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忆中的青岛老街——金口二路

记忆中的青岛老街——金口二路

       原来金口二路和其他两条路并不平行，这里是金口三路和二路的交叉路口。看起来它和一路差不多，蜿蜒曲折，高低不平，不似三路的平坦开阔。

       从地图上看，金口二路在小鱼山侧面，形状宛如和平鸽嘴中叼着的橄榄枝。这里是青岛老建筑最密集的地方之一，欧式、日式风格的房子比比皆是。因为不能让建筑破坏了沿海自然景观，加以地势影响，楼矮、路窄且弯曲、房子密集成了这里别墅的特点。

       金口二路和三路的交界点处是朱树屏故居，门牌号为金口二路13号，被......的同胞在“二”字中间画了条横，真的对我们的某些同胞很无语。

       朱树屏，号叔平，字锦亭，1907年4月1日生于山东省昌邑县北孟乡朱家庄子村。家境贫寒，衣食不继，甚至行乞。6岁为外祖父收养，就读于外祖父任教的小学。毕业后考入县立乙种蚕业学校，后又升入山东省立第四师范学校，全部公费上学。他聪敏好学，专心致志，锲而不舍，奋发上进。毕业后得同学资助去济南，以第一名的成绩考入公费培养中学数理师资的山东省立第一师范附设的数理专科。他学习成绩优异，各科成绩均为全级第一，蜚声全校。当时有不少昌邑同乡劝他在省府谋职，但他表明自己的志趣：“从教，不从政。”1928年毕业前夕，“五卅惨案”爆发，日寇炮火打进校园。他随校内守军退出城外，奔抵临时省府泰安，沿途父老死伤无数，惨不忍睹，他悲愤填膺，立志发奋图强，救国、救民于水火。经教育厅派到临清省立第十一中学，后转益都省立第十中学任数理、英语教员，深受学生爱戴。教书期间他涉猎益广，深感学海无涯，决心继续深造，于1933年考入中央大学物理系三年级。入学后发现设置的课程均已修过，遂又转入生物系二年级。他半工半读，刻苦用功，但常数日不得饱餐，教授们说他“生活最苦，学习最优”。

       1933年暑期，他作为优秀学生代表得到中华海产生物学会资助，赴厦门研究海产生物。这是他一生从事研究工作的开端。1934年毕业后，考入中央研究院动植物研究所任助理研究员，主要从事浮游生物研究，惜时如金，数年如一日。

       抗日战争开始后，他随中央研究院迁至广西阳朔。1938年9月考取公费留英。当时国难当头，是否赴英国留学，他踌躇不决。后想起中央研究院院长蔡元培的号召：“抗战固极艰苦，战后建设事业更是艰巨，因此必须固守研究岗位，做战后的准备”为战后建设计，他决意出国深造。
       抵英后，在英国海产生物学协会主席、英国淡水生物学协会主席、伦敦大学皇后学院水产生物研究室主任F· E· 弗里奇（Fritsch）教授指导下，在伦敦大学开始研究浮游生物。1939年转入剑桥大学，他夜以继日地工作和学习，修完了动物、植物两系的课程，又修了生物化学系课程，业余和假日全用于实验研究工作上，成绩卓著。他曾踏遍英伦三岛海岸及大小湖泊，调查水质及生物生态，并自己设计制作水质分析仪器，后由英国化学仪器公司正式生产；配制人工淡水及培养浮游植物成功后，即为伦敦自来水公司及英国淡水生物研究所采用，以后又用于英国和欧洲许多实验室。1941年底获哲学博士学位。又应普利茅斯（Plymouth）海洋研究所聘请，任雷兰克斯特研究员，继续从事海洋浮游生物研究。到职前他曾先到苏格兰的米尔堡海洋研究室，参加了那里的海产生物养殖等工作，同时研制人工海水成功。1944年5月应聘任英国淡水生物学协会的水产化学研究部和浮游生物部主任，主持两个部的工作。朱树屏的研究工作受到英国淡水、海洋生物学界与科学界的尊重。1942年以来，多次获得英国海产生物学协会雷兰克斯特研究奖位。
       当时欧战方酣，伦敦时遭空袭，朱树屏埋头学习工作，一如平日，但仍念念不忘报效祖国。他曾捐款支持陶行知先生“教育救国”的行动；和其他留英同学编辑《东方副刊》，寄到国内印刷；通过伦敦电台每月向中国广播，介绍国外学术研究、新技术和工业进展概况等，以拳拳报国之心，尽其所能，积极为祖国的科学发展效力。

