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岛的街头公园——慰农公园

      邓恩铭与青岛——中共青岛党组织奠基人：邓恩铭，又名恩明，字仲尧，贵州荔波人，1901年生，水族。五四运动爆发后，邓恩铭积极响应北京学生爱国运动，组织学生参加罢课运动。1920年11月，他与王尽美等组织励新学会，介绍俄国十月革命，抨击社会现状。1921年春，邓恩铭参与发起建立济南的共产党早期组织。同年7月，邓恩铭与王尽美代表山东共产党早期组织，赴上海出席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会后回济南建立中共山东区支部，任支部委员。1928年12月，邓恩铭在济南被捕，反动派残酷地将他杀害。

　　一、宣传马列主义，建立青岛党、团组织：1921年7月23日。这是中国共产党开天辟地的日子。上海法租界望志路106号和108号，今天的一大纪念馆。当年12名所知“还不甚了了”的青年，代表全国53名代表，胸怀大志，从五湖四海，共赴上海，完成了一个重大的历史使命。这就是中共一大的召开。在这12名代表中，有2位来自济南的代表，一个是王尽美，一个是邓恩铭。这两位与青岛党组织的创建、发展，都有深厚的渊源。特别是邓恩铭，接受党组织派遣，在青岛宣传马列主义，建立青岛党团组织，成为青岛党组织第一位领导人。

　　邓恩铭的青岛缘时间是从1922年6月开始的。

　　王克捷，青岛胶县人，邓恩铭在济南山东省立第一中学的同班同学，1973年8月10日，为怀念恩铭，他撰写《再忆又铭》一诗，其中的诗句：记得一中卒业后，他曾来胶为探亲。其叔当时宰吾邑，以故结伴来云滨。王克捷与邓恩铭中学毕业的时间是1922年6月。当时，邓恩铭从小过继给叔父黄泽沛任胶县知事。翻开民国20年即1931年出版的《增修胶志》卷十五之《职官志民国职官》，记载：黄泽沛，贵州荔波，拔贡，十一年三月，署任(胶县知事)。这期间，由于叔父的原因，邓恩铭经常来往于济南、胶县、青岛，对青岛有了更多的了解。

　　党的“一大”以后，在宣传马列主义的基础上，侧重于投身工人队伍中，宣传工人阶级团结起来组织自己的工会的重要性。党特别强调按照铁路、纺织、矿山等产业系统把工人群众组织起来，以实现整个工人阶级的团结。

　　青岛正是带有殖民特色的产业城市。不仅有胶济铁路、港口码头、四方机厂，而且，自日本帝国主义在一次大战侵占青岛后，建立了众多的纺织厂。

　　1923年1月，四方机厂圣诞会成立，并接连不断地发起罢工斗争。这正值“二七”大罢工后，北方工运处于低潮，而四方机厂的自发的工潮却异军突起，引起中央和济南党组织的注意。1923年3、4月间，全国铁路五路联合会秘派王荷波(化名满玉纲)来青，帮助教育、改造圣诞会。济南党组织也加大了对青岛方面工作的力度，邓恩铭频繁来往于济南、青岛之间，为建党建团做了大量的准备工作。邓恩铭经常跑工人区，通信成了问题。为避免别人怀疑，邓恩铭改名为丁又铭，后来，湖南路51号，当年的中国青年会附设模范小学，就成为邓恩铭的一个秘密通讯点。

      王象午，山东诸城人，1922年入党，最早在青岛有职业的共产党员。原是济南工业专科学校的学生，曾与邓恩铭、王尽美一起创办康米尼斯特学会和励新学会，担任励新学会交际员和《励新》杂志编辑。期间写过具有鲜明的马克思主义观点的文章，成为济南共产主义小组的成员之一。1921年初，他在《励新》杂志上和王尽美、邓恩铭等讨论教育问题，发表《山东的实业教育》一文，7月，他又在《新山东》第一号上发表论文《山东建设问题》。

　　1923年1月，中国从日本手中收回青岛，王象午随北洋政府接管青岛，在胶澳商埠办公署工程课任职。在与邓恩铭没有接上组织关系前，没有做党的工作活动。1923年6月，党的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大会对“二大”党章进行了修改，其中将成立基层组织的人数由“3”人改为“5”人以下。明确提出了：党员“不满5人”的地方，也要成立组织。这为改变党的“二大”至“三大”期间党的基层组织发展缓慢的状况，确立了组织理论基础。

　　邓恩铭来青后，与共产党员王象午取得联系，开始商讨筹建党团组织事宜。1923年8月，他们根据党的“三大”党章规定，建立了青岛第一个党组织——中共青岛组，邓恩铭任书记(“三大”党章规定，五人以下组织，领导人称书记)。

　　青岛党组织建立后，进一步推动了马克思主义在青岛的传播。并加速了建团的工作。在传播马克思主义中，邓恩铭更重视对工人、学生实际的宣传教育工作。他广泛结交一些进步青年，向他们介绍苏俄革命的事迹，讲解中国革命必须走俄国十月革命的道路，才能取得胜利的道理；并向他们赠送或推荐阅读进步书刊，有时还组织他们开座谈会、交流阅读心得，探讨马克思主义的理论问题。1923年9月，邓恩铭约集七八个进步青年，在工程事务所所长唐恩良家举行谈话会。10月，邓恩铭被聘为四方机厂圣诞会秘书，在邓恩铭等人的工作下成立青岛团组织的条件日趋成熟。1923年10月21日，邓恩铭给团中央书记刘仁静的信中又谈到：“此间已得同志十余人，想在最近期内把地方组织成立。”

　　邓恩铭在青岛的工作得到了团中央的充分肯定。团中央决定派王振翼以团中央巡视员的名义到山东检查指导工作。10月30日，王振翼在济南地方团召开的全体团员大会上指出，他的任务就是改组济南地方团组织，并到青岛组织青年团。王尽美在会上也谈了发展团的计划，认为将来山东青年团组织可发展为济南、淄博和青岛三个地方团。

　　王尽美在青岛期间，与邓恩铭就建立团的问题多次商讨。1923年11月中旬，王振翼到达青岛，和邓恩铭一起，多次召集进步分子举行座谈会，筹备建立团组织，1923年11月11日王振翼在给团中央负责人的信中说：“到青二日，今午邀十一人相谈一时余，弟略说了些中国经济政治状况，人民受痛苦的原因和情形，归结我们应负促进社会进化之责，实行去组织民众做一番国民革命。到会的分子，学生五人，电话局员司二人，在济加入X同志三人。谈的结果很好，决定在这一星期内，请他们再介绍些人谈话，并与到会的这些人在这星期内分开谈我们团体的纲领、组织等，谈的结果如很好，即于下星期正式组织成立，如不够二十人，即按章先组织支部。如足二十人，即成立地方团。”

　　1923年11月18日，青岛团组织成立会在胶澳商埠督办公署工程科召开。邓恩铭和王象午，职业学校学生许兴业、李松舟、李萃之、姜秩东、郝骏夫、傅健生、李树柏、张肃甫，青岛电话局职员王少文、孙秀峰等参加了会议。王振翼主持会议。由于团员人数仅12人，按团章规定20人以上才可以成立地方团，所以名称定为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青岛支部，邓恩铭任支部书记。支部下辖三个小组，其中职业学校两个小组，分别由许兴业和郝骏夫担任组长，另一个市内组，由电话局职员王少文、孙秀峰、王象午等组成，王少文任组长。团青岛支部成立后，团员十分活跃，阅读进步书刊，参与社会活动的热情很高，团中央机关刊物《中国青年》仅在职业学校每期就可销售30份。信奉马克思主义的青年越来越多。邓恩铭信心百倍，在给团中央的信中说：“此地学生界情形极好，想不久当可把地方(团)组织成功也。”

　　在邓恩铭等的努力下，青岛党的工作有了不断地发展，党员人数也不断增加。自1923年8月以后，先后有延伯真、郭恒祥、孙秀峰等入党；1924年7月，青岛党组织改称为中共青岛独立组，邓恩铭任组长，1925年2月，改称为中共青岛支部，邓恩铭任书记。此时，青岛已有正式党员13人，预备党员11人。邓恩铭在给中央的信中，建议成立中共青岛地委。

　　邓恩铭点燃的“圣火”，如星星之火，燎原岛城。

　　二、改造圣诞会，举行青岛工人第一次政治大罢工。1923年1月，四方机厂工人郭恒祥等人利用中国民间手工业工人“崇敬祖师”的习俗，以“崇敬祖师、互敬互助，提高工人人格，辅助路务进行”为名，成立了圣诞会。此后工人斗争此起彼伏。这促使山东党组织加快了开展青岛工作的步伐。邓恩铭经在胶济铁路张店站工作的中共党员王复元之介绍，与郭恒祥取得了联系。邓恩铭通过郭恒祥，加紧对圣诞会的改造，使之由带有迷信色彩的行会组织成为现代工会性质的组织。

　　邓恩铭经常走访穷苦工人，与工人打成一片，在工人成群的地方召开半公开的演讲会。他还在四方机厂附近的四方村创办了一处工人文化补习学校，当作宣传马克思主义，发展党组织，联系党、团员、领导工人斗争的指挥所。邓恩铭通过对郭恒祥的了解，决定争取郭恒祥加入中国共产党，在四方机厂建立党组织，领导工人开展斗争。圣诞会的存在，成了胶济铁路管理局，四方机厂主、领班、把头的心腹之患，他们千方百计地破坏圣诞会。路局利用警察、警长乃至警察厅长，轮番对圣诞会的领导人和会员进行威胁、利诱。

　　1924年2月7日，我党领导召开了全国铁路工人代表大会。郭恒祥代表胶济铁路工人和圣诞会出席大会。大会正式宣布成立全国铁路总工会，郭恒祥被选为全国铁路总工会副委员长，圣诞会也随之成为铁总属下的一个基层工会组织。郭恒祥回青岛后，热情地传达了大会精神。在邓恩铭的帮助下，不仅整顿了圣诞会的组织，而且迅速向外发展，分别在张店车站铁路工人和青岛码头工人中成立了分会；在青岛水道局、电灯公司工人中着手成立组织；派人到四方纱厂工人中进行活动。1924年3月18日，邓恩铭在关于青岛工运情形致刘仁静的信中说：“四方会长郭本来就不坏，自此次铁总会归来，勇气与决心更增百倍，他俨然以山东总工会创办自任，以首领自期，现正进行电灯、水道之组织，纱厂也亦托人运动”，“总而言之，四方机厂工会俨然就是青岛总工会的象征。”圣诞会，在郭恒祥的领导下，为争取工人的生存权益，反抗厂方压迫，在不到两年的时间里就曾举行过十余次斗争，对青岛工运的兴起与发展起到了很大的推动作用。1924年9月，胶济铁路局强行将圣诞会取消，并将郭恒祥等4名工人开除，但四方机厂工人并未因此而消沉，在青岛党组织的领导下，于10月又组成了秘密工会。这是青岛的第一个新型工会。它以无产阶级革命思想为支柱，受青岛党组织的直接领导，有很强的组织纪律性，因此，发展很快，成为青岛工人第一次政治大罢工的重要力量。

