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五一·安徽合肥——安徽省博物院
安徽博物院位于安徽省合肥市怀宁路268号，是安徽省唯一一家集自然、历史、社教为一体的省级综合类博物馆，占地面积约6.2万平方米，展厅面积1.6万平方米，地上6层，地下局部1层，建筑高度37.7米，展厅15个，馆藏文物21.8万余件。新馆从侧面综合展示安徽的历史文化亮点，老馆则以陈列安徽近现代特色专题。建筑造型沧桑厚重，体现了“四水归堂、五方相连”的徽派建筑风格。安徽博物院是安徽一标志性文化设施。作为毛主席视察过的唯一一个省级博物馆（安徽省博物馆）的新馆，“安徽博物院”使用毛体字作为招牌字。2011年，安徽省博物馆更名为安徽博物院。
1958年9月17日，毛泽东同志视察安徽省博物馆并发表了重要讲话：一个省的主要城市，都应该有这样的博物馆，人民认识自己的历史和创造的力量是一件很要紧的事。这一讲话，既是对安徽省博物馆和安徽文物工作的肯定，也为新中国博物馆事业指明了发展方向。周恩来、刘少奇、朱德、邓小平、李先念、叶剑英、彭德怀、陈毅等老一辈党和国家领导人先后来馆视察，陈毅同志题写了馆名。
安徽博物院现为一院两馆运行模式。老馆位于合肥市安庆路268号，展陈大楼为仿苏式建筑，2013年入选第七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常设展览有“安徽革命史陈列”“安徽古生物陈列”“安徽好人馆”等。新馆位于合肥市怀宁路268号，建筑造型体现了五方相连、四水归堂的徽派建筑风格，2011年9月29日建成并对外开放，常设展览有“安徽文明史陈列”以及“徽州古建筑”“安徽文房四宝”
“江淮撷珍”“欧豪年美术馆”等专题。两馆每年还引进、举办多场展现境内外代表性历史文化风貌的精品临展，以满足观众多样化的文化需求。
安徽博物院现藏文物近22万件套，特色藏品包括商周青铜器、汉代画像石、古代陶瓷器、宋元金银器、文房四宝、明清书画、徽州雕刻、古籍善本、契约文书、近现代文物及潘玉良美术作品等。“徽州古建筑陈列”
“皖风徽韵——安徽历史文化陈列”“明德至善
家国天下——徽州优秀传统文化展”分别荣获第七届、第十届、第十三届全国博物馆十大陈列展览精品奖。
安徽博物院新馆位于合肥老城的西南面，省文博园位于新区中轴线的西侧，次景观轴的一端。安徽博物院从多侧面综合展示安徽的历史文化亮点，包括一个基本陈列——安徽历史文化陈列和四大特色陈列。新馆位于园区的用地中部，主入口朝东，东南、东北分别是古生物化石博物馆与美术馆，三个文化建筑成品字形布局。整体布局突出公共空间从内部的中庭空间向建筑外部延伸连通的空间效果。东北面有一座小山坡。安徽博物院陈列展览大楼为仿苏式建筑，以大楼为主体的整个馆区平面布局呈“中”字型。大楼为砖混结构，面南背北，建筑面积11580平方米，展览面积7826平方米，正中主楼五层（第五层为塔楼），两侧副楼两层为展厅。造型呈U形，建筑简洁壮观、平面规矩，中轴对称，庄严肃穆。主楼高耸突出，回廊宽缓伸展，是合肥市上世纪五十年代兴建的三大建筑之一。
墙上的铜版画以安徽特色黄山、淮河作为皖山皖水自然风光的代表，以含山凌家滩出土新石器时期玉鹰作为历史人文代表，表现安徽大好河山背景下，玉鹰展翅飞翔的视觉效果和豪迈气度。双墩的刻画符号与鄂君启金节的金文将自然与人文、地域与历史、空间与时间融会贯通，具有强烈的艺术冲击力和文化内涵，体现出新安山水与安徽悠久灿烂历史的完美结合。
安徽博物院新馆展陈包括一个基本陈列――《安徽文明史陈列》，4个特色专题陈列――《徽州古建筑》、《安徽文房四宝》、《新安画派》和《江淮撷珍》。但我最感兴趣的确是在大厅里悬挂的一幅幅油画，这些油画中，一位位安徽的名人在我脑海中丰满了起来......
