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中秋畅游古城台儿庄——汝南堂与台儿庄大战战地报道史料馆
汝南堂遗址位于台儿庄大战遗址公园中部。汝南堂是清末台儿庄陈、王、袁、骆“四小家”中袁家的府第。袁家原籍扬州,明永乐年间徙至兰山县马兰屯,清乾隆年间袁士学定居台儿庄,道光年间家道始兴。同治年间,在袁光汉的苦心经营下,逐渐发家。民国初年臻于鼎盛,袁光汉、袁光昌、袁明鉴相继任台儿庄商会会长。台儿庄大战时,汝南堂被战火毁坏殆尽,仅残存房屋2栋,其中一栋为台儿庄大战期间的停尸房。
这里现在是台儿庄大战战地报道史料馆。馆内仍留存着很多中外记者、摄影师、作家及友好人士冒着生命危险记录的珍贵史料,展现了战地记者的责任与担当。这些资料背后展示的是当年台儿庄大战的惨烈状况和中国军民同仇敌忾的抗日决心,也隐藏着着79年前战地记者身后艰险的故事。
1938年,数以百计的中外战地记者、作家、诗人、艺术家云集台儿庄,在流弹肆虐的战壕里,会见抗战将领,采访战斗英雄,慰问参战将士,把一篇篇带着烽火硝烟的电讯稿快速传播到四面八方,用镜头和文字让全世界关注并支持中国的抗日战争,为中国抗日战争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做出了积极贡献。
前言:1938年春发生的台儿庄战役,歼敌万余人,缴获大批战略物资,是全民族抗战爆发以来中国军队在正面战场上取得的一次巨大胜利,极大地鼓舞了中国人民的抗战热情和胜利信心,打击了日本侵略者的骄狂气焰,赢得了世界反法西斯人民的高度评价,扩大了中国抗战的国际影响。
在台儿庄战役中,近百名中外新闻记者上战场,钻战壕,冒着枪林弹雨,采访参战的高级将领和广大的基层官兵。及时、准确地向世界报道台儿庄大战的战况,宣传爱国官兵浴血奋战的英勇事迹,揭露日本法西斯的暴行。战地记者肩负了抗日救亡的历史责任,他们以笔杆为刀枪,讴歌正义、赞颂英雄、揭露罪恶。他们有的直接拿起武器,和战士们一起冲锋陷阵、流血牺牲。正是他们把一篇篇带着烽火硝烟的电讯稿快速传播到四面八方,为台儿庄大战取得胜利作了大量的宣传鼓动工作,用镜头和文字让全世界关注并支持中国的抗日战争,为中国的抗日战争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做出了应有的贡献。
荷兰电影导演尤里斯·伊文思于1938年拍摄的反映中国人民抗战的《四万万人民》视频资料,反映了台儿庄大战的基本情况,让游客亲身感受台儿庄大战的惨烈氛围。
1938年,尤里斯·伊文思来了,这个“飞翔的荷兰人”飞到了中国,与他同行的还有伟大的战地摄影师罗伯特·卡帕。1938年4月初,在抵达中国不久,二人便拍摄了《台儿庄战役》,那是值得庆贺的第一场正面击溃日军的胜利,伊文思和卡帕要求上前线拍摄,最终未能拍到决战的场面,因为他们是外国人,没人敢为他们的生命承担风险,但他们还是抓住机会在台儿庄附近的小树林中拍摄了这场战斗。伊文思回忆说:“我不是一个作家,我通过画面能够更好地表达自己,我一定要表达死亡对我意味着什么,不仅仅是拍几个尸体,而是拍摄整个一段,死亡牵连到的往往是许多人。我触到了中国,中国也触到了我,我拍了战争,拍了一个在战争中瓦解,又在战火中形成的国家,我看到了勇敢!”
1938年,日本帝国主义全面侵略中国,伊文思坚决表示支持中国的抗战。他在爱国华侨的资助下,受美国当代历史电影公司的委派,经过周密的准备,经香港来到汉口。他亲赴前线,拍摄了纪录中国人民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大型纪录片——《四万万人民》。这不仅是伊文思电影生涯的代表作,也是他与中国维持50年的情谊的开端。
纪录这场战争的《四万万人民》成为了关于中国抗日战争的真实写照,并且起到了声援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的积极作用,这些影像成为后来中国抗战影片的重要素材。本片表现了台儿庄战役中国军队与日军展开激烈战斗;汉口八路军的重要军事会议上,周恩来、叶剑英等领导人讲话和研究军事形势的情况;西安人民举行抗日游行的场面。影片在美国和法国上映后,引起了轰动,起到了重要的宣传作用。
第一部分 记者上战场
作家赴火线:台儿庄战役打响后,中午记者、摄影师、作家及友好人士数十人冒着战火硝烟,陆续到达徐州前线采访。国内有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第三厅设计委员郁达夫、国民政府国际宣传委员会总干事文协理事盛成、中央通讯社记者曹聚仁、万迪生、胡定芬,《中央日报》记者陈振刚、丁继旭、李丕祖、韩云浦,《武汉日报》记者房苍农,《扫荡报》记者张剑心、蒋思豫,《新华日报》记者陆诒,《动员日报》记者汪豪、洪雪村,《大公报》记者范长江、张元礼,《星光日报》记者赵家欣,《新民报》编辑谢婉莹,中央电影摄影场摄影师卓世杰、顾秉良、陈晨、席与群,作家臧克家、张天虚,三十一师战地服务团成员丁行、蒋牧良、叶以群、欧阳蒋弼、李辉英、方飞等。美国驻北京使馆武官史迪威,海军陆战队武官卡尔逊,合众社记者爱泼斯坦、《纽约时报》记者窦丁、宋德和,《每日新闻》记者阿西博尔德•斯蒂尔,《霍尔斯坦因报》记者沃尔特•博斯哈德,“今日历史”电影摄制组导演乔易斯•伊文思、摄影师约翰•费恩豪特、罗伯特•卡帕。英国有《伦敦时报》记者法蓝明。苏联有塔斯社记者谷里宾斯基、罗果夫。新加坡有《星中日报》记者胡守愚。新西兰有女作家威尔金森。他们通过报道、评论、照片和电话,热情宣传中国军队英勇抗战和人民踊跃支援前线的事迹,揭露日军的侵略罪行,使世界各国人民更多地了解中国,并对中国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进一步增强了信心。
中央社记者曹聚仁:民国著名记者、作家。浙江浦江墩头镇蒋畈村(今属兰溪梅江镇蒋畈村)人。毕业于浙江第一师范。1922年到上海,任教于爱国女中、暨南大学、复旦大学等校。“九?一八”事变爆发后,曹聚仁和朋友们创办《涛声》、《芒种》等刊物,为《社会日报》写社论,为《申报》副刊《自由谈》撰稿,再次成为上海望平街的活跃人物,与鲁迅等交往甚密。1934年与陈望道等合编《太白》期刊,任《太白》月刊编委。1935年,主编《芒种》,反对以林语堂为代表的论语派,鲁迅主动投稿予以支持。同年,他与邹韬奋、沈钧儒等成为抗日救国会11名委员之一。1937年“八?一三”淞沪抗战爆发,曹聚仁“脱下长袍,穿起短装,奔赴战场”,开始“书生有笔日如刀”的战地记者生活。由于他对淞沪战场出色的现场报道,不久被国民党中央通讯社聘为战地特派记者。曾首报台儿庄大捷和首次向海外报道“皖南事变”真相,1941年,在江西赣南的蒋经国邀其创办《正气日报》,任总编辑,使该报成为当时东南三大报之一。抗战期间,他巡游东线战场江西、福建、浙江等地,写下了大量的新闻报道、人物通讯和战地杂感,广为《东南日报》、《前线日报》、《大刚报》、《立报》(香港)、《星岛日报》(香港)等报刊登载,部分内容甚至编入战时教科书。抗战胜利后,国民政府论功颁奖,曹聚仁获得“云麾胜利勋章”。1950年赴香港,任新加坡《南洋商报》驻港特派记者。50年代后期,主办《循环日报》、《正午报》等报纸。后多次回内地,促进祖国统一事业。著有《中国学术思想史随笔》、《万里行记》、《现代中国通鉴》等。
