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岛·德国风情街——那些记忆中的老建筑

青岛·德国风情街——那些记忆中的老建筑

    领着真正的德国小伙子来到了德国街，是不是很有意思？

——2014.4

    自从上次领着保罗来逛德国街，就一直想详细介绍一下这条特色街道。查阅资料才知道，这里根本就不是德国人建造的建筑，大部分是一战德国向日本投降后，由日本人或是被驱逐的白俄人仿照德式建筑来建造的。25座著名历史建筑中，大约只有一座是真正的德国人建造的，晕不晕？！

    青岛德国风情街位于青岛市市北区馆陶路，南起堂邑路，北至恩县路，与上海路、宁波路、广东路垂直相交，总长度1000余米。现有历史建筑25座，占现有建筑总量的71%。其中现存德式、日式风格的历史优秀建筑共14栋，约20万平方米。

    馆陶路初建于1899年，德占时期曾名为凯撒街，日占时期为叶樱町。因其具有得天独厚的交通优势，发展迅速。馆陶路好像是中山路的延伸，因为靠近胶海关、后海码头和大港火车站，德国驻胶市政当局将此规划为“洋行区”，各国的许多驻青机构最初也是先在这里涉足，成为青岛的金融经济中心，被称作是“青岛的华尔街”，对当时青岛的发展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20世纪30年代，馆陶路已经影响着整个华东地区的经济及沿海地区的出口转口贸易。据史料记载，馆陶路上的洋行最多时有50多家，多为德国、日本、美国、英国、法国、丹麦、比利时、葡萄牙等国大公司的分支机构。

    如果按照其建造的功能来看，其实德国街从胶州路拐弯的时候起就开始了。看到这座鹿的雕塑，右拐即可......

       其实，德国风情街口的第一座古老的建筑，真不是在馆陶路上，而是堂邑路11号，当时的日本三井洋行旧址。听名字就知道，这绝不是德国人的建筑，而是日本人仿建的德式建筑。建筑物太大，道路狭窄，而且算是主要交通干道，因此要想照下楼房的全貌，基本是不可能的事情。

       堂邑路11号（三井物产株式会社青岛支店旧址）：始建于1920年，占地面积约1466平方米，建筑面积约2980平方米。楼高二层，立面引人注目的部分是贯通上下两层的爱奥尼克壁柱。另外，顶部孟莎式屋顶和曲线形蜿蜒排列在屋顶上的老虎窗又吸收了德式风格的一些特质。地上2层，地下1层，有阁楼。系砖石木结构。平面呈L形，大体分西北两部分，西部为主体。正门西向，中轴线对称，左右墙角各有三根罗马式圆形贴面石柱间凹形水刷石墙面，花岗石砌基，多角折坡绛红色牛舌瓦屋面。人口处为4根贯通上下两层的罗马爱奥尼克壁柱，登7级台阶有挑廊，上为半圆式露天凉台。

    三井物产株式会社是日本的跨国公司，总店在日本东京，在世界上有伦敦、汉堡、纽约、孟买等一百多家支店。同时经营各种保险业务。在很大的意义上可以说，日本三井物产对于从上世纪10年代到40年代的青岛物流商业是处于垄断地位。长达40年的时间里，三井物产株式会社的青岛物品经营机构几乎涉及了这个城市的军事、工业、营造和日常生活所需要的所有门类的物资和商品，成为了一个庞大的商业和贸易机器。三井物产在青岛的发迹史，实质上就是一部在特定时期通过特殊权力完成的殖民商业开拓史和资本传奇史。

    抗战胜利后，因为当时青岛是中央直辖市，这里作为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鲁青分署的办公地点。建国后，这里作为青岛五金矿业公司。现为青建集团的办公楼。

