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中秋畅游古城台儿庄——中和堂与台儿庄大战影像史料馆

    台儿庄大战期间，著名战地摄影记者罗伯特·卡帕(Robert Capa)冒着生命危险用相机记录台儿庄战役的惨烈，拍摄了一百多张揭露日本侵略军罪行的照片在美国《生活》杂志刊发，并撰文说:　“历史上作为转折点的小城的名字有很多，滑铁卢、葛底斯堡、凡尔登……今天又增加了一个新的名字——台儿庄。一个小得不能再小的城镇，一个京杭大运河经过的城镇，一次胜利已使它成为中国最知名的村庄。”

    1938年4月7日，由国民党著名将领李宗仁所指挥的台儿庄大战，在全国人民的大力支持下，经过第五战区广大爱国官兵的浴血奋战，终于取得了胜利。台儿庄也因此名扬世界，被誉为“中华民族扬威不屈之地”。今天，这场史诗般壮烈英勇的鏖战已经整整过去了80年，让我们在这里回溯历史，追记罗伯特·卡帕当年千里迢迢来到中国并亲赴台儿庄战地采访的往事。

    很少人讨论卡帕的作品，不用讨论，光看就够。

    海明威（E．Heminyway）：“卡帕，他是一位好友，一位伟大及非常勇敢的摄影家，对所有的人 来说，不怕一万只怕万一，而碰到了‘万一’都是霉运，而对卡帕更是倒霉，他是活生生的，想着他死了的这天，又长又难过。” 史坦贝克（J．Steinbeck） “对摄影我全然不懂，关于我必须谈的卡帕，纯粹是从一个门外汉的观点，专家们得容忍我了。 对我来说，卡帕的确是摒除一切疑虑地证明了相机不必是个冷冰 冰的机器，像笔一样，用它的人有多好，它就有多好，它可以成为头脑和灵魂的展现。 卡帕知道自己在寻找什么，并且当他找到之后知道如何处理。举例来说：战争无法被拍摄是因为它大致来讲是种‘激情’，可是他的确在 战争当中拍到了“激情”，他能在一个孩童的脸孔上显示整个民族的优点。他的作品本身就是一张伟大心灵及不胜悲焾的照片，无人能取代他的位置，我们幸运地拥有他照片里人类的品质。” 

    阿拉贡（L．Aragon） “这位年轻人，充满了勇气和消耗不尽的精力，哪儿有战争，哪儿就有他。他奔驰于乱世各地，就好像觉得有份使命感，要永远用他的相机去捕捉生与死的一线之隔。 在我们这个分裂血腥的年代里，人类成为不外事件的牺牲品，他是这类故事的一个现身说法。”

    欧文·肖（I·Shaw） “他活着像最好的士兵一样，遵守最严厉的军法，他总是驶向枪声。 在罗伯·卡帕的时光里，枪声总是风景里永远的特征。” 

    史秦钦（E·SteiChen） “罗伯·卡帕了解并憎恨战争，在他生动、真实的照片中，如同哥雅（Gova）的名画《战争的灾难》一样，宣泄出人类诚挚而强烈的真情，他纪录了战争的恐怖和荒诞的愚蠢。”

    罗伯特·卡帕比谁都有资格代表战地记者发言，表白出用生命换取影像的心境和代价。他是有史以来最有名的战地记者，他的摄影生涯就如同赌命一样，在二战期间的各 个战区——西班牙内战、日本侵华、北亚战争、意大利战争、诺曼第登陆战、法国解放战的枪林弹雨中，用血肉之躯去换取莱卡相机里的一格格底片。 他从来就没有将赌注在最后一分钟从牌桌上抽回，一直抱着不输即赢，孤注一掷的豪情与认命，等着轮盘上的珠子落停在那一个号码上。卡帕赢得了迄今依旧无人超越的战争照片，然而却在一九五四年五月二十五日的一场小得不能再小的赌局里，赔上生命——误踩地雷，被炸得尸骨不存。 罗伯特·卡帕这位出生入死的影像兵士，永远烙在人们的心灵上，他的照片已成为人类和战争的象征，他一生痛恨战争，想借影像来唤醒人 们的良知，不再彼此杀戮。他的死就是为人类提出的最后谏言。看卡的照片仿佛可以听到子弹疾飞、炮弹隆隆的声响，每一帧都是人类愚蠢行为的明证。

