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县路上的名人故居——台静农故居（黄县路19号）

黄县路上的名人故居——台静农故居（黄县路19号）

       黄县路19号,台静农故居。古朴的院落，斑驳的石墙，还有院子角落里肆意生长的竹子，都给它增添了几分雅致......

       说到台静农，可能很多人不识其为何许人。对于内地，他1949年之后在台湾；对于台湾，他则是早期的“左翼”文人、鲁迅的学生，又有三次入狱的“前科”。用老辈人的话来说，他是两边都“不待见”。人们，特别是内地的人不闻其名，也就不足为怪了。

       其实，台静农先生真是个人物，用时下的流行语来说是个“大腕”。他早年与鲁迅的关系非比寻常，“平生风义兼师友”，深受鲁迅的赏识和倚重，是20世纪20年代中国乡土小说的杰出代表。台静农受胡适先生的推重，1935年1月介绍他到厦门大学任教授，1937年“七七事变”发生时，台静农刚好从青岛山东大学回北平度暑假，北平沦陷后，受留守北大的魏建功教授等的嘱托，到南京向时任北大文学院院长兼中国文学系主任的胡适先生报告北大当时留守的困境。陈独秀晚年结识了小他二十多岁的台静农之后，更将他视为挚友，两人书信往来频繁，交谊深厚。他与国画大师张大千交好。台静农早年学写梅，画作蕴意文雅，极富情致，在台期间，每逢张大千生日，总画一小幅梅花送他，自称“这不是不自量，而是借此表达一点心意”。张大千总是欣然接受，赞他“你的梅花好啊”。他书艺精湛，著名书法家启功先生在看到《静农书艺集》后，竟认为自己的书艺“薄劣”，而怕见到这位暌隔数十年而又十分想念的老友。

　　1946这个年份，将台静农88岁的一生，整齐地划为两半。之前，台静农是“五四时期最重要的乡土文学家”，他在20年代完成了《地之子》、《建塔者》等小说，被称为“新文学的燃灯者”。香港作家刘以鬯曾说：“……中国小说家能够将旧社会的病态这样深刻地描绘出来，鲁迅之外，台静农是最成功的一位。”之后，44岁的台静农远赴台湾大学中文系教书，他就此投身教育，兼修书法，“汪洋般的激情、直白的呐喊、知识分子关注现实的前进姿态”，在之后的44年里全都“戛然而止”。从那时起，台静农就从文坛中销声匿迹。他的沉默，是一个谜。

       1936年秋，台静农来到山东大学文学院任讲师。台静农在青岛的住所再三变更，最终在黄县路与恒山路交叉口旁边的一栋小楼里找到暂时的归宿。当时的台静农年仅34岁，颇有些古雅风度。他初至青岛时是1936年，时任国立山东大学校长赵太侔聘其为讲师。那时的他可能没想到，十年后他会远赴台湾，而且有生之年再也没回过大陆，直至1990年去世——1946年，他应许寿裳之约，前往台湾编译馆工作，后任台湾大学中文系主任。那一年，他恰恰走过88年人生历程的一半，人生就此对半分割。“忽惊此日仍为客，却像当年似隔生”是他对人生的总结，满满的都是对故乡的眷恋之情。站在台静农当年走过的门口，忽感到这春日的阳光竟都充满了诗意。

       台静农（1902年－1990年），本姓澹台，字伯简，原名传严，改名静农。安徽霍邱县叶家集镇人。著名作家、文学评论家、书法家。早年系“未名社”成员。幼承庭训，读经史，习书法，中学后入北京大学国文系旁听，后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肄业，奠定了国学基础。1925年春初识鲁迅，后两人关系密切，友谊深厚。1927年后先后执教于辅仁、齐鲁、山东、厦门诸大学及四川江津女子师范学院。抗战后，举家迁四川，任职国立编译馆。因为作品思想激进，从1928年到1935年间，台静农先后三次被捕，以各种“莫须有”的罪名被牵连入狱。期间，他曾创作小说《大时代的小故事》及《电报》等。后与避居江津的新文化领袖陈独秀来往密切，成为忘年交。1946年赴台，后任台湾大学中文系教授。台静农治学严谨，在文学、艺术、经史等多种领域均涉之甚深，并以人格耿介、文章书画高绝驰名。其书法广泛涉猎金文、刻石、碑版和各家墨迹，篆、隶、草、行、楷诸体皆精。亦擅篆刻、绘画。有《静农论文集》、《静农书艺集》、《台静农散文集》、《台静农短篇小说集》等行世。

