观海二路上的名人故居——王统照故居（观海二路49号）

观海二路上的名人故居——王统照故居（观海二路49号）

       早就了解到王统照故居的破败了，但真正到了这里还是忍不住心中的叹息。这座曾经的“文学青年聚集地”，如今已被一面锈迹斑驳的铁门从里面反锁上了，趴在门锁上方的一处孔洞努力向里面望进去，看到主建筑已经破败得相当厉害，房顶洞穿，发黑腐朽的几根屋梁都露出来了，似乎随时会坍塌的样子。而房子旁边一棵不知何时因何故躺倒的大树，几乎要将这摇摇欲坠的房屋压垮。靠近大门，还有汪汪的狗吠声传来，透过铁栅的缝隙，可以看到楼梯上四处堆放的啤酒瓶和脏抹布......

　　一个地主儿子的反叛人生
　　坦率地说，在20世纪前40年里，真正与青岛发生了一种最紧密的联系的作家，只有王统照，一个出生在离着这个新生的殖民城市100公里远的大户人家的儿子。在有记录的总数量为两位数的作家与青岛所构成的对应关系中，比较因各种原因寓居的杨振声、闻一多、梁实秋、方令孺、沈从文、老舍、洪深、汪静之、陈翔鹤和萧红与萧军，以及匆匆来去的郁达夫、冯至、巴金、卞之琳等等，唯有王统照接近一个较为完全意义上的定居者，一个植根于本土的文学拓荒者，一个可以成为坐标的精神守望者。这个从山东诸城走出的地主儿子，经过济南、北京的历练，最终在青岛完成了蜕变，也完成了一个作家的职业积累。在这个意义上说，王统照是整个20世纪前50年中唯一的，在文化传统、地域范围、居住时间和写作内容上均属于青岛的本土作家。不过，这个时候的王统照也并不如意，所以坐在家里“悠然见南山（海）”的日子就多少有些无奈。也许正因为无奈的困扰，观海二路49号这个可以称呼为家的地方，便愈加显现出了难以忘却的温情。
　　王统照出生的1897年，正是德国海军士兵武装占领胶澳的一年。在那个寒冷的冬天里，没有人会预测到诸城相州镇王家的这个男孩，会在29年后和海边的一个叫青岛的城市，发生一种被历史记忆着的联系。在完成了保守的私塾学习后，离开相州镇家乡的王统照去了济南府，进入育英中学读书。5年后，王统照去了北京，就读于中国大学的英国文学系，随后开始尝试写作，逐渐成为有影响力的作家。
　　中国大学是孙中山效仿日本早稻田大学，于1912年在北京创办的学校，宋教仁、黄兴、彭允彝等为前几任校长，孙中山自任校董。学校初名国民大学，国民政府拨款84500两白银为开办费，租得前门内西城根愿学堂为校址，1913年4月正式开学。1914年1月学校与上海吴淞中国公学合并，改称中国公学大学部，1917年 3月5日，在北京的中国公学大学部改名中国大学，迁入西单二龙坑郑王府新址，时在校学生已达千余。王统照考入中国大学英国文学系的时间是1918年，同年江西万安的曾天宇（1896―1928）考入政治经济系，次年辽宁沈阳法库人车向忱（1898—1971）考入法科。此前，四川温江县人王光祁（1891—1936）1914年进入中国公学大学部，学习的也是法律。期间主持学校的是早年留学早稻田大学的第六任校长姚憾。1921年姚憾任期届满后王正庭任校长，校务由副校长周龙光和教务长方宗鳌负责。早期涉及中国大学的头面人物，如校董、校长等，多是国民政府要员，少见纯粹学人，这也让中国大学的党派色彩，格外彰显。
　　王统照在中国大学的学习状况无资料记录，关于其活动的叙述，多指向同期受《新青年》的影响和与郑振铎、耿济之等人的结识。1919年5月，他参加了北京学生火烧赵家楼行动，发泄出对政府在青岛权益问题态度软弱的愤怒，却因为摔倒无功而返。这是王统照第一次和作为前殖民地城市的青岛，发生关联。1921年元旦，24岁的王统照与周作人、沈雁冰、郑振铎、瞿世英、蒋百里、叶绍钧、朱希祖、耿济之、郭绍虞、孙伏园、许地山等人发起创办文学研究会，发表宣言及简章，号召“为人生而艺术”。后研究会陆续增加有谢婉莹﹑黄庐隐﹑朱自清﹑王鲁彦﹑夏丏尊﹑舒庆春﹑胡愈之﹑刘半农﹑刘大白﹑朱湘﹑徐志摩﹑彭家煌等170多人。文学研究会“反对把文学作为消遣品，也反对把文学作为个人发泄牢骚的工具，主张文学为人生。”从“为人生”出发，主张“文学应该反映社会的现象，表现并且讨论一些有关人生一般的问题”，反对“以文学为纯艺术”的观点。包括王统照在内的成员创作大都以现实人生问题为题材，产生了一批所谓“问题小说”，因此被称为“人生派”或“为人生”的文学。
　　1924年，王统照还曾与徐志摩一起，陪同访华的印度诗人泰戈尔，并作为其英语翻译。从1922年中国大学毕业到1926年离开北京到青岛，王统照的身份是中国大学教师。期间出版有长篇小说《一叶》、《黄昏》，短篇小说集《春雨之夜》、《霜痕》，诗文集《童心》等。

       可以眺望胶州湾的阳台

       那时的青岛，因为风景秀丽、地势佳胜，早被德国殖民者看中。他们派专家勘察设计，投巨资建设城市的基础设施，其他国家外交官员和巨商大贾，也在德国人总体设计的城市规划中各自抢占一方，建造起带有自己国家民族鲜明特色的建筑群落，于是，一座座风格各异的别墅式房屋，依山势回环错落地照应映衬又以蔚兰辽远的大海和纵横起伏的山丘为背景，形成世界罕见的以自然风光与建筑风格多样地谐和为突出特征的建筑博物馆，至今仍为人类文明的杰作之一而名闻遐迩。

       由于青岛优越的自然条件和特异的建筑风格，再加上胶济铁路的开通和海上航线的畅达，本世纪初年即开始急剧地繁荣。本省腹地不少有头脑有眼光的商贾财东，也纷纷看好这一方水土，以各种方式投资青岛。王统照的祖父，便在这里廉价购置了两三处房产，委托远房的亲戚代为看管、经营。因为有自己的房产，王统照从童年起，便不断有机会从故乡相州到青岛观光、休假。少年时代，更是常来常往。溽暑时分，便完全移居于此。对这里的风都非常熟悉。王统照到济南读书后，需要家中支付相当数量的学费、书费及膳宿费用，李清夫人因家道变故，身体精力也大不如前，管理经营分散在几个地方的几处产业，也渐感力不从心，青岛的几处房产，也就陆续廉价出让。

       到1923年前后，李清夫人便把青岛房产的经营完全移交给已经长大的儿子，王统照则遵从母亲的方针，紧缩规模、量力而行。他接手后，青岛尚有属于王家的两处房产，一在现在大连路一带，一在现在上海路一带，各有楼房、瓦屋十数间、百十间不等。这两处产业面积不小，但地脚一般，且地势较低，距秀美的前海一带较远，王统照便委托在青的亲戚陆续转售他人，而在原市政府后身、观海山近山顶处，租下一个小院，自名为观海楼。不时与朋友们登台远眺，品茗话旧，畅谈社会人生与学术文艺。这里地势轩敞，视界高远，不但可以纵目远眺海天衔接处的浑茫无际，而且夜深人静时就能够直接听到大海的呜咽或咆哮。若是晴朗的下午，阳光便撒满了院落，西下的夕阳把海水染作一片火红。胶州湾对岸的远山是一片青紫，周围的云朵则镶上了灿烂的金边，像是一座金灿灿的穹门，又像是峨嵋极顶的佛光。观海山是青岛市区十座景色秀丽的山头中绿化得较好的一座，苍翠的松柏，一株株都不太高，但树冠却婆娑有姿，把浓浓的荫凉铺向地面。因为少有人至，野花小草，长短相依，呼吸着青岛特有的潮润宜人的空气，成为干干净净的骨立的石块的镶嵌与缀饰。凡有人家的地方，大都摹仿西式的别墅，按照山势的回环错落，建成一栋栋朝向、风格迥不相同的小巧楼房。楼房与楼房之间，大都以当地出产的卵石砌成各种花纹的小径，曲曲折折，穿行在绿树红花之间，与蓝天碧海、白石青草组合成一帧设色适到好处的油画。

