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春节——深圳·南头古城（海防公署·鸦片战争纪念馆）
新安故城海防所相当于今日之“海军司令部”，据《新安县志·海防》载：南头寨辖今深圳、香港一带六处防地。明万历十九年，有战船112只，驻军2000余人，被称为“虎门之外衙，省会之屏藩”。明正德十五年(公元1520年)，广东巡海道汪宏驻节南头，翌年，在他的指挥下取得了屯门海战的伟大胜利，打响了中国人民反抗西方殖民者侵略的第一枪。此处亦为鸦片战争期间诸多海战的指挥中心，其历史地位极为重要。
小小的展馆中，信息量不少。涵盖了整个鸦片战争的过程，与香港被割让的屈辱历史。不准备详写，因为还要去虎门，那里才是鸦片战争的直接导火索......
当西方列强拿着铜枪铁炮准备撬开我国大门的时候，我们国家还处在落后文明统治先进文明的清朝。民众的愚昧和统治者的腐败与不作为，使中国大地还处在茫然自大的状态。搞笑的是，就是这样的情况下，我国竟然还是巨大的贸易顺差！西方的人们当然不明白什么叫作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当他们无论用怎样不平等的经商手段都无法改变贸易顺差时，就想到了鸦片这一毫无道德准则的挣钱方式，这就是第一次鸦片战争的起因。特朗普在这一点上还是很光明正大的，无论多么不讲理，起码他没有往中国输入毒品
......
第一次鸦片战争（First Opium War）英国经常称第一次英中战争（First Anglo-Chinese
War）或“通商战争”，是1840年至1842年英国对中国发动的一场战争，也是中国近代史的开端。闭关锁国后的清朝逐步落后于世界大潮，但是在外贸中，一直处于贸易顺差地位。
为了扭转对华贸易逆差，英国开始向中国走私毒品鸦片，获取暴利。
1838年（道光十八年）冬，道光帝派湖广总督林则徐为钦差大臣，赴广东查禁鸦片。林则徐到任后，严行查缴鸦片2万余箱，并于虎门海口悉数销毁。为打开中国市场大门，英国政府以此为借口，决定派出远征军侵华，英国国会也通过对华战争的拨款案。1840年6月，英军舰船47艘、陆军4000人在海军少将懿律（Anthony
Blaxland Stransham）、驻华商务监督义律（Charles
Elliott）率领下，陆续抵达广东珠江口外，封锁海口，鸦片战争开始。虽然这场战争只是鸦片战争的一部分，但有时也经常把它称作鸦片战争。这场战争一直是断断续续进行，其间的一系列战斗和军事行动相互之间并无关联。
战争前期中国军民奋起抵抗，沉重打击英国侵略者，但是腐朽的封建制度抵抗不住英国的侵略，战争以中国失败并赔款割地告终。签订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不平等条约《南京条约》。中国开始向外国割地、赔款、商定关税，严重危害中国主权。鸦片战争使中国开始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丧失独立自主的地位，并促进了自然经济的解体。同时揭开了近代中国人民反抗外来侵略的历史新篇章。
《南京条约》（Treaty of
Nanking）又称《江宁条约》，是中国近代史上与外国签订的第一个丧权辱国的不平等条约。涉及割地、赔款、五口通商和税款协商。
