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国庆亳州游——亳州市博物馆

       该馆于1958年开始筹建，1959年10月1日亳县博物馆成立。1961年花戏楼倒塌，1963年抢修竣工，第二次复建亳州市博物馆。文革初期博物馆遭撤销。1973年初经县革命领导小组批准，第三次重建博物馆，1973年10月1日正式对外开放。

 　   亳州是中国历史文化名城，历史上曾三次成为都城。现亳州市三县一区，其中国家级历史文化名城一座，省级历史文化名城两座，产生了商汤、老子、庄子、曹操、华佗等一大批影响中国历史的著名人物，留下了大批珍贵的文化遗存。蒙城尉迟寺遗址是中国考古十大发现之一，被考古界称为“原始第一村”，出土了大批文物，展现了五千年前的人类文明。

　　博物馆包括：展厅4个，标准库房3个，陈列室2个，研究室，现代化安全保卫系统，围墙，绿化及其他。该馆占地3万平方米，建筑面积1.5万平方米，其中展厅面积5000平方米，库房3000平方米，陈列室3000平方米，研究室及办公室等4000平方米。馆内绿化面积1万平方米，另有喷泉、雕塑、大型停车场、文物商店等，突出展现老庄道家文化，三国曹魏文化和华佗中医药文化。

       亳州博物馆一层主展馆的基本陈列主题：《穿越五千年---亳州文化寻源》，按照历史发展的脉络，展示亳州博大精深的文化魅力和多姿多彩的文物形态。展览由序厅、涡河文明、商汤都亳、道源圣地、汉魏风骨、天下望州、亳商市井、近代和当代亳州8个部分组成，共展出文物700余件套。在内容编排上，融科学性、艺术性、趣味性、互动性为一体，有精美的文物鉴赏展示，有大信息量的文物、亳州相关景点电脑查询，有景观、沙盘、三维动画等立体形象展示，便于观众对文物内在思想的理解及亳州文化源流的整体认知。博物馆二层为临时展厅，为系列专题展览，将分门别类向观众开放。

       该馆藏品4000余件，都是市内发掘、收集所得。一级品100余件，其中的春秋晚期蜻蜓眼玻璃珠、战国范印、汉代玉刚卯、银缕玉衣、红绿拨缕象牙雕尺、铜猪、玉猪、驼丝绸的隋代陶骆驼俑，有重要研究价值。曹操宗族墓群出土东汉时期铭文字砖为该馆主要藏品，共计570多块，上有铭文2000余字，尤以大草、行书为稀宝。书刻有书信、记事、人名等珍贵史料。该馆陈列展示了地方历史文物，固定陈列有《亳州历史文物陈列馆》，专题陈列有《曹操宗族墓文物馆》。

 

 

       傅庄遗址：位于亳州市谯城区城西傅庄村北侧，遗址沿涡河南岸分布，总面积约2.4万平方米。从北段被涡河水冲刷断壁而观，文化层堆积约5米。表面采集的标本有：蚌刀、鬲足、鼎足及黑、灰陶片等生产、生活用具，是一处新石器时期文化遗址。1989年5月安徽省人民政府公布为全省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这个聚落周围的大型围壕又如同今日的护城河，这就是为阻挡外氏族的入侵而设置的一种防御工程。尉迟寺遗址的考古资料告诉我们：
       在距今4500年至5000年的时候，其社会性质已经不是原始共产主义社会，而是转变到有阶级分化，有贫富贵贱之分的时代，因此，战争的出现是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在距今约四千年的时候，皖北地区也和其他地区一样，被一个新的考古学文化就是龙山文化所代替。因为我们在尉迟寺遗址的上层发现了龙山文化堆积层，并且第一次发现了龙山文化的红烧土排房，从而证明了当地的龙山文化就是由大汶口文化直接发展而来，只是在建筑方法上起了一定的变化。

       同时，在龙山文化的房址当中又第一次发现了罕见的七足镂孔器，为龙山文化的研究增添了新的资料。

       七足镂孔红陶器：该器物非常规整，为轮制而成，口颈内侧留有轮制时的凹弦纹，呈敞口、方唇、长颈、鼓腹、圜底状，口径12.5、腹部直径15厘米，颈部素面，腹部饰竖向绳纹。腹中部有3个间距相等的镂孔，孔直径2厘米。器物底部附加７个锥形足，然后抹平使器物成为一个整体，足长18厘米，从足根至足尖由粗变细，通高42厘米。七足镂孔罐形器是尉迟寺遗址继鸟形“神器”出土以后又一件带有神秘色彩的陶器。从器物形状特征分析，七足镂孔器并非一种日常生活的实用器具，虽然7个锥形足的长度大致相等，但由于附加在圜底部位，足的长度高低有错，可见不是一件平地放置的器物，应该与宗教有一定的关系。七足镂孔器究竟如何摆放和在什么样的场合下使用，7个高低有错的锥状足和３个间距相等的镂孔究竟寓意着什么，还有待进一步研究。

       从社会发展的程度而言，由于龙山文化的形成，人类发展史上的野蛮时代彻底告退，社会也将跨入更加文明的时代。尉迟寺遗址出土了丰富的考古资料，其发掘过程中的十个“第一”体现了它具有的重要学术意义。

       第一个史前遗址经过了十三次发掘，在我国的考古遗址当中，一般的情况下一处遗址发掘一次、两次、三次，或者三五次，像这个尉迟寺遗址连续发掘了十三次，还属于第一处，这就本身说明了这个遗址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

