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忆中的青岛老街—

记忆中的青岛老街——华山路

　　华山路在信号山的南面，起于信号山路，止于龙江路，百米左右的路段，不足20个门牌号，是一条很短的小路，初期是日本人住宅。和它周围齐东路等街道相比，华山路并不怎么显眼。这条路上的房子谈不上精美，却很别致，那些小楼静静地竖立在街道的两旁，好多小楼的院内植被茂密，再应上北面的信号山，形成了现代生活难得的“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的静景。

　　华山路14号是一栋很精致的小楼，欧式风格，高高的建在山坡上，站在路面上仰起头，便可以越过高高的花岗岩围墙，看到小楼。红砖的屋顶，浓绿色的檐边，黄色的墙面，在小楼的中间，还有一条砖红色的“带子”，红黄绿三色和谐地融合在这个小楼上。

       独特的小石门......

　　华山路12号穿过路边小巷，有两座小楼，各自独立成院，东边小院内的小楼是尖顶的二层小楼，红瓦屋顶，黄色的墙面，花岗岩筑基，院内种了郁郁葱葱的竹子。西边的二层小楼是平顶的，倒有些花石楼的味道，花岗岩筑基，花岗岩围边，露台的围栏也是花岗岩的，院子里种的是树干蜿蜒的松柏。

       穿越在这样的小巷，我也很有了艺术范儿呢......

　　华山路8号是一栋中西合璧的房子，进门小院有中式的左右厢房，正面是一栋欧式的二层小楼，红瓦屋顶，花岗岩筑基，正门前有座花岗岩的小桥，进入小楼要从左右两边上桥而入。透过墙壁，隐约可以看到正门前原有两个柱子，支撑着二楼的露台。住在街上的老人说，几十年前这里曾住过一个喜欢花的老人，他养的花非常茂盛和美丽。

　　华山路6号是栋欧式的小楼，虽然已经改建，但依然看出当年的风采。透过围墙可以看到，多面的尖顶，红瓦，红色的檐边，黄色的墙面，二楼有个不小的露台。久居华山路的老人告诉记者，当年，这栋小院一楼有花园，二楼也有花园，非常漂亮。

　　华山路4号这栋楼是小街比较大气的独栋，3层的小楼，凸形的楼体的设计，红瓦屋顶，灰色的墙壁。楼体凸起的部分，石条的装饰显得整栋小楼简洁大方。

       华山路13号，这可是华山路上的明星住宅。不是因为它的外形，而是因为它与两位名人有关——范登川和赵仲玉。

　　华山路13号是青岛著名女画家赵仲玉曾经的住宅，进门是个长形的影壁，影壁后是座二层的小楼，楼体是圆柱体和长方体的结合体，红瓦尖顶，黄色的墙壁，花岗岩筑基。小楼的院子不小，虽然有些后建的小屋，透过现留的竹子等植被，可以看出当年这位画家的小院，设计得韵味十足。

赵仲玉（1919-2001），山东莱州人，是我国著名女画家，社会活动家，曾任民盟青岛市委委员，青岛市政协第二、五、七届委员，青岛琴岛画会会长，青岛民盟美术研究会会长。