1842年（清道光二十二年），清朝在与英国的第一次鸦片战争中战败。清政府被迫于南京（时称江宁）下关江面的英军旗舰康华丽号（亦皋华丽号）上与英国签署《中英南京条约》。《南京条约》是近代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强加在中国人民身上的第一个不平等条约。英国以武力侵略的方式迫使中国接受其侵略要求，这就使中国主权国家的独立地位遭到了破坏。英国强占香港岛，中国的领土完整遭到破坏，丧失了独立自主的地位。五口通商成为西方资本主义对中国进行殖民掠夺和不等价交换的中心。巨额赔偿加重了清政府的财政负担，同时转嫁到劳动人民的身上，使他们的生活更加艰苦。《南京条约》签订后，西方列强趁火打劫，相继强迫清政府签订了一系列不平等条约。从此，中国开始逐步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
投影展示的是吸食鸦片的民众形象——都是愚昧惹的祸啊！
第二次鸦片战争是英、法在俄、美支持下联合发动的侵华战争。是英国与法国为了进一步打开中国市场，扩大在华侵略利益、趁中国太平天国运动之际，以亚罗号事件及马神甫事件为借口，联手进攻清朝政府的战争。
因为英法分别以亚罗号事件及马神甫事件为借口发动战争，所以被英国人称为“亚罗号战争”（The Arrow
War）。又称“英法联军之役”（Anglo-French expedition to China）或“第二次中英战争”（Second
Anglo-Chinese
War）。同时因为这场战争可以看作是第一次鸦片战争（即鸦片战争，相对于第二次而言）的延续，所以也称“第二次鸦片战争”。
1860年，英法联军攻入了北京，清帝逃往承德，英法联军闯入圆明园并掠夺珠宝、将其焚毁。战争中沙俄出兵后以“调停有功”自居，并胁迫清政府割让150多万平方公里的领土，从而成为最大的赢家。战争以清政府被迫签订《北京条约》结束。
第二次鸦片战争迫使清政府先后签订《天津条约》和《北京条约》中俄《瑷珲条约》等和约，列强侵略更加深入。中国因此而丧失了东北及西北共150多万平方公里的领土，战争结束后清政府得以集中力量镇压了太平天国，维持统治。
《北京条约》，包括《中英北京条约》、《中法北京条约》、《中俄北京条约》，是1860年清朝政府于第二次鸦片战争后在北京分别与英国、法国、俄国签订的不平等条约。清政府委任钦差大臣奕䜣作为谈判及签约代表。签约地点在北京礼部衙门，今天安门广场东南角。另外，1887年与葡萄牙签定的《中葡和好通商条约》亦称《中葡北京条约》。三条约约文现存于台湾地区，典藏于台北外双溪国立故宫博物院。
1856年，以英国为首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对中国发动了第二次鸦片战争，迫使清政府于1858年签订了不平等的《天津条约》，进一步攫取了大量的特权。1859年，英、法、美三国分别派遣驻华公使，率领舰队来华换约。清政府加强了天津、大沽的防务，准备在上海与英、法公使换约，以阻止公使入京。英、法拒绝在上海换约，于1859年6月北上天津大沽口外，不走清方指定的入京换约路线，强行突入大沽，结果被清军击败。英、法决定再次组织联军发动大规模的侵华战争。
1860年8月，英法联军17000余人到达天津附近海面，攻克大沽，占领天津，在通县击败清军主力。9月22日，咸丰皇帝逃往热河，任命恭亲王奕䜣为全权议和大臣，留京求和议约。在谈判时，清政府毫无抗争，完全接受了英、法的条件。
1860年10月24日，清政府全权议和大臣奕䜣与英国全权代表额尔金在北京礼部大堂，交换了中英《天津条约》，签订了中英《北京条约》。1860年10月25日，清政府全权议和大臣奕䜣与法国全权代表葛罗在北京礼部大堂，交换了《天津条约》，并签订了中法《北京条约》。英法联军随即撤出北京。1860年11月14日，清政府全权议和大臣奕䜣与俄国驻华公使伊格那提也夫在北京签订了中俄《北京条约》，承认了一直拒绝批准的中俄《瑷珲条约》。
