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国庆·多彩黔行——镇远古镇（和平村旧址）

2018国庆·多彩黔行——镇远古镇（和平村旧址）

和平村旧址在镇远卫城和平街南侧，坐南向北，为一组由高大土石围墙圈围起来的建筑群。原是晚清时期镇远总兵署衙门，民国初改为贵州省第二模范监狱。抗日战争时期是国民政府第二日本俘虏收容所。前后收容过日俘六七百人。日本反战作家鹿地亘等称其为“和平村”，故此名沿用至今。和平村是日本军国主义侵略中国的历史见证，是国共第二次合作的见证，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见证。在中国抗战史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史上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和平村具有重大的国际主义和爱国教育意义，已被列为国家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并免费对外开放。

1938年至1941年，这个所由国民政府军委会政治部第三厅（1940年后改组为文化工作委员会）管辖，由郭沫若（厅长）、阳翰笙、冯乃超等进步人士和共产党的文化工作者负责领导。中共中央南方局和周恩来也曾通过其中的中共特别支部指导各方面的工作。

1938年冬，在郭沫若、冯乃超等领导下，日本反战作家鹿地亘和池幸子夫妇把一些有觉悟的日本战俘组织起来，成立“在华日本人民反战同盟西南分盟”，后在重庆设立总部。

1940年秋，文化工作委员会内的中共特别支部派康天顺（后更名康大川）来镇远日俘所工作。康曾留学日本，以中校主任管理员的公开职务管教日俘，开展反战宣传。在中共统一战线政策和优待敌军俘虏政策的感召下，在文化工作委员会的支持和协助下，日本人民反战同盟西南总部负责人鹿地亘夫妇开展动员和组织工作，使部分有觉悟的日本俘虏志愿组织“在华日本人民反战同盟和平村工作队”，前后发展盟员150多人。

第二俘虏收容所在镇远期间（1938年12月——1944年11月），先后关押日军俘虏600多人。为建立广泛的抗日统一战线，在中国共产党提出的“优待俘虏”政策影响下，收容所的管理人员以耐心的态度善待日俘，不但设法改善日俘的生活，还为日俘安排文娱活动，使战俘们逐步从日本军国主义的思想中醒悟过来。

1941年，在时任国民政府军政部副主任周恩来、军政部第三厅厅长郭沫若等人的推动下，由日本反战作家鹿地亘、池田幸子夫妇组织收容所中觉悟了的日军俘虏成立“在华日本人民反战革命同盟和平村训练班”（后改为“在华日本人民反战革命同盟和平村工作队”），到前线开展反战宣传，瓦解日军士气，为中国抗日战争的胜利起到了积极作用。和平村于1985年11月被公布为贵州省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和平村筑有方形围墙，通面阔66米，进深78米。墙院中原有力公楼、礼堂、医务室、监禁室、哑子室、米库、厨房及监视塔等单位建筑14栋。整个大院占地面积5148平方米，其中建筑1508平方米。2006年5月被国务院公布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展室陈列着“邹任之事迹展”......

前言：抗日战争是中华民族抵抗日本军国主义侵略的一场正义之战，无数中华儿女为了最后的胜利而不懈奋斗。中国留学生与国内各界民众一样，积极投身于爱国抗日的战斗中。无论是抗日根据地，还是国统区；无论是前方还是后方，从政界、军界到教育界、科技界，到处都可见他们的身影。

邹任之正是这些归国青年中的一员，从日本留学归国后，他报考了军政部日俘管理司，以第一名的优秀成绩被录用。1938年7月，他担任第二战俘收容所所长，开始致力于战俘工作。

第一部分辗转求学：北伐时期，正在上初中的邹任之参与了鄱阳县的学联工作，主要负责学生运动的宣传任务。1930年他在哥哥·邹仑届的资助下前往日本，1932年考入日本陆军大学，1936年完成学业回国。

