观海一路上的名人故居——沈鸿烈故居（观海一路8号）

观海一路上的名人故居——沈鸿烈故居（观海一路8号）

       这是观海一路上一座普通得不能再普通的独栋别墅，要说唯一的特别之处，就是离青岛市原来的市政府较近，从旁边的岔路口前行，大约只要两三分钟的时间。这座平淡的小楼里，却曾经住过一位青岛人民热爱至极的市长——沈鸿烈。沈鸿烈主政青岛后，虽然也曾暂居总督官邸，但沈氏不同前任，他一心要做“平民市长”，所以旋即搬到观海一路8号的市长官邸。

       青岛作为特别市，市长也是正部级，月薪1200，特支费5000，还有住公房、用公车什么的都可以实报实销，私人不掏一分钱。三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这是国家给予的正常待遇，完全可以享受一番。然而，东北海军副总司令沈鸿烈当了市长以后，座车贵为1号，却好像是一辆旧敞棚车后来补上的车棚，连出租车都比首长的车漂亮。是他不知道享受吗？他当然知道，他有三个老婆。老婆多，没什么；关键是，会干活。

         沈鸿烈就是那个时代为人民谋幸福的优秀领导干部。有一位8岁的小丫头，在街上玩，走过来一位和蔼的伯伯，微笑着问她:你多大了？怎么不去上学？听见她回答家里穷以后，便扭头对随行人员说:记下她的名字和住址，尽快安排。于是，她就这样进了学堂，学费全免。问她的那个伯伯，正是市长沈鸿烈。

       沈鸿烈办的学校有多少？不算市区，一个村就有一所。即使是对只有驻军关系的长岛县，他也不惜压缩军费，高薪招聘人才，先后兴办了三所小学。女教师王岱青病故，他又亲写挽联。以上将之尊，俯首悼念一位普普通通的知识分子的事情，现在已经绝版了。

       已经绝版的，还有老百姓的“公馆”。随着城市的发展，大批劳工涌进青岛，因租不起房，不得不在海滩上乱搭滥盖，严重影响市容和环境卫生。对此，作家王统照曾有过生动的写照:“日落时马车在青市的最西偏处，那是著名的马虎窝，海岸上……矮矮的木屋，有的盖上几十片薄瓦，有的简直是用草坯，鸡棚便在屋旁，疲卧的小狗瞪不起警惕的眼睛。”

       为了改造贫民窟，沈鸿烈筹集资金20多万元，按统一样式，先后建成砖木结构的十大平民院，每户虽只十几个平方米，但都有阁楼，屋顶上还有老虎窗，俨然像个小复式，非常实用。而且，平房与平房之间，还留有十几米宽的空地，设有花坛、晒衣架和公共厕所，生活也很方便，数千户乔迁之喜的农民工，人人把自己的新家称为“公馆”。像这样的“公馆”，一个月租金多少？打死你都不相信，一毛钱都不到！至于有能力自己建房的，政府还划拨土地，不收租金，免除地税。像这样执政为民的事情，不说空前，至少绝后。

       金杯、银杯，不如老百姓的口碑。

       1933年6月下旬，当沈鸿烈因发生军舰叛逃而要谢罪辞职之后，青岛全市各阶层、各团体纷纷上访，天天请愿，挽留人民的好市长。正如《青岛时报》所评论的那样:“本市自海军事变突起，沈氏宣布倦勤，一般市民，如风如狂，奔走呼号，设法挽留。尤其下级社会，如苦工，如盲民，更视作有关生命之事件，观连日来报纸所载，宣言通电，卧辙擎辕，大有将采用古人的死胁办法之势，留沈空气，不但弥罩全市，并且染遍全国舆论界，由此可知长官的功罪。”

        7月8日，各商号一律停业，近10万人举行市民大会，代表们争相发言，盛赞人民的好市长，勤政爱民，把青岛建成一个夜不闭户、路不拾遗的城市。教育界代表感恩的是，教育经费由过去的39万元增加为到70万元。实业界代表则忘不了沈鸿烈在花生积压、价格猛跌之时，组织商会大量收购，并减免各种税收，使农民与商人共同度过了难关……大会一致决定，以全体市民的名义致电国民政府主席蒋介石、行政院长汪精卫，请求予以慰留。经多方反复恳求，沈鸿烈的辞职才未被批准。