          他曾在汉口上中学，未毕业即到北京大学国文系旁听，后转该校文科研究所国学门勤工俭学。1925年夏，鲁迅发起成立未名社，台静农为社员。创作以短篇小说为主，兼写诗歌、散文，多载《莽原》半月刊、《未名》半月刊等刊物。后集为短篇小说集《地之子》、《建塔者》，分别于1928年、1930年由未名社出版，均为《未名新集》之一。另外编有《关于鲁迅及其著作》一册，内收有关《呐喊》的评论和鲁迅访问记等文章共14篇，1926年 7月由北京未名社出版，为最早的鲁迅研究资料专集。《地之子》共收小说14篇，显示了作者善于从民间取材，通过日常生活和平凡事件揭露社会黑暗的特点。笔调简练、朴实而略带粗犷。格局不大，但有浓厚的地方色彩。鲁迅认为，“在争写着恋爱的悲欢，都会的明暗的那时候，能将乡间的死生，泥土的气息，移在纸上的，也没有更多，更勤于这作者的了”（《〈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二集序》）。他是20年代乡土文学的代表作家之一。《建塔者》共收小说10篇，揭露新军阀的血腥统治，歌颂在白色恐怖下坚持斗争的革命志士，是作者思想更趋激进的产物。但由于生活积累不足，人物形象不够丰满。台静农曾先后在辅仁大学、齐鲁大学、山东大学、厦门大学等校任教。抗日战争开始,赴四川,在白沙女子师范学院任中文系主任。抗日战争胜利后，应当时任台湾省编译馆馆长的许寿裳的邀请，到该馆任职。后又随许寿裳转至台湾大学中文系任教。他是台湾出版的《中文大学典》编纂人之一。

       1922年首次发表新诗《宝刀》，1923年发表第一篇小说《负伤的鸟》。1925年，台静农初识鲁迅，此后两人关系密切，友谊深厚。在鲁迅的精神影响下，台静农与其霍丘老乡李霁野、韦素园、韦丛芜及曹靖华等六人在北京成立了一个文学社团--未名社。未名社存在时间约有七年半之久，曾出版“未名丛刊”18种，“未名新集”6种，以及不列丛书名2种，是“五四”时期最重要的文学社团之一。1928年出版小说集《地之子》，所作同情下层人民苦难，抨击黑暗现实，充满乡土气息。适中年才归于平朴，俯身教育，潜沉学术与书法，笔更疏健，文更恬淡，《龙坡杂文》可谓鉴镜。谈史说艺，怀人忆事，喜怨穿肠，直抒胸臆，不着闲墨，思也清洁，文也干净，一派纯粹。早年也写散文，散见于《莽原》杂志上。

       台静农的小说，师承鲁迅的现实主义传统，不仅写出了传统等级制度和封建习俗造成的乡村悲剧，而且写出了民国初年军阀横行和社会动乱给人民带来的深重灾难。他笔下的人间闭塞、灰冷、残酷有若传说中的阴曹，到处是邪气朴朴，鬼影幢幢。作者在描写中，融进异常深挚的悲愤之情，这就更增加了其小说的悲剧色彩。因此，香港的文学家刘以鬯（音chang）先生认为：“二十年代，中国小说家能够将旧社会的病态这样深刻地描绘出来，鲁迅之外，台静农是最成功的一位”。在艺术上，台静农的小说格调沉郁阴冷，手法质朴圆熟，出色地写出了当时农村社会的环境气氛。 被称为“新文学的燃灯人”。