       王统照太喜欢这块地方了，从1923年起，就不断地住在这里，风光物候，已经同诗人的感情溶为一体，于是他决心买下这小院，翻修建造，营建家园，这就是王统照在青岛的故居观海二路19号，后来改为49号。王统照的学生、友人，无不对这座小院怀有深深的感情与清晰的印象。
　　大致是在1926年，母亲病逝之后，王统照决定把家搬到青岛居住。他托人买了观海山西坡一亩多地，盖了十几间平房，为久居之计。选择这个住址，主要是为了风景优美。走出房门，就可以远看整个胶州湾和大半个市区，碧海蓝天，红瓦绿树。每天夜晚，市声静了下来，就可以听到夜潮的声音。雾天，还可听到德国人安装的一种便于船舶在雾天出入港口的自动报警喇叭的呜咽。因为面西，每天下午，太阳光正射在院落里，夕阳西下，照得海水一片通红。为了方便观海，王统照还在书房外特意修了一座小平台，叫望海台，常常同朋友登台品茗、看海。访问者名单中除了有闻一多、老舍、朱自清、洪深、王亚平等前台文化人以外，更多的是接踵而至的文学青年。这些虔诚的朝拜者经常在这里坐拥王统照，像围绕在鲁迅身边的上海激进青年一样。有时，王统照也把书房题名为望海楼，这样，就彻底打通了屋里屋外的限制。王的这间书房里有一张床，一张写字台，此外就是书，“不但书架上摆满了书，而且地板上也堆放了不少的书，他从欧洲回国后又带来了几大木箱的外文书，屋里摆不下了，就临时摆在门外的走廊上，还有的一直没有开箱，直到抗战时被一扫而光。”
　　29岁的王统照迁居青岛后，先后在铁路中学和市立中学任教，同时主编了青岛历史上第一本文艺杂志《青潮》，但这些经历都不长，因为，这期间王统照还东游了日本。1929年9月5日，王发表了在青岛完成的早期作品《刀柄》、《火城》。此后，王又创作了《海浴之后》、《沉船》等，这些小说，基本上都是作者依据在青岛耳闻目睹的故事写成。在青岛前期创作的小说，王统照收集在了1928年由上海复旦书店出版的《号声》中，而散文和杂文，则收在了生活书店的《青纱帐》和《片云记》中。
　　作为新文学在青岛的旗帜，王统照对文学新人的感召力不言而喻。

　　自然，王统照也不敢耽误自己的写作，拉拉杂杂笔耕不断，以验证一个写作者对文学和人生的信念。对作为作家的王统照，文学史研究者更为关注的是其在青岛创作的长篇小说《山雨》。主流研究认为，这部以青岛为故事背景的小说，描写了破产的农民背乡离井进入城市以后的生活状况，写出了“北方农村崩溃的几种原因与现象，以及农民的自觉”。显然，无论就农民与城市的突发性遭遇还是一个新生城市对一代背乡离井者命运的影响，《山雨》都是具有开拓意义的叙述尝试，是里程碑式的奠基之作。1933年《山雨》出版后，社会反响强烈，因《山雨》与茅盾的《子夜》同一年出版，因而，是年被文学评论界称为“子夜山雨年”。和王统照始终相互支持的茅盾则著文指出，小说《山雨》是“目前这文坛上应当引人注意的著作。”

　　荷兰风车后面的诡秘
　　1935年，王统照赴欧洲游历了一年。当年小楼书房墙上挂有一幅日本古画，绘着深山古寺和僧人，还有一幅邓石如写的字迹飘逸的行书屏条。书桌上悬着一个小镜框，里面镶着从荷兰带回来的一幅绣花手帕，绣着风车。书桌上有大砚、大笔筒、铜笔架，后来还摆上了一个铜制的罗马武士雕像，也是他从意大利带回来的。
　　1936年春夏之交，王统照回到青岛后久，即南下去了上海，1936年7月出任了《文学月刊》的主编。1937年，迫于青岛形势的紧张，王统照举家迁往上海，这一去，就是８年。直到抗战结束后，王统照一家才又重归故里。此时，观海路老宅已是家徒四壁，家具、藏书、资料都被劫掠一空，剩下了的只是一个空宅子。回到青岛的第二年，王统照成为山东大学中文系的教授。去山东大学任教，本来应该是王统照一直期待的结果，不料却因为日益恶化的政治环境而变得越来越失去了价值。1947年闻一多被刺悲剧发生，这成为王愤然辞职的重要理由。结果，中文系教授的板凳没坐多长时间，他就拍拍屁股，走了。伴随着这些黯淡的事件，统照出版了《银龙集》。此后不久，王统照在一个他相信是光明时代来临的时候前往济南任职，最终离开了青岛，一个在他的一生中极为重要的城市。
　　王统照曾就读的中国大学，1930年改称中国学院。1933年，中国学院毕业生张智忠、孙乐文先后来到青岛后，筹划开办一家经销新文学的书店，期间得到崇德中学教师乔天华、青岛民报副刊编辑于黑丁的赞同。同年9月，由中国学院同学宁推之出资500元，孙乐文、张智忠出资100元，在刚建成的东方市场租赁北门一处二层楼，开办起了荒岛书店。宁推之任书店经理，孙乐文、张智忠实际操持，店员有丁振清、于志杰、张福泰等。书店正门在广西路，门牌为广西路新5号，门头牌匾由乔天华题写。荒岛书店除经营新文学书刊外，还销售列宁、高尔基、绥拉菲默维奇等苏联政治文学和鲁迅等左翼作家作品，受到青岛文化界的普遍关注。任教国立山东大学的老舍、洪深、赵少侯，执教中小学的王统照、汪静之、孟超、王亚平，晨报副刊编辑萧军，市立中学学生黄宗江、李前管（后改名李普，曾任新华社副社长）等，都曾光顾。臧克家的诗集《烙印》、中国诗歌会成员沈旭的诗集《黎明前奏曲》和《避暑录话》单行本等，都曾由荒岛书店代售。期间鲁迅和萧军、萧红的通信，也由书店代转。荒岛书店的政治倾向，很快引起政府警惕。青岛市社会局局长储镇曾对宁推之的弟弟宁修本说，荒岛书店是反政府宣传的大本营。遂在1933年、1934年两次遭到社会局查封，多次被检查。1935年夏，当局到书店搜捕孙乐文、张智忠，二人因及时获知消息躲避，未被捕获。其后书店公开摆放的多是普通书刊，当局查禁的书刊除少量藏在店内，主要存在黄县路宁推之家中。

　　每况愈下的中国学院1949年3月在北京停办，从中国大学到中国学院，这间早年具有黄埔军校一般号召力的政治大学前后历36年，终于在一个改天换地的时刻，结束了历史使命。
　　1957年11月29日，王统照去逝，终年60岁。闻听王统照逝世的信息，陈毅遂作《剑三今何在》，沉痛悼念旧时文友离世。诗云：“剑三今何在？墓木将拱草深盖。四十年来风云急，书生本色能自爱……”