徽商老字号——
“江南药王”胡庆余堂，晚清“红顶商人”胡雪岩创办
：“北有同仁堂，南有庆余堂”，传播着“江南药王”长盛不衰的故事。在中国有数不清的中药号，但被大家公认的只有"两家"——北京的同仁堂和杭州的胡庆余堂。
要说胡庆余堂，就得从他的鼻祖胡雪岩说起。胡雪岩（1823—1885），本名胡光墉，幼名顺官，字雪岩，出生于安徽徽州绩溪，13岁起便移居杭州。中国近代著名红顶商人，政治家，徽商代表人物。清咸丰十一年（1861），太平军攻杭州时，胡雪岩从上海运军火、粮米接济清军而为左宗棠赏识，后来又帮助左宗棠组织“常捷军”、创办福州船政局。左宗棠西征平叛阿古柏时，为他主持上海采运局局务，在上海代借外款5次，高达1195万两，采供军饷、订购军火，并做情报工作，常将上海中外各界重要消息报告左宗棠。备受欢迎时，官居二品，赏穿黄马褂。胡雪岩凭借其卓越的商业才能，利用过手的官银在上海筹办私人钱庄。同治十三年（1874年），胡雪岩在杭州直吉祥巷九间头（今平阳里）设立“胡庆余堂‘雪记’国药号”筹备处，邀集众多名医和国药业商人研讨经营方针，并设置了制丹丸大料部、制丹丸细料部、切药片子部、炼拣药部、胶厂等部门。光绪二年（1876
年），又在涌金门外（今杭州南山路）购地十余亩，建造胶厂，并设晒驴皮工场、制驴皮工场、丸散工场和养鹿园。光绪四年（1878年），在大井巷购地八亩，建筑店屋，并正式营业，形成从原料（自采办）、制药、销售为一
体的经营体系。因规模宏大，故门首立有“药局”二字。
关于创办胡庆余堂雪记国药号的缘由，坊间有一种说法流传至今:一次胡雪岩的家人生病，到药店去抓药，不料有几味药已霉变。胡雪岩再派人去调换，哪知药店老板一点面子都不给：“要换没有，要么请你家老板自己开一家药店吧！”胡雪岩简直气炸：“我从未见过如此厚颜无耻之人！安敢拿人的性命当儿戏！以为我胡雪岩真的开不起药店吗！”于是就真的在杭城大井巷开了一家胡庆余堂药号。
胡庆余堂的开创与胡雪岩深受杭州悠久的中医文化熏陶，身处乱世而兴济世救人之念有着密切的关系。正值咸丰末年，杭州城内外，传染病导致死尸枕藉，胡雪岩顿生恻隐之心，决心以个人名义向灾区施舍药品，并邀请名医、药工研制大量胡氏秘制的辟瘟丹、诸葛行军散、夺命丹等治疫中药。并在每味药品的仿单上印有功效、服法、何人、何地赠送等字样，以便日后人们再来索取。
胡庆余堂的名字取自《周易》：“积善之家，必有余庆；积不善之家，必有余殃。”因为秦桧曾有余庆堂，所以胡雪岩将“余庆”颠倒一下变成“庆余”。胡庆余堂以童叟无欺的企业文化，
货真价实的制药理念，在当地百姓心目中具有极高的地位，因而国内素有“北有同仁堂，南有胡庆余”之称。胡庆余堂崇尚戒欺经营，著名的“戒欺”匾额系胡雪岩清光绪四年（1878）亲笔所写店训，它告诫属下：“凡百贸易均着不得欺字，药业关系性命，尤为万不可欺”。戒欺的理念，涵盖方方面面，反映在经营上，首推的是“真不二价”，即做生意讲诚信，老少无欺，贫富无欺，不能有丝毫掺假，“采办务真，修制务精”。“戒欺”是胡庆余堂以“江南药王”饮誉140余年的立业之本。胡庆余堂的“戒欺”理念，还涵盖在企业的方方面面。反映在经营上，首推的是“真不二价”。在古朴的营业大厅上方，悬挂着一块“真不二价”的金字大匾，这块金字大匾背后也有一段故事。