　　1925年初，胶济铁路局领导层发生了山东地方势力与交通系派之间争夺局长肥缺的内讧，中共青岛党组织把握时局，分析利弊决定利用路局内部的矛盾，以我为主地进行斗争，以显示工人的力量，争取改善工人政治经济地位，提高工人思想觉悟和斗争意识。并于2月初召开了骨干分子会议，研究罢工斗争的策略。这次会议决定派傅书堂等人为代表，与路局山东派谈判罢工条件。邓恩铭坐镇四方进行组织部署，王尽美此时正以孙中山先生的特派宣传员身份，来青进行国民会议促成会的宣传工作，时常到四方研究、指导罢工事宜。傅书堂、丁子明、伦克忠等人是具体组织罢工的骨干，他们根据邓恩铭、王尽美的指示，分工组织发动四方机厂、机务处、青岛站等处工人。2月8日，在路局山东地方派的操纵下，全路员工举行了罢工，整个胶济铁路完全瘫痪了。四方机厂工人，在青岛党组织的领导下，有组织地参加了这次罢工，并将四方机厂秘密工会予以公开，组成了罢工委员会、宣传队、纠察队。根据邓恩铭、王尽美的指示，傅书堂等工人代表向路局提出了复工的五项条件。胶济路员工的罢工终以山东地方派获胜而告结束，路局终于迫于压力答应了工人提出的部分条件。青岛党组织针对路局答复的条件，结合当时斗争的实际情况，分析研究认为：“不能要求一次斗争解决一切问题，要适可而止，只要答复条件的60%，就是胜利。”四方机厂工会根据这一指示意见，向工人讲明了革命斗争长期性和策略性的道理，工人于第2天复工。2月18日，四方机厂工会召开了全体工人大会，庆祝罢工胜利。全厂1500余名工人都参加了工会，并合影留念。

　　四方机厂工人“二八”大罢工，在中国工人运动史上占有重要一页。邓中夏在1930年编写的《中国职工运动简史》一书中说：“‘二七’失败已隔一年”，“此时，有一新生势力为‘二七’时所没有的，就是异军突起的胶济路工会(即圣诞会)，该会在中国工人阶级大受打击之后，居然能起来组织工会，会员发展到一千五百余人，不能不算是难能可贵。”罢工的胜利，说明了工人阶级要取得自身的解放，只能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团结起来，有组织、有纲领的进行斗争。中共山东地委对这次罢工十分重视，在罢工期间，先后从全省各地抽调十余名党员骨干来青参与组织罢工，在山东地委的指导下，中共青岛党组织于罢工结束后，以四方机厂工会为基础，成立了胶济铁路总工会，这是青岛第一个行业系统的总工会。四方机厂工人大罢工的胜利和胶济铁路总工会的成立，在青岛形成了一个强大的冲击波，推动了青岛工人运动的迅速发展，成为名副其实的历史火车头。

　　三、青岛的第一次国共合作与国民会议运动。1924年1月至1927年7月的第一次国共合作，对中国革命起了巨大的推动作用。在这一时期内，青岛国共两党组织，按照各自的斗争纲领，为反对共同的敌人——日本帝国主义和北洋军阀，携手并肩，共同奋斗，推动青岛革命走向了第一次高潮。

　　青岛国民党组织的建立，在时间上要早于共产党组织，其活动的开展则更早。远在同盟会建立的初期，即1907年前后，同盟会会员丁惟汾、陈干、刘冠三、等30余人先后来青岛开展推翻清王朝统治的活动。1923年初，国民党山东创始人丁惟汾及王乐平来青，创建了国民党外围组织平民会青岛分会，发展会员100余人，联络了一批社会力量。同年底，陈名豫又创办胶澳中学，将平民学会总部设于此校中，并着手整顿组织，严格纪律，有计划地发展党员，培养干部。

　　中共青岛党组织于1923年8月建立后，虽然人数不多，斗争经验不足，但是一个全新的、以共产主义为最终目的、以马克思主义为行动指南的、具有严格组织纪律的、统一的工人阶级政党组织，因此其能量、影响和号召力是巨大的。为促成青岛的国共两党的合作奠定了思想和组织基础。

　　在青岛国共合作形成的全部过程中，共产党人始终是积极进取，处于主导方面。邓恩铭、王象午等在创建党团组织的同时，将同国民党的合作作为建立统一战线的重心。首先是邓恩铭、王象午先后熟识了一批国民党人，发展了其中延伯真加入共产党，孙秀峰、王正文等加入青年团，扩大了对国民党的影响。其次是邓恩铭、王象午和10余名青年团员加入了国民党组织，并在其中努力工作，团结和支持左派党员，初步形成了左派力量在青岛国民党组织中的主导地位。

　　1924年1月，在孙中山先生主持下召开了国民党第一次代表大会。1924年4月，国民党山东临时执行委员会主要负责人王乐平来青岛着手改组青岛国民党组织。青岛的共产党员积极参加了这一工作，积极协助国民党工作，在教育、工商、政界以及市民中发展党员百余名，并建立了7个区分部。11月，国民党青岛市执委会正式成立，共产党员邓恩铭等当选市执委委员。这标志着青岛国共合作的正式成立。国共合作建立后，青岛共产党人根据党中央的指示精神，与青岛的国民党组织携手合作，共同努力，推动了国民会议运动在青岛的蓬勃开展。

　　召开国民会议是中国共产党在1923年7月《第二次对于时局的主张》中提出来的。孙中山先生在《北上宣言》中采纳了这一主张，号召开展国民会议运动，得到了全国各阶级、各阶层人民的热烈拥护。1924年12月，山东的共产党员和国民党员王尽美、阎容德、王乐平等在天津被孙中山委托为特派宣传员，回山东宣传召开国民会议的重大意义。第二年1月，王尽美来到青岛，在国共两党组织的协助下，首先在李村路神州大药房内设立了国民会议促成会筹备处，并在《大青岛报》上发表《启事》，邀请各界人士前往商谈国民会议促成问题。青岛各界代表和社会知名人士前往者“络绎不绝”。随后，经青岛国共两党出面组织，新学生社、胶澳教职员联合会、少年学会、女界联合会、女权运动大同盟、反帝国主义大同盟、非基督教大同盟等7个团体联合发表了致青岛各公团函，建议成立国民会议促成会。1925年1月17日，青岛37个团体的50余名代表举行会议，成立了青岛国民会议促成会。会议通过了一项宣言和致孙中山、段祺瑞以及省各社团电；选举鲁佛民为青岛国民会议促成会主席、邓恩铭、林礼周、任子中、蔡自声、延伯真、鲁佛民等15人为执行委员，另外还有9人当选为候补执行委员。

　　青岛国民会议促成运动是青岛共产党人和国民党人真诚合作的第一次成功实践。形成了一股反帝反封建的巨大浪涛，对青岛革命统一战线的发展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

　　四、狱中斗争：敌人的监狱，是坚强的革命者的熔炉。这是革命者与敌人面对面斗争的另一战场。虽然生命的主动权掌握在敌人手中，但是，“只要主义真”的革命者，把生命置之度外，大义凛然，视死如归，“不惜惟我身先死”，换来红旗飘飘。这就是狱中的邓恩铭给我们展现的铮铮铁骨形象。

　　从1925年直到生命结束，邓恩铭三次被捕，两次越狱，这样的经历说明，他以无产阶级的大无畏的英雄主义气慨，以越是艰难越向前的精神，义无反顾，赴汤蹈火，威武不屈的革命气节。

　　四方机厂罢工斗争胜利后，邓恩铭就把发动工人的重点转向纱厂，1925年4月，青岛6大日纱商厂工人举行了第一次同盟罢工，给敌人以极大的震撼。因为邓恩铭经常深入各纱厂进行活动，所以很早就引起了胶澳商埠警察和日本人的注意，大批暗探用跟踪盯梢的办法刺探并搜查了邓恩铭的住处泰山路13号。

　　1925年5月4日，邓恩铭不幸被捕。邓恩铭被捕后，青岛党组织一方面设法营救邓恩铭，一方面继续领导工人进行罢工。一周后邓恩铭被胶澳当局驱逐出青岛。5月11日，邓恩铭被迫离开工人斗争高潮的青岛。这时，中共山东地委派从法国留学后到莫斯科东方大学深造的李慰农接替他的工作。在青岛党组织的发动和组织下，青岛人民的爱国热情，空前高涨。引起青岛当局和日商厂主的极大恐慌。日商厂主通过日本政府向中国当局施加压力。恰在此时，山东督办张宗昌来到青岛。张宗昌在接受中、日反动势力30万元的贿赂之后，决定再一次向罢工工人开刀。在这次大搜捕中，李慰农、胡信之不幸被捕，于7月29日被害于青岛团岛。邓恩铭没有被险恶的形势所吓倒，仍不停地往来于各厂工人中间，了解情况，研究对策，指导工人的斗争。

　　在青岛敌人大搜捕的日子里，邓恩铭时而西装革履，时而长袍马褂，时而一身工装。他凭着自己的机智，工人群众的掩护，以及国民党左派人士鲁佛民等人的通风报信，巧妙地躲过了便衣警察一次又一次的盯梢和追踪。形势越来越严峻。通缉邓恩铭等人的通缉令贴满青岛市的大街小巷，邓恩铭不得不转移到外地。

　　1925年11月7日清晨，邓恩铭在济南与省地执委几名委员正在机关开会，研究纪念十月革命节的活动时，数名警察突然闯进屋来，逮捕了邓恩铭等人。国民党山东省党部得知“省执行委员邓恩铭”被捕，积极营救，中共山东党组织通过各种渠道，千方百计进行营救。经过多方努力，邓恩铭终于以“保外就医”出狱了。出狱后的邓恩铭，不久便被山东党组织派到淄博矿区。不久，党组织派邓恩铭来到青岛。

　　此时的青岛，笼罩在一片白色恐怖之中。当局仍在通缉邓恩铭。邓恩铭没有考虑个人安危，帮助整顿、恢复了青岛支部联合会，邓恩铭还在青岛主编出版了《红旗》和《铁路工人》刊物。

　　1927年4月27日至5月9日，党的“五大”在武汉召开，中共山东区委派邓恩铭参加了大会。这次大会后，1928年2月，邓恩铭又被派来青岛担任市委书记，同年夏，他又调回省委。这是邓恩铭最后一次在青岛工作。