       第一个史前遗址经过了中央电视台的现场直播；第一次发现规模大，保存完整史前聚落遗址；第一次发现具有防御功能的大型围壕。围壕的宽度在二十米、二十五米以上，而且全部是为人工挖制而成；第一次发现了带有祭祀痕迹的大型活动广场。这个活动广场的特点：一个是人工用红烧土铺垫而成，表面光滑，平整坚硬；还有一个重要的特点，就在广场的中心部位有一个直径为四米的火烧堆痕迹，这是原始人经常在这里举行篝火晚会，或者祭祀而留下的痕迹。

 

       第一次发现属于大汶口文化的儿童瓮棺葬，在大汶口文化分布的其他区域内，如山东、苏北、豫东，所发现的大汶口文化墓葬多为儿童土坑墓，唯有尉迟寺遗址大汶口文化实行的儿童墓葬全是瓮棺葬。这就说明，在大汶口文化尉迟寺类型又创造了一个新的埋葬制度，又形成了一个新的埋葬制度；

 

       第一次发现了鸟形神器，这种具有图腾崇拜和权威象征的一种标志物；还有一个“第一”，就是第一次发现了龙山文化时期的七足镂孔器，这也是一件不是生活实用器，而是一种祭祀用的器具。

       还有一项，第一次发现了龙山文化与大汶口文化相同的红烧土排房。从房子的建筑来看，这种红烧土建筑与下层的大汶口文化，即是说，与早期大汶口文化是一脉相承的；还有一项就是说，第一次发现了两种农作物共存的史前遗址，说明了尉迟寺遗址或者这一带它的地理环境、气候都有一定的优越性。

       带把黑陶杯：喇叭形大侈口，细身深腹，圆底，腹与底之间装细长柄，表面磨光，线条流畅，造型别致。黑陶工艺主要利用陶轮轮制的方法。它不以装饰取胜，而是以造型见长。黑陶在烧制时采用了封窑烟熏的渗炭方法，器表呈现出深黑色光泽。它表面磨光，朴素无华，纹饰仅有少数弦纹、划纹或镂孔。黑、薄、光、纽为黑陶的四大特点。其中有一种薄胎黑陶，漆黑乌亮，薄如蛋壳，称蛋壳陶，代表这一类型陶器的杰出成就。常见器型有碗、盆、罐、瓮、豆、单耳杯和鼎等。

       墓葬中随葬的石钺，前面说了就是象征着武器的一种工具，其形状与我们农耕当中的石铲很相近，中间穿孔，但是它并不是一件生产工具，而是一种武器，也可以说是战争存在的见证。

       另外各种质料的箭头，除去有猎取动物的功能以外，实际上也是一种带有火药味的武器，具有一种杀伤力的一种武器。

       青凤岭遗址：位于安徽省亳州市谯城区城父镇漳河岸边。新石器时期古文化遗址，文化遗存极为丰富，出土有玉器、石器、蚌器、骨器、陶器等珍贵文物。有传说故事。现为安徽省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铁营遗址：位于安徽省亳州市谯城区城父镇后铁营村东，漳河北岸。为新石器时期古遗址，也是西汉铸铁场所遗址，现为亳州市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1988年该村群众在取土烧砖时，挖出不少新石器时期的石器，引起了亳州文物部门的重视，对此加强了保护。1989年市博物馆前往征集出土文物近百件，其中主要是铁器、石器及少量陶器等。1993年10月，安徽省考古研究所同安徽大学历史系，对遗址进行考古发掘，出土有铁器、石器、玉器、陶器。

　　亳（bó），中国古都名，先商及商朝的都城，位于今河南商丘。商汤灭夏后在亳（今河南商丘）建立商朝，为商汤之都。亳字会意，字从京省、从宅变形而来，“宅”意为“本家”、“老家”，“京”指“首都”，“京”与“宅”联合起来表示“故都”，本义即故都、商朝都城（今河南商丘）。亳即南亳，在宋州（今河南商丘）谷熟县（今商丘市虞城县）西南三十五里，为商汤建立的商朝都城亳（今商丘），北亳在宋州北五十里大蒙城（今商丘市北部梁园区一带），为汤所盟地。《墨子》﹑《孟子》和《尚书》等历史文献均说商汤居亳（今河南商丘）。

　   都城：亳（bó），中国先商及商朝都城，故址位于今河南商丘，即商汤灭夏后在亳建立商朝，为商汤之都。亳字会意，字从高、从宅变形而来，“宅”意为“本家”、“老家”，“高”指“高处“，“高”与“宅”联合起来表示高处建宅。也有一说为京和宅子组合而来。亳即南亳（今河南商丘），为汤所盟地。《墨子》﹑《孟子》和《尚书》等历史文献均说商汤居亳。《尚书·立政》有“三亳”，晋人皇甫谧认为系三地：蒙为北亳，谷熟为南亳，偃师为西亳。据《括地志》，亳即南亳，在宋州（今河南商丘）谷熟县（今商丘市虞城县）西南三十五里，为商汤建立的商朝都城亳（今河南商丘）；景亳(即北亳)在宋州北五十里大蒙城，为汤所盟地；西亳在河南偃师。因此，学者多主张商汤先居南亳，后代迁西亳，但也有专主北亳说的。