       1933年7月23日，青岛市各界代表、各国驻当地领事及外侨共数万人聚集青岛火车站，他们大都手执小旗，翘首等待。下午5时许，一位50出头、气度儒雅的官员终于步出火车站，登时万众欢呼，掌声雷动。《大公报》当日报道称“其热烈盛况，实空前未有”。

       比起张振汉和蔡孟坚，沈鸿烈是幸运的，赶上了相对稳定的黄金十年，以至于他在青岛的6年中作出了更大的成绩；但同样的是，对于剿共，他也是外行。抗战一打响，沈鸿烈临危受命，出任山东省主席，在下令将日商在青岛的所有工厂一律炸毁后，转移到沂蒙山区，坚持敌后游击战，并由于种种原因，与八路军发生严重摩擦，被中共方面称为“顽固派”。 1941年，沈鸿烈不得不撤回重庆。他走的那天，时值寒冬，低垂的阴云，和他的心情一样黯然。

       好在青岛人民并没有忘记他。青岛自开埠以来，全市沸腾的场面，也仅仅只有两次，除上一次持续多日的请愿活动以外，还有一次则是他在抗战胜利后重返青岛，这一次的火爆，更是壮观，“市民不经官方授意，口喊着'老市长回来了'，自动前往欢迎者，途为之塞，爆竹声经久不绝。酒店饭馆，敞开门宴客，不受所值。其热烈情绪，较任何迎送集会，有过之而无不及……”

　　少年壮志，投身海军

　　清光绪八年（1882）十月二十七日凌晨，湖北天门卢市一个殷实的绅士家中，降生了一个胖小子。曾经中过举人，算做当地比较有名气的沈际昌，捧着肉软软的儿子，亲了亲那圆圆的脸蛋，便给他命名“鸿烈”取字“成章” ，希望儿子将来以文至仕，光宗耀祖，由于此年沈鸿烈父母年龄之和正好百岁，所以，就将沈鸿烈的乳名叫“百龄”。

　　天门自古文人荟萃，学风极盛，人思自奋，耻于依附。唐代陆羽、皮日休，明代竟陵派文学创始人钟惺、谭元春等人刻苦读书，自成一家的事迹，对小鸿烈影响很大。沈鸿烈的祖父曾在天门任私塾先生，其父亲对沈鸿烈管教甚加严厉，受此影响，在严格的家训中，沈鸿烈自幼束发受书，敏而好学，早课背书，午晚诵读，年终有除夕怀感，年首有元旦发笔，特别喜欢钻研文史。稍长，拜闲居在家的老翰林周杰为师，专攻古文与算术。由于他发奋用功，长进很快，至15岁读毕13经兼八股诗赋，穷年累月，无片刻暇晷，休息既少，营养亦缺。所以，当年初应八股考试时，因躯干矮小，俨如儿童，仅应县考，未及府考。后又刻苦勤勉，朝夕苦读，昼则独处静室，夜则纳灯蚊帐，暗诵达旦，随侍三载，学乃大进，学有成就。18岁时考中秀才，成为有资格支薪的教师。因学术造诣日深，连名噪四方的老翰林也自叹弗如了。他在府学堂执教时,一面阅读日本近代出版的书籍,一面受清朝一些上层人士大搞洋务运动、提倡强兵富国思潮的影响。这期间从朋友处获得《新民丛报》及其他进步书刊，他如饥似渴的阅读钻研，受到自强救国、革新雪耻思想的熏陶，精神为之一新。少年时就有“乘风破浪之志”的沈鸿烈，很早就看到了中国海军的弱点，他便立志当一名海军将领。