　　1929年初，邓恩铭在省委宣传部机关开会时，被叛徒出卖，再次被捕。邓恩铭入狱后不久，便成为狱中同志和难友的核心。他首先团结了狱中的党内同志，并对狱中的情况进行了了解。他鼓舞大家，做好长期坚持狱中斗争的思想准备；同时也告诫大家：在狱中要保持和维护党的纪律，坚决反对动摇、自首，党员在狱中要加强集体主义，要思想一致，行动一致。在狱中，以邓恩铭、武胡景(前省委书记)、何自声(省委秘书长)等同志为核心，形成了狱中党的领导。在狱中，供应给犯人的饮食越来越差，有一次竟用发了霉的高粱面做成窝头给犯人吃，还有一次甚至用被水泡烂而且发了霉的小米给犯人做饭，激起了犯人的强烈不满和义愤。邓恩铭和狱中的党组织抓住这两件事，组织了两次绝食斗争。这就为党组织发动和领导越狱斗争创造了有利的条件。

　　第一次越狱是1929年4月19日晚，这次越狱只有一人成功，这次越狱后，邓恩铭冷静的分析了越狱的经验。同时又在组织第二次越狱计划。同年，7月21日进行了第二次越狱，十八人全部冲出监狱。邓恩铭冲出监狱后也按计划转移，但因他在狱中受到敌人摧残折磨，加之久病体弱，躲避不及，再次被捕。敌人给他们上了重镣，严刑拷打，从肉体上给予折磨，妄图摧垮他们的意志。

　　1930年，邓恩铭在敌人的百般折磨、刑讯逼供中度过了整整一年。邓恩铭在他最后的岁月，回顾了他自己的一生：为了这一崇高理想，他将献出自己的青春。

　　山东从最初的几个热血青年，点燃了共产主义的火炬，短短的十年，这火炬在齐鲁大地成为熊熊的革命烈火，燃遍济南、青岛、淄博等城市乡村，烈火燎原之势已不可阻挡。一批人倒下去，更多的人接过了火种，革命烈火必将越烧越旺。邓恩铭欣慰地笑了，他深信魔鬼的宫殿必将在这烈火中坍塌、毁灭，一个新的世界也必将在烈火中诞生。

　　邓恩铭唯一感到遗憾的是：父母年迈了，从他来到济南，二老时刻为他担心受惊，而且自己却未能在父母身边尽一天的孝心。邓恩铭知道自己的日子不会太多了，他也知道自己的死将会给父母造成极大痛苦，他只好用一些希望来安慰慈祥的老人家，至少在他死去之前，还应该让她抱有希望，而希望是可以支持老人家的生命的。邓恩铭在最后的日子里曾写了两封家信，语气平和，谈着家里的事情，嘱咐弟弟，安慰老人说自己仍有出狱的希望。邓恩铭用希望来安慰父母，却没有用这个希望欺骗自己。他在英勇就义前，邓恩铭写下《就义诗》：“卅一年华转瞬间，壮志未酬奈何天。不惜唯我身先死,后继频频慰九泉。”1931年4月5日凌晨6时，邓恩铭、刘谦初等22名同志，在济南纬八路刑场英勇就义。

      刘少奇与青岛：20年代中期，刘少奇作为工运领袖，视察了青岛的工运工作。30年后，刘少奇重踏当年战斗过的地方——青岛，百感交集。1980年，冤案昭雪，刘少奇的骨灰，又在青岛撒在了他挚爱的大海之中。生为革命，死也永远为共产主义事业。这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卓越领导人、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刘少奇同志一生的光辉写照。曲折，奋斗；坎坷，抗争；冤屈，信念，留给共产党人一面高风亮节的镜子。经受了中共历史上最大冤案的刘少奇，留给共产党人这样一句警言：好在历史是人民写的。这是处在逆境和挫折的刘少奇对夫人王光美的最后留言，是对党、对人民坚定不移的信念，也是鼓舞王光美活下去的力量。在刘少奇71年的生涯里，共来青岛两次，时间是1925年5月和1957年7月。值的欣喜的是：1980年2月，中共十一届五中全会做出《关于为刘少奇同志平反的决议》，刘少奇冤案得到平反昭雪。同年5月19日，刘少奇的骨灰在青岛撒向了浩瀚无边、滔滔不息的大海。魂归大海，一代伟人在青岛光辉战斗的历史足迹，青山怀念。

　　一、刘少奇来青视察工作：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是工人阶级的政党。中国工人阶级的诞生是在19世纪中叶资本主义列强在中国开办工厂企业以后。青岛工人阶级的诞生是在1897年德国侵占青岛以后。正当青岛的工人阶级在黑暗中摸索，寻找自己的带路人时，伟大的中国共产党诞生了。从此，中国共产党开天辟地，工人运动进入一个崭新阶段。青岛的革命形势、工人运动发生了重大变化。

　　1923年1月，以郭恒祥为首的四方机厂工人组成了青岛第一个工人组织“圣诞会”，工人斗争此起彼伏，引起党中央的关注，加快了开展青岛工作的步伐。同年3月，全国铁路五路联合会派中共党员王荷波(化名满玉刚)来青，与郭恒祥等人取得联系，对圣诞会进行帮助、教育、改造，使其纳入党领导的工人运动轨道。4月，中共济南支部派党员邓恩铭到青岛开展建党建团工作。8月，邓恩铭在青岛建立了第一个党组织——中共青岛组。10月，邓恩铭被聘为圣诞会秘书，直接指导圣诞会的斗争，培养了一批工人运动骨干力量。这期间，正值著名的“二七”大罢工失败，北方工人运动严重受挫。1924年到1925年上半年，在邓恩铭的领导下，青岛党、团组织进一步壮大，各界反帝、爱国斗争此起彼伏，工人运动轰轰烈烈，逐渐形成了青岛有史以来的第一次反帝爱国斗争高潮，在全省乃至全国产生了强烈影响。1925年5月1日至9日，全国第二次劳动大会在广州举行，会议决定成立中华全国总工会。在这次会议上，刘少奇当选为中华全国总工会副委员长。圣诞会的傅书堂、伦克忠代表胶济铁路总工会出席了大会。会议期间，他俩向刘少奇详细汇报了青岛工人运动的情况，得到刘少奇的关怀和支持。会后，在他俩的陪同下，刘少奇来到青岛。就在刘少奇来青岛之前，5月4日，邓恩铭在泰山路13号住处，被胶澳商埠警察厅冠以鼓动工潮首领之名拘捕，经各方营救，于11日被驱逐出境。中共山东地委决定，由李慰农负责青岛方面工作。在四方机厂西公司宿舍，共产党人王象午家即李慰农的住处，刘少奇在这里接见了青岛党组织的主要成员李慰农、王象午、傅书堂、丁子明、纪子瑞等人。

　　刘少奇与李慰农曾先后在莫斯科东方大学学习过。李慰农向刘少奇汇报了青岛工运和党的工作情况。当刘少奇听到“纱厂工人每天工作12小时以上，工资仅得2角钱，还要扣除房金，余者连最低饭费也不够；工人的疾病得不到医治，生育没有产假，10天不到厂即被开除；因工致残得不到抚恤；幼童和缠足女工更惨，常遭凌辱”时，刘少奇说：“这里的工人格外苦呵!”当李慰农讲到“在党的领导下，纱厂工人自4月19日至5月10日的大罢工”时，刘少奇说："很好，很好。工人阶级团结起来，就是伟大的力量。工会是工人的台柱子，要把工人团结在周围；要把打入工会的工贼清除出去，要注意斗争的策略，工作要果敢、灵活。”刘少奇从身边取来一份《向导》周报，笑着问：“每期能来多少份?还能读到什么?”大家你一言我一语地说，能读到《中国工人》、《新青年》、《唯物史观》等书刊。傅书堂说：“这些书，有好多文章同志们还看不懂。”刘少奇说：“不懂不要紧，只要反复阅读，反复思考，就可弄懂。我们革命，光有武不行，还得有文，文武双　全了，才能战胜敌人。”刘少奇还询问了支部活动情况，指出：“不仅要注意纱厂这样的大厂，还要把小厂的工人也组织起来，以四方机厂为大本营，扩大青岛的工人运动。在工作中，目前一个阶段仍然打着民族革命的旗帜，但必须掌握好党的领导权……”当时，大家都被四方机厂二月罢工斗争和纱厂罢工斗争胜利所鼓舞，情绪高涨。刘少奇提醒大家：“敌人决不会善罢甘休，可能正在筹谋新的反扑；我们共产党员要站得高，看得远，要准确地认清时局。”为了使大家对时局认识的更深刻，刘少奇接着分析了国际国内形势，指出帝国主义之间矛盾的加剧，革命统一战线的形成和革命运动的高涨，并介绍了苏联十月革命成功的经验和第二次全国劳动大会的决议。

　　刘少奇在青岛期间，李慰农召集了党、团负责人会议，一起分析研究了下一步的工作。最后，刘少奇嘱咐道：“你们工会成立不久，还很年轻。今后若有问题，要靠党来解决；有困难，可写信给我。”说完，在纸条上留下通讯地址，交给李慰农。刘少奇走后十几天，著名的“五卅”爆发的前夜，青岛纱厂的日本厂主雇用军阀张宗昌，向纱厂工人举起了屠刀，造成“5•29”惨案。李慰农立即写信给刘少奇。6月，刘少奇复信，并汇来中华全国总工会捐款2百元，北京学生会捐款2千元。有力地支援了这次罢工，青岛掀起了波澜壮阔的反帝反封建爱国运动。

　　二、刘少奇来青参加政治局会议。刘少奇第二次来青岛已是时过32年之后的1957年之夏。对青岛来说，这是最令人难以忘怀和瞩目的夏天。毛主席曾在青岛工作和生活了整整1个月。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邓小平、李先念、彭真等党和国家领导人也先后抵青，与毛主席一起共商国是。当时的青岛成为全国的政治中心。

　　7月17日上午，刘少奇乘专机到达青岛，下榻山海关路9号，与周恩来、邓小平同住一楼。从毛主席来青大事记中可以看出，刘少奇那次来青岛的主要活动就是开会。下午1时，毛主席召集在青的中央领导在第二海水浴场休息室举行政治局会议，刘少奇参加了会议。第二天下午3时，毛主席在迎宾馆继续举行政治局会议。7月19日下午3时，毛主席在迎宾馆主持召开甘肃等8个省的省委第一书记会议，刘少奇参加了会议。7月20日，政治局会议在迎宾馆继续举行。毛主席、刘少奇、周恩来电贺波兰人民共和国国庆13周年。7月21日下午7时，政治局会议结束。7月22日，刘少奇离开青岛。

