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五一·安徽合肥——安徽省博物院(安徽文明史陈列·史前文明)
安徽地跨长江、淮河,自然地貌多元,文化兼有南北,在中国文明发展进程中占有重要的地位。安徽人类历史可上溯至200多万年前,各地发现的石器时代文化遗存,显示了安徽境内氏族社会文化的高度发达。夏商周时期,方国林立,至战国统一于楚,礼乐制度深受中原王朝影响,皖南铜矿的采冶为中国青铜文明的辉煌做出了重要贡献。秦汉之际及魏晋时期,留下众多遗址遗迹。汉代经济、文化、科技达到前所未有的高度。隋唐宋元时期,以大运河为代表的水陆交通发达,带动了安徽及东南地区的社会经济发展,成为全国经济重心南移的发端。明清时期,徽商推动了中国城镇经济和文化的发展,为博大精深的徽州文化打下了坚实的物质基础。鼎盛于清中叶的桐城文派,为中国文学史谱写了浓墨重彩的华章。
“安徽文明史陈列”以安徽文明的起源与发展为主线,分为“人类遗存涂山会盟——史前时期的安徽”、“青铜礼乐夷楚华章——夏商周时期的安徽”、“王侯风流曹操雄略——汉魏晋时期的安徽”、“河运通达:清名流芳——隋唐宋元时期的安徽”和“中都基业天下徽商——明清时期的安徽”五个部分。展出文物1200件套,其中一级文物246件套,以凌家滩史前玉器、战国青铜重器等系列精品文物为重点,为观众展现了安徽区域各个历史阶段社会发展的代表性文化遗存、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从不同侧面反映安徽历史文明发展的脉络。
人类遗存 涂山会盟——史前时期的安徽:旧石器时代是人类历史发展的第一个阶段,也是延续时间最长的时期。祖先们以粗糙的打制石器为主要劳动工具,以采集和渔猎为生,过着原始的群居生活。大约1万多年前,人类进入新石器时代,磨制石器被普遍使用,出现了农业,学会了饲养家禽家畜,开始了定居生活。陶器制作成为这一时期最具特色的手工艺,玉器等手工业制作开始出现。
安徽境内的人类踪迹可上溯到250万年前的人字洞遗址,这也是亚欧大陆迄今发现的最早的人类活动遗存,和县直立人、东至直立人和巢湖银山智人化石的发现,说明江淮大地是远古人类演化、生息的重要地区之一。蚌埠双墩、含山凌家滩、潜山薛家岗、蒙城尉迟寺、怀远禹会村等新石器时代遗址的发现,展示了绚丽多彩的氏族文化和令人惊叹的史前科技水平。从7000多年前的双墩遗址到4000年前的禹墟遗址,从神秘的刻划符号到庄严的会盟祭坛,初现了文明的曙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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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踪迹:经过200多万年漫长岁月,人类完成了由南方古猿、直立人到智人体质形态的进化。安徽境内250万年前就有人类活动,现已发现旧石器、古人类遗址50多处,大多数位于淮河以南,尤以长江流域为多。这些发现为我们展开了一幅幅生动的远古人类画卷,透过这些画卷,我们仿佛看到远古时代的一幕幕生活场景,人们依靠群体的力量,与大自然作抗争,求得生存与发展。
人字洞遗址生态复原场景:人字洞发育于三叠纪岩层中,由于洞穴堆积自然剖面呈人字形,故称“人字洞”。人字洞遗址共出土脊椎动物化石75种,动物群性质具有南北动物混合特点,表明该地区当时以开阔草原为主,气候温润,森林茂盛,是可供南、北方动物共生的草原——森林环境,也是人类理想的狩猎、栖居场所。这里展示的是人字洞遗址发掘现场两具江南中华乳齿象幼年个体叠压在一起的埋藏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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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欧最早的人类活动遗存:人字洞位于繁昌县孙村镇癞痢山南坡,海拔高度100米,是一处发育在三叠纪岩层中经水溶蚀形成的洞穴,是早期人类较为理想的生息场所。洞穴堆积厚度约30米,宽8~12米,由于洞穴自然剖面呈人字形,故称人字洞,自上而下分为8层。人字洞遗址发现于1998年5月,经过多年的挖掘,考古学家在人字洞发现了7000多件更新世早期的哺乳动物化石标本,其中包括大量的大型灵长类的丰富多样的脊椎动物化石;尤其是发现了动物群中还有真马的存在,十分珍贵。此外,在已出土的石骨器制品中,有10多件骨制品有加工痕迹,上面的打击点甚至极其细致的修理疤痕都清晰可见。专家推断,这些石骨器应是古人类制作的工具,在距今200万~240万年的更新世早期我国长江流域就已经有古人类的活动了。该遗址2006年被国务院公布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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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南方重要的旧石器文化:陈山遗址位于安徽省宣城市宣州区向阳镇陈山附近,属旧石器时代遗址。宣城有人类活动的历史,可追溯到史前时期。向阳镇陈山旧石器遗址出土的大量石器证明,早在60万年以前就有人类在宣城这块土地上活动。陈山遗址出土石制品和地面、地层采集品300多件,石器的特征以大型砾石器为主,石片石器很少,主要器型是砍器、尖状砍器和尖状器、刮削器,与中国北方旧石器文化有很大不同。石质的岩性大多为石英砂岩,其次为砂岩和石英岩,只有少量的硅质岩。