    在人们残留的记忆中，有这样一张照片，卡帕嘴角上叼着燃烧的香烟，手里摆弄着一架相机，他用一种平静的目光看着照片的阅读者。右上角有一行字：发明自我的人——安德烈·弗里德曼，也就是罗伯特·卡帕。

    与其说罗伯特·卡帕是个战地记者，不如说他是个冒险家，或者说是手持相机而非枪械的冲锋陷阵的另类战士，他曾经在诺曼底登陆之前说过：“战地记者的赌注——他的生命，就在他自己手里，他可以把赌注压在这匹马或者那匹马上，也可以在最后一刻把赌注放回口袋里。我是一个赌徒，所以我决定跟着E营的第一梯队冲锋。”他在战场上是个用生命做赌注的赌徒。 

    罗伯特·卡帕台儿庄战地采访：“如果你拍得不够好，那是因为你离得不够近。”罗伯特·卡帕这样说，这位“历史上最伟大的战地摄影记者”几乎就是战地记者的代名词。罗伯特·卡帕，1913年10月22日出生于奥匈帝国时期布达佩斯的一个犹太家庭，原名安德烈·弗里德曼，18岁时离开了家乡到德国谋生，并找到了一份给一个柏林照片代理商当暗房学徒的工作。希特勒上台时，他同他的波兰未婚妻——德籍女摄影家葛尔德-达娜(下文简称“达娜”)到了巴黎，在那里的自由新闻撰稿业中找到一席之位。在巴黎，弗里德曼和达娜想出了一个点子：由弗里德曼来拍摄照片，让达娜把照片卖出去，但是稿费却寄给一个实际上不存在的人——“罗伯特·卡帕”。利用罗伯特·卡帕(下文简称“卡帕”)这个华丽的名字，每幅照片都卖到了150法郎甚至更多，这是当时普通市价的三倍。这个秘密很快被《Vue》杂志的编辑路西安·渥吉尔发现了，但他不仅不介意，还把卡帕和达娜派往西班牙，在那里卡帕拍摄到了那张让他一夜成名的照片——一个垂死挣扎的西班牙士兵。但也是在这次任务中，他的未婚妻达娜不幸离世。悲痛打击下的卡帕意志消沉，整日用酒精来麻醉自己的神经，醉生梦死。与此同时，中国大地上正燃起了全面抗日战争的烽火。

    中国的抗日战火触动了匈牙利纪录片大师尤里斯·伊文思的神经，他筹划拍摄一部反映中国抗战的影片，也就是后来轰动一时的《四万万人民》。伊文思邀请卡帕加入《四万万人民》摄制组，负责“拍摄一些静态的照片，并担任助理摄影师(纪录片摄影师)”。其实，卡帕在得知中国抗日战争自七七事变起全面爆发后，就有了和达娜来中国采访的想法，但未及成行，达娜就殒命西班牙内战，卡帕可以说是带着两个人的愿望来到中国的。卡帕随身携带的钱包里放着一张达娜的照片，时常拿出来向别人介绍说，这是我的“费昂赛”　(未婚妻)，只是从没有说起过她已经去世。

    1938年初,卡帕和纪录片摄影师约翰·费恩豪特(以下简称“费恩豪特”)从法国坐邮轮来到中国，开始了他8个多月的中国之行。

    武汉会见蒋介石和宋美龄：1938年1月21日，卡帕和费恩豪特从法国马赛登上了“阿米拉”号邮轮，驶往香港。导演伊文思在爱国华侨的资助下，受美国当代历史电影公司的委派，从美国洛杉矶乘飞机到香港。这三个人，是伊文思中国抗战纪录片摄制组的全部成员。虽然人员已经如此精简，但伊文思拉来的资金仍不够用。于是，卡帕在为摄制组工作的同时，还要为美国《生活》杂志拍摄新闻照片，由《生活》杂志负担他的旅费。