参与学生运动：1925年，邹任之参与了鄱阳5中的学生运动，后担任鄱阳县学联的宣传、出版、总务等方面的组长、股长。1926年，国民革命军第二军军长鲁涤平、第五师师长谭道源到达鄱阳时，邹任之代表学生会与鄱阳县学联、与第二军接触，并辅助其进行革命宣传工作。

留学日本归国：1930年，邹任之前往日本留学。1933年夏，他考入日本陆军大学。1936年2月24日，邹任之毕业于日本陆军大学。同年冬天，邹任之在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任职，1937年1月被正式升任军事委员会少校服务员。

第二部分战俘工作：1938年2月17日，邹任之报考了军政部日俘管理司，以第一名的优秀成绩被录用。1938年7月至1940年，邹任之先后担任湖南常德“和平村”、贵州镇远“和平村”、重庆“博爱村”战俘收容所所长。1941年5月，前往上海负责情报工作。1943年，他又担任了第二战俘收容所分所重庆“正义村”主任。

常德“和平村”：1938年2月第二俘虏收容所设立于湖南常德盐关。1938年7月1日，邹任之被正式任命为军政部第二俘虏收容所所长，原所长刘长佑调离。邹任之到任之后，把收容所定名为“和平村”，组织收容所工作，设立卫生、劳动、学习、体育、医疗等各小组。为改善第二俘虏收容所官兵与战俘生活，邹任之捐出自己的积蓄以及藏书。他组织战俘成立生活改善委员会，改善日俘伙食为两荤两素一汤六人一桌，并配发日用品与烟丝，并经常组织战俘开展同乐会及表演活动。1938年11月，湖南长沙战事紧急，邹任之考虑到第二战俘收容所安全问题，故提议搬离常德。

镇远“和平村”：确定第二战俘收容所转移到镇远后，军政部发文要求镇远政府支持第二俘虏收容所各项工作。俘虏转移到镇远县后，第二俘虏收容所先设立在府城冲子口巷内的女子小学。后迁入卫城原贵州省第二模范监狱内。由于第二监狱的空间狭窄，在当地政府、军民的协助下，邹任之带领战俘进行了扩建。修建好的收容所有可以容纳三百人以上的宿舍（兼食堂），并且设有舞台、运动场、诊疗室、浴室、伙房、禁闭室、谈话室等设施。为了更好地改造日军战俘，邹任之取消了收容所部队管理方式，取消了每天早晨念孙总理遗嘱、唱党歌等规定，运用学校及医院的管理模式管理第二俘虏收容所，开展运动会，组织表演，并允许日俘与其家人通信。在这里，邹任之配合反战同盟开展工作，并将自己的书籍捐献给反战同盟。

重庆“博爱村”：1939年夏，在重庆长江南岸刘家湾设立第二战俘收容所重庆分所，称为“博爱村”，收容从湖北战场送来的战俘。1938-1940年邹任之兼任重庆分所所长，因工作需要，他经常奔走于镇远与重庆两地。1940年，在第二俘虏收容所，邹任之与中国电影制片厂及导演何非光合作拍摄宣传故事片《东亚之光》，影片讲述了日本战俘的遭遇和觉醒。片中的日本俘虏都是由真正的日本战俘扮演的。重庆《新华日报》作了详细报道，并发表了短评《伟大的爱》，将《东亚之光》喻为“一柄正义之剑”。

上海秘密任务：军政部军务司司长王文宣回函邹任之，同意其保留第二战俘收容所原职位等条件。邹任之得到批准后便前往上海负责情报任务。1941年5月7日至1942年4月28日，邹任之接受戴笠的委派，以军委会特种工作队少将队长的名义，在上海静安寺路大华商场里租用店铺，伪装成投机商人，收集日军情报。