在发掘时发现,地层中有集中成组的砾石和石制品,显示了就地制造石器、就地使用的迹象。该遗址文物有石铲、石斧、石锛、石镞、石矛、石钺,还有大量的陶器遗存,有鼎、鬲、鬹、网坠,并有彩陶,时代为新石器直至夏、商、周。陈山遗址可能是长江下游地区旧石器地点群的中心,也可能是一群原始人类的生活圈。遗址群的发现,填补了长江下游地区旧石器时代考古只有人类化石。缺少文化遗物的空白,为研究长江下游地区古人类生存、生活、发展提供了可贵的实物资料。2001年6月,陈山遗址被国务院批准为第五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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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石质工具,原来是这么使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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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人类活动的最新发现——东至华龙洞遗址(东至人):华龙洞遗址,位于安徽省池州市东至县尧渡镇庞汪村,占地面积约1000平方米,属旧石器遗址。遗址是在安徽境内发现的同时出土有人类化石和石器的古人类遗址,是直立人“东至人”头骨化石的发现地。华龙洞是继北京周口店、陕西蓝田、安徽和县、南京之后,在中国发现的又一处重要的包含有头骨化石的直立人化石地点,标志着中国古人类学研究取得新的重要进展,对于研究中国以及整个东亚地区人类演化具有很重要的科学价值。2019年10月,华龙洞遗址列入第八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名单。![]()
古人类演化的实证:和县猿人遗址,位于安徽省马鞍山市和县陶店乡汪家山北坡龙潭洞,海拔23米,是中国江淮地区的旧石器时代早期人类化石洞穴遗址。遗址获得了一个猿人头盖骨,部分下颌骨和零星牙齿。1980和1981年两次发掘,发现丰富的直立人化石,对研究直立人的演化具有重要意义。和县猿人总的形态与北京猿人较为相似,又有一些较进步的特征,均属晚期直立人。和县猿人遗址为研究人类的起源和南北方古人类的共性与差异提供了重要的实物资料。1988年1月13日,和县猿人遗址被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公布为第三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
人类踪迹:经过200多万年漫长岁月,人类完成了由南方古猿、直立人到智人体质形态的进化。安徽境内250万年前就有人类活动,现已发现旧石器、古人类遗址50多处,大多数位于淮河以南,尤以长江流域为多。这些发现为我们展开了一幅幅生动的远古人类画卷,透过这些画卷,我们仿佛看到远古时代的一幕幕生活场景,人们依靠群体的力量,与大自然作抗争,求得生存与发展。
人字洞遗址生态复原场景:人字洞发育于三叠纪岩层中,由于洞穴堆积自然剖面呈人字形,故称“人字洞”。人字洞遗址共出土脊椎动物化石75种,动物群性质具有南北动物混合特点,表明该地区当时以开阔草原为主,气候温润,森林茂盛,是可供南、北方动物共生的草原——森林环境,也是人类理想的狩猎、栖居场所。这里展示的是人字洞遗址发掘现场两具江南中华乳齿象幼年个体叠压在一起的埋藏状况。
亚欧最早的人类活动遗存:人字洞位于繁昌县孙村镇癞痢山南坡,海拔高度100米,是一处发育在三叠纪岩层中经水溶蚀形成的洞穴,是早期人类较为理想的生息场所。洞穴堆积厚度约30米,宽8~12米,由于洞穴自然剖面呈人字形,故称人字洞,自上而下分为8层。人字洞遗址发现于1998年5月,经过多年的挖掘,考古学家在人字洞发现了7000多件更新世早期的哺乳动物化石标本,其中包括大量的大型灵长类的丰富多样的脊椎动物化石;尤其是发现了动物群中还有真马的存在,十分珍贵。此外,在已出土的石骨器制品中,有10多件骨制品有加工痕迹,上面的打击点甚至极其细致的修理疤痕都清晰可见。专家推断,这些石骨器应是古人类制作的工具,在距今200万~240万年的更新世早期我国长江流域就已经有古人类的活动了。该遗址2006年被国务院公布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中国南方重要的旧石器文化:陈山遗址位于安徽省宣城市宣州区向阳镇陈山附近,属旧石器时代遗址。宣城有人类活动的历史,可追溯到史前时期。向阳镇陈山旧石器遗址出土的大量石器证明,早在60万年以前就有人类在宣城这块土地上活动。陈山遗址出土石制品和地面、地层采集品300多件,石器的特征以大型砾石器为主,石片石器很少,主要器型是砍器、尖状砍器和尖状器、刮削器,与中国北方旧石器文化有很大不同。石质的岩性大多为石英砂岩,其次为砂岩和石英岩,只有少量的硅质岩。在发掘时发现,地层中有集中成组的砾石和石制品,显示了就地制造石器、就地使用的迹象。该遗址文物有石铲、石斧、石锛、石镞、石矛、石钺,还有大量的陶器遗存,有鼎、鬲、鬹、网坠,并有彩陶,时代为新石器直至夏、商、周。陈山遗址可能是长江下游地区旧石器地点群的中心,也可能是一群原始人类的生活圈。遗址群的发现,填补了长江下游地区旧石器时代考古只有人类化石。缺少文化遗物的空白,为研究长江下游地区古人类生存、生活、发展提供了可贵的实物资料。2001年6月,陈山遗址被国务院批准为第五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这些石质工具,原来是这么使用的......