传说在古代有个叫韩康的人，精通医药，以采药卖药为生。市场上别的卖药者常常以次充好，以假乱真，买主讨价喋喋不休。而韩康卖的都是货真价实的药材，他不许讨价还价，他说我的药就值这个价，叫“真不二价”。胡雪岩引用“真不二价”，就是向顾客正言，胡庆余堂的药，货真价实，童叟无欺，只卖一个价。“戒欺”、“真不二价”，这些诚信经营的理念虽被奉为胡庆余堂成功的秘诀，但胡雪岩乐善好施义举，在老百姓当中也是有口皆碑。清末太平天国战乱不断，湖州一带发生瘟疫。胡庆余堂向百姓免费分发辟瘟丹、痧药等家中必备的药物。这些活生生的事例也成为其经营法宝之一，胡庆余堂的生意由此更加蒸蒸日上。
合肥名人——李鸿章：晚清名臣，洋务运动的主要领导人之一，安徽合肥人，世人多尊称李中堂，亦称李合肥，本名章铜，字渐甫或子黻，号少荃（泉），晚年自号仪叟，别号省心，谥文忠。去世后，他归葬合肥瑶海区大兴镇。作为淮军、北洋水师的创始人和统帅、洋务运动的领袖、晚清重臣，官至直隶总督兼北洋通商大臣，授文华殿大学士，曾经代表清政府签订了《越南条约》《马关条约》《中法简明条约》等。日本首相伊藤博文视其为“大清帝国中唯一有能耐可和世界列强一争长短之人”，慈禧太后视其为“再造玄黄之人”，着有《李文忠公全集》。与曾国藩、张之洞、左宗棠并称为“中兴四大名臣”，与俾斯麦、格兰特并称为“十九世纪世界三大伟人”。李鸿章一生虽尽力维持大清的国运，洋务图强，无奈国家羸弱，受尽屈辱，甚至在签订《辛丑条约》后死不瞑目。李鸿章去世后，梁启超为他所处的境地感到无尽悲恸，痛述“敬李鸿章之才”“惜李鸿章之识”“悲李鸿章之遇”。
李鸿章的父亲李文安，清道光十八年（1838）进士，历任员外郎、督捕司郎中，记名御史。李氏家训，就是由李文安撰写，字极简却至为隽永。李文安与曾国藩同年登科有私交，令其子李瀚章、李鸿章拜曾国藩为师。这位湘军领袖对李鸿章家族的崛起，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从李文安算起，李氏家族在200年间已经繁衍了8代人。在第2代和第3代人中，仅总督就有3人，即李鸿章的哥哥、两广总督李瀚章，李鸿章的弟弟李鹤章之子、云贵总督李经羲以及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李鸿章；其后代在晚清出任道员、按察使、盐运使、赏戴花翎者，以及获赠朝议大夫、奉政大夫、资政大夫、荣禄大夫、武功将军等头衔者，共达68次，计153人。
1862年，李鸿章带领淮军镇守上海滩，在朝廷的支持下，开始大办洋务。在他的带动下，他的儿子经方、经述、经迈以及他5个兄弟的众多子孙都投身洋务事业，陆续来到上海和北京、天津，开工厂、办外交、举商务、设银行、搞运输，广置房地产，还从事股票交易等。其中，李经方出任驻英、驻日公使，李经迈任出使奥地利大臣，李经畲任北京电话局总办，李经楚出任邮传部右丞，李经沅出任出使英、德、丹麦等国的大臣的秘书官，李经叙任上海制造局会办、金陵制造局总办、驻墨西哥使馆二等参赞兼总领事，李国杰任上海轮船招商局董事长，李国芝在上海开设银行，李国焘、李国超在上海大办房地产……抗战时期，