重庆“正义村”：1943年3月25日，军政部俘虏收容所成立，营址设立在重庆市南五公里的刘家湾，被称为“正义村”，邹任之在此处担任上校主任。他配合美国军事专家凯恩，研究日俘提供的军事情报，为前线美军轰炸日军的军事行动提供参考意见。在重庆“正义村”时期，积极与国际红十字会合作，在医药方面得到援助。邹任之积极与世界基督教青年会合作，改善重庆战俘收容所设施条件，筹款为收容所捐建俱乐部房屋与娱乐设备，主办了战俘手工品展览会，展览会展示了中国改造战俘的成果，受到了国内外的高度评价，提高了中国的国际声誉。

第三部分中日友好：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后，邹任之组织参与日军战俘与日侨的遣返工作。1948年底，由于“日本战犯中野久勇越狱事件”，邹任之被捕入狱，虽然很快被释放，但是他对国民党集团已经彻底失望，最终下定决心弃政从商。致力于促进中日贸易和友好往来。

组织遣返工作：1945年9月23日，邹任之调任京沪地区日俘侨管理处任少将处长，居住在虹口区狄斯威尔路705号。1945年10月25日，中美双方在上海召开的第一次日俘日侨遣返工作会议，制定了详细的中国战区日本官兵与日侨遣返归国计划。

从事中日贸易：1947年12月14日，日本战犯野久勇从上海江湾战犯监狱逃跑，邹任之被牵连入狱，后查明与其无关，于1948年3月1日被释放。入狱事件后，邹任之对国民党政府彻底失望，决定赴日从商。1949年至1955年1月，邹任之来往于香港、台湾、日本之间经商、交友。在此期间，他在日本成立上海之友社，意在促进中日民间贸易交流。上海之友的成员，基本上是前在华日本反战同盟会成员及日侨与战俘，后成为中日建交、中日友好使团的成员。

结语：邹任之是日本战俘教育改造工作的亲历者，中日友好的推动者。他秉承“和平村”的仁爱精神，以中国人民宽大仁厚的胸怀与追求和平的信念，潜心教育、感化日俘。日本帝国主义发动的侵华战争对中国人民造成了巨大的伤害和损失，中日两国人民都应牢记历史，不忘过去，珍爱和平，共同开创美好未来。

二进院落是大礼堂......

大礼堂：分为上下两层，是俘虏生活和学习、活动的主要场所。俘虏们可以在这里阅读进步书籍、下象棋、制作手工艺品等。内有一个舞台，供俘虏们演讲、文艺演出之用。

收容所内的日军俘虏大多关押在此大礼堂内（顽固不化的俘虏关押在后面的防空洞内和五云山上，思想进步的居住在前院办公楼上），包括日籍俘虏、朝鲜籍俘虏、中国台湾籍俘虏。

楼上是俘虏居室......

俘虏居室：1939年3月，第二俘虏收容所130名俘虏从湖南常德转移到镇远，仍以“和平村”冠名。1940年7月桂林分所转来俘虏89名，经过第二次、三次长沙会战和宜昌会战后，俘虏人数突增到466人。后舍大礼堂作为大部分俘虏居所，从最初的单人床更换为上下铺、通铺。虽然拥挤简陋，但足以保证让每一名俘虏从这里获得重生。

楼上也有一间小小的展室，主题是“大道同心，聚力制胜——毛泽东思想统一战线主题陈列室”......

前言：毛泽东统一战线思想，是毛泽东思想的有机组成部分，是中国共产党革命胜利的三大法宝之一。它既吸收了马克思主义的科学内涵，又汲取了中国传统的合理养分，体现着合与分、同与异、和与斗、扬与弃、主与从的基本哲学内涵，指导了统一战线的建立与巩固。在艰难的中国民主革命历程中，毛泽东关于统一战线的思想应运而生，在中国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实践中得到充分发展，积累了丰富的经验。毛泽东关于统一战线的策略与方针，洋溢着民族利益至上的爱国气息，贯穿着实事求是的活的灵魂，闪耀着科学辩证法的光芒，为民主革命、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的胜利和新中国的建设提供了强大的理论武器。