古人类活动的最新发现——东至华龙洞遗址(东至人):华龙洞遗址,位于安徽省池州市东至县尧渡镇庞汪村,占地面积约1000平方米,属旧石器遗址。遗址是在安徽境内发现的同时出土有人类化石和石器的古人类遗址,是直立人“东至人”头骨化石的发现地。华龙洞是继北京周口店、陕西蓝田、安徽和县、南京之后,在中国发现的又一处重要的包含有头骨化石的直立人化石地点,标志着中国古人类学研究取得新的重要进展,对于研究中国以及整个东亚地区人类演化具有很重要的科学价值。2019年10月,华龙洞遗址列入第八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名单。
华龙洞遗址发现并采集了数量和种类丰富的脊椎动物化石,初步统计有30余种(其中包括鸟类、龟类和华龙洞遗址发现并采集了数量和种类丰富的脊椎动物化石,初步统计有30余种(其中包括鸟类、龟类和哺乳动物),大约6000余件。出土大量动物化石90%以上是破碎的,应与古人狩猎、搬运、寻食有关,推测这里曾是一处以屠宰肢解动物加工骨器的场所。古人牙齿化石经铀系测年及火烧石用热释光测年,距今有8万至10万年。华龙洞遗址的出现,说明距今8万至10万年前安徽省的江淮地区就有人类繁衍生息。当时人们在这些地区使用简单粗糙的打制石器,从事采集和狩猎,进行艰苦的劳动。在漫长的原始社会的发展过程中,人类一方面改造自然,一方面也改造自己。旧石器时代早期人类体质上还保留一些猿的特征,到了旧石器时代晚期完全消失,和今天的人类已没有区别。
华龙洞遗址的发现对于研究中国以及整个东亚地区人类演化具有很重要的科学价值。同时,通过对华龙洞的发掘和多学科研究还将提供这一地区古气候和古环境方面的信息,进而揭示古人类的生存环境和适应能力。它的发现进一步也证实安徽是中国古人类演化、扩散的重要地区,对于探讨中国直立人的分布、演化、变异具有重要的价值。华龙洞遗址的发现同时也证明了中国人是自己演化而来的,与非洲人无关。
古人类演化的实证:和县猿人遗址,位于安徽省马鞍山市和县陶店乡汪家山北坡龙潭洞,海拔23米,是中国江淮地区的旧石器时代早期人类化石洞穴遗址。遗址获得了一个猿人头盖骨,部分下颌骨和零星牙齿。1980和1981年两次发掘,发现丰富的直立人化石,对研究直立人的演化具有重要意义。和县猿人总的形态与北京猿人较为相似,又有一些较进步的特征,均属晚期直立人。和县猿人遗址为研究人类的起源和南北方古人类的共性与差异提供了重要的实物资料。1988年1月13日,和县猿人遗址被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公布为第三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
和县猿人生活在约30多万年前,遗址出土的人类化石包括头盖骨1具,左侧下颌骨1块(附连第二、三臼齿),额骨眶上部1块,顶骨1块,单独牙齿9枚──包括上门齿、上前臼齿和上、下臼齿。这些化石分别属于3个以上的青年、壮年和老年个体。头盖骨(保存了近乎完整的脑颅部分)属青年男性,保留了一系列原始的性状:颅穹窿低矮,颅骨骨壁厚,脑量小(约1025毫升),眉脊发达,额骨低平。下颌骨粗壮,多颏孔,牙齿硕大,齿冠较低,嚼合面纹理复杂。上内侧门齿特别粗壮,齿冠舌面为典型的铲形。与和县猿人化石共出的动物化石有60多种,如龟、鳖、扬子鳄、马鸡、田鼠、大鼠、硕猕猴、狼、豺、狐、猪獾、水獭、中国狗、剑齿虎、中华猫、豹、大熊猫、棕熊、东方剑齿象、马、中国貘、额鼻角犀、李氏野猎、葛氏斑鹿、肿骨鹿、糜、野牛等,这些动物化石的地质进代为更新世中期;还发现有骨、角器和灰烬遗迹。和县猿人遗址发掘出古哺乳动物化石,发现的动物种类40余种,对于研究第四纪动物的迁徙、古地理和古气候的演变,对于了解长江下游发育历史都提供了有价值的资料。和县猿人遗址发现的猿人头盖骨化石,对于研究人类起源和发展,研究南方和北方古人类在演化上的共性和差异,探索中华民族文化的渊源,提供了重要的实物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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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县人生活场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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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县人头盖骨(模型)、白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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玉鹰(新石器时代)·含山凌家滩遗址出土......
精美绝伦的远古玉器:玉器在凌家滩文化中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其中玉龙、玉鹰、玉人、玉猪以及原始八卦图玉版等,真实反映了当时的图腾崇拜、宗教信仰和朴素的宇宙观。上千件精美玉器的出土,表明凌家滩部落已拥有较高的生产力,出现了专门的玉器制作部门和工匠。
和县人生活场景......
和县人头盖骨(模型)、白齿......
