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原路上的名人故居——吴伯萧故居（平原路55号）
在繁嚣的都市里找几间房子安一个家，比在拥挤的人海里谋一份稳当的职业，都是很难的。今年夏天，在青岛流过整整三天汗，碰过大大小小若着干软钉子才找到的。大房一间，月租十一金，除了凉水，其余家具电灯一概不管。
……两层的楼房，坐落在一个小山的顶上。晾台伫立，是可以俯瞰全市、远眺海山的。白昼，早晨看日出，看五彩朝霞，看雾蒙蒙的远山，山岛间水光接天，波摇金影。辰巳时候可以看海湾里舣集的渔船，千万只船挂起千万张白帆，景象是极辽阔雄伟的。傍晚，看落日，看暮霭，看家家船上的缕缕炊烟，思绪也跟着当前烟景而深邃幽远了。电灯亮处，天却黑了，百尺楼头，脚下夜景，岂止灯光万家!
——《记岛上居室》吴伯萧
在济宁路上，可以看到数条这样的台阶小路，它们都通向与济宁路大体平行的观象一路。其中有一条，就是平原路的延伸线，我国著名的散文家吴伯萧的旧居就在这些石阶的尽头。
吴伯萧《记岛上居室》中的“六十二级石阶”就是它们吧！
这里就是平原路55号了......
吴伯箫，原名熙成，字伯箫。曾用笔名有山屋、天荪、叩天，发表有关教育方面的文章，曾署名齐延乐。1906年3月13日（农历二月十九日）出生于今莱城区凤城街道办事处吴家花园一个富农家庭。
祖父是公正的乡绅，父亲是乡村的小学教师。因此，吴伯箫在上学前就已经受到一点古典文化的熏陶了。正式发蒙是在他七岁的时候。到离家八里地的邻村上学，寄宿，半年后转回本村新办的启蒙学校，读完初小，到县城读高小。1919年入省立曲阜师范学校读书。时值“五四”新潮激荡，沉寂的阙里掀起了爱国主义波澜，刚刚步入青春期的吴伯箫积极参加罢课与查日货的斗争。民主、科学之风也吹进了孔夫子的故乡，学校里停止了读经，课外大家看汪源放标点的《水浒》、高语罕写的《白话书信》等白话读本，但教科书还是用文言文编写的，国文课一律读古文，阅览室里摆的报纸，课堂上作文，个人写信，也还都用文言文。吴伯箫在曲阜师范学校学习5年，1924年夏毕业，被孔府聘为家庭教师，教孔子七十七世嫡孙孔德成英文，后来朋友戏称“万世师表师”。
1925年夏，吴伯箫辞了家馆，赴京求学，考上了北京师范大学。“从满是陋巷井、舞萼坛、子贡手植桧一类文物古迹的曲阜，看过陈焕章在孔庙随着古乐三跪九叩，分吃过丁祭猪肉，忽然迈进火烧赵家楼，发动‘五四’运动的北京城，喊出‘打倒孔家店’，看溥仪搬出故宫，对那时一个青年说无疑是一次思想大解放”。他“刚看罢师范大学新生榜，立刻就跑到天安门参加声援‘五•卅’惨案的游行示威。跟着浩浩荡荡群情激昂的队伍，高喊‘打倒列强’‘锄军阀’。满怀是一种冲破黑暗、探求光明如饥似渴的心情”。
吴伯箫刚到北师大时，抱着科学救国的目的，选的是预科，后来转入英语系。1925年的北京，新文化运动的高潮虽然已经过去，但由于中国共产党的成立，由于马克思主义的传播，正酝酿着一场更为普泛、更为深刻的社会革命。吴伯箫参加了一个叫“群新学会”的群众团体，深入到水夫、粪夫等贫苦市民中间，开展宣传、组织工作。不久又参加了G•Y•的生活，秘密传阅《共产产义ABC》、《夜未央》等油印书刊，也学着刻钢板、印传单，他把钢笔夹在食指与中指中间使用的奇特方式，就是这一时期刻钢板养成的。
他正式发表散文开始于1925年秋冬之际。那时他坚持写日记，看到自习室同桌杨鸿烈每天为商务印书馆写小册子，引起了发表欲，拿出一篇题为《白天与黑夜》的日记问：“这样的东西也能发表么？”得到肯定的回答，便立刻抄了一份，寄给《京报·副刊》，几天后竟然见报了，月底又收到稿费，写作热情大受鼓舞，从此就陆续写开了去。写作的动机除了文学青年的发表欲和胸有积郁需要发泄外，还有经济方面的原因。那时家里靠卖粮食卖地供吴伯箫和他的叔叔同时上大学，生活比较困难。为筹措学费，吴伯箫“断断续续给京官家庭的孩子补习功课，或到私立中学兼教英文，都不经常，收入没有保证，比较可靠的是卖稿”。多方面的动因促使吴伯箫走上了创作道路。这一时期写的散文，有北京市民生活的写实，有故乡生活的回忆，其中接触到贫贱悬殊、贵贱差别等社会问题，抒发了作者心中的不平，表现出憎恶黑暗追求光明的鲜明倾向。在京读书六年，写了大约40篇，发表在《京报•副刊》、《晨报•副刊》、《大公报•文艺》、《水星》、《新生》、《努力学报》、《世界日报》、《新中华报•副刊》等报刊上。作者曾将其结集为《街头夜》，跟北京人文书店订了印行合同，但不久“九一八”事变发生，未得出版，剪贴的稿本也散失了。
