彩云之南——2017国庆·昆明·西山（聂耳墓与聂耳纪念馆）

      墓志铭：1954年，中共云南省人民政府决定重修聂耳墓地，请郭沫若题写墓碑和墓志铭。郭沫若题“人民音乐家聂耳之墓”碑和墓志铭：聂耳同志，中国革命之号角，人民解放之声鼙鼓也。其所谱《义勇军进行曲》，已被选为代用国歌，闻其声者，莫不油然而兴爱国之思，庄严而宏志士之气，毅然而同趣于共同之鹄的。聂耳呼，巍巍然，其与国族并寿，而永垂不朽呼！聂耳同志，中国共产党党员也，一九一二年二月十四日生于风光明媚之昆明，一九三五年七月十七日溺死于日本鹄沼之海滨，享年仅二十有四。不幸而死于敌国，为憾无极。其何以致溺之由，至今犹未能明焉!

      徐悲鸿推荐的《义勇军进行曲》是由田汉作词、聂耳作曲，民国时进步电影《风云儿女》的主题歌，诞生于1935年。当时，鉴于日军不断侵蚀我华北领土，激起了全国人民的愤慨。《义勇军进行曲》以震撼人心的旋律演绎出中华民族保家卫国的英雄气概和争取民族解放的坚强信念，《风云儿女》公映后，这首歌曲也随之传唱神州。在抗战时期，更是成为激励中国人民坚持抗战的有力武器。

      徐悲鸿的建议，立即得到了周恩来的赞同。周恩来也认为，《义勇军进行曲》不仅雄壮豪迈，有革命气概，而且节奏鲜明，适于演奏，选择它作为代国歌是很合适的。

      接着，梁思成等代表也纷纷表示支持，他们认为，《义勇军进行曲》不仅得到中国人民的喜爱，许多外国友人也非常喜欢。更重要的是，各国的国歌，都有其产生的历史背景，产生于抗战时期的《义勇军进行曲》，唤起中国人民反抗日本侵略者爱国热情，反映了一百多年来中国人民追求独立与富强的愿望，在新中国百废待兴之机，再合适不过了。而且，这支歌还可以用来纪念中国新音乐运动的创始人聂耳，此乃一举两得之事。

      在9月27日的政协大会上，通过关于国旗的议案，也通过了关于国歌的议案。全体代表一致同意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歌未正式制定前，以《义勇军进行曲》为代国歌。1949年10月1日下午3时，在北京天安门广场隆重举行开国大典，毛泽东主席用洪亮的声音向全世界庄严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今天成立了。”接着毛主席按动升旗电钮，伴随五星红旗冉冉上升，《义勇军进行曲》作为国歌第一次在天安门广场响起。

　　另有版本：《义勇军进行曲》是在第一届全国政协一次会议上被定为代国歌的，这是人们广为熟知的历史事实。但究竟是谁首先作此提案的，却众说纷纭。一直以来，流传最广的有两个版本，一是徐悲鸿首先提案说，另一则为刘良模、马叙伦、张奚若、梁思成等首先提案说。而徐悲鸿首先提案说在坊间的知晓度显然更高，各种文艺作品大多以此说为蓝本，又进一步作了想象与加工。甚至还有混合这两种版本而使之成为一种新版本的：刘良模、张奚若、梁思成附议、赞成徐悲鸿提议。

      其实，徐悲鸿首先提案说不管流传多广、变化又有几何，追根溯源只有一个来源，那就是1982年徐夫人廖静文女士所作的《徐悲鸿传》，此外既无其他当事者回忆的支撑，也无后世独立研究的支持。

　　而支持刘良模等首先提案说的最早就有两个资料来源。其一是《义勇军进行曲》词作者田汉先生本人的叙述。在“关于《义勇军进行曲》”一文中，田汉先生写道：“……而新政府成立，国歌与国旗同样成为迫切需要。在第六小组最后几次的讨论会上，先后由刘良模、梁思成、张奚若诸先生提议以《义勇军进行曲》为代国歌。国歌词有‘到了最危险的时候’之句，预备只用《义勇军进行曲》的谱而另创新词，郭沫若先生并已拟就3段，但张奚若先生认为不如仍用原词较有意义，并举法国《马赛曲》为例。毛主席与周恩来副主席亦赞其说，谓‘安不忘危’，何况我们这新中国要达到真正团结、安全，还需要与内外敌人及各种困难艰苦奋斗。这样便向大会提出了。”田汉先生在文章结尾处注明“一九四九年，北京政协会议。”田汉先生是国歌的词作者，又是第一届政协负责国歌问题的第六小组的成员，其叙述时间为第一届政协会议期间，所以他的这个叙述应该有极高的历史价值与可信度。只是这一叙述公开问世迟至1982年4月，是随《田汉诗选》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发行的，出版时间恰与廖静文女士的《徐悲鸿传》同年。