《大公报》记者范长江:四川内江人。原名希天。他是中国杰出的新闻记者,中国新闻家,社会活动家。他生前写过大量的出色的新闻报道,担任过新闻机构的领导工作,为全国的新闻事业做出很大贡献。
1936年12月,“西安事变”发生后,范长江毅然决定涉险去西安、延安等地进行采访,“本人决心不惜一切代价,到西安去,一探中国政治之究竟。”范长江的《动荡中之西北大局》,冲破了国民党的新闻封锁,不仅报道了西安事变的真相,而且清楚地传达了中国共产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和主张,轰动了朝野,人们争相购阅。1939年5月,在国民党特务机关严密监视下的重庆曾家岩五十号“周公馆”里,由周恩来作为介绍人,范长江秘密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新华日报》记者陆诒:字翼维。生于上海县鲁汇镇。曾任重庆《新华日报》采访部主任,重庆《大公报》记者、上海《联合日报》、《联合晚报》和《时代日报》编委、采访部主任,《新闻日报》副总编辑。上海市新闻工作者协会顾问、中华全国新闻工作者协会名誉理事。抗日战争时期,足迹遍及中国各主要战场,及时、翔实地记录和报道中华民族反击侵略者的消息。曾访问过毛泽东、周恩来、朱德、彭德怀、邓小平、刘伯承、聂荣臻、贺龙等领导人,采访过蔡廷锴、吉星文、冯玉祥、张自忠等抗日爱国将领,为宣传中国共产党的政治主张和抗日决心,宣传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作出重大贡献。
在台儿庄战役中,范长江(右一)、陆诒(右四)与五十二军军长关麟征(右二)的合影......
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第三厅设计委员郁达夫:新文学团体“创造社”的发起人之一,一位为抗日救国而殉难的爱国主义作家。在文学创作的同时,还积极参加各种反帝抗日组织,先后在上海、武汉、福州等地从事抗日救国宣传活动,其文学代表作有《沉沦》、《故都的秋》、《春风沉醉的晚上》、《过去》、《迟桂花》、《怀鲁迅》等。 民国二十七年(1938年)三月,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战协会在武汉宣告成立,郁达夫赴武汉担任政治部设计委员,参加军委会政治部第三厅的抗日宣传工作,会上周恩来和郭沫若相继发表演说,郁达夫并在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成立大会上当选为常务理事,任研究部主任以及《抗战文艺》编委。期间曾赴徐州劳军,在各前线参访。台儿庄大捷后,郁达夫受命作为特使率国民政府军委会政治部代表团到台儿庄劳军,巧遇想去台儿庄考察、但未获批准的美驻华武官史迪威。后经郁达夫协调,李宗仁答应史迪威到台儿庄考察。史迪威后来写了一篇关于台儿庄战役的详细报告,在一份军事杂志发表,在美国政府和军方引起了很大反响,促使美国开始对华援助。这次前线考察让郁达夫受到了极大鼓舞,他回到武汉写了一系列文章,热情讴歌了中国军民坚决抗战的英雄气概。同年,应新加坡《星洲日报》邀请,郁达夫前往新加坡参加抗日宣传工作,在船上他写下了《岁朝新语》,坚信“中国决不会亡,抗战到底,一定胜利”。到达第二天,郁达夫连生活都没安排好就写下了《估敌》一文,坚信“最后胜利,当然是我们的,必成必胜的信念,我们决不会动摇”。文章引发了强烈反响。在担任《星洲日报》主笔期间,他还同时编四五种刊物,发表了400多篇支援抗日和分析国内外政治、军事形势的政论、杂文、文艺杂论等,宣传抗日,海外华侨纷纷捐款捐物支持抗战,许多华侨回国参加抗战。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新加坡文化界同仁在中共党员《南洋商报》主编胡愈之的领导下成立“星洲华侨文化界战时工作团”,郁达夫任团长兼任干部训练班主任,胡愈之任副团长。
1939年1月1日,郁达夫发表了旧体诗《雁》,指出“文化人要做识风浪的海鸥”。同日发表政论文《估敌》,全文三千余字,分析日军动向,剖析敌人虚弱本质,曰“敌国内既无可调之兵,国外亦无存聚之货”“最后的胜利,当然是我们的”。
1942年年初,郁达夫出席了由陈嘉庚领导成立的“新加坡文化界抗敌联合会”成立大会,被选为新加坡文化界抗日联合会主席。成为新加坡华侨抗日领袖之一。二月,新加坡沦陷后,胡愈之、郁达夫等参加抗战委员会的28位文化界人士流亡到印尼苏门答腊岛中西部的巴亚公务市,郁达夫化名赵廉,开了一家“赵豫记”酒厂,后来日本宪兵得知他精通日语,胁迫他当了7个月的翻译。其间,他暗中救助、保护了大量文化界流亡难友、爱国侨领和当地居民。
由于汉奸告密,日本宪兵开始全面调查郁达夫,并准备对郁达夫在内的南下文化界人士实施大屠杀。身处险境的郁达夫安排胡愈之等人先行离开印尼。六月,郁达夫流亡至苏门答腊西部市镇巴爷公务,化名赵廉,在当地华人协助下开设酒厂谋生。民国三十四年(1945年)八月二十九日,郁达夫被日军杀害于苏门答腊丛林。1952年,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追认郁达夫为革命烈士。1983年6月20日,民政部授予其革命烈士证书。
国民政府国际宣传委员会总干事文协理事盛成:盛成先生是本世纪中国一位集作家、诗人、翻译家、语言学家、汉学家为一身的著名学者。1899年2月6日,他出生于江苏仪征的一个家境没落的汉学世家。自幼聪颖好学,少年时代便追随孙中山先生参加辛亥革命。1911年,在光复南京的战役中,盛成被誉为“辛亥革命三童子”之一,并受到孙中山先生的褒奖和鼓励。2007年,历经70年风雨岁月,漂泊亚欧美三大洲,保存完好的珍贵手稿首次正式出版面世——《盛成台儿庄纪事》。这部书稿有日记式采访,有报道式纪实,有文献记录,是一部牵系中国人民感情的历史记载,是台儿庄战役史料研究、宣传的历史文献。
《新闻报》主编谢冰莹:原名谢鸣岗,字凤宝,出生于湖南省新化县铎山镇,1921年开始发表作品。在谢婉莹、苏雪林、冯沅君等“五四”时期崛起的女作家中,她是小妹妹。而在这些作家中,她的人生和创作道路是最壮美、最坎坷的一位,也是和中国的命运连得最紧密的一位。她是中国近代史上第一个女兵,也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女兵作家。她创作了数量可观的文学作品。据不完全统计,谢冰莹一生出版的小说、散文、游记、书信等著作达80余种、近400部、2000多万字。代表作有《一个女兵的自传》等,相继被译成英、日等10多种语言。