       赵仲玉是抗日时期青岛一名“高官”的二女儿，其父赵琪民国时任青岛市市长。自幼受家庭熏陶，她为人开朗，秉性善良，擅长绘画，早年毕业于北平京华美术学院，曾任教于北平国立艺专，北平京华美术学院，青岛美专。上学时即倾向进步，与中共地下工作者有着秘密联系，“七七事变”北平沦陷后，她回到了当时尚未沦陷的青岛。第二年青岛即被日寇占领，沦入日寇铁蹄下的岁月，美丽的海滨城市成了一片死寂的文化沙漠。在彷徨中，她们在北平时受过学生爱国运动洗礼的同学常在赵仲玉家相聚，也一同作画。因人数渐多，引起了敌人的注意。为避免“麻烦”，他们决定成立琴岛画会，以公开合法的方式进行艺术活动。1938年11月，赵仲玉和吕品先生发起成立了“琴岛画会”，推举赵仲玉为会长，并任文德女中教师，吕品为副会长。画会建立初期，基本上以战前在北平京华美院和北平国立艺专学习的同学赵仲玉、吕品、万里、叶又新等为骨干。画会成立后，他们把个人收藏的各种艺术书刊、画册和石膏教具等集中布置成活动中心，定制了会徽，会员戴着它在外面写生、创作，遇到鬼子、汉奸的干涉时，也能据理力争，起到了一定的保护作用。画会除了搞活动外，还开办了美术班，招收学员，举办画展，同日本随军画家和御用画家的活动相抗衡。
       “琴岛画会”的出现，如同沙漠深层流淌的甘泉一样，滋润着人们的心田，影响迅速扩大，许多画家陆续参加进来，其中有郭梦家（郭牧，毕业于上海美专）、陈大羽（毕业于上海美专）、于希宁（毕业于上海新华美专）以及赫保真、杜宗甫、王关石、孙沾群等。其阵容日益充实，代表性更加广泛，至此琴岛画会进入它最兴盛的时期。
       1940年“画会”开办了美术班，分中西两部分公开招生。国画班由于希宁、陈大羽、王关石、赫保真任教；西画班由赵仲玉、吕品、郭梦家任教。学习活动多在晚上进行。
       那个时期琴岛画会会员不断举办个展与联展。在那日寇横行，民不聊生的岁月里，青岛奇迹般地出现了从未有过的美术热潮。琴岛画会及其画家们的艺术活动，何以竟能如此受到国人重视和爱戴，除了琴岛画会这一艺术家群体始终坚持高品味的艺术目标，更重要的是在民族危亡的时刻，群众被压抑着的爱国精神，通过对民族绘画艺术的热爱和追求，找到了一个充分表现和释放的途径，因而汇成了一股“美术繁荣”的浪潮，使国人深深地感受到了中华民族那强大而不可摧毁的精神力量。
       当时作为“画会”的主要负责人赵仲玉，是解放前青岛的党的地下工作者，琴岛画会因此以战斗姿态出现在青岛海滨，成为文化战线上“抗日”的一支文艺尖兵、文艺战线上与敌人斗争和争夺青年的重要文艺阵地。经过他们指导和培养过的青年学生大都具有进步倾向，不少人在解放前就参加了革命工作。
       赵仲玉利用自己的特殊身份，与中纺公司的郭美珍一起，在当时的上流社会做着革命工作。中纺公司是当时青岛举足轻重的大企业。1948年秋天，根据解放战争的形势发展，中共地下组织决定让赵仲玉和郭美珍做青岛中纺公司经理范澄川的工作，争取他留下来，组织反南迁和护厂工作，保护厂房设备，使资产免遭破坏损失。
       当时，赵仲玉住在青岛华山路13号，范澄川住楼下。赵仲玉和郭美珍白天上课，晚上在家刻蜡版印刷宣传材料，凡是印的宣传品都送给范澄川一份，由赵仲玉把它投放在大门口的信箱里。为了工作还密切了与范澄川长子范与中的关系，并通过他慢慢的开始与范澄川有了交谈的机会。在初步了解了范澄川的政治思想倾向后，赵仲玉和郭美珍便对他展开工作，动员他留下来继续为新中国服务，他一听非常高兴，并果断表示愿意合作。最终赵仲玉、郭美珍先生和范澄川一家一同走过黎明前的那段黑暗，迎接到胜利的曙光。