       明治维新之前的日本国情与鸦片战争之后的中国十分相似，被迫打开国门，外国商品大量涌入国内，冲击着脆弱的本国市场。曾经在中国近代史上叱咤风云的怡和、旗昌、宝顺等洋行也在日本经营的风生水起，外商完全垄断了日本的对外贸易。明治维新后的日本，确立了“殖产兴业”的国策，为了与国际市场相结合，打破外商的垄断地位，以平等的地位参与国际贸易，明治政府大力扶持对外贸易商社，著名的三井物产株式会社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成立的。
       三井会社的创始人三井高俊是日本三重县的伊势松阪人，十七世纪中叶，三井高俊早家乡开办当铺和酿酒业。1673年，三井高俊的四子三井高利在江户开设名为“三井越后屋”的吴服店，就是今天三越百货的前身。之后，三井家族在日本京都、江户、大阪、长崎等大城市开设钱庄，从事兑换、放款等金融业务，即为现在三井住友银行的起源。十八世纪初，开始与外国人交易，并资助封建诸侯，成为特权商人，代征贡米，在地方封建政权的支持和保护快速致富。在明治维新政权与封建幕府争斗过程中，三井家族又旗帜鲜明的站在倒幕派一边，为天皇提供了巨额资金支持，成为了明治政府的功臣。三井家族也成为政府扶持的首批私人财团。1876年，三井物产会社和三井银行获准成立，物产会社是当时日本最大的贸易公司，而三井银行是日本第一家私人银行。作为报答，明治政府让三井银行掌管政府资金，并获得发行货币的特权。三井物产也从政府手中廉价购得一批工矿企业，涉及煤炭、纺织、制丝等行业，这些企业在日后日本军国主义的扩军备战和战争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三井广泛介入日本产业部门的生产过程，掌控了煤炭、棉纺织、制丝、糖业、造纸等部门的商品流通过程，通过产品的独家销售权，将国内产品推向国外。
       由于日本商品很难打入欧美市场，于是相对落后的近邻中国就成为了日本的主要贸易对象。日本人称对中国市场的进入是我国商社对外发展的第一基地。三井在海外的四十多家分支机构中有一半都是设在中国。初到中国的日本商社在各个方面均向欧美洋行学习，雇佣中国人充当买办，以打开销路。但买办高昂的佣金却让日本人感到无法承受。1897年，三井物产总经理益田孝在巡视了上海、芝罘、天津、营口等地的三井支店后，做出了废除买办的决定。在三井内部制定规章制度，要求员工穿汉服、学汉语、研究中国的商业管理和中国人的交易心理。这些举措使三井不但节省了开支，而且便于对生意的管理和控制。1908年，三井大老板三井八郎卫门男到德国访问时，德国政府还特意询问他废除买办制度后，三井如何进行商业交易。
      1907年，在东北地区开设三泰油房，支店和办事处遍布东北各地，经营粮食的贩运、代销业务。1917年，三井银行开设于上海、大连，从事外汇买卖和存放款业务，大力支持所属事业的资金周转。由他控制的日清、丰田、钟渊等纺织公司在中国投资于纺织工业，仅钟渊的公大纱厂系统就在上海、青岛、天津、嘉兴等地陆续设立和兼并棉纺、毛纺、绢丝等厂多处，并在营口占据土地开设农场。三井财团的物产船舶部投资于中国的航运、码头、仓库，王子造纸公司投资于造纸工业，小野田水泥公司投资于水泥工业，东洋棉花与三井物产各支店操纵了各地的贸易及其他经济事业。三井还对北洋政府提供政治贷款，扶植反动军阀，收集中国政治、经济、军事情报。一战之前，三井物产在中国分店的销售额已经占到其海外销售额的一半，三井物产独占日本进出口贸易的1/5，年销售额2.7亿日元，成为日本第一大商社，与三井银行、三井矿山共同构成了三井财团的三大支柱。日本侵华战争期间，三井更是充当了日本军国主义的经济侵略工具，英美势力渐微，日本取而代之。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三井洋行直接接管了各大租界内的英美洋行。抗战胜利后，三井在中国的机构和事业被国民党政府接收。
 

       堂邑路7号，由此再往前走，才算进入了馆陶路地界......

       馆陶路1号（横滨正金银行青岛分行旧址）：建造于1919年，占地7.17亩，基地面积4780平米，建筑面积1787平米，当时正是青岛正金银行升为支店之后不久。

       拐角处的墙上写着街区的介绍，墙上的小广告像像一块块牛皮藓一样彰显着国人的素质......

    从建筑师长野宇平冶设计意图上看，正金大楼在正立面造型上试图体现出一种当时的金融权威的意向，以配合在当时正金和其发行的银元券在青岛的绝对统治地位。但事实上，以8根方形花岗岩壁柱和凸檐金字塔型山花展现的仿古罗马神庙的手法，却使建筑显得有些虚假，反倒让人觉得是枉费了一片心机。建筑上部大厅高5.5米，厅内有方型藻井，倒是宽敞壮观。二层的正金大楼整体呈长方形，同时建有阁楼和地下室。由华胜建筑公司施工完成。

    横滨正金银行总行在日本横滨。1913年11月设立青岛办事处，地址在所泽町(堂邑路)，1914年8月日德交战期间曾一度歇业。同年11月日本第一次侵占青岛后复业。由于日本当局全面接收了德国在青岛的一切特权，1919年上半年青岛办事处改为支店。该支店取代德华银行青岛分行在青岛的地位，采取各种措施扶持日本企业，强制推行日本钞票，排挤其他货币。1919年3月，其存款余额已高达800余万日元，发行的兑换券也由青岛流通到胶济铁路沿线。1922年改为分行。
    北洋政府统治时期，由于军阀混战，政局不宁，青岛的金融势力仍操纵在横滨正金银行手中。1927年，青岛各日本银行存款总额为日金574万元、银元1157万元;放款总额为日金374万元、银元486万元。其中横滨正金银行约占半数以上，而当时青岛国内银行的存款总额尚不抵横滨正金银行一家。与此同时，该行在日本垄断资本的支持下，依靠资金力量，还操纵了青岛的存放款利率、外汇行市以及银两与钞票兑换差价。
    1929年以后，青岛各银行采取措施，废除胶平银，抵制横滨正金银行钞票，加之国内币制改革，横滨正金银行在青岛的势力才逐渐减弱。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后，该行被中国银行青岛分行接收。现为青岛银行。