　　沈鸿烈的前半生可以说与大海，确切地说是与海军有着不解之缘。1904年加入自强军。1905年冬，他以第一名的骄人成绩考取了日本海军学校，1906年入日本海军学校学习，并在日本加入了孙中山的中国同盟会。毕业回国时，正值辛亥革命爆发，沈仍在原自强军上司黎元洪部下从军，他受命在湖北策动长江中下游的海军反清，立了功绩，但是未能因此进入海军部队。当时海军的主流人物，都是留英派，且福州籍占大多数，当然不能容纳湖北籍的留日生沈鸿烈。他只好到北京政府参谋本部工作，并兼任陆军大学的海军课程的教职。1912年任南京临时政府海军机械处参谋,次年为北京政府参谋本部科长。1916年为赴欧观战团海军武官,1918年经美国回国,任总部参谋、军事学院海军教官。

　　1931年12月16日，时年45岁的沈鸿烈被南京政府任命为青岛市代理市长。宣誓结束后，沈鸿烈当即宣布了十大施政纲领：

　　一.整顿吏治，修明内政；　　二.厉行自治，充实民力；

　　三.禁绝恶习，改良风俗；　　四.建设乡村，施惠贫民；

　　五.普及教育，以求实用；　　六.提倡国货，优遇劳工；

　　七.发展区务，繁荣市场；　　八.整顿军警，巩固治安；

　　九.慎重邦交，保护外侨；　　十.力图建设，输入文明。

　　主政青岛6年来，政绩斐然。

 
       沈鸿烈主政六年 青岛跻身全国八大城市行列

       抗战胜利青岛光复后第一任市长李先良曾回忆说，“我国（从日本手中）收回青岛之日期虽为1922年12月10日，但空有其名，实际接收青岛土地与主权，应自沈氏于1931年12月16日就职时开始。”沈鸿烈治理青岛时期，李为国民党青岛市党部负责人。
       原来中国收回青岛后，北洋政府在青岛设立胶澳商埠督办公署，曾派北洋军阀及政客任督办。至1929年北伐之后，南京政府改青岛为特别市（与北平、天津、上海三地并列），等到1931年12月沈鸿烈上任时，青岛已九易市长，地方政府官员走马灯一般更换，城市建设无从谈起。
       沈鸿烈就职之初，即针对德日占据及军阀混战给青岛带来的种种不利情势，宣布十大施政纲要：一为整饬吏治，修明内政；二为厉行自治，充实民力；三为禁绝恶习，改良风俗；四为建设乡村，施惠贫民；五为普及教育，以求实用；六为提倡国货，优遇劳工；七为发展区务，繁荣市面；八为整顿军警，巩固治安；九为慎重邦交，保护外侨；十为力图建设，输入文明。
       李先良忆述：“沈氏治青并不以十大施政纲要为宣传，主要致力于实施之途径。”
       正因为执行得力，沈鸿烈主政6年间，青岛全面发展，一派欣欣向荣，至1935~1936年间达到高潮。
       最明显的表现是人口快速增长：1929年全市人口为36.2万，1931年为40.3万，1936年9月则增至57.5万。那几年的统计显示，青岛市人口自然增长率多为负数，主要是大量外来人口涌入，足可说明社会稳定，经济繁荣。
       自1897年起的20余年间，青岛先后为德、日两国侵占，中国人开办的民族企业发展缓慢，1914年全市有5家民族企业，到1927年的13年里，只增加到43家。1929年以后，青岛的民族工业得到迅速发展，1932年达到120家，1934年则达到150家。
       中国人民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城市规划学者李东泉认为，沈鸿烈在青岛实施的是一套长远的、整体的发展思路，在德占日据时代留下的现代化城市硬件基础上，启动了同样重要的软件基础建设，不仅功在当时，而且影响深远。
       1935年1月，沈鸿烈主持修订《青岛市施行都市计划方案》。当时青岛市区人口约20万左右，按沈的规划，将来以增加5倍，即100万人口为目标。为此，他将城市空间向外拓宽，并按功能划分为行政、港埠、住宅、商业、工业5个区域。
       6年间，青岛逐渐成为中国北方重要的工业、外贸和港口城市。1937年以后，青岛与中国大部分地方一样陷于长期战乱，但由于城市自身基础已经完善，发展势头并没有停止，至解放前，该市人口达80万，成为全国八大城市之一。