抗战爆发后,组织湖南妇女战地服务团,赴前线参加战地工作,1938年4月谢冰莹随军进入台儿庄。1938年夏,李宗仁将军为她的《新从军日记》题辞,由汉口天马书店出版。1945年抗战胜利后,写作《女兵自传》中卷,并以《女兵十年》为书名出版,林语堂的两位女儿还将它译成英文,由林语堂亲自校正并作序,在美国的John
Day公司出版,译名为《Girl
Rebel》。1981年初,谢冰莹时已73岁高龄,将《新从军日记》、《第五战区巡礼》和第三次上前线的日记,合辑为《抗战日记》,并附录了两篇战区演讲。“用将士们牺牲生命的宝贵资料写的日记……让五六十岁以下的中青年朋友,了解当年的重要历史之一,也算我替国家尽了一点微薄的责任。”
1938年4月23日夜谢冰莹随军进入台儿庄采访,仅一天时间,于24日夜就写出长篇通讯《踏进了伟大的战场——台儿庄》,书写了抗战军民浴血奋战的场景,讴歌抗敌军人英雄气概。台儿庄大战和台儿庄大捷的报道极大地鼓舞了当时抗日军民的士气,粉碎了日军不可战胜的神话。冰莹的作品极大地鼓舞了抗日士气。谢冰莹写道:“台儿庄的每一寸土,都滴下了我们英勇将士的血,每一寸土,都是他们用性命在敌人猛烈的炮火下夺回来的”。血与火的洗礼,使台儿庄这一繁荣富庶的运河古镇成了一片废墟,留下的只是“满目凄凉而又悲壮的印象”,以及“将与日月同辉、与民族永存”的“伟大光荣的战史”……谢冰莹作为一名疾病缠身的女记者,竟能深入火线,用笔记下了中国抗战的一页重要战史功不可没。在继后三天时间,她又写出了《津浦线上的血痕》、《会见池峰城师长》对台儿庄战役作了连续报道。冰莹在战场救护所里,亲耳听到许多战地景况,如《血的故事》、《血战三日记》、《肚子打穿了的伤兵》,报道我军排长胡玉政在手枪打不响的时候,拿起一把铁锹杀死了日军排长;一个传令兵用机枪扫死30多个敌人,鼓励弟兄们一气消灭了百多敌人,打退敌人的冲锋。一次×师与敌军激战三昼夜,敌军凭借武器优势,用大炮、飞机、坦克猛攻,我军经三天激战,前仆后继,战士被炮火掀起的土掩埋,从土堆中站起来,满面乌黑的冲向敌人,把敌人吓得后退;有的连排长左手被打断,右手举着手枪指挥作战。战士们说:“死得只剩一个人,也不许后退,死定了,就算尽了我们守卫国土的最后责任。”冰莹的抗战通讯,是中国报告文学初始期的珍品,在文学写作上有自己的创造和个人风格,为后来的报告文学作了开拓性贡献。
著名作家臧克家:山东潍坊诸城人。国立山东大学知名校友,是闻一多的学生、著名诗人、忠诚的爱国主义者、曾任中国民主同盟盟员。曾任《诗刊》主编,第一部诗集是《烙印》,主要讽刺诗集《宝贝儿》,文艺论文集《在文艺学习的道路上》,其短诗《有的人》被广泛传颂。1938年3月底,台儿庄战事异常激烈,臧克家从武汉来到距离台儿庄不远的抗战指挥部迅速投入到战地采访中。此时,中国军队和日本侵略者正在台儿庄城内展开激烈的巷战。臧克家冒着日寇飞机轰炸的危险,三两次深入战地,到了主力部队第五战区三十军孙连仲部下的三十师和二十七师的前沿,先后采访了从战役最高指挥官李宗仁、孙连仲、池峰城、张华堂,直到普通的士兵和老百姓。1938年4月15日臧克家完成战地采访,离开台儿庄回到徐州。在炮火异常激烈的台儿庄大战中,臧克家看到了敌寇的凶残和罪恶,看到了中国人民的流血和牺牲,更看到了军民高昂的士气和被战斗锤炼成钢铁的意志,看到了万众同心以死御敌的爱国主义精神和力量,深深地被中国军民联合的抗战激情感染着……在臧克家的眼中、足下和手中,台儿庄大战,这津浦北线上中华民族歼灭日寇的大会战、大胜利以及随后的战事,经过他七天夜以继日的创作,写成了饱含着臧克家情感和爱憎的长篇通讯报告集——《津浦北线血战记》。
中共党员、青年作家张天虚:原名张鹤,字有松,又叫剑平。1911年12月生,云南呈贡县人。在预科学习时开始了最早的文学创作,并参加党的秘密外围组织济难会,积极参加“七·一一”火药惨案救灾工作和演出活动。在救灾活动中,他认识了聂耳,并结为终生不渝的好朋友。1940年,张天虚辗转来到缅甸仰光,参加当地华侨报纸《中国新报》的编辑工作,大力宣传党的统一战线。1941年1月因病回国,8月10日病逝。
1938年4月,由云南滇军改编而面的国民革命军第六十军奉命开赴抗日前线。张天虚负责一八四师宣传组织工作。不久部队开往台儿庄前线,一八四师负责驻守台儿庄城寨,并在禹王山一线设立阵地,阻击向徐州进犯的日军。张天虚和战士们一起在战场上冲锋陷阵,做好宣传发动工作。他才思敏捷,下笔成章,经常深入前沿阵地采访。一八四师政训部创办了当时中国军队唯一的由军人办的油印报纸《抗日军人》,由张天虚负责组稿、撰写、编辑工作,宣传中共的抗战主张和战地情况,很受官兵欢迎。期间,他一手拿枪,一手拿笔,奔波于前线,采访、编报、刻印、写标语、画宣传画等,还常常冒着生命危险,将书报送到前沿阵地,鼓舞士气。晚上则参与轮流值勤、巡逻,防敌特的潜入破坏。在一次战斗中,战士们面对日军的坦克,毫不畏惧,抱起集束手榴弹,高喊着“活捉铁乌龟”,前仆后继向鬼子坦克冲去。张天虚被战士奋不顾身的英雄壮举所感动,在战壕里写下了战地报道《活捉铁乌龟》,发表在《抗日军人》上,使士兵们深受鼓舞。在禹王山争夺战中,一八四师的勇士们不怕牺牲,奋勇向前,与日军展开肉搏战,终于夺回禹王山,英雄的鲜血染红了禹王山脚下的运河水。张天虚据此写下了报告文学《运河的血流》。在禹王山阻击战期间,张天虚写下了大量的战地通讯,如《台儿庄通信》《记张冲师长》《血肉筑成的长城》《指挥所里》等,除发表在《抗日军人》上外,还分别发表在《云南日报》和茅盾主编的《文艺阵地》上。他还写下一些歌词,让妇女战地服务团的女战士到前沿阵地演唱,鼓舞士气。歌中唱道:“运河河水清又清,千里平原好风光,……运河河水红又红,千里平原起狼烟。……麦子青青藏英豪,专打东洋兵。”1938年5月18日,六十军奉命撤离禹王山,掩护主力部队转移。在徐州附近整编时,一八四师整编为3个团,其他两个师各整编为1个团。在突围转移和频繁的战斗中,张天虚仍忘我地创作着,写下了许多血与火的篇章。如发表在茅盾主编的《文艺阵地》上的战地通讯《火网里》、发表在老舍主编的《抗战文艺》上的报告文学《杀过单城集》等。张天虚写道:“相信中华民族是会在艰难困苦和错误当中挣扎进步和健全起来。争取最后的胜利,我们有充分的把握。”他的这些作品后来汇集为报告文学集《运河的血流》和《火网里》两个集子,1939年6月由读书生活出版社出版。
美国合众社记者伊思雷尔·爱泼斯坦:又名艾培,1915年4月20日生于波兰华沙,1917年随父母来到中国,1933年开始为中国革命工作,1957年加入中国籍,1964年加入中国共产党,2005年5月26日上午11时病逝于北京。1937年,中国爆发了全民族的抗日战争,随战局变化,爱泼斯坦作为美国合众社的驻华记者,先后到上海、南京、武汉、广州等地采访。特别是在1938年4月,奔赴前线采访著名的台儿庄战役。1939年,他在伦敦出版了第一本著作《人民之战》,向国外真实报道了中国人民奋起抗日头两年的战绩。
爱泼斯坦(戴眼镜者)在开赴台儿庄的火车上......