　　其二，同年（1982年）9月，《中国建设》发表了该刊记者卜勰茗的专访——《一个爱国基督教徒的历程——访全国政协常委刘良模》一文，刘良模也首次向媒体公开表示，在第一届政协会上，是由他首先提议以《义勇军进行曲》为代国歌的，文中还记述了他提议时的一段话语：“国歌要能代表一个国家、代表一个国家人民的精神风貌。这样的歌曲不是想写就写得出来的，而是在斗争中产生、在斗争中得到广大人民承认的。法国国歌《马赛曲》就是这样的歌曲，据我看，《义勇军进行曲》可以和《马赛曲》相媲美。”其实，刘先生讲这段话还有这样一个背景：1949年7月，刘良模在美国接到周恩来总理的电报，邀请他返回北京，参加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8月初，刘良模携全家先乘飞机抵达香港，再乘船抵达塘沽，于8月中赶抵北京。其时，国歌初选委员会和一届政协第六小组成员早已工作多时，应征稿件也有几百件，只是一直没有大家满意的作品。8月16日，刘良模抵达北京，向政协大会办理报到手续后，当即向大会秘书处打听关于国歌是否已经确定的事宜，听秘书长回答尚无结果，国歌初选委员会正在进行征集，许多人正在创作，刘良模情急之下，才发表了上述看法。刘良模向大会报到并提议以《义勇军进行曲》为国歌后，被增补进入第六小组并作为国歌评选的专家，由此他参与了《义勇军进行曲》最终被定为代国歌的最后这段工作。这也就解释了为何田汉先生的记述中强调的是“在第六小组最后几次讨论会上，先后由刘良模、梁思成、张奚若诸先生提议以《义勇军进行曲》为代国歌”。

      国歌的曲折经历：在文化大革命的时代，田汉因被诬陷为曾叛变投敌，所以《东方红》变成非官方国歌，也禁止演唱用田汉作词的《义勇军进行曲》。但在外交场合仍演奏《义勇军进行曲》的曲谱、不唱歌词。

      1978年3月5日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通过集体填词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不久田汉被平反昭雪。1982年12月4日，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通过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的决议，撤销1978年3月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通过的歌词，恢复田汉作词、聂耳作曲的《义勇军进行曲》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2004年3月14日第十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正式将《义勇军进行曲》作为国歌写入宪法。

      1978年的国歌改词事件 ：1966年2月，“文革”前夕，江青及其同伙根据个别词句断章取义，把田汉编剧的京剧《谢瑶环》上纲定性为“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大毒草。田汉因此被打倒，并于同年12月被捕入狱，两年后含冤惨死于狱中。因人废言，自此之后的十多年时间，由田汉创作的国歌歌词也不能再唱，实际上被废止了。在正式场合只能演奏国歌的曲谱。

　　“文革”结束后，受当时盛行的极“左”思潮的影响，一些人认为：现在已是和平幸福时期，原国歌歌词中“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一句已不符合情势，建议修改。

　　根据形势需要，中央指示成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征集小组”，专门负责新国歌的征集工作。小组制定了两种创作方案。第一种方案是根据原国歌曲调重新填词。第二种方案是创作新的国歌(包括词与曲)。从1977年10月上旬至12月中旬，全国69个单位，从大量应征作品中选出了518首推荐到国歌征集小组，其中按原国歌曲调填词的150首，新创作的歌曲188首……

　　经过评选组反复审听和评议……召开座谈会……广大工农兵群众、专家和领导干部，绝大多数同志都希望采用原国歌曲调填词方案。大家认为：原国歌曲调经历了抗日战争、解放战争以及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广大人民群众对它有深厚的感情，它一直在鼓舞我们的革命斗志至今仍保持着强大的生命力。而且，原国歌曲调短小，精悍、易唱、易记。在国内国际有广泛影响，无论走到哪里，只要听到它的音调，马上就会感到这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伟大形象。产生一种崇高的民族自豪感。

　　当时，以华国锋为首的党中央审阅和审听了新国歌的词稿和录音之后，经党的十一届二中全会决定，提交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讨论。1978年3月5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一致讨论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

　　新国歌的作者被注明为“聂耳曲，集体填词”。其歌词全文如下：

　　前进!各民族英雄的人民。

　　伟大的共产党，领导我们继续长征。

　　万众一心奔向共产主义明天。

　　建设祖国，保卫祖国英勇地斗争。

　　前进!前进!前进!

　　我们千秋万代，高举毛泽东旗帜，

　　前进!前进!!前进进!!!

      我上小学的那几年，正是国歌改词的那几年。至今，改词的国歌我还会唱。文化大革命，对于中国，真是一场巨大的灾难啊......

