思想的中国人。但老天爷开了中国一个大玩笑，让他止步于“天演论”和以英国哲学思想为主的翻译工作。如果他向右进一步就能进入孕育军国主义的斯宾塞思想，向前进一步就能进入孕育现代法治化主义的康德思想，向左一步就能迸入孕育了社会主义的黒格尔马克思思想。但是，当时甚至到如今的中国都难以理解他深邃思想，从而造成后继无人的宭境，因此使得他的止步，让今天的中国都缺乏一个指导中国往何处去的哲学思想，只有读懂严复的悲剧，才能理解中国如今的悲哀。
著述名录：
《论世变之亟》，《直报》，1895年
《原强》，《直报》，1895年
《辟韩》，《直报》，1895年
《救亡决论》，《直报》，1895年
《天演论》 ，赫胥黎，1896年～1898年
《原富》（即《国富论》），亚当•斯密，1901年
《群学肄言》，斯宾塞，1903年
《群己权界论》，约翰•穆勒，1903年
《穆勒名学》，约翰•穆勒，1903年
《社会通诠》，甄克斯，1903年
《法意》（即《论法的精神》），孟德斯鸠，1904年～1909年
《名学浅说》，耶方斯，1909年
《严几道诗文钞》
《愈野堂诗集》
《严几道文集》
《严译名著丛刊》
《侯官严氏丛刊》
《侯官严氏丛刻》
《严侯官先生全集》
《严复集》，中华书局，王栻主编，北京，1986年
代表诗作：《戊戌八月感事》
求治翻为罪，明时误爱才。伏尸名士贱，称疾诏书哀。
燕市天如晦，宣南雨又来。临河鸣犊叹，莫遣才心灰。
“东亚病夫”如何诞生流变：最早出自国人严复：谈到中国近代史，中国人的心中，有无数的淤血团，其中，所谓“东亚病夫”这起辱华事件，就是这样的淤血团之一。可是，如果用放大镜去审视近代史，我们却不难发现，这件事，与我们一向理解的似乎还不太是一回事。这件事的来龙去脉，还请听细细说来。
首先，令你大跌眼镜的是：在近代中国，最早称呼中国为“病夫”的，其实还并不是什么“帝国主义者”，而是一个中国人，这个人的名字叫严复。
严复于1895年3月发表于《直报》的文章《原强》，文中有以下两处称呼中国为“病夫”：“……今夫人之身，惰则窳，劳则强，固常理也。而使病夫焉日从事于超距赢越之间，则有速其死而已。中国者，固病夫也……”“……盖一国之事，同于人身……今之中国，非犹是病夫也耶？且夫中国知西法之当师，不自甲午东事败衄之后始也……”
严复的这两段文字，翻译成现代中文，是以下的意思：“……人的身体，懒惰则败坏，活动则强健，这是常理。但是如果叫一个病夫超速飞奔，跑得太快，则只有使他走上死路。中国就是这样的一个病夫……”“……国家大事和人的健身，道理是一样的……现在的中国，难道不就是一个病夫吗？更何况中国早就知道应该学习西方，并不是从甲午战败开始的……”
挖掘出严复在当年所写的这两段文字，是要告诉大家以下几点鲜为人知的事实。
1.在近代中国，最早称中国为“病夫”的，并不是外国人，而是中国人严复。
2.严复所说的是“中国是病夫”，没有说“中国人是病夫”，没有侮辱国人的意思。
3.当时的大清国，的确是一个“病夫”，严复所说的，其实是真话，他并没有错。
那么，外国人最早嘲笑中国为“病夫”的出处，又是哪里呢？原来出自清末年代英国人在上海所办的一份英文报纸，名叫《字林西报》，英文名字是《NorthChinaDailyNews》。
1896年10月17日，上海英文报纸《字林西报》，登载了某位英国记者所撰写的一篇批评大清国国政颟顸、不思进取的文章，原文中含有如下的英语词句：“……There are four sick people of the world--Turkey，Persia，China，Morocco……China……Sick Man of the East……”翻译成中文是以下的意思：“……世界上有四大病夫：土耳其、波斯（伊朗）、中国（大清国）、摩洛哥……（其中）中国，是东方的病夫……”
我们把原文挖掘出来并弄清楚了事实之后，我们就可以知道以下几个基本要点：
1.英国记者并不仅仅称中国为“病夫”，而是在原文中，同时还批评了土耳其、伊朗、摩洛哥。
2.英国记者所说的是“中国是病夫”，而没有说“中国人是病夫”，因此，这位英国记者似乎也并没有要侮辱中国人的意思。
3.当时的大清国，的确可以比喻为一个“病夫”。这位英国记者所说的不过是一句真话而已，他并没有错。类似于医生告知病人“你有病”，实事求是。这似乎并不带有太浓重的感情色彩。
4.这位英国记者的言论，既谈不上“友好”，也算不上“恶意”，只是一篇典型的混稿费的文字。中国人太拿它当一回事，其实是过分在意它了。
5.退一步而言，就算这位英国记者的言论确实是在蓄意侮辱中国人，那也只能代表这位记者他自己一个人，而并不能代表全世界。
难道不是吗？
读到这里，读者要注意了，这份《字林西报》是一份英文报纸，它要面对的读者群，是当时旅居在中国的外国侨民，上述的这篇文章，原文是用英语发表的，并不是给中国人看的，而是给西方人看的。如果没有人翻译它，那么中国人根本就读不到。既然读不到，似乎也就很难谈得上是什么蓄意侮辱。
可是，有人翻译它并传播了。
这个人是谁呢？正是当年的“公共知识分子”梁启超。
梁启超读了这份《字林西报》之后，翻译了这篇社论，并于不久之后，在《时务报》上发表了评论。梁启超是这样翻译的：“……夫中国--东方病夫也，其麻木不仁久矣，然病根之深，自中日交战后，地球各国始悉其虚实也……”鲜为人知的是，和当时很多的国民不同，梁启超对英国记者用“病夫”一词批评中国一说，却是深表赞同的。梁启超于第二年（1897年），也特地撰文评论道：“……若今日之中国，则病夫也，不务治病，而务壮士之所行，故吾曰，亡天下者，必此言也……”梁启超的上述这段文字，翻译成现代中文，是以下的这个意思：“……今天的中国，就是一个病夫，不好好治病，而偏要学强壮人士飞奔快跑，所以说，这种（步子迈得太大）的言论，会亡国的啊……”
不久之后，梁启超更是写道：“……中(国)人不讲卫生，婚期太早，以是传种，种已孱弱，及其就缚之后，终日伏案，闭置一室，绝无运动，耗目力而昏眊，未黄耇而骀背；且复习为娇惰，绝无自营自活之风，衣食举动，一切需人；以文弱为美称，以羸怯为娇贵，翩翩年少，弱不禁风，名曰丈夫，弱于少女，弱冠而后，则又缠绵床笫以耗其精力，吸食鸦片以戕其身体，鬼躁鬼幽，跶步欹跌，血不华色，面有死容，病体奄奄，气息才属：合四万万人，而不能得一完备之体格。呜呼！其人皆为病夫，其国安得不为病国也！以此而出与狰狞枭鸷之异族遇，是犹驱侏儒以斗巨无霸，彼虽不持一械，一挥手而我已倾跌矣。呜呼！生存竞争，优胜劣败，吾望我同胞练其筋骨，习于勇力，无奄然颓惫以坐废也……”