《中英北京条约》：清政府与英国于1860年10月24日签订条约，英方代表为额尔金伯爵。约文中英文共10页，条文主要内容如下：清朝确认中英《天津条约》有效性；清朝割让广东新安县（今香港界限街以南）的九龙半岛给英国；清朝增开天津为商埠；增加中英《天津条约》的赔款至800万两；允许西方传教士到中国租买土地及兴建教堂；容许外国商人招聘汉人出洋工作，充当廉价劳工（苦力）。
新安人民的抗英斗争：鸦片战争给中国带来巨大的屈辱和深重的灾难，主权和领土完整不断遭到侵犯，隶属新安县的香港岛被迫割让给英国。然而列强仍不满足既得利益，1856年，英军进攻广州，第二次鸦片战争爆发，一场爱国爱乡的保家卫国战争，同一时间在深港两地打响。
1856年12月，居港的新安爱国人士聚集于明伦堂，商讨抵制英人统治。大批新安人民纷纷关店、辞工，离港返乡。据相关资料记载，当时离开港岛的人数在两万人以上。
与之隔海相望的南头，在陈芝亭领导下，新安县抗敌会组织一支两千人的乡勇，乔装打扮秘密潜入九龙，不断袭扰英国运输货物的船只和港英巡逻队，鼓励和组织港岛上居民参加抗英斗争，大大打击了英国的嚣张侵略气焰。
1858年8月11日，英国舰队直逼南头城外海域，先是对南头城发动炮轰，紧接着三千多名全副武装的英国士兵蜂拥上岸，向西门发动了不计代价的攻势。驻守西门外清兵及乡勇总计仅六百余名，终因敌众我寡，火力悬殊而被英军攻陷。英军入城后，毁坏县衙、火药局和民房，并打开监狱，烧杀抢掠。新安知县王寿仁率领官兵在沙井的乡勇配合下，经过几小时的鏖战，终于将英军击退。
南头城保卫战，不仅是新安人民为保护家园与英侵略者展开的一场英勇战斗，也充分展现了深港两地人民血浓于水的兄弟之情，有力地打击了英侵略者的嚣张气焰。
1857年的悬案:香港毒面包事件
这一事件到目前仍是悬案一桩。中毒者是当时在香港的英国人，嫌疑人是面包店老板华人张亚霖，看似是中国人对侵略者的一次报复行动。但重组案情，便不难发现，英国政府竟是这一事件的最大获益者。
在1857年的中国香港曾经发生过一件令人震惊的毒面包事件，在香港的英国人，无论男女老幼，早餐吃了面包以后无不出现呕吐、乏力甚至是中毒昏迷的症状。此次事件由于证据不足，并没有找到下毒的凶手，直到现在仍然是个悬案。此事的受害者显而易见，那么，在这件事上谁是最大的獲益者呢？
鸦片战争后的香港：1842年中英签订《南京条约》以后，英国人占领了中国香港岛，香港人民反英情绪十分强烈，期间发生了一些零星的反英斗争。直到1856年10月，英国借口“亚罗号事件”，炮轰广州城，发起了第二次鸦片战争。香港很快掀起了维护主权的风潮，不少在港的爱国人士纷纷离开香港返回内地，一些街头告示号召中国同胞离开香港——“在香港为外国人雇工的即速回乡”，还有一些告示呼吁中国商人不要再出售粮食给英国人，字里行间甚至不乏威胁恐吓的字眼。
一些英国殖民主义者对此极为惶恐，当时英国舰队在广州并未打胜仗，英军遭到了清军的顽强抵抗。于是，英军以防御太平军为借口进攻香港，在1856年10月16日召开了香港西人大会，通过了检举清查华人户口的决议，想以此来排斥和打击在香港的中国人。时任香港总督宝宁爵士（Sir
John