专家鉴定,头盖骨化石为20岁左右的男性猿人,属新生代第四纪更新世中期,距今约30万年,定名为“和县猿人”。在此之前,普遍认为黄河流域是中华民族文明的唯一摇篮。和县猿人”的发现,说明了长江流域与黄河流域都是中华民族文明的摇篮。从和县猿人头盖骨化石的特征上看,和县猿人与北京人、爪硅人有相似之处,也有差异性。科学家推断,和县猿人的时代不会比北京猿人的时代晚,至少说是同时,甚至有可能和蓝田人相当。
原始文化:安徽地处淮河和长江两大流域,是多个历史文化区的交汇地带。长江、淮河流域皆是中华文明的发祥地,其史前文化的发展各有特点,并多元各样,交流互鉴。新石器时代,安徽长江流域以含山凌家滩、潜山薛家岗为代表的文化遗存,特色鲜明,社会分工、社会分化明显,文明要素也得到了充分体现。淮河流域以其特殊的地理位置和气候条件,发挥着在南北文化交流中的平台作用,文字、礼仪、城市甚至国家的起源和雏形,在淮河流域史前文化中被一一发现。此后,大禹在淮河流域的治水活动,确立了其统治地位,为夏王朝的建立奠定了基础。
凌家滩遗址:位于安徽省含山县凌家滩村,地处裕溪河中段北岸,总面积约160万平方米,遗址约5000多年前为一处大型新石器时代晚期聚落。遗址区内发现有新石器时代晚期人工建造的祭坛、大型氏族墓地以及祭祀坑、红烧土和积石圈等重要遗迹,出土精美玉礼器、石器、陶器等珍贵文物。凌家滩遗址的发现或将中华文明史提前到5300年前。1998年,被评为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之一,2001年06月25日,被国务院列为第五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2006年,被纳入国家“十一五”期间大遗址保护总体规划中的100处重大遗址之一。
凌家滩遗址以三个台阶为界线划分成三处功能不同的区域,具备了初级的城市“规划”水平。第一区域是普通部落成员的居住区、庭院区,房子带有明显的“城市”规划和精心设计的痕迹。这个区域出土了大量陶片。第二区域是3000平方米的红陶土块广场,这里是部落首领的宫殿区和部落会盟、祭祀、操演的场所。第三区域是大型墓葬区,中央有一处约一米高的祭坛,陪葬品有玉器、石器和陶器等。
凌家滩遗址是中国第一个以地势分层次建筑的聚落遗址,对研究中国古代社会的演化,东西南北文化的交流与碰撞,具有突出地位。对研究古代宗教的起源、国家的起源、原始哲学思想的起源,历法制度的起源,以及制造技术、工艺美学、城市建设、龙凤文化等等都有重要意义。
正在发掘的含山凌家滩原始部落遗址是中国最早的城市,这表明中国早在5500年前就出现了城市,从而使中国城市的历史又向前推进了1000多年。远古时期的凌家滩是一座繁华、热闹的城市,养殖业、畜牧业、手工业初步形成规模。这一惊人的发现意味着中国城市文明的起源远远早于人们过去所作的估计。
有巢氏:有巢氏大约生于蒙昧时代,他率领原始人走出洞穴,构木为巢,被后人尊为“中华第一人文圣祖”。凌家滩遗址是一处规模较大的新石器时代晚期的有巢氏聚落中心,其年代距今约5500~5300年之间。是长江下游巢湖流域迄今发现面积最大、保存最完整的新石器时代聚落遗址。“有巢氏”是远古巢居的发明者,同时也代表着一个智慧的人类群体,甚至代表着一个历史时代。在远古时代,血缘氏族是人类从“原始群”转变到氏族部落的重要标志之一,其基本特征是族民对先祖充满缅怀心理和崇拜意识。从凌家滩已经发掘的所有墓葬的随葬品中可以看出,凌家滩先民正具备着这样的血缘氏族特征。从年代上看,他们处于有巢氏时代的晚期。
玉鹰(新石器时代)·含山凌家滩遗址出土......
凌家滩遗址文化证明它的城市内涵,如出土的玉器,玉人戴的帽子上有方格纹,腰带上的斜纹上运用了挑花工艺,说明当时的纺织技术的成熟,在其穿着上体现出了城乡差别,也反映出当时比较先进的服饰文化。凌家滩遗址出土了大量的玉器具有重要的考古、历史、科学和美学艺术价值。如浮雕玉人,第一次展示了原始人完整的形体风采,长方脸、浓眉大眼、双眼皮、蒜头鼻、大耳大嘴,头上戴的圆冠,腰部饰有斜条纹的腰带,唇留八字胡,玉人双臂弯曲、五指张开放在胸前,臂上饰满了玉环,说明此时已有审美观念,人们通过佩戴首饰来装饰自己。另外,出土的玉龟和玉版可能是远古洛书和八卦,在科学文化史上有着特殊意义。
凌家滩墓地出土玉器数量最多,具有重要的考古、历史、科学和美学艺术价值。器形主要分工具、武器类:主要是缺乏实用功能的斧、钺、戈,应是礼仪用器。装饰品类:主要是穿戴谯身上起装饰作用镯、璜、环、块、璧、双连璧、管、珠,以及形制较为特剃的宝塔形饰、扣形饰、喇叭形饰、月牙形饰、菌形饰、冠形饰,动物或人物形象类:有猪、龟、龙、鸟、鹰、兔、立姿人像和坐姿人像几类,数量很少,其他类:形制较为特殊。如玉版、三角形玉片、玉勺等。此外,凌家滩玉器钻孔技术,有的孔径仅有0.15毫米。
玉人(新石器时代)·含山凌家滩遗址出土......
玉冠饰、玉兔饰(新石器时代)·含山凌家滩遗址出土......
在凌家滩遗址的考古发掘中,出土的石钻是20世纪中国新石器时代考古最重大的发现之一。它的发现对研究石器时代制造工具有着极其重要的意义,石钻本身的设计包含了机械、力学、几何的基本原理,螺丝纹的钻头是独创的设计,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
考古发掘中发现的厚大的坩埚片,专家推测,凌家滩在5300年前可能已拥有了金属冶炼技术,否则是无法达到上述钻孔效果的。这一推测得到证实的话,那么说明中国早在殷商青铜时代以前,就已出现了冶炼技术和金属工具。
工具、武器主要是缺乏实用功能的斧、钺、戈,应是礼仪用器。装饰品类:主要是穿戴谯身上起装饰作用的镯、璜、环、块、璧、双连璧、管、珠,以及形制较为特剃的宝塔形饰、扣形饰、喇叭形饰、月牙形饰、菌形饰、冠形饰......
