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忆中的青岛老街——湖南路

       湖南路是青岛市最早建成的一批街道之一，德占时期曾叫太子街，日本占领后改为久留米町，是一条与广西路完全平行的老街。街道美丽而宁静，茂盛的法国梧桐，迷人的老式建筑，让人忘却了暑期的燥热。

　　在所有的老街里面，湖南路也许称不上华丽，建筑看上去会有些旧，斑驳的外墙，不能再平常的道路，但她的存在充满了内涵，静静掩映在树丛中而不被人注意，一旦不经意间发现了，立即会被她的质朴打动，街道两旁的老房子，装满了一个世纪的韵事，就像那泛着银光的留声机，吟唱着青岛的过去……

       湖南路东段保存了一大批青岛早期欧式建筑，仅列入山东省优秀历史建筑名录的就有7座。从湖南路1号开始，我们就可以感受到上世纪初时这里的优雅与宁静。

  

       湖南路4号是英国汇丰银行青岛分行的经理住宅。

 

 

       湖南路7号（顾随故居）：

  

        过了江苏路口有几座优秀的历史建筑。南边一座是少有的黑清水砖墙建筑，显得有些老旧，塔楼上镌着1899年的字样，明确告诉我们它已逾百年，在青岛也是罕有的老楼了。它曾是总督府教育委员会所在地。

       安治泰公寓 1899年 湖南路10号，圣言会公寓 1912年 湖南路12号

       湖南路10号-12号，也是一座具有百年历史的德国老楼，据说最早是天主教圣言会旧址，后来福柏医院（现为青岛口腔医院）的德国大夫们租用为暂居的公寓，而这些大夫也利用这里开办诊所，二战结束，这里曾是挪威驻青岛领事馆。现在看到的，是2009年10月份整修后的样子。 

 

 

       湖南路11号（黑氏饭店旧址）：约1924年建。入口两侧分别设双圆柱，挑起上部的外突墙体作门廊。二层墙面做折角塔形处理，中间设拱窗。屋面转角处各有一个尖顶饰柱，整体建筑经典、典雅。法国建筑风格，后曾成为如心医院院址，该院院长，肄业于青岛德华大学。

 　　湖南路11号（黑氏饭店的旧址）：主立面呈现出“山”字形。入口处突出，高台之上为石柱顶立的门廊，再往上是二楼三面有窗的观景房间，房间顶部为三楼阳台，三楼的山墙上和主立面的东西两端共有五座小小的尖塔，将这座洋房衬托得玲珑可爱。前有庭院与街道相隔，闹中取静。这栋具有法国建筑风格的百年历史老建筑仍然不失为一件艺术品，只是因为绿树的掩映，我们难以看到它的全貌，这样倒更显出了她的典雅和妩媚。

 

 

 

       湖南路15号，1910建筑

  

 



 

 