Bowring）鉴于香港华人势力强大，不仅人数众多，而且对香港经济有着重要的贡献，想稳定当时社会状况，没有接受西人大会的决议，反而采取了争取香港华商的一些政策。港英政府向香港华商派发用中文出版的《丙辰粤军公牍要略》的小册子，呼吁他们不要离开香港，继续在香港经营生意、维持业务。总督宝宁爵士还曾经发表声明：“留居港地之安分华人，在商言商，不涉政治，不特毫无仇外心理，且多出任维持治安，若竟挨户清查，徒滋纷扰，既足以灰华人之心，势恐发生恶感，此清查户口之不能行一者也;香港商务渐见繁荣，其在华人势力经济之下尤剧，一旦实行户口清查，诚恐不加驱逐而亦去之，则影响于本港商务者甚大，此清查户口之不能行者又一也。”随后，港英政府采取了一些政策，对那些冒险留在香港做工的中国人加以保护。
当时有个投机商人叫张亚霖，在香港开了一家“裕盛办馆”，平时专门给洋船供应粮食。在许多中国商人为了抵抗英国对中国的侵略而歇业、返乡的时候，张亚霖不愿意舍弃自己在香港辛苦创办的基业，拒绝还乡，靠着港英政府的保护，趁机扩大生意规模，大发其财。不仅包办船上伙食，而且几乎全港的外国人日常所吃的面包，甚至驻港的英国军队的粮食，都由“裕盛办馆”供给，生意十分兴隆。
1857年1月15日，裕盛办馆像平常一样，将面包送到四百多户在香港的英国人家中。不料，英国人吃完早餐以后，每个人都觉得腹痛，随即呕吐大作，四肢乏力，进而不省人事，纷纷被送往医院抢救。有些医疗人员自身也有食物中毒的反应，强撑着身体去救人。当时全港英国人家庭都迫切需要催吐剂。经化验，面包里面含有高浓度的砒霜。据统计，当时这批面包所含的砒霜，总共算起来有十磅之多，“烤面包的毒素最轻，黄面包的毒量比烤面包多2.5倍，白面包比烤面包多6倍。”由于砒霜的剂量太大，人们吃了毒面包以后，几乎立刻有呕吐反应，把毒素迅速吐出，再加上抢救及时，没有一个人因此丧命，但中毒事件对体弱者的身体健康造成了不可逆的影响，中毒者也受到不同程度的惊吓。宝宁总督夫人（Lady
Bowring）也是当时的中毒者之一，她中毒呕吐后即陷入昏迷，情况稳定后便返回英国疗养，但她的健康始终没有太大好转，最终在1858年去世。
由于“毒面包”事件受害群体基本上是在香港身居高位的英国人，所以此事在当时影响非常大，港英政府和警方立即出动追查。当警方来到了裕盛办馆搜查时，非常惊讶地看见店中的人员仍在正常工作，老板张亚霖和家人一起去了澳门。张亚霖搭乘“皇后”号去澳门的途中，也得知了面包中毒事件。不过，他并没有急着带着家人逃走，而选择了投案自首。事件发生的第二天，张亚霖搭乘了“舍姆洛特”号轮船回香港。张亚霖回到香港后，对警方说自己对中毒事件并不知情，而且他的父亲和妻儿皆因吃了面包而中毒，自己是无辜的，并非下毒者。
当时，裕盛办馆的营业状况非常好，规模很大，而张亚霖本人当时还被清朝政府悬赏五千元通缉，张亚霖的背景和状况使得当时的警方相信张亚霖并没有下毒的作案动机。不过，一些外国人宣称面包是在裕盛办馆生产的，必须由张亚霖承担这个责任，所以警方对张亚霖和他的员工进行了拘留，并提出了控诉。警方将裕盛办馆涉案人员都关进了仅仅15英尺的地窖里，地窖卫生条件特别恶劣，没有床位，也没有替换的衣服。
在当时的环境下，对一些与英国人合作的中国人，或者对为英国人服务的中国人，如判以极刑，会对港英政府造成很不利的影响，但又为了缓和中毒事件所导致的英国人的愤怒情绪，港英政府对此案件设立了特别法庭，由总督宝宁授权警察总监和辅政司组成。经过初步侦查以后，决定移交刑庭，在1857年2月2日正式开庭审问。裕盛办馆总共有51人被逮捕拘留，由于缺乏确凿证据，正式被控只有8个人。其他人是否被入罪完全看法庭如何判处张亚霖。如果张亚霖罪名不成立的话，其他人自然无须审查，但是如果张亚霖罪名成立的话，其他人也难逃一劫。为张亚霖辩护的律师是香港有名的律师安思蒂（Chisholm
Anstey）。经过了三天的审讯，并没有证据表明张亚霖等人曾经是下毒主谋或是参与下毒，最终陪审团以5：1的多数票判处张亚霖下毒罪名不成立。《泰晤士报》（The