       甘做文学青年攀登阶梯

　　作为五四前后名噪京华的唯一一位山东籍现代作家，如今回到故乡的名城定居，自然引起岛城文化教育界人士的关注，来访问的，来邀请的，来恳谈的，来请教的，自然络绎不绝。他以身体欠佳为由，谢绝了各方面的邀请，只答应到铁路中学、市立中学等校任教。一则是朋友的盛情难却，二则是总得有点谋生的事情以免坐吃山空。任教不久，即以认真而谦虚的治学态度，赢得了广大学生的爱戴，甚至有人慕名远道而来，以成为王统照的学生为荣。其中最为人称道的便是后来在文学道路上有了长足发展的于黑丁和臧克家。

       王统照定居青岛后，如同一块“磁石”，吸附了众多“文人墨客”，他的居所长时间成为文学青年和作家们的活动中心，闻一多、老舍、朱自清、吴伯箫、洪深等人都是这里的常客。吴伯箫曾在一篇回忆文章里提到：“在观海二路的书斋里，同你（王统照）送走过多少度无限好的夕阳，迎接过多少回山上山下的万家灯火。”

　　从此，苍翠的观海山成为青岛及至山东许许多多文学青年心目中的“圣地”。从此，观海二路49号成为与后来组建的青岛大学互补的文化殿堂。从此，青岛不仅以风光秀丽交通便捷著称，而且成为几乎可与济南比肩的又一座北国文化名城。

       王统照曾在49号院里大力扶植过臧克家、于黑丁、杜宇、吴伯箫、王亚平等文学爱好者。当年，臧克家考入国立青岛大学补习班，后转入中文系成为闻一多的弟子。那时，他常去王统照家造访，一进大门便喊“剑叔”（注：王统照字剑三），倘若王统照恰在客房，便扶着扶手飞快地下来，如鸟之临空，与来客在石阶中间“会师”，然后一边说笑一边走回客房。

       1933年，臧克家的新诗经过闻一多、王统照的悉心指点，已经自成风格，并且在不少重要报刊发表，有了一定影响。作为初露头角的文学青年，他很想出一本自己的诗集，但当时没有书店肯为这名不见经传的大学生出书。后来，王统照、闻一多等人共同出资，又帮忙审定诗稿，终于帮助臧克家出版了他的第一本诗集《烙印》。瞬间，臧克家成为“1933年的文学新人”。

       王统照的书房“规矩”：几间书房，家人特别是孩子，一般是不许入内的。每天晨起，王统照便提起他外出时必带的手杖，手臂上悬一件外衣，沿着环山的马路散步，不是风雨交加的恶劣天气从不中断。早饭后便告诉夫人，今天可能有什么客人来，请他们在客厅少等；什么人若来，则说我已经外出，什么时候回来不一定；若是某某人来了，即刻到书房来通知……于是夫人就把他反锁起来，至少半天，甚至一天。显然，王统照的书房是“有所应有所不应”。

       1947年，任山东大学中文系教授的王统照，因为支持学生进行反蒋争取民主的运动，令当局不满，处境艰难。之后没多久，王统照便被校方开除了。

       青岛新文学的拓荒者

       王统照，不仅是中国新文学的奠基人，更是青岛新文学的拓荒者。1927年4月，他举家迁到青岛观海二路49号。王统照在此居住生活了近30年。他在这里写成了气势磅礴的巨著《山雨》、著名散文《青岛素描》和诗集《这时代》；接待了俞平伯、闻一多、老舍、朱自清等知名的专家学者，以及臧克家、王亚平等许多上门请教的文学新秀。在这里，他开辟了青岛新文化运动的处女地。

       王统照定居青岛时，正是他情绪的低谷，因为多年相依为命的母亲遽然辞世，风起云涌的京华文学生涯瞬间消退，又处于风云变幻、血雨腥风的政治局势笼罩之中，于是敏感而脆弱的诗人，心底笼罩上了排解不开的浓重阴云。但这时候，也恰恰是他文学活动另一阶段的起始。据了解，在青岛，王统照创作了以青岛和山东腹地为内容的短篇小说《沉船》、长篇小说《山雨》以及散文《海浴之后》、《海滨微语》、《青岛素描》等知名文学作品；创办了青岛第一个新文学期刊《青潮》，此后还参与主编了《青痕》、《潮音》等文学刊物，非常具有青岛特色；还与老舍等友人合办过影响广远的文学副刊《避暑录话》。
       王统照在定居青岛之前的近10年中，文学创作成果颇丰，他在1918年的《妇女》杂志上发表了第一篇白话小说《纪念》之后，连续出版了长篇小说《一叶》、《黄昏》，短篇小说集《春雨之夜》、《霜痕》，诗集《童心》等。定居青岛之后，王统照为了全家的生计，曾先后在青岛铁路学校、市立中学（今青岛一中）等学校教书。
       1929年9月1日，王统照带领姜宏、杜宇、李同瑜、冰芦、王卓、王玫等文学青年创办了青岛文学史上的第一个刊物—《青潮》文学月刊，王统照任主编。《青潮》的出版，开拓了青岛新文学的园地。在王统照任教的市立中学、铁路中学里，许多爱好文学的青年先后组织了绿萍社、晨鸥社、涛社等文学社团。受聘的有闻一多、梁实秋、老舍等，他们的到来，使青岛的新文学进一步活跃起来。1935年夏，王统照、老舍、洪深等，在《民报》上开辟了一个文艺副刊《避暑录话》。使青岛新文学的发展进入了一个新阶段。
       1936年，王统照在上海先后加入了文艺界救国会、中国文艺家协会，并与鲁迅、茅盾、郭沫若、巴金等签署了《文艺界同仁为团结御侮与言论自由宣言》。1945年春，王统照回到青岛，青岛《民言报》创办副刊《潮音》，他被聘为主编。
       1946年2月，山东大学在青岛复校，王统照被聘为中文系教授后，将精力全部投人到了教学和扶持学生办的校内刊物上。1950年9月，他离开了长期居留的青岛来到济南，就任山东省文教厅副厅长，后改任省文化局局长，并担任了省文联主席。
       王统照定居青岛30载，他眷恋着青岛，笔下时时写着青岛。王统照的散文《青岛素描》（收入《青纱帐》）是对青岛全面的描绘。在《轿夫的话—崂山道中》，王统照这样写着：
       先生！……你看这荒山薄岭，瓢大的地，碗大的田。
       在山凹和山沟里才有人烟。
       这就是扛桥，砍柴，靠山吃山，
       那里来你们吃絮了白米、面？
       先生！……这地瓜干儿味道真不恶，
       包管你一口都不能嚼！
       去年咯，一秋大雨中翻了沙窝，
       连这点东西充饥也捞不着……
       他深刻地鞭挞了罪恶的旧社会，思想感情与劳动人民的痛苦相连。他不仅看到了崂山山水如绘，也认识到了“富人不懂的穷人慌！”
       王统照在青岛的创作与他的生活是紧密相联的。前期主要是抗战以前的作品，反映了劳苦大众的悲惨生活，宣泄着他对现实的强烈不满。后期，主要是抗战胜利后，他作品的内容更多的是为反抗黑暗统治和向往光明未来而呼号。1947年，当山东大学学生举行反内战、反饥饿运动时，王统照不畏强暴，挺身而出，誓做学生的后盾，其言行已完完全全成为中国文坛上的一名无畏的民主斗士。