       横滨正金银行是日本早期的外汇专业银行。1880年（光绪六年）成立，总行设日本横滨，以经营对外汇兑、贴现为主要业务。在当时的英文名称为Yokohama Specie Bank Ltd。起始资本300万日元,后逐步增加到1亿日元。创办时，日本政府除投资1/3外,还存放数百万日元。1882年日本银行成立，又为它提供长期低利贷款2000万日元，并以极低利率贴现它的外汇汇票，全力支持它在国外金融领域的竞争力量。
       19世纪末叶到20世纪40年代中期，执行日本帝国主义扩张和侵略政策的对外贸易银行。1893年在上海设立分行。以后又陆续在香港、天津、牛庄、北京、大连、沈阳、汉口、开原、长春、哈尔滨、青岛、济南、广州等地开设分支行，成为日本帝国主义对华进行经济侵略的重要金融机构。依仗侵略特权在中国东北发行日本纸币。积极参与对华资本输出，参加帝国主义银行团，先后承办多笔对清政府和北洋政府的贷款，以及地方政府和实业借款，从中榨取大量利润。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后势力扩展至山东境内。日本帝国主义侵华战争期间，配合日本侵略军控制沦陷区的金融，摧残中国民族工业和金融业，扶植日军控制的工矿企业和伪组织银行。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后，在华分支机构被国民党政府指定银行接收清理，横滨总行于1945年改组并改名为东京银行。
       尽管日本并非资金充裕的国家，但正金银行对中国也进行了资本输出。继1906年对直隶（今河北）总督袁世凯（1859～1916）贷款银300万两后,又经营对中国邮传部和地方政府的借款。它对汉冶萍公司的贷款笔数多，金额巨，是外国银行通过贷款控制中国工业的典型。1913年英、法、德、俄、日组成的五国银行团（见国际银行团），正金银行是日方代表，但它承受的对华借款全数是在伦敦、巴黎、柏林市场上发行债券，自己未出分文。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俄、德在华侵略势力削弱，日本在华银行势力扩展迅速。1937年日本帝国主义者发动全面侵华战争后，在占领军的庇护下，正金银行加强对日占区金融的支配；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它又接管英、美在华银行。但它并未在日占区添设分支机构，而是致力于对整个金融市场的指导与策划；在货币方面推行军用票、联银券、蒙疆券、储备券的流通；又独占日汇市场，并以大量资金资助日本在华的大企业开发资源，收购物资，以达到“以战养战”的目的。
       1945年日本战败后，横滨正金银行于1946年被盟军统帅部命令解散。

      馆陶路3号（三菱洋行青岛支店营业大楼旧址）：建于1918年，基地面积4825平米，建筑面积2236平米。建筑立面为欧洲古典样式。上下两段。下段八根爱奥尼克柱优雅有力。整个建筑有很好的韵律感。
       三菱洋行（Mitsubishi Co.），三菱商事株式会社在华支店的俗称。于1875年在上海设立，进行投资活动。初期以大连为基地，经营横滨至上海的轮船航运业务，并设立榨袖厂，收购东北地区的大豆、豆油和豆饼，到1894年时已在汉口、香港等地设立支店或代理处，经营范围扩大到航运、工矿投资、保险及进出口贸易，1916年还以石家庄为据点，向附近各县农民发放美国棉种以控制当地棉花生产，获取原棉。1917年分别在上海、大连等地设立分行，在华北的北京、天津、张家口、济南、青岛等地设立支店。和三井洋行一起垄断对华贸易，操纵轮船运输和保险业务。自1922年至1940年在东北开办和投资的企业共有23个公司，投资额为7400余万元．抗日战争胜利后由国民政府接收。现为青纺联办公楼。

       三菱洋行是日本三菱财团对中国进行经济侵略的机构，是“三菱商事株式会社”在中国的支店，后成为三菱财团系统内的企业在华代理商。三菱商社成立于1870年，创始人岩崎弥太郎在土佐藩设立九十九商会，贩售铸铁制成的“天水桶”。1872年1月，九十九商会改名三川商会，1873年的3月，又改称为三菱商社，一直使用至今。三菱商社将总部迁往东京，改名为三菱汽船会社和邮便汽船三菱会社，核心业务是航运业，逐渐取得日本海运的垄断地位。然而三菱的发展遭到了反对势力的阻挠，1882年涉泽荣一和井上馨等人在政府的支持下成立了共同运输会社，与三菱争夺海运市场。两年的价格大战使三菱公司损失惨痛，甚至到了濒临破产的边缘。政府认识到这种恶性竞争的危害后，介入了二者的争端，通过斡旋，将三菱与共同运输合并，在1885年成立了当时世界上最大的运输企业“日本邮船会社”。三菱在新公司内掌控了人事大权，依然掌握着日本邮船的经营实权。

       1885年岩崎弥太郎去世后，他的弟弟岩崎弥之助继承了三菱的经营权，将高岛煤炭和长崎造船所作为财团的核心产业，先巩固自身的优势力量，在徐图东山再起。公司收购了第一百十九国立银行，开始向金融业延伸。1887年设立了东京仓库。1893年，三菱改组为三菱合资会社。公司设立了总务、银行、营业、煤炭、矿山、地所等各个部门，扩大了长崎造船所，还设立神户、下关造船所、麒麟啤酒等企业，进一步扩大了财团的经营规模。二十世纪初，又陆续成立了三菱造船、三菱造纸、三菱商事、三菱矿业、三菱银行等子公司，后来三菱造船分化为三菱内燃机制造和三菱电机等子公司。随着日本陆续发动战争，国内的军工产品需求激增，三菱的产业获得了空前的发展，呈现一派畸形的繁荣景象。二战结束后，日本财阀全部被迫解散。三菱被拆分为100多个独立企业，经过数次合并终于在1954年恢复三菱商事的商号。发展到今天，三菱已经成为日本最大的综合商社。