1931年夏，吴伯箫从北京师范大学英语系毕业，先是去青岛市立高中教了半年英语，继而到青岛大学校长办公室当了三年事务员，然后又在简易济南乡村师范学校当了一年半教导主任兼国文教员，在山东教育厅当过高等教育股主任科员，在简易莱阳乡村师范学校当过大约10个月的校长。这个时期，吴伯箫和党没有组织上的联系，但默默地做一些有益于革命的工作。“一二•九”运动波及到山东，他为了保护学生的安全，不得不奉命提前放假，但他给每个学生发油印信，鼓励他们在家乡做组织宣传工作。
到青岛之初，海天辽阔，愈加激发起吴伯箫的创作欲望，加上他在一家报纸执编副刊的过程中结识了李广田、臧克家、李辉英等一些崭露头角的诗人、作家，自己也“曾梦想以写作为业”。但“九一八”的炮火震碎了壮丽的祖国河山，也击破了他的美好幻想。他针对“不抵抗”才写了一篇《黑将军挥泪退克山》，只可惜被日本浪人放火焚毁了。然而，困难当头，时政颓废。热血青年怎能不忧心如焚、怒火中烧。骨鲠在喉，不吐不快，他在从事教育工作的同时，坚持业余写作，以此表达愤懑之情，舒解一腔积郁。
吴伯箫这一时期的散文，回荡着爱国主义的激越旋律。即使在回忆童年生活的篇章里，这一旋律也时常跳跃而出。《马》里面，在追述童年记忆中马的故事之后，又谈及刘玄德跃马过檀溪、徐庶走马荐诸葛等古代掌故，然后说到古时候征马战马在沙场征战中的功劳，接着笔锋一转，意味深长地慨叹道：“飞将在时，阴山以里就没有胡儿了。”《灯笼》的结尾也在追慕古代名将挑灯剑、塞外点兵令胡人不敢南下的业绩之后，直抒胸臆：“你听，正萧萧斑马鸣也，我愿就是那灯笼下马前卒。”“唉，于今灯笼又不够了，应该数火把，数探海灯，数燎原的一把烈火！”《羽书》借“八月十五”的历史传说表现国难现实，大声疾呼：“啊，‘鸡毛翎子文书’飞啊！去告诉每个真正的中国人，醒起来，联合了中国人民真正的朋友，等哪一天，再来一个八月十五！”爱国主义激情在《我还没见到长城》中，更成为雄浑豪放的主旋律：“长城，登临匪遥，愿尔为祖国屏障，壮起胆来！”
同情劳动人民的疾苦、抨击社会弊端也是吴伯箫这一时期散文表现的重要内容。《野孩子》写一群在垃圾堆上讨生活的穷孩子。《理发到差》讽刺官场的无聊昏庸，并藉公务员谋生的窘迫抨击军阀韩复榘的愚民政策，为此他曾遭受追查。
还有一些散文描写青岛自然风光、抒写生活感受等等。这一时期的散文创作，较之作者在京读书期间的尝试，可以说有了长足的进步，基本形成了自己的独特风格。这些散文最初多发表在《大公报•文艺》、《水星》、《中流》等报刊上。抗战爆发后，吴伯箫虑及自己正办学校，打起仗来，到哪儿去很难预料，就像“托孤”一样，把文章剪报交给王统照。后来，王统照择取其中18篇，以《羽书》篇名作书名，并亲自作序，列入巴金主编的《文学丛刊》第七集。由上海文化生活出版社1941年5月初版印行。《羽书》出版后获得好评，奠定了吴伯箫在中国现代散文史上的地位。
吴伯箫这一时期散文创作的发展，固然是由于时代的激荡与个人的努力，同时也有拜师访友、求教切磋的缘故。在这期间，他拜识了在青岛大学任教的杨振声、闻一多、王统照、老舍、洪深、梁实秋等名家。在课堂上，大礼堂里听他们讲课、讲演，私下去拜访、求教谈心，获益匪浅。同时，也与孟翘、李同愈、臧克家等交流甚密。约有半年的时间，曾三五人定期聚会，各带作品，大家传看品评，不吹捧，也不自卑，彼此推敲，都受裨益。1935年暑假，由王统照、老舍带头，吴伯箫还有师友们借《青岛民报》的篇幅办了几期《避暑录话》。
可是，侵略者拿战火烧红了整个中国，不要说这样一个创作氛围化为一缕青烟，就连这片赖以生存的故土都难有立足之地了。“七七”事变发生不久，作为莱阳乡村师范一校之长的吴伯箫，奉命带领二百多名自己搞过军事训练，从油印材料上学过游击战术的青年学生，徒步跋涉700里，晓行夜宿，风霜苦辛，过即墨、高密、诸城、莒县，整整走了9天，终于到达“集中训练”的目的地鲁南临沂。可是，只知逃跑的山东长官，不给训练经费，没有训练计划，不派负责的人员，令人失望。学生们抑制不住的激情，继续前进，各奔前程。临近1937年底，吴伯箫趁教育厅一科长昏睡未醒之际，把学校钤记弃置在他的床头，抛却一切牵挂，毅然从军。起初，他“在安徽淮南军中任职，军阶少校。不久，奉命往行州，负责招考、组织和培训七百名学生军的工作”。