赵仲玉是岛城杰出的“女画家”，以油画、水彩画著称，出版有《赵仲玉油画选》等。早在40年代就重视画品与人品，提出画法、修养人品不可缺一，她以其出色的油画和中国画艺术蜚声画坛，为社会各界所瞩目。她自幼勤奋好学，“爱画若命”，善于汲取前人之长，在研究西方绘画理论的基础上广收博取，成就了深厚、扎实的西画根底。到了中年时期，她的画风变得浑朴、凝重，在她现存的数幅画稿中，都浸润着她为民族艺术付出的心血和汗水。60岁之后她开始研究中国画，在艰苦的环境下坚持作画，时常工作至深夜，她注重笔墨、神韵及表现形式的多样化。她认为，西方绘画与中国画，需要二个不同画种范围的统一，现代绘画融墨骨和传统笔法于一体，同时汲取西画的光色技法。她的画看似满实，又笔笔空灵，空灵之中见实，富有韵味，以各种色彩烘托主题，主题之中包藏着更深的意境。她主张绘画中色彩不可堆得太厚，为不失艺术韵味，以简练的笔法，求其色彩多变之精神。即使油画，色彩丰富，令人兴奋，即使国画，少染颜色也会令人感到五彩缤纷，璀璨耀眼。她的画里虚实相衬，空灵透逸，色彩柔和浓重绚丽，淡彩之中取多种墨趣，近看不经笔意，粗看轻描潇洒，细看耐人寻味，给人以山花烂漫，春山空寂、绿树成林，溪水潺暖之感。色彩的对比和谐之中，隽秀清雅，出色的显示出西画与中国画结合所表现的美，造成一种色彩响亮气氛和谐的艺术效果。
赵仲玉十分注重绘画的意境和“师法造化”，从不拒绝借鉴古人和学习西方艺术，她对我国古代的传统艺术有着很深的研究，反对泥古不化的守旧思想，也反对脱离现实去搞所谓“创新”。她认为艺术上的创新，要以民族艺术为基础，推陈出新，取其精华，不断探索。从西画到国画，历代大师给她不少启迪，艺术上的每一步，也都凝聚着她的甘苦和激情。她不知疲倦的献身于美术教育事业，为国家培养了许多专业人才，可谓桃李满天下。

青岛解放后，赵仲玉一直从事美术教学工作，直至1983年7月离休。她1956年10月加入中国民主同盟，曾任民盟青岛市第五、六、七届市委委员，是民盟市委美术研究会创始人之一，为盟组织的发展和培养青年画家做了许多工作。她历任政协青岛市第二、五、七届委员，积极投身于我市的政治活动和社会工作。曾是青岛市首届美术工作者协会副主席，青岛彩画研究会会长，青岛市美术家协会顾问，青岛市文联执委，中国美术家协会山东分会名誉理事，民盟青岛市委员会委员，青岛市民盟美术研究会会长。绘画作品先后入选“中国民主同盟全国书画展”、“中国美术馆全国各民主党派工商联书画联展”等，传记入编《中国画家大辞典》《山东省美术家大辞典》，曾多次举办“赵仲玉画展”。上世纪“文革”时期，赵仲玉虽受到一些牵连，但因她是开明人士，有很高的社会声望和历史功绩，也得到了党组织的保护，得以避祸。

来谈谈华山路13号的另一位著名人物——范登川。

抗战胜利后，国民党政府接管了日本人在青岛开办的纺织工厂、纺织机械厂、印染厂等十几个工厂组建中国纺织公司青岛分公司，其产值占青岛工业半壁江山。在全国仅次于上海，而多于天津，三地当时有“上青天”之称。青岛纺织公司的经理是范澄川，受到共产党思想影响，当时他住在华山路13号，女画家赵仲玉与他同住一楼，分住楼上、楼下，赵仲玉是地下党组织成员，组织通过她与范澄川联系。在青岛解放前夕，范澄川不仅没迁走工厂，自己也留在青岛，并完整保护了公司的近20个工厂。解放后，他曾任纺织研究院副院长。

范澄川是湖南长沙人，湖南专门工业学校毕业，他和堂姐范新顺，受向警予、蔡畅的影响，她们都参加了赴法勤工俭学，因为自己家境不富裕，没筹到这笔费用，未能一同前往，于是考入上海宝成第二纺织厂任职。1926年任武汉国民政府军委会宣传科科长，1928年任北平电车公司车务科长，1937年抗战爆发，任湖南第一纺织厂厂长，并在湖南创办酒精、面粉等事业。日本投降时他在湖南桃源，他任湖南第一纺织厂厂长时有合作关系的束云章来电报，要求他火速去渝，到后知道他现在是经济部中国纺织建设公司总经理，将去上海负责接收三十几家日本经营的纺织厂，并负责青岛的纺织工厂的接收。他毅然接受了任务，经两个月的筹备，集中80人一同飞到青岛，他任中国纺织公司青岛分公司经理，而另一名副经理是他的同乡，受重庆曾家岩十八集团军办事处董必武直接领导的地下党员王新元。