毛泽东统战思想主要内容：

在《共产党人》发刊词中，毛泽东根据中国的历史和社会状况，深刻揭示了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基本特点，总结了中国共产党18年来的主要经验，提出了民主革命中统一战线、武装斗争、党的建设这三个基本问题及其相互关系。毛泽东在文章中指出：统一战线，武装斗争，党的建设，是中国共产党在中国革命中战胜敌人的三个主要的法宝。在三大法宝中，统一战线和武装斗争，是战胜敌人的两个基本武器，而党的组织，则是掌握这两个武器以实行对敌冲锋陷阵的英勇战士。

历史背景：马列无产阶级统一战线思想的理论来源；中国“两头大，中间小”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客观国情；民族、阶级之间错综复杂的矛盾；民族资产阶级革命的失败经验。这些国际、国内背景使共产党人认识到了建立革命统一战线的重要性，而毛泽东的统战思想也正在此时生根发芽。

国际背景：早在19世纪40年代，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提出了无产阶级统一战线的思想，成为毛泽东统战思想形成的理论来源。此外，帝国主义列强对中国的野蛮侵略，使中国面临严重的民族危机。

国内背景：从国内背景看，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中国，构成了一个“两头大，中间小”的社会阶级。中国特殊的国情、民族资产阶级革命的失败和中国社会种种错综复杂的矛盾，使得统一战线的建立和发展成为了可能。

统战思想的形成与发展：在中国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毛泽东统一战线理论经历了萌芽、形成、成熟以及丰富发展几个时期。在这过程中，毛泽东对人民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实践中的经验和教训进行总结，不断发展，逐渐完善，引领人民群众取得了一个又一个伟大的胜利。

初步诞生：民主联合统一战线（1921年7月——1927年7月）：1921年至1927年，中国共产党建立了民主联合统一战线，揭开了中国人民革命统一战线的序幕。中国共产党国民党建立了第一次国共合作，结成了工人、农民、城市小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反帝反封建的统一战线，工人Y动、学生Y动和农民Y动也蓬勃发展，掀起了全国大革命的高潮。

形成时期：工农民主统一战线（1927年8月——1937年6月）：国民大革命失败与统一战线的破裂，使中国共产党对建立更为广泛的统一战线和党在革命统一战线及革命武装的领导地位的重要性有了更深刻的认识。土地革命时期，党中央做出来一系列正确指示，从而推动了包括工人、农民、商人、知识分子、中小地主阶级、中小资产阶级、各民主党派以及国民党内的爱国官兵组成的工农民主统一战线的形成。

发展成熟时期：抗日民族统一战线（1937年7月——1945年8月）：七七事变后，中国共产党号召全国同胞团结起来，抵抗日本侵略者。在中国共产党的积极推动下，以国共两党合作为基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正式形成。坚持中国共产党对统一战线的领导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巩固、发展、壮大，为夺取抗日战争的最终胜利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丰富发展时期：人民民主统一战线（1945年8月——新中国建立后）：解放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领导建立起了包括工人、农民、城市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各民主党派、开明绅士、其他爱国分子、少数民族同胞和海外侨胞在内的广泛的人民民主统一战线，最终取得了解放战争的胜利。新中国成立后，毛主席根据新的历史条件，创造性的提出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多党合作”的政治协商制度，丰富了他的统一战线思想。

统一战线在镇远：长征时期，红军转战镇远，在此战顽敌、征腐恶，得到镇远各族人民群众积极支援。抗日战争时期，镇远抗日救亡活动如火如荼，人民群众积极支援抗敌前线，感化战俘，参与反战，扩充战线。镇远人民以自身的行动，为统一战线做出了重要贡献。

红军长征与镇远：长征期间，红军多次转战镇远，播撒革命火种。红军在镇远期间，镇远各族人民积极为红军当向导、筹粮筹款、救护红军伤员。青年们踊跃参加红军，并组建了一支少数民族革命武装，为红军长征和中国革命胜利做出了积极的贡献。