       关心民生人心所向
       沈鸿烈所办诸多实事中，尤以普及现代中小学教育和建设平民住宅，最为青岛普通百姓所称道。
       一位时任青岛市教育局编审主任、青岛市政府人事处长等职的前国民党官员回忆称，沈鸿烈指示拨款为市内中小学增建和扩建了一批校舍，郊区较大的村镇均建有完全小学，不少村有初级小学，这在当年民智初开的中国农村，真是难能可贵。
       青岛民间流传，当年沈鸿烈经常到市内各处私访，从不事先通知，毫无当官的架子，而且说的少，做的多。有一次他带着姨太太到青岛穷人聚集的西镇地区，看到当地百姓大都住在极为简陋的棚屋内，当即决定大力改造，其姨太太出身富家，也支持此举，还动员娘家出资协助修建了西镇数座居住条件较好的平民院。
       后来青岛各处修建多处此类大院，百姓戏称为“八大院”或“十大公馆”等。这些平民院多者700户，少者300户，院内分别兴建公共清洁卫生设备，接通水电管道，并有邻里办公室、居民会议室等，大院外围均开辟马路，还开办小学、市场等。平民院内每户面积16~18平方米，居住不能超过4人，月租1元（当时一般工薪阶层平均月收入22元左右），其功能与今天的廉租房相类似。
       沈鸿烈严格规定：凡公务员、教师、警察等公职人员以及资产在500元以上的工商业者，一律不得租住。
       李先良曾感叹，二次大战后英美各国才有供给低收入阶层的标准房屋建设，而沈市长早在30年代便有此做法，“实属先进之创举”。
       据说上世纪80年代初前后，青岛陆续拆迁这些历经数十年风雨已显老态的“大院”和“公馆”时，工作人员还常能听到居民传唱赞扬沈市长的歌谣。
       有趣的是，当时沈鸿烈曾与本地银行家刘子山合作“房地产开发”，刘出地出钱盖大院，沈出台优惠政策将其租给低收入者，规定房租全部存入刘的东莱银行，刘再通过商业存放款获利。刘个人的地用完以后，沈以政府名义继续划地支持，如此形成良性循环，青岛的穷人有房住，市政府不用掏开发资金，而刘也因此赚到了钱。

       沈鸿烈撤离青岛内幕

       1937年12月4日，时任青岛市市长的沈鸿烈接到蒋介石的电令，命其实行“焦土抗战”政策，并伺机撤离青岛。

       接手青岛，对日防范有加

       1931年年底，沈鸿烈出任青岛市市长。当时的青岛，虽已从日本人手中收回，但日人“始终凭其军事优势，逞其军事、政治、文化侵略”（抗战后青岛市市长李先良语）。沈鸿烈的对策是“大事不让，小事不争”，不让日本人钻空子。与此同时，对在青岛居住经营的日本人也防范有加。面对日本浪人勾结盗匪、滋扰民众，沈鸿烈命令警察提高警惕，严加防范。

       1936年11月，青岛日商纱厂的工人为了支持上海日商纱厂工人大罢工，也举行了声势浩大的罢工活动。日本人这下可逮了一个借口，迅速调集九艘军舰开进青岛，并于12月3日派军队一千余人武装登陆，抓人掳物、封锁交通、捣毁了国民党青岛市市党部等部门，形势到了剑拔弩张的火候了……

       沈鸿烈没有屈服于日本的武力，他命令青岛的武装从日商纱厂地段撤离，到郊区布防，将他统率的渤海舰队第三舰队军舰上的大炮卸下，运往布防阵地，炮口全部对准日商纱厂。又动员了全市国术馆的市民，发放长矛大刀，把守在市区各日本侨民集居处的战略要点。

       日本人仿佛受了多大的委屈，先派出海军武官、陆军特务机关长等人，在日本驻青岛领事西春彦的带领下，面见沈鸿烈，强词夺理，陈述日本军登陆的理由。没想到沈鸿烈一概不买账，并一一驳回日本人的理由，说：“……如果日军不顾国际公法，首先向我开枪，我军坚决反击迎战，本市长守土有责，决不后退！”更令日本人感到惧怕的话还在后面，沈鸿烈接着说，“战端已起，日本侨民的生命财产，本市长将无法保护其安全……”日本妥协了，只好撤兵放人。