为了实现在北京读书时就已经开始了的政治追求，为了更有利于全身心报效祖国，吴伯箫只身登上黄土高原，1938年4月投入到延安的怀抱。“一望见嘉陵山的宝塔，凤凰山麓的古城，立刻感到心情舒畅，呼吸自由，到家了”。他入抗日军政大学第四期学习，纳入驻瓦窑堡的第一大队三支队政治班，在瓦窑堡写的第一篇报稿题目就是《抗大，我的母亲》。他与自己先前执教过的济南乡师的学生编在一个队里，年龄相差十岁左右，却一样出操、上课，浑身充满了青春活力。吴伯箫在团结、紧张、严肃、活泼的氛围中学习了4个月，结业后回到延安。
1938年11月，他参加八路军总政治部组织的抗战文艺工作组第三组，任组长，同卞之琳、马加从延安出发，到晋东南，过了6个月的战地生活。在那里，他亲身感受到军民同心协力、浴血奋战的火热氛围，强烈的责任感与澎湃不已的激情促使他行军时构思，宿营时写作，甚至不过夜就仓促付邮，好让全国人M及时了解八路军和人民的战斗业绩。《潞安风物》、《沁州行》两组战地通讯和《夜发灵宝站》、《响堂铺》、《路罗镇》等散文就是这样产生的作品，最初大多寄给老舍，发表在《抗战文艺》上，后来结集为《潞安风物》，香G海洋书局1947年10月初版印行。
1939年5月，吴伯箫从晋东南回到延安，在陕甘宁边区文化协会工作，参加编写《文艺突击》，后任秘书长，也在中国女子大学任教。1939年5月4日，第一个五四青年节的晚上，他同上万名战友一起，在延安城北门外靠山傍河的坪坝，听了毛泽东的著名讲演《青年运动的方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上世纪六七十年代，他在几篇散文里都深情的忆及当时的情景与心境。
1941年8月，吴伯箫加入中国共产党，实现了梦寐以求的夙愿。不久，陕甘宁边区政府主xi林伯渠，亲笔写信调他到陕甘宁政府教育厅工作，任中等教育科科长。
从晋东南回到延安后，吴伯箫继续写一些反映战地生活的散文。另外，也有一些表现个人性情、心境的篇章，如《山桃花》、《客居的心情》、《谈日常生活》等，曾受过到一些批评，作者也曾一度自我否定过，迟迟不肯收入集子，直到80年代，才有几篇选入集子里面。
1942年5月，吴伯箫参加了延安文艺座谈会，在会上作了一次简短的发言，表示欢迎文艺工作者到学校教学，说明那样做，一来可以熟悉群众生活，搜集陕北丰富的民歌，以利于创作；二来可以做一些文艺普及工作，这一发言，受到毛泽东的鼓励。他在这次会上的最大收获，是在听了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之后，进一步明确了文艺的方向，下决心“为人民服务”，创作走上更为广阔，更为扎实的新路。
1943年，吴伯箫入中央党校第三部学习。第三部组织党员参观南泥湾。本来，这次参观没有写作任务，但是，八路军三五九旅将士又打仗、又生产，把榛莽丛生、荒无人烟的南泥湾改造成了五谷丰登、牛羊成群的塞北小江南。在南泥湾的所见所闻使吴伯箫深受感动，情不自禁，一挥而就，写成了《丰饶的战斗的南泥湾》，歌颂南泥湾的新景象和南泥湾精神。而后，他又陆续写下了《“火焰山”上种树》等篇，反映边区生产、建设情况。同时，他访问各根据地到延安的党政干部，听他们谈抗战军民英勇斗争、可歌可泣的英雄事迹，如实地写了《一坛血》、《黑红点》、《化装》等。这些散文最初大多发表在延安《解放日报》上，1947年4月结集为《黑红点》，由佳木斯东北书店初版印行。其中有几篇在发表之初，就引起了热烈的反响，被别处的报纸或刊物转载过。尤其是揭露日伪的血腥暴行、表现中国人民不畏强暴、誓死抗战的坚强斗志的《一坛血》，曾作为电讯稿发到各根据地，影响颇为广泛，仅在东北地区，不长时间内就有三种文集选入些篇并以其篇名作书名。延安时期，吴伯箫还抽空在译介外国文学方面做了一些工作，有些篇章曾在艾青主编的《诗刊》和《解放日报》、《文艺月报》等报刊上发表过，其中的海涅诗译稿由艾青带在身边在战争环境中颠簸了3年，直到新中国诞生，由上海文化工作社1950年2月初版印行。