组织抗日救亡，宣传革命思想：抗日战争时期，镇远作为抗战的大后方，开展了一系列的抗日救亡活动。各族人民积极参军，党组织积极宣传革命思想、组织抗日救亡，广大镇远人民开辟交通、为前线提供物资支援。

开辟交通，支援前线：1939年开工扩建旧州机场，贵州东南13县共投入民工13万人，历时六年。旧州机场和芷江机场一起在抗战中承担了西南战线的湘桂和滇缅乃至东南亚地区的空中防务，掌握了制空权。从1943年秋到1945年春，从旧州机场起降的美中空军与日本空军作战数十次，击毁日机120余架，并轰炸了日军地面部队，震慑了日军，在抗战中起到了重要作用。

物资支援，积极参军：据不完全统计，8年抗战，镇远支援前线军粮664万斤，仅1942年全县征收军粮达83万多斤，征募公债及慰劳献金8092662元，投入民工23845人，支持前线食油、黄豆、稻谷、军鞋若干，其中，仅1938年镇远就为抗日前线募集寒衣达76500件。数据表明，抗战期间，镇远人民为抗日作出了巨大的贡献，共征召15223名青壮年入伍，镇远平均每户有1人入伍，有的甚至达到2人。

感化战俘，扩大战线：抗日战争期间，为联合日本人民共同打击日本法西斯，中国共产党主要采取了三项有效措施：优待日本战俘、加强对侵华日军反战教育、发展日本反战同盟力量。这些措施，团结教育了日本广大人民，有效地瓦解了日军战斗意识。

镇远和平村日俘收容所通过优待日俘政策的落实，以博大胸怀和仁爱之心善待俘虏，大部分日俘受到感化，并加入了日本反战同盟，走上反日战场，通过发放反战宣传单、喊话等形式，劝导日军士兵放下屠刀，退出这场错误的侵华战争，这对于瓦解日军士气和战斗意志，起到了巨大的作用。

整个和平村的占地面积高达六千多平方米，其中有两千多平方米的建筑面积，所有的围墙都是由黄土砌成的，前院的两侧分别是哨兵室和米库等，都是砖木结构的。办公楼的一楼设有办公室、职员室、研究班、新生班等。而后院则是医务室、食堂、厨房、病房等生活相关的后勤场所。这里不仅仅在物质上满足日俘，更要丰富他们的生活，增添一些娱乐项目，让他们的生活丰富多彩。

事务室......

炊事场：这里是厨房，1941年1月1日，“里栋”采取了“俘虏自治会制度”，成立了炊事小组。在伙食方面，俘虏们副食品的质和量都有所改善，这种有规律的生活使得他们的身体也迅速恢复了健康。

澡堂：在管理员康天顺的倡导下，日俘将原柴火房改建成澡堂。有技术的日俘用砖瓦铺平地面，把汽油桶和木板拼装起来，做成日式“五右卫门澡盆”，用砖、石、沙和石灰做成澡盆。

水井：日本人喜欢泡澡，而且有喝生水的习惯，所里经常出现俘虏喝生水拉肚子的现象，对健康不利。为解决日俘的饮用水问题，管理员组织俘虏一起挖掘修建了这口水井。

菜圃：是日俘在所方的同意下自行开辟的菜地。原划分成许多小块，日俘们根据不同季节在地里种上蔬菜或烟叶，由种植的日俘自行享用。

棒球场：日俘喜欢棒球运动，这是所方为其开辟的棒球场，收容所曾多次举行村员棒球比赛，1943年12月8日，“在华日本人民反战同盟”领导人鹿地亘在露天讲台上为日俘获胜棒球队颁奖，并作了反战宣传的讲话。

会议室：用来管理人员组织反战人士和觉醒的反战盟员在此定期举行座谈会、辩论会和选举会等。向大家传达“日军侵略中国的作战时情”正确把握日本军队内部的实际情况和矛盾，使反战工作得到有效开展。

