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西路上的名人故居——郁达夫故居（广西路38号）

广西路上的名人故居——郁达夫故居（广西路38号）

       广西路的38号，这座德国式公寓楼里，曾经居住过一位名人——郁达夫。

       郁达夫与青岛：

       据郁达夫所写的《避暑地日记》记载，1934年夏，他所寓居的杭州城内连日酷热难挡，“路上柏油熔化，中暑而死者，日有七八人，桌椅有如热水壶”。晚上要到午夜过后、凌晨二时左右才能略睡。应同乡好友汪静之、卢叔桓之邀，郁达夫王映霞夫妇同汪静之带着儿女，于7月12日上午从上海乘轮船起航，13日午后便抵达了心中神往已久的青岛城。

       在大港外的第二码头上岸，郁达夫的感觉很好，“居然汗也不流”，“青岛果然凉爽，气候似新秋”。第一夜，他们暂宿执教于市立中学的友人卢叔桓寓内，郁达夫写诗以赠：“湛山一角夏如秋，汪酒卢茶各赠投。他日倘修流寓志，应书某为二公留。”此即“湛山一角夏如秋”的来历。“汪”为汪静之，“卢”为卢叔桓，“湛山一角”则指坐落在湛山大路（今香港路）上的市立中学（今青岛一中）。第二天郁达夫一家便在广西路38号公寓楼房上，租了杭州同乡骆六桥（著名书画家）的客房，一直住到离开青岛。

       身为大作家，想要息声敛迹是很难的。小住青岛，郁达夫原本的想法是“第一当收敛精神，第二当整理思想，第三才是游山玩水”，然而事到临头，往往身不由己，游玩观览和朋友往来，占了他在青的大部分时间，“写它一两个短篇”的计划也因此搁浅。在青一月间，每天有人来拜访他，杨振声是郁达夫的老朋友，1932年辞去国立青岛大学（今山东大学）校长职务，这年又来青岛，二人饮宴叙旧。除此之外，故交闵星荧、邓仲纯等也纷纷造访。新友就更多了，他到青没几天，青岛《正报》就刊登了蜂巢（赵怀宝）《欢迎郁达夫》的文章，从此，新闻界人士、社会贤达、文学青年以及大中学生们慕名而来，络绎不绝。李同愈是青岛本土作家，去访郁达夫，赠给他自己的小说集《忘情草》，两人还去马克司酒家（中文名称大仙饭店）喝了极具德国风味的啤酒，去Charleston舞场看了舞蹈。

       那时，青岛恰逢连雨，但郁达夫游兴不减，去火车站欣赏德式风格建筑，去海滨看市民海水浴，登顶贮水山、青岛山、旗台山（信号山）眺全市夜景，游览汇泉炮台、四方公园，参观隆兴纱厂，纳凉栈桥……他甚至专门买了一册《全植物图鉴》，来查对青岛的植物，兴味盎然。

       生性喜好山水的他，听说湛山到沙子口沿途“风景绝佳”，极欲一览。然而那时去湛山必须先到台东倒车，可台东发车没有规律，若乘客不多，有时一两天也不开，旅行中的郁达夫哪有许多时间苦等，只好废然而返。第二天畅游了崂山北九水，也算弥补了头天的遗憾。8月12日郁达夫携家带口离开青岛，一路北上，众多朋友到车站欢送。

       此后郁达夫没能再履青岛，但青岛的风景，一直使他无法忘怀。1934年底，他坐在杭州寓所里写《青岛、济南、北戴河的巡游》散文，还留下了10首《青岛杂事诗》，让我们得窥他在青岛的生活和交游。他感慨青岛“比无论哪一个港市，都要清新些，美丽些。香港没有她的复杂，广州不及她的洁净，上海比她欠清静，烟台比她更渺小，刘公岛我虽则还没有到过，但推想起来，总也不能够和青岛的整齐华美相比并的”。“以女人来比青岛，她像一个大家闺秀，以人种来说青岛，她像是一个在情趣之中隐藏身份的南欧美妇人。”

　　王映霞也在回忆录里写下了她在青岛的感受，“我们在青岛海滨的三四十天时间里，清晨或薄暮，我几乎全在沙滩上度过的。游泳游倦了的时候，仰卧在沙滩上，将两手枕着头，闭上双目，愁烦和俗情俗念被冲洗得一清二净。”此时，郁达夫和王映霞之间已经出现了裂痕，但经过这次避暑，“已把我的俗虑与愁怀，洗扫得洁净无遗。回到杭州后我与达夫的感情，暂时又恢复到了当年。”

　　和中国北方的大部分地区一样，那时的青岛，习武之风颇盛。那年夏天，郁达夫去青岛的“国术馆”看武术表演。一位叫栾秀云的剑术运动员，当时在国内颇为著名，看了她的表演，郁达夫写了一首诗：堂堂国土盈朝野，不及栾家一女郎。舞到剑飞人隐处，月明满地滚青霜。在青岛，郁达夫写了《青岛杂诗十首》，刊登在《人世间》杂志9月号上，以纪这次青岛之游。

　　郁达夫素有写日记的习惯，他把在青岛期间的经历记录下来，写成了《避暑地日记》，时间从7月6日至8月14日，如今成为研究郁达夫在青岛文化活动的珍贵资料。郁达夫在青岛还写了《北航短信》，落款是“一九三四年七月十三日，在青岛”。

　　因为忙于应酬和赶写报刊的约稿，郁达夫一家直到8月1日才在杨振声等人的陪同下，游览了崂山。这天早晨九时许，郁达夫即由寓所出发，经李村、九水等处，十一点到板房，然后步行上山，走了三里多到位于柳树台的崂山大饭店吃了午饭，并登崂山大饭店南大楼，向西南远眺，除望见王子涧上之千岩万壑、石山树林外，还遥见胶州之远山，海色迷茫，亦在望中。

　　午饭后，郁达夫由柳树台东北面下山，过竹窝，观崂山石屋（当时该处尚有民国十四年绅农领地契据勒石碑二），沿溪而至北九水庙。从九水庙起，路渐狭，沿大石壁与清溪，行七八里而至靛缸湾之瀑布。靛缸湾瀑布旁，有“空潭泻春”四大字刻石，为民国二十二年四月郑元坤所书。对面石之上“潮音瀑”三字，系民国二十年八月番禺叶恭绰所题。

　　在当天的日记中，郁达夫还记载，当时由九水庙至靛缸湾中途由王云飞氏别业处北面上山，五里可至蔚竹庵。庵有老道，名李祥资，高密人，住此处三十余年矣，山路开辟，皆由一人经营。山腹亦有小村落，仅茅屋数间耳。附近一带，统名双石屋村。“更有河东村、河西村等名，界限不清，东西杂出，足见十余年前，为荒山官地，居民不多。而柳树台无柳树，竹窝中不风竹，尤觉可笑。”观崂石屋路旁，有大石一，上刻壬子年丰润张人骏与同人莅游题记。自台东镇至崂山，一路上瓜田、树林、耕地很多。田间立矮碑无数，系变相之贞节牌坊。九水与九水庙之间、王子涧旁，有连捷桥题名碑，碑色很古。北九水庙前之保合桥，系光绪二十年、三十年建修者，桥旁有勒石碑记。当时郁达夫所见之碑文，以柳树台西南下竹窝村中段氏妇之节烈碑为最古，系同治四年所立。当时该村中也似以段姓为大族，因道旁墓碑，姓段氏者独多。

　　郁达夫认为，崂山之胜处，系在东海上之白云洞、华严寺、黄山、青山、明霞洞一带，并打算他日乘船去游。郁达夫此次游崂山计花钱七八元，花时间十小时，步行五六十里，喝汽水啤酒无数，在溪中入浴三次，至傍晚七时才返回到寓所。在步行回寓所的路上，郁达夫且走且吟，作打油诗二首。其一，想到先前所见栾女舞剑便作《赠栾氏女》：“堂堂国土盈朝野，不及栾家一女郎。舞到剑飞人隐处，月明满地滚青霜”；其二，咏其过李村九水一带时见瓜田内亦设有守夜棚台事：“果树槐秧次第成，崂山一带色菁菁。民风东鲁仍儇薄，到处瓜田有夜棚”。