荷兰纪录片导演尤里斯·伊文思:1898年11月18日生于荷兰的尼梅格城,从13岁开始拍摄电影,有“先锋电影诗人”的美誉。在世界电影史上,伊文思被称为纪录电影的先驱,与美国的罗伯特·弗拉哈迪、英国的约翰·格里尔逊和苏联的吉加·维尔托夫并称为四大纪录电影之父。日本入侵中国后,抗日战争全面爆发。1938年,伊文思在美国当代历史电影公司的赞助和华侨的资助下,经过周密准备,与摄影师费恩豪特和卡帕经香港到达武汉,历时半年,摄制了纪录片《四万万人民》,记录战火中的中国,为中国抗战留下了珍贵的影像资料,也为台儿庄大战留下了一段最早的银幕纪录。1939年,《四万万人民》在法国、美国等地上映后,受到国际舆论的强烈关注,成为宣传中国抗日战争的真实写照,为赢得国际上对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声援发挥了积极作用。
伊文思在台儿庄拍摄......
美国籍匈牙利裔记者罗伯特·卡帕:匈牙利裔美籍摄影记者,二十世纪最著名的战地摄影记者之一。生于奥匈帝国时期的布达佩斯的一个犹太家庭,原名安德鲁·弗里德曼(André
Friedmann),移居法国期间为了便于别人记忆,开始采用罗伯特·卡帕的名字。1947年,他和“决定性瞬间”的倡导者布列松一同创立了著名的玛格南图片社,成为了全球第一家自由摄影师的合作组织。1954年5月25日,卡帕在越南采访第一次印支战争时,误入雷区踩中地雷被炸身亡。台儿庄大战期间,著名战地摄影记者罗伯特·卡帕(Robert
Capa)冒着生命危险用相机记录台儿庄战役的惨烈,拍摄了一百多张揭露日本侵略军罪行的照片在美国《生活》杂志刊发,并撰文说: “历史上作为转折点的小城的名字有很多,滑铁卢、葛底斯堡、凡尔登……今天又增加了一个新的名字——台儿庄。一个小得不能再小的城镇,一个京杭大运河经过的城镇,一次胜利已使它成为中国最知名的村庄。”
罗伯特·卡帕为爱泼斯坦(左一)、伊文思(右一)、约翰·费恩豪特在缴获的日军坦克上合影......
第二部分 中外媒体聚焦台儿庄大战:随着中外记者、摄影师、作家及各界友好人士的到来,各种报道传向四面八方。国内的中央电影摄影场、中央通讯社、《中央日报》、《武汉日报》、《扫荡报》、《新华日报》、《动员日报》、《申报》、《大公报》(汉口版)、《文汇报》、《星光日报》、《新民报》、《良友》画报,美国的《华盛顿邮报》、《华盛顿星报》、《华盛顿日报》、《先锋论坛报》、《太阳报》、《大美晚报》、《大陆报》、《生活》杂志,法国的《共和报》,德国的《日耳曼报》、《哥隆新闻》,英国的路透社、《新闻纪事报》、《泰晤士报》、《字林西报》,香港的《南华日报》(英文),苏联的《真理报》、《红星报》、《共产党》杂志等媒体和刊物,不断以显著位置刊登台儿庄大战战况,并纷纷发表评论,对中国抗战给以肯定和赞扬,在国内外产生了广泛的影响,也使更多的国家了解中国。
《申报》1938年3月25日报道《犯台儿庄敌遭受重创》
《文汇报》4月6日报道《中国空军大队出动轰炸日方增援部队》
《文汇报》4月7日报道《华军又获惊人胜利,歼灭日军五千余人》
盛成撰写的有关台儿庄战役的手稿
香港《南华日报》:我军在津浦线上的连日获胜,实为最后胜利之先光。
德国《哥隆新闻》:徐州方面,中国抵抗力之强殊出人意料......使最慎重之观察者亦不能不承认日本必遭失败......对中国人民最缺乏同情之伦敦泰晤士报,也不能不因而承认日军未能实现任何工作。此项工作,乃对中国新进攻前所决定者。
英国中央社:英人心理,渐渐转变,都认为最后胜利当是中国。
英国《新闻纪事报》:华军胜利的真实价值如何,未可以克服失地面积的大小而论,要当以日本所消耗的时日与弹药为数若干而加以估量。因为这种消耗,对日本是非常不利的。日本即需派遣军队若干师团,附以大批军械前往中国支援,其国内之力量,自己为之削弱......关于此种现实的标准评论中日战事,则华军实无日不在胜利之中。此盖中国之利,亦即世界和平秩序之利。
英国《泰晤士报》:目前中国的战事形势绝非有利于日本。
英国路透社:英军事当局最初中国军获胜之消息传来,各方面尚不十分相信,但现已证明日军溃bai之讯确为事实。
英国伯林翰某报:现中国既已统一,又有新兴的军事人才,日本即欲征服中国三分之一的土地,其消耗之多,牺牲之大,亦非日本之力所能及。
苏联《共产党》杂志:日军将领不断改变作战方略,即为日帝国主义现已遭遇困难之充分明显的证据。中国已团结之人,正在为之中国的独立和解放而英勇奋斗。
苏联《真理报》:在山东长久战争之后,中国军队不但已打败进攻的敌军,并且消灭和大部缴获了这部分残敌的全部战具,惊人数量的步枪、大炮、坦克、军火等......台儿庄之役及其他战役的胜利,说明中华民族已经紧密地团结起来了......将使中华民族获得解放。
苏联《红星报》:中国的力量足以肃清国土以内的日寇。
美国《华盛顿星报》:中国军队在山东方面的胜利,已打碎日本40年来军事胜利的纪录,为欧战后军事上又一伟绩。
美国《大陆报》:从军事上看,日本入侵中国已经取得很大的进展,但从道义上中国却赢得了这场胜利。因为她加强抵抗以免遭奴役,她的人民已经团结起来。
美国《华盛顿邮报》:近日中国的战事,已将日军强盛的虚势完全击碎,中国已在鲁南获胜,故日军被中国战败,并非不可能之事。
美国《太阳报》:中国战区的变迁已予日本在大陆上的野心一大打击。
美国《华盛顿日报》:华军在台儿庄作战的胜利,较日本在华作战的诸次胜利尤为伟大,一般对日军作战不失败的信念现已动摇。
美国《大美晚报》:中国的抗战精神,经数月来军事上经济上的重大打击,现又生气勃勃,不可响迩......且此种精神,必须继续极长之时期。
美国《先锋论坛报》:日军作战计划企图强渡黄河,迫退华军。此项计划今已告失败。中国方面为保卫大徐州所作的苦斗,显系此次中日战事最大的会战。其结果华方已获完全胜利。日本军队素衣世界第一等陆军自视,今前遭逢惨败,应无颜再向国内民众为此矜夸。
美国《生活》杂志:历史上作为转折点的小城的名字有很多——滑铁卢、葛底斯堡、凡尔登......今天又增加了一个新的名字——台儿庄,一个小得不能再小的城镇,一个京杭大运河经过的城镇,一次胜利已使它成为中国最知名的村庄。
法国《共和报》:中国战争形势已有转变,而不利于日本。日本只在初期获胜,今后所当进行的工作甚为困难。中国军队在各个战线所采取的游击战,使日军穷于应付。最近,日军军事上失利,不得不抽援军,但日本财政已不堪负担。
民国时期临赵线台儿庄快邮......