       王统照小说创作的中，从一开始就是对“爱”与“美”的玄想与执着追求。这与他的新诗呈现出某种程度的同一。《雪后》、《沉思》、《微笑》、《一栏之隔》等小说几乎都无意于人物性格的刻画，贯穿在这些作品中的基调更确切他说是展示“爱”与美“的幻灭。在前期的小说创作中，王统照显露了善于体验和表现他自己及笔下人物情绪心志的艺术才能，并以耽于内省式的”沉思“给他的人物敷上了一种特别的色彩，但又夹杂着幻想的虚浮与笔致的滞重。写1922年的《湖畔儿语》透露了王统照小说创作向某种新方向过渡的迹象。对于独行者寻梦的抒写让位于对下层劳动者的殷殷关切和深深同情，当年妙曼的童声为而今苦涩的”儿语“所掩，对于纯真童心的讴歌由此真正具备了切实的内涵。纵观王统照从20年代前到40年代的创作历程，可以看出对于象征的艺术手法，他始终未曾释怀。以《沉思》为代表的早期小说或以女人体模特儿象征艺术之美，或以女囚的”微笑“象征人间的爱，或以小孩建造的雪楼象征人类的美好理想，在艺术手法和立意上异曲同工。在”五四“时期的小说界，可称独树一帜。如《沉船》、《沉思》等作品，既不同于写实派的纯重客观，亦不同于浪漫派的纯为刺激，颇能给读者一些迷茫的暗示。
       1957年11月29日，王统照这位现代文学史上留下彪炳业绩，曾为多灾多难的中华民族的解放呐喊呼啸的文坛巨子，离开了为之奋斗一生的文学事业，长眠于济南金牛山的茂密松林之中了。享年60岁。在他的书斋里，一本未完的书稿《胶州湾》静静地放在书桌上。胶州湾——青岛，这是他魂牵梦绕几尽一生的地方，又留下了他无尽的思绪。

       王统照故居介绍：

       49号门口，竖立着两堵用粗糙的白石砌成的墙柱，朴素稚拙，凝重沉静。进得门来，是一道又高又陡的石头阶梯，两边有红漆漆就的木制扶手。沿石阶走上去，右边是三间敞亮的客房。

       从石阶梯再往上走，便是纵横的三组房屋，大约有20间左右。如鱼脊般横贯小院的，是一系列居室，包括王统照夫妇的卧室，孩子们的卧室，仆人的卧室，最西边是有水管的厨房、仓库、厕所等。

       从王统照夫妇的卧室伸出一列，形成曲尺形的格局，颇似鲁迅在八道湾时自己营造的“老虎尾巴”，但却比“老虎尾巴”阔绰宽大多了，便是他的书房。这一组也不少于4间。有的悬挂着朋友们书赠的书画。其中有绘着深山古寺和僧人的日本古画，有邓石如写的行书屏条，字迹飘逸，出神入化，堪称珍品。几个大书厨里，堆满了各种洋装的、线装的书籍。矮一点的厨子里，则是他的日记、手稿、图片、拓片等文人的“细软”。书房里有一架风琴，摆一张红木的书桌，与一张藤椅一盏台灯相伴，背后是一张硕大的楸木的长桌，上面铺有栽绒的桌毯，仍是相州故家的风格。写文章、译诗稿，自然在书桌前，给人家书写什么条幅、中堂，题写什么匾额、联对，自然在大长桌子上更便于挥洒。书桌边墙上悬挂着一方镜框，是从荷兰带回的绣花手帕，图案是荷兰著名的风车。书桌上有大砚台、大笔筒、铜笔架，后来还摆上一个铜制的古代罗马武士雕像，是从意大利带回的。一具小钟，嵌在一幅风景画里，则是日内瓦的产品。另外的房间里，便多是从相州故居带来的线装古籍，与历年搜集到的《聊斋》、《易经》等的各种版本。因为连他自己也少有光顾，一匣匣兰色布面包裹住的黄纸书本，便益发显得落寞冷寂。若不是在天气晴好的日子里须时时通风，按照青岛的天气，这里会生发出极浓重的霉潮气息。这几间书房，家人特别孩子，一般是不许入内的。他在里边做什么，家中的人一概不知，只知道坐这么半天一天、半月一月，一篇篇文章，一叠叠文稿，便从邮局寄出去了，或者被候在客厅里的人们取走了。

       到晚饭时，两盅白酒或一瓶啤酒（他惯常饮用的多是景芝白干，家中常备的还有白玫瑰，白兰地，葡萄酒等，到上海后，则换成了花雕）下肚，前额与镜片一起发出亮闪闪的光彩，话也就多起来。有时便招呼家人到书房听他讲文学，谈体会。光自芳声称还要到厨房去做事，笑着走开了。长子济诚关心的是代数几何，一到这关口便显得应对不敏起来。他于是挥挥手，搔搔头，一个人沉浸到他钟爱的文学世界之中，或吟哦，或疾书，或构想，或沉思，或悲哀，或喜悦，或愤怒，或忧愁……

       与这纵横穿插的主体房屋相游离的，便是散建于岩旁墙下的较小的房屋，因为多不向阳，较少有人居住，大率派作堆放旧物仓库。

       房舍、石径之间，栽种了多种多样的花木。其中一区，是专门栽种各色菊花的。金风送爽时节，黄白相间，显出一派静雅的情趣。他有时就在花丛之前约请友好，把菊饮酒，品尝独具风味的菊花火锅。

       王立诚曾这样描述他们故居的庭院，既是实写，又充溢着亲情和诗情：“我的父亲很喜欢花木，虽然并不着意搜求，但是信手培植，也十分繁荣。院中有松、柏、海棠、桃、李、杏、梨、石榴、无花果等树。每逢春季，梨花像团白雪，因为位置高耸，街上行人都可以看见。记得有一年，朋友送给他一株小小的樱花树，就随便栽在院子里了，不知生长的很快，霞蔚云蒸，压倒群芳，衬上火红的石榴，淡淡的月季，为小院增色不少。我的母亲还亲手栽了几丛晚香玉，每逢夏日的夜晚，院子里便飘着一股幽幽的甜香。1936年我母亲还栽种了两棵榆树，婷婷立在院落中心。石阶上一架虬根盘错的紫藤萝，倒垂着淡紫色的花串，拂着来客的肩膀。” （《橘柚怀贞历岁时》）

       1953年，山东省原副省长李澄之到这里造访，以这所故居为背景，给老友王统照摄影留念。王统照特地加印一幅，放大题诗，寄给远在北京的儿子立诚：
　　卅载定居地，秋晖共依栏。双榆仍健在，大海自安澜。
　　风雨昔年梦，童孙今日欢。夕阳绚金彩，天宇动奇观。
　　几句情景交融的旧诗，正可作为诗人对故居一往情深的佐证。