       湖南路17号：曾是大汉奸、青岛市市长姚作宾宅。

       找到很有意思的一段文章：

       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是谁？其实，最早的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是北大学生“姚作宾”，而姚作宾的中国共产党创始于1920年3月，建立地点在：北京（也有说法是在：重庆）。
       俄国十月革命后，1919年7月苏俄发布《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对中国人民和中国南北政府的宣言》（又称《苏俄第一次对话宣言》），宣言中宣布废除帝俄对中国的一切不平等条约，因该宣言为苏俄政府外长加拉罕宣布，故又称《加拉罕宣言》。虽然这个宣言宣称废除沙俄时期对中国的一切不平等条约，而实际上，却是一条也没有真正“废除”，甚至在后来还变本加厉，中国的唐怒无量海等地区还被他们变相抢占了。不过，苏俄当时这样的口号，却引来了许多人的好感，其中一个，就是当时的北大学生“姚作宾”（生于1891年），他还是“五四”时期中国全国学生联合会成员。
       1920年3月，姚作宾等人在重庆成立“大同党”（或自称“共产党”），有各色成员百余人，包括大学生、工人等。同年5月，姚作宾前往海参崴，希望伟大的 俄国能够援助“中国革命”，请求俄共（布)）远东局援助中国革命，得到承诺后，姚作宾回到国内，于同年6月，在北京，将“大同党”正式改名为“中国共产 党”。而这也是“中国共产党”这五个字的名称的第一次出现，也是最早的中国共产党，比陈独秀的还要早。
       1921年6月，共产国际“三大”在莫斯科召。一开始，姚作宾及其“中国共产党”，取得了共产国际的承认，获得了代表中国参加会议的资格和表决权。但是， 俄国人没有想到，应邀出席共产国际“三大”的中国的挂名为“共产党”的组织，竟然有好几个，除了姚作宾的“中国共产党”之外，还有俞秀松等人的“社会共产 党”、胡鄂公等人的“共产主义同志会”、吴玉章等人的“中国青年共产党”，而且，这几个“共党”组织为了取得苏俄的“卢布”支持，除了证明自己是“正统的共产党”，还拼命的相互攻讦，比如，“社会共产党”的俞秀松做了《中共代表俞秀松为姚作宾问题致共产国际远东书记处声明书》，共产国际也搞不明白终究谁是真正的“共产党”，于是乎，采用乱棒打死英雄汉的办法，对于中国的这些自说自话的、未经苏俄钦定就成立的“共产党”一概不予承认，还收回了姚作宾的代表证。
        其实在此前，苏俄以及共产国际早已另辟蹊径，找到了陈独秀。当时陈独秀正因“北京嫖娼而发生斗殴、抓破妓女下身”的桃色新闻而被赶出了蔡元培的“进德会”，离开了北京跑到了上海，于是，共产国际的代表就找到陈独秀，建立了被共产国际认可的“中国共产党”。陈独秀建立了被共产国际认可的“中共”，姚作宾的“中国共产党”就完蛋了，只能让路，让出“中国共产党”这五个金字招牌，后来他把自己的“中国共产党”改组为“东方共产党”，不过，也没有逃脱完蛋的下场。

       姚作宾再次出现在历史舞台上，还得要归功于日寇。
       九一八事变后，姚作宾开始靠拢日本人了，他开始对日本人有好感了，其后曾在伪冀察政务委员会任交通委员会组长。“七·七”卢沟桥事变时，姚作宾居住北平，千方百计与驻北平日军联系，卖国投敌，以求靠山。1938年，姚作宾随同大汉奸赵琪来青，深得日本人赏识，先后出任青岛伪治安维持会总务长、青岛市的社会局局长，1943年升任伪青岛特别市市长，兼任伪新民会青岛总会会长、华北劳工协会青岛办事处处长等要职。据说他在任伪市长期间，为了帮助日军的侵华战争，姚作宾竭力搜刮民财，先后向日军送慰问粮6700多吨，献金5000多万元，献飞机 120多架。

       日本投降后，姚作宾被抓获。1946年5月至11月，国民党山东高等法院第二分院先后两次审判姚作宾汉奸案，均以“通谋敌国，图谋反抗本国”罪判以死刑。但姚作宾凭着与国民党上层人物的关系，几次声诉要求复判，最高法院也两次将此案发回重审，一直没有被枪毙，就这么拖着，居然拖到了“青岛解放”。
       青岛解放后，姚作宾又被抓获羁押。经过调查取证，青岛市人民法院以“勾结帝国主义背叛祖国”罪，判处大汉奸姚作宾死刑。

       姚作宾作为汉奸被枪毙了，但是，他首创的“中国共产党”这个组织名称，却沿用至今，倘若知识产权法早点公布，他在九泉之下，还能收取“版权费”呢？

 

       湖北路上可以看到德县路2号胶澳帝国法院旧址的后门。该建筑建于1912年春至1914年4月，为青岛德占时期的最后一批公共建筑之一，设计者为汉斯·费特考尔，采用德式三段式，具有德国建筑厚重粗犷的特点。