特色分明的薛家岗文化:薛家岗遗址位于安徽省西南部,天柱山东南麓,安庆市潜山县王河镇薛家岗村境内,是长江中下游地区以新石器时代遗存为主的遗址,其发现为研究黄河、长江两大流域的文化发展关系提供了丰富的实物资料。1996年12月,被国务院批准公布为第四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薛家岗遗址夏商文化与江淮中部同期文化存在差别,又具有皖西南地方特色。薛家岗遗址地势呈东高西低走向,形状为一条宽窄不一的狭长的丘岗。丘岗长约1400米,东端宽约200米,西端宽约400米,中间一段窄面宽度约50米,丘岗四周分布着农田和少量屋舍,相对农田高度3—8米,属典型的河旁台地型遗址。遗址以新石器时代晚期、夏商文化遗存为主,北宋末年遗址上曾建有永明寺庙,遗址边缘有唐宋时期的土垣(寨墙)等遗迹。
薛家岗遗址新石器时代文化遗存包括6期,可分为早晚两个大的时期。
早期包括一至五期,发现有红烧土残房基及150座墓葬。墓葬大小不一,随葬品多寡不均,主要有陶器、石器和玉器,并有猪下颚骨随葬,早期陶器以夹砂红陶、夹细砂或泥质灰陶、泥质黑衣陶为主,另有少量夹植物壳或夹蚌末陶。在器型上,以鼎、豆、壶、鬻、碗或盆为基本组合,纺轮、陶球也是常见的器物。这些器物都具有较强的自身特点:鼎足以凿形、鸭嘴形、枫叶形最具特点,豆柄的上部呈算珠形或足沿陡折成台状为典型特征,壶以球腹或扁腹为主,鬻则以长颈喇叭口、凿形足、扁长三角形或麻花形的把手为主要形态。陶球表面常有镂孔或戳印纹,并按经纬线的形式构成复杂而精美的图案,摇之有声,是薛家岗遗址最具特征的器类之一。石器有刀、钺、锛、斧、凿、镞等,通体精磨,棱角分明,对面钻孔,少数刀、钺的孔眼周围还绘有红色花果形图案。其中以奇数相列的一至十三孔石刀很特殊,而十三孔石刀长达51.6厘米。玉器以礼器、装饰品为主,有钺、璜、镯、环、管、饰片和半球形玉饰,还有小玉琮。这些玉器雕刻精美,图案对称,工艺水平很高。其中风字形钺、半璧形和器体瘦长的桥形璜、弓背形璜以及半球形玉饰特征明显。
新石器晚期遗存为薛家岗第六期文化,主要遗物有夹砂红陶圆腹罐形鼎、扁足深腹罐形鼎、广肩罐、钵形豆、长颈红陶翯、黑陶髙柄杯等,器表多饰弦纹、篮纹等。文化特征与安庆张四墩类型相似,距今约4600年。薛家岗遗址发现的夏商文化遗存比较重要。陶器中的侧装带按窝鼎足的鼎、扁平足罐形鼎、鼎式鬲、深腹罐小盘凸柄豆、斝、爵等与中原二里头文化晚期同类器皿风格接近。商代遗存主要有锥足鬲、假腹豆、形带把盉、附耳瓯、盆、簋、罐等,还有坩埚、细方格纹、叶脉纹等原始瓷片和铜削等,与郑州二里岗商文化接近。
薛家岗遗址中墓葬大小不一,随葬品多寡不均,主要有陶器、石器和玉器,并有猪下颚骨随葬,反映了当时的氏族社会已出现新的社会分工、私人占有、贫富分化、等级划分等文明进程的萌芽。在薛家岗遗址里的红烧土上发现稻壳痕迹,表明当时的人们过着临水而居的农业经济生活。
陶球:陶球是薛家岗遗址最具特征的器类之一,表面有镂孔或戳印纹,并按经纬线的形式有规律的分布,绝大多数体内中空,内装有小陶丸,摇之有声。其用途说法不一,有认为是孩童嬉戏的玩具,或是装饰品,也有认为是用来演奏的乐器,还有认为是用来计算的,类似于卜卦的一种工具。
多孔石刀:多孔石刀是薛家岗文化中最具代表性的器物。石刀钻孔通常为奇数,从一孔到十三孔皆有发现。有学者认为这是薛家岗人对“阳数”有着某种崇拜。也有学者指出,钻孔之所以为奇数,是因为薛家岗人在长期劳动实践中掌握了“中”这个概念。钻孔时,首先选择石刀的中心点钻一孔,再依次以相等距离在中心孔两侧钻孔,所以无论钻几个孔,都是奇数。有些石刀在孔周围还绘有规整的红色花果形图案,这在中国考古史上是前所未见的。根据以上现象,专家们推测这些石刀并非一般的生产工具,而是一种礼仪性用器。
玄奥丰富的刻划符号——双墩遗址:双墩遗址位于安徽省蚌埠市淮上区小蚌埠镇双墩村北,该文化遗址距今约七千年,是淮河中游地区已发现的年代最早的新石器时代文化遗存,是淮河流域早期文明的有力证据。双墩出土了大量的陶器、石器、骨角器、蚌器、红烧土块建筑遗存、动物骨骼以及螺蚌壳等,种类繁多,既有生产工具、生活用具,也有大批刻画符号和泥塑艺术品。遗址出土了一级文物陶塑人头像和600余件带有刻画符号的陶器。2013年3月,双墩遗址被国务院公布为为第七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遗址为单一的新石器时代文化堆积,典型器形有罐形鼎、钵形鼎、支架、碗、钵、甑、器座、纺轮及网坠等,以四錾平底罐形釜和钵形釜、矮圈足或假圈足饼底碗、矮喇叭座豆、鸟首或牛鼻形耳系罐、底腹均有箅孔的甑及祖形支架构成器物组合。三次发掘共发现600余件。在陶碗的外圈足内,有较多的刻划符号,以单线、双线和多重线分别刻有鱼形、猪形、鹿形、蚕形、叶脉形、花瓣形、三角形、方框形、“十”字形、网形、圆圈形、建筑形等数十种。可分为象形和几何形两大类,并以时代早、数量大、种类多、内容丰富,构成了双墩遗存的重要内容。