他们两位同乡在青岛共事的四年，配合得天衣无缝，1948年夏天，有一封匿名信从青岛寄给上海中纺总公司经理束云章，报告青岛分公司内有异党分子活动，束云章在政治上不是党棍，他将这封信转发给范澄川，范澄川是一个很开明的人，将此信给王新元后未予追究，以后秘密座谈会再没有扩大范围。

1948年9月24日济南获得解放，青岛的权贵们坐卧不安。范澄川分管的公司，拥有十三家工厂，在青岛是举足轻重的大企业，部分南方籍职员惟恐大难临头，不安心工作，一部分是青岛本地人，害怕1938年沈鸿烈退走时爆破日本纱厂的故事重演。如何能使人们处变不惊？是范澄川面临的大问题，11月初，东北全面解放，范澄川和王新元利用合法身份，组织各厂成立护厂团，各厂成立护厂队，以警卫人员为骨干，再吸收一些职员和工人参加，并研究了一些具体措施，就在这时，地下党员青岛文德女中（现在6中）教员赵仲玉（赵住华山路13号楼上，范住在楼下）得到党的指示，动员范澄川遵守“约法八章”，负责组织护厂，反对南迁。此时的范澄川知道是共产党派人与他联系了。

在动员各厂反对南迁的大会上，范澄川拍着胸脯说：“动乱期间，决不离开青岛，包括我84岁老母在内，哪里也不去，您们回去后，向职工表决心，搞好护厂。”接着他们用10天的时间，向13个厂做动员报告。范澄川在机关刊物《青纺旬刊》上发表了《我们对于护厂运动应有的认识和态度》一文。

1949年5月22日，青岛德士古经理邹恩庭向范澄川密报，一叛徒出卖了范澄川，在国民党青岛守备司令刘安祺要对他下毒手时刻，将范澄川转移到中纺一厂机电车间楼上办公，范澄川通过电话与各厂护厂团取得联系，指挥护厂工作。中纺一厂在敌人眼皮下转移了4万多匹棉布，各厂利用文武两手把棉布损失减少到最少，厂房、机械设备毫无损失，工程技术人员全部保留了下来。6月2日青岛获得解放，中纺各厂三天之后便恢复了生产，受到党中央颁电嘉奖。

1951年范澄川任华东纺管局青岛分局局长，1953年调纺织部技术司顾问，1954-1957筹建纺织科研院，后任副院长。

解放前青岛九大纺织厂没被炸咱得感谢他：范澄川

1946年1月15日，满载70余人的数架飞机自战时陪都重庆飞抵青岛，飞机上一位乘客思绪万千。一方面，他有感于抗战胜利，国家百废待兴因而踌躇满志；另一方面，他又隐隐预测到当前的和平不过是镜花水月，国共纷争再起之际，纺织业的发展难免功亏一篑因而焦躁不安，他就是新任中纺青岛分公司总经理——范澄川。除他之外，故事里还有几个重要角色：中共地下党员王新元、毕中杰、赵仲玉，国民政府驻青绥靖主任刘安琪、参谋长冯骥，军统特务陈孝祖。一场青岛纺织厂的真实版“潜伏”开始上演。

地下党打入青纺高层

坐在飞机上的范澄川内心考虑的主要问题就是青岛纺织业未来的发展，1945年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遗留在青岛的36万余台纱锭无疑是一笔天价财富，对于抗战胜利伊始的中国来说，如何及时接管这些资产实在是一个重要的问题，在这个问题上，国民政府似乎抢先了一步。

1945秋天，在宋子文的提议之下，国民政府成立了中国纺织建设公司，负责经营敌伪投降后的纺织工厂及附属事业，该公司在青岛、天津以及东北另设分公司，负责当地的接收事务。日本投降不久，范澄川即出任中纺公司青岛分公司经理一职，他们一行70余人于1946年1月抵青，接收了青岛的九个纺织工厂。可范澄川的内心却相当矛盾，据他事后回忆，此次接收行动他早就心存疑虑：“就政治上来说，国共已经合作，青岛当时是在解放区的包围之中，政权早晚是要易手的，严格说来，应该由共产党派员接收经营，国民党何能越俎？”他将当时的接收称之为“摘桃子”，认为国民政府此举乃是抢夺胜利果实，“下山摘桃子”颇不合理。“可是，青岛各厂是一份宝贵的财产，不管政治如何变动，前途如何艰险，我们一定要把它保存下来，不能让它受到丝毫的损害。”