       台静农自幼在父亲的影响下即练习书法，又喜收藏。早年所习隶书为华山碑与邓石如，行楷为颜鲁公《麻姑仙坛记》及《争座位帖》。及至求学北京时，台静农受到五四运动新思潮的影响，视书艺为“玩物丧志”，因此不再练习。抗战居川期间，受到业师沈尹默的指导，颇喜倪元璐行书之格调清新，并为之心折不已，后来，隶书又改习《石门颂》。任教台湾大学后，台静农由于与鲁迅及左翼文坛的亲密关系，再加之他在战前几次锒铛入狱的经历，其行动和言语受到了台湾当局的严密监控。在此背景下，台静农遂开始寄托浸淫于书艺。虽然他从不以书法家自诩，然而他的书艺却闻名中外。从此，求书者日多，台静农越写越觉得不胜其苦。这是因为台静农个性和气亲切，又从不对人摆架子，故对于登门求书者不管识与不识，几乎像“土地公似的，有求必应”。1985年元旦，台静农在《联合报》上以《我与书艺》为题，发表了他的《告老宣言》，郑重声明自1985年起，一概谢绝为人题书写字，这样，许多中外人士都以得不到台静农的字为憾。

       台大中文系主任

       1946年，台静农应作家和教育家许寿裳之邀，从四川来到台湾。当时给他发聘书的是台湾大学首任校长罗宗洛。接到聘书时，台静农还有些犹豫，觉得隔着海峡太遥远，但考虑到台湾急需大陆教师去教育受日本统治达半世纪之久的青年学子，又念及父母和孩子因交通不便困在四川出不来，便下定决心离开四川。家人分四批出走，先是由台静农夫妇带着小儿女来到台湾。罗宗洛在聘书中曾介绍台湾大学中文系规模宏大，可他去后发现这只是一个未落实的规划。整个中文系只有一个教授、一个助教，学生还没有招来。待新生到校时，大一国文列为必修课，由台静农主讲。到了第二年，入学考试成绩差的学生全部改读中文系，中文系才有了自己的学生。这是因为光复前台湾学生学的均是日文，中文反而成了陌生的语言，所以许多人不敢报考，也无法攻读中文系艰深的文字训诂一类课程。但到了第二年，转来中文系的学生中文水平提高后，又转到别的系去了，真正念中文系的学生只剩一两人，连后来成了著名学者的叶庆炳也是从外系转来的。1947年夏，台大中文系主任为许寿裳，台静农是“中国文学史”课教师，此课由外文系和中文系共修。状况如此，真是始料未及。
       更有甚者，又接踵而至。当时，许寿裳因在台湾宣传以鲁迅为旗手的“五四”运动，努力在祖国宝岛传播新文化、新思想而引起右翼文人的恐慌和怨恨，于1948年2月18日深夜被特务惨无人道地用斧头砍死。过后不久，大陆来台的木刻版画家黄荣灿也被杀。许寿裳不明不白的死（当局破案时诡称是窃贼行凶，与政治无关），给台大中文系师生带来极大的震撼。继任系主任乔大壮1948年回大陆后，也因忧愤国事在苏州投水自尽。台静农于1948年夏天接掌台大中文系主任职务，真可谓是临危受命。接任这份被很多人视为不祥的职务，无疑需要一定的勇气和担当，在工作策略上也必须作相应的调整，至少应吸取许寿裳的教训，不能去碰“鲁迅”这根敏感的神经。正因为台静农小心谨慎，韬光养晦，不再像大陆时那样“左”倾，他才能平安主持台大中文系二十年，培养出众多的栋梁之才，为台湾第一高等学府的中文系打下扎实根基。
       在台湾生活的那些无常日子里，台静农除了谈近代人物外，从不愿谈论当年创作的风光以及左翼文坛、牢狱之灾和鲁迅对他的厚爱，包括与他十分亲近的学生，也讳莫如深。台大学子蒋勋1972年赴欧洲读书时，才在《鲁迅全集》中获悉台静农过去的信息。当蒋勋重读台静农的小说，看到他早年那么锐利的文学创作却在盛年突然中断，一个狂热追求文学理想，数度因为文学刊物而出入牢狱的青年，创作戛然而止，这究竟埋藏着怎样沉痛的秘密呢？探寻的结果，自然是形势所迫，不得不改弦易辙。此时此境的台静农，不能昂然做战士，只好做一个歇脚者，借台湾这个暂住之地，休养生息，并竭尽所能多培养一些文学人才，传承中华文化。