1942年日军栋田博著《台儿庄——续续分队长的手记》
抗战期间八路军控制区小学课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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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加血战台儿庄的国军第六十军关防证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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侵华战争期间日军发行的侵占城市邮戳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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侵华日军辎重部队使用的“支那事变纪念”碟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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侵华日军奉公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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侵华日军水壶和皮质腰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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侵华日军宣传画(徐州作战场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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侵华日军钢盔和军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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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部分 台儿庄的模范城市之梦:当年,国民政府准备将已变成一片废墟的台儿庄改建为一座模范城市,中央通讯社于1938年5月7日播发了《战后台儿庄将改建为模范城市》的新闻通讯稿。然而,这一美好愿望一直没有实现。70年后,国民政府曾经破碎的梦,让共产党人给“圆”了。2008年,英雄的台儿庄古城凤凰涅槃、浴火重生,成为我国唯一一座二战纪念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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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儿庄大战期间日军使用陇海线战局地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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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经采访台儿庄的战地记者爱泼斯坦著《宋庆龄》、《中国现代化的先驱》
参加血战台儿庄的国军第六十军关防证件
侵华战争期间日军发行的侵占城市邮戳簿
侵华日军辎重部队使用的“支那事变纪念”碟盖
侵华日军奉公袋
侵华日军水壶和皮质腰带
侵华日军宣传画(徐州作战场景)
侵华日军钢盔和军号
第三部分 台儿庄的模范城市之梦:当年,国民政府准备将已变成一片废墟的台儿庄改建为一座模范城市,中央通讯社于1938年5月7日播发了《战后台儿庄将改建为模范城市》的新闻通讯稿。然而,这一美好愿望一直没有实现。70年后,国民政府曾经破碎的梦,让共产党人给“圆”了。2008年,英雄的台儿庄古城凤凰涅槃、浴火重生,成为我国唯一一座二战纪念城市。
台儿庄大战期间日军使用陇海线战局地图
曾经采访台儿庄的战地记者爱泼斯坦著《宋庆龄》、《中国现代化的先驱》
台儿庄大战战地记者爱泼斯坦逝世一周年纪念封、《宋庆龄生平展》纪念封(爱泼斯坦夫人签赠岳凯)
结束语:台儿庄大战中的战地照片、报道和影像,生动展现了中国军人英勇不屈的精神,英美法俄澳等国报纸纷纷报道并发表评论,俄塔斯记者写道:“中国人民正在生长中的抗战力量就在这里。”
《真理报》认为:“中华民族已紧密地团结起来了……中华民族获得解放。”同时,促使世界人民了解中国、了解中国抗战,促进了中国国际地位的提升,促进了国际社会对中国人民正义事业的支持与援助,极大增强了中国人民反法西斯的胜利信心。
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东方主战场,为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做出了重要的贡献,来自世界各国的战地记者,同中国军民一起见证了中国军民同仇敌忾、一致抗日的爱国情怀,也亲眼目睹并记录了日本侵略者对中国人民犯下的滔天罪行。他们以镜头定格历史,以文字铭刻记忆,是他们以自己的镜头和报道让全世界关注并支持中国的抗日战争。我们以此展览表达对他们的缅怀和崇敬。让我们铭记历史,缅怀先烈,珍爱和平,开创未来。
愿世界能够和平,人民能够安居乐业......
纵观世界历史,依靠武力对外侵略扩张最终都是要失败的。这是历史规律。铭记历史、缅怀先烈、珍惜和平、警示未来!
文字部分来源于网络
——2018.9.22
附1:《国际舆情中的台儿庄战役》
台儿庄战役打响后,中外记者数十人冒着战火硝烟,陆续到达徐州前线采访。台儿庄这个过去鲜为人知的鲁南小镇,几乎成了民族复兴的新象征。雪片似的贺电飞往台儿庄,大批中外记者和各界慰问团涌向台儿庄。