       1875年，在日本政府的支持下，在上海设立驻华总店，开办往来于上海和日本的轮船海运线路。1894年在汉口、香港设立分支机构。在华的投资活动以大连为中心，辐射东北，设立榨油厂，收买东北各地大豆，并向日本输入及向其他国家输出大豆、豆油、豆饼等豆类制品。1916年，以石家庄为据点插手中国棉花生产，向附近各县的农民发放美种，以收买农民棉产为条件，藉以攫取当地原棉。此外还通过东京海上保险公司投资于大连火灾保险公司，通过长崎纺织、富士瓦斯等公司在中国设立纺织厂，通过三菱仓库公司在上海设立菱华仓库公司，三菱商事株式会社则主要从事贸易的经营。自1922年至1940年，在东北开办和投资的企业共有二十三个，投资额为七千四百余万元，经营范围涉及航运、工矿投资、金融保险、进出口等。抗战胜利后，公司在中国的机构和事业由国民党政府接收。

       馆陶路5号（汇丰银行青岛分行旧址）：汇丰银行青岛分行旧址位于馆陶路5号与吴淞路交口处。汇丰银行总行设在香港，英国资本所设。青岛分行于1912年1月开业，行址初设于欧洲人的商业中心弗里德里希路，今中山路上的一座不起眼的建筑内。1914年，德国撤离青岛，这给了在夹缝中生存的汇丰一线生机。于是，汇丰选择了在青岛新的商务中心--馆陶路建设自己新的办公地址。经过三年的修建，1917年，新址正式竣工，建筑面积3150平方米。汇丰银行青岛分行的建筑相比其他中国现存的汇丰分行的旧址略显逊色，这与青岛地处海滨，地皮紧张不无关系，更重要的还是汇丰在青岛确实是势单力薄。这是一座简约的欧式建筑，建筑立面以十字路口中心向两侧自然展开，一二层的表面的弧度十分圆润自然，面向馆陶路和吴淞路的立面各有一座山墙，风格各异，但都在正上方开老虎窗。三层为阁楼层，罩孟莎式屋顶，具有德式风格的特色。

       汇丰集团的名称源自其始创成员香港上海汇丰银行有限公司。该行于1865年在香港和上海创立，为中国及欧洲之间日益频繁的商贸活动提供资金。创办人是苏格兰人汤马士·修打兰。一个月后，上海分行相继开业，当时银行以皇后大道一号作为总部行址，至今未变。而后在天津、北京、汉口、重庆等地设立分支机构。汇丰银行在旧中国的业务主要有国际汇兑、发行纸币、存贷款业务、经办和举放对中国政府的外债、经理中国的关盐税业务等。

       汇丰银行青岛分行设立于1912年9月。当时汇丰银行总行已在香港渐成气候，也是上海外滩金融街上的旗舰。汇丰青岛分行最早入住的斐迭里街（又称弗里德里希路，今中山路）上一栋并不起眼的建筑物，像是一间受委屈的门房。在1914年随着德国在日英军队的联合进攻下溃败，汇丰青岛分行选择了馆陶路这一新的城市商务中心区的南端开始建设办公楼。三年后，一栋外表圆润的红瓦坡顶建筑建成。但是，汇丰青岛分行在搬迁到馆陶路办公楼里之后的表现，并没有让人满意，依然是个尴尬的配角，始终没有成为真正意义上的青岛地区金融的控制者。

    汇丰青岛分行开业时，主要为欧美商人经营进出口贸易的外汇进行结算。有统计说，在20世纪20年代前后，这类业务有半数以上由该行承做。其中英美烟草公司每年在山东收购烟叶的约2500万资金，均由该行供应。事实上，汇丰青岛分行的尴尬地位，可以从其外汇结算的标准上得到验证。相关的资料显示，汇丰青岛分行所做外汇，不采用青岛的行情，而遵从其上海分行的牌价，实际上成为了上海外汇交易的一部分。在十数年间，汇丰青岛分行还进行了一些工矿企业投资和铁路货运的投资。汇丰银行青岛分行在德日占领时期，业务始终未能充分开展。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该行被日军接管，停止营业。 1946年8月，这家英资银行复业。1949年6月青岛解放后被批准复业，1951年5月因业务清淡申请歇业。现为青岛市汇丰苑大酒店。

       高墙内是馆陶路13号，是齐燕会馆旧址，现为军事管理区。像我这样胆小的人生怕被当成间谍，只好照了照外墙......

       馆陶路13号（齐燕会馆）：1902年成立，该会主要人物有瑞泰协号经理胡存约（即墨人）、祥泰号经理傅炳昭（黄县人）、通聚福号经理宋雨亭（掖县人）等。齐燕会馆初称山东会馆，后来成通号经理朱子兴（天津人）等直棣邦加入，遂改为齐燕会馆。20年代，会址在馆陶路，院落宽大，有大厅、戏台、宿舍、办公室。长期以来为本市土产、杂货、粮食之交易市场，尤其是每日挂牌之胶平银与银元人申汇之比价，为全市买卖交割及钱钞交易之准绳。
       “会馆”是明朝以来同乡人士在客地设立的一种社会组织，是适应社会的变迁而出现的。齐燕会馆亦是伴随着清末青岛大量的人口流动和剧烈的城市化应运而生的。它与广东会馆、三江会馆并称为青岛早期的“三大会馆”，三大会馆不仅掌握了青岛华人的经济命脉，而且直接参与了当局的政治活动，有着重要的政治影响力。
　　齐燕会馆的前身是山东会馆。1920年山东黄县人祥泰号经理傅炳昭等人率先创建山东会馆，早期只有山东籍商号参加，后河北省天津籍的成通号经理朱杰加入。由于河北籍的商号加入，而山东、河北在战国时分属齐燕两国，因此1922年将山东会馆改名为“齐燕会馆”。
　　齐燕会馆落成时，德国总督与山东巡抚皆出席庆典，大门两侧楹联为学部侍郎刘廷琛所提：“齐鲁为礼义文物所宗、谁使海邦同被化；燕赵多慷慨悲歌之士、我来田岛问英雄。”对仗虽不甚工整，但意蕴丰富，其中所透露的地方意识与文化自信在今日看来尤为可贵。会馆成立后，逐渐发展成为青岛经济实力最强、商号数量最多的同乡会馆。
　　会馆东门在陵县路上，当年门前广场，可容万人集会。1925年孙中山逝世青岛追悼会就在这里举行。“五卅”惨案国耻纪念大会青岛集会也在此举行，有三万人参加了群众集会，占当时全市中国人的七分之一。齐燕会馆的影响力和政治地位，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其所代表地域的人数在胶澳地区的比例和影响力。日本人田原天南在《胶州湾》一书中记载了被其认为是胶澳地区最重要的实业家和商号的名单。所列举的九家商号中，清一色的是齐燕会馆的成员单位。而青岛商会自创建以后，除极少数几届会长被三江会馆掌握外，其余各届均被齐燕会馆的山东人所控制。1920年以后，历届会长、副会长均为山东人。而在政治方面，在德占时期，早期参与政事的总督参议会中国商民董事则由齐燕会馆的胡存约出任。后期的总督参议会的四位参与议政的华人“信任”则有两名固定出自齐燕会馆。
　　1938年1月日本第二次占领青岛后，齐燕会馆被日军强占，改名“兴亚俱乐部”。1945年日本投降后，此建筑由南京国民政府接收，在陵县路建起了围墙。青岛解放后，会馆旧址由海军某部使用。