梁启超上述这段文字，翻译成现代中文，概括地说，是以下的意思：“……中国人不讲卫生，结婚生育太早，不利于优生，而且中国许多人终日闭门读书，根本不做运动，身体所以不强健，而且不少人还房事过度，而且还抽鸦片，身体当然不可能强壮。所以啊，中国人的体格根本就是病夫，由病夫组成的国家，怎么可能不是病国呢？希望我的同胞们，要锻炼身体啊……”可见，梁启超从外国人称“中国”为“病夫”的社论当中，引申出了中国人的体格问题，并批评中国人不爱运动，因此，梁启超认为“中国人”是“病夫”，而由一群“病夫”所组成的国家（中国），这样的国家，自然也是一个“病夫”。
读到这里，有几点重要事实，需要注意。
1.梁启超是当年洛阳纸贵的“公共知识分子”，他的文字对当时国民舆论的影响，是不可小视的，在当时，绝大多数的国民没有能力阅读英文社论的原文，因而只能以梁启超的评论为参考。
2.清朝末期的中国人，的确没有做体育运动的习惯，我们所熟知的“发展体育运动、增强人民体质”口号是1949年之后才提出来的。
到了1904年，梁启超更是在他的《新大陆游记》一文里写道：“……称病态毕露之国民为东亚病夫，实在也不算诬蔑……”很清楚了，身为当年中国人意见领袖的梁启超认为“外国人称中国人为’东亚病夫‘，只是实话实说，谈不上污蔑”。这是梁启超的原话，读者要不服，可以找梁启超去理论，因为这是他的原话，并非杜撰。
这里有一个魔鬼般的细节，需要我们注意的是，《字林西报》的英国记者用英文评论“中国是病夫”，而到了梁启超翻译、传播、评论该事件的时候，却逐步演变成了“中国人是病夫”。“中国”和“中国人”的概念显然是不一样的。也就是说，所谓“东亚病夫”这条信息，从梁启超这里，就开始被扭曲了。
随后，“东亚病夫”这个名词，再一次得到大规模的传播，为什么呢？因为在1904年，中国出版了一本畅销小说《孽海花》，作者名叫“曾朴”，而笔名为“东亚病夫”。这本小说在当年，热销得不得了，多次重印，作者笔名“东亚病夫”也就随着这本小说的走红，而名声大噪。
还有一个更容易被大家忽略的史实，鲁迅在年轻的时候在日本留学，看到幻灯片里日本军队砍杀一个给沙俄军队当间谍的中国人，同时看到许多围观的中国人表情很麻木，因此，鲁迅认为“中国人有病”，所以他“弃医从文”，走上了当作家的道路。
鲁迅说“中国人有病”，这恐怕是各位在小学年代就耳熟能详的片段了吧？鲁迅说“中国人有病”，因而成了伟人。而英国记者说“中国有病”，却被中国人记恨了一百多年。
……
在此作一个简单的总结如下：
1.最早将“中国”比喻为“病夫”的是中国人严复。
2.英国记者在英文报纸《字林西报》上评论：“土耳其、波斯（伊朗）、摩洛哥、中国，这四个国家，是当今世界上的四大病夫”。
3.这条信息，经过梁启超翻译、传播、评论之后，变成了“外国人嘲笑中国人是东亚病夫”使信息产生了严重的扭曲。
4.“东亚病夫”一词，被畅销书作家曾朴采用为笔名，随着其小说《孽海花》的畅销，“东亚病夫”一词成为了近代史上的“热词”，继而家喻户晓。
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东亚病夫”一词，从产生—传播—扭曲，再到发扬光大的基本过程。
后面的小院里有一座二层楼房，是严复展馆的第五部分......
第五部分：严复与儿孙......
这一部分给我印象最深是他的孙女——严倬云，这位大名鼎鼎的“汪辜会谈”中辜振甫的夫人。20年前，备受海内外关注的“汪辜会谈”在新加坡举行，这是海峡两岸隔绝四十多年后举行的首次会谈，其后汪道涵与辜振甫在四项协议上签字，在汪辜签字之时，他们的背后站着两位女士，就是汪道涵夫人孙维聪与辜振甫夫人辜严倬云。
严倬云：原名严俊，福州仓山区阳岐乡人，民国13年（1924年）出生在福州鼓楼区的郎官巷。她的祖父是近代中国著名的思想家严复，她的父亲是曾任福州市副市长的严叔夏。外婆宣统帝师陈宝琛之妹，母亲台湾五大家族之一板桥林家千金，大姨夫近代著名船政大臣沈葆桢之子，大舅妈清末大实业家盛宣怀之女，丈夫辜振甫。
严倬云出身名门，小小的时候就请老师在家里教读，稍长则到花巷的进德小学读书。老师叫王维容，很严格。他让小倬云背唐诗，倬云没背好，就要被打手心。她回忆说，从被打了手心后，就从不敢偷懒了。她的作文写得很好，她妹妹严停云的作文也写得很好，常常被当作范文张贴在墙壁上，招得许多同学和家长的羡慕。从郎官巷到花巷要走一条用一块块石板条铺成的小巷子，巷口有家光饼店，卖的是香喷喷的光饼。她很喜欢吃，要是天气好，她会拐进饼店去买几块回来，晚上同妹妹一起在郎官巷屋子的天井里，一边吃着光饼，一边数着天井上空的星星，或是唱着歌。天井的四周墙上，在月光底下可以影影绰绰看见许多的墙雕，那都是一出出的戏，有《七仙女》等等，讲起故事来都十分有趣。
倬云在郎官巷里住了13年，搬了三次家，从巷中搬到巷尾，又从巷尾搬到巷头，但都在郎官巷，原因是郎官巷和外祖母家的杨桥巷近，平时可以同妹妹一起跟着母亲到后门通到郎官巷的外祖母家玩。她的外祖母便是清末宣统皇帝老师陈宝琛的妹妹陈芷芳。倬云的妹妹停云回忆说，外祖母是她们童年心目中最神奇、伟大、可爱的人物。是她，使她们的童年添加了万花筒般的绚丽色彩。她也正像是一所学校，使她们知道了许多的知识。外祖母正像红楼梦中的贾母，由她的安排指挥，杨桥巷的大宅第连月连年的庆典和节日活动，走马灯般的令人心旷神怡，目不暇给。她又是最慷慨的圣诞老人，每逢过年过节，给她们的玩具和食品，总是成担成担地挑着来。因此她们过着很快活的日子。但严倬云13岁时就离开了郎官巷到上海读书去，以后在上海圣约翰大学毕业。
严倬云父亲严叔夏：1897年，父亲严叔夏出生于天津。1919年，父亲与母亲林慕兰结婚，定居福州郎官巷读书。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他在福建协和大学任教，第二年带两个儿子随校迁到邵武，以后还到过闽清、南平等地，分别在福建学院和福建师专任教。抗战胜利后，妻子劝他一起迁居台湾，但他独留福州，仍在协和大学教书。
新中国成立后，严叔夏被选为“协大”校务委员会主任，并担任政治课程。他对新中国满怀希望，诗赞：“明年春到花如火，锦乡江山万首诗”。1951年4月“协大”、“文大”、“福建研究院自然科学研究所”、“福建学院商科”合并成立“福州大学”，严叔夏任校务委员会副主任委员。1952年，他调任福州市副市长，分管文教卫生工作。1957年“大鸣大放”后，严叔夏被错划为右派，1961年“摘帽”后，在福建教育学院任职。一年后病逝，享年65岁。
与辜振甫相识：严倬云的舅舅林熊徵过世，跟妈妈来台湾奔丧，去看望关在牢狱的二舅舅。辜振甫跟二舅舅一老一少，两个人关在一起。严倬云看舅舅，与辜振甫相识。受中国传统教育的严倬云不想嫁给受日本教育的辜振甫，就逃婚逃到从小带她的阿姨家里。有一天一个叫“红皮鞋”的算命瞎子，算出这桩婚姻是“天作之合”，是逃不掉的，严倬云才答应了这桩婚事。
附：那么多名人故居,李克强为何走进严复家?