　　在郁达夫眼中，青岛也绝非没有缺点，他调侃这个停满了外国东方舰队的城市，投喜爱异国颓废情调者之所好，“想去看一点书，做一点事情的人”，难免要“感到头昏脑涨”。结果自己一个字也没有写，一册书也没有读，到了新秋微冷的时候，就匆匆坐了胶济车北上了。

　　如今在崂山北九水石屋村头的巨石上，我们仍能看到郁达夫的那块诗碑，就是写崂山蔚竹庵的那首。当时，郁达夫一行来到蔚竹庵，为这里的风光所陶醉。蔚竹庵位于崂山潮音瀑之北凤凰岭下，建于明代。当时的蔚竹庵只有一名道徒，而且年事已高。郁达夫与老道交谈后，一时激情如潮，挥笔写下咏蔚竹庵一诗：“柳台石屋接澄潭，云雾深藏蔚竹庵。十里清溪千尺瀑，果然风景似江南。”这首诗虽短，仅28个字，但道出了蔚竹庵秀美的特色。柳台，即庵西南3公里处的柳树台。石屋，即双石屋。十里清溪指发源于源泉的凉清河，千尺瀑和澄潭指东南0。5公里处跌落下的潮音瀑和深达5米左右的靛缸湾。蔚竹庵就建在这奇石、溪、瀑、潭和云雾之中，其景犹似江南山水。1981年春，这首脍炙人口的诗篇被雕刻在内九水的二水路边双石屋村中的巨石上，幅高4米，由郁达夫的侄女婿、著名书法家黄苗子书写。

　　由此可以看出，郁达夫不仅仅是写小说和游记的名家，更是一个云游中写诗的高手。当代作家马力就说过：“时下能画出天然美景如郁达夫者，实在稀如星凤。”郁达夫的写景叙事赏景赋诗，常常直接表露出作者的真性情，写出惊世骇俗的洒脱和人生的苍茫思绪。一种偏激与雄健兼具的文字，在郁达夫的游记散文和诗歌中处处可见，其内在的精神张力，是一般的吟水啸山者所难以比拟的。

　　离开青岛后，郁达夫一家人直奔济南，然后继续北上，又游览了北平和北戴河。回到杭州后，郁达夫于1934年11月写出了《青岛、济南、北平、北戴河的巡游》，全文3000字，其中仅青岛部分就占了一半，可见他对青岛的厚爱。他在文中赞道：“去青岛住了一个夏天，方才觉得‘东方第一良港’‘东方第一避暑区’的封号，果然不是徒有其表的虚称。”“在东亚，没有一处避暑区赶得上青岛的”。

       说说郁达夫：

       郁达夫（1896年12月7日—1945年9月17日），名文，字达夫，出生于浙江富阳满洲弄（今达夫弄）的一个知识分子家庭。中国现代著名小说家、散文家、诗人。代表作有《怀鲁迅》《沉沦》《故都的秋》《春风沉醉的晚上》《过去》《迟桂花》等。郁达夫是一位为抗日救国而殉难的爱国主义作家。

       1896年12月7日，郁达夫出生于浙江省富阳市满州弄（现更名达夫弄）的知识分子家庭。

       1899年，郁达夫的父亲去世，家庭陷入了窘迫的境地。

       1903年，郁达夫进入私塾读书。1908年，就读富阳县立高等小学。

       1910年，郁达夫与徐志摩、厉麟似一同考入杭州府中学堂，后又到嘉兴府中学和美国教会学堂等校学习。

       1911年，郁达夫进入蕙兰中学读书；在这一时期，开始创作旧体诗，并向报刊投稿。

       1912年考入浙江大学预科，却因参与学潮被校方开除。

       1913年，郁达夫随长兄郁华（郁曼陀）赴日本留学。1914年7月，考入日本东京第一高等学校医科部，并开始尝试小说创作。

       1916年，改读法学部政治学科。1917年7月毕业；11月进入东京帝国大学经济学部学习，留学期间，郁达夫阅读了大量外国小说，尤以俄、德小说居多。

       1921年，郁达夫与同为留日学生的郭沫若、成仿吾、张资平、郑伯奇组创文学团体“创造社”；同年，开始小说创作；10月15日，他的首部短篇小说集，亦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第一部白话短篇小说集《沉沦》出版，轰动国内文坛。

       1922年3月，从东京帝国大学经济学部毕业，获得经济学学士学位。同年郁达夫回国，在安庆法政专校教授英语（一说为安庆一中），与当时同为该校教员的陶希圣颇有交往。1923年辞职，出任北京大学讲师，讲授统计学。1924年，赴国立武昌师范大学任教，为期亦仅一年。

       1926年，任教于广州中山大学文学院，年底辞职；返回上海后，郁达夫开始主持创造社出版工作，发表了《小说论》、《戏剧论》等大量文艺论著。

       1928年，郁达夫加入“太阳社”，并在鲁迅支持下主编《大众文艺》。

       1930年，中国左翼作家联盟在上海成立，郁达夫为发起人之一，但不久即退出；同年任安徽大学中文系教授，仅四个月。

       1932年12月1日，郁达夫在《现代》（2卷2期）上发表短篇小说《迟桂花》。

       1933年，郁达夫加入中国民权保障同盟；4月，由上海移居杭州，创作大量的山水游记和诗词。

       1934年，郁达夫任浙江省政府参议。

       1935年，担任《中国新文学大系》内的《散文二集》之主编。

       1936年，任福建省政府参议兼公报室主任；10月24日，为纪念鲁迅先生逝世，写了《怀鲁迅》一文。11月，郁达夫访问日本；12月17日，郁达夫在离日归国途中访问台湾，会见杨云萍、黄得时等文化界人士；抗日战争初期，郁达夫任《福建民报》副刊主编。

       1938年，郁达夫赴武汉担任政治部设计委员，参加军委会政治部第三厅的抗日宣传工作，并在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成立大会上当选为常务理事，期间曾赴徐州劳军，在各前线参访；年底，郁达夫携眷抵新加坡，出任《星洲日报》、《晨星》、《星洲晚报》文艺副刊，《繁星》、《星光画报》文艺版的主编。

       1940年，郁达夫与关楚璞、姚楠、许云樵等文人创建新加坡南洋学会。

       1941年底，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任“星华文化界战时工作团”团长和“新加坡华侨抗敌动员总会”执行委员，组织“星洲华侨义勇军”抗日。星洲（现新加坡）沦陷后，郁达夫至苏门答腊避难。

　　1942年6月初，郁达夫流亡至苏门答腊西部市镇巴爷公务，化名赵廉，在当地华人协助下开设酒厂谋生。因其早年留学日本，精通日语，被附近地区的日本宪兵队得悉，望其充当翻译。郁达夫自愿充当日军翻译一事，引起当地人的诸多误解和不满。但事实上，郁达夫在任职期间利用职务之便，暗中救助、保护了大量文化界流亡难友、爱国侨领和当地居民。

       1945年，郁达夫的真实身份被日军识破。日本投降后不久，郁达夫突然神秘失踪，其失踪原因至今仍然还是未解之谜。日本学者铃木正夫经过研究得出了郁达夫是被日本宪兵下令杀害的结论，写下了《苏门答腊的郁达夫》一书。

       1952年，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追认郁达夫为革命烈士。

       1983年6月20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政部授予其革命烈士证书。

       2014年9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政部公布郁达夫在第一批在抗日战争中顽强奋战、为国捐躯的300名抗日英烈和英雄群体之列。

      郁达夫恋情：

       文学与恋爱，在郁达夫是互为表里的。恋爱的激情，本来就已融化在他的血液之中，观其一生，无时不在飞扬着由恋爱所激发的才情，然后表现到文学的创作之上，写就了一章章不朽的名篇。同样，他的恋爱经历也如同他的文学名篇一样，焕发着迷人的光彩，怅惘也罢，迷离也罢，悲歌也罢，总之都成了传世的名作。