经过8年浴血奋战，中国人民终于取得了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为了给曙光在即的新中国培育干部，1945年11月，吴伯箫随延安大学干部队离开延安，先到张家口华北联合大学任中文系副主任，半年后又到佳木斯东北大学任社会科学院副院长，编《东北文化》，办新抗大式训练班。东北大学先迁吉林，后又易地长春，改名为东北师范大学，他先后任文学院副院长、副教务长。
1949年7月，吴伯箫到北京出席第一届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当选为中华全国文学工作者协会全国委员，委员会上被定为秘书长，因有学校工作未能到职。
1951年，他调离东北师大，到沈阳担任东北教育学院副院长。从1945年冬离开延安到1954年春离开东北，由于教务甚忙，他的创作不多，但不乏《出发点》、《范明枢先生》那样的精品。这一时期的创作结集为《出发集》，上海新文艺出版社1954年7月初版印行。
1954年春，吴伯箫调到北京，任人民教育出版社副社长、副总编辑，参加编中学《文学》课本，兼办中国作家协会文学讲习所，任所长，并参加《文艺学习》、《语文学习》编委会工作。1955年，正值抗日战争胜利10周年，吴伯箫从《羽书》、《潞安风物》与《黑红点》三个集子中选出22篇，另加一篇《记乱离》，辑成《烟尘集》，当年7月由作家出版社初版印行，算作对抗战胜利的纪念，也是对以往创作的一次总结。
1956年，吴伯箫参加全国总工会组织的作家参观团，任南团团长，去太原、洛阳、武汉、南京、无锡、苏州、上海等7个城市参观访问。10月，他出访民主德国，出席海涅学术会议，途径莫斯科等地，到列宁墓拜谒。这一年的国内外旅行，开阔了他的视野，激发了他的创作灵感，得以有《难老泉》、《钢铁长虹》、《谒列宁——斯大林墓》、《记列宁博物馆》等散文的问世，并且成为他的创作进入一个新的阶段的契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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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近八年的延安生活，给吴伯箫的生命打上了极深刻的烙印。在延安时，他热爱延安，建设延安；离开延安后，他怀念延安，歌颂延安。还是刚刚离开延安不久，他就写有《出发点》，把延安称为光明的灯塔、革命之力的发动机、人民大众的温暖之家、全国解放的出发点。文章刚在《晋察冀日报》上发表，就有人成段朗诵。后来，他又撰写几篇文章宣传、歌赞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把它喻为指示方向的北极星。60年代初，由于天灾人祸，中国人民的生活进入了三年严重困难时期。渡过难关，是摆在全国人m面前的严峻问题。当此之际，吴伯萧不禁回想起当年延安军民团结一致、开展大生产运动、战胜敌人封锁、渡过难关的往事，创作激情怦然爆发，从1961年2月15日到同年10月1日，一连气儿写下《记一辆纺车》、《菜园小记》、《延安》、《歌声》，翌年6月11日，又写了《窑洞风景》，申请缅怀延安业绩，放声歌颂延安精神。这些篇章由于其强烈的时代精神，和炉火纯青的艺术表现，成为脍炙人口的佳作名篇，也成为革命传统教育的生动教材，其中仅选入中学语文课本的就有3篇。1955年至1963年的散文收入《北极星》，由作家出版社1963年4月初版印行。《北极星》标志着吴伯萧的散文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峰。
1963年秋，吴伯箫入中央党校，学习了13个月。翌年被派到北京市房山县搞“四清”，约10个月。十年浩劫期间，吴伯箫在劫难逃，在“大风大浪”中历经磨难。
文革期间上干校，后来被开除党籍。1976年以后恢复党籍，他把自开除之日起按月积存的党费郑重地交给了支部。多么好的党员啊！事实证明，我们队伍中许多“老运动员”都是真诚无私的好同志，这是对“斗争哲学”的一大讽刺。粉碎“四人帮”以后，吴伯箫始得重新焕发青春。