2015年4月24日，正在福建考察的国务院总理李克强专程来到三坊七巷，参观严复故居。李克强总理评价严复：每个中国人都应该记住严复，严复学贯中西，是第一批“放眼看世界”的中国人。他向国人翻译介绍西学，启蒙了几代中国人，同时又葆有一颗纯正的“中国心”。
附：严复——一个被长期“误读”的思想家
严复在中国近代思想史上的地位是举世公认的，但在长期以来，他又是一个受到误解的思想人物。他在甲午战争以后连续发表的那些气势恢宏的时论文章，使人们自然而然地把早年的严复归入开一代风气之先的激进的变革派思想家。早在戊戌变法以前，康有为、梁启超就对严复当时发表的时论文章表示了由衷钦服，而在戊戌变法失败之后，严复又为悼念戊戌六君子而抒写了充满了悲愤与同情的诗词，这些都使人们认为他是戊戌变法派的一个同志；此外，在辛亥革命以后，由于他对民国初年议会民主政治的持续的批评，他对袁世凯的“强人政治”的肯定，他对袁世凯解散国会的支持并列名筹安会，以及他的尊孔保教的主张，人们又很自然地把他视为一个落后于时代的保守老人。在迄今为止研究严复的学术论著和文献中，后世的人们大多是如是评价严复的。这一点似乎已经成为学术界的一般共识。
事实上，只要我们仔细地研读严复从早期到晚年的主要著作、按语、书信，就会发现，严复的思想中并没有人们所以为的那种早期思想与晚期思想的断裂。即使在他发表的那些使他闻名于世的《论世变之亟》、《原强》等文章的早期阶段，他就不曾是一个激进的变法派，尽管他因戊戌变法的失败与六君子的殉身而一洒同情之泪，但他却对这些变法派人士的政治战略与激进心态，始终抱着相当强烈的批评态度，而这种批评态度一直保持到他的晚年。
尽管他对专制政治的抨击所显示出来的激烈与深刻性，在当时来说几乎可以说是前无古人的，但即使在他以最为猛烈的方式来抨击传统专制制度的早期论文中，他也并没有认为，应立即在中国取消君主政治，这是因为，他认为对于中国而言，“其时未至，其俗未成，其民不足以自治也”。他反复强调西方的个性自由与个人的能动性，是西洋社会日臻富强的原因。但这并没有使他成为中国的自由主义者。一些国外的权威学者把严复称之为“中国自由主义者"可以说是极大的误解。正是严复，认为中国长期专制传统以及由此形成的国民性，作为中国的既存现实，使中国不可能通过自由主义的方式来实现富强。严复明确指出，中国实现富强，首先需要的不是自由主义，而是开明的权威政治。他在自己的论著中反复强调，对于中国来说，需要的并不是华盛顿、卢梭，而是拿破仑、克伦威尔、商鞅、桑弘羊、张居正式的政治强人。正因为如此，如果仅因为严复称赞过西方自由主义而把他当作自由主义者，而无视这位思想家所主张的现代化过程中的权威政治论，那无疑是本末倒置。
在对中国传统儒学的态度上，一方面，他竭力批判以原教旨的方式来对待儒家的古训，他对于“学术之非，至于灭种”的守旧的儒家“原教旨主义”的批判，可以说是力透纸背。另一方面，这并没有使他走向激进的反传统主义。相反，他始终主张从儒学传统中寻求凝聚“国性”的资源。他在民国初年提出的尊孔主张，决不是由于他希望使中国返回到他早年竭力批判的传统时代去，而是出于他坚信，以儒家思想为基础的传统主流文化，乃是中国数千年来形成的“国性”的基础，因而有必要从传统主流文化中汲取民族凝聚力，以应付中国社会转变时代的社会整合与精神需要。可以说，在严复本人的思想中并不存在以往被学术界普遍认为的“早期的改革倾向”与“后期的保守倾向”之间的断裂，他所主张的渐进变革思想可以说是“吾道一以贯之”的主线。
一个安眠在墓碑底下的思想家，他对后世的人们最有吸引力的是什么？人们研究故人的思想决不是为了使自己成为前人思想的“跑马场”，思想史的意义在于，人们可以透过思想家的言论去了解，他所处的那个时代的悬而未决的重大问题是什么，这位思想家是如何发现和解释这一问题的？他为解决这一时代性的悬而未决的问题提供了什么思路和建议？正如一位研究思想史著名学者所说过的，一个时代的问题，如同历史长河中隆起的巨大的礁石，而一位思想家的理念与思想，恰恰如同撞击在那些隆起在河流中的礁石上的晶莹的浪花，后世的人们正是通过那些浪花，从而能感悟、认识、理解一个时代的问题的存在与问题的性质。
严复思想对当代中国人来说最能引起兴趣的、也最具启示性的方面，是他有关中国现代化困难、矛盾与相应的渐进式的现代化选择模式的思想。
严复是怎样认识中国现代化的？他认为中国实现富强的方式与西方相比，又有什么不同？中国在实现现代化的过程中面临什么样的根本矛盾、困难和两难困境？中国应采取什么样的政治选择才能达到富强的目标？以儒家为主体的传统价值体系在实现中国现代化的转变过程中可望起到什么样的作用？严复是怎样评价现代化过程中的政治激进主义思潮的？所有这些方面，构成了严复渐进式的改革思想的极为丰富的内容，而这些内容却长期以来并没有受到人们充分的重视。
人们可以发现，他的新保守主义的现代化思想，在政治、社会、经济诸问题上均有广泛的表现，从而形成一整套的完整的看法。并且，他的新保守主义的改革观，又是以哲学上的经验主义与对自然法的批判思想为基础的，这就使他的思想具有相当深厚的学理层次。
应该指出的是，由于中国思想家思维方式与风格上的传统特点，严复思想在形式上并没有西方思想家那样的现成的体系和逻辑架构，他有关中国现代化的思想，一般散见于他的时论、按语、与私人书信之中，而且，它们往往是以对具体问题的随感而发的议论的方式体现出来的。严复本人也许从来不曾计划撰写一部论述其政治思想的理论专著。尽管如此，重要的是，所有这些观念和议论，却彼此之间有着思想上的一致性与内在的逻辑性。
严复悖论：中国仿效西方所陷入的两难矛盾