　　刘少奇在青岛的5天里，主要是讨论研究1957年中国夏季的形势。毛主席根据讨论的意见撰写了《一九五七年夏季的形势》一文，这篇文章收在《毛泽东选集》第五卷。这是唯一一篇毛泽东在青岛写的大文章。刘少奇在青岛期间，还与邓小平、彭真、陆定一游览了中山公园、海滨公园(今鲁迅公园)及市容。之后，刘少奇再也没来青岛。

　　三、刘少奇骨灰在青岛海葬。1969年11月12日，国家主席刘少奇在河南开封惨遭迫害致死。在他临终前后，身边没有一个亲属。他的妻子儿女在几年时间里对他的生死下落不明，一直到林彪反党集团覆灭后的1972年，才得知刘少奇已于3年前离开了人世。此时，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仍在如火如荼地进行着……

　　斗转星移，岁月悠悠，历史的脚步沉重而又迅速地跨过了一个又一个年头……

　　1976年10月，“四人帮”反革命集团覆灭。十年内乱至此结束。1978年12月，中国共产党召开十一届三中全会，实现了伟大的历史转折，开始全面认真地纠正“文化大革命”中的“左”倾错误，审查和解决党的历史上一批重大冤假错案和一些重要领导人的功过是非问题。党内外的许多干部群众早就对刘少奇一案表示怀疑和不满，这时纷纷向中共中央写信，要求为刘少奇平反。1979年2月，中共中央决定，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和中央组织部联合对刘少奇一案进行复查。1980年2月，根据复查的结果，中共十一届五中全会做出《关于为刘少奇平反的决议》。同年5月13日，刘少奇治丧委员会派王首道、刘澜涛等同志陪同王光美和她的子女们前往河南省郑州市迎取刘少奇的骨灰。14日下午4时，刘少奇骨灰运回北京，送往人民大会堂，安放于江苏厅。5月17日，刘少奇追悼大会在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邓小平致悼词。根据刘少奇生前的遗言，将把他的骨灰撒在祖国的大海里。几千年来，中华民族对死去的人都实行土葬，以慰在天之灵。1956年，新中国的领导人进行了一场革命，中央领导人集体签名同意死后火化。之后，从周总理开始，对火化又进行第二次革命，火化后不保留骨灰，撒到祖国的江河湖海。这就是海葬。海葬，是海洋上进行的一种特殊葬礼，伟大的革命导师恩格斯曾有“把骨灰葬在大海中”的遗嘱。1895年8月5日，伟人与世长辞。8月27日，马克思的女儿艾琳娜乘一只小船，把恩格斯的骨灰沉到离岸两英里的碧海中。德国著名诗人海涅在一首脍炙人口的诗作中有这样的诗句：假如我死了，请葬我尸入海心，用它冰冷的水，清凉我的方寸。正象恩格斯一样，以此，表达忠于祖国的儿子对海洋的热爱和崇敬，与日月同辉，与大海共存。

　　5月19日，刘少奇治丧委员会派出工作人员，陪同王光美和子女前往青岛海区散撒刘少奇的骨灰。9时30分，专机飞离北京。10时25分，专机降落在青岛流亭机场。机场降半旗，哀乐低徊。数百名北海舰队的干部战士列队肃立默哀。专程从济南赶来青岛的山东省和青岛市、海军司令部、北海舰队的领导同志均到机场迎接。海军接受了这项特殊的任务。原海军司令员叶飞躺在病榻上，带病参与具体研究事项，并派北海舰队出1艘导弹驱逐舰和4艘护卫艇护航。

　　青岛是个阴天，满天阴霾。车队到达码头时，还星星点点地掉了几滴雨花，天公有情，似乎也体察到了人们沉痛悲哀的心情，码头上，数百名海、陆军指战员和干部、群众，臂缠黑纱，脱帽肃立。扬声器播放着哀乐，半降的国旗在天空中缓缓地飘动。11时45分，军舰汽笛长鸣，缓缓离港。码头旁停靠的所有舰艇上，着白衣蓝裤的海军官兵列队敬礼，目送军舰驶向海口。101舰出港后，4艘炮舰617艇、618艇、619艇、621艇快速跟上，前后左右各一，编队护卫。30分种后，军舰驶到刘公岛海域，按国家元首的级别，以最高的规格和礼遇，舰上播出哀乐，鸣炮21响。

　　下午1时。刘少奇治丧委员会办公室工作人员陪同王光美和子女捧护着刘少奇的骨灰盒来到驱逐舰后甲板。舰上广播室播出哀乐，甲板上挤满了人。刘源打开骨灰盒，王光美最后一次亲偎着骨灰袋，缓缓地打开袋子，看见了洁白如雪的骨灰，泪如泉涌。王光美，在祖国的黄海的大公岛的附近海域，撒下了第一把她至亲至爱的雪白的骨灰。接着，她捧了一把骨灰交给了小女儿刘潇谦……她失声痛哭!刘少奇的子女和亲属，以及原来在刘少奇身边工作的人员和刘少奇老战友的孩子——两位青年代表，依次散撒。随着刘少奇的骨灰和鲜花不断地抛进大海，人们在船舷边，凝望着，呼唤着，哭泣着。哭声和呼喊声，风声和海浪声，震憾着水天茫茫的黄海，响彻在全国人民的心中。雄伟的军舰编着整齐的队形，驶向返航的航向。海浪拍打着舰舷，凝重的天空渐变稀薄。下午3时30分，军舰靠上码头。之后，王光美及其家属在青岛又住了几天。他们在工作人员心中留下了美好的印象。

　　少奇同志，岛城人民永远怀念您!

      王尽美与青岛的第一次国共合作与国民会议运动：1924年1月至1927年7月的第一次国共合作，对中国革命起了巨大的推动作用。在这一时期内，青岛国共两党组织，按照各自的斗争纲领，为反对共同的敌人——日本帝国主义和北洋军阀，携手并肩，共同奋斗，推动青岛革命走向了第一次高潮，在青岛革命史上留下了光辉的一页。 

　　青岛国民党组织的建立，在时间上要早于共产党组织，其活动的开展由更早。远在同盟会建立的初期，即1907年前后，同盟会会员丁惟汾、陈干、刘冠三、陶成章、高震等30余人先后来青岛开展推翻清王朝统治的活动。他们联络青岛商会、青年会和基督教会等民众团体，广交各界名流，开设《晨钟》杂志青年分社，大量销售革命刊物，创办震旦公学，培养革命人才。但不久即遭到德国殖民者的摧残，震旦公学被封闭，陈干等人被通缉，从1909年到1922年的10余年内，在青岛的革命党人，由于忽视了民众的力量，认不清敌友，加之没有严格的纪律，结果是组织涣散，到处碰壁，一筹莫展。直到1992年底，中国北洋政府接收青岛之时，才重整旗鼓，开展活动。1923年初，国民党山东创始人丁惟汾及王乐平来青，创建了国民党外围组织平民会青岛分会，国民党员陈名豫，于恩波、蔡自声、孟民言等人也开始在各界名流、教师、店员及下层职员中活动，发展会员100余人，联络了一批社会力量。同年底，陈名豫又创办胶澳中学，将平民学会总部设于此校中，并着手整顿组织，严格纪律，有计划地发展党员，培养干部。 

      中共青岛党组织于1923年8月建立后，虽然人数不多，斗争经验不足，但是一个全新的、以共产主义为最终目的、以马克思主义为行动指南的、具有严格组织纪律的、统一的工人阶级政党组织，因此其能量、影响和号召力是巨大的。在党组织的创建过程中，共产党员邓恩铭、王象午等广泛宣传马克思主义，在工人、学生、职员、教师中开展工作，联络了一大批社会进步力量，并在1923年下半年到1925年初的不到两年的时间里，发展党团员近数十人，为促成青岛的国共两党的合作奠定了思想和组织基础。 在青岛国共合作形成的全部过程中，共产党人始终是积极进取，处于主导地方面。邓恩铭、王象午等在创建党团组织的同时，将同国民党的合作作为建立统一战线的重心，首先是邓恩铭、王象午先后熟识了一批国民党人，发展了其中延伯真加入共产党，孙秀峰、王少文等加入青年团，扩大了对国民党的影响，其次是邓恩铭、王象午和10余名青年团员加入了国民党组织，并在其中努力工作，团结和支持左派党员，初步形成了左派力量在青岛国民党组织中的主导地位。  

　　1924年1月，在孙中山先生主持下召开了国民党第一次代表大会。会后，国民党即在全国范围内开始了改组。1924年4月，国民党山东临时执行委员会成立后，其主要负责人王乐平即来青岛着手改组青岛国民党组织。青岛的共产党员积极参加了这一工作，在邓恩铭、王象午、延伯真和青年临时执行委员会于5月成立。随后青岛共产党人在发展自身组织的同时，积极协助国民党工作，在教育、工商、政界以及市民中发展党员百余名，并建立了7个区分部。11月，国民党青岛市执委会正式成立，共产党员邓恩铭等当选市执委委员。这标志着青岛国共合作的正式成立。国共合作建立后，青岛共产党人根据党中央的指示精神，与青岛的国民党组织携手合作，共同努力，推动了国民会议运动在青岛的蓬勃发展。 

　　召开国民会议是中国共产党在1923年7月《第二次对于时局的主张》中提出来的。孙中山先生在《北上宣言》中采纳了这一主张，号召开展国民会议运动，得到了全国各阶级、各阶层人民的热烈拥护。1924年12月，山东中共产党员和国民党员王尽美、阎容德、王乐平、王哲等在天津被孙中山委托为特派宣传员，回山东宣传召开国民会议的重大意义。 第二年1月，王尽美来到青岛，在国共两党组织协助下，首先在李村路神州大药房内设立了国民会议促成会筹备处，并在《大青岛报》上发表《启事》，邀请各界人士前往商谈国民会议促成问题。青岛各界代表和社会知名人士前往者“络绎不绝”。 随后，经青岛国共两党出面组织，新学生社、胶澳教职员联合会、女界联合会、女权运动大同盟、反帝国主义大同盟、非基督教大同盟等7个团体联合发表了致青岛各公团函，建议成立国民会议促成会。1925年l月17日，青岛37个团体的5O余名代表举行会议，成立了青岛国民会议促成会。会议通过了一项宣言和致孙中山、段棋瑞以及省各法团电；选举鲁佛民为青岛国民会议促成会主席、邓恩铭、林礼周、任子中、蔡自声、延伯真、鲁佛民、刘次萧、李开良等15人为执行委员，另外还有9人当选为候补执行委员。 会后，王尽美先后在中国大舞台电影馆和青岛大学召开会议，向市民宣讲国民会议促成会的意义，号召全市各界联合起来，推翻封建军阀的专制统治，建立民主、昌盛的新中国。 青岛国民会议促成运动是青岛共产党人和国民党人真诚合作的第一次成功实践。从王尽美来青岛到孙中山逝世的短短几个月中，全市各界民众团体几乎全都参加了，国民党会议促成会，他们纷纷以不同形式——集会、联谊、游行、演讲、拥护共产党和孙中山提出的召开国民会议的倡导，反对段祺瑞的善后会议，形成了一股反帝反封建的巨大浪涛，对青岛革命统一战线的发展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