1978年2月，吴伯箫由人民教育出版社调入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任副所长，正式告别了从1924年开始间或有段其中断的半个多世纪的教育生涯。但是，他仍是山东大学兼职教授，仍以诲人不倦的精神指导业余作者学习写作，而且，他的名篇佳作仍在给数以百万计大、中学生乃至难以数计的广大读者以教益。
吴伯箫在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工作期间，正值社会科学拨乱反正、革故鼎新之际，他做了大量艰苦、细致的工作，为新时期文学研究所迅速打开局面做出了难以磨灭的贡献。同时，他还先后兼任郭沫若全集编选办公室负责人、中学语文教学研究会副会长、中国写作研究会会长、中国文联委员、中国作协理事、中国笔会中心理事等职务，为繁荣新时期的文学事业乃至整个社会主义文化事业呕心沥血。
在生命的最后几年里，吴伯箫不顾年事已高，借开会之际或随团专访，观乐山大佛，攀峨嵋金顶，寻迹天涯海角，游访西双版纳，还应英中文化协会之邀，远涉重洋访问英国。这期间，他除了将观访见闻、感受凝结成文之外，还写了一系列怀念师友、回忆战争年代生活的文章，1981年11月访英归来，不久身体欠佳，经医生检查，始知已患晚期食道癌。重病期间，他仍系念工作，勉力为文，亲自将自己在最后纪念的作品未曾编入集子的《海》、《理发到差》、《论忘我的境界》、《客居的心情》等早期散文结集为《忘年》，交百花文艺出版社，于1982年4月初版印行，他还亲自为《吴伯箫散文选》提供选目，撰文提倡写散文，为文学事业尽了自己最后的努力。
1982年8月10日，吴伯箫在首都医院溘然长逝，终年74岁。
1983年7月，《吴伯箫散文选》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连同以前出版的《羽书》、《黑红点》、《潞安风物》、《出发集》、《烟尘集》、《北极星》、《忘年》以及香G文学研究社1979年出版的《吴伯萧选集》在内，吴伯箫一共留下了9本散文集，还有一些散见于报刊的散文，这是一笔宝贵的文学财富。即使仅此一项，生命已见辉煌，何况他在教育工作于教育出版工作上也是建树卓然。至于他的精神品格，更是有口皆碑。吴伯箫的一生是平凡而又壮丽的一生。
吴伯箫与青岛：
说起中国文学史必谈吴伯萧，谈现代散文不能不谈吴伯萧，虽然他是一位教育家，可他也是文学家，他的文学创作历程，正是从青岛开始的。
吴伯萧的青岛经历，平常，又不平常。和杨振声、闻一多、梁实秋、老舍这些知名教授相比，他仅仅是国立青岛大学校长办公室的一个普通职员，一个来自莱芜的25岁的晚辈，一个文学的痴迷者。在这个城市，他的职业和兴趣，很大程度上都是围绕着师长和文学梦想展开的。而就是从这里出发，他却最终使自己成为了现代散文史上的一个性格符号，一个不可或缺的环节。同时，也正是由于平凡的吴伯萧的存在，20世纪30年代“顿觉豁然”的青岛文化传奇的某些篇章，也开始豁然清晰起来。
从北平师范大学毕业后，吴伯萧在1931年的冬天来到青岛。人们并不确切了解他选择这里的原因，后来的研究者只隐约知道，这个年轻人凉夜中“乘胶济火车婉蜒东来”，在“万家灯火中孤单单”地浴着凉风，打着寒噤就和青岛遭遇了。吴伯萧自己叙述说，在乱纷纷的“旅店里一宵异乡梦”之后，他刚刚体味着寂寞与离愁，“忽然与窗启处展开了一眼望不断的水光接天，胸际顿觉豁然了”。就这样，吴伯萧第一次看见了海。他初到陌生的青岛，便与“大海结缘”，虽然“地疏人生”、“寂寞胜过辛苦”，他却每天早晨去海边看日出；跑到远离市镇的海滩，躺在沙滩上晒太阳、听潮音。
吴伯萧在国立青岛大学找到了一份不起眼的工作，在校长办公室当职员。在名家云集的国立青岛大学，这是一个很普通的角色，薪金也微簿。好在朋友又介绍他去《民国日报》兼职，给报纸编副刊。可以养活自己了，吴伯萧便也有了停留下来的理由。也许，后来吴伯萧才慢慢意识到这个选择的正确，在国立青岛大学，他有机会结识了杨振声、闻一多、梁实秋等成名作家，而给报纸编副刊的便利，又让他联系到了李广田、臧克家、李辉英等一些文学新人。也就是从这时起，吴伯萧“梦想以写作为业，挤进他们的行列”。