　   简称：亳，有当代安徽亳州城市简称之意。注释：当代亳州并非夏商时期的“亳”，二者有本质区别。夏商时期的地名“亳”，为夏商时期商族部落的聚居地，后来成为商朝前中期都城，遗址位于今六朝古都河南省商丘市境内。现当代“亳”，为亳州市的简称，隶属于安徽省。

 

 

 

       曹操宗族墓群覆盖着亳州近12公里的地方，现已开出来的有董园二号墓和章园一号墓。据考证董园二号墓是曹操的祖父曹藤之墓，章园一号墓为曹操父亲曹嵩之墓，曹操宗祖墓群已被列为亳州十大建筑之一，正在此开发大型的曹四公园。

       董园村石墓，位于亳州市董园村东南，1973年清理发掘，根据《水经注》记载和出土文物考证，墓主人是曹操祖父曹藤。董园村石墓，外形为一高大土丘，内系青石筑砌，墓门朝东，墓内长15.3米，宽10.2米，高3注，甬道、前室、中室、后室、南北耳室，东西偏室等组成，共用872块大条石筑成，董园石墓内各室均有壁画如仕女图、游天图、天象图、仙境图等，整个石墓建筑考究，工程浩大，俨然是一座宏伟的地下宫室，对研究东汉历史和地下建筑有重要意义。墓内很遗憾的是随葬品几乎被焚盗一空，从中清理出的文物有：铜缕玉衣、玉枕、金属猪、铜爪饰、陶瓷残片等，尤其金属猪，造型与今巴克夏品种猪十分近形，脊上凸，圆身，短腿，两耳前竖，唇外侈，对研究中国养猪的发展史有重要价值。

       《曹氏家族墓出土文物陈列》　亳州是公元25年～220年（东汉时期）政治家、军事家、文学家曹操的故乡。在亳州老城南20平方公里的范围内，分部着几十座曹氏家族墓葬，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共发掘近20座,部分出土文物精品组成该陈列。

       银缕玉衣：1974年出土于董园一号墓，据考证，银缕玉衣是曹操的父亲曹嵩的葬具，由2400块大小不等，形状各异的玉片用银丝编缀而成。玉衣是专门用来保护尸体的，古人相信这样可以保证肉身不腐。玉衣分金缕、银缕、铜缕三种，视死者的身份而定。汉代规定只有皇帝死后才能穿用金缕玉衣；诸侯王、列侯、始封贵人、公主死后穿银缕玉衣；大贵人、长公主死后只能穿铜缕玉衣。外观和真人体型相同，按部位分头罩、上身、袖子、手套、裤子和鞋子六部分，另外还有一个玉枕。该玉衣对研究汉代葬制、风俗有重大价值。

       此外，曹嵩墓中除了出土一件银缕玉衣，还有一件铜缕玉衣。银缕玉衣的玉片大部分散在石棺台周围，出土时玉衣的面部、脚底部尚完整，银丝十字花编缀。后被复原，即目前在国家大剧院展出的这件。铜缕玉衣是在后室出土的，玉片散落一地，不少玉片已混入盗洞填土中。由于玉片缺的较多，故铜缕玉衣未复原。



 

       汉八刀玉猪（国家一级文物）：董园一号墓、汪张一号墓、凤凰台一号墓、菜市一号墓等都有出土。以董园和汪张出土玉猪最具代表。造型及刻划简洁流畅，充分体现了“汉八刀”的雕刻技法，玉质为新疆和田玉。玉猪是握在死者手中的葬玉，其意是掌握着财富，不能让死者空手而去。

       华佗（约公元145年－公元208年）：字元化，一名旉，沛国谯县人，东汉末年著名的医学家。华佗与董奉、张仲景并称为“建安三神医”。少时曾在外游学，行医足迹遍及安徽、河南、山东、江苏等地，钻研医术而不求仕途。他医术全面，尤其擅长外科，精于手术。并精通内、妇、儿、针灸各科。晚年因遭曹操怀疑，下狱被拷问致死。华佗被后人称为“外科圣手”、“外科鼻祖”。被后人多用神医华佗称呼他，又以“华佗再世”、“元化重生”称誉有杰出医术的医师。

 

       仪仗俑等：隋代陶俑出土于谯城区涡河北岸爽墓和王幹墓。泥质红陶，分别为人物、动物和器具模型。爽墓出土了陶俑残、整十七件，骑士俑二件，甲胄武士俑四件，文俑四件，胡俑二件，胡俑短衣长裤，长靴。跪俑一件，拜俑一件，动物模型有载有丝绸的骆驼和备有鞍鞯的马各一件。王幹墓陪葬了四十三件陶俑，两坐两立四个女乐舞俑，身着长裙，肩披披帛，只有鼓俑乐器尚存。跳舞俑三件，长裙，舞姿各异。歌俑四件，又有两件胖女俑似表演状。炊事俑作蹲姿燎火状。磨坊俑一执箕一推磨。仪仗俑二十七件，长衣双手前拱，手中器物已朽。其它模型有牛（在陶磨旁）、羊、磨、簸箕、井、陶鞋子等。
       瓷雕塑品，首见于晋代，宋代江南地区的吉州窑及宋元明时期德化窑瓷塑尤为著名。瓷塑制作多见于摆设人像，仙佛和动物玩具，如官吏、仕女、菩萨、犬、猫等。

 

 

 









 

 