       原配孙荃：郁达夫的原配孙荃在当时是乡间少有的才女，读过一些诗词，在郁达夫指导下，曾写了不少好的古体诗。郁达夫自从大革命时期去广州以后就和孙荃分居，并于1928年2月到上海和王映霞结婚。孙荃与郁达夫分居后就吃素，念佛诵经，没有再嫁，1978年3年29日逝世，享年82岁。

       第二任妻子王映霞：郁达夫与王映霞的情事被认为是“现代文学史中最著名的情事”之一，黄浦江边一见倾心，西子湖畔红袖添香，两人之间那段以激情始却以悲剧终的情爱纠葛曾轰动一时。为赢得王映霞的欢心，郁达夫写了无数的情书和情诗，其中一首被时人传诵一时:“朝来风色暗高楼，偕隐名山誓白头，好事只愁天妒我，为君先买五湖舟。”然而这场轰轰烈烈的爱情并没有经得起时间的推敲，由于年龄、性格等诸多方面的原因，郁、王之间渐生罅隙。郁达夫推出《毁家诗纪》，详细叙说王映霞与许绍棣的“热恋情事”，而王映霞也以《一封长信的开始》和《请看事实》相回应，在报纸的推波助澜下，这对当年的“神仙侣”最终以“协议离婚”而分道扬镳。

       郁达夫是1928年与王映霞结婚的，因为动乱，产生了种种误解。1938年郁达夫任新加坡《星洲日报》副刊主编，王映霞和儿子郁飞与他一起到新加坡，但维持了12年的婚姻还是破裂了。痛苦之余，当时32岁的王映霞于1940年8月独自乘轮船返国，在国民党外交部工作。

        郁达夫为此写了《南天酒楼饯别映霞两首》以抒心志，其中一首云：“自剔银灯照酒卮，旗亭风月惹相思；忍抛白首盟山约，来谱黄衫小玉词。南国固多红豆子，沈园差似习家池；山公大醉高阳夜，可是伤春为柳枝?”这首凄婉的离别诗令人为之动容。王映霞是郁达夫一生中的重要女人，这从《寄王映霞》可以看出来：“大堤杨柳记依依，此去离多会自稀。秋雨茂陵人独宿，凯风棘野雉双飞。纵无七子为哀杜，犹有三春各恋晖。愁听灯前谈笑语，阿娘真个几时归。”解放后，王映霞的生活旅程不平坦。1986年11月，上海市长江泽民聘王映霞为上海市文史馆馆员，并发了聘书。她参加了馆内的春潮诗社。她一直忙于撰写回忆录，整理郁达夫书信。她平生有一大愿望，就是要把和郁达夫在一起的第一手资料留下来供文学史家研究参考。已出版的有《半生自述》和《郁达夫书简》。

       儿子郁飞1938年随郁达夫和王映霞去新加坡，时年11岁。尔后郁王离婚，王映霞一人返国，郁飞跟郁达夫在新加坡住了三年。因战乱，郁达夫决定把郁飞送回国。本来是想托付当时在昆明西南联大任教的沈从文教授，但那时后方公教人员极清贫，怕以后接济中断，给沈从文造成困雄，最后请返回重庆原籍的尤夫人卢蕴伯(四川航运界卢德敷之妹)带郁飞回去，交给已在重庆任行政院秘书长的陈仪。陈仪不负故友的托孤，在音讯始终不通的情况下，将郁飞抚养成人。1992年，郁飞到新加坡访问，在接受媒体采访时，郁飞诚恳地描述了自己眼中的父亲：“我的父亲是一位拥有明显优点，也有明显缺点的人，他很爱国家，对朋友也很热心，但做人处世过于冲动，以至家庭与生活都搞得很不愉快。他不是什么圣人，只是一名文人，不要美化他，也不要把他丑化。”

       情人李筱英：郁达夫于1940年和王映霞离婚后，李筱英突然出现，使他本来已一潭死水的心池，又再掀起波澜。李筱英是福建人，毕业于上海暨南中学，能说流利的英语、上海话。1941年，李筱英刚满26岁，因和丈夫意见不合而离婚。当时她是新加坡情报部的华籍职员，后来又担任新加坡电台的华语播音员。李筱英十分崇拜郁达夫的文学才华，并主动向他示爱。46岁的郁达夫在政治失意和家庭破裂之余，遇上这位花容月貌的佳人，一拍即合，两人感情迅速发展，不久李小姐搬入郁家同居。但是，郁达夫和李筱英的结合遭到当时仅13岁的郁飞反对。郁达夫碍于儿子不接受李筱英，也不便正式结婚。1941年12月，李筱英痛苦地搬出郁家。

       第三任妻子何丽有：郁达夫的第三任妻子何丽有是印尼华侨，广东籍。日本侵略军侵占东南亚后，1943年郁达夫在印尼化名赵义，在李爷公务（Pajakoem Bceh）和朋友合开赵家记酒厂。9月经朋友介绍，和华侨姑娘何有结婚。何有本名陈莲有，因其貌平庸，郁达夫跟她开玩笑，改名何丽有，即何丽之有。因她没有受过教育，不懂华文，欣然接受这个名字。她一直以为郁达夫是普通酒厂老板，直至郁达夫被日军杀害，人家才告诉她郁达夫是中国文化名人。何有和郁达夫生了二子一女。儿子取名郁大亚，郁达夫的用意是含有讽刺日本军国主义推行的"大东亚大学共荣圈"之意；次女美玉在郁达夫被日本人杀害翌日诞生。

       做官恋爱：郁达夫《闽游日记》中，在1936年3月23日有这样的记载：“晚上在中洲家吃饭，作霞信一，十时上床”这里的“作霞信一”，即指写给远在杭州“风雨茅庐”的夫人王映霞的一通私人家信。原本身在异乡给自己老婆写封家信，也没什么可冏的啊。只是这封信和1936年4月2日南京《新民报》“各地通讯”栏目的一则《做官不忘恋爱，郁达夫两头忙》对照着一看，就知道当年大才子还真是被冏了一把。

       信的最后一段提到：“这一封私信，你阅后以为可以发表，请拿去交给报社，头上加一个‘闽海双鱼’的题目就对。杭州的友人，大约要想知道我的消息的总也不少；借花献佛，可以省去我许多作信之劳更可以省下我的几张五分邮票。”

       原来，大才子的家信在当时也是可以换稿费的硬通货，郁达夫不但节省了几张五分邮票，还要挣稿费贴补家用，也算是精明到家了。只是报社为了做噱头，并未按照他的意思，没有给这封信加上一个“闽海双鱼”的文雅题目，而是做了一个让他够冏的题目来娱人娱己。这一次，在福州一边冏，一边幸福的文学青年郁达夫再一次冏到极致无怨尤，毕竟还是拿到了稿费，冏一把也不在话下了。

       名人的好处在于万众瞩目，触处皆有名利双收；但坏处也在于此，私生活被窥探曝光，名人也会窘态百出。但既做了名人，就应有做公众人物的心理素质，郁达夫的“雅量”可谓榜样。

       秘密失踪：1945年的8月29日，也就是在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后的两周，郁达夫没有迎来凯旋的欢呼，却迎来了他的噩耗。那晚8时许，郁达夫正在家中与几位朋友聊天，忽然有一个土著青年把郁达夫叫出去讲了几句话，郁达夫随即回到客厅，与朋友打个招呼就出去了，从此便再也没有回来。1985年9月27日，中国官方新华社报道：中国现代著名作家郁达夫被日本宪兵杀害之事已从日本学者铃木正夫收集的第一手资料得到证实。铃木正夫早在1968年就开始了对郁达夫南洋流亡生活的研究。在查阅了大量资料后又到新加坡、印度尼西亚的苏门答腊等地作实地调查，先后寻访了上百名了解情况的日本人士。

       生死迷局：由于郁达夫的失踪太过诡秘，关于他的生死至今仍像谜一般没有解开。较为流行的一种说法缘于1946年8月8日，邵宗汉先生从棉兰苏门答腊联军总部情报处所获取的消息。该消息证实，联军当局在日本战犯口中得知郁达夫于1945年9月17日被日本宪兵枪杀，同时被害者尚有欧洲人数名，遗骸埋在武吉丁宜附近的丹戎革岱。然而，这一说法却有个重大的疑点难以解释，即有研究者曾翻阅棉兰法庭的审讯记录，却完全寻觅不到有关郁达夫(赵廉)的蛛丝马迹。如果此说成立，那么郁达夫和同时遇害的几位欧洲人的被埋地点也应该很清楚，可是，郁达夫的遗骸在整个东南亚都找不到，所以这种说法的可靠性未能得到证实。