       台静农与文化名人间的友谊 
       台静农富有皖人的直爽淳厚习性，又追慕魏晋时代的旷达之风，一生重友情，重然诺，在圈内外口碑甚佳。这可从他与鲁迅、陈独秀、张大千等人的交往中窥见一斑。

       1925年4月，台静农经由小学同学张目寒的介绍，初识鲁迅。从此，两人成为终生挚友。鲁迅之于台静农，是亦师亦友的关系。他们一直过从甚密，据《鲁迅日记》记载，二人交往在180次以上。在他们十一年半的交往中，台静农致鲁迅信件有74封，鲁迅致台静农信件有69封，收录于《鲁迅书信集》中的尚有43封。综观这些书信，不管是论人或议事，都直言不讳、毫无忌惮地袒露自己的心声。如果不是一种特殊的关系，像鲁迅这样为人谨慎的“世故老人”是断不会如此而言的。由此可见，鲁迅对台静农的由衷信任和深厚情谊。鲁迅在台静农的小说集《地之子》出版后，也称赞它为“优秀之作”（《二心集·我们要的批评家》），并在后来编辑《新文学大系·小说二集》时，特意以自己的小说发端，而以台静农的小说殿后。其中，台静农入选四篇：《天二哥》、《红灯》、《新坟》和《蚯蚓们》，与鲁迅的篇数相等，而超过其它作者。这足以说明，在鲁迅看来，台静农的小说是不容忽视的。

       鲁迅一生，以尖刻冷峻而著称于世，故其终身少有朋友。而他所引以为至交的，大多为忠厚、正直、笃实之人，如许寿裳、台静农等人即是。“台君为人极好”（《书信331219·致姚克》），这是鲁迅对台静农人品的高度评价。 1926年，台静农曾花费很大功夫，搜集文坛对鲁迅的评论，结集为《关于鲁迅及其著作》。这是台静农问世的第一本书，也是新文学以来第一本评论鲁迅的论著。他讲到编辑缘起时，认为鲁迅小说中尤其清楚地表现出战斗的精神，“这种精神是必须的，新的中国就要在这里出现”，“我爱这种精神，这也是我集印这本书的主要原因”。写完这篇序言的次月，他就创作了《天二哥》和《吴老爹》等乡土题材的小说，自此便文思如潮，把所耳闻目见的“人间的酸辛和凄楚”，“用我的心血细细地写出”了。《地之子》结集之前，全部小说稿曾寄呈鲁迅审阅，鲁迅建议把书名《蟪蛄》改为今名。

       台静农对鲁迅的尊崇与爱戴也是人所共知的。1926年，台静农曾花很大功夫，搜集文坛对鲁迅的评论，结集为《关于鲁迅及其著作》。这是台静农问世的第一本书，也是新文学以来第一本评论鲁迅的论著，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他讲到编辑缘起时，认为鲁迅小说中尤其清楚地表现出战斗的精神，“这种精神是必须的，新的中国就要在这里出现”，“我爱这种精神，这也是我集印这本书的主要原因”。在情谊之外，还彰显了一种文化使命。