 

 

 

       馆陶路37号（日本大连汽船株式会社青岛支店旧址）：始建于1927年，欧式风格，建筑面积4123平方米，整栋建筑造型刻意建成船形，大楼沿两街交口处展开立面，三段式构图，基座采用粗糙的石块砌筑，主入口设在转角处，做弧形处理。门厅贯通两层，以两颗巨大的石柱支撑，两侧为同样体量的壁柱装饰，柱头为演化的科林斯式。转角处三层阳台与门厅连接，方柱支撑，外围弧形黑色铁质栏杆。檐口下方刻有石雕花饰。屋顶假五层为后来加盖，上开拱形气窗。墙面除三层采用拱形窗外，其余各层都采用的是平窗。外墙所用面砖做工很精细。

       大连汽船株式会社系日本在华汽船公司，满铁的子公司。1915年在大连设立。创立时资金50万日元，全部由满铁投资。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海运事业呈现繁荣趋势，满铁为加强大连同山东、直隶各省的联系，在青岛、天津、上海、神户建立了支店。

       抗战胜利后，招商局青岛分局在这里正式复业营运。1948年，轮船招商局改为招商局轮船股份有限公司，总公司仍设上海，青岛设分公司。解放后，招商局青岛分公司被青岛军事管制委员会接管。建筑由港务局使用。1954年成了青岛航务电台收信台。后又曾是外轮代理公司、酒店等。 

 

       馆陶路28号（丹麦领事馆旧址）：建于1913年，由中国设计师张镜芙设计，建筑立面朴实，屋顶的变化丰富，大坡度屋顶和折式屋顶共存，坡顶上开有曲线形的老虎窗，这是德式建筑中常见的处理手法，房屋转角处做拱形窗，二层窗边有立柱装饰。

       该建筑初为德国洋行，后由丹麦宝隆洋行使用并兼做丹麦驻青领事馆。丹麦东亚公司是近代在华最著名的丹麦企业，在中国俗称宝隆洋行。其创始人为安德森，1897年东亚公司在哥本哈根成立。1922年，宝隆洋行在青岛设立分行，最初，分行设在馆陶路南端的汇丰银行楼内，1925年迁至馆陶路北面的28至30号。丹麦王国政府因在中国的侨民甚少，除上海派有正式总领事外，各地如汉口、哈尔滨、大连、青岛等地的领事都由当地宝隆洋行经理兼任，青岛丹麦领事就是由赵亨生兼任。

       一战后，宝隆洋行占据了青岛重要的进出口市场，出口产品以胶东半岛和山东内陆的农副产品为主，进口商品主要有钢铁器材、大米、面粉、木材、棉花、麻袋、橡胶、胡椒以及旧报纸等。1929年, 丹麦王子乘宝隆洋行新建的客货轮菲欧尼亚号赴远东旅行，在青岛逗留期间，曾到宝隆洋行视察。
       现在是一家青年旅馆，之前是一个派出所。

 

       这应该是馆陶路上最壮观的建筑了吧，太让人惊叹了！

        馆陶路22号（青岛取引所大楼旧址）：建于1920年，1925年竣工，日本建筑师设计，钢筋混凝土结构，建筑面积约1500平方米。由门厅、中央大厅和经纪人办公室转成田字形平面，形成4个交易大厅，天花为4个天井，上覆以采光天窗屋顶。立面结构中轴对称，主体部为三层高的科林新廊柱，山花上部分列2个小塔楼，塔楼中间偏后为一小弯顶。两翼的一、二层为矩形壁柱，第三层为双柱式壁柱，室内采用西方古典手法装饰，建筑具有文艺复兴建筑风格。