       另外，关于郁达夫的失踪还有几种说法：

       其一、可能死于几个开小差的日本宪兵之手。这几个宪兵平日里无恶不作，声名狼藉，而郁达夫对他们的行径很了解。当他们奉命绑架了郁达夫之后，害怕郁说出什么对自己以后不利的话，便扼死了他。之后，直接参与杀害郁达夫的两个宪兵便开了小差，从此下落不明。此说缘于日本研究郁达夫的专家铃木正夫，由于铃木正夫始终不愿公开证据来源者的姓名，其说成为孤证，因而颇受质疑。

       其二、可能死于印尼独立军之手。日军投降以后，印尼共产党领导的独立运动风起云涌，很多印尼共产党人开始捕杀日军和亲日分子。由于郁达夫曾是日军的翻译，加上印尼独立军与华侨联系较少，并不知道郁的真实身份。所以，那天晚上将郁叫出去的印尼人可能是独立分子，郁很可能被他们杀害。

       其三、可能由华侨朋友秘密掩护转移。郁达夫在印尼华侨中具有很大的影响力，他可能在武吉丁宜、巴爷公务的华侨组织帮助下秘密转移，脱离了日军所控制的范围。鉴于当时复杂的社会形势和闭塞的交通环境，郁完全有可能在途中出现意外。

       其四、可能死于国民党特务机关之手。这一说法缘于郁达夫本人对国民党一直心存忌讳，他害怕国民党某要员公报私仇，以他为日军做“通译”为借口杀害他。

       文学主张：郁达夫在文学创作上主张“文学作品，都是作家的自叙传”。因此，他常常把个人的生活经历作为小说和散文的创作的素材，在作品中毫不掩饰地勾勒出自己的思想感情、个性和人生际遇。

       郁达夫的自传体小说代表作品是《沉沦》，郁达夫在《沉沦》中大胆地描写了男女性爱、性心理，同时也发出了“祖国呀祖国！我的死都是你害我的！”“你快富起来吧！强起来吧！”“你还有许多儿女在那里受苦呢”的悲号。郁达夫在自传体小说中，除了反映下层知识分子失意、苦闷外，还有一些作品通过知识分子的视角反映处于社会底层民众的疾苦，表现了对劳苦大众的同情和关怀，如《春风沉醉的晚上》、《薄奠》等。

       郁达夫的小说创作因为对传统道德观念提出了挑战，并且首创了自传体小说这种抒情浪漫的形式，对当时一批青年作家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形成了二三十年代中国文坛一股浪漫派的壮观潮流。郁达夫还是中国新文学史上第一位在世时就已出版日记的作家。

       散文创作：

       早期：（1920年—1933年）。在这十几年的时间里，他一共写了二十六篇抒情性散文和六十——七十篇议论杂文，表现了他从日本回国时满怀希望的心情和见到满目疮痍的祖国后无限失望的感叹，既有他对革命的前途感伤悲观的思想，又有对革命慷慨激昂，疾声呐喊的激进的理论。

       首先，强烈地表现作家个性，他在散文中无所顾忌地对自己的思想、生活细节进行详细的描写，非常强效地表现了他“自叙传”的独特风格。第二，忧郁感伤的情凋。郁达夫的散文，与小说一样与众不伺，忧郁感伤的情调深深地烙印在他的创作中。第三，恣肆坦诚、热情呼号的自剖式的文字。第四，回肠荡气的诗的调子。另外，郁达夫散文中那种不拘形式纵情宜泄的抒情方式，郁达夫的散文发出的是带有强烈个性的自己的声音，篇篇洋溢着回肠荡气的诗的情调，热情坦白，毫无遮掩地表现了一个富有才情的知识分子在动乱社会里的苦闷心情，展现出一幅幅感伤、忧郁而又秀丽、隽永的情景交融的画面。

       中期：（1933年—1938年）。这个时期，是他思想的一个低潮期，由于国民党的白色恐怖，使他走上了消极避世的道路，追求一种落后的“名士”风度，留连忘返于山林江湖。

       晚期：（1938年—1945年）。1938年春，他参加了政治部第三厅的抗日宣传工作，他用笔参加战斗，写下了许多政论文章，用自己热情的声音来鼓舞人们战斗。郁达夫早期散文创作的风格于此有所体现。

       人物评价：

       达夫是一个伟大的爱国者，爱国是他毕生的精神支柱。——夏衍

       在中国文学史上，将永远铭刻着郁达夫的名字，在中国人民反法西斯战争的纪念碑上，也将永远铭刻着郁达夫烈士的名字。 ——胡愈之

       郁达夫是“五四”时期浪漫抒情小说的巨匠。可是说实在的，他那支自由脱俗且富有情韵的笔更适于写散文和诗。他的小说也是“散文的”、“诗的”，宛如一首首抑扬顿挫的独奏曲或回肠荡气的咏叹调。“五四”时代是短篇小说的世界，郁达夫以其真率和才情，足以风靡一时，成为受众多文学青年师法的名家，鲁迅之外无出于郁达夫之右者。他推进小说散文化和诗化，对于革新以故事情节作为主干的古典小说而言，是功垂竹帛的。

       从文学史来看，郁达夫挖掘内心世界一直进入到私密领域，由此出发来表现自我与世界的分裂和对立，并追究其中的纠缠，在中国新文学中可谓开启了一种新的思路，由此以往被视为无意义的或理当压制的“黑暗”领域进入文学领域，并与一些宏大或“高尚”的话题发生种种纠葛，其后在文学史上产生的种种变化，则更是超出了最初《沉沦》式的朴陋尝试。不过，倘限在中国文学领域追根溯源，郁达夫的率先实践，可说是功不可没的。——刘志荣

       达夫感情饱满细腻，观察深切，才思敏捷，古典文学、西洋文学根基都雄厚。从气质上来讲，他是个杰出的抒情诗人，散文和小说不过是诗歌的扩散。他的一生是一首风云变幻而又荡气回肠的长诗。这样的诗人，近代诗史上是屈指可数的。在新文艺作家的队伍中，鲁迅、田汉而外，抗衡者寥寥。沫若兄才高气壮，新诗是一代巨匠，但说到旧体诗词，就深情和熟练而言，应当退避达夫三舍。这话我当着沫若兄的面也讲过，他只是点头而笑，心悦诚服。——郁达夫的好友、艺术大师刘海粟

       说说郁达夫生命中最重要的女人——王映霞：

       这个世界上有的男女之爱，是天作佳缘，有的却是起初情投意合、后来你死我活的孽缘。民国最著名的才子郁达夫与第二任妻子王映霞的婚恋，就有点这般意味，他们在上海以狂恋开始，最终在新加坡以狂怒撕破脸皮，开头和结尾统统惊动世人。

       尚贤坊里一见钟情　　

　　1927年1月，寓居上海的浪漫派大师郁达夫前往法租界的尚贤坊，去拜访留日的老同学孙百刚。一路上寒风凛冽，但他并不觉得冷，因为身上穿了远在北平的老婆孙荃刚寄来的皮袍子，她可真体贴周到。

　　还未进孙家，他就“百刚！百刚——”地喊，一进门，忙着称兄道弟，孙向他介绍自己的夫人，孙夫人身边还站着一位年轻漂亮的女子，孙介绍道：“这位是王映霞王小姐，是杭州学者王二南先生的外孙女。我们从温州一起逃难到上海来的。”郁达夫朝她打量，她穿一件织锦旗袍，曲线玲珑，一双会说话的大眼睛似笑非笑盯着他，看起来不过十八九岁的样子。这样一个青春年华的妙龄少女，让一路风尘仆仆的郁达夫有些不好意思起来，他满脸红晕，紧张得手都忘记和她握了，坐下之后，额头上都在冒汗。不知是不是有意的，郁达夫对王映霞说：“我觉得从前在什么地方见过王小姐，好生眼熟。”她不接腔，孙太太打圆场说：“也许是在杭州什么地方碰到过吧。”聊下来才知道，王小姐毕业于杭州女师，是出名的校花，社交能力很强，还参加选美曾被评上“杭州小姐”，所以，这位书香门第的千金，更是有资本骄傲。聊着聊着到了吃饭的时间，郁达夫大方地邀请大家到南京路新雅饭店去吃饭，饭后又提议一齐看电影，再逛街，那一天他格外亢奋。

