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路上的名人故居——谭延闿故居（江苏路7号）
在江苏路小学的边上，就是江苏路7号——谭延闿故居。现在，这里是一座居民楼，斑驳的墙面和横七竖八的临时建筑让人怎么也看不出这座小楼当年的风采，更让人无法想象谭延闿当年住在这里时的辉煌......
“适看桃李门青妍，又睹霜华冻野田，唯有崂山知我意，一回相见一嫣然。”他曾用诗句这样记述青岛，这位民国名士本打算在青岛长住，他不与政见不同的逊清遗老掺和，也没有接受卫礼贤参加尊孔文社的邀请，就连恭亲王溥伟过寿，他也只是送去礼物，不曾登门。他给自己定了“学习计划”，想清清静静地在这里做学问，可惜好景不长，清闲的日子只过了一年，就不得不为躲避战祸携全家离开这里。或许，他是真的喜欢这个北方的海滨城市，但他的命运注定不属于这里。
来青岛买房被坑了钱：1913年7月孙中山发动“二次革命”，谭延闿公开支持，宣布脱离袁世凯政府“独立”，自任湖南讨袁总司令。“二次革命”失败后，袁世凯任命海军次长汤芗铭为湖南都督，随后谭延闿就从长沙来到了青岛。
谭延闿选择来青岛是有原因的。虽然汉口和上海都有外国租界，袁世凯不能去租界抓人，但复辟派、国民党在租界内没有人身保障，枪杀事件时有发生，而青岛作为殖民地，中国军政力量均不能在这里存在。德皇威廉二世，一直想独霸中国这个衰败的东方大国，但对于哪一派政治力量能真正统治中国还看不清楚，所以他下令胶澳总督，对中国各派前来青岛避难的政治人物一律接纳。所以青岛住过清政府通缉的蔡元培、有被国民党缉捕的洪述祖，也有谋划复辟清朝的恭亲王。
1914年初，谭延闿和弟弟先后来到青岛后，在江苏路上购置了宅子。也许是因为出身名门，官途也一直亨通，大方惯了的谭延闿对青岛的房价并没有概念，见中间人热心相待，打听也没打听，就用了双倍的价钱买下了这栋西式洋楼。还是后来在好友汪森宝的提醒下，他才意识到自己刚来青岛就当了一回冤大头。
谭延闿来青后拜访德华大学总稽查汪森宝时的情境：谭延闿
言，本想定居上海，但无奈流落上海的旧人太多，不少人登门来借钱，并且不止几个，若不肯借，还相威胁。但来到青岛，虽然觉得这里的繁华逊于上海，但清净却远比上海过之。加上有山景海景可观，可谓“城市山林，加以警政精良，游民绝少，没有人来敲竹杠，真是可以终老一生的好地方啊！”随后，汪森宝又询问了他的居住情况，才知道他已经用三万块买下了市值一万六千块的房子，知道自己被坑后，谭延闿
却也不生气，优哉游哉地向好友说起了买房时的情境：“我从上海来，带了几封介绍信，全是给青岛商界名人的。一来青岛，就请吃酒，坐汽车逛海边，带到俾斯麦街(现江苏路)，觉得位置不错，就买了。”汪森宝忙问是谁做的中介，谭延闿回答说是巡捕房的探长南德，知道实情后他也只是感叹，本以为外国人不会作假，以后再买一定要看好价钱。
来青岛之后一直低调：按当时谭延闿的名声，他来青岛定居，必定有许多人前来拜访，但他却秉持着“道不同不相为谋”的态度，只是与几个挚交和切磋书法的朋友保持联系。卫礼贤邀请他参加尊孔文社，他不愿与一众遗老掺和，表面虽然应承下来，却一次也没去过；他自己走访了几位商界人士，发现寓居在青岛的诸公，竟然也分出许多帮派，一时之间搞不清关系，就干脆采取少交往的方式；就连恭亲王四十寿辰，他也只是送去寿礼，但并不登门贺寿。
虽然对生活在这里的人没什么兴趣，但这座城市却是深深吸引着谭延闿的。他想在青岛久居，于是把家中藏书、古董悉数运来青岛。他为自己定制了读书计划，想安下心来做点学问。谭延闿从小就爱好书法，后来还成为了一代名家。谭宅虽然不谈政事，却常有人借交流书法前来拜访。
民国时期，在朝的显贵写一手好字者尚为数不少，而最著名者莫过于谭延闿