       日本官办青岛取引所成立于1920年2月，同年11月成立中日合资的商办青岛取引所株式会社。资本定为日币800万元，中日商人各半。取引所为日本当局的监督管理机构，设物产部、钱钞部、证券部。1922年，中国收回青岛主权后，改称株式会社青岛取引所，继续由日本人管理。主要经营花生米、油、棉纱、棉花、面粉、日元、银元、股票等期货和证券差价交易。1925年，在馆陶路22号建立贸易市场，1938年日本第二次侵占后，强并中国商人创设的青岛交易所。1942年，因物资缺乏而歇业。1942年太平洋战争爆发后，由于日本侵华战争消耗过巨，物资极度缺乏，流通受到限制，青岛取引所营业萧条被迫停业。1944年6月26日，青岛取引所临时股东会议议决解散，1945年5月正式停业。  

 　　说说取引所的历史：日本帝国主义趁第一次世界大战之机，于1914年11月取代德帝国主义占领了青岛。为了掠夺中国资源和倾销日货，日本统治者曾在1919年以前，在德县路设立了官办的取引所(交易所)。1920年又强制成立了中日合资的商办青岛取引所株式会社(株式会社即股份有限公司)，受官办取引所监督。青岛取引所株式会社，由日人峰村正三任理事长，华人徐青甫任副理事长，华人叶春墀、日人原田任常务理事。额定资本为日币800万元，暂收四分之一，计为200万元，中日各半。先后设证券、纱布、土产、钱钞四个交易市场。

　　在青岛取引所成立之前，青岛总商会曾代表全市民族工商业者，向日本驻青岛最高行政机构民政署，提出书面意见，表示强烈反对。内称:“取引所对地方商民有莫大之危害，因该所交易，必有投机架空情形。而一般人之心理，每每易于入彀，希图侥幸一试，结果必遭受卒至折亏倒闭之苦，幸而少数人有所获利，亦不过冒险事，绝非正常行为。”“商民等事先确有所见，皆以为取引所，断不宜实行于今日之青岛也……”然而处在日寇统治下之青岛民族工商业者，何能达到所求如愿!青岛取引所株式会社虽为中日股金各半的合资企业，但大权皆操在日本统治者手中。在青岛取引所经营的20余年中，日本统治者不惜采用造谣、欺骗等卑劣手段，兴风作浪，暗中操纵行市，趁机大发横财，我国商民受骗上当，遭受灾难。不少商家因此而关闭停业，倾家荡产。虽有极少数人一时得意，侥幸成为暴发户，但多为昙花一现，“久赌无胜家”，终归失败。

　　1921年，青岛取引所曾发生股票风潮。由于青岛取引所经营顺利，业务发展很快，日本大阪财阀认为大有可为，便派他的代理人松井伊助来青，在日寇民政署长秋山的支持下，不顾华人理事的反对，取代峰村正三当上了青岛取引所株式会社的理事长。松井上台的第一步，就是勾结日本国内的及在青岛的日本投机商人，内外呼应，扬言从日本国内来了许多资本家，携来大量资金，准备高价收买青岛取引所股票，大造青岛取引所股票一定要涨价的谣言。在日本官方的支持下，松井把持青岛取引所理事会，不顾华人理事及青岛总商会的反对，强行作出决议，硬把青岛企业信托株式会社合并到青岛取引所内，改名为青岛取引所信托株式会社。增大了资本，扩张了声势，使青岛企业信托株式会社的日方股份多于中方股份。这样就造成了中日股份比例的不平衡，削弱了中方发言权的局面。松井依靠这样有利的地位，可以为所欲为，他竟故意违反原青岛取引所规章制度，并与局内人勾结合谋，准许以青岛取引所信托株式会社(后称会社)股票，向会社抵押借款，并可在证券市场买卖会社的现、期股票。日本投机商人，既有资金，又有靠山，乃委托中、日经纪人，大肆抬价收购会社的现、期股票，我国当地和外地的商民，则莫名其妙地盲目跟随起哄，或买或卖，以致造成会社股票的行市扶摇直上，大涨暴涨，由原来的每股12.5元，涨到四五十元。这种不寻常局面持续多日，达到最高峰时，知道内幕的日本人，暗中委托中日经纪人，将会社的现期股票卖出。在他们幕后操纵下，会社股票的行市几经涨落，把人们搞得晕头转向，很多人似输红了眼的赌徒，大下赌注，孤注一掷。此时作为监督机构的官办取引所当局，认为时机已成熟，突然揭开了黑幕，宣布:“证券买卖是相对的买卖，会社不能担保，宣布无效。”意思是说会社只能承认股票的票面价值，不能负责股票的涨价部分。这一宣布，如晴天霹雳，群众大哗，证券市场一片混乱。投机商人纷纷抛售会社股票，行市立即惨跌，跌到票面价值(12.5元)以下的10元大关，这时人们才发现原来是松井一伙设置的圈套。会社在这种混乱局面下，前以会社股票抵押出的借款，也无法收回，因而亏损不堪，甚至连已经动工的馆陶路取引所株式会社大楼工程，也不得不停工，达3年之久。我国商民大吃股票风潮的苦头，商号倒闭，纠纷迭出，市场几乎陷于停顿状态。据1923年胶澳商埠督办公署咨财政部文称:“自日本设立取引所以来，市面纠纷不绝，华商亏累已过350余万元之巨，应请迅谋救济办法，徐图整理……”这时松井及其一伙，早已溜之乎也，取引所关闭了证券市场。

       说说为对抗取引所而建的青岛交易所：日本第一次占领青岛后，驻青守备军司令部批准成立取引所，攫取在华利益。为反对取引所独占青岛市场，青岛交易所成立，自此，两者展开竞争，最终取引所倚势吞并了交易所。