       海马葡萄镜：谯城区韩桥东唐代墓葬出土。镜直径9.6厘米，厚1.2厘米。青铜质地，外缘凸起，镜面微鼓，黑漆古，光亮耀眼，熠熠如新。镜背面中心为兽钮，镜背以凸弦纹分隔内外区，内区以瑞兽、灵禽和缠枝葡萄纹、展翅飞翔的双凤组成图案，高浮雕的瑞兽、灵禽生动传神，画面有起有落，有较强的立体感。海马葡萄镜流行于唐代，其明显的特点是镜壁厚、镜体重、纹饰美、制作精，堪称中国铜镜中的精品。

       这类铜镜在宋代的《博古图录》上称“海马葡萄镜”。但在清代的《西清古鉴》上则称之为“海兽葡萄镜”。另外还有的称为禽兽葡萄镜、天马葡萄镜、瑞兽葡萄镜等名。但“海马”、“海兽”名称的使用还是较为普遍。“海马”、“海兽”的称呼，最初的命名者未加解释，究为何种动物，至今也没有一致的说法。早年德国有位学者认为“海马”是古代伊朗与祭祀有关的一种植物Haoma，后转化变为“海马”。还有人认为“海马”是海外的马。

       十二生肖俑：谯城区城父涡河南岸出土。十二生肖俑兽首人身，立姿，双手环抱胸前，长衣垂地。仅存鼠、虎、兔、牛、羊五种。

       十二生肖，又叫十二属相，是中国与十二地支相配以人出生年份的十二种动物，包括鼠、牛、虎、兔、龙、蛇、马、羊、猴、鸡、狗、猪。十二生肖的起源与动物崇拜有关。据湖北云梦睡虎地和甘肃天水放马滩出土的秦简可知，早在先秦时期即有比较完整的生肖系统存在。最早记载与今相同的十二生肖的传世文献是东汉王充的《论衡》。生肖作为悠久的民俗文化符号，古往今来留下了大量描绘生肖形象和象征意义的诗歌、春联、绘画、书画和民间工艺作品。除中国外，世界多国在春节期间发行生肖邮票，以此来表达对中国新年的祝福。





       宋代女将刘金定：又称刘金锭，历史上实有其人。据地方志记载，刘金定生卒生年月不祥，系北宋卫国武烈王高琼的夫人，今安徽省蒙城县城西北25里小涧镇山下东刘庄人。周显得四年(公元957年)，青年将军高琼奉命自寿州(今安徽寿县)去京师汴京(今河南开封市)搬取援军，途经双锁山，与刘金定交战，为刘金定武艺超群所感。经过了解，互相爱慕，两人结为恩爱夫妻。刘金定旋即随高琼发山寨兵马数千，渡过淮河攻南唐军，在八公山、寿州一带，横刀立马，气夺重关，大败南唐军固守的唐高关和八公山区，遂解宋军之围。北宋建立后，刘金定随丈夫高琼北上抗辽，助丈夫镇守雁门、宁武、偏头三关等重地，为保卫边疆再立功(见熊克岐著《漆园文脉七大传承》一书)。后不幸战死。与高琼合葬于双锁山。至今当地尚有各种传说和遗迹。

       高琼（935年―1006年12月26日）：字宝臣，亳州蒙城（今安徽省蒙城县）人。北宋大将。太宗藩邸出身，历仕龙直指挥使、保大军节度使、检校太尉、忠武军节度使。屡立战功，不识字而晓达军政。

       暖砚：清代北方盛行一种以多种砚村制成的暖砚，顾名思义这是为了防止冬季墨汁冰冻而制成的，常见的是以歙石和松花江绿石做的暖砚，端石较少，当是水坑端石嫩柔，受不得炭火的缘故。砚的底座较高，多用金属制成，可置炭火以保持温度。暖砚是研墨用具,在冬季遇低温结冰,于连续书写者十分不便。暖砚即是以炭火砚堂、砚池温润,以便书写的特制砚台。实际，暖砚非‘寒士’所能用,倒常是皇家的专用品。此类砚特别之处在于冬天盒内蓄以热水,可使墨汁不冻,因而俗呼此种砚盒为“暖砚”。暖砚材质名贵,做工精细,是清代文具中的代表性作品。

       亳州明清老街：明清两代，亳州以涡河航运为依托，出现了繁荣的商业文化。至康乾盛世时，城内共有街巷108条。城里有官府、士绅聚居区。北关为商业区，商铺林立，涡北多为农副产品交易市场。可谓百物汇聚，五行八业各显神通。据统计，清末，亳州城内有各种杂货商行100多家，百货商铺20多家，铁货店10多家，烟酒店18家，药材店100多家。亳州自古为一大商埠，金融业相当活跃。至清末，全城有大小钱庄33家。

       铜炉：焚香习俗在我国有着悠久的历史，通常人们为了礼仪将衣服熏香，更多的是古代文人雅士喜欢在读书、写字的书房内，焚上一炷香，营造“红袖添香夜读书”的意境。因此，早在汉代以前就出现了陶、瓷、铜、铁、瓦为材料制成的香炉。元末明初随着铜器铸造业的迅速发展，原先其它材料的香炉，逐渐被铜香炉所取代，明代宣德年间制作的铜香炉色泽晶莹而温润，是明代工艺品中的珍品，宣德炉的铸造成功，开启了后世铜炉的先河，在很长一段历史中，宣德炉成为铜香炉的通称，宣德炉，泛指和宣款炉形制相近的不带款或带有其它款的香炉，明代铜炉的整体风格雅致、浑厚。