李家又有不少人到美国、新加坡等地谋发展，出了很多成功的大企业家，如将企业从中国香港开到非洲的李家昶、李家景，纵横新加坡商界的李家曙，等等。他们关心家乡，为国家的建设与发展贡献了诸多的人力、物力。近几十年来，李家又涌现出一大批专家，如著名桥梁专家李家咸、建筑学家李道增等。
李鸿章的侄子、李鹤章的第3个儿子李经羲任云贵总督时，兼任云南讲武堂的总办。这个由清廷出钱举办的讲武堂，却培养了一批推翻清廷统治的军事将领。朱德早年家贫，来报考讲武堂时，因无路资，就从四川一直走到昆明，到达时因报考时间已过，门卫不让进，遂发生争执。恰逢李经羲那天在讲武堂巡视，当知道此人是从四川步行到昆明来求学时，为其精神感动，当场决定破例录取。朱德后来曾多次提过此事。革命党人蔡锷、李根源等在李经羲眼皮子底下进行革命活动，他也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全当没看见。蔡锷身处困境时，李经羲还资助他500块银圆，并收过他的门生帖子，将别人揭发他的密信拿给他看，劝其谨慎从事。云南辛亥起义后，蔡锷以李经羲对革命尚有功劳，下令护送李氏全家出境，辗转到达上海。李经羲曾与于右任、章士钊等人组成国事维持会，短暂出任过国务总理和财政部长。他的后代里，还出了一位大外交官——中国原驻美国大使李道豫。
李鸿章的长孙、李经述的长子李国杰承袭了李鸿章的一等侯爵位。李国杰长子李玉良与“暗杀大王”王亚樵等亦时有过往，据说当年王亚樵枪击汪精卫的子弹就是他给准备的。抗战中，李玉良的家成了中共地下党的联络点。李玉良通过亲朋故旧，将新四军需要的通信器材、布匹纸张甚至武器弹药等军需物资，源源不断地运到皖南。1949年临近新中国成立时，他又积极参加策反国民党守军的工作。新中国成立后，李玉良调往安徽省文史馆工作，1957年去世。李玉良的6个儿子个个出色，都是科技战线上的高精尖人才，可谓家有遗风。
李氏家族的人百余年来做官又经商，积累了大量的财富，在收藏界颇有建树。李鸿章的小儿子李经迈藏书处叫“望云草堂”，其部分藏书计18000余册，于1940年由其子李国超整理后，捐献给震旦大学，震旦大学为之辟“李氏文库”专室，以特制的书橱贮之。李家另一收藏大家是李鸿章的侄孙、五弟李凤章的孙子李荫轩（国森）。李荫轩收藏的历代钱币有3万枚之多。其珍品如“大宋通宝当拾”“临安府行贰百文”“临安府行叁百文”“临安府行伍百文”等，还有古希腊、古罗马的钱币，价值几乎无法计算。李荫轩从1920年开始收藏青铜器，共200余件，其中的小臣单觯、纪侯簋、鲁侯尊、厚趠方鼎等，均为青铜器中的珍品。“文革”中，为了使这些藏品免遭劫难，李荫轩和夫人邱辉将其捐献给了上海博物馆。上海博物馆的十几个同志忙了整整两天一夜，使用一辆六轮大卡车来回拉了6趟！如今人们走进上海博物馆青铜馆，许多藏品的介绍牌子上都注有
“李荫轩、邱辉捐献” 的字样。
李鸿章在戎马倥偬、内政外交缠身之余，常常用书信开导弟兄、叮嘱侄辈：读史不可间断，读经不可泛鹜，得失常事，不足为虑。在《谕文儿——有志为官者，不可仗势欺人》一篇中指出“凡做好人、做好官、做名将，俱要好师好友好榜样”。在《寄四弟——论学识精进之理》一篇中说：“果能日日留心，则一日有一日之长进。事事留心，则一事有一事之长进。由此日积月累，何患学业才识之不能及人也!