       据理力争，痛斥日本总领事

       1937年8月的一天，一名日本海军士兵在青岛市德县路被杀，8月14日，日军凭此借口，将十余艘军舰开入青岛的前海后海，舰上的海军武装登上码头，做好准备，一旦接到命令，便一举进攻青岛。与此同时，日本驻青总领事大鹰也来到了市政府，怒气冲冲向沈鸿烈提出严重交涉。面对大鹰的蛮横，沈鸿烈毫不客气，训斥他完全没有外交官所应该具有的礼节，并反问对方，怎么就能肯定那个海军士兵是中国人所杀？证据在哪里？发生了这样的事情，得调查出真相来才能下结论，恶语相向解决不了问题！

       见了大鹰，沈鸿烈又会见了日本海军司令下村，陈述了自己对事件的看法。下村无法辩驳沈鸿烈的说法，只好答应将已登陆的军队调回舰上，等着沈鸿烈查明真相。沈鸿烈此时密电南京，请调税警第五团开入青岛市内，再加上原来就在青岛的渤海舰队海军陆战队和教导队，青岛的军力一时大增。沈鸿烈将主力部队布防在日商企业最为集中的四方、沧口一带。

       此事不久，中日双方都查明，德县路那个日本士兵被杀，系日本陆军特务所为。真相明了之后，日本驻青岛总领事与海军方面不得不出面发表声明，向沈鸿烈表示遗憾云云。

       下令炸毁日本企业

       这时的青岛，港口还停迫着美、英的军舰。美、英两国担心青岛很快就会陷落，便派出指挥官会同两国驻青领事拜会沈鸿烈，问道：青岛没有强大的海军和陆军，应如何守土避战？沈鸿烈告之：“青岛军力有限，惟有数十万军民一心一德，地方官守土有责，青岛市每一尺每一寸的土地，日本人将流大量的鲜血才能取得。”

       美、英官员闻之，对沈肃然起敬。与此同时，沈鸿烈又遭遇了日本记者。这些日本记者从东京来到青岛，采访沈鸿烈时问：如果战事起，青岛防守有没有把握？沈鸿烈回答：青岛的土地是中国的领土，但青岛的企业财产则多是日本商人的。如果起了战事，只好同归于尽。日本记者回国后，将沈的这段访谈内容登上了报纸，使得日本当政者知道了，如果现在就强行进攻青岛，损失将是巨大的，于是改变了策略，授命在青的日本侨民和官员全部撤出回国。

       1937年12月18日，日本陆军参谋部下达了侵略青岛的指令。沈鸿烈闻讯后，下令将日本在青岛的九大纱厂、啤酒厂、四方发电厂、铃木丝厂、丰田油厂、橡胶厂、自来水厂以及青岛港的船坞及其他机械设备炸毁，又将二十多艘舰船沉于青岛港主航道中。一时间，青岛工业区及港口轰鸣不断，浓烟四起，人心惶惶，许多市民弃家出逃，以避战乱。

       12月底，沈鸿烈率官员及武装力量撤离青岛，转辗鲁西南地区坚持抗战。

       山东省“游击主席”沈鸿烈

       1937年7月7日，日本军队在北平发动卢沟桥事变，中国军队奋起抵抗，中日战争全面爆发。日军于占领北平和天津后，矛头直指山东。当时驻守山东的是第三路军总指挥兼山东省政府主席韩复榘。他拥兵10余万，为保存实力，却不积极抵抗，致使山东大片土地很快沦于敌手。为严肃军纪，1938年1月，蒋介石将韩复榘枪决，原青岛市长沈鸿烈，随即被任命为山东省政府主席。因其时山东大部分城镇已被日军占领，沈鸿烈的省政府只能在山东各县农村流动驻扎，相机袭击一下日军，所以时人称之为“游击主席”。