    2月16日，邮轮抵达香港，卡帕和费恩豪，特与伊文思会合后采访了宋庆龄，随即乘飞机前往武汉。这时的中国，在抗日战场上刚刚经历了一系列的惨败——七七事变北平沦陷，八一三事变上海失守，年底南京落入敌手，日军进行了一场惨绝人寰的大屠杀……国民政府已经迁都重庆，在大转移的过程中，武汉因为“九省通衢”的战略位置，成为战时陪都。

    以伊文思为首的摄制组在向国民政府新闻局报告了拍摄计划后，得到了一个和蒋介石夫妇共进下午茶的机会。通过这次会面，这部即将拍摄的抗战纪录片《四万万人民》成了宋美龄亲自过问的“宣传项目”，她给伊文思指派了蒋介石特勤总管黄仁霖做联络人，为其提供协助。但由于当时的抗战形势以及中美关系，使宋美龄对伊文思一行心存戒备，放心不下，所以黄仁霖给他们提供的不只是协助，他还要审查拍摄剧本，所有的拍摄内容只有得到宋美龄允许才能获得批准，而摄制组的行程也被限定在汉口范围内。即便在汉口，他们始终被监视和跟踪，整整四个星期，伊文思的拍摄毫无进展。经过一个多月同国民党军事委员会的周旋之后，摄制组终于获准前往台儿庄前线取景拍摄。

    罗伯特·卡帕生平：1936年，法西斯主义在许多国家相继抬头。西班牙佛朗哥发动内战。与当时许多著名人士一样，卡帕参加了人民战线的情报部。战争是艰苦的， 一天，卡帕正在第一线的战壕。一名战士跳出战壕，准备向敌人发起冲击，突然，他的身体停住了，子弹击中了他的头部。卡帕面对这突如其来的事情条件反射的按下了快门。这是在一瞬间发生的，悲剧英雄色彩的照片。因这张发表在生活杂志上的照片，卡帕扬名天下。（据2013年nhk纪录片《命运之作~罗伯特·卡帕“倒下的士兵”真伪揭秘》中推测，“倒下的士兵”并非死亡瞬间而是演习中摔倒，并且拍下照片的并非卡帕本人而是与其一同前往拍摄的恋人格尔达·塔罗）但卡帕憎恨战争，他决心终生将战争作为他采访的题材。不是为了追求刺激，而是为了揭露战争的残酷。这幅使人有身临其境之感的作品以《西班牙战士》、《战场的殉难者》、《阵亡的一瞬间》等标题发表，立刻震动了当时的摄影界，成为战争摄影的不朽之作，也成为卡帕的传世之作。和卡帕一起到西班牙采访的还有他的年青女友，德藉女摄影家葛尔德·达娜。他们共同奋不顾身地出没于硝烟弥漫的战场，达娜不幸死于坦克履带下。悲伤的卡帕，从此永远凝视关注着战场。他一生的摄影创作多取材于战争。他把照相机作为揭露战争的武器。卡帕说：“照相机本身并不能阻止战争，但照相机拍出的照片可以揭露战争，阻止战争的发展”。

    1937年，日本军国主义发动了对中国的侵略，第二年卡帕与《西行漫记》的作者斯诺一同约定赴延安采访，但是到了西安，受到国民党的阻挠，卡帕未能成行，当时他是抗日战争中唯一能在中国战区采访的盟军战地记者。他在上海等地，拍摄了许多揭露日本侵略军的罪行的新闻照片，公诸于世，后又去英国、北非、意大利进行摄影采访。