督率第五战区的李宗仁、第五十九军军长张自忠等都曾亲自多次接待过记者。除有中国报刊记者外,还有十多位外国记者和友好人士:苏联塔斯社记者谷礼宾斯基,美国合众社记者爱泼斯坦,芝加哥《每日新闻》记者阿希博尔德·斯蒂尔,美国驻北京使馆武官史迪威,美国海军陆战队武官卡尔逊等;还有《霍尔斯坦因报》的瑞士人沃尔特·博斯哈德,“今日历史”电影摄制组的导演和摄影家伊文思和摄影师约翰·费诺,匈牙利人罗伯特·卡帕。新西兰女作家威尔金森不谙汉语亦到前方工作,使战士很受感动。新加坡《星光日报》记者胡守愚等也曾前往采访。
外媒报道的台儿庄战役
台儿庄大捷,给世界各国人民以很大的鼓舞。各国报刊不断以显著位置刊登中国胜利的消息,且纷纷加以评论,对中国抗战的胜利前途作肯定的推断。
美国《华盛顿星报》载:“中国在山东方面的胜利,已经打破日本40年来军事胜利的纪录,为欧战后军事上又一伟绩。”《华盛顿日报》说“华军在台儿庄作战的胜利,较日军在华作战诸次的胜利尤为伟大,增加对日军作战不失败的信心。”
1938年4月9日《新华日报》第三版登载了英国自由党《新闻纪事报》对台儿庄大捷的报道:“华军胜利之真实价值如何,未可以克复失地面积大小而论,要当以日本所消耗之时日为若干而加以估量,因为这种消耗,对日本是非常不利的,日本即需派遣军队若干师团,附以大批军械前往中国支援,其国内之力量,自己为之削弱……若以此种现实的标准评论中日战争,则华军实无日不在胜利之中,此盖中国之利,亦即世界和平秩序之利。”
1938年4月12日《新华日报》发表社论《抗战新胜利对国际舆论的影响》中刊载了西方各国对台儿庄大捷的评述,详文如下:
英国伦敦4月9日路透社的电讯说:“英军事当局对中国津浦之战局极为注意,最初中国获胜之消息传来,各方面尚不十分相信,但现已证明日军败溃之讯确为事实。”中央社伦敦的8日电讯也说:“英人心理渐成转变,都认为最后胜利当属中国。”
日本侵略者给中国人民带来无穷的灾难。正如苏联记者所写的:“日军沿途掠夺杀害,无所不为,把老百姓十多年来在困难中积存下来的一点东西全都毁坏了,在灰烬和瓦砾中,洋溢着日军由北沿津浦路攻徐州计划失败的恼怒。”但中国军队和中国人民是不屈服的。许多记者报道了中国指挥员重创敌军、大量俘虏敌人的指挥能力,中国军队英勇杀敌的雄姿,军民合作——农民抬担架运伤兵的情景,甚至拍摄下台儿庄大捷的战利品——数十辆坦克、大炮和无数的枪支、弹药等镜头。
台儿庄大捷,人民“懂得了敌人不是不可战胜的”,“台儿庄战役将是中国人民希望的象征、鼓舞他们更加努力地去战斗”。关于台儿庄大捷的意义,外国记者称赞它“具有划时代意义”,因为它证明,中国的军队虽然武器劣、训练差、缺乏统一性,但在一次典型的战役中,毕竟能够以优越的战略策划击败日军。它的重要意义还在于:“对这次胜利贡献最大的师团之一竟是迄今为止的一直软弱无能、老吃败仗的第二十九军,而那个首当其冲、给予决定性打击的师,并非由职业兵组成,而全是些从城乡招募来的战时新兵。最后,这次大捷还得力于其他战线的军队和游击队的积极配合和协助……”“台儿庄大捷,是全中国一致奋战的结果”。这些报道和分析都是切合实际而又卓有见识的,在国外诸多报刊发表后,无疑有助于世界人民了解台儿庄战役,产生了重要的国际影响。
当各国正直的新闻记者和国际友人对台儿庄大捷做出这些报道时,日本军方人士对此讳莫如深。直到4月14日,他们仍顽固地坚持说台儿庄仍在日军手里。同日,当外国记者拿出了确凿的证据公诸报端(美国人在沪创办的《密勒氏评论报》就用大量篇幅多次报道台儿庄中国军队的胜利战况),在上海的日本军方发言人才哑口无言,不得不承认“也许中国人进了台儿庄”。紧接着这位发言人才自我辩解地说:“反正,徐州从来不是日军的目标!”可见正直的外国新闻记者和国际友人都是不断为坚持新闻报道的真实性而努力的。后来日军攻入徐州,烧杀抢掠,无恶不作,新西兰女作家威尔金森在徐州陷落时没有离开,她目睹了中国伤员被屠杀的详情,又及时向国外作了揭露性报道。
台儿庄战役的国际反响
台儿庄大捷,在国际上也引起较大的反响,各国报纸不仅用大号字体在显著位置刊登了中国军队在台儿庄获胜的消息,而且还纷纷发表评论,盛赞中国的抗日战争。
苏联《真理报》写道:“在山东长久战争之后,中国军队不但已打败进攻的敌军,并且消灭大部,缴获这部分残敌的全部战具,惊人数量的步枪、大炮、坦克、军火等。”“中国共产党的不断努力,八路军的奋力杀敌,全中国人民的精诚团结,建立统一战线,对于前线的军队和抗战,具有极大的影响。……台儿庄之役及其他各线的胜利,说明中华民族已经紧密地团结起来了。”中国各民族的有力配合“将使中华民族获得解放”。《红星报》则更相信中国的力量足以肃清国土以内的日军。
英国伯明翰的报纸4月9日认为:“现中国既已统一,又有新兴的军事人才,日本即欲征服中国三分之一的土地,其消耗之多,牺牲之大,亦非日本之力所能及。”路透社的电讯说:“英军事当局对于中国津浦路之战局,极为注意。最初中国军获胜的消息传来,各方面尚不十分相信。但现已证明日军败溃之讯确为事实。中国游击队在沪杭一带之活动,亦极令人注意。”英伦各报“对两旬来津浦方面中国军队抗战胜利,认为中国内部团结日坚,抵抗力量与精神日渐增强”。英国在上海的《字林西报》亦发表评论称:“在过去八个月中,华方将士虽遭牺牲……然全国的坚强意志尚未动摇。”
美国《华盛顿邮报》发表评论说:“近日中国的战事,已将日军强盛的虚势完全击碎,中国已在鲁南获胜,故日军被中国战败,并非不可能之事。”《纽约先锋论坛报》评论说:“日军作战计划企图强渡黄河,迫退华军。此项计划今已告失败。中国方面为保卫大徐州所作的苦斗,显系此次中日战事最大的会战。其结果华方已获完全胜利。日本军队素以世界第一等陆军自视,今兹遭逢惨败,应无颜再向国内民众为此矜夸。”美国《巴尔的摩太阳报》评论中国军队的胜利说:“中国战区的变迁已予日本在大陆之野心一大打击。”在上海的英文《大美晚报》亦评论说:“中国的抗战精神,经数月来军事上经济上的重大打击,现又生气勃勃……且此种精神,必须继续极长之时期。”
法国《巴黎共和报》11日的社论说:“中日战争形势已有转变而不利于日本。日本只在初期获胜,今后所当进行的工作甚为困难,中国军队在各个战线所采取的游击战,使日军穷于应付。最近日军因军事上失利,不得不抽调援军。但日本财政不堪负担。”
就连法西斯国家的报纸对我国抗战的新局面也难以完全掩饰,德国柏林《哥隆新闻》4月6日发表评论说:“徐州方面中国抵抗之强,殊出人意外”,使“最慎理之观察者亦不能不承认日军必遭失败。”《日耳曼报》12日发表长文,肯定我国抗战。
邹韬奋在《鲁南胜利与欧美舆论》一文中说:“一面只刊载日军在华胜利消息的意大利法西斯报纸,最后也不断改变口吻,不得不承认中国军队的战斗精神与人民爱国心有了坚强的进步。”
西方著作中的台儿庄战役