       “贫富阶级见疆场，尽善尽美为解放”，这是王尽美对自己名字的解释。王尽美，山东莒县人。1918年夏，王尽美考入山东省第一师范学校，在反帝爱国运动中，王尽美逐渐接受了马克思主义新思想新文化。1919年，他组织进步师生成立了“励新学会”，出版了《励新》半月刊。1921年七月，王尽美在上海出席了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1922年，他赴苏联出席了共产国际召开的远东各国共产党及民族革命团体第一次代表大会。归国后，他又出席了党的“二大”和“四大”，并先后担任山东支部主任、地委书记等职。1925年8月19日，积劳成疾的王尽美病逝于青岛医院，也就是现在的山大医院，时年27岁。

      1925年，在中共四大召开之后，青岛组改建为青岛支部，邓恩铭任书记。在青岛党组织领导下，工人运动掀起了高潮，胶济铁路工人大罢工和纱厂工人的三次同盟大罢工，都取得了重大胜利。与此同时，青岛党组织改变建党初期主要在工人中发展党员的做法，开始着手进行农村党的建设。1926年春末，山东省委派钟渊纱厂的工人领袖、第一个入党的浮山后村民王星五回青岛，建立中共青岛支部联合干事会，任支联书记。1926年6月，王星五在浮山后村发展了王进仁、王孟仁、王寰仁入党，成立了中共浮山后村支部，王进仁任书记。青岛第一个农村党支部由此诞生。 浮山后村党支部建立后，在加强党的宣传、团结教育群众等方面都很活跃。1927年初，以党员为骨干在本村组织同乐会（即俱乐部）和武术馆，以公开、合法的形式，公开发动群众，进行反霸斗争，扩大了党的影响。1927年8月，中共青岛支联在邹平路26号的党的机关被破坏，党员名册被搜去。敌人立即到浮山后、埠西、唐家口等村搜捕共产党员，浮山后、埠西两村党员陆续回村，支部恢复活动。1928年，浮山后村党支部发展了孙家下庄支部，并在本村建立了青岛农村第一个团支部——共青团浮山后村支部。1930年10月，接到市委“双十节”的部署，浮山后村党支部发动组织了抗债团，利用农民抗债抗捐抗税的要求去鼓动斗争，在斗争中扩大党组织。1931年4月，由于青岛市委秘书被捕叛变，省、市委组织遭到一连串的破坏。浮山后村等支部的党员大都外出躲避，自此与上级组织失去联系，支部停止活动。

      王星五：1926年在浮山后村组建了青岛第一个农村党支部，在邓恩铭的领导和支持下，他成为青岛早期工人运动的领袖之一。1933年冬牺牲于济南反省院，享年28岁……今年9月25日，在68岁的王继木老人家中，记者聆听了岛城烈士王星五的英勇故事。

      在日企开展工人运动：王星五原名王佐仁，字星五。1905年出生在青岛市浮山后村一个农民家庭，兄弟五人，他排行老三，由于家庭生活所迫，十几岁就开始做工，他曾在日本人统治下的山东胶济铁路机械科当养成工。因为看不惯工友被欺负痛打，他被日本人开除，他又进入沧口的一家日商纱厂钟渊纱厂做工。王星五在1922年秋与其他22名青年工人一起被派往日本神户学习纺纱技术。在日本神户期间，他们备受欺侮，王星五也深深感受到“一盘散沙”是不行的，必须成立团体。他和刘崇焕发起组织成立“中国兄弟同盟会”，被选为副会长，兼任武术教练。“中国兄弟同盟会”虽然是自发的帮会组织，但具有强烈的反帝爱国思想。1923年春天，“中国兄弟同盟会”23名会员，从日本回国后，继续在钟渊纱厂做工。他领导“中国兄弟同盟会”成员带领工人开展增加工资，不许打骂童工等斗争，都取得胜利。到1923年秋，会员已经发展到200余人，成为一个力量很强的工人组织，王星五也被选为会长，成为工人的自然领袖。

      在青岛发展100多名党员：1923年春，邓恩铭、李蔚农来青岛传播马克思主义，筹建党、团组织，领导工人运动。8月初邓恩铭建立了青岛城市的第一个党组织，王星五也在其影响下，逐渐接受了中国共产党的领导。1925年3月，秘密加入了中国共产党。4月，青岛钟渊、大康、兴隆等纱厂均爆发了工人同盟大罢工。当时王星五是钟渊纱厂工会负责人、工人总代表。为阻止沧口的警察支援四方，王星五率领5000多名工人把道路堵死。由王星五组织钟渊纱厂的工人胜利完成了任务。罢工遭到残忍镇压，几千名军警和日本人包围工人宿舍，悍然开枪，当场打死8人，75人被捕，伤者无数，数百人被通缉，3000多人被开除，制造了骇人听闻的“青岛惨案”。7月份，王星五和其他40名工运骨干被捕，他被关进常州路23号欧人监狱。后来王星五被营救出狱，1925年8月初，党组织安排他到北京工作学习，他经常到北京大学旁听李大钊讲课。1926年6月初，他到青岛任中共青岛支部联合干事会书记。6月26日，“支联”书记王星五和干事赵豫璋偷偷带着一面党旗秘密地来到族叔王提桂家，与刚入党的王进仁、王孟仁、王寰仁一起建立起了青岛第一个农村党支部。到1927年春，青岛“支联”发展了27个支部，100多名共产党员。并建立团支部，发展进步青年入团。

      四过家门而不入：党支部建立之初，需要继续扩大党员队伍，王星五经常到青岛各地讲课宣传，由于忙于工作来回奔波，大约十五个月连家都没回。有四次他来到浮山后村讲课都路过了自家门口，但他只敢偷偷瞄两眼，因为怕被敌人发现行踪和泄露党支部所在地等秘密，都没敢踏入家门半步。1927年刚过清明节，一天上午王星五刚在沧口给党、团员上完课，经过李村回市区的时候，恰好在沧口集市上碰见一年多没有见面的老父亲。王星五看到父亲已苍老，鼻子一酸，潸然泪下。父亲也十分激动，尽管十分想念儿子，但还是转告他千万别回浮山后村，更不能回家，因为家的周围已经有人盯梢。王星五擦了擦眼泪，从上衣口袋掏出两块银元放在父亲手里，嘱咐给母亲和妻儿买些吃的后，又急忙转身钻到了人群里。第一次入狱的时候，王星五在欧人监狱里，面对各种刑具和酷刑，也没有吐露半点党的秘密。在家人和党组织的营救下，王星五被无罪释放。1927年8月26日傍晚 ，王星五带着浮山后村和埠西村的党员、团员名单来到联络站开会的时候不幸被捕，被判处有期徒刑12年。1930年初，冯玉祥北伐军攻占济南后，王星五等人不断上诉，案子重新审理后，宣告无罪释放。1932年10月他在北平师范大学秘密演讲的时候，再次被捕，被判处有期徒刑8个月，在北平监狱服刑，后又被秘密押回济南反省院。尽管他自幼习武身体强壮，但因为多次被捕，受尽酷刑，身染多种疾病，没有得到及时治疗，1933年在敌人的折磨下逝于济南反省院，时年仅28岁。

      武胡景，1899年出生于河南孟县。1921年夏，考入唐山交通大学预科，1923年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不久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1924年4月，任唐山社会主义青年团地委书记。同年夏，受中共中央选派赴苏联莫斯科东方大学学习，先后任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旅莫支部书记和中共旅莫支部书记。1928年秋，根据党中央指示，武胡景回国到山东工作，先后任中共淄博特委书记、 中共青岛特支书记，同年12月任中共青岛市委组织部部长。

　　1929年初，由于叛徒出卖，山东党组织遭到严重破坏。2月，党中央调武胡景赴济南主持中共山东省委的重建和组织整顿工作。4月不幸被捕，在敌人没有了解其真实身份时，他与邓恩铭、杨一辰等建立狱中党组织，共同领导狱中斗争，并于4月和7月组织了两次越狱行动，杨一辰和武胡景等6位同志先后成功越狱。脱险后，武胡景等赴上海，向党中央汇报狱中斗争情况和越狱经过，党中央对他们的行动给予了高度评价。

　　1930年1月，党中央委派武胡景赴顺直省委工作，任唐山市委书记。7月，调任中共天津市委书记。1931年1月，出席中共六届四中全会，会后受中央委派，到东北传达全会精神，整顿东北党组织。2月，任中共北满特委书记兼哈尔滨市委书记。1932年1月，党中央调武胡景到上海任“临时中央”军事部部长，1933年1月任上海中央执行局军委书记，1934年春任中央保卫部部长，参与领导白区党的秘密斗争和情报工作。1934年10月，上海中央执行局遭到严重破坏，武胡景主持组成中共上海“临时中央”执行局，担任代理书记，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领导恢复党的地下组织，开展秘密斗争。

　　1935年，武胡景奉党中央之命赴莫斯科学习，并出席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被选为共产国际监察委员会委员。1936年，在苏联肃反期间，因反对王明、康生的错误，武胡景受到诬陷迫害牺牲，时年37岁。1953年，苏共中央为武胡景平反。1957年，中共中央追认武胡景为革命烈士。

      刘谦初（1897～1931）：原名刘德元，字乾初，化名黄伯镶。山东平度人。1912年考入平度县知务中学。1916年春，刘谦初率学友13人赴青岛加入孙中山委派居正所建的讨袁（世凯）军，5月参加攻克潍县、高密城之战。讨袁结束，荣获“义勇奖牌”。 1917年初考入县立平度师范讲习所就读，1918年考入济南齐鲁大学文预科。

    五四运动时，他正在齐鲁大学读书，立即参加反帝爱国运动，言行激烈。1922年夏，他考入北京燕京大学深造。次年，结识共产党员方伯务、范鸿吉力，开始接受马克思主义，并参加革命活动，是燕大的学生运动领袖之一。1924年6月加入社会主义青年团。燕大毕业后，他应聘到镇江润州中学教书。