双墩遗址出土遗物比较全面地反映了器物的类别、器形与组合,遗址中出土的陶塑纹面人头像是中国发现的年代最早的雕塑作品,不仅历史研究价值高,而且在中国美术史上占有重要地位。遗物主要出自文化层中,有大量的陶片、残陶器和一定数量的残损石器、角器、骨器、蚌器以及丰富的螺蚌壳和动物骨骼等,这是双墩先民长时间沿沟边倾倒废弃物的结果。双墩遗址的发现证实了淮河流域也是中国古代文明的发源地之一。
双墩遗址出土的600余件带有刻画符号的陶器,是新石器时代考古中发现的年代很早、数量最多、内容最丰富的同类考古资料,对早期汉字的发现与研究具有价值。刻画符号分别刻画在陶碗、陶钵和喇叭形高圈足内侧。其内容相当广泛,包括了狩猎、捕鱼、网鸟、种植、养蚕、编织、饲养家畜、记事记数、天文历法、地理位置等内容,反映了原始经济、文化、宗教、艺术各方面的特色。双墩刻画符号己实际具有了记事记数的文字功能,是研究中国文字起源的重要源头之一。双墩遗址的刻画符号与西安半坡、临潼姜寨、宜昌杨家湾、秭归柳林溪、青海柳湾以及大汶口、良渚等其他新石器时代遗址的刻画符号相比,有一定相似之处,但也有自身明显特征。涉及到双墩人的衣食住行、天文历法以及宗教信仰等内容,堪称一座原始社会的档案馆,对研究中国文字起源意义重大。
纹面泥塑人头像:国家一级文物。头像左耳残,右耳穿一孔,从脑后残缺情况推断,此人头像可能是陶器上的附加装饰。制作时陶胎内掺入大量蚌壳碎末,光照之下银光闪闪。眉弓突出,圆眼,蒜头鼻,小嘴微笑,是原始雕塑艺术的精品之作。其脸颊两侧连成斜线的戳刺点以及额头中间的椭圆形同心圆,说明双墩遗址在七千多年前,已经出现了“纹面”的习俗。
完整恢弘的原始聚落:尉迟寺遗址位于安徽省亳州市蒙城县许疃镇毕集村东150米,已有5000年历史的前人类文化遗址。尉迟寺遗址是原始社会新石器晚期聚落遗存,东西长约370米,南北宽约250米,总面积约为10万平方米。遗址地上曾建有一寺,相传是纪念唐代大将军尉迟敬德在此屯兵而建,故称“尉迟寺”。遗址中的红烧土排房是中国已经发现的最完整、最丰富、规模最大的史前建筑遗存。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安徽工作队,从1989年起,先后进行了13次发掘,在1万平方米的范围内,共清理出房迹78间,墓葬300余座及大量的灰坑、祭祀坑等。尉迟寺遗址被称为“中国原始第一村”。2001年7月17日,尉迟寺遗址被国家文物局列为第五批国家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尉迟寺遗址为原始社会中晚期遗存,距今4500年至5000年。主要为大汶口文化和龙山文化两个时期的文化堆积。尉迟寺遗址呈四周低中间高的凸形的地貌,遗址中的红烧土排房是中国已经发现的最完整、最丰富、规模最大的史前建筑遗存。尉迟寺遗址是中国保存最为完整规模最大的原始社会新石器晚期聚落遗存,东西长约370米,南北宽约250米,总面积约为10万平方米。尉迟寺遗址出土的红烧土房,每间房子均由墙体(主墙和隔墙)、房门、室内桩、房顶、居住面、灶址等部分组成,建造时均经过挖槽、立柱、抹泥、烧烤等工序。尉迟寺遗址的整个村落呈现为由3排平行主体房屋组成的“丰”字型格局,表明这个村落在建设前有过统一规划,加上村落中央的大型广场和外围大型的环形濠沟,形成一个整体的格局。尉迟寺遗址出土红烧土房基10排,计41间,墓葬217间。考古专家在尉迟寺遗址村落中央发现一个总面积达1300平方米的大型中心广场,呈圆形,用红烧土粒铺设而成,表面光滑,厚10厘米,从剖面可明显看出人工铺垫的迹象。此次清理出的15间红烧土房,面积从2平方米到20多平方米不等,总长度达75米,与先前出土的几间红烧土房相对接。
尉迟寺遗址进行了8次大规模的发掘,揭露面积7000多平方米,共清理出红烧土房基10排(组),计41间,墓葬217间,以及灰坑、祭祀坑、兽坑、活动广场等遗址,出土陶、石、骨等文物近万件,在出土的一万多件文物中,有石器:石斧、石凿、石锛等;有陶器:陶豆、陶祖、陶尊、陶鼎、陶甑和造型优美、奇特形态各异的陶鬹,有小口、长颈、鼓腹、有耳、平底、圈足的背水壶;还有骨器:骨针、骨簪和弯弯的骨质鱼钩及许多蚌器、玉器等。