台儿庄大捷后世界各国更多了解中国,对中国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信心不断增强。采访台儿庄大捷的著名记者和友好人士爱泼斯坦、卡尔逊都各自将关于台儿庄的报道编为专章收入自己的著作之中,长期为世人所称道。爱泼斯坦的《人民之战》1939年由伦敦维克多·戈兰茨公司出版,第八章《反击》专写台儿庄战役。埃德加·斯诺称赞此书“是极为出色的战时新闻作品,是作者怀着同情之心理解中国的希望而写成的”。宋庆龄读过此书的清样后写道:“这本书不同于任何别的外国人关于我国抗战的著作,因为它把有关这场斗争的第一手分析性报道同以往的历史联系在一起,同我们国民革命的未来前景联系在一起。每一位中国的友人都该读一读。”
卡尔逊的《中国的双星》当年由纽约多德米德公司出版,其中第五章是《台儿庄:中国赢得一次胜利》。作者对台儿庄战役的经过,多有详述,对这次胜利的原因,认为:“一则是由于日本人的傲慢和无能,一则是中国人的勇气和机智……中国的力量蕴藏于时间和幅员辽阔的国土,巧妙地运用这些因素,中国将延长战争,减少军事力量的较量以适应经济耐力的基础。”此书出版后在世界极为畅销,曾多次再印,引起美国总统的重视。著名摄影家伊文思拍摄的《四万万人民》纪录片,成为《今日历史》的第二部分,用中、英、法三种语言分别配音,在世界各国(日、德、意除外)开映,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台儿庄大捷后,世界各国重要史书对此予以赞扬和评说,不管岁月如何更迭,但人们永远不会忘记这次战役。抗日战争胜利后,英美出版的有关著作中都一致肯定这次大捷“粉碎了日本不可战胜的迷梦”。
日本著作中的台儿庄战役
历史事实不能篡改,历史规律不可抗拒。六十多年前中国人民进行的那场包括台儿庄大捷在内的抗击日本侵略者的战争曾经赢得过世界爱好和平、尊重民主的国家和人民的支持,并取得了彻底的胜利。在日本的著作中,固然不少是尊重历史事实,认为在当时日本确实“打败了”,也有的人认为日本并没有“败北”。特别是有些直接参加过这场战争的官兵们,他们说:“我们对那场战争,有的是‘激战’或‘苦战’的感觉,却完全没有败北的感觉。”这实际是日本军方人士绝不承认台儿庄战役失败的言论流毒的结果。
20世纪七十年代,台湾的《传记文学》曾刊载《日本记录中的台儿庄之战》的署名文章,根据日本官方和民间记录中的台儿庄大战的原始材料,证明日本在台儿庄确是打败了。作者指出,读过日本的官方记录,“对于台儿庄的日军败战,一目了然,纵然官方记录,不肯坦白使用败仗字样,但节节‘转进’,固不能掩饰其为退却,而‘离脱’战场即撤退、逃奔的代名词亦一望而知”。
日本民间著作,包括战地记者报道中关于台儿庄之战的记述,较官方记录更为爽直:日军为“优势的中国军所包围”,“中国军抵抗剧烈,两支队陷入苦战”;“濑谷支队之退却,破坏日本军之传统,不久将濑谷少将编入预备役”,这些文句不正是日本军在台儿庄大败的明证吗?
上述事实说明,台儿庄会战的胜利,无论在国内、国际都有较大的影响,它是抗日战争初期进行的一场意义重大,影响深远的会战。
台儿庄大捷向全世界人民表明了中国人民的抗战决心和必胜信心,它使一切关心和支持中国抗战的世界人士增强了胜利信心,鼓舞了斗志,使怀疑世界和平路线“并无实力”或“并不存在”的人士认识到中国的胜利有利于巩固世界和平秩序。应该说,在反法西斯的第二次世界大战全面爆发之前,中国军队和人民率先承担起了反法西斯的重要职责。
附2:《台儿庄战役中的新闻记者》
台儿庄战役是全面抗战以来正面战场上取得的一次重大胜利,极大地鼓舞了全国人民的抗战决心和必胜信心。中外新闻记者云集台儿庄,他们奔赴在血与火的抗日前线,穿梭在战火弥漫的战壕里,会见高级将领,采访战斗英雄,慰问参战将士,一篇篇带着烽火硝烟的电讯稿快速传播到四面八方,一篇篇浸着鲜血的战地通讯见诸报端,一篇篇鞭辟入里的社论评述让人们看到了抗战的希望。
周恩来慰问受伤归来的范长江
1938年4月3日早晨,《大公报》特派员范长江从汉口乘火车前往第五战区驻地徐州,采访了第五战区司令长官李宗仁与副参谋总长白崇禧。紧接着又赶到台儿庄前线,采访了第20军团军团长汤恩伯和第2集团军总司令孙连仲。4月6日晚,来到守城主将、31师师长池峰城的指挥部棠棣埠村,睡在用稻草铺成的地铺上。他一夜未眠,见证了离这里1.5公里台儿庄城内的围歼战。当天晚上,司令部下达反攻命令,我军重炮向日军阵地集中轰击,炮声震撼了大地。范长江走出指挥所向台儿庄城内望去,日军的弹药库中弹爆炸,腾空而起的火光直冲云霄。
范长江连夜写出大捷电讯稿,在早晨8时,向汉口《大公报》发出了专电:“6日晚8时,我军各路以决定的歼灭战之优势,向敌总攻,7日晨2时,我正面孙部(即孙连仲)池师(即池峰城)对盘踞台儿庄寨内之敌500余人全部包围歼灭,计得敌钢盔500顶,坦克车4辆,其余机枪器材等正清查中……”发完新闻之后,范长江乘坐临台(临城至台儿庄)支线的铁路摇车,向台儿庄城内进发。在这里,他采访了基层官兵和城内老百姓,连续发出6条专电,及时报道了台儿庄战役的进展情况。4月8日和9日,他顾不上休息,连续采写了《台儿庄血战经过》《慰问台儿庄》和《台儿庄血战的故事》3篇通讯,发回报社,详细报道了台儿庄战役具体经过和官兵浴血奋战的感人故事。
后来,由于战局的变化,中国军队主动撤离鲁南,作战略转移。《李宗仁回忆录》说:“到5月18日,各路大军泰已撤退就绪,我乃决定于18日午夜放弃徐州。是晚11时,我率长官部职员、特务营、中央留徐各机关人员和若干新闻记者,共约千余人,合乘一列火车南开。”范长江就在最后撤退的人员中。夜间行军,为不被敌人发现,一律不准吸烟、打手电,不准讲话。在茫茫黑夜中行走,范长江两次和部队失去联系,有几次下山时,摔在山下。19日夜,部队抢渡浍河。为防止日军袭击,一千多人分头并进,选择多个渡口渡河。部队以急行军的速度抢渡过河。可是还是被日军发现,派出骑兵尾追。范长江在撤离途中,不慎翻车受伤。进入河南后换乘火车返回武汉。
《新华日报》为了欢迎和慰问从台儿庄前线突围归来的各报记者,在汉口普海春西莱社举行招待会,并邀请各报负责人一同参加。由于周恩来有紧急公务未能出席,他专门给范长江写了一份热情洋溢的信表示慰问:
长江先生:
听到你饱载着前线上的英勇的电讯,并带着光荣的伤痕归来,不仅使人兴奋,而且使人感念。闻前线上归来的记者正在聚会,特驰函致慰问于你,并请代致敬意于风尘仆仆的诸位记者。专此,祝健康。
周恩来
五月二十六日
陆诒与敢死队长成至交