       爱情列车向何方

　　王统照有一部短篇小说——《春雨之夜》,写的是“我”在回乡途中与一对少年姐妹的偶遇。作品中有这样一段场景描写：那夜是三月末的一夜,在一辆火车里,惨惨乱摇的灯光,映着这一连十数辆的客车,在无尽的荒郊中慢慢的行去。那时不过晚上十点多钟,虽是春夜,却因在日落以前下了一场雨,料峭的东风,吹得车中的人都打几个寒噤。车中的旅客也不多了,我那时靠在窗下,闭着眼睛,只恨这天火车的轮机,怎转得这样慢!雨中的汽笛声,也非常沉闷,像哑了喉咙的老人拼命的呼喊一样。而越听得出车窗外雨声的清响……
　　鲜为人知的是,《春雨之夜》的背后,隐藏着一个惊天秘密。
　　据王统照三子、中国农业大学教授王立诚考证:“先父王统照写作《春雨之夜》的动机却是回忆他生平第一次恋爱。这不是揣测之词,而是根据他在1921年的遗稿《民国十年日记》的亲笔记载。”
       一部私密日记,一段重大隐情
　　说来话长。1921年2月12日至6月18日时在中国大学上学的王统照,写下3大本日记,计7万多字。后来,这3本日记和一方留有泪迹的绣花手帕,一直尘封在他随身携带、秘不示人的小皮箱里。
　　秘密终于在王统照1957年病逝后被发现。其子王立诚说:“我在整理他的遗物时,发现了这本秘藏终生、从不示人的日记,纸色发黄,抚之已脆。”
　　此后,这些日记又几经周折。先是被王统照青岛故居作为纪念品收藏。不幸的是,在“文革”中散失。1978年,青岛市文化局、文联从废纸堆中收集到了王统照的部分遗物,日记又失而复得。
　　王立诚立即赶赴青岛,将日记带回北京,并复印了一套,以免再次遗失。在经过长时间的考虑后,王立诚和哥哥王济诚(曾任山东工业大学副校长)决定公开发表这些日记。
　　1997年,在王统照诞辰100周年之际,这些日记被公诸于世。这就是现代文学史上具有重要意义的《民国十年日记》。
　　在日记中,王统照透露了《春雨之夜》背后的重大隐情:
　　3月26日　阴雪终日,雪有半寸。
　　……
　　午前作短篇小说一篇,名曰《春雨之夜》。予日来既感春阴,复听夜雨,孤帷掩窗,密云蔽月,如此良宵,人事凄凉,天时惨淡,令人心潮波起,动无限之哀思。且回念八年前春假中由济归里,与玉妹同车,彼时方皆年少,虽不得深言而神相冥契,至为欣慰。是时春气融暖,已更夹衣,道旁花草皆放微馨。是日因车行出轨,易车误点,比及坊子站已十点钟矣。冷风细雨,汽轮砰轰,犹记在车中购得萝卜数枚,聊以润喉。以半枚饷予,相接之际,感爱交迸,其中心快愉,匪言可宣。是晚即同寓一栈,予携一仆与多人居一大室,妹与其二兄及一较小之密斯臧住南室。晚间饭后予往妹室中言:“予室中人多臭恶不可当”,妹之少兄言:“汝何不移至此室外间?”(以草附泥作壁而无门)予唯微笑不答,而妹则盘膝坐床上,予移时遂去。次日天尚微阴,乃各分手。自是予遂客居二载,晤妹日稀,而因果重重,伤心叠叠,百事重逼,万念俱灰。嗟乎!凡此诸事——皆陈列予脑蒂之中,至今追思如演幻影。然一转瞬间各已长大,予亦永堕魔劫,无复得畅我心痕之时。而妹自是后连年苦病,辛苦至今,几死者再。不日今兹尚复得重相聚首,然世法圜之亦聊可慰情耳。予及时融感,故欲作一精神悲凄之小说以写旧梦。然彳亍室中,以期发表恐使人疑,且万一为妹之二兄所见,或思及昔日情形,大生他念；如不发表则亦无以泄予哀感。筹思再三,乃将事实变其外形,使予作为无关者,即哀愁之对象亦另加描写,然不知内容实藏却予与玉妹无穷之泪痕与心血也。十二钟稿成,复视之尚称合作。本拟先在《晨报》发表,复定即寄上海《小说月报》。
　　《小说月报》将其刊登在1921年6月第12卷第6号上。
       虚拟人物“玉妹”,难现庐山真容
　　这篇日记道出了王统照的一段苦恋。苦恋的对象即“玉妹”。可是,在日记中频频出现的“玉妹”,自始至终没有真名实姓,更别说具体身世了。
　　王立诚在《少年初恋的自叙诗——解析王统照<春雨之夜>的创作心态》(载于2014年1月《潍坊学院学报》第4卷第1期)一文中说:“玉妹是个虚拟的名称。据我考证,其本人名隋焕东,是山东省诸城市当年省参议员隋理堂先生的女儿。”
　　但王立诚在文中对隋焕东语焉不详。笔者几经周折,终于从1990年出版的《诸城文史资料》第十一辑中,查到了介绍隋焕东的文章:《一代新女性隋焕东》,作者是隋焕东的胞妹隋灵璧(1946年随周恩来在重庆中共代表团任政治委员会委员,1948年济南解放后被调回山东,任省妇联常委)。援引如下:
　　隋焕东,名廷玫,以字行。山东诸城市昌城镇隋家管庄人。生于1898年(清光绪二十四年),父亲隋理堂是诸城最早的同盟会员之一,在诸城、安丘、高密一带进行推翻满清、建立民国的革命活动,组织家族中的青年参加革命。焕东受父亲的影响,15岁就参加了同盟会。1911年在济南女子师范学校读书。1913年父亲因反袁(袁世凯)活动被捕,关押在济南监狱。焕东假期从家中返校后,借女师学监与内政司长龚积柄的兄妹关系,营救父亲得以释放。当时有救父缇萦之称。
　　不难看出,隋焕东确有女中巾帼的风范。
　　隋焕东的哥哥隋少峰与王统照是同学。1913年,王统照在返乡的火车上,巧遇隋少峰两位兄弟,还有他们的妹妹隋焕东,一路相谈甚欢。时年,王统照17岁,隋焕东16岁,正是情窦初开的年龄。隋焕东面容姣好,身材苗条,性格活泼开朗。郎才女貌,自然一见钟情。
       寡母包办婚姻,情人难成眷属
　　孰料相识两年后,王统照就娶了大家闺秀孟昭兰。据王统照的外甥、青岛理工大学丁永志教授在《我的舅舅王统照》中透露:
　　王统照十九岁结婚,舅母是章丘县旧军镇的孟昭兰,字自芳(王统照日记中也称字芳),结婚那年22岁,而媒人就是我的父亲丁叔言。当时的婚姻讲究“门当户对”,旧军孟家是‘亚圣’孟子的嫡传后裔,世代经商而不忘读书。孟家的著名商号“瑞蚨祥”、“瑞生祥”遍布北京、济南、青岛等地。丁家和孟家一向是姻亲,我的祖母孟氏就是孟昭兰的嫡亲姑母。丁家是潍县首富,“养德堂”王家是相州首富,王家和孟家联婚是亲上加亲。所以,我父亲提出此事,母亲就积极赞助,告知我外祖母,外祖母一听正中心意,当时就满口答应。舅舅当时在济南读书,还没有放假,外祖母已经择定了完婚吉日,然后捎信给舅舅让他放假时回家结婚,这完全是一场包办婚姻。
　　按当时的习俗,儿女的婚事一向是由父母之命、媒妁之言所决定。母命难违,舅舅只能应允,完成了婚礼。婚礼上大家都非常高兴,饮酒祝贺。舅舅虽然口头上也说:“感谢大姐夫为我做媒”,但心中却是有苦难言。
　　年轻的王统照还不能完全摆脱封建礼教的束缚,加之幼年丧父,自己全靠母亲养育,不忍伤了母亲的心,只能违心服从。
　　有情人难成眷属。不仅苦了王统照,也苦了隋焕东。隋焕东无法改变,只能接受现实。但两人情深难舍,依然藕断丝连。丁永志在《我的舅舅王统照》说:
　　婚后舅舅回济南读书,仍怀念着隋焕东,禁不住前往探望。这消息传到诸城,外祖母认为新婚的儿子还有女朋友,有辱门风,急忙派人把舅母送到济南。舅母看到舅舅和少峰兄妹的亲密交往,知道舅舅和隋焕东的关系实非寻常,难免心中不快。在路过潍县时,向我孟氏祖母述说此事。我舅母自幼丧母,由我孟氏祖母抚育成人,孟氏祖母对舅母视同己出,直言相劝,让舅母不要过多干涉舅舅和隋焕东的交往。舅母为人大度,容忍了舅舅和隋焕东的交往。舅舅对此也深受感动,爱护自己的家庭,善待自己的妻子,尊重既成的婚姻事实。隋焕东也自觉尊重舅舅的婚姻,尊重舅母的权益。
　　一年后,舅舅和舅母的儿子在济南降生了,取名济诚,舅母和舅舅的婚姻关系得到了巩固。但舅舅和隋焕东的特殊关系一直保持着。有一次隋焕东由诸城到济南,约定见面,隋焕东未到,舅舅长吁短叹,寝食不安。舅母不仅没有发怒,还笑着打趣:“好了,好了,马上就要到了,快高兴起来吧!”舅舅很不好意思地笑了:“谢谢你的提醒。”他在日记中写道:“自芳之对彼与余,诚属难得,实至感谢也。”有一次,舅舅实在地对舅母说:“我爱玉妹,实在超过了爱你。”话说出口,又怕引起舅母的谴责,不料舅母却轻声细语地反问说:“难道你不说破,我就不知道吗?”舅母的宽容、体谅,使得舅舅内心亏欠,无言以对。
　　这在王统照的日记中得到了佐证:“予一夜曾对字芳言:‘予之爱玉妹实过于对汝。’字芳亦解不恨,曰:‘汝即弗言我宁弗知耶?’伊颜色日见枯黄,非若少妇之风致也,但伊对予与玉妹之关心与谅解予实心感于无极也。”(1921年5月4日日记)
　　王统照的短篇小说《遗音》,就有自己的影子。尽管小说中的“他”和自己妻子的感情不是很差,但他始终忘不了记忆中那个“自然的好女子”。不管做点什么事,他总是会想起“她”。
       相隔变成相聚,热恋变成苦恋
　　1916年,隋焕东从济南省立女子师范学校毕业。不久回到诸城两级女学当教员。1919年,“五四”之风吹到诸城,作为一个爱国女青年,隋焕东带领女校学生参加了县城和乡村的反日大会。
　　隋焕东的同乡徐宝梯是活动组织者之一。他从旅京、旅济同学那里,听到了当时在胶济铁路坐火车的憋屈:“铁路是日本人管理。买车票要先拿银元换成日本正金银行的票子才卖给,用现银元都不卖。不坐火车,就得背着行李走旱路,十天半个月才到济南。要去京、济上学,就要忍恨买日本人的火车票。他们每次上车都要憋一肚子气。”
　　徐宝梯,就是后来的陶钝,解放后任中国曲艺家协会主席。他在《一个知识分子的自述》一书中,描写了隋焕东反日演讲的情景。隋焕东一身“城市的时装打扮”,落落大方,一上台就吸引了众人的目光,“提高了嗓音先喊‘同胞们’,接着像连珠炮似地讲日本人怎样欺侮中国人,亡国灭种就在眼前,我们若不起来反日,就要当亡国奴了。讲到这里,她的语音嘶哑,眼泪下来了……”
　　那时隋焕东尚待字闺中,想必她的心里依然装着王统照。但王统照在北京就读。天遥地远,难得一见。
　　说来也巧,1920年暑假王统照回济探亲,不料与隋焕东邂逅于大明湖畔。两人执手相问,互诉别离之情。王统照力劝隋焕东去北京读书,那样便可以时相往来。
　　同年,隋焕东考入北京国立女子师范大学。节假日、星期天便到王统照的公寓,请他补习英文和中文,在一起谈情说爱。
　　王统照在日记中写道:“晨兴,贮满怀热望,俟玉妹来。倏至近午,又复杳然。予知今日又成空想,遂觉身心摇摇,无一丝力气以自持。”(1921年2月28日日记)
　　但这种关系毕竟不妥,又恐人言可畏,到了后来,热恋竟成苦恋,“玉妹与我幸乐皆除,日与愁苦相伴,宝黛尚得聚首数年,如我们自从两心相印后,心中何尝有一日之快乐?”
　　要是休妻吧,寡母之命难违,道德门槛难越。且孟昭兰虽出自富商之家,可是她淳朴、贤惠,持家勤俭,王统照实在找不到抛弃糟糠之妻的理由。陷入困境的王统照自比“情爱之囚徒。”　
　　他在日记里写了这样一首诗:“世网重重尽帝囚,人生缘业等浮沤,埋骨青山原多事,风荡灰飞愿亦休。”他想到过遁迹山林,想到过皈依宗教,甚至于想到过自杀。他常常自谴自责,以泪洗面。
　　在诗集《童心》中,王统照用《爱情》这首诗表达了这种痛苦的心情:“爱情是铁链,爱情是丝绵,怎能拗得折/怎能撕得断/铁链锁住了我的心,丝绵包缠了我的情感,向那里去找到利刃,和光明的火焰,去拗折链,烧断绵,赤条条的心灵,永不要再被它们的点染!”
　　其实,隋焕东也很痛苦。王统照在2月18日的日记中这样写道:
　　玉妹因予已伏可悲之病根于身,清咳体热。前经医者诊视,其身心血亏欠,兼悲伤不眠,时自啜泣,如此华年,已令他人看之至为惋惜,况予也耶!今秋冬际尤甚。予爱之不殊害之,然予虽即为无上聪明亦无法处此也。玉妹!玉妹!余知汝不怨予,且爱予之诚直以血泪相涂,他日使妹万一先逝者,余何生为,亦岂尚能生耶?嗟乎!玉妹,予书至此,万念凄咽,异日或汝见此册当亦泪痕透纸也。
　　王统照的母亲后来风闻此事,立刻使出一记绝招。1925年,让儿媳孟昭兰携子迁居北京,与丈夫守在一起。这一招果然奏效,王统照与隋焕东往来渐疏,终至分手,结束了长达5年的恋情。
　　隋焕东后与路友于交往颇密。路友于也是诸城人,1924年在国民党北京执行部工作,成为执行部主要领导人李大钊的得力助手。时为国共合作时期。在路友于影响下,隋焕东也加入了国民党,后赴武汉参加国民革命运动,随何香凝作秘书工作。
　　路友于视隋焕东为红颜知己。不幸的是,1927年4月,路友于与李大钊同时被捕,同时就义。隋焕东的感情两度受挫,一直郁郁不乐,终至患病。1930年,焕东因患腹膜炎病逝于北京,年仅32岁。她与李冠洋结婚仅年余,无生育,死后葬于北京西山慈幼院墓地。
　　尽管天人永隔,但王统照对“玉妹”的怀念一直没有断绝,直到1936年,他还写下《月上海棠》一词,寄托无限哀思:“凌波去后音尘绝,幽香空付柔肠结,几番沉吟,应自悔负心轻别,空相慰,留得梦魂清澈。”
　　一场悲剧,一声叹息!