作官能称职，颇不容易，做一件好事，亦须几番盘根错节，而后有成。”李鸿章以其亲身体验告诫弟兄侄辈，做官称职不容易，做好事也难为，希望他们以好师好友为榜样，日日留心，事事长进。
李鸿章组建淮军初期，在与太平军的作战中，屡战屡败。但在向朝廷汇报军情时，他把用词巧妙地做了个颠倒，即把“屡战屡败”改为“屡败屡战”，这样就把淮军在困厄面前的精神气概给突显出来了。从此，“屡败屡战”就成了李鸿章家族口口相传的“家训”。这个“家训”，根深蒂固地融进每一位李氏后人的血脉中，也是这个大家族越来越繁荣的原因所在。这四个字也成为李氏家族不是家训的“家训”。
桐城派：亦称“桐城古文派”，是我国清代文坛上最大的散文流派。它以其文统的源远流长，文论的博大精深，著述的丰厚清正，风靡全国，享誉海外，在中国古代文学史上占有显赫地位，是中华民族传统文化中的一座丰碑。正式打出“桐城派”旗号的，是道光、咸丰年间的曾国藩，曾国藩在《欧阳生文集序》中称道方、刘、姚善为古文辞后，说：“姚先生治其术益精。历城周永年书昌为之语曰：‘天下之文章，其在桐城乎?’由是学者多归向桐城，号桐城派。”自此，以桐城地域命名的“桐城派”应运而生。
戴名世、方苞、刘大櫆、姚鼐被尊为桐城派“四祖”，师事、私淑或膺服他们的作家，遍及全国19个省(市)计1211人，传世作品2000余种，主盟清代文坛200余年，其影响延及近代。戴名世是桐城先驱；方苞为桐城奠基人；方苞、刘大櫆、姚鼐被尊为“桐城三祖”。
桐城被誉为“文都”，主要因为桐城派在清代时期的极大影响力。桐城派理论体系完善，创作特色鲜明，作家众多，作品丰富，称雄清代文坛长达200多年，在国内外都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桐城派以地域而命名，主要因为其早期重要作家皆为江南安庆府桐城人，但是，在桐城派发展早期，并没有旗帜鲜明的使用桐城派这一名字。在桐城派“四祖”中，前“三祖”戴名世、方苞、刘大櫆，从未以“天下文章在桐城”自居，姚鼐虽然在《刘海峰先生八十寿序》中引程晋芳、周永年语“昔有方侍郎，今有刘先生，天下文章，其出于桐城乎？”虽然后来桐城派的作家并不都是桐城人，如梅曾亮、管同、曾国藩、张裕钊、林纾等，但桐城籍作家仍占很大比重，著名的的有被称为“小方、戴、刘、姚”的方东树、戴钧衡、刘开、姚莹及方宗诚、吴汝纶、马其昶、姚永朴等。
桐城派从他的产生到衰落，有一个发展变化的过程，这个过程大致可分为三个时期。
初创时期为清康熙、乾隆年间，代表人物有戴名世、方苞、刘大櫆。明代中叶以后，桐城学术兴起，“能振笔为古文者，代有传人”。明末清初，方以智、钱澄之等人致力于古文振兴，开桐城派先河。戴名世是桐城派孕育过程的继往开来者，提出了“言有物”、“修辞立其诚”的见解，实为桐城派义法理论的先驱。
1644年清王朝入关，为巩固地位，尊崇儒家理学，以软硬两手迫使知识分子就范。方苞领导的古文流派应运而生。方苞，“学行继程朱之后，文章在韩欧之间”(王兆符《方望溪先生文集序》)。以后，他在《读史记八书》、《书史记十表后》中提出了“义法”主张。及至从《南山集》案中解脱后，“义法”说得到了进一步明确和完备，1733年方苞编成《古文约选》，为“义法”说提供了示范，自此“义法”受到重视。方苞授徒数十年，成为推动桐城古文运动的中心人物，主要有县人叶酉、张莘农、宁化雷铉、吴江沈彤、天津王又朴、仁和沈庭芳、大兴王兆符、歙县程鉴等。刘大櫆，主要在乾隆时期，继承方苞“义法”说的基础上，提出了“神气”说。其弟子以桐城姚鼐、王灼、歙县吴定、程晋芳、常州钱鲁斯等最为著名。其徒有阳湖陆补孙、陆邵人、董估成、董思诚、张琦、武进董士锡、谢士元、汤春帆、无锡秦小岘，山阴王绍文、钱塘戴熙等数十人，自成“阳湖派”——实为桐城派初创期的别支。