和范长江一同前来采访的还有《新华日报》编委兼采访部主任陆诒。4月7日,陆诒通过运河浮桥,踏进台儿庄西门。战后台儿庄,尸填街巷市野,血盈运河沟渠。百年古城,无墙不饮弹;鲁南大地,无土不沃血。在城内,陆诒看到还有不少我军战士的遗体,有的虽然全身烧焦了,但是仍然屹立在墙角,左手持枪,右手高举手榴弹。有的双目圆睁,直视前方,令人肃然起敬。在北门内,还有日军弹药库爆炸后的遗迹,狼藉一片,日军的骨灰盒在旁边堆积得像一座小山丘。
参观完战场,陆诒回到了第91旅旅部,举行了一个血战台儿庄座谈会。参加者都是亲历这次血战的官兵,他们具体详细地讲述了血战台儿庄的经过。在座谈会上,陆诒获知了57人敢死队夜袭日军的英勇故事。陆诒采访了幸存的敢死队勇士王范堂等人,详细了解了敢死队的英勇事迹。
台儿庄战役打响后,守城官兵与敌人展开激烈战斗,反复肉搏,双方推进推出,形成拉锯战,我军伤亡惨重,形势十分严峻。为增援城内守军,27师师长黄樵松命令158团3营营附时尚彬率七、八两个连,翻过城墙进入庄内。时尚彬率领八连先行,王范堂带领七连随后跟进。八连奋勇向枪声密集的街巷挺进,但是中了日军的埋伏,隐藏在屋顶上的日军轻重机枪一齐扫射,不到一袋烟的工夫,八连130余名官兵牺牲殆尽。当王范堂带领七连赶到时,时尚彬向王范堂声泪俱下地喊道:“王连长,完了,完了,八连全完了。”王范堂见状,立即命令全连注意隐蔽,向日军迂回攻击。全连官兵擦干眼泪,怀着为死难弟兄报仇的决心,与日军展开逐屋逐巷地拼死争夺。经过3天3夜的激烈战斗,打退了日军10多次疯狂进攻,坚守住了阵地。部队因连续作战,导致减员很大,第七连由刚进庄时的130多名官兵,只剩下57人。3月30日,日军占领了城内西北角。当时城内的守军与外边的联系通道全靠西门这条路。王范堂主动向守城指挥官王冠五请战,率领全连尚存的57名官兵组成敢死队,拼死夺回阵地。他们身着日军军服,头戴钢盔,腰挂手榴弹,肩背大刀片,面对长官奖赏的大洋,他们慷慨地说:“我们连命都不要了,还要大洋干什么?”说完,在炮火掩护下,在夜色中向日军发动突然袭击,勇士们前仆后继,视死如归。经过一个多小时殊死拼杀,消灭日军60余人,敢死队只有王范堂等13人生还。
《新华日报》于4月15日刊登了陆诒采写的战地报道,文中称:“当时城内我军,与后方联系交通线,全靠着出西门那一条大路。敌人不仅占了东北角,而且在西北角上也有他的据点,这西北角上发射的机关枪火力网,实在威胁得我们太痛苦了。3月30日晚上,我军57壮士,奋勇夜袭,解决了残敌,俘获了步兵百余,杀伤了敌人六七十名。”敢死队的英雄事迹经媒体报道后,引起热烈反响,社会各界对幸存队员来函来电慰问,他们成为当时人们最为崇拜的英雄和偶像。王范堂和陆诒也成为生死之交,结下了半个世纪的友谊。
1949年后,二人时常有书信来往,回忆当年在战场上的友情。1987年5月,王范堂因病逝世。噩耗传来,陆诒万分悲痛,专门写了一篇悼念文章,发表在《团结报》上,赞扬和肯定了王范堂的历史功绩。陆诒于1997年1月病逝。
爱泼斯坦采访途中遇险情
台儿庄战役胜利后,吸引了美国合众社、苏联塔斯社、法国法新社、英国《泰晤士报》等十多家外国媒体的记者前来采访。美国合众社记者爱泼斯坦、电影摄影师伊文思及其助手约翰、卡帕和美国驻华使馆的海军助理卡尔逊组成一个记者组,在中国一位年轻军官的陪同下,于3月下旬离开汉口前往徐州,专程观察台儿庄战事。当他们前往第五战区司令部拜访李宗仁的时候,正遇上三位农民赶着一群黑猪在司令部的大院里,随行的军官告诉他们,这是前来慰劳军队的老百姓,李司令长官正接待他们,等他们走后,我们就可以去见李将军了。爱泼斯坦采访了李宗仁,他在《人民之战》中写道:“李宗仁将军身材矮小,方肩、圆脸,两眼闪闪有光,出身于农民家庭,正值中年。头上短而稠密的发丝略带灰白。但他精力充沛如钢质弹簧,是一个闪烁着有攻击能力的人。谈吐和蔼,简短而刚毅。”
4月2日晚上,爱泼斯坦等在漆黑的夜幕下,在徐州乘火车前往台儿庄,这时的枪声也越来越近了。到了第2集团军司令部后,他们睡在村里谷仓的稻草上。第二天早晨,总司令孙连仲招待他们吃早餐。“在一个向阳的庭院里,一位农家妇女赶着一头蒙了眼的驴用石磨磨着麦面。孙将军身材魁梧、结实,声音嘶哑,两眼布满了血丝带有倦意。孙将军简短地告诉我们关于台儿庄的重要情况,正引诱日军进入为他们准备的陷阱。”
爱泼斯坦等人在台儿庄采访了参战官兵们,他们废寝忘食,夜以继日地工作着,白天采访记录,晚上加班整理资料。记者小组配合默契,爱泼斯坦经常帮助伊文思打灯光、布置道具。有一天,他在27师采访,见到缴获的日军文件中有一本记录日军官员写的一首诗:“战斗四个小时我们占天津。六个小时以内我们进驻济南城。小小的村庄台儿庄,为什么这么长时间还没有占领?!”采访完已近傍晚时分,他们拖着疲惫的身体返回台儿庄,途中的道路上布满了弹坑,他们一个个地跃过去。突然,爱泼斯坦在跨越一个弹坑时,一下子被绊倒了。他爬起来定睛一看,弹坑里竟藏着一个日本伤兵。这个日本兵已感觉到被发觉,趴在那里拿着枪正瞄准爱泼斯坦。爱泼斯坦大喊一声:“有鬼子!”立即卧倒在地。在此生命攸关之际,随同保卫的士兵眼疾手快,抬手一枪将企图负隅顽抗的日军击毙,避免了一次伤亡事故。随后他们在日军的身上搜出一本机关枪训练手册和他在银行存款的记录本,记载着他在中国抢劫到的钱财,在来台儿庄之前的两个星期里,他存储了20日元。
爱泼斯坦在台儿庄采访时,记下了一本厚厚的采访笔记,其中记录了在台儿庄前线的所见所闻和军民英勇抗敌的事迹,记载了包括采访李宗仁、孙连仲、池峰城、金典戎、田镇南等多位高级将领的采访。1939年爱泼斯坦以此笔记的记载为主要素材,创作出版了纪实报告《人民之战》,向世界人民介绍中国军民的抗战以及徐州会战的重要意义。2003年爱泼斯坦将采访笔记捐赠给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
被誉为纪录电影先驱、有“荷兰飞人”之称的伊文思在台儿庄采访期间,拍摄了大量的电影视频,后来被剪辑成电影纪录片《四万万人民》。伊文思的助手卡帕用相机记录了台儿庄战役的场面,拍摄了大量的新闻照片,发表在5月23日的美国《生活》杂志上,卡帕写道:“历史上作为转折点的小城的名字有很多——滑铁卢、葛底斯堡、凡尔登,今天又增加了一个新的名字,台儿庄。”
1982年秋天,67岁的爱泼斯坦再次来到台儿庄。在《我又来到了台儿庄》一文中感慨道:“台儿庄,这个在旧中国受战争创伤严重的地方,现在已经坚定地走上了繁荣富强的康庄大道,这是台儿庄人民艰苦奋斗的结果。只有新中国,只有社会主义,才会使这一切成为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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