 

 












       花戏楼砖雕：在2寸厚的砖上立体雕出7层人物、故事、植物、野兽等图案，据资料载花戏楼水墨砖雕共刻有人物115个,禽鸟33只,走兽67只,楼`台`殿`阁多处,在这里造就了16幅人物故事，几乎无所不容，可谓方寸之地展现大千世界，真令人叹服！

       花戏楼木雕：坐落在安徽省亳州市内的花戏楼，本是大帝庙院内的一座舞台。据了解，戏楼建于康熙十五年，比庙晚建二十年；因其上面雕刻彩绘绚丽夺目而得名。戏楼座南面北，舞台前伸，形如“凸”状，四方翼角，加之屋面琉璃铺饰，金碧辉煌。舞台上方悬有藻井四围悬枋和徒垂莲。柱间有大枋，大枋与悬枋之间，悬有棚券，柱头悬狮垂鱼。枋之面外皆镶大木透雕，共有三国戏十八出。每出戏的人物，车马风物景色，雕刻工艺立形完善，给人以真实感，其它还有花卉、奇禽异兽。均雕刻玲珑剔透。由此可见花戏楼的建筑秀丽玲珑，雕绘精湛，别具一格，对研究我国戏剧的发展、雕绘艺术的精华都具有很重要的价值。

 









       五彩九龙盘：五彩九龙盘胎体厚重，盘内饰五条蟠龙，形态各异。三条三色龙环绕盘外壁，盘底粉绿釉，中间“居仁堂制”款。民国初年，袁世凯复辟称帝，定国号为“洪宪”（1916年），袁世凯在阴谋称帝时，仿效清朝制度，设御窑，派古玩商人郭世五到景德镇监制“洪宪瓷”。据《景德镇史稿》、《古玩旧文》等著作介绍，郭世五到景德镇担任陶务总监督后，曾邀集清朝御窑厂各方面的高手，选择景德镇市内的湖北会馆作为绘瓷工场，由著名陶瓷家鄢儒珍负责烧制了一批高级瓷器——粉彩和珐琅彩。因中华民国总统府设置在中南海，袁世凯居住的地方为中南海的居仁堂，故所烧瓷款为红色篆书“居仁堂制”和“居仁堂”。

 

       亳州抗战史：安徽战略位置十分重要，位居中原合纵连横数省，厉害是兵家必争之地，如果日军顺利占领安徽，就可以作为进攻整个中国命脉的大后方武汉三镇的一个重要踏板，给国军最沉重一击，加速国民政府灭亡，使四万万中国人万劫不复，永不超生。由于地理位置险要，日军对安徽垂延三尺，八年抗战日军之所以未能占据安徽，并非日军对安徽有什么特殊感情，而是实在啃不下这块中原硬骨头。

       蒙城：周元守城三日 为国捐躯

       1938年4月，李宗仁在“台儿庄大捷”后为了避免在不利条件下与日军作战，决定放弃徐州地区，实行战略转移的部署，命令国民党第48军173师副师长周元，率一团防守蒙城，以阻止沿蒙蚌路和涡河而进之敌，掩护主力撤退。周元副师长遂率步兵2400余人于5月6日赶至蒙城。与此同时，日军从南京方面抽调装备精良的第9、第13师团，见中国军队已经开始转移，该部立即调转方向，沿蒙蚌路和涡河向西扑来。

       7日，蒙城东门各村、南门外阵地，都受到日军骑兵、步兵及炮火的猛烈攻击。周元带领将士凭靠灵活多变的打法将日军的阵线逼到了几里之外。8日，日军又增援2000余人包围了蒙城县城。

       9日上午，日军以飞机、大炮为掩护发起总攻，均被击退。日军又调装甲车、坦克30余辆冲入城内，周元组织敢死队迎击，展开激烈的巷战，击毙和打伤日军1000多人。同时，守城官兵也伤之过半。

       下午，周元带领部下突围，终因寡不敌众，为国捐躯。周元守卫蒙城，阻击日寇，血战三昼夜，歼敌千余人，虽然蒙城沦陷，但他为主力部队转移赢得了时间，达到了预期的战略目的。

       守城之战相当惨烈，周元及其部下几乎全部阵亡。周元将军殉国后，蒙城人民为他和将士们在东门外庄子祠东侧筑起高大的陵墓。时光流转，周元与将士们的英气在蒙城长存，周元的后人如今经常到他的墓碑前缅怀，而更多的蒙城儿女也会在心中为他树立一座无形的丰碑。今年9月1日，周元正式被民政部列入第一批300名“著名抗日英烈和英雄群体名录”，让他实至名归。

       小涧阻击战：5场战斗歼敌300

       周元牺牲后，日军攻陷蒙城。张国光说，1938年5月9日，日军先头部队抵达小涧，指引炮兵对小涧集进行轰炸，随着主力部队转移，日军留守官兵开始烧杀淫掠，犯下了对小涧人民的滔天罪行……

       与此同时，李宗仁在蒙余部（因桂系部队人员多来自广西、广东，被蒙城当地人称为“两广军”）在小涧的阻击抵抗也拉开了序幕。发生在小涧的几场小型战斗，完成了分段阻击北进日军主力、延缓其进剿时间、打乱其计划的战略部署，很有意义。