       抗战胜利后，他应云南大学聘请回国任教，但由于得不到回国船位，1946年1月暂应聘到美国伍兹霍尔（woodsHole）海洋研究所任高级研究员，仍从事浮游生物的研究。离英前了解到国内各大学设备和经费的困难情况，为归国后开展云南高原大湖调查，他用薪傣余存购置调查工作所需文献及用具，先期空运昆明。从美国归国前，也只留下归国路费，其余全用于购置野外调查和室内研究用具。1946年12月他谢绝伍兹霍尔海洋研究所的一再挽留，回到云南大学生物系任教，同时投身于云南各大湖的调查。
       1947年暑期应聘回中央研究院动植物研究所任研究员，进行海洋与湖沼学的研究。不久，山东大学函请他到青岛创建和主持水产系工作，借聘期1年。
       1948年9月借聘期满回上海动植物研究所，不久带队出海进行舟山渔场海洋调查。时值国内解放战争，国民政府统治区人心惶惶，物价飞涨，生活困厄。曾有人约他一道再度返美工作，但朱树屏说：“祖国生活困窘、科学落后，正是需要我们的时候。”1949年5月终于迎来了上海解放。朱树屏留任中国科学院水生生物研究所研究员，当年开始了太湖调查。1951年朱树屏回到青岛，到中国科学院水生所海洋生物研究室工作；同年3月调农业部水产实验所（即今黄海水产研究所）任所长，兼中国科学院海洋生物研究室研究员、山东大学水产系教授。
       当时水产实验所的科学研究工作尚未走上轨道。他到任后，对科研规划、研究任务、机构设置、人员配备、设施建设等均具体操持、组织领导，不遗余力，使研究所的调查研究工作很快全面展开。1952年正式设资源、渔捞、海产养殖、淡水养殖和水产加工5个研究室。20世纪60年代初，为从海洋生态和初级生产力入手加强资源与渔业研究，又建立了生产力研究室和实验生态组，并相应地增建了实验场、同位素实验室、恒温室等基础研究设施。他兼任海产养殖研究室和生产力研究室主任，领导和指导了多项开创性的重大科研项目和课题，解决了近海渔业资源、渔场综合调查、海带及紫菜人工育苗与养殖、海带南移等生产中急需解决的关键性科学技术问题，促进了水产生产的发展和科学水平的提高，分别受到全国科学大会、中国科学院和山东省的奖励。在他直接培养指导下成长起来的科研人员已晋升高级职称的约有四五十人，其中不少人成了学科带头人。他为当时国内唯一的全国性的水产科研机构的建设和发展做出了奠基性的贡献，使该所成为中国水产界成果最多、世界知名的骨干科研单位。

       这期间，朱树屏作为海洋生态学家、中国水产学科带头人，多次参加国际学术会议和合作谈判等科学技术活动。他是太平洋西部渔业研究委员会的中方专家，担任该委员会海洋渔业专业组副组长，在该会历次全体会议上发表论文多篇。1956年他参加国务院科学规划委员会组织的访苏代表团，作为水产方面的顾问，同苏方商洽中苏水产科技合作草案；1957年参加领导中苏合作黄、东海越冬渔场调查；主持1958-1960年中苏合作的“发展海洋渔业和利用海洋渔业资源的调查研究”项目。在国际科技合作中他贯彻周恩来总理的指示，维护国家利益，坚持原则立场，受到水产部领导的赞誉。1954年他参加中国经济代表团，应邀到蒙古人民共和国进行湖泊调查，完成了蒙古曾向其他邻国求援但长期未能解决的调查任务。归国后受到周恩来总理接见，并表扬他为国家争了光。他参加了我国1956-1967年和1963-1972年两个科学技术长远规划的制订工作。在他的倡议下很多重要研究课题如：海洋生产力研究、紫菜人工养殖等，被列入规划。
       朱树屏始终贯彻科学为生产服务的方针，十分关心黄海所所在地——山东省的水产生产与科学研究，曾兼任山东省水产厅副厅长，山东省科委海洋生物水产组副组长、水产分组组长。他十分重视并热心参与学会工作和学术活动，先后担任海洋湖沼学会第一、第二届常务理事，第三届副理事长兼秘书长；筹建中国水产学会，担任第一届副理事长。担任国家科学技术委员会水产组副组长，海洋组成员，通过科委水产组协调与组织了全国各部门的水产科研工作。朱树屏历任全国政协第三、四届委员会委员，山东省第二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青岛市人民代表大会代表，青岛市政协第二、三、四届副主席。中国民主同盟青岛市委员会副主任委员等职。
       “文化大革命”中，他受到残酷迫害和人身摧残。1972年病重期间周总理指示要为朱树屏认真治疗。后因延误转院，癌变扩散，医治无效，于1976年7月2日与世长辞。按遗嘱，骨灰撒于他为之奋斗一生的大海和江湖。











 





 







 



 





 

       走遍了整条金口二路，也没有找到42号这个门牌号。路标显示只到“31”号，下次再去一定要找一找岔路上是不是有42号这个门牌号。只得从网上搜图，这里是著名作家——刘知侠故居。刘知侠毕生致力于军事文学创作，著有《铁道游击队》、《沂蒙飞虎》等长篇小说。有资料显示，1985年刘知侠和妻子刘真骅到青岛定居后，在垂暮之年以超人的毅力，完成了40万字的长篇小说《沂蒙飞虎》与40万字的《知侠中短篇小说选》以及20万字的《战地日记》（即淮海战役见闻录）。

——2015.4.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