Times）的通讯员在同年4月报道了这件事，文章中大骂张亚霖销售质量低劣的、不卫生的面包。《中国之友》（The Friend of
China）的编辑威廉·他伦，向张亚霖提出民事诉讼，要求精神和医药费的赔偿，最终张亚霖被罚款1010元。
张亚霖罪名不成立的判决结果使那些因吃了面包而中毒的英国人不服，他们大骂陪审团法庭，还扬言要用私刑处死张亚霖等人。迫于压力，宝宁总督运用《维持本港的安全和平条例》，将张亚霖等人重新收押，还将毒面包案件的详情向伦敦汇报，请求指示。当时香港维多利亚监狱设施非常简陋，而且拥挤不堪，能够容纳的犯人名额已达上限，难以再增加51个位置，警方取得总督宝宁的同意之后，将除了张亚霖以外的其他50人全部释放。
直到1857年5月8日，英国殖民部发来了此案件的批复，指出既然找不到新的证据和主谋，不必再审此案，将涉案人员驱逐出境，结束这件案子。总督宝宁得到指示之后，签发了递解出境令。7月底，张亚霖获释后，第二天就离开了中国香港，乘船前往越南，再也没有回去。
各种猜测：对于这场震动香港的毒面包事件，各界人士都是议论纷纷。当时还有一种说法是这样的：有一艘载着面粉和砒霜的轮船，在长时间的海上航行中，遭遇了几次大风浪之后，船舱严重渗水，一些砒霜受潮后渗入到了同船舱的面粉中，而这批有问题的面粉凑巧被张亚霖所买走。港英政府也查阅到张亚霖购买面粉进货日期和该船抵达香港的日期符合。裕盛办馆正好用了毒面粉制作成毒面包，使得吃了毒面包的英国人中毒。如果这就是事件的真相的话，那么这次毒面包案件就是一桩意外事件。
不过，在当时没有确凿证据、真相不明的情况下，部分英国人将此事件归因于中国人的成见和报复，认定事件的幕后黑手是两广总督叶名琛。1857年3月24日，英国《环球报》（Globe）报道称，早在1849年，时任两广总督徐广缙曾和张亚霖进行过密谈。徐广缙告诉张亚霖说英国军队将要对中国开战，希望张亚霖能尽一个中国人本分，为国家贡献力量，在英国军队的食物中使用毒药。如果張亚霖不帮忙，就把他在广东的亲戚全都关进牢房里，将其财产充公。由于徐广缙的继任人是叶名琛，他们认为是叶名琛买通了张亚霖或者是裕盛办馆的工作人员实施了下毒，英国记者在报纸上直接蔑称叶名琛为“Monster
Yep”（恶魔叶）。
当时清政府正全力镇压太平天国运动，对外倾向妥协，避免和他国发生冲突。叶名琛对此毒面包事件也不大理会，只是简单回应说：“事情发生在香港，我不可能去查明真相，想来由于英人对华人施加过无数罪行，附近人民不得不走此路，以泄私愤。”
谁最有动机？时任英国首相的亨利·巴麦尊（Henry
Palmerston）一直想对中国发动战争，可惜苦于没有理由。当英国驻大清公使巴夏礼在1856年回到英国时，巴麦尊首相迫不及待地同他面谈，并且叮嘱他“如果我们发动的战争在中国获得胜利，将会让我们在中国取得优越地位，所以我们必须采取强硬的措施来对付中国，必须要让中国人知道，如果他们反抗我们的话，他们将会被我们消灭。”巴夏礼回到中国以后，便利用各种机会制造事端。在1856年10月8日的“亚罗号事件”发生以后，面对叶名琛的逆来顺受，巴夏礼还怂恿宝宁命令英国海军元帅爱德华·西摩尔（Edward
Seymour）把海军舰队调到广州，炮轰广州城。当时，整件事英国政府并不知情，直到1856年12月，此事才传到英国本土。
早在1856年9月，英国内阁已决定与法国一起出兵攻打中国，但是需要一个出兵的借口，而“亚罗号事件”正好变成了一个所谓的由头。可是，巴麦尊的如意算盘并没有打响，议员们对这件事颇有微言，认为“亚罗号事件”只是件小事，亚罗号船是中国人的船，船员也是中国人，中国人在他们的领海上捕捉犯人，跟英国政府无关。议员林德赫斯特（Lyndhurst）直言称，亚罗号虽然曾经在香港领过登记证，理应受英国政府的保护，但是总督宝宁也承认了船籍登记证早在1856年9月27日已经过期，过期之后就不受英国政府管理，而且那艘船当时没悬挂英国国旗，所以并无理由调动大量海军去炮轰广州城，他认为在广州城的贸易利益比发动战争更可观。