严复的渐进主义的现代化思想的核心，是他的“社会有机论”，他认为，无论是近代西方的工业的文明社会，还是中国的传统社会，如同生物体一样，都是在长期适应自身面对的自然与社会环境的压力过程中演化出来的社会有机组织。根据这种社会有机论，西方发达的商品经济，高度自主的企业、利益团体与个人，契约性的人际关系，议会民主政体，多党政治与西方个人主义的价值体系，等等，这种种社会因子，用严复本人的话来说，如同有机体内“各司其职”的“器官”，彼此相互配合与依存，并结合成一个整体。同样，中国的小农经济、家族制度、官僚、科举与名教化的儒家意识形态，这些因子也是中国社会内部“相资相用"的有机组成部分。每一成分在社会机体内产生的功效，必须以其他社会因子的存在与发挥作用作为前提与支持条件。严复认为，任何“治制之立，其法度隆污不同，要皆如桥石然，相倚相生，更其一则全局皆变。”正指的是各种因子之间的有机整合关系。
严复认为，当中国人为了寻求富强之道，简单地移植西方社会有机体内某一文化因子或成分时，这些因子就从原来的有机体内被单独剥离出来。这样，这一被剥离出来并被植入中国社会的西方因子，一方面既失去了西方社会其它因子的配合与支持，另一方面，又无法与“绝然悬殊”的中国社会内部各种社会因子相协调，其结果，就势必“淮桔为枳”。用严复的话来说，那就无异于“取骥之四蹄，以附牛之项领，从而责千里马，固不可得，而田陇之功又以废也。”
严复认为，从“体”与“用”的关系而言，一个社会组织便是这个社会的“体”，而这一社会内部的各种制度则是“用”，而“体”与“用”则是不可分离的。他指出：“体用者，即一物而言之也，有牛之体，则有负重之用，有马之体，则有致远之用。未闻以牛之体，以马为用者也。”，“故中学有中学之体用，西学有西学之体用，分之则两立，合之则两亡。”
正是基于这种“社会有机论"与“体用不可分离论"，严复批评了那种简单地以为，只须引进西方联邦共和政体，就可以实现中国富强的不切实际的激进主张，他认为，由于在中国并不具备美国和德国实行联邦政治的条件，推行“联邦”’制度，最终出现的充其量只不过是“连横合纵”的“藩镇联邦”而已。
严复还进一步批判了中国人在吸收西方文化方面的思维方法上的弊病，他指出：“大抵吾人通病，在睹旧法之敝，以为一从夫新，如西人所为，即可以得无敝之法。”“专制末流，固为可痛，则以为共和当佳，而孰知其害乃过于专制。”其原因就在于，移植一种制度，如缺乏相应的条件，就会“迁地弗良”。正因为如此，他认为，“制无美恶，期于适时，变无迟速，要在当可。”
如果单项植入某一种制度不可行，那么，全盘导入其它各种与之相关的西方制度，乃至全部西方文化，是否能解决问题呢？
严复认为，这样做势必“一行变甲，便思变乙，及思变乙，又宜变丙。由是以往，胶葛纷纶。”梁启超对严复这一见解极为钦服，他认为这是一语道破中国变革的根本困难之所在，他又进一步把严复的这一思想概括为“当其论此事也，每云必此事先办，然后他事可办，及其论彼事也，又云必彼事先办，然后余事可办。比而观之，固已矛盾。而其实互为先后，迭相循环。”
于是，我们发现，严复实际上发现了中国力求通过仿效西方制度来实现自身现代化时，所面临的一个深刻的两难矛盾：
甲命题是，“任何单项导人西方文化因子是不可能的，因为被引入的每一项因子与制度都需要一系列西方有机体内其它因子的支持与配合。”根据这一命题，只有全面引进西方社会有机体内的所有因子，才能使被引入的每一个因子或制度，获得生存的必要支持条件。
乙命题是，“任何全方位引人西方文化因子与制度也是不可能的，因为这些因子实际上是不可穷尽的，每一项因子背后的支持条件是互为因果的，因而也同样是不可穷尽的。”如果从这一命题出发，那么只有单项引进，才有可能取得成效。
以上这两个命题就其本身的逻辑来说，都是合理的，然而，这两者却又是相互矛盾的。
我们可以把这种“单项引进”与“全项引进”的互悖命题称之为“严复悖论”，我们可以用严复使用过的牛与马的比喻来说明这一悖论：当人们为了让牛跑得和马一样快，而把马蹄装到牛腿上去，这就是“单项引进”，然而，这样做却面临着一个巨大的矛盾，因为，马蹄要发挥作用，就必须以马的骨骼系统作为支持条件。而马的骨骼系统又必须以马的肌肉系统为条件，马的肌肉又必须以马的血液、循环系统与神经系统为条件，等等。对于“单项引进”论者来说，这无疑是一个无法应付的无限循环的过程。它在逻辑上必然导致要求进行“全盘引进”。这也就是为什么梁启超在前引《致严幼陵书》一文中，会从这一两难矛盾出发，进而得出只有“百举毕兴，而后一业可就”这样一种思想选择的原因。
然而，问题恰恰在于，即使马的身上的所有这些被人们意识到的器官系统完全能被人们成功地同时移入到牛的身上，最后人们还会无奈地发现，除非把马的全部基因都统统移到牛的身上，否则，马蹄不可能在牛身上起到它在马身上所达到的那种效能。而这样做，实际上就等于是把一头牛同时变成一匹马。由此可见，“全盘引进”实际上也是不可能的。
一旦人们发现“全盘引进”行不通而在逻辑上重新回到“单项引进”的选择上来时，又会再次陷入严复与梁启超所说的“此事彼事，胶葛纷纶，互为先后，迭相循环”的困境之中。
这一悖论的实质，正如严复所指出的，乃是因为，中西社会有机体由于各自的内在结构根本不同。用严复在《社会通铨》一书的按语中的话来说，“东西二化，绝然悬殊。”从而出现两种异质的社会有机体之间的互斥现象。
“条件论”与“危机论”：严复对激进的戊戌变法派的批判
实际上，无论是近代历史上那些主张“中体西用”的洋务派，还是那些主张把西方代议政治当作“最新式’’的政治“火车头”引入中国社会结构中来的早期议会民主派，乃至主张全盘西化的激进派，都因片面地强调上述悖论的某一侧面而备受挫折，甚至碰得头破血流。中国近代化过程中不断出现的种种困难、矛盾、无序现象与整合危机，均可以由此得到解释。严复正是基于这一立场来对洋务派与戊戌变法派进行批评的。
首先，让我们来看一看严复对洋务派的批评。
从上述分析来看问题，近代的洋务派实际上正是前文所提到的“单项引进论”者。在严复看来，洋务派的错误就在于，他们没有认识到一种新制度必须以新的支持条件作为运作的基础和前提，用严复的话来说，“为政之道，除旧布新，相因为用。”而洋务派却只是“务增其新，未尝一言变旧”，而这种“专补不泻，日进参蓍，恐痞疾终不可愈，积邪日以益坚，而大命之将倾无日矣。”在严复看来，以洋务派为代表的“单项引进”的变革选择，决不可能导致取得人们预期的富强目标。