       5月10日，日军第9、第13师团的主力部队数千人沿永（城）蒙（城）公路途经小涧、郭店向北进发。两广军在沿途破坏道路和桥梁，并占据有利阵地，与敌人进行周旋，发生在小涧境内的有两场比较重要的战斗。

       在狼山以北永蒙公路，两广军约一个连的兵力占据有利地形向日军发动阻击，面对轻重机枪和步枪的疯狂扫射，两广军按照战前部署，激战约两个小时，且战且退，最终击毁日军战车一辆，打死打伤日军数十人；在郭店集南端，两广军拆除了石桥，修建了防御工事，凭借有利地势，将日军压缩在沟南阵地上，进退不得。后为了保存实力，两广军逐步退出战斗。

       5月10日——13日，两广军在小涧集及周围，先后对日军进行了阻击、突袭、攻坚、围歼等五次战斗，共击毁日军装甲车3辆，歼敌约300人，缴获大批锱重弹药，国军将士也付出了极其惨重的生命代价。

张建同说，据小涧镇当地老年人介绍，为纪念这些战斗中牺牲的将士，小涧在1938年后出现过一座“中国国民革命军将士抗日殉国纪念塔”，由于此纪念塔仓促而建，加之连年兵火，故存世较短，且无史料记载，解放初期仅留残碑。

       板桥集战斗：用轻武器打下日军飞机

       “如果说小涧集阻击战只是无名小型战斗，那板桥集战斗则让八路军第四纵队名噪一时。”张国光告诉记者，时至1940年6月27日，八路军第二纵队和新四军第六支队会师后合编为八路军第四纵队，司令员彭雪枫，他们在当年就打了一场“漂亮仗”。

       1940年11月16日，日军独立混成第十二旅团以及宿县、蚌埠等地的伪军共5000余人，附坦克30余辆，在数架飞机掩护下，向淮上地区进犯，驻该地区的国民党军闻风而逃，八路军第四纵队第五旅指战员奋起迎战。

       17日上午8时，日伪军先头部队迅速展开，对板桥集形成包围态势。10时，日伪军分两路连续发起冲击，均被击退。战至18日拂晓，部队向安全地带转移时，在唐集南和王集又分别与南坪集出动的日伪军3000余人遭遇。

       日军有飞机、坦克掩护，第五旅和特务团指战员勇猛冲杀，击毁敌坦克和汽车10余辆，击落敌机1架，毙伤日伪军1000余人。板桥集战斗重创了日军，打击了敌人的嚣张气焰，还创造了八路军用轻武器击落飞机的战例，被光荣地写进我军军史。

       谯城：新四军打响皖北抗日第一枪

       短短两年时间，虽然守城官兵奋力抵抗，但终究寡不敌众，亳县县城两次落入敌手。日军作威作福，烧杀淫掠，百姓生活苦不堪言，水深火热。值得一提的是，新四军游击支队在芦家庙战斗中的完胜，给予了日伪军以有力的打击，这是新四军在皖北打响的抗日第一枪，极大鼓舞了皖北人民的抗日决心。

       两年时间，两次沦陷

       1938年5月24日，刘汝明的68军进入亳县接替汤恩伯部的防务，次日完成作战部队布置。从26日至30日，日军利用重型装备进犯大寺集，在炮火掩护下强渡涡河，期间不断增强兵力，并向县城发起进攻。日军冲破防线将县城四面包围，重炮轰城，步兵爬城均被击退。30日夜，日军步兵攻入城，双方展开巷战。31日，守城部队转移，亳县县城第一次沦陷。

       1938年9月，亳县城内的日军撤到商丘，城内保留少数伪军。9月8日，安徽省抗日人民自卫军第五路总指挥余亚农率3个大队会同在亳驻防的第3支队，收复了县城。

       1939年4月25日，日军兵分三路向亳县进犯。26日，日军在重型炮火的掩护下逼近城郊，炮轰县城，薛阁塔被击中，死伤30余人。9时许，日军3架飞机与大炮一起轰炸城墙，守军通讯断绝，各部没有放弃抵抗，日军攻进城后，双方展开巷战。就在守城部队准备一部作战，一部冲出西门收容士兵进行反击时，日伪军突然向收容地进攻，守军被迫撤退。

       至此，亳县县城第二次沦陷。

       水深火热的沦陷生活

       第一次沦陷前，40多名无辜群众在日军的轰炸中死伤。沦陷后，留守驻军百余人烧杀淫掠，凶残至极。用老百姓的被子棉衣给马做脚垫，因变蛋的蛋黄是黑色的而将老板刺死，残忍轮奸瓷器街一名妓女，几乎令其丧命……日军在亳百日，人民惨遭蹂虐，财产被掠一空。

       第二次沦陷后，日寇在县城成立了日伪特务组织新民会，为控制群众，在城内发良民证，方便盘查。日军驻城指挥部位于姜家公馆，其西院地下道关押的人有进无出，其东院空地是日军使用坐老虎凳、灌辣椒水、电刑、狗咬等各种惨无人道的刑罚的地方。以至于姜公馆在以后的许多年没人敢进，甚至不少人不敢来这里烧纸钱，悼念亡魂。

       日军在城内的暴行激起当地群众的不满，也涌现出一批自发抵抗的群众。一位年轻卖杏小伙面对日军的狂妄，毫无畏惧地将两个鬼子打跑；德振街一回民上街卖鸡遇到抢鸡的鬼子，他抡起扁担将鬼子打跑；一位私塾先生刘佩五写出了“门前犹国土，岂肯树降旗”的诗句，表现出了民族气节。