到国立青岛大学工作以后，他在栖霞路上租了一处房子，房子在八关山颠的福山路上还有一个院门。他在这个“陋舍”安身以后，环视房周八关山的青山翠峦，只见“屋是挂在山坡上的，门窗开处便都是山”，便想为这陋室起个名儿。他思忖着：“不叫它别墅，因为不是旁宅支院颐养避暑的地方；唤叫什么楼也不妥，因为一顶一底，顶上就正对着天空。无以名之，就姑且直呼为山屋吧，那是很有点老实相的。”
于是，叫它“山屋”，吴伯萧早期的散文，有些在文末写着“写于山屋”。这座故居，现已经拆掉了。吴伯萧写过一篇散文《山屋》，其中写道：
……常常感到一种莫名的寂寞，原来北方太偏僻，离街市太远啊!……但是，它像东风吹过经冬的衰草似的，展现就青到了天边。恍恍惚惚的，屋前屋后有一片啾唧的闹声，像是姑娘们吵嘴，又像一群活泼泼的孩子在嘈杂乱喝；兀的不知怎么一来，哪里‘支幽’一响，你就醒了。立刻你听到了满山满谷的鸟叫。缥缥缈缈哪里的钟声，也嗡嗡地传了过来。你睁开了眼，窗帘后一缕明亮，给了你一个透底的清醒……倘若你来，于山屋，你也会喜欢的吧?傍山人家，是颇有情趣的。
在他的山屋里，他写了《岛上的季节》、《阴岛的渔盐》、《海上鸥》等作品。
“九·一八”事变，日本帝国主义侵占了东北三省，吴伯萧在全市人民抗日救国的声浪中，在《民国日报》发表了《黑将军挥泪退克山》一文。这家报纸因将刺杀日本天皇的一位朝鲜人称为“义士”，激怒了在青岛的日本人，借故放火烧了国民党青岛市党部，捣毁了中山路上的民国日报社，从此再没出版，吴伯萧失去了这份兼职。
在青岛，吴伯萧养成了“爬山、逛海、穿树林的习惯”，无论是黎明、黄昏或是中午，到“各处遨游”。有时乘一叶扁舟去大海之上，三天五天还要玩一次网球。
在青岛，当然要去逛崂山。有一次，吴伯萧乘着“海深号”军舰去了太清官，爬了山，他觉得“人虽多，哴哴而已，去年的游兴没处找。留一宵，拾墨晶一小块……抛锚停船时，天已然黑了，抬头都是星。顺口溜出两句话来：崂山归来兮，满船的风；俺要回去也，满街的灯。”
阴岛（今红岛）曾是胶州湾内第一大岛，曾有“阴岛八景”的名胜，岛的两侧是著名的胶州湾盐田。过去，每天从小港有班轮通往阴岛。他和朋友们也去了阴岛，说：“动机是看乡间风物，带便访访齐国的渔盐之利。……不知怎的一个概念，以为‘岛’总该是岗峦起伏嶙峋多山的，阴岛却出乎意料来得比较平坦。”
后来，《民国日报》遇变故，吴伯萧失去了兼职，1936年夏，吴伯萧迁居到了观象山麓的观象一路，从济宁路去要近许多。这里有一条小巷，但不是路，是石阶，他认真数过一共有“六十二层阶梯”。对这新的住宅，他又写了《记岛上居室》：
在繁嚣的都市里找几间房子安一个家，比在拥挤的人海里谋一份稳当的职业，都是很难的。今年夏天，在青岛流过整整三天汗，碰过大大小小若着干软钉子才找到的。大房一间，月租十一金，除了凉水，其余家具电灯一概不管。
……两层的楼房，坐落在一个小山的顶上。晾台伫立，是可以俯瞰全市、远眺海山的。白昼，早晨看日出，看五彩朝霞，看雾蒙蒙的远山，山岛间水光接天，波摇金影。辰巳时候可以看海湾里舣集的渔船，千万只船挂起千万张白帆，景象是极辽阔雄伟的。傍晚，看落日，看暮霭，看家家船上的缕缕炊烟，思绪也跟着当前烟景而深邃幽远了。电灯亮处，天却黑了，百尺楼头，脚下夜景，岂止灯光万家!
他在这里仅住了两个月便离开青岛，先去了济南，又去了莱阳，任简易师范学校校长。他专程请老舍先生去莱阳讲课，老舍因在青岛结下的友谊，“不顾长途汽车的劳顿，慨然答应去讲学”。
吴伯萧谈到在青岛期间的文学创作时说：“那时不自量力。曾妄想创一种文体：小说的生活题材，诗的语言感情，散文的篇幅结构。内容是主要的，故事、人物、山水、原野以及鸟兽虫鱼；感情粗犷、豪放也好，婉约、冲淡也好，总要有回甘余韵。体裁归散文，但希望不是散文诗。”他在青岛写了一篇《海》，其中写道：
……海风最硬，海雾最浓，海天最远。海的情调是最令人憧憬迷恋。海波是旖旎多姿的。海潮是势头汹涌的。海的呼声是悲壮哀婉、訇然悠久的。啊！海！谁能一口气说完它的瑰伟与奇丽呢?且问问那停泊浅滩对了皎皎星月吸旱烟的渔翁罢。且问问那初春骄阳下跑着跳着捡蚌壳的弄渐儿罢!