中山室：是“第二俘虏收容所”内国民党区分部的国民党支部办公室。少校编译员舒汉生任书记，他办有一个“中山室”以供职员们阅览书报，每星期一组织一次“总理纪念周”活动。

卫兵室：由军政部特务第二团第一营一连约有一个排的兵力负责“第二俘虏收容所”警备工作，主要负责保障收容所内人员的安全和防止俘虏外出逃跑。

监禁室：主要关押俘虏中的顽固分子，对于那些泯顽不化的日俘，则送往五云山上的监狱关押。

展室《超越了生死线，获得光辉的新生——和平村史记展》......

前言：中国抗日战争，是中国人民反抗日本军国主义侵略的正义战争，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重要组成部分和东方主战场，也是中国近代以来抗击外敌入侵第一次取得完全胜利的伟大的民族解放战争。战争期间，中国政府严格执行关于战俘管理的国际公约，保障战俘权利，教育改造战俘，让很多日军战俘不仅深刻认识到侵华战争的严重罪行，而且积极投身反战运动。让历史说话，用史实发言，以和平村为代表的系列史实，充分证明中国是世界和平的坚决倡导者和有力捍卫者，有力昭示中国人民在战争的苦难中对和平孜孜不倦的追求。

第一单元抗日救亡初设收容所：中国是最早独立抗击日本法西斯侵略的国家，“九一八”事变以来，我国有大量士兵被日军俘获，他们在战俘营内受到了极不公正的待遇，部分惨死其中。而中国政府严格遵守相关国际公约的规定，设立战俘收容所，对日俘给予人道主义待遇。

现代战争战俘管理：现代战争中，战场范围大，战争破坏性大，战役投入人数多，一场战役之后会俘获大量战俘。如何对待战俘，是现代战争交战双方面临的共同问题。早在1864年，西欧12国就在瑞士签订了《改善战地武装部队伤者病者境遇之日内瓦公约》，规定了医务人员的中立和伤病军人应受到照顾。经过一战的洗礼，1929年，国联在日内瓦通过《关于战俘待遇的日内瓦公约》，明确规定了战俘的人身保障和权利待遇。

亨利·杜南：瑞士商人、人道主义者、1901年第一届诺贝尔和平奖得主、红十字会创办人、一位不可不知的伟大人物，开辟了一项誉满全球、造福全人类的伟大事业，尊称“红十字会之父”。其生日——每年的5月8日是世界红十字日。近半个世纪以来，每到这一天，全世界崇尚人道主义的人都在纪念一位感动全人类并改变人类历史的伟大人物——国际红十字运动之父亨利·杜南。

1864年8月22日，瑞士、法国、比利时、荷兰、葡萄牙等12国在日内瓦签订《改善战地武装部队伤者病者境遇之日内瓦公约》。公约规定了军队医院和医务人员的中立地位及伤病军人不论国籍应受到接待和照顾等。公约于1906年和1929年进行过两次修订和补充，形成了《关于改善战时伤者病者待遇的日内瓦公约》和《关于战俘待遇的日内瓦公约》。《日内瓦公约》的诞生标志着对战俘实行人道主义精神在世界范围内得到认可。我国于1935年11月19日批准加入该公约。

日军暴行罄竹难书.......