       “夕阳绚金彩，天宇动奇观。“的景致再也见不到了。这里不仅有 “铁将军”把门，门内还有一猛犬狂吠驱赶。从观海山上俯瞰，故居早已形同废墟，里面的建筑垃圾和生活垃圾混在一起......物是人非，心头不禁涌起无尽的沧桑之感。

（部分文字资料整理于网络）

——2015.5.31

附：王统照作品

青岛素描

     从北平来，从上海来，从中国任何的一个都市中到青岛来，你会觉得有另一种的滋味。北平的尘土，旧风俗的围绕，古老中国的社会，使你沉静，使你觉到匆忙中的闲适，小趣味的享受。在上海，是处处模仿着美国式的摩天楼，耀目的红绿光灯，街市中不可耐的噪音；各种人民的竞猎，凌乱，繁杂忙碌，狡诈，是表现着帝国主义殖民地的威风派头。然而青岛，却在中国的南方与北方的都会中独自表现着另一副面目。“青山，碧海，红瓦，绿树。”康有为的批评青岛色彩的八个字，久已悬悬于一般旅行者的记忆之中。讲青岛的表现色，这几个形容字自然不可移易。初到那边的人一定会亲切地感到。

    我早有几次的经验，不是初来此地的生客。然而这一个春季，我特别在这个美丽的地方借住于友人的家中，过了几个月。有许多很好的机会，使我看到以前所未留心的事物。

    这地方的道路，花木，房屋的建筑，曾经有不少的人写过游记，似乎不必详谈。然而从另一种的观察上看去，这里一切的情形是混合着德国人的沉重，日本人的小巧，中国固有的朴厚。经过重要街道，你如果是个留心的观察者，可以从街头所有的表现上看得出。