当毒面包事件传到英国以后，巴麦尊和下议院的议员们争论了很久。巴麦尊及其支持者尝试利用这次事件去激发英国官员的情绪，以扩大对中国的侵略。他不断斥责是中国人在面包里下毒，想要毒死英国商人。一向支持巴麦尊的《早报》（Morning
Post），也大肆渲染毒面包事件，煽动民众的情绪。据1857年3月3日《早报》的报道：“毒面包事件的肇事者将自己置于公正的法律之外，视法律如粪土，这是一场不公正的审判！”。这天的《早报》新闻还进一步讽刺中国人“贪婪无情”，“只看重眼前利益”。
1857年3月17日，《早报》继续报道：“直到现在没有人能够告诉我们，我们那些远离家乡的几百个同胞不断呕吐、筋疲力尽、昏迷和吐血的真相，他们只能从欧洲医学治疗中获得些许安慰。”
当时下议院的议员对发动战争的态度不一致。经过了激烈讨论，议会通过了对巴麦尊内阁的不信任案，巴麦尊后来不惜解散议会，重新选举。巴麦尊利用毒面包事件大肆制造舆论，集合民众的力量，煽动英国人的民族情绪。据1857年3月21日《泰晤士报》报道巴麦尊的演讲：“我们国家遇到了一个很大的灾难。在哪一方面？我们的远离家乡的同胞们正遭受虐待、侮辱和一些令人发指的暴行。当国家利益受到侵害时，党派之间的分歧应该暂时放下，全国人民应该联合起来去维护我们国家的荣誉、利益。我已经得到国家各界的支持，包括托利党人、辉格党人以及一些激进分子。”他在演讲中还不断指责反对他对中国发动战争的议员们出卖英国利益。
最终，议会通过了扩大侵华战争的提案，增大远征军的规模，加紧向中国侵略。当时驻扎在香港的英国军队有两旅步兵，包括从毛里求斯出发的第5燧发枪手团和已经在香港的第59号军团，还有即将乘船前往香港的第23号燧发枪手团、第82号、90号和93号军团。通过增加来自伍尔维奇军事学校的四个中队以及200人的军医团队，英国远征军的实力大大加强。
1857年12月，额尔金率领的英军和葛罗率领的法军在香港集结，伺机行事。12月29日，英法联军进攻广州，而两广总督叶名琛认为英法代表是故作恐吓之势，因而没有认真应付和积极部署。他认为已有内线张同云在敌中，自己已全然掌握对方动向。随后，叶名琛的部将见英法联军的进攻迫在眉睫，请求调兵设防，叶不批准;部将请求召集广州市民团练自卫，他也不批准;部将请求派人到敌船侦查动静，他也不批准。叶名琛甚至认为，15日过后这件事便可以了结。结果在此次战役中，清军不战而撤，叶名琛被俘虏，后来死在加尔各答。以巴夏礼为首成立了地方傀儡政权，对广州实行了长达4年的军事统治。
综上所述，不难看出香港毒面包事件谁是最大的获益者。这件案子在法庭里的判决结果是，中国商人张亚霖及其员工因证据不足而无罪释放。而曾经的嫌疑人张亚霖及其员工最后被逐出香港，而且又不能返回内地，离乡背井。并且，张亚霖的财产也被政府扣押，甚至没有钱支付自己律师的诉讼费，也因此被再度告上法庭。显然，张亚霖非但没有得到任何好处，反而失去了所有。
对清廷来说，此事让他们一度失去了广州城，让西方列强又获得了一次开战的由头，这显然不是清朝统治者和官员们所愿意看到的，也并非他们在近代对外事务处理上的一贯态度。
虽然，毒面包事件的直接受害者是在香港居住的英国人，但是当时并没有任何一个人因为吃了毒面包而身亡。而从英国方面来看，巴麦尊内阁从这次毒面包事件中获得了侵华战争的新借口，他们大造舆论，利用报纸等媒体极大煽动了英国人的敌对情绪，最终使议会通过了扩充军备议案，扩充了远征军的数量、规模以及武器装备，终于把掠夺的战火进一步引向中国。由此便知，英國政府才是香港毒面包事件的最大获益者。从某种意义上讲，他们或许才是最有动机制造这一事件的人。