在原始社会中、晚期,古老的居民使用原始工具进行刀耕火种,发展生产,同时也进行采集、渔猎和家畜饲养,与生活密切相关的各种器皿在这里应有尽有,碗、钵、盆、罐、豆、瓶、杯、鼎、甑、鬹等生活用具,展现了人们已创造了丰富的饮食文化。尉迟寺遗址出土的大型红烧土排房式建筑,是中国原始建筑史上的瑰宝。一条宽约20余米、深约4米、南北跨度为230米、东西跨度为200米的大型壕沟,把遗址的中心部分团团围住,说明人们在长期居住过程中营造了必需的防御设施。大片的氏族公共墓地,是原始居民在意识形态方面的反映,成人实行土坑葬,儿童实行瓮棺葬,形成了迥然不同的埋葬方式,但头向一致,说明当时存在着浓厚的原始宗教信仰。房迹、围沟、瓮棺葬的发现,填补了大汶口文化史前聚落考古研究的空白。
迈向文明社会的会盟:禹会遗址,又名禹墟,位于安徽省蚌埠市涂山南麓、淮河东岸的禹会区秦集镇禹会村前郢南侧,面积约60万平方米,是一处较大的龙山文化时期遗址。遗存有沟槽和圜底坑、火烧堆、方土台、长方形土坑遗迹。出土有陶器、磨石、草木灰、兽骨、兽牙等。《左传·哀公七年》及多部史书载有:“禹会(合)诸侯于涂山,执玉帛者万国。”禹会由此而得名。2013年5月,禹会村遗址被国务院核定为第七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据传说,4100多年前,大禹在这里会诸侯,娶涂山氏女为妻,三过家门而不入。根据现有的考古材料推断,大禹生活的年代正是中国古代国家(夏王朝)形成关键时期,当处于龙山文化中晚期。禹会村不仅是大禹会诸侯之地,也是涂山氏国所在地。大禹就是在这里会集诸侯,因为这里有一个强大的方国——涂山氏国。这座古城的发现不仅揭开了古涂山氏国千年地望之谜,也能顺理成章地解释了代表中原夏后氏势力的大禹为何与涂山氏女结婚,这是一桩政治联姻。大禹来此,须与强大的淮夷方国结盟,以达到勠力同心、共治水患的目的。大禹会诸侯可能是一场婚礼大典,肯定是一次结盟大会,万国诸侯执玉帛来贺,确定了大禹在涂山氏国的支持下,进一步巩固了盟主地位。到了汉代,古城南移,南面的马头城就成了这一带的核心区域,禹会诸侯的古城成了禹墟。禹会村是传承自涂山氏国,不论是《左传》《汉书》《水经注》还是后代的志书,都明确印证了这一传承关系。
禹会遗址的年代应属于新石器时代晚期,大约在公元前2300年到公元前2000年之间。禹会村遗址地表遗存有陶器、石器、骨器等。陶器以夹砂红褐陶为主,另有少量器物为夹谷壳、蚌末陶;陶器陶胎厚重、火候低;器形有罐、碗、钵等,鼎足有侧三角形扁足、“鬼脸”式空足和尖锥足等。陶器的纹饰以素面为主。
在探索江淮地区文明起源的进程以及后来如何汇聚、如何加速王朝国家的形成过程中,禹会村遗址的考古发掘显示出了重要的意义。因为大禹与涂山紧密相连,涂山又与禹会诸侯存在着内在的联系,禹会村遗址的考古资料已经提供了重要迹象,禹会村遗址的面貌如果比较完整地揭露,对于研究中华文明起源是非常重要的材料。同时,遗址中存在的大型的人类堆筑遗迹,对考证“大禹治水”和“禹会诸侯”的历史,进而对研究中国古代文明在江淮地区的起源和发展,都有着极其重要的学术价值。
禹会祭台发掘现场复原现场:禹会遗址总面积50万平方米,目前发现有祭祀场所和生活区。此处场景展示的即为祭祀台基发掘现场。祭台位于淮河东岸,面积约2500平方米,呈南北向,北端遥对涂山山口,似有特殊用意。祭台用灰黄白土自下而上分层堆筑而成,在祭台上发现了类似河流状的沟槽、举行烧祭活动的烧祭面、堆筑的方形土台,还发现成排类似大脚印状的土坑,坑内皆有埋立柱子的现象。这些遗迹恰好由北向南分列于祭台的中轴线上。祭台的西边发现大型祭祀坑,出土了大量陶器,并伴随有木炭和兽骨。种种遗迹现象表明,这是一处大型祭祀或会盟地点。
尧、舜、禹时期淮河流域文明相对落后,但近几十年的考古发现推翻了这一观点。从8000多年前的贾湖遗址、7000年前的双墩遗址、5000年前的尉迟寺遗址到4000年前后的禹会村遗址等,可以看出在中华文明的形成时期,淮河流域曾出现过比较发达的文化。
安徽史前重要城址:安徽是中国史前文明的重要发祥地,在中国城市的起源、发展进程中具有重要而独特的地位和作用。