      1927年，瑞典著名探险家斯文赫定来中国考察时，曾与新文化运动的先锋之一刘半农商定，拟提名鲁迅为诺贝尔奖金候选人，由刘半农托台静农写信探询鲁迅意见。鲁迅在致台静农的信中答道：“诺贝尔赏金，梁启超自然不配，我也不配，要拿这钱，还欠努力……我觉得中国实在还没有可得诺贝尔赏金的人，瑞典最好是不要理我们，谁也不给。倘因为黄色脸皮人，格外优待从宽，反足以长中国人的虚荣心，以为真可与别国大作家比肩了，结果将很坏。”这应是中国作家第一次问鼎诺贝尔奖的故实，也可见鲁迅对台静农的特别信任。 鲁迅逝世后，当时在青岛任山东大学教授的台静农在学校举行的追悼会上作了简短而异常郑重的发言，沉痛追念鲁迅先生。

       在四川的8年中，台静农除了教学之外，多半是与师友诗酒往来，其中最让他津津乐道的便是与陈独秀的交往。1938年，台静农应老舍的邀请去重庆作鲁迅逝世二周年的报告，在返回途中偶遇陈独秀，真是“既感动又惊异”。陈独秀创办《新青年》，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领袖人物，也可以说是台静农那一代青年的集体偶像。见到台静农，陈独秀简单寒暄几句就说，“我同你看柏先生（柏文蔚）去！”然后不管众人，领着台静农便走。此后两人经常书信往来，台静农不仅多次拜访陈独秀，而且邀请他去当时女子师范学院的所在地白沙一游。陈独秀对这位忘年交抱怨自己的高血压等困扰，而且因为台静农的关系，将自己编写的《小学识字教本》和《中国古史表》交付编译馆编印出版。陈独秀逝世前数月，曾于鹤山坪写诗赠台静农：“峰峦出没成奇趣，胜境多门曲折开。蹊径不劳轻指点，好山识自漫游回。”台静农非常珍惜这段忘年之谊，他曾以“酒旗风暖少年狂”为名，深情回忆陈独秀的点点滴滴。将陈独秀寄给他的书信、诗稿、小传、书法等长期谨慎珍藏，后由台湾中研院文哲所印成专辑《台静农先生珍藏书札（一）》，收陈独秀致台静农手札102封，又陈氏手书诗文稿及书艺等一卷，原迹影印，至为精美，成为珍贵历史文献。

       台静农与张大千也是契交，多年来，生活互相关切，书画切磋频繁，终生交情深厚。他们有满意的作品，往往交流观赏或互赠留存。张大千爱用的印章多为台静农精心镌刻，张大千收藏的名画也不时赠台，包括精心临摹的敦煌壁画和古代秘藏等。台静农有《伤逝》一文，追怀大师的卓越风范及两人深情厚意。其中有一细节写张大千作画情景，许多人围着看，他照画不误，而且越画兴致越高，而且要边画边和客人做笑谈，丝毫不影响行笔着色，而且在场每人得到一幅。把一代艺术巨匠的风流倜傥传神毕现，可以说是众多写张大千的文章中最生动的一篇。每当张大千过生日，台静农照例都要为他画一幅梅花以祝寿，张大千对台静农梅花极为赏爱，认为是最有骨格和风致的，可见二人心心相印。
       台静农对知名作家聂华苓的提携也是赢得交口称赞的。1960年，因《自由中国》杂志遭查封而受牵连的聂华苓家中，突然来了一位素不相识的前辈，这人便是台静农。台说明来意，希望她到台大去担任现代文学课的教席，聂华苓惊讶得不知如何回答，“不仅因为台先生对我这个写作者的礼遇，也因为我知道台先生到台湾初期，由于和鲁迅的关系，也自身难保；而我那时在许多人眼中是个‘敬鬼神而远之’的人。台先生居然来找我！我当然心怀感激地答应了。”由于换了一个环境，聂华苓感到仿佛来到另一个光明的世界，她不再担心特务骚扰，又开始过上正常人的生活，并为以后的文学创作提供了良好条件。
       台静农注重与正派人士交往，对于当时一些知识界媚俗政治的行为看不惯，往往出言讥刺，不计后果。1943年，重庆闹出一场“献鼎”的闹剧。一些群众团体向蒋介石进献九鼎，以纪念废除不平等条约。其中铭文由顾颉刚撰写，铭文为：“于维总裁，允文允武，亲仁善邻，罔或予侮。我土我工，载欣载舞，献兹九鼎，宝于万古。”结果知识界哗然，台静农则拍案予以痛斥。其后对蒋介石的《中国之命运》，他也作诗讽刺，在《孤愤》一诗中写道：“孤愤如山霜鬓侵，青灯浊酒夜沉沉。长门赋卖文章贱，吕相书悬天下喑。”他自注，“吕相书”是指蒋介石的《中国之命运》，至于长门赋，乃是讽刺当时知识分子向蒋介石献书的行为，当指著名哲学家冯友兰写《新理学》获得政府奖赏之事。据作家舒芜回忆，抗战胜利后，他有一次跟台静农闲聊，说政府要给抗战期间教学有成绩的教授颁奖，听说台也有可能获奖。台静农竟然慌张起来，叹着气说，“这如何好！一辈子教书，到了得他这么个奖，叫我如何见人！”狂狷之气，可见一斑。