       1920年2月，经日本驻青岛守备军司令部批准，青岛取引所成立，定为官营，由民政署事务官兼任主事，下设书记及检查员。同年9月，青岛取引所正式营业，分物产、钱钞、证券3个部分，另组信托会社办理交割、担保及垫款事务。信托会社额定资本金800万元，分为16万股，每股50元，中日商人平均认股。各部均设取引委员会，委员中日各半，但负责人均由日本人担任。物产交易以花生米、花生油、豆油为限；银钞交易以日本正金银行所发行钱票为限；证券交易指定24种，皆为日本人在青岛各株式会社的股票。

       青岛取引所开业第一年，现货、期货交易兴旺，财势日增。受此诱惑，1921年，日本大阪财团派代表松井伊助至青岛，在日本官方支持下，取代了原取引所株式会社理事长的职务，把持了理事会。而且不顾中方理事的反对，强行把中日合办的青岛企业信托株式会社（实际资本日方占81．25％）并入取引所株式会社，更名为青岛取引所信托株式会社，从而增多了日方股份，削弱了中方理事的权利。同年，取引所株式会社理事长松井伊助在日本统治当局支持下，勾结国内及青岛的投机日本商人，内外呼应，策划制造了取引所株式会社股票行市暴涨复而惨跌的大骗局，华商之大股东及组合员等直接间接损失800-900万元。
       1928年三层取引所大楼在馆陶路建成，除作为交易市场外，还出租给外国公司、银行、商店作办公室。在大港有地80亩，办理土产堆储和仓库业务。
       “九一八”事变前，由于东北局势日趋紧张，日本人在东北的取引所均告停业，青岛取引所更为活跃，土产、货币交易有经纪人80名。经纪人领取牌号，缴纳保证金2000元，由取引所给予周息8厘，歇业时发还。

       1931年，在全国反帝爱国运动影响下，在市政当局支持下，为打破取引所独占青岛市场，由21家工商业大户发起成立了“青岛市物品证券交易所股份有限公司筹备委员会”，8月份呈奉市府批准，在馆陶路13号齐燕会馆设临时市场，“九·一八”事变的第二天即 9月 19日开业先行交易，主要经营土产、纱布期货交易，额定资本60万元，先由创办人垫付筹备费。
       1933年7月，青岛市物品证券交易所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青岛交易所）创立，次年增设证券业务。

       青岛交易所创办后，华商纷纷退出取引所，转入交易所，因此生意兴隆，收益日增。取引所由于中方经纪人全部退出，交易日见萧条，引起日本人的嫉恨。为避免日本人的骚扰，该交易市场迁至北京路。1935年币制改革后，青岛取引所交易量更少，日人扬言要放火烧掉交易所大楼，日本海军也以登陆占领青岛相威胁。青岛市政当局屈服于日本的压力，允许日商化名进入交易所作经纪人，交易所每年所得纯利分给取引所六成，部分商品交易业务让给取引所经营。
       1937年发生 “七七事变”，8月交易所停业。1938年，日本第二次侵占青岛，青岛交易所被日本殖民当局强行并入青岛取引所。 

       虽说有点儿重复，但舍不得·删掉这一张......





 

       馆陶路12号（朝鲜银行青岛支店旧址）：这间曾一度拥有发钞权的银行建成于1932年5月10日。日本建筑师三井幸次郎设计。总建筑面积2000平方米，矩形平面，地上两层，地下一层，东南两面临街，室内大厅650余平方米，高约8米，天花板顶部均用图案花饰，过厅地面彩色石面，以侧窗及顶部采光，宽敞明亮。外墙勒脚为花岗岩，立面为深赭色面砖墙面。檐部为欧洲古典线型，檐下花牙条石，淡色浮雕。通体朴素大方，临街的银行主立面呈舒缓的对称式样，以大门为中心，依次向两边展开。建筑一层开有与大门同宽的窗洞，上圆下方，边缘用花岗岩条石精致装饰。二层则并排开有小窗洞，无任何装饰，与一层形成明显对比。由大仓土木施工的整栋朝鲜银行建筑仅在顶部檐口有些琐碎的条石雕花装饰，大面积的立面外墙则被处理成细致的水平凹线。构图手法上受美国路易.沙利文的影响，整个建筑体现日本建筑风格。

       透过窗户可以看到高大的厅堂和瑰丽的吊灯......

       从三井幸次郎的遗作上看，这位日本建筑师在青岛设计了数栋建筑，如1925年竣工的日本青岛取引所、1930年4月完成设计的安徽路1号内的一栋库房和1931年冬天竣工的福山路8号陶善欣宅第。较之日本青岛取引所和福山路陶宅，朝鲜银行的设计比较另类。

    “朝鲜银行”原为日本帝国主义在1909年11月在首尔（当时还叫汉城，1910年起改称“京城”）建立的韩国银行。实质上成为日本对朝鲜半岛进行殖民统治的中央银行。1910年，日本政府正式宣布并吞朝鲜后，次年3月即颁布朝鲜银行法，同时将韩国中央银行改称为朝鲜银行。1914年日本提出了“鲜满经济一体化”的政策，该行陆续在中国上海、沈阳、大连、抚顺、长春、天津、北京、青岛、济南等地开设26处分行。1917年10月，朝鲜银行在青岛堂邑路设立支店。开业后，设有日金账户、银元账户和银两账户等三种账户。三种账户均办理存款、贷款、外汇以及经营其他同业所经营的各项业务。与日本横滨正金银行一样，朝鲜银行在我国也发行过纸币。其发行时间在1916年。主要集中在我国东北地区。朝鲜银行青岛支店设立后，在青岛地区也发行了7种俗称老头票的金圆券。当时，青岛日用品的买卖使用的都是日本金圆券，特别是日本人之间的大宗交易，使用的都是日本金圆券，日本金圆券的需求量很大，因而，朝鲜银行青岛支店在青岛发行的日本金圆券数量逐步增加。其发行的纸币分为1元、5元、10元和100元四种。同时，朝鲜银行青岛支店作为日侨的银行机构，贷款业务发展也很快，据史料记载，到1920年，该行贷款余额达800-900万元。