　　当日回到家中，郁达夫就在日记里写道：我的心被映霞搅乱了，“南风大，天气却温和，月明风暖，我真想煞了映霞，不知她是否也在想我，此事当竭力进行，求得和她做一个永久的朋友。”　　

　　爱得发昏，忘了夫人　　

　　第二天，郁达夫便前往孙家邀请王映霞单独外出游玩，他们先逛天韵楼，再到豫丰泰酒馆喝酒吃饭。席间两个人一点不冷场，谈得很投机。其实，这王小姐学生时代就爱读郁达夫的作品，对他本来就有仰慕，现在看他如此殷勤，自己心里也是开心的。

　　此后，郁达夫几乎天天往孙家跑。起初还能找些理由，后来实在无话可说，索性一进门就高声朗吟道：“出门无知友，动即到君家。”一个星期后，适逢王映霞生日，郁达夫特别到王宝和那里订了一桌上好的酒席，并提着两瓶“女儿红”，跑到孙家拉大家出去吃饭。王映霞心花怒放。生日晚宴的时候，郁达夫与映霞你夹菜来我敬酒，十分肉麻，彼此瞟来瞟去的眼神已经很不对了，孙百刚夫妇看出了苗头，觉得再这样发展下去，恐怕要闯祸。

　　孙百刚主动去找郁达夫，好言劝其克制近来的冲动。当时的郁达夫怎么听得进去呢，对孙百刚说：“让事实来证明一切吧！这一次是我生命的冒险，同时也是我生命的升华！”

　　在孙百刚的干涉下，王映霞暂时回杭州去了。差不多一个月的时间里，王和郁没联系过，其间郁也有些自责，想起来那个父母包办的老婆孙荃，他曾经在日记里写过：“心里只在想法子，如何报答我的女人，我可爱又可怜的女奴隶。”

　　可诗人的理智是敌不过激情的。过年之后，王映霞回上海了，这次她住到同学家，到之前还特地给郁达夫写信约会。已婚男人的那一点理智，顷刻间土崩瓦解。而且这一次重逢，两人的好感更汹涌。他们一起去霞飞路逛街，没走几步就相偕到江南大饭店开了一个房间，仿佛急于想单独相处，两人在那里“敞开心扉”一下午，随后又转往四马路喝酒，接着到快活林吃西餐，一直到晚上再回到旅馆。接下来，他们天天这样，虽然两人否认在旅馆中有越轨行为，但这已经不重要，他们的关系已处于白热化。　　

　　从才子佳人，到婚姻破灭　　

　　在王映霞哭哭啼啼地催促下，郁达夫彻底抛妻弃子，1928年春天两人在上海举行婚礼。

　　结婚后郁达夫体质弱，黄疸病没有断根，还有轻微的肺病迹象，王映霞与她母亲每天用鸡汁、甲鱼、老鸭帮他调理。王映霞虽然年纪轻轻，却把郁达夫的版税及稿费收入，都管理得井然有序。这一段时间，他们的确度过了很甜蜜的时光，３年之中，连得两子。

　　可渐渐地，磨擦不断，首先是郁达夫的才子习气，他总是不修边幅，头发不梳、胡髭不刮、衣服不换、皮鞋不擦，甚至十天半月不洗澡，总要王映霞侍候、催促，每次都弄到剑拔弩张的地步。再如，郁达夫经常喝得烂醉如泥，醉卧朋友家里，甚至醉卧在马路上。王映霞劝他少喝一点，郁达夫却耍小孩脾气。有一年夏天，郁达夫因为王干涉他喝酒，一怒之下离家出走，独个儿喝得酩酊大醉，躺在黄浦江边码头上，身上的钱包及手腕上的手表都被小偷摸走。这种时候，为郁达夫生了一堆孩子的王映霞，开始思考自己为了这样一个任性的中年男人耗上最好的青春，究竟值得不值得。

　　他们之间感情的破口终于被一点点撕开。有一阵郁达夫受邀请去福建教书，于是，王映霞与另外一个男人——浙江省的教育厅长许绍棣之间发生了暧昧。这个事情越传越开，郁达夫一开始不愿相信，可当他拿到王与许之间的情书时，完全失态了，当着好朋友的面大喊大叫：“万万想不到她会这样不要脸！”一边喊一边嚎啕大哭。最后郁达夫让王选择，到底跟许走，还是跟他去南洋。这个时候，许绍棣可能不想搅进去太深，自己倒退缩了。

　　可接下来的风波，将两人的婚姻推向破灭。1939年3月间，郁达夫把以往两年所写的诗词加注编成《毁家诗纪》，在《大风旬刊》30期周年纪念特大号上发表，写的东西竟然把王映霞“背夫偷情”的种种事态，赤裸裸地公布出来。王映霞立即以书信体裁写给郁达夫一封长信，在《大风旬刊》第34期发表，其中有云：“为了孩子，为了12年前的诺言，为了不愿使你声名狼藉，才勉强维持这个家的残局，把你的一切丑行都淹没下去，然而你却是一个欺善怕恶、得寸进尺的人，在忍无可忍的状况下，只好把你那颗蒙了人皮的兽心揭穿了。”

　　他们结婚12年之后终于以离婚收场。

       孤身回国

       1940年5月，已与郁达夫离婚的王映霞准备离开新加坡回国。临行前一天，王映霞独自到学校去把儿子郁飞接出来看了一场电影，告诉孩子自己明天就要回国去了，以后要学会自己照料自己，可以想象她当时的心情是极为心酸的。不幸婚姻伤害的并不仅仅是双方当事人，留在孩子心上的阴影也许一生都不会抹去。随郁达夫夫妇在新加坡读书的郁飞是郁达夫子女中同父母相处最久、也是最了解那段历史的一位。郁飞在访谈中也不讳言，作为郁达夫的儿子，眼见父亲在个人生活与婚姻上的不幸和失误，心中难免有所感触，他说:“我一直不想作文人，也许也是因为如此。”

       当王映霞启程回国时，郁达夫说他在南天酒楼为她饯别，并写了《南天酒楼饯别映霞两首》以抒心志，其中一首云:“自剔银灯照酒卮，旗亭风月惹相思；忍抛白首盟山约，来谱黄衫小玉词。南国固多红豆子，沈园差似习家池；山公大醉高阳夜，可是伤春为柳枝?”这首凄婉的离别诗今天读来依旧令人为之动容，但王映霞却在其回忆文章中否认了郁达夫的这个说法:“我离开星洲的时候，他并没有在南天酒楼为我饯别，也没有写过两首诗。我办好护照离开的那一天，他照常到报馆去上班，只是派报社同事送来两百块钱给我做路费，他知道我身上分文没有，只有我的女同学和几个关心我的朋友借给我的路费。”郁达夫究竟有没有给王映霞饯别?《南天酒楼饯别映霞两首》是不是郁达夫的“凭空之作”?我们不得而知，如今两位当事人均已过世多年，这个谜团只有留待后世去研究考证了。

       王映霞走后，郁达夫的心情是极为矛盾复杂的。一方面他一直认为王映霞确实与许绍棣有不正当关系，他给朋友的信中仍说:“王氏已与弟完全脱离关系，早已于前月返国。此后之生活行动，两不相涉；我只在盼望她能好好过，重新做人。若一误再误，那就等于我杀伯仁了。”另方面，毕竟王映霞是他一生中最爱的女人，黄浦江边的一见倾心，西子湖畔的红袖添香，经常闪现在郁达夫的脑海里，他为此感到无比的痛苦和深深的怀念，这从他后来写的七律《寄王映霞》可以看出来:“大堤杨柳记依依，此去离多会自稀。秋雨茂陵人独宿，凯风棘野雉双飞。纵无七子为哀杜，犹有三春各恋晖。愁听灯前谈笑语，阿娘真个几时归。”郁达夫希望以母子之情打动王映霞，盼望她重新回到他的身边，然而这个世界上又有多少爱可以重来呢?