       1938年1月韩复榘被蒋介石处决后，韩所任两职出了空缺。其所遗第三路军总指挥一职，蒋介石令韩之副手孙桐萱继任。所遗山东省政府主席一职，当时逐鹿者较多：如桂系军长李品仙，原冯系军长庞炳勋、孙连仲等。但蒋介石却选中了原青岛市长沈鸿烈。因沈在山东任舰队司令、青岛市长多年，与韩复榘集团有密切关系，虽与韩不属于同一派系，但却易于得到韩集团的信任。再则沈虽不是蒋的嫡系，但却忠于蒋，特别是西安事变时沈电劝张杨释蒋，给蒋留下了极好的印象。基于上述原因，山东省政府主席一职就非沈莫属了。从1928年山东归属南京政府到国民党政府1949年败退台湾，国民党在山东共委任了8位省政府主席，即孙良诚、石敬亭、陈调元、韩复榘、沈鸿烈、牟中珩、何思源、王耀武。沈鸿烈是山东第四任省主席，他在任共计4年。
       当沈鸿烈被任命为山东省政府主席时，省政府机关已迁驻到山东省最西南部的曹县。原山东省政府各厅局的高级官员多为韩的亲信，这些人听说韩复榘被杀，多已各奔前程。所以当沈鸿烈去曹县接任时，省府高级人员除已知教育厅长何思源因公去河南南阳视察山东流亡学生情况，民政厅长李树椿在曹县等待办理移交外，其它各厅厅长多已不知去向。尽管如此，沈鸿烈还是组成了新的省政府：雷法章任秘书长兼民政厅长，王向荣任财政厅长，何思源任教育厅长，秦启荣任建设厅长兼第五纵队司令。因系战时体制，故省府初建立时各厅局多不健全。
       1938年初台儿庄大战之后，山东大部分地区沦于敌手，在全省8个专区中只有3个专区在守土抗战(如聊城专区范筑先)，其余各县地方官多弃职逃逸，行政机构基本瘫痪。1938年5月，日本侵略军占领徐州后沿陇海铁路线西进，攻势甚猛。为迟滞日军的进攻，蒋介石命令在郑州附近花园口炸开黄河大堤，黄水直奔东南，豫东、皖北、苏北，数十县一片汪洋，尽成泽国。蒋介石既已放弃黄河以北土地，山东便孤悬敌后了。这样一来使沈鸿烈很感为难：山东省政府究应驻于何处？如将省政府迁到安徽或河南，他将成为流亡省主席，怎样管理他的子民？一个既无土地又无子民的省主席，他又何以自处？如将省政府仍驻于山东，这样深入敌后，他不但很难得到中央政府的供应，反而要与日军相周旋，可他又没有自己的武装力量。不得已他只得电蒋介石请示办法。蒋复电命他率省府人员深入敌后，并将原韩复榘武装手枪旅吴化文部扩编为新四师供沈调遣。于是在1938年6月底，沈鸿烈率省府人员及吴化文部北上驻于东阿，沈在这里开始扩军。
       东阿原属山东省第六专区，专署驻于聊城，专员是范筑先，范并兼任保安司令和聊城县县长。抗战开始后，范筑先接受了中国共产党团结抗战扩大抗日力量的建议，收编散兵游勇及民间保家武装，到1938年6月沈鸿烈率省府到达东阿时，范已拥有抗日武装力量5万余人，辖区也由原来的12个县扩展到30余县。
       沈鸿烈率省府移驻东阿县不久就遭到日军的袭击，沈因兵少力弱，抵抗不住日军的凌厉攻势，正在走投无路无所适从之际，范筑先闻讯派来了救兵。日军败退后，范将沈鸿烈及其省府人员迎入聊城。沈将其省府设置于聊城专区所属之寿张县张秋镇(按寿张县现已撤销，分属于今之阳谷县及范县)。尽管沈暂时有了安身之处，但对今后在敌占区如何坚持长期抗日却心中无数。