其实当时的范澄川大可不必为此焦虑，因为跟随他一同前来接收的人员中有不少中共地下党员，其中个别人的职位之高或许出乎他的意料。“在1946年1月，地下工作者王新元就已经打入轻纺分公司的高层了，他的职务是青纺公司的副经理。”王立永说，“除了王新元之外，还有毕中杰、刘泓等地下党被安排在了分公司各部门以及各企事业，要说咱们可不比国民党慢。”这场出色的地下斗争活生生地在国民政府的眼皮子底下上演，可并未被发现。据毕中杰后来回忆，王新元乃是经董必武批准打入了青纺公司的内部，其他的地下党员则是他安插的。这些地下党员到达青岛时接受检查的过程颇为惊险，所幸均未被发现。如毕中杰在青岛码头曾经受到国民党宪兵的严厉检查，幸而“随身携带的一部分重庆出版的新华日报藏在木箱夹板里”，才躲过一劫。

在此后的几年里，青纺公司内部的地下党员秘密的发展壮大力量，宣传进步思想，甚至不定期召开了座谈会。王立永称，当时的座谈会基本上是以聚餐的方式进行，内容则是相互交换观点，传达陕北广播电台的消息和评论。不过百密一疏，这些活动还是被以匿名信的方式举报给了中纺总公司总部，“当时形势是很危险的，那封匿名信中称青纺公司内部有异党分子活动，估计是有叛徒”，这封匿名信经总部交给了范澄川，范澄川并没有处理此事，而是把信件转交给了王新元，也就是我们前面提到的副经理，此后座谈会改为个别联络。

一则消息救了范澄川

范澄川通过他独特的方式保护地下党员非止一次，王立永把他归结为一个“政治开明的爱国知识分子”。1947年，当时的青岛警备司令部曾经给范澄川发出一封电报，内称在青纺公司发现一名共产党员，要求他查明事实，但范澄川的答复是其人确系共产党员，“已经把人放走了”。原来之前范澄川曾经帮助警备司令部的司令贩卖过一批布，并且拒绝了对方的酬谢，他就是依仗这这层关系才敢于如此大胆行事。

到了1948年，范澄川的行为终于得到了地下党的肯定回应。解放战争的战事胜利进展，国民政府败兆显现，2万多公斤的烈性炸药被运到了青岛，国民政府这一行为的目的很明显，即是在败逃之际炸毁工厂，破坏生产。当时的范澄川出于知识分子的满腔热情自然感到沮丧，他想要保护工厂，但力不从心，直到有一天，他发现在自家信箱出现了一份革命宣传材料，材料号召保卫人民财产，保卫青岛的各个棉纺厂，竟与他的想法不谋而合。更令他意想不到的是，没多久一名地下党员竟然主动与他取得了联系，此人即是赵仲玉。

我们不妨看看范澄川先生自己对于当时见面时的描述，字里行间充满了惊喜之情——“是年冬，党的地下小组成员赵仲玉同志来与我联系，我当时的激动是无法形容的。赵与我同住华山路13号，她住在楼上，我住楼下，之前的宣传品正是她和郭美珍同志所缮写、油印、投放的，这是我在解放后才知道的。”

我们不得不感叹地下工作的严谨程度，范澄川先生楼上就住着一名地下党员，可他本人对此竟浑然不知。有了地下党员的鼓励，范澄川一个大胆的计划出炉，他想要借国民政府之手进行护厂。说来也巧，没多久，绥靖公署的主任刘安琪和范澄川一起吃饭，期间范澄川提出战事混乱，工厂治安不稳，难免有暴徒趁机作乱，“我进一步提出在每个工厂职工中遴选若干人，组成护厂队，与厂内警卫合作一同守护。他没有意识到这一着正是防止他们着手破坏”，居然表示了赞成。就这样，范澄川先生当晚回到公司，紧急根据谈话做了记录，并且送到绥靖公署备案，从此，护厂运动大张旗鼓开始进行了。