陶行知（1891—1946）：安徽省歙县人，中国人民教育家、思想家，伟大的民主主义战士，爱国者，中国人民救国会和中国民主同盟的主要领导人之一。
陶行知以赤子之忱表达的思想和实践，代表了近代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近代中国的危机多难，又使“教育救国”成为许多知识分子的梦想，陶行知正是其中最为杰出的人物之一。他以“捧着一颗心来，不带半根草去”的赤子之忱，为中国教育探寻新路。最可贵的是，他不仅在理论上进行探索，又以“甘当骆驼”的精神努力践行平民教育，30年如一日矢志不移，其精神为人所同钦，世所共仰。陶行知不仅是一个很有创造力的教育家，也是一个勇敢的出色的反法西斯斗士。
1908年十七岁时他考入了杭州广济医学堂。想通过学医来解除广大劳动人民的病痛，实现自己报效祖国的志向。但是，因这所教会学校歧视非入教的学生，他不愿意自己思想受外国人的随意摆布，入学仅三天，他即愤而退学。1915年入读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师从约翰·杜威、攻读教育学博士。1917年秋回国，先后任南京高等师范学校、国立东南大学教授、教务主任等职。1926年起发表了《中华教育改进社改造全国乡村教育宣言》。1927年3月在南京北郊晓庄创办乡村师范学校晓庄学校，创办第一个乡村幼稚园燕子矶幼稚园。1929年圣约翰大学授予他荣誉科学博士学位，表彰他为中国教育改造事业作出的贡献。1931年主编《儿童科学丛书》，在上海先后创办“山海工学团”、“报童工学团”、“晨更工学团”、“流浪儿工学团”等。1933年，他与厉麟似、杨亮功等来自政学两界的知名人士在上海发起成立中国教育学会。1935年，在中国共产党“八一宣言”的感召下积极投身抗日救亡运动。一二·九运动后，与宋庆龄、马相伯、沈钧儒、胡愈之、邹韬奋、李公朴等发起组织“上海文化界救国会”。1936年7月，受救国会派遣，出访欧、美、亚、非28个国家，宣传抗日救国，介绍中国大众教育运动。在布鲁塞尔参加世界和平大会，并当选为中国执行委员。期间当得悉沈钧儒等“七君子”被捕的消息，十分气愤，立即联络杜威、爱因斯坦、罗素等世界著名人士联名通电蒋介石，营救七君子。
1945年1月，在重庆创办社会大学并任校长，李公朴任副校长兼教务长。社会大学的宗旨是“人民创造大社会，社会变成大学堂”、“大学之道，在明民德，在亲民，在止于人民之幸福”，有力地推动了民主教育的进程。1946年1月，陶行知在重庆创办社会大学，推行民主教育。培养出革命人才。并曾帮助一些进步青年前往革命根据地。其提出了“生活即教育”、“社会即学校”、“教学做合一”等著名口号，被毛泽东和宋庆龄等称为“伟大的人民教育家”和“万世师表”。1946年4月，回到上海，立即投入反独裁、争民主、反内战、争和平的斗争。在他生命的最后100天，他在工厂、学校、机关、广场发表演讲100余次。1946年7月25日上午，因长期劳累过度，健康过损，受好友李、闻事件的刺激又过深，突发脑溢血，周恩来、邓颖超、沈钧儒等闻讯赶往探视。但抢救无效，不幸逝世于上海，享年55岁。