其次，让我们来着重分析严复是怎样批评激进的变法派的。而这一方面，可以说是严复现代化思想的核心组成部分之一。
严复始终对通过直接仿效西方的政教与制度来实现中国富强的主张持有批评的态度。早在戊戌变法以前三年的1895年，他在其早期发表的著名时论《原强》中就指出：“吾欲富强，西洋富强之政有在也，何不踵而用之。于是其于朝也，则建民主，开议院，其于野也，则合公司，用公举……。于是而期之以十年，吾知中国之贫与弱有弥甚者。”
为什么严复会认为，其结果会出现这种与人们预期相反的“贫弱弥甚”？
严复在《原强》中认为，这是由于，中国在数千年专制政治的压抑下，已经成为“病夫”，而“使病夫焉日从事于超距赢越之间，则有速其死而已。”严复显然认为，中国这个古老而多灾多难的民族，决不可能通过简单的直接的移植西方先进制度文明，来迅速地实现富强的目标。
此外，严复同样认为，即使中国人一厢情愿地直接仿效“同文同种”的日本，也同样难以取得人们所期待的现代化成效。
以康有为为代表的戊戌变法派曾真诚地相信，由于中国“广土众民，十倍于日，又无封建之强侯，更无大将军之霸主，……(中国)就今岁入，已逾万万，……彼(日本)与我同俗，则考其变政之次第，……取其精华，在一转移间耳。”正是基于这种观念，康有为得出这样一个颇为乐观的结论：“大抵欧美以三百年而造成之治体，日本效欧美，以三十年而摹成治体，若以中国之广土众民，近采日本，三年而宏规成，五年而条理备，八年而成效举，十年而霸业定矣。”他进而向光绪皇帝进言，“皇上若采臣言，中国之治强，可计日而待也。”事实上，康有为也正是以“日本明治之政为政法"作为戊戌变法的“第一策”的。
然而，严复却认为，日本之所以在30年中达到“比迹列强”的成效，有着一系列中国所不具备的“天授”而非“人力”的条件。他指出，在日本变革之初，存在着天皇与幕府对立的封建政治格局，这样，就可以“使得阴行革命之实与反正之中”，而中国与日本相比，却是大一统的专制政体，其次，在变革发展阶段，日本天皇可以“先于上位，故能用专制之柄，以偃维新之风。”而戊戌变法时期的中国，远不具有这样的政治权力结构。第三，就地理与国际环境条件而言，日本“有老大帝国之支那，以为其及锋之质。”这样，就减轻了西方列强对日本的正面冲击的压力，从而使日本能在相对有利的时空条件下，从容地进行变革。而且，在甲午战争之后，日本又由于在这场战争中的“一胜之效”，进而使“民气振，民志坚”，从而为日本进一步变革与实现富强，提供了极为有利的社会精神条件。
严复还进而指出，中国不但不具备以上种种条件或“权籍”中的任何一种，而且，由于中国幅员之广博，几乎与俄国相近，而风气之“纯一”与封闭又远比俄国更甚，中国在政治方面的“湛涸”与政教之“火烈水深”比大革命之前的法国更为严重，却又没有法国那些西方启蒙思想家对国民思想的开导与启迪，更没有俄国大彼得这样的君主“以新其国命”。由此可见，无视这种种不利条件，来侈谈仿效日本明治维新，以为如此便可以“三年而宏规成，十年而霸业定”，显然是乐观到了不切实际的地步。严复在不少言论中均对康有为的“由言甚易”，以及对梁启超的“妙才下笔，不能自休”表示了强烈的不满。
这里，我们可以发现，导致新保守主义变革观与激进主义的变革观的根本分歧所在，那就是变革选择上的“条件论”与“危机论”之间的分歧。
自19世纪末以来，中国激进的变革论者，就始终把中国面临严重而深刻的危机，作为要求对中国进行全面、大幅度、快速度的“外科手术”，式的根本性变革的唯一或主要的依据。例如，康有为在给光绪皇帝的政治建议中就反复地强调，由于中国面临危机，所以“不变则亡，小变亦亡，全变则强”，这一观点就是激进主义的“危机论”变革观的最明确最典型的表述。而戊戌变法时期的光绪皇帝，也正是在康有为的“危机论”思想的影响下，在短短三个月的时间里，发布了几乎近三百道广泛涉及经济、政治、社会、文化教育与国防的变革诏令，而对于这些变革举措的实施条件，却几乎完全没有受到这位年青皇帝的重视。
而新保守主义者或渐进主义者虽然并不否认，只有进行变革才能使中国摆脱危机，并走向富强，但是，他们却相当强调，变革所应采取的方式、变革的速度、幅度与程度，则必须充分考虑到应受到中国现实条件的制约；而忽视客观条件对变革所应采取的政治选择的制约，不但不能摆脱危机，而且还有可能加剧原有危机与各种矛盾。
严复可以说是中国近代以来最早从“条件论”的角度来论证渐进变革的必要性的新保守主义思想家。早在戊戌变法以前三年，他在《原强》一文中，就把“善政”比喻为“草木”，他认为，只有在“天、地、人”这三方面的条件具备，并与之相配合的情况下，才能“置其地而能滋大者，否则立槁而已”。严复还从中国历史上的变法失败教训中得出这样一个结论，即一个社会长期形成的“风俗人心”，应作为制定变法举措时予以充分考虑的前提。他指出，“王介甫(王安石)之变法，如青苗，如保马，如雇役，皆非其法之不良，其意之不美也。其浸淫驯致大乱者，坐不知其时之风俗人心不足以行其政也。”因此，在“民智已下，民德已衰，民力已困”的情况下，“有一倡而无群和，虽有善政，莫之能行。”这一段思想充分表现了严复的以“条件论”为基础的变革观。
严复正是基于这一“条件论”的观点来批评戊戌变法派的。他指出，“前识忧时的”变法派，为了图存于“物竞最烈”的新时代，“此其意诚善也”，然而，根本的问题却在于，中国数千年形成的“民质”，却在短时间内难以“速化”，“不速化，故寡和，寡和则勍者克之”，其结果，只能使变革者在反对势力的重重压迫下“相率为牺牲而后已”，尽管变法者可以为国事而牺牲，然而，“天之生先觉也不易，而种之有志士也尤难，以一二人倡说举事之不祥，谋事之未臧，而又使吾国受大损也。且其效于群又何如？” 严复还认为，戊戌变法派在战略上的根本错误可以用16个字来概括，那就是“轻举妄动，虑事不周，上负其君，下累其友”。他认为，如果说中国局势陷入如此不可收拾的地步，那么，康梁辈对此是负有重要责任的。而他之所以自变法失败后不愿公开议论此事，只是不愿被人利用来“打落水鸡”而己。