       王映霞从新加坡到香港后，请朋友分别在香港《星岛日报》、重庆《中央日报》和浙江《东南日报》代登《王映霞离婚启事》:“郁达夫年来思想行动，浪漫腐化，不堪同居，业已在星洲五条件协议离婚，脱离夫妻关系。儿子三人，统归郁君教养，此后生活行动，各不相涉，除各执有协议离婚书外，特此奉告海内外诸朋友，恕不一一。王映霞启。”

       7月，王映霞由香港飞往重庆，是年冬，任妇女指导委员会保育院保育员，次年6月，任军事委员会特检处秘书，随即到外交部担任文书科科员。王映霞在重庆的工作和生活，都得益于军统局副局长戴笠的帮忙，王映霞与戴笠是如何认识的?他们之间又是一种怎样的关系呢?

       王映霞与戴笠的结识其实源于郁达夫。

       郁达夫与戴笠同为浙江老乡，戴笠1912年曾在杭州的浙江第一中学堂读书，而这所学校的前身就是郁达夫的母校杭州府中学堂，由此看来，郁、戴还是前后同学。当时的交际是极其重视同乡同学关系的，这层关系可能是郁、戴交往的一个契机。据郁达夫1936年2月14日的日记记录:“发雨农(戴笠字雨农)戴先生书，谢伊又送贵妃酒来也。”这是戴笠的名字第一次出现在郁达夫日记中。当时郁已赴福州任福建省政府参议，戴笠竟将贵妃酒追踪送到了福州，并且还是“又送”，可见郁、戴在杭州的交往就已非常密切。据史料记载，抗战爆发前，戴笠曾在杭州举办多期特别训练班，经常在杭州一带活动、停留，估计他们之间的交往就是从这个时期开始的。

       郁达夫夫妇移居杭州后，与当时的上流社会有了很多的交往，极喜结交名人的王映霞也由此成为一颗交际明星。与其相识几十年的汪静之曾经说过:“王映霞最爱郁达夫带她去认识所有的朋友，专门同人家交际。”王映霞自己也说:“(初回杭州)，这就很自然地给我招来了不少慕名和好奇的来访者，增添了麻烦和嘈杂。从此，我们这个自以为还算安静的居处，不安又不静起来。比如，今天到了一个京剧名角，捧场有我们的份；明天为某人接风或饯行，也有给我们的请帖。什么人的儿女满月，父亲双寿，乃到小姨结婚等等，非要来接去喝酒不可。累得我们竟无半日闲暇，更打破了多年我们家中的书香气氛。我这个寒士之妻，为了应酬，也不得不旗袍革履，和先生太太们来往了起来，由疏而亲，由亲而密了。所谓'座上客常满，杯中酒不空'，正是我们那一时期热闹的场面。同时因为有东道主的招待，我也就饱尝了游山玩水的滋味，游历了不少名胜。”王映霞当时是有名的“杭州三美”之一，气质风度皆佳，颇为引人注目。据当年曾去过“风雨茅庐”的日本历史学家增井经夫回忆:“(王映霞)漂亮得简直像个电影明星，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当时她在杭州的社交界是颗明星，而她在席上以主人的身份频频向我敬酒，说'增井先生，干杯!'时，就把喝干了的酒杯倒转来给我看，确是惯于社交应酬的样子。又有她那深绿色翡翠耳环和手镯，在灯光下摇曳闪烁的情景，至今还很清晰地如在眼前。想起来，那个时候大概是郁先生最幸福的时期吧，一下子就在饭馆里款待十个客人，实在是豪兴不浅。”而戴笠其人，据其朋友称“最大的毛病就是爱色，他不但到处有女人，而且连朋友的女人都不分皂白，这是他私德方面，最容易令人灰心的”。由此可见，戴笠与郁达夫结交是醉翁之意不在酒，其真正目的是借机接近王映霞。

       郁达夫后来可能对戴笠的用意有所觉察。据郁达夫在福建省政府的同事、后来曾长期担任省主席陈仪秘书的蒋授谦回忆，郁达夫“移家杭州之后，适戴笠来杭养病，常到达夫家中作不速之客，偶一留饭，赏赐服务人员特别优厚，而达夫则惮于应酬，因此动南游之兴。其写给陈仪简短的信，大意是说慕陈氏治绩，欲来闽观光，如得一席之地以赞盛治，深以为幸。”郁达夫初到福州，与蒋授谦同在公报室做事并且来往很多，跟他讲这番话很有可能。“不速之客”戴笠频频造访，肯定要引起郁达夫的反感和怀疑，而据郁达夫的朋友回忆当时郁家没有女佣，这个被戴笠“赏赐”的“服务人员”只能是王映霞，郁达夫之所以如此佯称，可能是羞于言戴笠厚赠王映霞的缘故。

       1990年代初，郁达夫的生前好友、著名诗人汪静之撰文透露了一个鲜为人知的秘密，文中说王映霞曾经在武汉为戴笠打过胎，据说此事连郁达夫都不知道。汪静之与郁达夫在1922年夏参加《女神》出版一周年纪念会上一见如故，其妻符竹因乃王映霞在杭州女子师范时的同学，两家由此来往密切相交甚笃。据汪静之回忆，1938年春夏间他与家人到武昌避难，当时达夫也全家在武昌，两家是近邻，常相往来。台儿庄大捷后，郁达夫随政府慰劳团到前线劳军，有一天王映霞对符竹因说:“我肚里有了，抗战逃难时期走动不便，我到医院里请医生打掉。医生说:'要你男人一起来，才能把他打掉。男人不同意，我们不能打。'达夫参加慰问团去了，要很多天才会回来，太大了打起来难些，不如小的时候早打。竹因姐，我要请静之陪我到医院去，装做我的男人，医生就会替我打掉。请你把男人借我一借。”符竹因听了满口应承，吩咐汪静之陪王映霞过江到汉口一家私人开的小医院里作了流产手术。过了一段时间汪静之到郁达夫家看他回来没有，王映霞的母亲说:“没有回来。”汪看见郁达夫与王映霞的长子郁飞满脸愁容，就问他为什么不高兴?孩子说昨夜妈妈没有回来，王映霞的母亲也对汪静之说王映霞昨夜被一辆小轿车接走后至今未回。第二天汪静之再去探望，却见王映霞一脸的兴奋和幸福，对汪大谈戴笠的花园洋房是如何富丽堂皇如何漂亮，流露出非常羡慕向往的神情，汪静之马上悟到昨天她夜不归宿的原因了，也联想到她为什么要在郁达夫外出时去打胎。汪静之在《王映霞的一个秘密》中说:“我当时考虑要不要告诉达夫:照道理不应该隐瞒，应把真相告诉朋友，但又怕达夫一气之下，声张出去。戴笠是国民党的特务头子，人称为杀人魔王。如果达夫声张出去，戴笠决不饶他的命。太危险了!这样考虑之后，我就决定不告诉达夫，也不告诉别人。”

后来汪静之离开武汉赴广州，不久郁达夫也到南洋去了，此事便一直埋在汪静之心底，直到汪偶然看到王映霞指责郁达夫的两篇回忆文章。出于替郁达夫辩护的目的，汪静之才撰文回顾了几十年前的这段往事，该文现保存于上海鲁迅博物馆。汪静之与郁达夫夫妇同为好友且从无罅隙，兼之郁达夫生前对戴笠的怀疑，汪的回忆应该不是空穴来风。