      1926年7月，国民革命军在广州誓师北伐，大革命高潮来临。刘谦初辞职到广州，准备投考黄埔军校，因黄埔军校不收已毕业的大学生，不得已到岭南大学附中任教。年底，国民政府北迁武汉，武汉成为革命中心。刘谦初闻讯，于1927年初赶到武汉，参加北伐军，任国民革命军第十一军政治部宣传科社会股股长，并负责主编《血路》周刊。同时加入中国共产党。南昌起义时，他正在九江，受命赶赴南昌参加起义，因途中遭反动军阀张发奎部队的拦阻，没能及时到达南昌。

      1927年8月，刘谦初到上海，被党分配到江苏省委工作。10月中央又调他到福建，先后任漳州地区书记、福建省委书记等。1929年初，山东党组织出现叛徒，组织遭破坏，中央又命他到山东工作。 刘谦初到山东后，化名黄伯镶，以齐鲁大学教员为职业掩护，开始了恢复和重建党组织的工作。4月，他和中央派来的刘晓甫及原省委的王进仁组成新的省委，任省委书记兼宣传部长。

      6月初，青岛日商纱厂工人由于厂主的残酷经济剥削和政治压迫，罢工不断。刘谦初按照党的指示，于6月下旬赶到青岛，与中共青岛市委书记党维蓉一起深入工厂，调查研究罢工情况，做出领导罢工的具体指示。罢工开始后，刘谦初回到济南。不料，7月2日，因叛徒告密，省委机关遭破坏，省委秘书长兼共青团省委书记刘晓甫等被捕。反动当局在胶济铁路沿线密布眼线，搜捕刘谦初。刘谦初决定再回青岛。8月7日，他化装成农民，乘火车离开济南。在明水车站被反动当局密探逮捕。在国民党济南警备司令部里，刘谦初坚不承认自己的真实身份。国民党山东省党部、济南市党部头目殷君采、吴保甫曾在武汉与刘谦初共过事，他们出面指认了刘谦初的身份，并进行诱降，遭到刘谦初的严词拒绝。中共中央得知刘谦初等人被捕的消息后，积极组织营救。1930年9月，军阀韩复榘接任国民党山东省主席，疯狂镇压革命，从重审理共产党案件。1931年4月5日，刘谦初、邓恩铭等22名共产党员壮烈牺牲。

      党领导下的青岛大英烟厂工人斗争： “一口凉窝头，一口干咸菜，但凡有活路，不到大英来。”1923年，大英烟草股份有限公司青岛分公司（厂）成立。英国资本家采用“以华治华”的办法，建立了一套由中国买办、监工、把头组成的剥削体系。这首歌谣，描述的就是那时候烟厂工人的凄凉生活。1929年，中共青岛市委派陈少敏（当时中共山东省委书记任国桢的爱人，负责工人运动工作）到烟厂发动工人运动，酝酿成立工会，以更好地维护工人利益。1929年2月，陈少敏利用烟厂工人庞其昌与同厂女工结婚之机，召开“洞房会议”，对工人骨干进行思想发动工作。同年8月15日，青岛大英烟公司（厂）工会筹备委员会成立。9月2日，在中共青岛市委的组织领导下，青岛大英烟公司（厂）工会正式成立。工会成立后，引起了资方的极端仇视。他们时常以种种借口虐待、迫害加入工会的工人，有的甚至被无故开除。为反抗资方暴行，在工会的组织下，青岛大英烟厂工人从1929年9月到12月连续举行了三次罢工。但是，三次罢工都因资方勾结青岛市社会局镇压而失败。

      1930年2月，中共青岛市委在青岛大英烟厂秘密成立党支部，按期召开会议，讨论发展组织，领导工人运动。同年3月，中共青岛大英烟厂党支部和工会领导工人再次举行罢工。此次罢工计划以青岛大英烟厂为起点，推动全市同盟罢工，以配合反蒋联军的军事行动。

      此次工潮发生后，大英烟草上海总公司利用华籍高级职员打通上层关系，国民党当局随即派人驻厂，并强迫工人复工。3月30日，资方张贴布告，决定开除60名工人。第二天，工人代表散发《告全市工友书》，揭露烟厂迫害工人的罪行，请求全市工友援助。4月9日，烟厂600多名工人游行，抗议资方无故开除工人。在青岛大英烟厂工人罢工斗争中，中共山东省委和中共青岛市委以“中华全国总工会援助大英烟公司工友后援会”的名义，印发传单，声援烟厂工人的斗争。这次罢工迫使资方做了让步，答应了工人提出的部分条件。

      自1929年至抗战前夕，青岛大英烟厂工人的英勇斗争迫使英国资本家妥协。烟厂为工人们建起了食堂和女工哺乳室；将工人工作时间由10小时改为9小时等。中共青岛市委领导的烟厂工人运动取得初步成果。

      北平学生“一二·九”抗日爱国运动的消息传到山东，山东济南、青岛、曲阜、烟台等地的学生和进步知识青年，立即作出反应，在中共山东地方党组织的领导下，开展了广泛的抗日救亡运动。1935年，“华北事变”后，中华民族危机进一步加深，中日民族矛盾激化已成为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抗日救亡成为中国人民的主要任务。山东作为华北五省之一，是日本加紧侵略的重点省区。1935年10月，日本内阁通过鼓动“华北自治”案后，企图利用韩复榘与蒋介石之间的矛盾，拉拢韩复榘充当“华北自治”的领头人物。同时加紧对山东进行资本和商品输出，以控制山东经济命脉，进行野蛮掠夺。在这种危机深重的形势下，同全国一样，随着华北特别是北京抗日救亡运动浪潮的兴起，山东也掀起了以学界为先锋、以工农为后继的抗日救亡运动大潮。在华北危急，中华民族危急的形势下，爱国学生的抗日救亡运动首先爆发。1935年8月1日，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发出了《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即“八一宣言”，呼吁全国各党派、各界同胞、各军队，实现停止内战，一致抗日。12月下旬，中共中央瓦窑堡政治局会议，又提出和确定了建立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在中国共产党的号召和领导下，12月9日，北平大中学校学生举行了大规模的示威游行，反对“华北自治”，要求停止内战，一致抗日。“一二·九”学生抗日爱国运动得到了全国人民的热烈支持和声援，特别是获得了全国各地爱国学生的积极响应。一场以爱国学生为先锋和号角，以工农及各界广大人民为后继和后盾的广泛的抗日救亡运动在全国各地兴起。

　　北平学生“一二·九”抗日爱国运动的消息传到山东，山东济南、青岛、曲阜、烟台等地的学生和进步知识青年，立即作出反应，在中共山东地方党组织的领导下，开展了广泛的抗日救亡运动。

　　“一二·九”学生爱国运动的消息传到青岛，青岛大中学校也迅速响应，立即行动起来。山东大学学生以中共党员学生王广义（王路宾）、陈延熙等为首，闻风而动，贴出了一张不署名的通告，倡议立即召开全校学生大会，组织“山东大学学生抗日救国会”。在大多数学生的赞同下，1935年12月18日，“山东大学学生救国会”宣告成立，王广义、陈延熙被选为执行委员。救国会成立后，立即向全国发出通电，声援北平学生的抗日救亡义举，并发动组织广大同学上街示威游行，开展抗日爱国的宣传活动。1936年1月6日，山东大学学生抗日救国会，与礼贤中学、铁路子弟中学、市立女子中学等学校学生联合，成立了“青岛市学生抗日救国会”。他们利用一切机会和多种形式广泛进行抗日救国宣传活动，有力地推动社会各界特别是工人抗日救亡运动的开展。如1936年2月7日，青岛市政府举行大港3号码头落成典礼大会，山东大学学生救国会便抓住时机，到会场散发传单、讲演，对群众进行抗日救亡的宣传。

　　青岛学生的抗日救亡活动，同样遭到国民党青岛当局的镇压，到3号码头进行抗日救亡宣传的山东大学学生救国会成员5人被拘留，经过广大学生和社会各界群众的抗议斗争，才迫使国民党青岛当局放人。但他们回到学校，又遭学校当局的处罚。山东大学时任校长赵琦，按国民党当局旨意，采取种种手段分化瓦解学生的抗日救亡活动。学生抗日救国会推举代表10多人到青岛市政府请愿，要求政府当局对学生的抗日救亡行动提供保障。山东大学的抗日救亡活动，震惊了国民党南京政府，南京政府授意教育部指令全国大中学校选派学生代表于1月15日到南京听取蒋介石训话。山大学生抗日救国会要求学校当局不要派人参加，但校方不听，仍然派出3名学生到南京听训。救国会召开大会通过决议，开除这3人的会籍。学校当局极为恼怒，校长赵琦操纵校务会议，于3月1日以“行动越轨，破坏校纪”为名，勒令山大学生抗日救国会骨干王广义、陈延熙、李声簧、熊德邵、韩福珍、周文煜等6人退学，立即离校，实际是开除学籍。学校当局的倒行逆施，激怒了学生，学生抗日救国会召开全校学生大会，要求校方收回开除学生的成命，遭校方拒绝后，学生们愤怒地撕下开除学生的布告，包围办公楼，封了校长办公室，高喊驱逐赵琦的口号，张贴驱逐赵琦的标语，宣布罢课，并宣布校方不收回开除学生的成命，就坚持罢课，斗争到底。4日，国民政府教育部电令：要“以严厉手段处理山大学潮”。于是国民党青岛市党部、市政府、公安局与学校当局进一步密谋镇压学生。8日黎明，国民党青岛军政当局出动军警500多人，包围山大第四校舍，破门破窗而入，搜索、殴打学生，拘捕学生32人，并继续留在校内戒备。校方又贴出布告，再次开除学生13人，学生则继续罢课斗争，坚定表示，若不收回开除学生（19人）的成命，决不复课。经过学生的斗争和全体教授的请求，学校当局不得不于14日收回开除13名学生的成命，并释放被拘捕的学生，王广义等6人则仍被勒令退学。国民党当局迫于学生的坚决斗争，最终也只得将赵琦撤销校长职务。学生在中共党组织的安排下，决定复课，以其他方式继续进行抗日救亡宣传活动。

　　“一二·九”运动后，平、津进步学生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于1936年2月在北平成立了“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简称“民先”），宗旨是团结全国青年参加抗日救国斗争。9月，共青团员李欣受上海团组织指示考入山大后，秘密联络山大和铁中、文德中学的一些进步学生，成立了“青岛同学救亡会”，与北平“民先”总部取得联系，在同学救亡会基础上成立了山大“民先”队，坚持抗日救亡活动。

      *1936  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青岛地方队部成立。日商各厂工人举行反日大罢工。