在这里，严复一方面对戊戌变法者的动机与诚意表示了明确的肯定和同情，另一方面，又认为戊戌变法之所以失败，乃是因为，变法派单从良好的愿望出发来决定变法的速度与幅度，而忽视了“人心风俗”这一条件对变法的制约性。其结果必然导致“曲高和寡”而失败。
严复反对以激进主义的方式来解决中国现代化问题，也正是以这一思想观点为基础的。在他看来，激进主义者的根本错误就在于，把中国在长期历史文化条件下形成的复杂问题看得过于简单了。早在1903年时，他就尖锐地指出，“浅谫剽疾之士，不悟其所从来如是之大且久也，辄攘臂疾走，谓以旦暮之更张，将可以起衰，而以与胜我者抗也，不能得，又搪撞呼号，欲率一世之人，与盲进以为破坏之事，顾破坏宜矣，而所建设者，又未必其果有合也。”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严复在这一段文字中所指出的，那些“浅谫剽疾”者在现实面前失败之后，由于“不能得”，而“又搪撞呼号”，这一观点实际上提出了那些把复杂问题简单化的变革者所陷入的“激进主义自我循环”问题，即激进主义者一旦在遭受失败之后，由于思维的简单性，又由于挫折感与焦灼感而陷入的心态的不平衡，更由于他们不能从条件对于所行政策的制约性这一点，来认识自己失败的原因，于是，便会在原有的思维定势的支配下，进一步对问题谋求更为激进的解决，要求以更大的幅度、更快的速度去“快刀斩乱麻”，“毕其功于一役”，如此而形成激进选择与其失败后果之间的“恶性循环”，一旦主持变革的决策者们陷入这种恶性循环，中国就会陷入更为深重的危机。
正因为如此，我们就可以理解，为什么严复会认为，激进派“其进弥骤，其途弥险。新者未得，旧者已亡。伥伥无归，或以灭绝。是故明者慎之”。
从“新”与“旧”的整合中寻求现代化的出路
如何避免中国现代化变革过程中出现上述悖论？如何使中国的变革得以成功？严复提出一条新的变革思路。那就是，应特别注意根据社会机体内部新因素的发育与成熟的程度，并以此来作为引进和借鉴外来制度的基础。严复指出：
“乃先之以导其机，必忍焉以须其熟，智名勇功之意不敢存，……夫而后有以与时偕达，有以进其群矣。而课其果效，恶苦则取其至少，善乐则取其至多。噫！此轻迅剽疾者之所以无当于变法，而吾国之所待命者，归于知进退存亡之圣人也。”
严复在这一段思想中，提出了“导其机，须其熟，与时偕达”的渐进变革观。即把变革看作是如同一个“生物有机体”的生命发育成长的渐进过程。而人们必须根据这种发育生长的渐进性，来确定变法的深度与制度移植与制度建设的程度。用我们的话来说，只有这样，才能使被植入的新制度与该社会有机体之间，在每一发展阶段得以实现整合，并使外部移入的制度与中国即存社会机体之间达到相对的相互适应，从而取得变革的实效。
我们可以把这一思想进一步阐发为，诱导社会机体内部的新因子或细微的质素的成活与发育，使之成为嫁接外部先进文明制度的“内源性基础”，这种内部的质素与外部的制度的适度的两相结合，从而可以“与时偕达”地形成一种不断带动现代化纵深发展的机制。这一过程固然要比人们原先期望的要漫长得多，但对于推动像中国这样一个与西方工业文明绝然不同的传统文明的进步与现代化来说，却又是必须经历的。从长远来说，其效果又是可以预期的。
由此，我们可以理解，新保守主义所主张的渐进变革论，正是以社会内源性的质素生长、发育、成熟的渐进性为基础的。我们可以在严复早期发表的《原强》一文中看到，严复的新保守主义，正是以“社会有机体”的“生长论”，作为其渐进主义的理论基础的。在该文中，严复特别强调，一个社会的发展应该遵循“相其宜，动其机，培其本根，卫其生长，使其效不期而至。”
在新保守主义者看来，在这种以移入西方制度与文化因子为手段的变革过程中，传统文化与价值可以起到什么积极的作用？
这里，涉及到新保守主义或渐进主义的变革思想中最为重要的问题之一，在严复看来，要顺利引导现代化过程的内源性发展，人们可以而且必须从传统的价值与文化因素中，提取出某些积极的因子，使之起到把外国先进文化引入中国的中介的作用。
严复认为，传统文化的这种中介作用首先表现在，正是一个民族共同的文化、信仰、道德和风俗，得以使这个社会藉以凝结为一体，并构成彼此之间在现代化过程中的认同感。用严复的话来说，传统的儒家思想与价值乃中华民族藉以凝结为“国性”的基础，而在一个民族林立的国际竞争新时代，“国性”又是这个民族向心力的基础。
在严复的现代化思想中，“国性”是一个十分重要的、并在其20世纪初以后的多篇文章中反复得到强调的概念。严复指出，“大凡一国存立，必以其国性为之基，国性国各不同，而皆成于特别之教化。往往经数千年之渐摩浸渍，而后大著。但使国性长存，则虽被他族之制服，其国其天下尚非真亡。”他认为，一旦“旧之声明文物，斩然无余”，其结果，就会如同过去的希腊、罗马与埃及，“虽名存天壤之间，问其国性，无有存者。此犹练形家所谓夺舍躯壳，形体依然，而灵魂大异”。②在他看来，“国性”乃是一个民族的文化灵魂，而一个失去自己的文化灵魂的民族，即使在种族竞争的时代存活下去都不可能，那就更不用说去实现富强的目标。
这种被严复所称的“国性”，如何在一个民族的文化中体现出来的呢？严复认为，这种对于一个民族追求自强自立的目标不可缺少的国性”，恰恰体现在“群经”之中，用我们现今的概念来说，也即体现在中国这个民族长期历史过程中形成的主流文化、价值符号与意识形态之中：
“中国之特别国性，所赖以结合二十二省行省，五大民族于以成今日庄严之民国，以特立于五洲之中，不若罗马、希腊、波斯各天下之云散烟消，泯然俱亡者，岂非恃孔子之教化为之耶！”