解放后，有人把《海》收入散文诗集，他却认为这只是散文。
吴伯箫把他发表的散文精选了一部分，交给了王统照先生，希望能出版一本散文集子。不久爆发了抗日战争，吴伯萧去了延安，投身到革命斗争中去。与沦陷区的朋友们失去了联系。
王统照十分认真，他在上海把吴伯萧的散文编成了一本《羽书》集，自己以“韦佩”为化名写了序，由巴金在文化生活出版社出版。但吴伯萧全然不知道。1949年春，孟超寄了一本《羽书》给他，他才知道，他的第一本散文集已出版了8年。全国“文代会”开会，巴金告诉他稿费寄给了他，并收到了收条。谁冒名领了《羽书》的稿费呢?这永远是一个谜。
此后，吴伯萧写了一批优秀的散文，《记一辆纺车》被收入中学语文课本。
1982年，他又出版了散文集《忘年》，其中把在青岛写作的散文而未收入《羽书》的几篇也编了进去。在《无花果》、《文学回忆与思想》等文章里，吴伯萧都谈到了青岛对他一生文学创作的意义。《羽书》靡页上，吴伯萧1934年摄于青岛的照片是永恒的纪念。
吴伯箫与名人的友情
在青岛，吴伯萧和许多作家时有走动，而他和闻一多、王统照、老舍的交往记录，则让30年代青岛文化地图的部分细节，得以清晰地在今天显现出来。比如1932年6月9日，闻一多就曾在写给吴伯箫的信中抱怨：“我们这青岛，凡属自然的都好，属于人事的种种趣味，缺憾太多，谈话是最低限度的要求，然而这一点便不容易满足。”
吴伯萧是王统照书斋中的常客。他回忆说：“在观海二路的书斋里，同你(王统照)送走了多少度无限好的夕阳，迎接过多少回山上、山下万家的灯火。”王统照著文说：“我少不了与他有晤面的机会。那软沙的海滨；那黑石重叠的山谷；那大公园的海棠径上；那个小小的庭园中饮‘苦露’(酒名)、斟清茗；或当风雪冬宵烧饼铺外的匆匆招呼；在炫彩的碧波上隔日相遇；在老舍的二簧腔调的猛喊之下，彼此纵笑。”他们常常在一家叫“茂荣丰”的小酒馆聚饮，花钱不多，主要为了那份友情。
他与老舍也相交甚厚，吴伯萧晚年回忆说：“‘九·一八’后在青岛，老舍是大学文学教授，而我是文艺学徒。我比他小6岁，在他海滨的书斋里却是常客。他那住房进门的地方，迎面是武器架，罗列着枪刀剑戟；书斋写字台上摊着《骆驼祥子》的初稿，一武一文，给我留下很深的印象。”他自称与老舍是“忘年的朋友”。
吴伯萧在青岛与一些文友们常常聚会，“坐办公室的空隙里跟着他们写点短文。缔有半年时间，曾有三五熟人定期聚会，各带小说、诗或散文，大家传着品评议论。相约不吹捧，倒免不了吹毛求疵，也不自惭、自卑，说自己的作品不好(为什么不尽量往好里写?)
但争取彼此推敲。这就自然形成了鞭策与鼓舞，各自拼命下功夫，互争下一次聚会时的一点进步。”
吴伯箫与建国后的语文教学改革：
约在1954年，吴伯箫同志从东北大学调来人民教育出版社任副总编辑(当时的社长兼总编辑是德高望重的叶圣陶先生)。他在出版社工作了30年，鞠躬尽瘁，死而后已。花的时间最长，耗的精力最多，同他的志趣最相符，给他的打击也最大的一件事，就是在中学施行文学、汉语分科的教学改革。
吴伯箫调来北京，就是请他领导编写分科课本的。当时，中央指示要调集300名优秀的教育工作者，特别是教师充实中小学教科书编辑队伍。
文学、汉语分科教学，是建国以后，花的时间最长，规模最大，集中优秀力量最多，中央领导最重视，力度也最大的一次语文教学改革。中央指定胡乔木领导，教育部由副部长也是人教社社长叶圣陶直接领导，伯箫是第一线总指挥。如此领导阵容是空前的。自那以后至今，也不曾有过。1951年到1958年，这套教材从启动到停止使用，历时八年之久。从1951年3月，教育部召开第一次全国中等教育工作会议，胡乔木在讲话中宣称，“语文教学的目的存在着特别混乱的现象，其原因是没有把语言教育和文学教育分开”，提出分科的问题，同年5月6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正确地使用祖国的语言为语言的纯洁和健康而斗争》。下半年，语文教育界开始讨论。1953年4月，教育部向中央政治局报告工作，提出改进中小学语文教学的问题。毛泽东同志指示，语言、文学可以分科。并指定成立中央语文教学问题委员会，由胡乔木任主任。1953年12月，胡乔木向中央写了《改进中小学语文教学的报告》。1954年2月1日，毛泽东参加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批准了这个报告。吴伯箫正是在这个紧要关口来到出版社。他未来之前，教育部教学指导司和人民教育出版社为分科教学大纲和教科书的制定和编写已做了许多具体准备工作。分科虽然是学习苏联(也是原俄国)的模式，内容却无法照搬外国，必须从浩如烟海的中国历代文学作品中选材，必须研究当时尚乏共识的汉语语法，从中提炼出各方都能接受的临时教学语法体系。吴伯箫的到来，对这项艰巨的工作是极大的促进。在他的领导下，文学教学大纲草案和教材初稿顺利地编写出来了。