    1943年春卡帕来到非洲的阿尔及尔，拍摄沙漠，枪炮，死尸。

    1944年6月6日他随盟军部队开辟第二战场，参加了诺曼底登陆计划。以后他又拍摄到巴黎，柏林，拍摄了极为精彩的报道照片。一个正在用机枪射击的年轻班长，站了起来，象是要确认自己是否能成为照片的主角。他看了卡帕一眼，无言的倒下了。鲜血从两眼之间涌了出来。死亡与生存间就是这么简单。

    二战之后，他接着拍摄战争和废墟，和废墟上的人们。

    1946年，卡帕与波兰籍的西摩和法国籍的布勒松在纽约相聚。他们组成了“马格南”摄影通讯社，在巴黎和纽约设办事机构。后来陆续加入一些其它著名摄影家，如美国的罗嘉，瑞士的比索夫等。在“马格南图片社”成立后的三十年中西方世界任何一个角落发生大事，都有他们的摄影记者在场。他们以忘我的热情，甚至不惜以鲜血和生命深入到第一线去拍摄，为新闻摄影的形式和内容树立了新的典范。

    1954年，卡帕不顾亲友的劝阻，来到越南战场，1954年5月25日，卡帕不幸误踏地雷身亡，时年四十一岁。     《我——安德烈·弗列德曼》（André Friedmann）：是一篇自叙体的 散文，作者不是别人，正是卡帕老兄。弗列德曼怎么变成卡帕的经过， 倒是摄影史上绝妙透顶的趣闻。 出生于匈牙利布达佩斯的弗列德曼，在中学时对政治极感兴趣，曾有意加入共产党，在一次入党的秘密会面时，他将赌注在最后一分钟收回口袋，转身走了，没想到第二天就被政府当局盯哨跟踪，而家人也跟着被盘问，弗列德曼不得不立刻偷渡出国，前往德国求学，从此永远和 故乡亲人告别，那年他才不过是十八岁而已（1931）。 弗列德曼到了柏林，半工半读，在照相馆里做师傅的助手，就这样和摄影结了缘，三年后他到巴黎闯天下，并且制造出一位世界最著名的莫须有摄影家——罗伯·卡帕。 满脑子鬼主意的弗列德曼和西班牙籍的女友姬达·塔罗（Gerda Talc在1937年与卡帕分手后于西班牙内战前线死亡）在巴黎租了间办公室，号称是美国一位年轻 富有的影像好手——罗伯·卡帕的经纪代理公司。弗列德曼负责制造照片，塔罗则用她长袖善舞的手段推销出去，说是由于这位“卡帕”先生富有得不得了，不屑用照片糊口，因此每张照片非要一百五十法郎不 可，否则免谈，爱买不买悉听尊便。这个价码三倍于当时最高的行情， 然而硬是让塔罗给一一推销出去了。几个月后，市面形成了一股“卡帕热”，欧洲重要报刊都争相索取这位只闻其名不见其人的“大摄影家”的 照片。 另外，塔罗对美国新闻机构耍了同样手腕，号称“卡帕”是巴黎年轻 富有的影像高手，搞进了不少钞票。当然啦，这不只是走运而已，弗列德曼高人一等的摄影动力才是成功的主因。 不过，这个骗局终于被《考察》（Vu）杂志的图片主编程克（M Lader Vogel）拆穿了。日内瓦有个国际会议发生了暴动事件，所有的记者都被瑞士警察粗鲁地赶走，唯独弗列德曼混了进去，拍到了独家特写镜 头。说巧不巧，这一幕情景被在旁的提克看得一清二楚。三天后，那些照片被送到通克的办公桌上，他拨了个电话给“卡帕”的经纪人，塔罗这么回话： “卡帕先生的这批独家照片，一张要三百法郎。” 握充回答： “有关卡帕的事倒是挺鲜的，不过，请你转告那位穿着脏皮夹克，到处乱拍照的荒唐小手弗列德曼，明天早上九点到我的办公室报到。” 就这样，安德烈·弗列德曼不得不以罗伯特·卡帕正式亮相。而今天大家几乎都忘掉卡帕的本名。