       多年来，在他的寓所，台静农和朋友们的话题始终离不开中国事、中国人。对台湾解除戒严后去大陆访问的作家聂华苓、胡金铨、张大春等，他千方百计向他们打听昔日友人的近况。当他听到巴金、老舍等人在文革中的不幸遭遇时，不禁悲愤异常，良久无语。他也曾想回大陆老家去看看，但毕竟年迈成行困难。他曾经寄赠对联给自己的学生、复旦大学教授濮之珍云：“西风白发三千丈，故国青山一万重。”拳拳赤情，令人感泣。他的绝笔诗云：“老去空余渡海心，磋跄一世更何云？无穷天地无穷感，坐对斜阳看浮云。”

　　台静农难忘即墨老酒

　　1936年，山东大学校长赵太侔聘请台静农为中文系讲师，台静农来到青岛，租的房子在恒山路，与老舍住宅很近。台静农和老舍常在平度路酒馆“茂荣丰”饮酒，饮的是即墨老酒，饮时要煮热了喝，味苦，有焦煳味，被称作“苦老酒”。酒酣之时，老舍唱几段京剧。

　　晚年台静农在中国台湾说：“不记得什么时候同一友人谈到青岛有种苦老酒，而他这次竟从青岛带了两瓶来，立时打开一尝，果真是隔了很久而未忘却的味儿。”

　　台静农在文章中写道，普通的酒味不外辣和甜，苦老酒却是焦苦味，而亦不失其应有的甜与辣味；普通酒的颜色是白或黄或红，而这酒却是黑色，像中药水似的。青岛的苦老酒颜色深黄，略似绍兴花雕。某年一家大酒坊，年终因酿酒的高粱预备少了，不足供应平日的主顾，仓促中拿已经酿过了的高粱，上锅重炒，再行酿出，结果，大家都以为比平常的酒还好，因其焦苦和黑色，故叫作苦老酒。

　　台静农在青岛还喝过其他的酒——济南有种兰陵酒，号称为中国的白兰地，济宁又有一种金波酒，也是山东的名酒之一。苦老酒与这两种酒比，自然不同，但他更喜欢这种苦老酒，可也不因为它的苦味与黑色，而是喜欢它的乡土风味。台静农是乡土文学的大家，喜欢即墨老酒，因其风味相似。

       写于一九四七年十月《谈酒》一文，由青鸟的苦酒到四川白沙的杂酒，浓得化不开的还是那种叫“乡愁”的酒。表达了“借酒浇愁愁更愁”的无限伤感与惆怅之情。

　　斯人已逝，台静农留给我们的背影，既有青年时代的激扬，又有中年时代的沉郁，还有暮年时代的从容。细细品味他的这一生，余味绵延悠长。

（文字资料整理于网络）

——2015.5.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