吴伯箫对工作全心投入，一丝不苟，与叶老配合得很好。比如编辑初选的课文以及注解、练习等文字，他都一一亲自审阅，经他同意再送叶老审定。吴伯箫他不光审阅，还自己推荐课文。他推荐的课文，不是在书本或报刊上标出所选的文章给大家看，而是亲自抄写一遍，用毛笔写成优美的行楷，抄件本身就是艺术品。白天繁忙无暇，抄写在深夜。他的办公室夜夜灯火，有时亮到天明。他工作或写作，通宵是常有的事。他笑着说，早晨用冷水洗个脸就精神了。
为了广泛征求作家的意见，在吴伯箫的主持下，召开过几次作家座谈会，最盛大的一次是在和平饭店召开的。茅盾、臧克家、老舍、萧三等文学大师都曾到会。在此之前，中学语文教材中虽然选入一些文学作品，和文学界却很少联系。这种交流不但听到许多宝贵的意见，而且获得文学界的理解和支持。与会者对中学语文课一律表示赞同，情绪热烈。课本的初稿编出以后，伯箫还带领我们出去调查研究，并且组织试教。计试教中学74所，参与试教学生27000多人，试教取得了极好的成绩，广大师生热烈欢迎这项改革。至此，教学大纲草案及教材试教本均已定稿，各界舆论都表示支持，试教又给分科的施行提供了实践的确证。可谓万事俱备只欠东风(在全国推行)了。
经过几年的苦战总算有了喜人的结果。那时候不兴用公款大吃大喝。叶老慷慨解囊，在教育部食堂里，请一位厨艺很高的师傅制备了两桌丰盛的宴席，叶老与伯箫容光焕发，喜气盈盈为大家敬酒。
但做梦也没料到，风云突变。1955年6月，教育部召开全国语文教学会议，由叶圣陶向大会作《改进语文教学，提高语文教学的质量》的报告，动员在全国推广使用新的分科教材。正当此时，有关领导对文学、汉语分科提出严厉的批评。会议来了个大转折，不了了之。大会报告不作正式传达，分科教材使用与否各地可以“因地制宜”，也可以使用旧课本。从此文学、汉语分科的命运一落千丈，胡乔木、周扬都三缄其口，对文学课本的批评纷至沓来。如康生指责说：“文学课本非改不可”，“与教育方针相违背，最多只能培养小资产阶级感情”，“许多课本思想性不强，语言也混乱，可砍去百分之三十到五十，换选政治论文、社论和应用文”。几经周折，至1958年，中央文教小组终于正式下令文学、汉语分科的课本停止使用，美丽的维纳斯不仅断臂而且香消玉殒了!这场大起大落的灾变是异乎寻常的，它违反党内生活常规，也违反工作的正常程序，居然如霹雳坠地，轰然爆发，并且中央不出面过问。真正的原因是什么，可能已成为不解之谜。当时的领导人都相继下世了，编辑初中11人，高中13人，健在的只剩4人(我在其中)，我们这些普通编辑，对于领导层的事并不十分了解。80年代初编写新时期的语文教材，人民教育出版社的负责人曾向胡乔木请教，他感慨地说：“编写语文教材是一部失败史，是一部伤心史”。默然而已。我们期待着发现更多的佐证，使此疑案大白于天下。
单说吴伯箫。当时的几位领导，受到批评，都唯唯称是，不敢有异词，独有伯箫不服。教育部组织了两个调查组深入学校调查研究，实质上是为那些批评意见搜集事实依据，证明其符合实际，完全是正确的。那年月非常重视调查研究，“没有调查研究就没有发言权”，但是有些调查，实为带着领导确定的框框去搜集证据，此即一例。调查组分兵两路，一路按领导的调子跳舞，对分科作出否定的结论；另一路由伯箫领队，以实事求是的态度进行调查，得出了肯定的结论。两个报告针锋相对。吴的调查成了他的一项罪证。教育部组织对伯箫的批判，调子是“以专家自居，同党分庭抗礼”。批判进行中，伯箫忽然挺身站起，一手高举中央文件(即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批准的胡乔木的报告)，理直气壮地说：“你们说陆部长代表中央，这也是中央，到底哪个是中央，我们应该执行哪个中央的指示?!”伯箫在延安时就尝过挨整的苦头，并非缺乏党内斗争的教训，在那种众口一词的形势下，敢于如此以大无畏的精神据理力争，令人感佩。
吴伯箫虽然屡受批判，但秉性难移。后来，他因非议“大跃进”是弄虚作假，受到批判。“文革”中他吃尽苦头，“干部解放”之后，又因非议“文革”中闹得乱轰轰的“教育革命”，受到批判。粉碎“四人帮”后，他已垂垂老矣，虽然解脱了如影随形的批判枷锁，却仍不得意，1982年在郁郁中溘然长逝了。泰山上的松柏日夜作涛声，那是为正义而呼喊，不是叹息。
文学课本，自然留着时代局限的印记，但是，初中按文体分类，高中采取文学史体系，突出文学，没有突出政治。课文以及注解、练习、知识短文等，经过叶圣陶、吴伯箫等许多饱学之士的阅改，有的课文是叶老亲自动笔所写，质量是极好的。人们一直怀念这套受到不公正待遇的课本。有的作家说，自己走文学道路是受到在中学时学习文学的影响。有的教师珍爱这套课本，“文革”中小心地藏起来，躲过浩劫。吴老，是中国语文教材改革的先行者，是应图画凌烟的功臣。
他的名篇《记一辆纺车》、《菜园小记》、《歌声》、《猎户》等都曾选入语文课本，特别是《记一辆纺车》，成了教材的保留篇目，至今仍选在课本里。1992年，人民教育出版社出版了两卷本《吴伯箫文集》，是对吴老的纪念。听说他的老家莱芜在筹办他的纪念馆，祝愿早日实现。但即使没有这些，文学史和教育史也会记下他闪闪发光的名字。
（部分文字资料整理于网络）
——2015.5.1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