巴丹死亡行军：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日本制造的震惊世界的战争罪行与虐待俘虏事件，在日本偷袭珍珠港后，日本陆军也开始侵略菲律宾，并与美国及菲律宾的联合守军交战，在菲律宾巴丹半岛上的美菲守军与日军激战达4个月，最后因缺乏支援与接济，于1942年4月9日向日军投降，投降人数约有78,000人，这近8万人被强行押解到120公里外战俘营，一路无食无水，沿路又遭日寇刺死、枪杀，在这场暴行中约15000人丧命。

修建泰缅死亡铁路：死亡铁路是日本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为了占领缅甸修建连结泰国曼谷和缅甸仰光的铁路。死亡铁路的名字来自建设时工人的死亡率。工程中总共募集了1万2千名日军（第五铁道联队）、盟军俘虏6万2千人（俘虏6,318来自英国，2,815自澳大利亚，2,490自荷兰，剩下大概来自美国和其他国家。战争结束前1万2千人死亡、数万泰国人、18万缅甸人（4万人死亡）、8万马来亚人（4万2千人死亡）、4万5千印尼人进行施工。

日军罪行证明书......

俘虏收容所的设立：全面抗战爆发以后，中国军队陆续俘获一些日军，国民政府根据《日内瓦公约》要求，于1938年在陕西西安和湖南常德分别设立两个俘虏收容所对其集中管理。1939年又在桂林设立一临时俘虏收容所。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则于1940年在延安设立了日本工农学校对日俘进行教育改造。

镇远和平村：国民政府军政部第二俘虏收容所，1938年冬从湖南常德迁往贵州镇远，1944年12月迁往重庆巴县。在镇远期间先后收容日军战俘600多人。

第二单元以德报怨重获新生：中国政府在战争期间严格遵守国际法有关规定，给战俘以人道主义待遇。经过全国各界人士和反战同盟的共同努力，对和平村日军战俘的改造成效显著。中国人民博大的胸怀使很多日军战俘深受感触，认识到日本发动侵华战争的罪行，主动投入到反战活动之中，战后，这些人对中日邦交正常化，中日和平友好，做出了积极贡献。

优待俘虏：抗日战争时期，中国政府设立了俘虏收容所，制定了优待俘虏政策。以学校教育方式对日俘进行教育和管理，对被俘的日军士兵不杀不辱，在生活上给予优待，人格上给予尊重，思想上进行转化教育。

改造教育：针对战俘中普遍存在抗拒心理，为促进战俘改造，和平村管理人员采取了一系列的措施对战俘进行教育改造：反战同盟学员经常向战俘宣传反战思想，举办文艺演出和开展体育活动等。这些措施丰富了战俘的生活，对日军战俘的改造教育起到了积极作用。

觉醒反战：日本帝国主义发动的侵华战争，不仅使中国人民遭受巨大灾难，也给日本人民造成极大痛苦，因此，这场战争也遭到日本民众的反对。鹿地亘等日本进步人士来到中国，组织俘虏收容所内觉悟了的日本战俘成立在华日本人民反战革命同盟会，开展了各种形式的反战活动。

鹿地亘（1903—1982）：日本进步作家，本名濑口贡，东京帝国大学毕业，与中国作家冯乃超同期。他积极参加日本无产阶级文艺运动，是日本无产阶级艺术联盟的骨干人物。1933年被选为无产阶级作家联盟成员，后来成为日本无产阶级作家联盟负责人之一。“九·一八”事变后，他发表了许多反战言论，因而受到日本军国主义的迫害，1935年流亡到中国上海，从事反对日本侵华的活动，与宋庆龄、鲁迅等都有往来。

1936年，日本作家鹿地亘来到中国，他在上海受到鲁迅等中国人的影响，决心走进中国抗日战争的阵营，并开始公开发表反对日本军国主义侵华的文章。1938年在中国第二次国共合作一致抗日的背景下，鹿地亘受到中国国民政府的聘请，作为顾问参加军事委员会政治部第三厅的对敌宣传工作，对日本战俘进行反战教育和训练。在对广大日俘进行反战教育的同时，他还组织了“反战同盟工作队”，并亲自率领工作队赶赴前线，对日军进行宣传工作，收到很大成效。随着国共合作的破裂，“反战同盟”被解散。然而，鹿地亘和“反战同盟”的活动，已经引起了国际社会的关注和肯定，在中国友人和国际社会的支持帮助下，鹿地亘等人继续在华展开反战活动，直至战争结束。