       在沈鸿烈奉命率领山东省政府人员深入敌后领导抗战之际，蒋介石又命鹿钟麟任河北省政府主席兼河北省游击总司令，于1938年8月到达河北省南宫，于是河北省也有了个“游击主席”。当时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武装已经深入敌后，河北南部已经在八路军帮助下成立了以杨秀峰为首的冀南行政公署，八路军三八六旅副旅长陈再道、一二九师副师长徐向前也率部在河北中部和南部作抗日活动。为了研究如何在敌占区开展抗日活动，并商讨冀鲁联防抗日，1938年9月，沈鸿烈、范筑先前往河北南宫，参加河北、山东，中共三方联席会议。河北方面的代表是鹿钟麟、张荫梧等；山东方面的代表是沈鸿烈、范筑先；八路军方面的代表是中共北方局代表朱瑞及八路军的徐向前等。会上，范筑先与徐向前、杨秀峰签订了冀南鲁西北部队抗日联防协定。
       沈鸿烈参加这次会议后，即率随员巡视鲁北各县，在乐陵县与八路军抗日武装领导人萧华、黎玉等会晤。沈这次在鲁北各县盘桓了半年之久，这使他积累了一点经验：要坚持敌后抗日，不宜在鲁西、鲁北这些平原地带活动，因为在这些地方，日军的机械化部队可以纵横驰骋行动自如，凭他那点武装力量无法与日军抗衡，故必须到山东的南部或东部山区与日军相周旋，建立抗日根据地。在请示了蒋介石之后，他于1938年冬率领省府人员及吴化文部进驻鲁南，在沂蒙山深处沂水县的东里店安营扎寨。他将山东划分为4个行政公署：鲁西行署主任由孙良诚担任，鲁北行署主任由教育厅长何思源担任，鲁东行署主任由卢斌担任(卢斌死后由李先良担任)，鲁南因系省府所在地，未设行署。沈的省府进驻鲁南后，除重建已溃散的国民党政权，整编收容游击部队外，还开办了工厂，出版了报纸、建立了干部学校，并印制原山东民生银行的钞票，以应敌后抗战的需要。沈苦心经营几个月后，各项工作粗具规模。1939年春，沈鸿烈召开了一次军事会议，各地专员、县长，各保安部队师，旅、团长，以及八路军驻山东代表张经武等出席了会议。此次会议后，沈令各部在胶济、津浦两铁路沿线对日军发起进攻，破坏了一些车站、桥梁，给日军添了不少麻烦。从此，沈鸿烈在山东的存在引起了日军的注意。
       尽管沈鸿烈抗日的口号喊得震天响，但因他兵少将寡，既不足以跟日军正面较量，又惮于中共抗日武装力量发展迅速，因此，他向蒋介石建议，增派正规军入鲁。蒋介石乃派原东北军将领于学忠，以苏鲁战区总司令的身分率五十一和五十七两军进驻鲁南，并让沈鸿烈兼苏鲁战区副总司令。于学忠所率部队虽号称两个军，实际上却只有两万余人。驻鲁日军闻国民党正规军入鲁，乃迅速纠集日伪军8万人于1939年6月向鲁南山区扫荡。日军这次对鲁南山区抗日武装的进攻，持续了半个多月。有一次，沈鸿烈陷于日军包围之中，他自料难以脱身，又不愿作日军的俘虏，乃拔枪自杀，不料手枪卡了壳，子弹未能射击，沈左右人员急忙夺过他的手枪，迅速将他架走，侥幸脱险。这是沈鸿烈在敌后抗日斗争中最光荣的一页。
       从这次日军的扫荡沈鸿烈吃了大亏之后，他变得“聪明”一些了：如果想要在敌后生存下去，是不能针锋相对地跟日军较量的。同时，从蒋介石历次对他的电示中，他也逐渐领悟到蒋并不奢望他收复失地重整河山，而是希望他能限制共产党武装的发展。蒋介石把他、把于学忠安插在山东，名义上虽是抗日，可实质上却是让他们“防共”、“限共”甚至“反共”。沈鸿烈对于蒋介石的意图心领神会，又鉴于八路军的武装在山东各地的发展十分迅猛，觉得长此下去他将无法向蒋介石交代，于是他便开始他的“限共”的策略了。
       1940年4月，八路军一部经过蒙阴县鲁村附近开往博山。鲁村是沈鸿烈在鲁南的根据地之一，今见八路军在其辖境内活动，遂佯装不知过境军队为何部，命吴化文师及沈之山东省教导团截击八路军。八路军被迫还击，将沈的部队击退。事后沈竟电告蒋介石，诬指八路军进攻其抗日基地。蒋遂命其发言人向中共驻重庆代表提出所谓“八路军破坏抗日”的抗议。