       帝国法院大楼所在的区域正处于督署广场（Gouvnerments Platz）与伊伦娜大街（Irene Strasse）、霍恩洛厄街（Hohenlohe weg）的三面合围之中，由于在大楼建造之前，其南面和西面的区域已建成了许多公寓建筑和私人的别墅式住宅，留给法院的只剩这片东西稍宽，南北略窄的狭长地块。为了适应这一复杂的城建布局，建筑师卡尔·施特拉塞尔（Karl Strassel）和设计师汉斯·费特考（Hans Fittkau）采用了几组不同的建筑体艺术化地组合成了这座面积约为3126.53平方米的大楼。

       建筑为两层，呈E形平面，水平视觉上明显低于总督官署。砖石木结构的建筑面积为3126.53平方米，主要包括厅堂建筑体与侧翼办公楼两部分，这一数字也远不及官署的一半。建筑内部共有大小房间31处，并有地下室和阁楼。法院的主入口设于立面的南半边，为一拱形大门。主立面与北侧面转角处有一设计独特的角便门，以供特殊用途。北侧面延续有一大坡面屋顶的两层建筑，与建筑南部构成完整的E形平面。一如同期的许多建筑，使用花岗岩砌基和粗蘑菇石勒脚，折坡屋面上覆红牛舌瓦，为红瓦蒙莎屋顶，黄色拉毛墙面饰浅壁柱，建筑的东向正立面开敞，开三联长窗，立面的窗体深入墙体50公分左右，并用花岗石做走向，间或亦做横向分割，构成良好的遮阳设施。

       这栋建筑的建造试图标志着一种稳定的法律秩序的建立，但其完成时间却已近青岛德占时期的尾声。1922年中国收回青岛后改为胶澳商埠青岛地方审判厅，后改称青岛地方法院，1935年分为山东高等法院第二法院和青岛地方法院（包括各检察处）。

　　日本战败投降后。南京国民政府在1946年1月恢复了山东高等法院第二分院和青岛地方法院。1948年1月，山东高等法院第二分院改为山东高等法院青岛分院。1950年7月11日,青岛市人民法院宣布正式成立。1956年1月，改为山东省青岛市中级人民法院。后又改为市南区法院，现为青岛市南区检察院。

 

　　湖南路16号（开治酒店旧址）：步行到青岛路路口，西南边是开治酒店旧址，开治酒店主楼正面朝南，面向海岸，设宽大的内阳台。东边门前有雨篷式样和花岗岩阶梯。这座楼呈规则的前后叠错式，有高耸的山墙和宽大的内阳台，确有几分老式酒店的风采。现在只能透过郁郁葱葱的植被想象一下它当年的繁华。

 

 

 

 

        湖南路22号（德国公寓旧址或魏斯住宅）：1903年由德国人建。两翼设计为巴洛克式花墙，中间嵌有“1903”字样，中部檐下有向日葵石刻花饰，为罗马式建筑。



 

 

       湖南路26号（狗熊楼）：始建于1903年，是青岛最早的一座公寓式住宅楼，它的楼上有一个2米高的狗熊石雕，百姓们叫它狗熊楼。它的对面曾经有过两个人头雕塑，所以又被叫做洋人楼。这几个雕塑都没有保存下来。

 　　这座楼始建于1903年，是青岛最早的一座公寓式住宅楼。建筑的大门很有特色，不似当时建筑的圆顶拱门，而是正规正矩的，雕刻得也十分精美，尽管已经过了一百多年的风雨，仍然掩饰不了她的秀丽和典雅。黄色房子的旁边是德国公寓旧址。这座楼在正面两端各起一道山墙，西边的山墙，上有清晰的“1903”字样，体现了它的年代；东边山墙有“C～W”的字样。楼体是砖木结构，两翼设计为巴洛克式山花墙，屋顶中部为平檐，下面有向日葵石刻花饰。这两栋房子建造于同一个年代，但风格迥然不同。德国公寓旧址显然是华丽得多，那山墙顶上的雕花，那圆弧状的大窗户，都给人一种大气和庄重的感觉。