    譬如就建筑上来说。这是最能显示一国的民风与其文化的。青岛在荒凉的渔村时代，什么也没有。自从世界上震惊于德国兵舰强占胶州湾以后，一年一年的过去，这里完全变象了。为了德人强修胶济铁路，沿铁路线的强悍的山东农民作了暴征的牺牲者，人数并不很少；可是在另一方面，为了金钱，为了新生路的企图，靠近胶州湾几县的农民，工人，用他们的汗血与聪明，在德国人的指挥之下，把青岛完全改观。深入大海中的石壁码头，平山，开道，由一砖，一木，造成美好坚固德国风的高大楼房。他们有的因此得了奇怪的机会，由一个苦工后来变为有钱有势的人物，有的挣得一份小家私，不在乡间过活，也有的一无所得，或者伤了生命。但青岛的建设事业如其说是凭了德国人的头脑，还不如说是胶东穷民的血汗。自然，一般人都颂扬德国人的魄力。然而我看到这几十年前的海滨渔场，现在居然变为四十多万人口的中等都市，这期间的辛苦经营，除掉西方的机器文化以外，我们能忍心把中国一般苦工的力量全个抛去?欧战之后，乖巧的日本人承袭了德国人强占的军港，于是太阳旗子，木屐的响声，到处都是；于是又一番的辟路，盖屋；又一番的指挥，压迫。无量的日本货物随着他们的足迹踏遍山东的全境。而一般在这个地方辗转求生的中国人，只好把以前学会的德语抛却，从新学得日本言语，文字，再来做一次的奴隶。

    这是有什么法子!“在人矮檐下，怎敢不低头!”于是中国人的心目中觉得这回非前时可比了。德国人像一只掠空的鸷鹰，他单拣地面上随时可以取得的肥鸡，跑兔；至于小小虫豸则不足饱他的口腹。他是情愿把小小的恩惠赏给奴隶们的。可是x x人却不然了。挟与俱来的：街头的小贩，毒品的制造者，浪人，红裙队，什么都来了。一批一批的男女由大阪，神户向这个新殖民地分送。于是以前觉得尚有微利可求的中国居民也渐渐感到恐慌。因为对x x人的诅恨，更感到德国人的优容。直到现在，与久居青市的人民谈起话来，说到这两位临时主人，总说：“德国人好得多，x x最下三烂!”这是两句到处可以听到的话。主人是换过了，虽然待遇不比从前好，怎么样呢?因为各种事业的开展仍然最需要苦工。而山东各县的景况恰与这新开辟的都市成了反比例。连年内战，土地跌价，一般农民都想从码头上找生路。于是蓝布短衣，腰掖竹烟管，戴围笠的乡民也如一般x x的找机会的平民一样，—批一批地由铁路，由小帆船运到这可以憧憬着什么的地方中来。

    从那时起，军港的青岛一变而为纯粹的商港。聪明的x x人知道这里还不是久居之地。也不作军港的企图。把德人的修船坞拖回他们的国内，德人费过经营的沿海要塞的炮台，内部完全破坏，只要有利可图，能够继续占有德人在沿铁道的企业，如煤矿，林业，房舍，种种，他们一心一意来做买卖。直待至太平洋会议时，摆了许多架子，在种种苛刻的条件下，算是把这片土地付还中国。历史，自有不少的聪明历史家可以告诉后人的，现在我要单从建筑上谈一谈青岛的混合性。

    看一个国家或是一个地方的文化，善于观察者从一方面即可推知其全体。即就建筑上说，很明显的如爱司基摩人的雪屋，热带地方人住的树皮草叶的小屋，近而如日本人好建木板房子，而中国北方就有火炕。由于气候，习惯，建筑遂千差万别。从这上面最易分别出一国家一地方的民性。至于更高尚的，如东方西方古代的建筑，何以意大利有许多辉煌奇异的教堂，而埃及则有金字塔?正如中国有著名的长城一样。所以有此的缘故，并不简单，要与其一国的地理，历史，风尚，人民的性质俱有关系。这不是几句话可以说明的。德国的建筑移植到中国来，当然青岛是—个重要地方。在初时一般人只知道德国人在大清府(这是—个不见于历史的名词，乃是山东胶东一带人民在二十年前叫青岛的一个自造专名词，到底是大青还是大清，却无从知道。)盖洋楼，自然是在几层上面，有尖角，有石柱，有雕刻，有突出嵌入的种种凉台，窗子，统名之曰洋式而已。实在直到现在，凡是留心的人还能由这些先建的洋楼上，看出德国人的沉鸷刚勇的气概。例如青岛著名的建筑物，现在的市政府与迎宾馆，以及当年德国人的军营，现在的山东大学与市立中学校。那些建筑物，除掉具备坚固，方正，匀称，高大的种种相之外，你在它们旁边经过，就觉得德国人凡事要立根很深的国民性有点可怕!同时也还有其可爱之点。当初他们对这个港口实在是花过本钱的。究竟不知是多少万马克汇来东方，经营着山路，海堤森林，铁路，一切事他们早打定了永久的计划，所以都从根本上着想。建筑也是如此。现在凡过青市生活略久一点的人，走到街上，单凭看惯的眼光，便能指出这所房子是德国人盖的，那是x x的玩意，是中国式房子，十有八九错不了。自然的分别，就譬如眼见各人的面目不同一样。有形势与作风，自古代，建筑是与音乐，绘画，并列入文艺之内的。因为它表现着时代精神与人民生活性的全体，而愈长久的建筑物却愈能代表那一个国家一个地方的最高文化。端庄中具有稳静的姿态，严重形势上包含着条理与整齐。不以小巧见长，同时也不很平板。恰好与日本人的建筑物相反。日本在维新以后，初时处处惟德国是仿，然而连形式也不对。由日本占青市后建造的神社及其他住房上看，很清楚，他们只在玲珑，清秀上作打扮。是一个清瘦精细的女孩，而没有“硕人颀颀”的神态。至于完全出自中国人的意匠所盖的房屋，除却照例的二三层商店房式之外，其他的住房多半是整齐，方正，很能在新形式中仍存有固有的风姿。近年也有几处从上海移植来的所谓立体建筑物。青岛的建筑是这样混杂着。可以由此推知以前的青岛是如何受了外国的影响。

    “不错，这名称不是空负的。据我所到的地方，就连德国说在内，像这么美丽适于居住的城市也不多。”

    正是一个春末的黄昏，我的亲戚c君——他是一个留德的医学博士——在凉台告诉我，因为我们又谈到这东方花园的问题。

    “我爱这边的幽静，而又不缺乏什么，可是有人说这边没有中国文化，但怎么讲呢?文化两个字解释起来怕也费劲!自然许多人在热心拥护古老的文化精神，是什么呢?你说……”我呷着一口清茶望着电灯微明下的波光慢慢地说：“哼!文化!中国的古老文化不是上茶馆，抽水烟，到处有的杂货摊?什么东西只要古香古色的那就是！

岛国新秋

       那儿有浅蓝的天，深碧的海，那儿是大日尔曼帝国为我们巨宦富商、公子王孙所开辟的琉璃世界，桃源胜地！

       夏天冉冉尽了，秋来了，海风是凉凉的。避暑的阔人被窗前的冷月唤醒了枕畔幽梦，心里袭来一丝飘忽的怅触。夏去得真快，好像海水浴也还没有洗畅呢。

       那儿的夏天是值得留恋的。

       灼热的风吹不到岛上，那里没有热汗淋漓的人。你爱看山？崂山离得不远；你要玩水？眼前就是一片静荡荡的海。你要什么都有：跳舞场、电影院、咖啡店一切都市人所需要享受的，都替你打点舒齐了。

       闲着无聊，驾汽车兜兜风罢：马路整洁宽敞，起伏回旋，依着山势的高下，展现不同的街景，显得掩映多姿。路旁都是罗伞般的槐树，在阳光里投下一带浓阴，连空气也给染绿了。满街槐花开得正好，香风一阵又一阵地扑人怀抱。

       多姿的植物就像一袭风衣，妩媚着这个城市。花树们曼妙的腰身，依偎着兀自沉默的老建筑。基督教堂日复一日地响起钟声，一如百年前，仿佛什么也没有发生过。

       1

       要散步吗？海滨公园，第一公园，由你自己挑。

       用过丰盛的午餐，在别墅的凉榻歇个午晌，就到汇泉去罢。那儿的海水浴场是全国第一！海水是一片明蓝，水晶宫殿大概也就是这样，眉黛一般的一抹云山衬在远处，当中点缀着螺髻似的赭色礁石。沙滩像黄金铺地，却又柔软如茵，人多极了，男的，女的，浸过水的黄发青丝，彩色的游泳衣，人鱼般婉曲的身体，在浪花里滚着，在沙滩上躺着；笑声语声随着浪花纷飞。