　　“华北事变”发生以后，随着中日民族矛盾的突出，在学生抗日救亡运动的推动下，山东工人农民也掀起了抗日救亡运动的斗争。

　　首先是在青岛，具有反日传统的青岛日资工厂工人，为响应上海日资工厂工人的反日罢工斗争，尽管当时青岛日资工厂的中共党组织尚未恢复，但他们仍然根据以前在中国共产党组织领导下进行斗争的经验，毅然举行反日罢工。从1936年11月17日开始，先后举行反日大罢工的日资纱厂、丝厂、染织厂等有大康、内外棉、隆兴、丰田、上海、钟渊、富士、宝来、同兴、铃木、瑞丰等十多家，24000多名工人。开始各厂罢工工人没有相互联系，更没有统一领导。至11月29日，才有大康、内外棉、隆兴等纱厂的联系，并举行过联合罢工。罢工工人一方面到社会上张贴“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等标语，一方面在厂内提出了禁止把头殴打迫害工人，特别是提出不准打骂迫害童工、女工，提高工人工资，不得无故解雇工人，承认工会，发给工会津贴等5项要求。

　　日本厂主及日本青岛纺织同业会等十分恐慌，找到日本驻青领事馆，要领事馆向国民党青岛当局交涉。驻青日本领事馆则要求国民党青岛当局派军警镇压。11月20日、24日，日本驻青领事馆领事西春彦两次去找青岛市长沈鸿烈，认为这次罢工是反日政治事件，背后有国民党青岛市党部成员和共产党员、国术馆人员、基督教青年会会员等支持，对沈鸿烈提出指责，无理要求青岛当局必须派军警镇压。沈鸿烈屈从日方压力，指示市公安局派警员逮捕了大康纱厂罢工工人代表，并派出海军陆战队到日资工厂周围严密警戒，答应拒绝罢工工人提出的后两项要求，即取消承认工会和发给工会津贴。同时向日方提出，其他三项要求日方予以考虑，表示如果日方接受那三项要求，他将做到：工人无条件复工；制止工会活动；处理外来不法分子。日方同意沈的处理意见。

　　但罢工工人不服沈鸿烈的处理办法，坚持继续罢工。日方认为国民党青岛当局镇压不力，决定对其施加更大压力。12月3日晨，活动于中国海域的日本第三舰队海军陆战队700多人在青岛登陆，航空队待命出动，旗舰“出云”号奉命由沪开赴青岛。日军登陆后强行接管了日资工厂的警戒，袭击了国民党青岛市党部和胶济铁路党部以及市图书馆、通讯社、国术馆等，给沈鸿烈一个下马威。在日方的武力胁迫下，沈鸿烈接受了西春彦提出的侵犯中国主权、镇压青岛抗日救亡运动的四项条件。12月14日，各厂工人被迫复工。

　　但是，青岛工人的抗日救亡活动并未被停止。12月12日西安事变的消息传到青岛后，12月21日，青岛日资纱厂工人派代表奔赴西安，以“青岛全市纱厂工人联合会”的名义写信给张学良、杨虎城将军，除表示衷心支持外，还诉说了压在心中的抗日怒火。

      李欣与青岛：李欣（1917~），福建省长汀县人。1933年开始参加进步活动。1936年3月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同年8月考入青岛国立山东大学，是青岛救亡同学会和“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青岛地方队部、山东大学队部的主要组织者和领导人。1937年转为共产党员。此后，历任中共青岛特支书记、高密游击队工委委员、鲁东南工委委员、东北军一一二师工委委员、八路军山东军区滨海支队政委、东北挺进纵队第一支队政委、第四野战军师政治部主任、人民解放军第三十八军一一三师政委等职。1950年到外交部工作，先后任驻德、驻英使馆参赞。1960年调军事科学院工作，任外国军事研究部副部长。“文革”中受到冲击，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平反。历任解放军政治学院一系政委和学术委员会主任等职。1985年离休。

　　李欣与青岛的不解之缘，始于土地革命战争后期。青岛地方党组织1923年8月建立，经历了建立、破坏、重建、再破坏，屡毁屡建的过程。1934年9月27日，中共青岛市委员会被破坏，青岛没有了市一级党组织。此时，在上海同济大学念书的李欣找到团组织，于1936年3月光荣加入团组织。李欣由于参加了一二九运动，被反动学校当局开除。上海团组织决定，让李欣继续报考大学，利用学校这块阵地，继续搞学生运动。鉴于青岛党组织从1934年到1935年期间连续遭到破坏，出现一片空白的情况，上海团组织决定，让李欣报考国立山东大学，到青岛去重新建立组织。就是带着这样的历史重任，李欣来到青岛，开始有组织、有计划地点燃青岛地区的抗日烽火。

　　1936年8月下旬，李欣由上海乘船赴青岛。经过一昼夜的海上航行，睡梦醒来，一清早，轮船驶入胶州湾，对面是一座风景如画的美丽城市。李欣发出感慨：青岛啊，青岛！我终于看到你了。李欣下船后，迎接他的是热情的抗日救亡学生。这些抗日救亡学生，就是青岛未来抗日之希望。早在李欣来到青岛之前，即1936年1月6日，国立山东大学学生救国会联合礼贤中学、文德女中、市立女中等校学生在山大召开会议，成立了青岛市学生联合会，形成以山大爱国学生为主体的，包括广大中学学生和进步教师在内的抗日民主队伍，成为一二九抗日救国运动的一个据点。李欣来到青岛以后，第一项工作就是把抗日救亡学生组织、团结起来，“大刀向向鬼子们的头上砍去”。李欣从上海带来了一些秘密刊物，其中有中共中央的《八一宣言》，毛泽东和斯诺的谈话《从午夜十二点到两点钟》；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有关文件，包括季米特洛夫关于建立国际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报告；我党在巴黎出版的《救国时报》等。这些刊物在一部分思想比较进步的同学中间传阅，起到了很好的宣传和组织作用。1936年9月，李欣与王桂荣等在鱼山路6号召开抗日救国进步学生会议，会上，李欣传达了“民先”章程，介绍了北平“民先”活动情况。到会的除山大部分学生外，还有铁路中学和文德女中的进步学生。这次会议之后，青岛在李欣的组织下，成立了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青岛地方队部和青岛救亡同学会。1937年2月，李欣到上海出席“全国学联”执委会，找到上海共青团联系人袁汝镛，了解到，1936年11月，党中央解散共青团组织，规定团员可以立即转为党员。但袁汝镛在上海也找不到党组织，他让李欣回到北方找党。这次会议后不久，李欣再次回到青岛，肩负起青岛建党的重任。在找不到党组织的情况下，李欣只好主动地进行革命工作，继续团结同学，组织开展抗日救亡运动。1937年4月，李欣在救亡同学会的基础上，组织国立山东大学爱国学生20余人，在万国公墓开会，宣布成立“民先”山大队部。吴纟青被选为山大“民先”区队长。“民先”山大队部成立后，经常有计划地向同学介绍进步书刊，并组织救亡歌曲合唱团、世界语学习班，吸引大家参加活动，广泛联系了校内外群众，扩大了政治和社会影响。

　　1937年7月初，李欣和王冠仲、吴纟青等人到达北平，准备参加民先全国代表大会。去后，七七事变爆发，北平的形势十分紧张，代表会没有开成。8月8日，李欣随北平南下的学生返回青岛。此时，青岛正值暑假，在校同学很少，李欣和民先骨干分子团结在校同学及社会上一些人，继续进行抗日救亡活动。为了开展对市民群众的宣传工作，李欣等组织了一个话剧团，专演《放下你的鞭子》这出戏，鼓动人们起来抗日。鉴于当时的抗日形势，李欣利用国民党当局组织的防护训练班，在青岛市内和郊区崂山毕家村一带进行抗日宣传，发展民先队员，准备开展抗日游击战争。这期间，李欣积极参加接待过往青岛的平津流亡学生。当时，东北大学的进步学生邹鲁风负责此事。李欣多次和邹鲁风接触，他们政治观点一致，工作关系密切。李欣得知邹鲁风是共产党员，向他介绍了自己在上海参加共青团的经过。9月中旬，中共东北军工委书记项乃光，带着邹鲁风写给李欣的信，到国立山东大学找李欣接组织关系。项乃光要李欣在青岛立即发展建立党的组织，开展青岛地区的工作。中共东北军工委是七七事变后，随东北军五十一军进驻青岛市区的。工委书记项乃光和五十一军工委副书记王学铭，以“民先”队员身份多次到国立山东大学了解情况。李欣接上组织关系转为中共党员后，根据东北军工委的指示，立即着手进行建党工作，重点在山大发展建立党组织。李欣在开展抗日救亡运动的过程中，看到陈振麓、王艺两位同学政治表现很好。同时，李欣了解到，陈振麓早在1933年，在察北抗日同盟军已加入了共青团。因此，李欣恢复了他的组织关系。接着，李欣又发展王艺加入共产党。经东北军工委批准，中共青岛特支建立，李欣任书记，陈振麓分管组织，王艺分管宣传。中共青岛特支受东北军工委直接领导，其任务是动员各界群众，组织武装起义，准备在日军侵占青岛后开展游击战争。这是青岛党组织在遭到破坏，两年处在无党状态之后，建立的第一个市级党组织，革命火种再次燃烧，斗争的锋芒直指日本帝国主义。中共青岛特支成立后，首先为一批与组织失掉联系的老党员恢复了组织关系。西安事变后，青岛地区的一些老党员先后获释出狱，他们积极参加抗日救亡活动，积极通过各种方法联系党组织。先后找到中共青岛特支的有：青岛郊区毕家村的李西山，蓝家庄的王焕年、王学瑞，十梅庵的李明海，大枣园的姜明吾，以及住在市区的高嵩等。经过考察了解，报请东北军工委批准，先后给李西山、王景瑞、王焕章、李明海、姜明吾等恢复了组织关系。中共青岛特支成立后，继续以山大为中心，发展积极向上的学生为党员，其中有周璇、王羽中、吴纟青等。1937年8月下旬，中共中央政治局举行扩大会议，分析了全国抗日战争的新形势，通过了《关于目前形势与党的任务》和《抗日救国十大纲领》。根据这次会议的精神，中共中央北方局及时提出了知识分子“脱下长衫，到游击队去”的号召。中共青岛特支在和郊区的老党员接上关系之后，根据他们的建议，研究确定，集中力量到郊区去，以毕家村、蓝家庄为中心，组织崂山抗日游击队。中共青岛特支吸收了他们的建议。这是在斗争中吸收的经验教训：市委机关设在市内容易暴露，设在郊区容易转移。陈振麓、王艺带领山大学生章茂桐、王儒林、王桂荣等到崂山毕家村住下，和李西山、王景瑞、王焕章等一起，发动群众参加抗日游击队。陈振麓到毕家村后，建立了毕家村党支部，并任书记。李明海、姜明吾是20世纪30年代初的老党员，他们出狱后，找不到上级党组织，就自行重建了沧口区委。和中共青岛特支接上关系后，也受青岛特支的领导。