       这里原来是美国人办的青岛美国学校，用英语授课，人数不多。它的对面是日本第二寻常小学的南门在广西路上，北门在湖南路上。



 

       浙江路路口东南角便是青岛最早的葡萄酒发源地。1912年，一位经营杂货的德国人，以青岛当地的优质新鲜葡萄为原料，利用从德国带来的容量为600公升的橡木桶，按照德国传统的发酵工艺，酿制出了优质的葡萄酒。因为原料极佳，加之工艺地道，此酒口味纯正，醇香浓郁，销路极好。这是青岛地区第一家葡萄酒作坊。百年青岛葡萄酒的发源地，就是这座不起眼的建筑物。

 

       胶州旅馆旧址：湖南路、中山路口坐落着青岛最早的旅馆之一—胶州旅馆（中山路17号）。约1908年建，欧洲商业古典复兴式建筑。整栋楼设计精细，装饰华丽，局部处理巧妙，位于湖南路与中山路路口，在以白色、黄色、灰色为主色调的中山路上，这座红砖小楼有很强的地标性作用。这里的“胶州”可不是现在的胶州，而是取自以当时“胶澳租借”。德国与清政府签订《胶澳租借条约》，这块租借地中文名称为“胶澳”，德文为KIAUTS CHOU，音译成中文则是“胶州”。

       楼的主体部分为二层砖木结构，开半圆拱形门窗，水平方向以横向腰线划分，沿街立面分别饰有三角形山墙，山墙两端和中部饰有精致的小方塔。转角处建有六角形塔楼，成为建筑的主轴，塔楼高四层，顶部建一座盔亭，屋顶铺设红瓦。墙面用红砖砌筑，拱窗的顶部和山墙内黄色粉面，色彩搭配彰显了建筑的华贵。楼体基本保存完好，仅转角处的塔楼被拆毁重建过。

       张道邮曾在一楼开设至诚药房，他也曾是青岛名人，还办过一家《青岛快报》，有趣的是百年的老旅馆旧址上，又是一家私人办的旅馆。这座楼还有个秘密：1945年日本在青岛建碉堡时在这座楼里建了一座暗堡。

       过了中山路，早期是贝克学生公寓，后曾是民国日报社所在地，又曾是海滨医院，解放后曾成为机械工业局的办公楼。它的邻居是一座漂亮的大楼，属一家保险公司。它曾是日本人的宪兵队，是一座魔窟，成百上千的中国人被抓进这里后被施以各种不同的酷刑，重则致死，轻则致残。这里是日本帝国主义侵华的罪证。以后这里还充当过国民党宪兵十一团驻扎地，解放后曾作为市档案馆的办公楼。

       市南区湖南路39号（东莱银行大楼旧址）：1923年建。正立面为对称式三段设计手法，中间的顶部起硬山墙，两侧上端设观光台，四根圆柱支撑着屋檐。除正大门上部起拱劵外，其他窗户均为直线式设计。大量使用了规矩的花岗岩方石，显得庄重典雅，属当时的精品之作。

       这应该是湖南路上最气派的建筑。大楼为石砖木钢筋结构，坐北向南，立面呈简化三段式的山字形，西面呈凹形，曾经是青岛巨富刘子山的产业。据说，刘子山当年集资20万元创办东莱银行，使之成为青岛第一家地方商业银行、青岛最早出现的民族资本商业银行，加之已有近百年历史，不少专家称这座老建筑为民族资本涉及金融业的 “活化石”。2011年8月10日，这栋大楼以5000万元底价进行拍卖，最终被人以9000万元买下。随着东莱银行旧址拍出9000万的高价，这里一下子成了热门的“旅游景点”。而楼主再投5000万将楼修旧如旧，一改之前的颓废。