在20世纪初期这样一个巨大的文化变动时代，而反对“蔑古荒经”，曾被不少研究严复的学者认为是严复从变革走向复古倒退的确证，然而，在严复看来，一个民族的“礼乐文章”即主流文化形态，它之所以历经千百年而存在下来，并非是个别圣贤精英人物的创造，而是“质文递嬗，创制显庸，聚无数人之心力，勤劳为之礼乐文章焉。”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他认为，作为中国主流文化形态的“群经”，不但具有教化道德的作用，而且，以儒家的“群经”，在中华民族追求富强与自立的过程中，乃是体现中国人的“国性”的载体。他指出：
“中国之所以为中国者，以经为本原……，至于人之所以为人，国之所以为国，天下之所以为天下，则舍求群经之中，莫有合者。”
严复还认为，正因为“群经”作为历史所赋予的中国人的一种文化资源，因此，在“世变大异，革故鼎新之秋，似可以尽反古昔矣，然其宗旨大义，亦必求之于经而有所合，而后反之人心而安，始有以号召天下。”这里，人们可以发现，以严复为代表的近代新保守主义，力求以儒家的意识形态来作为现代化过程中的“整体号召机制”的资源。而在新保守主义看来，这种资源对于一个处于民族竞争时代的民族，无疑是一种重要的现代化中介因素。
其次，严复认为，只有当传统文化作为载体和中介体的情况下，从西方近代文明中借鉴过来的新的文化因子，才有可能顺利导入、吸收并巩固下来，如果我们把千百年来演化和积累下来的传统文化“方其汹汹，往往俱去”，而“不知是乃经百世圣哲所创垂，累朝变动所淘汰”，那么，其结果必然是“设其去之，则斯民之特性亡，则所谓新者从以不固”。
这无疑是一个极为深刻的思想，它的中心意义是，中国作为接受外部文化的“受体”或“载体”，正是以其固有的民族特性为基础而存在的，如果这些民族特性被人为地取消或否定了，其结果，一方面就会使“受体”本身也就变成虚无的“空壳”，“皮之不存，毛将焉附”，从而失去了吸纳外部文化的能力。另一方面，从外部借鉴来的文化因子也由于“无枝可栖”，无法附着于“受体”之上，更谈不上巩固下来了。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严复指出，对于一个国家的进步与富强来说，“新党”与“旧党”都是需要的，因为“非新无以为进，非旧无以为守。”“且守且进，此其国之所以骏发而又治安也。” 他还进而认为，“统新故而视其通，苞中外而计其全。”只有这样的“阔视远想”，才能使中国日臻富强。
为什么严复认为，“非旧无以为守”？“旧”对于一个追求现代化目标的民族来说，究竟有什么积极的意义？这是新保守主义区别于激进主义，也同时区别于传统的“原教旨保守主义”的根本所在。
严复从他的经验论的哲学立场解释了这个问题。在严复看来，“旧”乃是一个民族在长期适应自身面对的自然与社会环境的挑战过程中形成的“阅历”、经验与习俗，严复在其《政治讲义》中反复强调一个民族的“阅历”对于这个民族的进步所具有的重要意义。他指出，“言治不求之历史，是为无根。”
严复认为，一个民族的文化传统，是在适应这个民族特定的生存环境过程中自然而然地、不自觉地形成的，当人们遵循这种传统经验来应付自然与社会环境时，他们无须经由理性的自觉认知，就能与外在的环境达到一种协调状态。严复在《庄子评》中就曾用英文写下过一段评语，其大意是：“实践变为习惯，习惯变为反射的行动，那么，事情就无须动一点脑筋就能够做成了。”
我们可以用一个形象的比喻来说明上述思想的深刻性：传统文化作为一个民族在长期适应环境挑战的过程中凝聚下来的集体经验(Collective Experience)，乃是这个民族的特性的有机组成部分。它如同一片环绕某地人群的自然长成的生态林带，对外来文化的“风沙雨露”起着缓冲、过滤与调节的生态作用，这种生态调节功用并非是长期生活于当地的人们理性自觉地策划、设计与安排的结果，而是大自然的生态在长期历史演化过程中自然平衡与“筛选"的结果。如果人们因其有病虫害，而将其砍伐殆尽，一旦失去这道文化屏障的缓冲与筛选，外来文化虽然表面上可以势如破竹地、不受阻力地长驱直入，但却只能导致水土全面的急剧的流失，一旦一个民族长期形成的文化生态环境，被人们视为“旧物”而人为地破坏殆尽，那么，这个民族的整体生存都会受到影响，更遑论其它了。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理解，为什么严复会认为，一旦把传统文化“方其汹汹，与之俱去”，则“所谓新者从以不固”了。
综上所述，我们把近代新保守主义的现代化思路概括如下：他们主张，以从传统专制政体转化过来的开明专制，作为推动中国近代化的权威杠杆；以传统文化的价值符号作为现代化的中介，并从中国传统主流文化形态中去寻求中国“国性”的根基，以此作为在国际生存竞争时代使民族得以凝聚的基础；并在这一条件下，诱发传统社会内部的、内源性的现代化质素的生长、发育与成熟，并使之与从外部渐进地、步步为营地引入的新制度相协调，这样，就可以在发展的每一阶段，始终保持有效的整合状态，并形成以内源为主的发展机制，这样就可以避免“单项引进”与“全项引进”的两难悖论与矛盾，从而逐步地、稳健地实现以自然经济为基础的传统社会向以市场经济为基础的近代文明社会的历史转变。
正因为如此，我们可以说，新保守主义在批评现代化过程中的政治激进主义与守旧的国粹主义的过程中，在深入认识中国现代化的长期性、复杂性和艰巨性方面，在强调中国吸收西方文化与制度的过程中的约束条件方面，为后人留下了一笔值得充分重视的宝贵的思想财富。
严复思想的悲剧性及其启示
当然，严复有关中国现代化的思想远远不止这些。只要我们从这一角度来重新研究严复发表的大量论著，我们会发现，严复有关中国渐进现代化思想的深刻性、严整性与原创性，确实是超越同时代人的。
在中国寻求现代化的富强之路的过程中，严复可以说是对中国学习西方的困难和矛盾认识得最为深刻的思想家。他作为最早有幸亲身到过西方，并因此了解中西社会文明的根本差异的中国近代思想家，比当时大多数忧国忧民的知识分子更为现实地、冷峻地关注中国走向一个富强的现代社会的初始条件和约束性因素。