       再披嫁衣
       1942年4月，由国民政府外交元老王正廷做媒，王映霞在重庆再披嫁衣。新郎钟贤道是江苏常州人，毕业于北京中国大学，是王正廷的得意门生，当时任职于重庆华中航业局，拥有不错的地位与权力。王映霞与钟贤道的婚礼冠盖云集，贺客如云，震动了整个山城。郁达夫的朋友、专栏作家章克标在《文苑草木》中说:“他们的婚礼是十分体面富丽的。据说重庆的中央电影制片厂还为他们拍摄了新闻记录片。他们在上海、杭州各报上登载了大幅的结婚广告，而且介绍人还是著名外交界名人王正廷，可见这个结婚的规格之高，怎样阔绰。”著名作家施蛰存还专门为王映霞赋诗一首:“朱唇憔悴玉容曜，说到平生泪迹濡。早岁延明真快婿，于今方朔是狂夫。谤书欲玷荆和壁，归妹难为和浦珠。蹀蹀御沟歌决绝，山中无意采蘼芜。”对于这次隆重的婚礼，王映霞本人也是念念不忘，1983年她在《阔别星洲四十年》(载1983年7月14日新加坡《联合早报》)一文中回忆说:“我始终觉得，结婚仪式的隆重与否，关系到婚后的精神面貌至巨。”

       钟贤道对王映霞非常体贴，婚前他就对王映霞许诺要把她失去的年华找回来，婚后他让王映霞辞去工作专事家政。经历了太多感情波折的王映霞对婚姻、感情的认识也有了极大的转变，晚年她曾写过一篇《郁达夫与我的婚变经过》的文章，文中说:“我想要的是一个安安定定的家，而郁达夫是只能跟他做朋友不能做夫妻。所以同郁达夫最大的分别就是我同他性格不同。……对于婚姻，对于女子的嫁人，那中间的辛酸，我尝够了，我看得比大炮炮弹还来得害怕。我可以用全生命全人格来担保，我的一生，是决不发生那第二次痛苦了。”所以她后来再婚，“既不要名士，又不要达官，只希望一个老老实实，没有家室，身体健康，能以正式原配夫人之礼待她的男子”。王映霞有此要求倒也不足为过，郁达夫在不少诗作中，都拿她比作苏东坡的侍妾朝云，并且从来没有和原配夫人离婚，王有这样的不满是可以理解的。

       解放前夕，当时的达官显贵都纷纷逃往台湾，钟贤道却退了预订的机票，留在了大陆。解放后，钟贤道到上海航联保险公司工作，生活比较安定。“三反”运动中，钟贤道被怀疑贪污受到审查，经调查为冤案。1952年，王映霞突然被拘留，起因是她在重庆外交部工作时参加过国民党，幸亏只是口头参加，既无党证也没缴过党费，向组织说清楚这段历史后即被解禁。王映霞关押期间，钟贤道心急如焚，探视、送物，竭尽所能关怀备至。回家后，钟贤道在锦江饭店开了个房间让王映霞安心静养，又带她到外地旅游散心，“真像是一次蜜月旅行”。钟贤道对王映霞极为慷慨大方，对自己却非常节俭，穿的衣服是家里最旧的，给自己买的帽子也仅是几角钱的便宜货。王映霞对此深为感激，曾多次对朋友说:“他是个厚道人，正派人。我们共同生活了38年，他给了我许多温暖安慰和幸福。对家庭来说，他实在是一位好丈夫、好父亲、好祖父、好外公。”

       1980年，与王映霞相敬如宾的钟贤道在上海病逝，享年72岁。对于生命中的两个男人，王映霞晚年在自传中作了一个比较中肯的评价:“如果没有前一个他(郁达夫)，也许没有人知道我的名字，没有人会对我的生活感兴趣；如果没有后一个他(钟贤道)，我的后半生也许仍飘泊不定。历史长河的流逝，淌平了我心头的爱和恨，留下的只是深深的怀念。”

       台湾之旅

       1980年代初，王映霞在老朋友的鼓励下，秉笔书往，为报刊匡正一些关于郁达夫往事的误记，兼写一些与鲁迅、许广平、陆小曼、丁玲等文化名人交往的文字。1986年，王映霞被聘为上海市文史馆馆员，她将与郁达夫来往的书信结集成册，出版了极富史料价值的《达夫书简--致王映霞》，还撰写了《王映霞自传》《我与陆小曼》《我与鲁迅和许广平》《我与郁达夫》《我与丁玲》《岁月留痕》等回忆性文字，在大陆、港澳台等地结集出版或在台湾《传记文学》发表。

       1990年，已83岁的王映霞应台湾《传记文学》杂志社刘绍唐先生和原《中央日报》社长胡健中先生之邀，以“杰出大陆人士”的身份访问了台湾。王映霞在台前后逗留了3个月，期间会见了多位亲朋故旧并专门拜访了30年代的旧交、国民党元老陈立夫先生。陈立夫寓所位于台北士林区一座绿意盎然的山坡上，当王映霞步人客厅时，时年92岁高龄的陈立夫甩掉拐棍趋步上前，作个揖说:“王女士，想不到我们还能见面，不容易，不容易呀!”王映霞含着眼泪细细打量陈立夫，只见这位当年儒雅风流的故交已须发皆白。老友重逢，他们沉浸在逝去的岁月中，陈立夫谈到50多年前他们在杭州“楼外楼”相聚的往事。那是1933年秋天的一个黄昏，胡健中在西湖孤山南麓的“楼外楼”为来杭州休假的陈立夫洗尘，胡健中特邀郁达夫、王映霞夫妇作陪。陈、郁、胡都是对中国传统文化颇有研究的才子，面对桂子飘香的西湖，品尝着远近知名的醋鱼，大家谈诗论道，尽欢而散。陈立夫还兴致勃勃地忆起台儿庄大捷与武汉会战期间，两次与郁达夫见面长谈的往事，对郁达夫英年早逝深感痛惜。见面后的第二天，意犹未尽的陈立夫让秘书送来了赠给王映霞的条幅:“春花开得早，夏蝉枝头闹，黄叶飘飘秋来了，白雪纷纷冬又到。叹人生容易老，总不如盖一座安乐窝，上挂着渔读耕樵，闲来湖上钓，闷时把琴搞，喝一杯茶乐陶陶，我只把愁山推倒了!--映霞大姐雅属，陈立夫时年九十二。”老先生乐观的生活情趣和对老友的深深叮咛，令王映霞感慨万千唏嘘不已。

       访台归来后，一直在上海独住的王映霞不慎跌倒伤骨，从此搬到杭州与女儿一家住在一起。杭州是王映霞从小生活的地方，女儿经常用轮椅带着她去西湖走走，走在如诗如画水光潋滟的湖畔，常常会有游人回顾赞叹:“这么漂亮的老太太!”

       2000年2月，王映霞在西子湖畔乘鹤归去。

 