陶行知先生毕生致力于教育事业，对我国教育的现代化做出了开创性的贡献。他不仅创立了完整的教育理论体系，而且进行了大量教育实践。细考陶行知的教育思想，创新犹如一根金线，贯串于陶行知教育思想的各个部分。创新在这里指革除不适应时代发展需要的“旧”，创立与社会、历史进步相符的“新”。创新还具有打破偶像，破除迷信，挣脱教条的束缚，从僵化习惯性思维中走出来的含义。
陶行知教育思想的创新，也表现在培养目标上。他针对旧教育把培养“人上人”作为目标的现象，指出新教育应培养全面发展的“人中人”。早在他创办南京安徽公学时就为这所学校提出三个教育目标：研究学问，要有科学的精神；改造环境，要有审美的意境；处世应变，要有高尚的道德修养。
杨振宁：1922年10月1日生于安徽省合肥市，世界著名物理学家，1957年获诺贝尔物理学奖。他是中美关系松动后回国探访的第一位华yi科学家，在促进中美两国建交、中美人才交流和科技合作等方面作出了重大贡献。
杨振宁在粒子物理学、统计力学和凝聚态物理等领域作出了里程碑性贡献。20世纪50年代和R.L.米尔斯合作提出非阿贝尔规范场理论；1956年和李政道合作提出弱相互作用中宇称不守恒定律；在粒子物理和统计物理方面做了大量开拓性工作，提出杨—巴克斯特方程，开辟量子可积系统和多体问题研究的新方向等。杨振宁还推动了香港中文大学数学科学研究所、清华大学高等研究中心、南开大学理论物理研究室和中山大学高等学术研究中心的成立。
其实，最早知道杨振宁，是因为杜聿明。杨振宁是美籍华yi科学家、物理学大师、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杜聿明是国民党陆军中将，解放战争时期曾任华北安保司令、徐州剿总副司令。两个人看似处于不同的世界，但却紧密联系在一起。把两个不同世界的人联系到一起的，是杜聿明的女儿杜致礼，她同时也是杨振宁的妻子......
参博物馆，观让历史不再遥远，让文明变得亲近，让文化走进我们的生活......
安徽省地质博物馆也在这个院子中。安徽省地质博物馆是地质、自然科学类博物馆，是安徽省的文化工程之一，是一个具有现代化、高科技、独具特色的地质古生物专业博物馆，是珍稀地质矿产标本收藏、研究中心，是国土资源知识普及与青少年科学文化素质教育基地。馆区总建筑面积26495平方米，陈列面积16902平方米；新馆设有序厅、地球厅、生命演化厅、恐龙厅、矿物岩石厅、资源与环境厅六个常设展厅，附设中庭休闲区、4D科普影院、多功能学术报告厅、临时展厅及室外景观区。安徽省地质博物馆馆藏标本约4.5万件，汇集了各种矿物、岩石、古生物化石及观赏石和宝玉石精品等，其中安徽的陨石、巢湖鱼龙化石、皖南恐龙蛋、恐龙骨骼、恐龙足印化石等尤其珍贵。这里有安徽仅有的“天外来客”——石陨石，一块于1994年来到庐江，一块于1977年来到亳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