 

       湖南路72号是始建于1935年的新新公寓，它是公寓式旅馆。该楼原为四层，后经改造加盖变成了五层，它的平面成“L”形，风格属于当时的现代摩登式。日伪时期这里改为青岛历史上惟一的公开赌场，取了一个好听的名字，绿洲游艺社。1946年恢复为旅馆后，又开办有青岛第一家歌厅，紫光等歌星在这里演唱流行歌曲。在2003年我市确定的113处历史优秀建筑中，“新新公寓”即华侨饭店也是榜上有名，被列入了山东省历史优秀建筑名目，但不知在当时怎样状况下还是被拆掉了？！

       这座小楼曾是清和小儿科医院，据说是1913年时洪述祖旧宅。是著名作家洪深的父亲、袁世凯的国务秘书，他在上海操纵了被称为“民国第一案”的刺杀宋教仁案，事发后逃来青岛，托庇于德国的保护，就住在这里，后因为国人所不齿，又去崂山南九水居住，居处称为“观川台”。

       洪宅的对面是周馥的宅邸，周馥在清末曾任两江总督，是第一个在青岛购地建宅的中国人。周氏家族是中国最显赫的家族之一。他有四子，四子周学熙曾任财政总长，孙子周叔曾任全国政协副主席，曾孙子周一良、周绍良、周煦良都是著名学者。民国时期周氏集团是北方最大的企业集团，青岛华新纱厂就是集团下属企业之一。
       周宅西边，住着刘廷琛、于式枚、商衍鎏。刘廷琛，清末任学部侍郎（相当于教育部副部长)，兼京师大学堂(即今北京大学)总监(相当于校长)。清末京师大学堂先后有5位总监，其中3位，即刘廷琛、劳乃宜、杨度，辛亥革命后都寓居青岛。刘廷琛也以书法著称，并是一位藏书家。

　　曾经的湖南路53号，是刘廷琛定居青岛的寓所。那是一个仿照北京四合院式建造的房子，院子里有许多珍贵花木。设书房于楼上，名“潜楼”。这个建筑的旁边曾经也是一个有树有石阶，还有一个不算太长的藤萝架甬道的幽静院落。清末曾任济南知府的黄孝纾曾住在这里。解放战争时期，成为了青岛地下党组织的秘密通讯处。也有的老人说曾任清末两广总督的周馥也曾住在附近。但现在这里留下的，仅是门牌号和老人们的回忆。
       刘廷琛虽是汉人，官仅为侍郎，但却是封建复辟的积极分子，他奔走于徐州张勋军中，并去上海联络。各地复辟分子或亲来青岛，或书信往来，一再要求封建复辟，现仍存上百封其时联系复辟的信函。他寻求德国人支持，德国人尉礼贤提出，让废帝溥仪娶一个德国籍“皇后”，这样德国可以公开支持宣统。他们终于在1917年发动了复辟，但仅10日便告失败，刘廷琛重回他湖南路上的“潜楼”。
       他家隔壁是于式枚宅，于式枚清末先后任御史、邮传部侍郎，也是复辟分子，早在1913年，在青岛的恭亲王溥伟组织复辟，就积极参加，主动承担撰写复辟的檄文。刘廷琛宅的西边是商衍鎏宅，他在科举考试中高中探花，位居翰林院，是饱学之士。曾为帝师的状元陆润庠也在青岛，也出身翰林院，常来湖南路商宅研经吟诗。
       刘、于、商三宅，在扩建火车站时已拆除，周馥旧居也拆去建了新住宅。现在的这个地段，和所有都市火车站附近的地段一样，喧闹、嘈杂，各式的小店和旅馆成了主要的风景。

       湖南路上的故事可以写成厚厚的一本书......

 （部分文字资料整理于网络）

——2015.7.2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