　　带青带绿的颜色，对于视觉，大约是特别的健全；尤其是深蓝，海天的深蓝，看了使人会莫名其妙的感到一种愉快。可是单调的色彩，只是一色的色彩，广大无边地包在你的左右四周，若一点儿变化也没有，成日成夜地与你相对，日久了当然是也要生厌的；青岛的好处就在这里，第一，就在她的可以使你换一换口味，第二，到了她的怀里，去摸索起来，却也并不单调，所以在暑热的时候，去住一两个月，恰正合适。
　　无论你南边从上海去，或北边从天津去，若由海道而去青岛，总不过二三十个钟头，可以到了。你在船舱里，只和海和天相对，先当然是觉得愉快，觉得伟大，觉得是飘然遗世而独立，羽化而登仙的样子；但一昼夜过后，未免要感到落寞，感到厌倦；正当你内心在感到这些，而嘴里还没有叫出来的时候，而白的灯台，红的屋瓦，弯曲的海岸，点点的近岛遥山，就净现上你的视界里来了，这就是青岛。所以从海道去青岛的人对她所得的最初印象，比无论哪一个港市，都要清新些，美丽些。香港没有她的复杂，广州不及她的洁净，上海比她欠清静，烟台比她更渺小，刘公岛我虽则还没有到过，但推想起来，总也不能够和青岛的整齐华美相比并的。以女人来比青岛，她像是一个大家的闺秀；以人种来说青岛，她像是一个在情热之中隐藏着身分的南欧美妇人。
　　青岛的特色之一，是在她的市区的高低不平，与夫树木的青葱。都市的美观，若一味平直，只以颜色与摩天的高阁来调和，是不能够引人入胜的；而青岛的地面，却尽是一枝枝的小山，到处可以看得见海，到处都是很适宜的住宅区。就是那一条从前叫弗利特利希大街，现在叫中山路的商业通衢，两端走走，也不过两三里路，就到海边了；街的两面，一走上去，就是小山，就是眺望很好的高地。
　　从前路过青岛，只在船楼上看看她的绿树与红楼，虽觉她很美，但还没有和她亲过吻，抱过腰；今年带了儿女，去住一个夏天，方才觉“东方第一良港”、“东方第一避暑区”的封号，果然不是徒有其表的虚称。
　　海水浴场的设备如何，暂且不去管它，第一是四周的那么些个浅滩，恐怕是在东亚，没有一处避暑区赶得上青岛。日本的海岛，当然也有好的，像明石须磨的一带，都是风光明媚的地方，可是小湾没有青岛的多，而岸线又不及青岛的曲。至于日本的北面临日本海的海岸呢，气候虽则凉冷，但风浪太大，避暑洗海水澡总有点不大适宜。
　　青岛，缺点当然也是有的；第一，夏天的空气太潮湿，雾露太多，就有点儿使人不舒服。其次则外国的东方舰队，来青岛避暑停泊的数目实在多不过，因而白俄的娼妇，中国盐水妹的来赶夏场买卖的，也混杂热闹到了使人分不出谁是良家的女子。喜欢异国颓废的情调的人，或者反而对此会感兴趣，但想去看一点书，做一点事情的人，被这些酒肉气醉人的淫暖之风一吹，总不免要感到头昏脑涨，想呕吐出来。我今年的一个夏天就整整的被这些活春宫冲坏了的；日里上海滨去看看裸体，晚上在露台听听淫辞，结果我就一个字也没有写，一册书也没有读，到了新秋微冷的时候，就匆匆坐了胶济车上北平去了。明年我就打算不再去青岛，而上一个更清静一点的海岸或山上去过夏天。
　　劳山的风景，原也不错；可是一般人所颂赞的大劳观靛缸湾一带的清溪石壁，也只平平，看过江南的清景的人，对此是不会感到特异的美感的；要讲伟大，要耐人寻味，自然是外劳沿海一带，从白云洞、华岩寺到太清宫的一路。我在青岛的时候，曾有一位小姐，向我说过石老人附近，景色的清幽，浮山午山庙周围，梨花的艳异；但因为去的时候不巧，对于这些绝景，都不曾领略，此生不知有没有再去的机会了，我到现在，还长怅念。
　　由青岛去济南的道上，最使我感到兴奋的，是过潍县之后，到青州之先，在朱刘店驿，从车窗里遥望首阳山的十几分钟。伯夷叔齐的古迹，在中国原有好几处，但山东的一角孤山，似乎比较有趣一点，因为地近田横岛，联想起来，也着实富于诗意。洁身自好之士，处到了这一种乱世，谁能保得住不至饿死？我虽不敢仰慕夷齐之清高，也决没有他们的节操与大志，但是饿死的一点，却是日像一日，尽可以与这两位孤竹国的王子比比了。所以车过首阳之后，走得老远老远，我还探头窗外，在对荒山的一个野庙默表敬意。至于青州的云门山，于陵的长白山、白云山等，只稍稍掉头望了一望，明知道不能去登，也就不觉得是什么了不得的名山胜地了；可是云门的六朝石刻，听说确是货真价实的历史上的宝物。
　　到济南城后，找着了李守章氏，第二日照例的去游千佛山、大明湖、趵突泉、金线泉、黑虎泉等名胜。自然是以家家流水、户户垂杨的黑虎泉（现在新设了游泳池了）一带，风景最为潇洒。大明湖的倒影千佛山，我倒也看见，只教在历下亭的后面东北堤旁临水之处，向南一望，千佛山的影子便了了可见，可是湖景并不觉得什么美丽。只有蒲菜、莲蓬的味道，的确还鲜，也无怪乎居民的竞相侵占，要把大明湖改变作大明村了。就在这一天的晚上，我们离开了李清照、辛弃疾的生地而赶上了平浦的通车，原因是为了映霞还没有到过北平，想在没有被人侵夺去之前，去瞻仰瞻仰这有名的旧日的皇都。
　　北平的内容，虽则空虚，但外观总还是那么的一个样子。人口增加，新居添筑，东安、西单两市场，人海人山；汽车电车的声音，也日夜的不断。可是，戏院的买卖减了，八大胡同里的房子大半空了，大店家的好货也不大备了，小馆子的顾客大增，而大饭庄的灯火却萧条起来了；到平之后，并且还听见西山都出了劫案，杀死了人。在故宫里看了几日假古董，北海、中央公园内喝了几次茶，上三贝子花园、颐和园去跑了一跑之后，应水淇之招，我们就一直的到了山海关内的北戴河边。刚在青岛看海看厌了的我们，这一回对北戴河自然不能像从前似的有上级形容词来赞美了。不过有两件事情，我总觉得北戴河要比青岛好些。第一，是汽车声音的绝无，第二，是避暑客人的高尚。不过话也要说回来，在鹿囿上面的那一家菜馆里吃饭的时候，白俄女人的做买卖的也未始不曾看见，但数目少了，反而以为万绿丛中一点红，这一块肉，倒是少她不得的。
　　北戴河的骡子，实在是一种比黄包车汽车轿子更有诗意的乘物。我们到了车站，故意想难难没有骑过骡儿的映霞，大家就不坐车而骑骡；但等到了张家大楼，她的骑骡术已经谙熟了，以后直到离开北戴河为止，她就老爱在骡背上跨着，不肯下来。
　　北戴河的气候，当然要比青岛的好；但人工的设备，地面的狭小，却比青岛差得很远。东山区域，住宅太多，卫生状况也因而不好。我以为西面联峰山下，一直到海滨的一段，将来必定要兴盛起来。但自第五桥，沿海上南天门去的一路，风景也真好不过。
　　尤其是南天门金山嘴的一角，东望秦皇岛山海关，南临渤海，北去鸽子窝也不过两三里地的路程；北戴河的海山景色，当以此地为中心，而别庄不多，那娘娘庙的建筑，也坍败得不堪，我真觉得奇怪。还有那个三皇殿哩，再过两年，怕庙址都要没处去寻了，我不懂北戴河的公益所，何以不去修理修理，使成一避暑的游息之所。
　　这一次在北戴河住得不久，所以像汤泉山、背牛顶的胜水岩等处，都没有去成。但在回来的路上，到了滦口，看看阳山碣石山等不断的青峰，与夫滦河蜿蜒的姿势，就觉得山水的秀丽，不仅是江南的特产了，在关以内和关以外，何尝没有明媚的山川？但大好的山河，现在都拱手让人拿去筑路开矿，来打我们中国了，叫我们小百姓又有什么法子去拚命呢？古人有“马后桃花马前雪，出关争得不回头”的诗句，希望衮衮诸公，不要误信诗人，把这些好地方都看作了雪地冰天，丢在脑后才好！

 

青岛杂事诗十首
万斛涛头一岛青，正因死士忆田横。而今刘豫称齐帝，唱破家山饰太平。
果树槐身次第成，崂山一带色菁菁。民风东鲁仍儇薄，到处瓜田有夜棚。
柳台石屋接澄潭，云雾深藏蔚竹庵。十里清溪千尺瀑，果然风景似江南。
堂堂国士盈朝野，不及栾家一女郎。舞到剑飞人隐处，月明满地滚青霜。
京尘回首十年余，尺五城南隔巷居。记否皖公山下别，故人张禄入关初。
邓家姐妹似神仙，一爱楼居一爱颠。握手凄然伤老大，垂髫我尚记当年。
王后卢前意最亲，当年同醉大江滨。武昌明月崂山海，各记东坡梦里人。
共君日夜话钱塘，不觉他乡异故乡。颇感唐人诗意切，并州风物似咸阳。
湛山一角夏似秋，汪酒卢茶各赠投。他日倘修流寓志，应书某为二公留。
一将功成万马喑，是谁纵敌教南侵？诸君珍重春秋笔，好记遗民井底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