       这一次，日寇在亳城盘踞长达7年，日货充斥市场，导致城内工商业凋敝，欠下了累累血债。

       芦家庙战斗，新四军打响皖北抗日第一枪

       民众自发的抵抗无法对日军形成有效震慑，而芦家庙战斗打响了新四军皖北抗日第一枪，极大鼓舞了皖北人民的抗日决心。曾家老店是谯城区芦庙镇芦家庙战役的主战场。这里茂密的树林、环绕的壕沟、斑驳的老墙、村民的讲述，让我们仿佛又听到了战争的枪声。

       1939年元旦过后的一个夜晚，彭雪枫率新四军游击支队向皖北进军，进驻河南省永城县书案店。这时，日军已经侵占了鹿邑。为阻止日军前进，彭雪枫派第二大队队长滕海清率部插到鹿邑和商丘之间及商亳公路两侧，相继打击敌人。1月8日的夜晚，滕海清带尖刀排和三个连，分两路进入芦家庙，对分散住在曾家客店和玄帝庙的日伪军进行分割包围。经过3个小时的激烈战斗，我军大获全胜，打死打伤日伪军百十人，俘虏一百多人。芦家庙战斗的胜利，粉碎了敌人侵犯亳县的企图。这场战斗意义非常深远。它的胜利奠定了苏鲁豫皖革命根据地的基础，在整个苏鲁豫皖地区都有很大的影响。

       涡阳：新四军第四师在涡北的那些事

       涡阳是豫皖苏边区抗日根据地的中心，是抗日名将彭雪枫率领的新四军浴血战斗过的地方，这里留下了他们光辉的影像和战斗的足迹。

       从新四军游击支队到第四师

       1938年9月30日，根据毛泽东、周恩来、叶剑英电令，彭雪枫率领新成立的新四军游击支队373人从河南省竹沟出发，东进豫东、皖北创建豫皖苏边抗日根据地。10月11日与吴芝圃领导的豫东抗日三支队、肖望东带领的先遣大队会师并合编，共1020人，仍称新四军游击支队，彭雪枫任司令员兼政委。

       1939年初进入皖北，在亳北、涡北、永南一带活动。1939年6月，彭雪枫率支队主力进军淮上，开辟了淮河以北，涡河以南，津浦路以西怀远、凤台、蒙城、宿南之广大地区。

       1939年8月下旬，支队领导机关由淮上返涡北，9月1日至3日新四军游击支队在曹市集牛氏宗祠召开支队第一次党代表大会，总结一年来的斗争，讨论各项工作任务和发展方向。9月6日进驻新兴集。

       1939年11月6日，中共中央中原局书记刘少奇到达新兴集，支队改称为新四军第六支队，1940年6月下旬，黄克诚率八路军一部到达新兴集与六支队会师并合编为八路军第四纵队。彭雪枫任司令员，黄克诚任政委。7月27日，黄克诚奉命率部东进，组建八路军第五纵队。四纵队重新整编，彭雪枫任司令员兼政委。1941年2月19日，八路军四纵队改编为新四军第四师，彭雪枫任司令员兼政委，张震任参谋长，肖望东任政治部主任。1941年5月，四师东撤津浦路以东地区。

       彭雪枫给“谢老太太”的亲笔信

       发生在新兴集的“六一战斗”中，涡阳“谢氏三兄弟”的事迹传遍大江南北。

       1940年6月1日上午，新四军六支队在新兴集召开五卅运动15周年纪念大会。日军得知消息后，集中千余兵力，汽车数十辆，兵分四路从临涣、黄口、永城、亳县围剿而来。彭雪枫沉着指挥，疏散群众，组织部队迅速展开肉搏近战、英勇还击，打退了敌人的进攻。此战共击毙日伪军100余人，我军也有重大伤亡，群众有34人被杀，997间民房和支队礼堂“精忠堂”被日军烧毁。

       在这场战斗中，警卫连连长谢继祥被载入了史册。不仅因为他在关键时刻能够身先士卒，保护战友，更因为他们三兄弟全部牺牲在了抗日救国的战场上。其兄谢继书曾在彭雪枫部任副营长，深得彭雪枫的赏识，于1940年4月被国民党便衣队伏击杀害，并将他的首级悬于龙山集示众，制造了“谢继书事件”；其弟谢继良在彭雪枫部任通讯班长，1940年4月1日，年仅19岁的他倒在了对日作战的血泊中。

       3个月，3个儿子全部牺牲，老父亲伤痛过度，不幸离世。为了安慰家住涡阳县丹城乡谢庄的谢老太太，彭雪枫给她写了一封亲笔信，称他们一家“为了抗日救国英勇牺牲，满门忠烈，留下无上光荣”，并在信中将谢老太太和岳母比美，表示“努力打走日本鬼子，为您的儿子复仇，使您能过安乐日子”。整封信中，彭雪枫为谢家思虑周详，感情真挚，可见确实被这一家人保家卫国、视死如归的精神所感动。

       310多位英灵长眠“辉山”

       1944年4月至5月间，日军发动中原战役，国民党50万大军不战而退，失城30余座，失地千余里，中原民众沦于敌人的铁蹄之下。8月15日，彭雪枫率四师主力奉党中央、华中局命令誓师西征。经小朱庄、八里庄、保安山等战斗，至10月，基本完成收复豫皖苏失地的任务。9月11日，八里庄战斗中，彭雪枫师长不幸中弹牺牲，时年37岁。