 

      聂耳是溺水死的。但是，对于聂耳溺水的真相，到现在仍旧没有一个明确的说法。没有人知道聂耳是自然溺水死亡的还是被溺水的假象所掩盖实则暗中被人迫害死亡的。对于聂耳的死亡，只有“离奇身亡”四个字。

      1935年2月19日，中共江苏省委和中国左翼文化总同盟在上海遭到破坏。田汉、阳瀚笙、赵铭彝等革命文艺家相继被捕，4月份又传来国民党政府将要逮捕聂耳的消息。中共地下党组织为了保护这位奋发有为的青年艺术家，批准他转道日本去考察，然后再到欧洲和苏联学习音乐创作。

      聂耳于同年4月15日乘“长崎号”离开上海东渡日本，4月18日到达东京。当时，他做了三个“三月计划”，每天日程都安排得很满。但7月17日聂耳到藤泽市鹄沼海滨游泳不幸遇难，只完成了第一个“三月计划”，在日本总共才住了三个月。

      由于聂耳是在1931年9月18日日本帝国主义大规模武装侵略中国东北，1932年1月28日又武装侵犯上海等重大事件之后出国的，他又以创作抗战歌曲成名，加之他在遇难后从鹄沼海里打捞上来的遗体发现“口里流过少许血，头上也有少许血”，所以长期以来人们都有不少猜疑，认为他的死因不明，很可能是被日本特务谋害而死的。因此，对当时日本警方鉴定为“溺水而死”的结论人们都不大相信。

      根据多年收集到的有关史料进行分析，说明聂耳属于“溺水而亡”的可能性很大。一、聂耳去日本时，他是中共党员的身份无任何人知道。二、聂耳创作《义勇军进行曲》是1935年3月在上海写出初稿，同年4月下旬到日本修改后定稿，寄回上海录音，《风云儿女》的电影5月24日在上海首映。那时，这部电影还没有传到日本。三、聂耳在日本所写的日记中，没有提到过他受日本特务的跟踪信息。四、聂耳在日本先后给家人和亲友寄出7封信件，也没有一封信讲到他受到国民党或日本特务跟踪的情况。五、当时，聂耳仅是个业余的音乐青年工作者，名气也不大，国外更无人知道他。六、聂耳去日本，没有办理过什么护照，也没有通过中国驻日本大使馆。七、中国左翼作家张大虚（张鹤）是聂耳在昆明时最好的朋友，他在聂耳之前去日本。聂耳遇难时是他第一个赶到现场，认领遗体进行火化，又参加日本的追悼会，并主编了《聂耳纪念集》一书。但从这本书里和他本人所写文章中，都没有看到日本特务害死聂耳的说法。八、与聂耳一起到海边游泳的还有另外三个人，在房东滨田实弘当时所写的证明材料及别人的回忆录中，没有任何人说到有什么异常之人跟踪。九、在聂耳遇难的第二天，1935年7月18日，日本报纸就报道了《民国学生聂守信溺水失踪》这个消息，如果真是特务谋杀，不可能这么快就报道的。十、聂耳逝世后这75年中，中国抗日战争早已取得胜利，对日本战犯进行了公审。从这些公审的档案材料中，也从未找到有关暗害聂耳的蛛丝马迹。

      直到1935年12月21日，聂耳遇难5个月之后，日本报纸《朝日新闻》才首次发表著名戏剧家秋田雨雀先生写的一篇文章——《在日本的支那现代剧》。文中说：“而聂耳在日本的死却在中国艺术界和民众当中引起极大震动”，“但不仅在日本的一般社会，就是话剧艺术家和音乐家中间也几乎无人知晓（他是什么人）”，“我们对邻邦艺术的了解犹如盲人一般，实在知道的太少”。

      昆明关于聂耳的记忆还有一处，就是位于原云贵总督府前的官道、现在的甬道街上73、74号。光绪二十八年（公元1902年），聂耳的父亲聂鸿仪去昆明行医，在昆明甬道街租用一间铺面开中药铺“成春堂”。当时，聂、杨（房东）两家合住一院，本属于用作商铺的清代官房，该房坐东朝西，临街有两层楼土木结构房三间。1912年2月15日，聂耳出生于此，他的童年也基本在这里度过。18岁时聂耳外出求学离开昆明，从此再也没有回来。

      新中国成立后，聂耳的三哥聂叙伦等曾前往甬道街找寻他们曾经的住房，确认了其位置即今甬道街73、74号。聂叙伦认为“这间房子除了扩街心把前厦拆掉以外，基本上还是当年的模样，屋内外都没有大的改动。”1986年7月，盘龙区人民政府将甬道街之73、74号临街铺面命名为“聂耳故居”，并列为区级文物保护单位，后划归五华区管辖，2003年升级为省级文物保护单位。

      聂耳故居坐东朝西，临街有两层楼土木结构房三间。故居内主要展出了聂耳在昆明、上海、海外度过的3个人生阶段的大量照片、遗物与生活用品，其中聂耳小时候使用过的乐器、乐谱格外引人注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