　　中共青岛特支决定到郊区建立抗日游击队后，李欣曾12次到毕家村，和同志们一起研究组建抗日游击队的事情。不久，东北军工委决定派李欣到高密去工作。当时，高密县有一个绅士叫蔡晋康，打着抗日的旗号拉起一支队伍——高密抗日游击队。东北军工委的王再天和蔡晋康取得联系，并向项乃光报告了这一情况，决定帮助争取蔡晋康建立一支真正的抗日队伍。为此，东北军工委决定建立中共高密抗日游击队工委，由伍志钢（东北军工委宣传部长、工委书记）和邹鲁风、李欣三人组成，伍志钢任书记。于是，伍志钢、邹鲁风和李欣带领山大部分民先队员，前往高密抗日游击队开展工作。1937年11月，李欣到高密蔡部后，东北军工委决定，撤销中共青岛特支，成立中共青岛市委，由陈振麓、王学齐、李民山、王焕章、李明海5人组成，陈振麓任书记。东北军工委派王艺去泰安向山东省委作了汇报。市委成立后，驻在毕家村，继续发动组织崂山抗日游击队。这是抗战时期第一届青岛市委机关移在郊区，直到青岛解放，市委机关一直驻在郊区。

      “我们的队伍多么广大强壮，它有优秀的工农和学生。我们共有一百零八个同伴，向着一个目标前进。我们欢笑踏起一串歌声，歌声惊醒天上的星星。我们心胸好像蓝天的彩云，充满抗战救亡的热情。”这是崂山抗日游击队的战歌，是伍志钢用苏联《祖国进行曲》的曲调，重填的新词。当年的崂山抗日游击队，就是冒着鹅毛大雪，唱着这首激昂的战歌，离开青岛，奔赴新的抗战征途。这首战歌，一直埋藏在崂山抗日游击队队员的心中。

      胶东抗日根据地，位于山东半岛的胶莱河以东地区，三面环海。1938年12月，八路军山东人民抗日游击队第五支队改名为八路军山东纵队第五支队，部队发展到7000多人。此后，胶东的抗日斗争和根据地建设进入了大发展阶段。1942年7月，成立胶东军区，许世友任司令员，林浩任政治委员。抗日战争进入战略相持阶段后，中共胶东区党委依托大泽山、牙山、昆嵛山大力发展抗日根据地，建立“三三制”政权，实行减租减息，保证各阶级利益，保障人民生活，发展经济和文化教育事业。随着抗日斗争和根据地建设的发展，中共党组织不断壮大，到1940年底，全胶东区的党员达到了3万多人，林浩任区党委书记。胶东地区作为黄金重要产地，是日本侵略军进行经济掠夺、以战养战的必争之地。根据地军民同日军展开了激烈的黄金争夺战，并向中共中央、北方局和山东分局提供了13万两黄金作为抗战经费。1941年至1943年，是胶东抗日根据地最为困难的时期。区党委率领抗日军民进行了长期艰苦的反封锁、反“蚕食”和连续的反“扫荡”斗争。1942年冬，日军1.5万余人，伪军5000余人，10余架飞机和26艘军舰，在日军华北方面军司令官冈村宁次亲自指挥下，对胶东根据地进行“拉网合围”的大“扫荡”。在40多天的反“扫荡”战斗中，八路军英勇作战，歼敌2000多人，救出了被日军包围在马石山上的群众2000多名，粉碎了日、伪军对胶东抗日根据地最大规模的“清剿”、“扫荡”。从1944年春开始，胶东抗日根据地军民转入了攻势作战，对青岛、烟台、威海等敌占城市和交通要道展开了局部反攻作战。1945年8月15日，日本投降。八路军胶东部队立即展开了全面大反攻。经过一个月的战斗，收复了除青岛、即墨县城外的所有胶东土地。在八年抗日战争中，八路军胶东部队，共对日伪军作战7590次，攻克日、伪军据点425处，毙伤俘日、伪军13.4万余人，主力部队发展到两个师、两个警备旅，另有一个海上支队，民兵发展到22万人，自卫团达到80余万人。胶东行政公署下辖东海、北海、西海、南海、中海专署，烟台、威海卫市政府，38个县级政府。共产党员由初期的1800余人发展到6.3万多人。

      反扫荡，保卫胶东抗日根据地：在抗战最艰难的岁月，日伪军多次发动残酷的、大规模的军事“扫荡”，企图摧毁胶东抗日根据地，消灭胶东抗日武装力量。针对敌人的凶残“扫荡”，中共胶东区委领导胶东军民艰苦作战，多次粉碎日伪军的“大扫荡”，保卫了胶东抗日根据地，保卫了胶东人民。日军在1942年冬季的“大扫荡”，是胶东抗战史上最残酷、最野蛮的一次。11月8日，日军华北方面司令官冈村宁次秘密从北平飞到烟台，布置对胶东抗日根据地的扫荡。11月17日至12月底，日军第十二军司令官土桥一次指挥日军1.5万人，在26艘军舰和10架飞机的协助下，在伪军及投降派赵保原等部5000余人的配合下，对胶东抗日根据地进行了为期40天的“拉网合围”大扫荡，制造了骇人听闻的“马石山惨案”、“招远惨案”等。为粉碎敌人的扫荡，八路军山东纵队第五旅和胶东军区部队，同地方武装、民兵密切结合，以烟青公路为界组成两个指挥系统，相互配合进行反扫荡。1944年9月下旬至11月间，日军发动冬季扫荡，每天300人到3000人不等，但都被胶东抗日军民粉碎。在这期间，涌现出了许许多多的英雄人物，李宝忠、任常伦等，他们抛头颅、洒热血，为了保家卫国、为了战争的胜利而光荣牺牲。1942年5月，日军“扫荡”招远县大曲庄村，72岁的村民李宝忠，手持一把爪钩与日军搏斗，两名日兵当场丧命，老英雄壮烈牺牲。1944年8月，胶东军区部队攻克大泽山区的大田、马场、小庙后等据点，收复了大泽山区。1944年8月29日夜，胶东军区部队攻克敌人坚固设防的西山日军据点和马连庄伪军据点，使莱阳北部和西部根据地连成一片。

　　马石山十勇士：由于日军的围困烧杀，群众被困于马石山，八路军山东纵队第五旅第十三团七连六班10名战士，在执行完任务途经马石山时，往返3次，掩护了近1000名群众转移。当他们第四次冲进包围圈带领群众突围时，日军已逼近山顶。他们一次次把敌人打下去，最后只剩下班长和两名战士。子弹打光了，敌人冲上来时，他们3人紧紧抱在一起，拉响了最后一颗手榴弹。战后，他们被人民群众誉为“马石山十勇士”。

　　1944年12月14日，胶东军区部队在地方武装的配合下攻克栖霞县城，日军冬季“扫荡”以失败告终。

      开辟大泽山抗日根据地，胶东西大门建起抗日屏障为夺取抗战胜利作出巨大贡献。大泽山位于平度的北部，是胶东西部最高的山峰，山脉呈东西走向，横亘平度、掖县、招远、莱阳，绵延百余里。山峰高峻、山岚叠嶂、沟壑交错，地理位置十分险要，素有胶东西大门之称。 1938年初，为了抵御日本侵略者的袭击，大泽山抗日根据地开始创建。后来，这里成为胶东地区抗日根据地一道牢固的屏障，为夺取抗战胜利作出了巨大贡献。 

      平度遭日军机狂轰乱炸 ：1938年，日本侵略者将触手伸到了平度。先后派飞机对平度城、古岘、蓼兰、南村等重要城镇狂轰滥炸，仅平度城就炸死炸伤平民40余人。抢麦子、烧毁房屋……日军在平度开始了惨无人道的“三光”政策，让无数百姓流离失所，无家可归。据不完全统计，日军入侵平度近八年中，惨杀无辜百姓2000余人，烧毁房屋12000余间，抓劳工万余人，损失财产不计其数。 抗战八年间，平度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开展武装斗争，坚持统一战线，创建了大泽山、河里套、高平路一带抗日根据地，展开游击战、地雷战、麻雀战，给敌人以沉重的打击。1995年，位于大泽山脚下的高家村建起了平度抗日战争纪念馆，竖起了一座巍峨的纪念碑，以此纪念曾经浴血奋战地保卫家园的军民们。 

      创建，响应号召八路军进驻：早在1937年冬，平度的共产党员组织了平掖抗日救国会，活动在大泽山一带。同年11月，莱阳的刘坦、田绰永等人为尽快发动群众抗日，发展“民先”和恢复党组织，在大泽山东麓招莱边区成立了平招莱掖边区临时委员会，为大泽山根据地的创建奠定了群众基础和思想基础。针对日寇侵占济南，山东广大地区沦为日寇占领，中共中央明确指示山东省委发动群众，保存党的力量，开展游击战争与建立游击区的根据地，准备长期艰苦斗争。同时，苏鲁皖边区省委遵照中央指示，作出了“胶东创立以大泽山为中心的根据地”的指示。1938年初，大泽山抗日根据地开始创建。中共胶东特委与八路军山东抗日游击队第五支队进驻大泽山根据地，进一步巩固了根据地。 1939年秋，中共山东分局在对胶东抗战的指示中明确提出，控制大泽山、昆嵛山、牙山建立根据地，抗击日伪军。 1940年6月，胶东区党政军机关进驻大泽山区东部的葛家一带，扩大了大泽山根据地。 

      燎原 ，大泽山播撒抗日火种：同年，大泽山的正涧、乔家、石桥、旧店、马疃、陶家寨等地先后建立了党支部。 4至8月间，工委在官庄、旧店、乔家、唐田等地建立了分区委。 8月，平度县第一次党代会在石桥村召开，选举产生了中共平度县委，李健民任书记。到9月，全县已建立了4个分区委，党员达98人。随后，党员很快发展到448人。为开辟大泽山根据地，胶东军区在地方武装的密切配合下同日伪展开了激烈的争夺战。 1940年3月，军区司令员王彬率部围歼了驻消水庄的顽军高玉璞部，五支队十三团打败了北寺口日伪军，开辟大泽山北侧的部分地区。7月，乔天华率五支队特务二营、刘文卿率南海独立营击败了驻谭家夼、五甲的陈泽渥部，十三团二营和南海五大队击溃了高家、所里头的沈官臣部，解放了大泽山的几十个村庄。8月10日，胶东部队组织了消灭顽军十八旅的战役。五支队十三团攻打祝沟，乔天华率特务二营攻打徐里，刘文卿率南海五大队攻打后寨，将十八旅摧垮，平北获得解放。大泽山抗日根据地自此正式建成，成为胶东地区抗日根据地牢不可破的屏障，为夺取抗战胜利作出了巨大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