怀宁孙家城遗址:孙家城遗址位于安徽省安庆市怀宁县马庙镇粟岗村,遗址周边有城址,大致呈圆角长方形,东、南、西面大体保存完好。孙家城遗址以新石器时代文化遗存为主,包括早于薛家岗文化的遗存、薛家岗文化早期和晚期遗存、晚于薛家岗文化的张四墩类型遗存。孙家城遗址出土了有石斧、石铲、环形石器、鼎足、陶片等文物,为研究长江中下游地区的原始文化以及与黄河流域诸文化有重要作用,孙家城遗址还有很高的建筑史价值。2013年3月,被国务院公布为第七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整个孙家城遗址地形稍高于外围。遗址中间部位有两座一大一小水塘南北向分布,将遗址分为两个大区域。遗址内现有孙城、费屋两个村民组。孙家城早期遗存可分为早晚两期,二者之间有既有差别又有联系。这类文化遗存相当于该地的黄鳝嘴类型或太湖流域的马家浜文化晚期到崧泽文化早中期,像盆钵类口沿和陶球表面饰有戳印的蓖点纹特征也常见于汉东地区的油子岭文化。
从孙家城遗址地层出土的早于薛家岗文化的遗存釜鼎类陶器的相对完整性和摆放特点看,这是属于人的有意识行为,或许反映了某种习俗。从孙家城遗址出土的薛家岗文化的遗存石器中风字形石钺和各种锛、凿等较多,体现了其发达的石器工业。
孙家城遗址面积大、延续时间长、包含历史信息多、文化内涵丰富,发现的距今6000—4000年间早于薛家岗文化的新文化、薛家岗文化、晚于薛家岗文化的张四墩类型等三个较完整的年代序列,为确立皖西南地区考古学文化谱系和年代框架,解决薛家岗文化的来源和去向,探讨皖西南史前文化与周边地区诸原始文化的关系等提供了重要材料。史前城址的发现,对探索长江中下游地区史前聚落变迁和社会发展进程具有重要意义。
安徽固镇,垓下古战场惊现史前城址:“力拔山兮气盖世,时不利兮骓不逝,骓不逝兮可奈何,虞兮虞兮奈若何!”在秦汉的垓下古城下还有一座城。这座城属于原始社会晚期的龙山文化时期,它的发现填补了安徽史前无城址的空白。
垓下之战无论在中国历史上,还是军事史上都是最著名的战役之一。公元前202年,项羽、刘邦集倾国之兵,聚天下之力在垓下进行最后的决战。80万之众在方圆百余里的范围内浴血鏖战,终以楚霸王败北自刎乌江结束。从此也结束了秦末农民战争、楚汉拉锯、苍生涂炭的混乱局面,中华民族实现了自春秋战国以来第二次大一统,开创了长达427年的汉王朝基业。
垓下遗址并非普通的聚落遗址,而是一个重要的古代城址。考古学家推断,当年的项羽退守至垓下,是利用原有的早期城址进行二次修筑,加上优越的地理条件与刘邦抗衡。这也完全颠覆了之前对垓下之战的历史想象,已有学者据此提出,“楚霸王”当时据城而战,“四面楚歌”正是刘邦军队在垓下城外所为。根据目前考古发掘的成果看,垓下城址由城垣、城门、护城河、道路及排水系统、夯土建筑基址、活动场、窑址、红烧土遗迹、水井、灰坑等多类遗迹现象组成。从地面观察,遗址四周城垣呈南北向不规则长方形,大多数地段的城垣仍耸立在地面,保存完好。城址东、西、北三垣的中部现各有一缺口。勘探表明,城垣埋于地下的基础保存较完整,结构形制较清晰,走向明了,城内面积(不包括城垣)约15万平方米,包括护城河,城址面积近20万平方米。
在对垓下城址进行发掘时,同时于北城垣和西城垣发现类似烽火台的红烧土遗迹5处。为解城墙的年代和结构,考古队员选择了北、东两段城垣作了局部解剖,令人吃惊的一幕就此出现在世人面前。考古队员们发现,城垣构筑分为上下两个大层,也就是通常意义上的两个时期。从下层出土的鼎足、陶片和稻谷等看,该段城垣属于典型的龙山时期,距今约4600年至4300年。早期史前城墙的发现对探索该地区早期文明起源具有重要价值。同时表明,垓下遗址在大汶口文化晚期已是一处有人居住的聚落遗址,随着社会财富的积累,营造大规模工程的物质基础已具备,修筑城垣就成了当时部落集团所能之事,发展至龙山文化时期也就进入了垓下第一个鼎盛时期,使其成为一个区域文化的中心。垓下早期城址是我国继黄河流域和长江流域等史前城址发现之后,在淮河流域的又一次重要发现,它填补了安徽无史前城址的空白,是安徽史前考古的一个重大突破,它的发现为探讨我国早期城市的起源与发展演变轨迹以及淮河流域文明化进程提供了宝贵的考古新资料。
此次发掘的五个发掘点揭露出来的新石器时代的遗迹有红烧土两处、陶窑一座、沟两条、灰坑6个。出土各类器物完整和可复原的器物170余件,此外,在红烧土上还发现了大量的稻谷。表明早在龙山文化时期,先民们已在这里从事水稻种植。过去,垓下遗址被认为属秦汉时期。此次考古发掘,在遗址内发现了相当于新石器时代晚期――大汶口晚期至龙山文化时期的文化遗存。这一发现将整个遗址的年代大大提前到史前时期,同时也大大丰富了遗址的文化内涵。
部分文字来源于互联网
——2019.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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