、于右任二家。谭延闿虽是翰林出身，后身居高位，而所书绝无馆阁体柔媚的气息。年少时，就受到翁同龢的赏识，他在给谭父信中道：“三令郎，伟器也！笔力殆可扛鼎”。谭延闿
书学颜真卿，所临《麻姑仙坛记》锋藏力透，气格雄健，酷似钱南园，而笔画更为厚重，其雄浑较钱氏更甚，挺拔之气跃然于纸。他主张写颜字“上不让下”，“左不让右”。
洪丕谟在《中国书法史话》里说，以政界巨头而对书法有极高造诣，这在几百年间还很少见。他在当时可谓是学颜第一人。中山陵半山腰碑亭内巨幅石碑上“中国国民党葬总理孙先生于此”两行巨大金字，即为谭氏手书。
当然，也不是任何书法好的人他都交往，像寓青的遗老刘廷琛、吴郁生、劳乃宣等都是书法高手，但谭延闿却与他们素不来往。
1914年，日本占据青岛，一再派人前来拜访，但谭延闿也只是虚于周旋、客气接待，却决口不提政事。一日，谭延闿
与随员出门行至海滨，经过天后宫，到原清兵总衙门，他不禁感叹唏嘘，回到家后写诗抒怀，感慨满清腐朽导致灭亡，复辟绝不可行。此时，孙中山的国民党与他保持联系，北洋军阀的黎元洪、段祺瑞也派人秘密与他联系。北洋军阀的势力全在北方，极盼望能有南方实力的人物参与。当年7月，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日本逐渐对青岛的德军形成合围之势，谭延闿为避战祸，被迫携全家离开青岛，经潍县、济南、南京回到上海，战争结束后，他于1915年1月为清理青岛的物品又回青岛一趟。
离开青岛后，1916年8月谭延闿出任湖南省长兼督军、湖南参议院院长。二次革命中保持中立，被袁世凯免职。在护国战争中，为排斥外省军阀控制湖南，他提出了“湘事还之湘人”口号。袁死后，任湖南省长兼督军，1920年11月被赵恒惕驱逐而赴上海。1922年投奔孙中山，再次加入中国国民党，6月任全湘讨贼军总司令。1923年后任广州陆海军大元帅府大本营内政部长、建设部长、湖南省省长兼湘军总司令。“混迹”仕途多年后，任国民政府主席、行政院长等职。
谭延闿（1880—1930）：字组庵，号无畏、切斋，湖南茶陵人。与陈三立、谭嗣同并称“湖湘三公子”；与陈三立、徐仁铸、陶菊存并称“维新四公子”。生于浙江杭州，民国时期著名政治家、书法家、组庵湘菜创始人。谭延闿曾经任两广督军，三次出任湖南督军、省长兼湘军总司令，授上将军衔，陆军大元帅。曾任南京国民政府主席、行政院院长。1930年9月22日，病逝于南京。去世后，民国政府为其举行国葬。谭延闿有“近代颜书大家”之称，著述有《组庵诗集》等，其精于美食，为组庵湘菜创始人。蒋介石和宋美龄结婚，谭延闿为介绍人。
谭延闿其父谭钟麟。据朱保炯等编《明清进士碑录索引》卷下，谭钟麟考中咸丰六年（1856年）丙辰科二甲第十名进士；另据朱汝珍编《词林辑略》卷七，谭钟麟，字云觐，号云卿，湖南茶陵人。散馆授编修。官至两广总督，谥文勤。
谭延闿聪颖好学，5岁入私塾。其父规定三天要写一篇文章，五天要写一首诗，还要练写几页大、小楷毛笔字。11岁学制义文学，光绪帝的师傅翁同龢称之为“奇才”。1893年，谭延闿到长沙参加童子试，考中秀才，谭父当时年事已高，谭延闿在陪同家父安渡晚年的同时，继续跟从各地名师学习时文等。1904年，谭延闿参加清末最后一次科举试，中试第一名贡士，即会元，4月参加殿试，列为二等第三十五名，赐进士出身。
谭延闿幼承家学，天资聪颖，少年临池，颇有笔力，翁
同龢见而爱之，尝语谭父曰：“三令郎伟器也，笔力殆可扛鼎。”后果如其言。光绪十八年（1892年）入府学，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中举人，三十年中进士，入翰林，旋授编修，返湖南办学。慈禧太后晚年，曾亲自主持改革，即所谓“丁未新政”，延闿积极呼应，属湖南立宪派首领，任省“谘议局”议长。