《时局图》是中国近代时事漫画的杰作。它把19世纪末（甲午中日战争后）中国面临的被帝国主义列强瓜分豆剖的严重危机，及时地、深刻地、形象地展示在人们面前，起到了警示钟的作用。给人以“亡国灭种”的危机感。
图中一个是熊，有横霸无忌的样子，占东三省地方，是譬喻俄罗斯帝国；一个是犬，有守住不放的样子，占长江一带地方，是譬喻英国；一个是香肠，有贪得无厌的样子，占山东地方，是譬喻德国；一个是蛤蟆，有任意收揽的样子，占广东、广西、云南地方，是譬喻法国；一个是太阳，他的光线到福建地方，是譬喻日本；一个是鹰，飞来分食，是譬喻美国。其旁题词曰：“沉沉酣睡我中华，哪知爱国即爱家！国民知醒宜今醒，莫待土分裂似瓜。”
《时局图》，除揭露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用犬、熊、蛙、太阳、鹰分别代表英、俄、法、日、美帝国主义国家外，还有揭露清政府腐败的内容：图上代表清政府的三个人物，一个手举铜钱，他是搜刮民财的贪官；一个不顾民族安危，正寻欢作乐；还有一个昏昏似睡者，手中拉着网绳，网中一人正念着“之乎者也”，另一人在马旁练武，揭示昏聩无能的清政府用文字狱、八股文等手段压迫思想之自由，愚弄、奴化人民。《时局图》反映了爱国者呼吁中华民族觉醒，挽救民族危亡的爱国之情。
创作背景：1900年，俄罗斯帝国乘八国联军侵华战争之机，出兵侵占我国东北全境。中俄两国于1902年4月8日在北京签订中俄《交收东三省条约》，规定俄国分三期从我国东三省撤军，每期6个月，18个月内撤完。1903年4月8日，为俄军第二期撤军的最后期限，俄国不但不肯撤回一兵一卒，反而向清政府提出7项无理要求，实际上是要独吞东北三省，引起中国人民的强烈反抗。
谢缵泰这幅漫画最早曾刊于1898年7月香港《辅仁文社社刊》上，后托好友带到日本、印成彩图，然后交给上海别发洋行发行。为唤起国人对东三省前途问题的关注，1903年12月25日由蔡元培等人主编的《俄事警闻》在上海创刊，《时局图》被刊登在其创刊号上。“因为这一张图，我们中国人知道的虽然不少，还有一大半是不知道的，所以特地登在第一天警闻上头，请我们四万万的中国人都开着眼看看，扪着心想想，恐怕不知不觉要赶紧去想法子了。”这幅图在时局危急面前，再一次形象地揭露了帝国主义列强在甲午战争后对中国的瓜分态势，尤其是俄国对中国领土的侵吞，以唤醒国人。
1900年，八国联军士兵，从左到右士兵属于：英国、美国、英属澳大利亚、英属印度、德国。
小小的展室，复原了当时鸦片烟馆的环境，给人以警戒......
墙上展示的是鸦片的制作过程和鸦片给人们带来的危害......
结束语：鸦片战争中，荒诞无能的清政府割让香港、租借九龙的丧权辱国行径，使深圳人民遭受了骨肉分离的苦难。巍然矗立的南头古城，见证了主权丧失的屈辱。尽管如此，南头古城作为曾经管辖香港地区的县治所在，依然在行使着捍卫主权的神圣职能。深港两地的文化交流，依然像割不断的纽带，在两地民众之间传递。中国人民觉醒以后的民主主义革命运动，也因为深港两地独特的地理位置，使深圳起着桥梁作用。
鸦片战争百年之后，香港已经回到了祖国的怀抱。“一国两制”的伟大构想在神州打地的香港、澳门成功实践，唯有牢记这段历史，方能不让悲剧重演。
部分文字来源于网络
——2018.2.1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