然而刘安琪毕竟不是傻子，几个月之后，他渐渐发现，这支护厂部队训练程度非同一般，并不是冲着几个暴徒而去的，大有防范正规军之嫌，明白就里之后他开始对范澄川恨之入骨了。“刘安琪恨范澄川到何种程度呢？他有次在上海参加宴会，喝多了酒，吐露心声，称范澄川是赤色分子，说要把他扔到海里去。”喝酒总归是喝酒，现实生活中刘安琪终究不能直接就把范澄川法办，于是他开始试探。他派人给范澄川送去机票，称战事动乱，要范澄川和老母赶紧去上海避难，由于范澄川多次拒绝，刘安琪疑心更重，马上就要亮出獠牙了。

危急关头，倒是毕中杰急中生智，“范澄川经理压力很大，处境困难，我向城外的市委建议，可以通过我广播电台对范澄川提出警告，指责他筹划高级职员准备夹带大批公款难逃的假消息，以麻痹敌人。”

于是，十天之后，解放区广播播出了这样一则消息——“青岛匪帮刘安琪等阴谋在逃窜前，炸毁青市工厂及市内各项建设，青岛中纺公司经理范澄川也和他们沆瀣一气……”范澄川当时并不知道这是毕中杰的主意，只觉得“倍觉温暖”，第二天，绥靖公署的参谋长冯骥给他打来了电话问道：“听到昨晚广播没有？作何感想？”范澄川当时在电话一端未置可否，喏喏连声，但他心里明白，自己暂时安全了。

特务泄露了撤退时间

形势一年一变，到了1949年，国民政府的军队江河日下，大势已去，青岛各棉纺厂的护厂工作更加频繁了。

从现在的资料可以看出，各支护厂队之间号令分明，训练有素，颇有民兵的性质。《青岛第一印染厂防护团实施办法》中记载了一则警报明细，较为有趣，“大门(一班)连续两声短笛；北面(辽宁路围墙一代)两短声，中间一间隔；东面(三班)三短声，中间一间隔……”这种长短交错的笛声，既能表明敌人方向，又能说明事态严重程度，颇为科学。

到了这年的5月份，国民政府的官兵抢布的行为开始出现，其时，一支部队在中纺一厂一笔就劫掠走4万余匹布，护厂队则连夜赶工，将剩余布匹藏入通风地沟，防止了劫掠的再次发生。等到5月28日，忽然传来消息，称青岛当地的国民政府官兵不会撤退，这可让范澄川和不少地下党员焦虑起来。“原定二月份逃走的，已经推迟了三个多月，如果再推迟几个月，我这个有共产党嫌疑的经理将何以自处？”特别是，范澄川认为虽然各厂都在森严戒备，但此举终有些守株待兔之嫌，“唯有知道对方准备何时下手，才能从容应付。”早在解放前夕，他再次做了一个大胆的决定，亲自跟军统特务见面，探探口风。

这次谈话在莱芜一路进行，因为范澄川许久没有出现，特务特意问道：“你这一晌到哪里去了呢？”范澄川则辩称近期工作繁忙，一直在各个车间走动，他央求特务在军队撤退前提前告知，“你们都走了把我一个人留在这里，这会害苦我的。”特务则称，不至于如此，后来见范澄川一脸落魄神情才说：“四天为期，来晚了，我不负责。”这一席谈话，使得范澄川焦虑的心情得到不少缓解，因为他由此判断，国民政府军队的撤退应该就在四天之内。

5月31日，解放军攻克了城阳，大批溃败的军队撤入市内，那一晚，青纺公司下属的九个纺织厂实行灯火管制，工厂里一片寂静。地下党员毕中杰回忆，那晚，“在月色皎洁下，我和护厂队员守卫在五厂子弟小学的屋顶上，敌军沿着公路过了整整一夜，我想着青岛眼前就要解放，内心无比激动，不知不觉东方发白了。”6月2日上午，解放军到达了沧口和四方，当天下午，市委组织部长宋子成在地下党员的陪同下来到一厂见到了范澄川，范澄川数十年之后回忆这段历史，仍然激动不已，“今日得见工厂完整无缺回到人民手，其感受实十百倍于其他任何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