    香槟·赌马·马格南：卡帕现形之后更加走红，加上世界各地的战事逐渐升高，他就开始终年在外奔波，和枪弹比快地猛按快门。一九三六年首度造访美国；一 九三八年到日本与中国大陆；一九三九年到欧洲并再赴美；一九四一到四五年就开始专门为《生活》杂志在欧洲各战区拍照。这些作品都是连底片都还没冲洗，就随军机空运回美，而由别人放大。卡帕往往要在数个月甚至一年之后才会看到自己的作品，他整天在战壕里，根本无法想象自己的名气已响遍全球。卡帕几乎变成战地记者的代名词了。除了 以战争摄影影响了无数后进之外，卡帕在摄影史上最大的建树，就是创 办了有史以来最具影响力的摄影组织——马格南（MAGNUM）。 一九四七年，卡帕把几位同好——布列松、大卫·西摩（David Seymour），乔治·罗杰（George Rodger）拉在一块儿，打算成立一个代理公司，专门负责发行乱世影像的照片。正当他们为公司名称大费周章时，卡帕灵机一动，取了个香摈酒名——“马格南”。“马格南”是一种两夸脱装的大桶香摈酒，为好友们庆祝生还的聚会上经常喝的，这一点也 正反映了卡帕的诙谐性格和乐天知命的人生观。 卡帕直到去世为止，一直是“马格南”的领导人物，没有他，这个团体就不可能到今天还存在，成为世界所有报导摄影顶尖高手的云集地。 在草创时期，卡帕经常得靠赌马来周转员工和同仁的薪水，布列松就常因自己的酬劳被卡帕挪用去当赌本，和他大吵一番。不过大家都知道卡帕是为了整个团体的存亡而赌，也就不太在意了。 卡帕几乎没有为摄影艺术发表过什么创作观，文采甚高的他，在战壕里仍保持写札记的习惯，不过都是一些当时的记事，和自己对人生、命运、战争、友谊、感情等的文字，他最出名的一句摄影名言就是： “如果你的照片拍的不够好，那是因为离炮火不够近。” 他的照片让人不觉得技巧的重要性，而是显露出一段用生命才能换取的勇气，这种大勇的精神使他的照片被任何派别的人都奉为经典，没有人会批评他表现得够不够精致、传达得够不够有力、裁切得够不够紧凑、快门机会够不够恰到好处、调子够不够丰富。他最出名的照片《中弹了》，品质相当差，而另一帧《诺曼第登陆》甚至是模糊不清，焦距、 光圈、快门在他的照片里都是无用的名词，他是用生命在拍照，而不是用机器，因此卡帕是被一般人称作“伟人”的唯一摄影家。

    走运·卡帕：卡帕一向以走运出名，同行的其他记者给了他一个浑号“走运·卡帕”，在他死亡那天，他的葬身之地Thai Binn正是战火初熄的时刻，几位记者一同走出战壕在外面散步，背着相机的卡帕说他要到附近走一走，看有没有什么可拍的。不久，这些记者朋友听到自卡帕走去的方向传来爆炸声，大家不由自主的这么说着： “他妈的，又让走运·卡帕抢到好镜头了。” 结果是地雷夺走了卡帕的生命！自此，世界又失去了一位伟人——罗伯特·卡帕。

    1954年5月25日，美国各晚报都登出卡帕的死讯。第二天《每日新闻》用大标题报道“关于卡帕之死”，纽约各地电视台，电台和时报也以极大篇幅刊登报道，一致赞扬他是一个最为勇敢的战地摄影家。为了纪念他，世界上曾举办十三次卡帕个人作品展览，许多有世界影响的摄影书刊都介绍过他。卡帕的作品在美国、英国、法国出版过专集。1955年美国《生活》杂志和“海外记者俱乐部”设立了“罗伯特·卡帕金质奖”，用以鼓励在新闻摄影上有成就的摄影记者。1966年，美国成立了“关心人的摄影基金会”，以纪念卡帕及其它马格南图片社牺牲了的摄影家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