1938年3月，郭沫若在武汉担任了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第三厅厅长，鹿地亘成为三厅对敌宣传处事实上的顾问。三厅的对敌宣传，包括敌情研究、对日广播和编写日文宣传品，每月总有一两次运宣传品到前线散发。这些活动，都得到鹿地亘夫妇的有力帮助。1938年9月，郭沫若委托鹿地亘赴阳新、大冶一带视察及指导前线的对敌宣传工作。1938年10月初，鹿地亘到湖南常德市盐关“军政部第二俘虏收容所”，参与对日本俘虏的教育改造工作。他每日讲演、交谈，并向俘虏们讲解中国著名抗战歌曲《长城谣》的内容。

1939年12月25日，鹿地亘在桂林郊外南岗庙发起成立了“在华日本人反战同盟”西南支部，随后奔赴昆仑关。鹿地亘和盟员们分成3个小组，分别深入阵地前沿，冒着枪林弹雨，用扩音器向日军喊话，阐述侵华战争的非正义性，并散发日文传单，对瓦解敌人的军心起了重要作用。有3名盟员不幸中弹牺牲，桂林军民数千人参加追悼会，反战同盟声名从此远播。1940年7月20日，“在华日本人反战同盟”（日人自称“日本平和同盟”）总部在重庆隆重成立，鹿地亘任会长。鹿地亘领导盟员出版刊物《真理的斗争》，编印《敌情研究》，分发各战区司令部，很受欢迎。鹿地亘创作了以反映日本劳动人民反对本国法西斯为内容的大型话剧《三兄弟》，由盟员们先后在桂林、柳州、重庆演出，并由电台向日本广播，引起了强烈的反响，也鼓舞了中国人民的抗日斗志。鹿地亘还向各部队的政工干部传授审讯日军俘虏的方式方法和利用其官兵对立的心理有效开展对敌宣传的策略等。1941年“皖南事变”后，反战同盟的活动受到国民党方面的限制。鹿地亘并不因此泄气，他在反战同盟总部内另组“鹿地亘研究室”，对日本的军事、政治、经济各方面进行系统的研究，为中国提供了许多有价值的研究成果。

反战同盟多年来开展了一系列反战运动和争取日本民主化的工作，为反对日本侵华战争、争取世界持久和平尽了力量，立下功劳，为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胜利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战后遣返：1945年8月15日，日本政府宣布无条件投降。中美双方就滞留在华的日本人遣返问题进行协商。经过为期一年的大遣返，战后滞留中国的超过370万的日本俘侨在一年之内全部回到日本。1946年4月11日，反战同盟和平村的137名盟员乘海轮由上海返回日本，5月17日，在开往东京的列车上，鹿地亘主持了国统区日本人民反战同盟解散大会。此后，同盟会员们作为种子，归国后撒向日本的四面八方，成为日本民主运动的一支重要力量。中日邦交正常后，他们大部分成为日本各地坚持日中友好的骨干

第三单元重返第二故乡，担当和平使者：1945年，日本帝国主义宣布无条件投降。抗战胜利后，中国陆续将日军战俘遣返回国，曾经被关押在和平村的日军战俘重新踏上了故土。和平村成为他们心中的“再生之地”和“第二故乡”。1982年8月，以长谷川敏三为团长的原在华日本人民反战同盟友好访华团首次回访镇远和平村。此后，他们又于1985年和1987年两次携亲人回访镇远，回忆追寻那段难忘的岁月。

结语：缅怀历史，和平村这个将侵略者转化为反战斗士、和平使者的地方，为中华民族的独立解放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作出了积极贡献。审视现实，任何人想要否认、歪曲甚至美化侵略历史，中国人民和各国人民决不答应。展望未来，中国会一如既往、坚定不移走和平发展道路，奋力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呼吁各国人民携手努力，建设一个持久和平、共同繁荣的和谐世界。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万岁！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万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