他超越同时代人的地方，在于他能够清醒地认识到，中国与西方社会的历史、文化与环境条件存在着“东西二化，绝然悬殊，人心风俗，不可卒变”的巨大差异，并且，他正是在这一客观认识的基础上，力求寻找实现从专制政治向更为文明的民权政治进行转变的中介点，这种对中国现代化的初始条件、约束因素与中介环节的关照和强调，从而显示了严复的思想的深度与内在的逻辑性。严复的现代化变革思想可以说是一个尚未受到研究者充分重视的思想宝库。只要人们深入到其中并加以仔细研究，将会极大地丰富我们认识中国问题的智慧。
然而，严复本人却实在是一个悲剧性的人物，他在晚年日趋消沉与悲观，虽然长期以来被一些学者简单地视为这是严复从一个改革先驱人物沦为保守落伍者的方便的论据，在他们看来，一个在大转变时代而处于悲观颓丧心态中的老人又怎么能跟得上历史的车轮？然而，只要我们能全面地理解严复的内心世界，我们就会发现，严复的悲观心境，有多方面的原因。
首先，这是由于他比别人能更深刻地明察中国问题的严峻性，从而产生的忧虑感有关。众所周知，思想者的乐观常常是由于他本人对问题认识的过于简单、肤浅和天真所造成的，而历史上那些曲高和寡的思想家悲观心态的产生，又往往是由于对问题与矛盾的复杂性的深刻的、有时往往是过于敏感的认识相联系的。
其次，更重要的是，严复晚年的悲观主义又与他的超越同时代人的思想理念，得不到世人的理解与同情有关。自从本世纪初期开始，充满政治激情与浪漫理想的、亢奋的新一代人们，以前所未有的激进的反传统态度来实现他们梦寐以求的现代化目标时，他们的着眼点以及他们更钟情的，乃是一些从西方舶来的抽象的符号与主义，而不是致力于探求实现中国现代化目标的约束性条件。在他们眼中，严复已经不能提供这种意义上的进步的思想动力与精神资源。中国已经走向了一个充满激情的新时代，严复由于他的思想得不到同时代的理解而充满精神的孤独。严复的悲剧乃是一个无法与同时代新人进行对话与沟通的思想老人的悲剧，是一个时代的特立独行的智者与他的时代暂时还找不到结合点的思想悲剧。
然而，单纯从上述角度进行分析，还不能说明严复思想何以对同时代人缺乏思想魅力的原因。
作为一种深具现实洞察力的并更为求实与稳健的现代化选择，为什么新保守主义在五四以后的近现代中国知识分子及青年一代中缺乏吸引力？其原因固然是多方面的。
首先，中国传统专制结构与名教化的儒家意识形态，对外部世界的深闭固拒和僵化反应，导致中国近代严重的民族生存危机，从而导致对这种危机负有历史责任的传统文化价值的合法性资源急剧流失，其结果便是，更具激进反传统色彩的、全盘西化的思潮，由于迎合了人们的浪漫心态而赢得更多的支持。
其次，在这里，我们要特别强调指出的是，一个与以严复为代表的近代新保守主义本身有关的原因。那就是他们对传统文化的向现代性的转化殊少贡献，从而难以使传统价值与文化承担起现代化的中介和杠杆功能。
众所周知，传统文化是一个多侧面、多层次的复杂整体，它在中国现代化过程中具有积极与消极的“两面刃”的特点。更具体地说，一方面，正如前文已经指出过的，一个民族的传统文化是吸收外来文化时所不可缺少的“载体”与中介，另一方面，作为传统文化的主要部分的封建的意识形态与价值，以及严复反复强调的儒家的“群经”，无疑又对变革与现代化起着强有力的阻碍作用。如果不对后一方面的保守特性进行深入的批判与改造，单纯地强调对传统文化的现代化意义的肯定，并不能真正地使传统文化起到现代化的中介作用。因而也决不可能使青年一代信服。例如，“存理灭欲”、“重道抑器”、“三纲五常”、“天不变道也不变”、“用夏变夷”等等，这些在儒家“群经”中得到反复强调的传统价值符号，又如何转变为引导现代化的中介？
严复本人也似乎认识到对传统价值符号进行改造的历史必要性。他曾指出，“四书五经，固是最富矿藏，惟须改用新式机器发掘淘炼而已。”但他本人却极少致力于此。或许由于他对自己所钟爱的“群经”过于沉溺而丧失了对其消极面的警省，当他简单地以“尊孔读经”的价值回归来应付激进主义、道德流失和社会无序化时，由于名教儒学在二十世纪以后已经的声名狼藉，他的良苦用心则很容易被人们误解为向传统专制的简单复旧。在人们心目中，他本人也很难与老朽的国粹派泾渭分明。
另一方面，儒家名教作为传统文化中一个极有影响又尚未被改造的部分，它与传统专制政治又是如此同构和互补，以儒学的价值回归来实现民族的自立自强，又往往不自觉地暗示着向专制传统的回归。当严复把重建现代化所需要的政治秩序的希望寄托作为政治军事强人的袁世凯身上时，当他身不由己地列名于筹安会的名单时，他无疑犯下了一个历史性的错误，其根源就在于此。这也铸成了他个人的悲剧。
近代新保守主义给人们留下了发人深省的历史启示。那就是，如果在阐明渐进的现代化选择的合理性与必要性时，不能致力于对传统文化进行创造性的改造与转化，使传统价值与文化符号不再起到排斥外部新鲜文化营养的消极作用，它就难以成为社会共识的新的基础，并成为凝聚民族人心的力量。另一方面，如果简单地抛弃新保守主义的合理内核，人们在反省近代激进主义的认识缺陷时，又将丧失可资汲取的历史与思想文化资源。
每一个时代的人们都可能发现，前代思想家对自己时代所具有的新的意义。
伟大的思想家之所以值得后人重视，就在于他们所揭示的一些重大问题，不但对于当时的人们，同样对于后世的人们来说，也是不能回避的。在探索这些重大问题时，这些智者们运用他们的智慧作出了创造性的贡献。时代会过去，而问题来自过去，却又延伸到现在乃至将来。一位西方思想史学者说得好：“在一个需要更多的政治与学理智慧来应对复杂深刻的现实困境与问题的时代，忽略前代思想家们的智慧资源是可悲的，正如我们要理解当代物理学的问题时，忽略牛顿与爱因斯坦同样是可悲的一样。”
也许正因为如此，当我们涵泳于严复的思想中的时候，我们不但能更深入地理解思想家所处的那个时代，而且也能通过思想家们对他所面对的问题进行的思考而将使自己变得更为成熟而深沉。
来源：本文节选自《萧功秦集》，黑龙江教育出版社，1995年出版。原标题为《“严复悖论”与近代新保守主义变革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