       迁址至馆陶路12号后，由于地理位置的优越，该银行的历史作用更加凸显。此处与胶济铁路平行，与上海路交叉，而后者除大窑沟和港口入口处的跨路铁桥外，是近处惟一可以穿过铁路线的道路。随着大量的日本金融、商业机构的建立，人口密度加大，成为青岛市区最早形成的日本人集中生活区，日本一些著名的商业公司也裹挟着大量的资本进入。大量的日本侨民和资本雄厚的商业机构，无疑让朝鲜银行如同置身于财富运输线的核心。

       自1917年至1945年间，朝鲜银行经历了多次兼并重组，这其中包括日资正隆银行和英资麦加利银行。正隆为在华日商1906年于营口创办，1920年9月在青岛设支店，店址先在招远路，1925年总行合并龙口银行后迁至堂邑路，1936年10月并入朝鲜银行。先并入正隆后又一同并入朝鲜银行的龙口银行为中日合办，1915年4月在保定路设青岛支店，1923年10月因受大连总店亏损牵连而停业，次年年终并入青岛正隆。总行设在伦敦的麦加利银行1925年10月在馆陶路设立分行，抗日战争前，青岛中资银行的发行准备金多数存在该行。战争后，该行被朝鲜银行接管。

       日本第二次侵占青岛时期，在联银币制下，朝鲜银行青岛支店又增加了可以办理国内汇兑业务，同时代理日本银行收解军款与杂税。
       抗战胜利后，该支店被国民政府的中央银行青岛分行接收。 现在为中国工商银行营业场所。
       馆陶路8号：原私立明德中学，是一座教会学校。



 

       馆陶路2号（麦加利银行青岛分行旧址）：麦加利银行成立于1853年，总行设于伦敦。麦加利银行，又名渣打银行。麦加利银行青岛分行成立于1925年，办理外汇及存放款业务。抗战前青岛中资银行的发行准备金多存于此。

      两层的正方形建筑如今依然保存完好。建筑底部建有半层高地下室，屋顶设阁楼层，因此看上去更像是一座四层建筑。建筑外观简化、朴素，风格代表并不明显，具有现代主义的特色，唯有孟莎式的屋顶具有几分德式建筑的特色。设计师当初的灵感如今已无从考究，但在那个古典复兴主义、折衷主义流行的年代，尤其是青岛这样一个德式风格占统治地位的地区，这种变革性的风格还是具有相当的特点和勇气。设计师摆脱了以往设计风格中的奢华、张扬的元素，而是更从容的进行了处理，务实的外观使人们对金融行业增添了一些信任。该建筑地理位置优越，建成后就成为了通向馆陶路这一新的城市商务区的显著标志。由这座建筑引领的馆陶路新商业区一改青岛欧洲城中繁复的装饰，似乎代表了新时代的发展方向。

       麦加利银行成立于1853年，总行设在伦敦，1925年10月设立的青岛分行，有资本金300万英镑，办公大楼设在馆陶路2号。抗战前，青岛中资银行的发行准备金多数存在该行。说起麦加利银行这个名字， 人们可能会感到比较陌生，但如果说到赫赫有名的“渣打银行”，可谓是尽人皆知。麦加利银行，又名渣打银行，该行上海分行的首任经理名为约翰·麦加利，因此，麦加利银行的名字就不胫而走了。
       麦加利银行的创始人詹姆斯·威尔逊参加过侵华战争，了解中国国情。所以，当他在组织创办麦加利银行的发起书中就明确宣告，银行成立的目的就是要在包括中国、印度、澳大利亚等国在内的远东地区从事金融活动，以适应大英帝国日益扩大的贸易需求。在麦加利银行的股东名单中，大部分是在东方的殖民地有着切身利益，如纺织业巨头、航运老板等。该行最初为商办，后改为官商合办，成为在华历史最悠久的外资银行。随着英国在华势力的扩张，麦加利银行基本覆盖了中国东部地区。一战以后，该行的发展进入了鼎盛期，业务量位居所有在华银行的第二位，仅次于汇丰银行。 

       这座建筑在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曾被日资朝鲜银行接管使用。与此同时，法国人创立的万国储蓄会山东总分会也曾短暂租用办公。1946年，麦加利银行在原址复业后，一直未恢复到战前的水平。1949年2月，正式停业。解放后，这座建筑曾作为青岛市百货站文化用品公司使用。前几年该建筑也曾被某西餐馆使用，可能是出于怀旧的情节，店主将该店的名字也取作 “麦加利”。2009年，市北区着力打造德国风情街，麦加利银行旧址也是整修一新，门墙的草坪上竖起了一尊站立在船锚上的神像。

       兜兜转转，我们又回到了起点，在这些古老建筑的旁边，即为延伸出去的堂邑路。放眼望去，引为中国骄傲的“高铁”与嶙峋而起的楼房掩映着这古老的金融街，让人转瞬回到了100年后的现代......

（部分文字来源于网络）

——2015.7.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