       此后，在沈鸿烈的授意下，山东各地的国民党武装不时袭击八路军所属的抗日武装，国民党与共产党常常发生摩擦。但是，在敌后活动的国民党武装并不都是惟沈之命是从的，如苏鲁战区总司令于学忠、山东第三专区专员张里元，他们对沈的反共行为就不予支持，甚至当沈的部队与中共抗日武装发生冲突沈陷于困境向于学忠求援时，竞被拒绝。沈这才感到自己在山东的孤立，遂萌生离开山东去大后方另谋出路之意。
       1941年9月，沈鸿烈以到重庆向蒋介石汇报工作为名离开山东。到了重庆向蒋汇报工作后，沈提出辞去山东省政府主席职，蒋照准。不久，蒋委以农林部长之职。抗日战争时期，中国东部大片国土沦陷，国民政府偏安重庆，战时军事第一，哪里还顾得上农林建设？所以沈这个农林部长实际上是“冷板凳”。
       沈鸿烈这条“冷板凳”一坐就是3年，1944年又改任“国家总动员委员会”秘书长、“中央党政工作考核委员会”秘书长等，实际上还是光领干薪的闲差使。
       1945年8月，抗战胜利，薄海同欢，连台湾、“满洲国”都回到了祖国的怀抱。这时蒋介石的场面大了，为对坐了四五年冷板凳的沈鸿烈表示慰问之意，蒋介石任命沈鸿烈为浙江省主席。浙江虽不是大省，但却是江南的富庶之区，沈鸿烈兴冲冲走马上任。
       当沈鸿烈担任浙江省主席的时候，内战已大规模展开，长城内外，大河上下，遍地烽烟。已经受了8年战争之苦的中国人民，纷纷走上街头，反对蒋介石发动内战。1948年春，杭州各大专院校的学生，举行“反内战、反迫害、反饥饿”游行。沈奉令镇压，逮捕了浙江大学于子三等。在押期间，于子三等3人死亡，激起了学生的愤怒，举行了更大规模的示威游行，并要求“惩凶驱沈”。为了平息这场学潮，蒋介石将沈免职，调任考试院铨叙部部长。所以沈鸿烈作为浙江省的封疆大吏只有两年。铨叙部是主管全国文职人员的资格审查、评定等级、考核成绩的，而当时内战方酣，东北、华北、西北、甚至华东已基本上被解放军攻占，铨叙部还有什么事情可做呢？所以人们把铨叙部戏称为“玄武湖疗养院”。到了1949年北平和平谈判破裂后，解放军百万雄师强渡长江，沈鸿烈匆匆随国民政府去了广州。这时国民党政权在大陆的统治已完全崩溃，所谓国民政府也只剩下一块招牌了。“何去何从？”沈鸿烈不得不考虑这个问题了。到台湾去吗？蕞尔小岛，自己又非蒋氏嫡系，真是前路茫茫。留在大陆吗？他自忖在他任山东省主席任内的反共行为，必为中国共产党所难容。他徘徊瞻顾，最终还是去了台湾。
       沈鸿烈到台湾后，在台中市郊定居下来。这时他已年近古稀，没再任什么实际职务，只在政府中挂了个“总统府战略顾问”，由于没有实职，他便杜门谢客，埋头写书。其晚年著有《读史答记》、《欧战与海权》、《东北边防与航权》、《收回东北航权始末》、《青岛市政》、《抗战时期之山东党政军》、《抗战时期之农业建设》、《抗战时期之国家总动员》、《浙政两年》、《消夏漫笔》、《政海微澜》、《五十年间大梦记》等。从这些书目结合沈的历史看，这是沈鸿烈在逝世前对自己的一生所做的主观总结。

　　1949年去台湾,任1969年3月12日18点40分，因心脏病医治无效，去世于台中市省立医院,终年88岁。

（部分文字资料整理于网络）

——2015.5.3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