       为了纪念那些在战斗中牺牲的烈士，1945年春，四师参谋长兼十一旅旅长张震和路西地委书记吴芝圃决定在雪涡县（今涡阳县）曹市集东灰山，将西进以来十一旅牺牲的革命烈士集中建一公墓，改“灰”字为“辉”，公墓于1945年7月奠基，年底竣工，公墓中央15米高的纪念塔镌刻着“新四军第四师十一旅涡北抗战殉国烈士纪念塔”20个金色大字。塔前的四方碑亭上面刻着310多位烈士的英名和彭雪枫传略。

       从1945年至2005年，在社会各界人士的捐助和关注下，历经9次整修，这座烈士公墓现已更名为“辉山革命烈士陵园”。

       利辛：誓死反击

       英勇就义的秦连生

       当地抗日战争期间一些重要的战役和重要人物活动轨迹并不多见，但是一位国民党排长表现出的气节触动人心，他叫秦连生。

       在《利辛县志》中有一小段关于秦连生的记载：“1940年2月20日，日军500余人乘10多辆坦克和50多辆汽车到王老人集扫荡。时国民党二十师侯镜如部某营三连驻防王老人集，连长改扮潜逃。三连某排排长秦连生，自告奋勇指挥全连奋勇反击，经过激烈战斗，终因寡不敌众，多数官兵阵亡，秦连生被俘。”

       虽然，他没能守住疆土，但是当日军用铁丝穿住他的双手拉到王老人集北头，浇上汽油焚烧之前，他高呼出了“打倒日本狗强盗”的口号，正义凛然，毫无惧色，让人心生敬佩。

       根据《利辛县志》记载，日军随后放火烧毁900多间房屋，打死打伤居民20多人。同年，日军从涡阳开出坦克、汽车50多辆到王市集扫荡，炸毁房屋10余间，抢掠商铺、居民百余家；后又到附近马大庄进行抢掠，并糟蹋妇女数十名。同年年底，日军从蒙城、商丘出动坦克进犯张村铺，烧杀抢掠后撤离。

       搜索安徽抗战史时，在网上找到这样一位人物，介绍下：时任安徽省主席的李品仙二级上将是八年抗战中国军最杰出，最成功的将领之一，整个抗日战争可以用堪称完美来形容。相比于早已名成利就的其他国军抗日名将，如卫立煌，傅作义，张自忠有过之而无不及，至于历史为何对他和2000多万安徽军民抗日功绩总是轻描淡写时，恐怕于他特殊的政治背景有关，他即非国民党嫡系，也非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武装，而是第三势力李宗仁手下的一员干将，由于复杂的政治原因和持不同政见的学者的偏见，他和2000多万安徽军民英勇抗日事迹就此作古沉沦......

       李品仙，人品令人不敢恭维，此君曾在蒋中正的默许下，盗了楚怀王的墓，人称孙殿英第二，还2次出卖了自己的上司白崇嬉，气得李宗仁欲将之扫出家门而后快。但是其人品虽然不行，但是打仗却是强项，在八年抗战中，他的军事才华无可挑剔，不但得到老蒋的嘉奖，连日军也对他敬畏三分。

       在徐州会战，他指挥的国军在津浦铁路南段让增援台儿庄的日军动弹不得，自顾不暇。由于他和张自忠（山东临浠）一南一北完美阻击，使攻打台儿庄的日军2个王牌师团顿成瓮中之鳖，被李宗仁将军领导的杂牌军全歼，这是日本陆军建军有史再惨重的失败，此事惊动日本天皇，原本全国为天皇生日祝寿的PARTY，变成了死气沉沉的军事复仇会议。会议决定不惜一切代价调动华北一切可挪用的40万日军决定与李宗仁60万杂牌军于徐州决一死战。这是后话，后来李宗仁为避免重蹈松沪会战覆辙而完美跳出包围圈，保住了这60万有生力量，为保卫大武汉留住希望。

       在他的老巢大别山地区，日军和皖军正面硬撼就领教了什么叫做强龙难压地头蛇的厉害，结果日军惨败而归，从此再也不能越雷池半步。1939年，日军在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攻下省会城市立隍，却陷进四面楚歌的安徽军民，甚至土匪的轮番袭击下疲于奔命，苦不堪言的境地。日军自此再也没有能力在安徽组织新的进攻。在安徽，日军面对颇具战斗力的国军精锐和同仇敌忾的民众，显得比其他地方日军更士气低落，信心不足。

       由于治军有方，李品仙被荣升为第10战区司令长官，而他领导下的188，189师被老蒋钦点为国军模范，并亲自题词“军队要学一八八，一八九”。驻皖国军虽然是杂牌军，但是其战斗力比国军任何一支王牌都要强悍和硬朗，连一向骄横的日军和他交手时也要打起十二分精神。

       而在随后进行的广济，随枣战役中，每次都给日军重创，打死日军数千人，而自己伤亡就减半，创造中日军队战损比例1：2的骄人纪录，而整个中日战争，一个中国师（约1万人）在战术对头，配合默契的情况下才和日军一个联队（约2000人）打成平手，若有差池就被日军一个联队收拾掉，由此可见中日国力和军力的差距有多大，从这就不难看出日军对李品仙既敬畏又仇恨了。


  

（文字部分整理于网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