       就是这样在浪花里浮沉，在沙滩上徜徉，让炎夏的白昼偷偷溜过。厌倦了，你可以向沙滩后面走去，疏疏的绿树林子里设着茶座，进去喝一杯太阳啤酒（青岛啤酒之一种），喝一瓶崂山矿泉水，或者来杯可口可乐罢；无线电播送的西洋音乐和东洋音乐在招诱着呢。

       蓝天变成黑天，碧海变成墨海，小青岛上的灯塔在黑暗里明灭。

       2

       栈桥上这时候可热闹了。

       栈桥：长堤似的一直伸到海当中，桥下浪花老唱着神秘的歌。人在桥上，风在海上。散着步的男女，慢腾腾地显着悠闲的姿态。偶然有三两个姐儿并肩笑语，一阵香风过去了，后面却有一二个哥儿追随着指点评论。爱呀，喜剧呀！青岛的夏天呀！

       青岛是天之骄子，两难具，二美并：锦绣江山兼备物质文明，西方帝国和东方帝国相继为我们借箸代谋，着意经营的避暑胜地。

       那儿的夏天是值得依恋的，可是夏天冉冉尽了！

（1933年9月）

青岛即景

幽人清晓起，媚景入春来。

帆影入晨雾，车声过奔雷。

轻尘冲鬓乱，微雨酿花开。

遥睇海天远，苍茫洗郁怀。

卢沟晓月

　　 “苍凉自是长安日，呜咽原非泷头水”
       这是清代诗人咏卢沟桥的佳句，也许，长安日与陇头水六字有过分的古典气息，读去有点碍口？但，如果你们明了这六个字的来源，用联想与想象的力量凑合起，提示起这地方的环境，风物，以及历代的变化，你自然感到像这样“古典”的应用确能增加卢沟桥的伟大与美丽。
       打开一本详明的地图，从现在的河北省、清代的京兆区域里你可找得那条历史上著名的桑干河。在往古的战史上，在多少吊古伤今的诗人的笔下，桑干河三字并不生疏。但，说到治水，隰水，漯水这三个专名似乎就不是一般人所知了。还有，凡到过北平的人，谁不记得北平城外的永定河，——即不记得永定河，而外城的正南门，永定门，大概可说是“无人不晓”罢。我虽不来与大家谈考证，讲水经，因为要叙叙卢沟桥，却不能不谈到桥下的水流。
       治水，隰水，漯水，以及俗名的永定河，其实都是那一道河流，——桑干。
       还有，河名不甚生疏，而在普通地理书上不大注意的是另外一道大流——浑河。浑河源出浑源，距离著名的恒山不远，水色浑浊，所以又有小黄河之称。在山西境内已经混入桑干河，经怀仁，大同，委弯曲折，至河北的怀来县。向东南流入长城，在昌平县境的大山中如黄龙似地转入宛平县城，二百多里，才到这条巨大雄壮的古桥下。
       原非陇头水，是不错的，这桥下的汤汤流水，原是桑干与浑河的合流；也就是所谓的治水，隰水，漯水，永定河与浑河，小黄河，黑水河（浑河的俗名）的合流。
       桥工的建造既不在北宋时代，也不开始于蒙古人的占据北平。金人与南宋南北相争时，于大定二十九年六月方将这河上的木桥换了，用石料造成，这是见之于金代的诏书，据说：“明昌二年三月桥成，敕命名广利，并建东西廊以便旅客。”
       马可波罗来游中国，官服于元代初年时，他已看见这雄伟的工程，曾在他的游记里赞美过。
       经过元明两代都有重修，但以正统九年的加工比较伟大，桥上的石栏、石狮，大约都是这一次重修的成绩。清代对此桥的大工艺也有数次。乾隆十七年与五十年两次的动工确为此桥增色不少。
       “东西长六十六丈，南北宽二丈四尺，两栏宽二尺四寸，石栏一百四十，桥孔十有一，第六孔适当河之中流。”
       按清乾隆五十年重修的统计，对此桥的长短大小有此说明，使人(没有到过的)可以想象它的雄壮。
       从前以北平左近的县分属顺天府，也就是所谓京兆区。经过名人题咏的，京兆区内有八种胜景：例如西山霁雪，居庸叠翠，玉泉垂虹等，都是很美的山川风物，卢沟桥不过是一道大桥，却居然也与西山居庸关一样列入八景之一，便是极富诗意的“卢沟晓月”。
       本来，“杨柳岸晓风残月”是最易引动从前旅人的感喟与欣赏的凌晨早发的光景；何况在远来的巨流上有一道雄伟的壮丽的石桥；又是出入京都的孔道，多少官吏、士人、商贾、农工，为了事业，为了生活，为了游览，他们不能不到这名利所萃的京城，也不能不在夕阳返照，或天方未明时打从这古代的桥上经过。你想，在交通工具还没有如今迅速便利的时候，车马、担簦，来往奔驰，再加上每个行人谁没有忧、喜、欣、戚的真感横在心头，谁不为“生之活动”在精神上负一份重担?盛景当前，把一片壮美的感觉移入渗化于自己的忧喜欣戚之中，无论他是有怎样的观照，由于时间与空间的变化错综，而对着这个具有崇高美的压迫力的建筑物，行人如非白痴，自然以其鉴赏力的差别，与环境的相异，生发出种种触感。于是留在他们心中，或留在藉文字绘画表达出的作品中，对于卢沟桥三字真是有很多的酬报。
       不过，单以“晓月”形容卢沟桥之美，据传是另有原因：每当旧历的月尽头(晦日)天快晓时，下弦的钩月在别处还看不分明，如有人到此桥上，他偏先得清光。这俗传的道理是不可靠的，不能不令人疑惑。其实，卢沟桥也不过高起一些，难道同一时间在西山山顶，或北平城内的白塔(北海山上)上，看那晦晓的月亮，会比卢沟桥不如?不过，话还是不这么拘板说为妙，用“晓月”陪衬卢沟桥的实在是一位善于想象而又身经的艺术家的妙语，本来不预备后人去作科学的测验。你想：“一日之计在于晨”，何况是行人的早发，潮气清蒙，烘托出那钩人思感的月亮，——上浮青天，下嵌白石的巨桥。京城的雉堞若隐若现，西山的云翳似近似远，大野无边，黄流激奔……这样光，这样色彩，这样地点与建筑，不管是料峭的春晨，凄冷的秋晓，景物虽然随时有变，但如无雨雪的降临，每月末五更头的月亮、白石桥、大野、黄流，总可凑成一幅佳画，渲染飘浮于行旅者的心灵深处，发生出多少样反射的美感。
       你说，偏以这“晓月”陪衬这“碧草卢沟”(清刘履芬的《鸥梦词》中有《长亭怨》一阕，起语是：叹销春间关轮铁，碧草卢沟，短长程接)，不是最相称的“妙境”么?
       无论你是否身经其地，现在，你对于这名标历史的胜迹，大约不止于“发思古之幽情”罢?其实，即以思古而论也尽够你深思，咏叹，有无穷的兴趣!何况，血痕染过的那些石狮的鬈鬣，白骨在桥上的轮迹里腐化，漠漠风沙，呜咽河流，自然会造成一篇悲壮的史诗，就是万古长存的“晓月”也必定对你惨笑，对你冷觑，不是昔日的温柔，幽丽，只引动你的“清念”。
       桥下的黄流，日夜呜咽，泛挹着青空的灏气，伴守着沉默的郊野……
       他们都等待着有明光大来与洪涛冲荡的一日——那一日的清晓。

本文作于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之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