1911年武昌起义后，任湖南军政府参议院议长、民政部长。10月底立宪派杀害正副都督焦达峰、陈作新后，被咨议局推举为湖南省都督。1912年7月被北京政府正式任命为湖南都督，9月兼湖南省民政长，加入国民党，任湖南支部支部长。1913年参加二次革命，宣布湖南独立，并在《长沙日报》发表《讨袁檄文》，遂被袁世凯撤去都督之职。去职后，先后避居青岛、上海。1915年，袁称帝，延闿参与护国运动。1916年8月后复职湖南省长兼督军、湖南参议院院长。在护国战争中，为排斥外省军阀控制湖南，他提出了“湘事还之湘人”口号。袁死后，任湖南省长兼督军、省长，1920年11月被赵恒惕驱逐而赴上海。1922年投奔孙中山，再次加入中国国民党，6月任全湘讨贼军总司令。1923年后任广州陆海军大元帅府大本营内政部长，建设部长、湖南省省长兼湘军总司令。1924年1月当选为国民党第一届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中央政治委员会委员兼大本营秘书长。1925年7月任广州国民政府委员、常务委员兼军委会委员、常委，国民革命军第二军军长。9月署理广州国民政府军事部部长。1926年1月被选为国民党第二届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3月代理广州国民政府主席，4月任中央政治委员会主席。7月又代理国民党中央党部主席。1927年3月后任国民党中常委、中政会主席团成员、军委会主席团成员、国民政府委员、常委、武汉国民政府战时经济委员会委员。9月宁汉沪三方在上海成立国民党中央特别委员会，任大会主席。1928年2月任南京国民政府主席，至10月转任行政院院长，兼任首都建设委员会委员，财政委员会委员、委员长，国民党中执委、中常委，总理陵园管理委员会委员。1930年9月22日病逝于南京。
谭延闿与陈三立、谭嗣同并称当时“湖湘三公子”，授翰林编修。民国四大书法家之首，民国书法家中曾有真草篆隶四大家之谓，他们是谭延闿的真，于右任的草，吴稚晖的篆和胡汉民的隶。素有“南谭北于”之誉。这四人均为国民党的元老级人物,且也都是活跃于政坛的顶尖文人。
后世回忆：谭延闿，字组庵，谭延闿是茶陵高陇人，是谭钟麟（1822年-1905年，咸丰六年进士）的儿子。他没生在茶陵，他出生的时候，谭钟麟是浙江巡抚，因此出生在杭州。他妈妈李氏本来是个丫鬟，生了谭延闿后，谭钟麟就收她做小老婆。
谭钟麟是在茶陵生的。谭延闿的爷爷谭之恒是国子监生，在湘潭一带教私塾，他这个人喜欢结交朋友，有几个钱都散了。谭钟麟30几岁考上进士，一开始是在翰林院。40多岁才到外面做官。他官运好，基本上是平步青云。左宗棠收复新疆的时候，他是陕甘总督，给左宗棠搞后勤，供应粮草。收复新疆，他也有份功劳。新疆收复后，设立巡抚，谭钟麟每年把甘肃粮饷的三分之二给了新疆。陕甘总督后，谭钟麟又当了吏部尚书，闽浙总督，两广总督。从两广总督这个位置退下来后，他们一家住在长沙，谭钟麟早就在长沙买了房。
谭延闿是谭钟麟的第三个儿子。谭钟麟很重视几个儿子的教育，到处请名师。在长沙请了王闿运（1832年-1916年，湘潭人，曾入曾国藩幕府。辛亥革命后，任国史馆长，后辞职归乡）。谭延闿从小就很聪明，也很努力，他是个孝子，从他懂事起他就晓得要提高他母亲在谭家的地位，自己就必须要有出息。1904年，谭延闿24岁的时候，破了湖南200年的一个记录。200年里，湖南出过状元、榜眼、探花，就是没出过会元（会试第一名），谭延闿填补了这个空白。会试后殿试，他是二甲第三十五名，赐进士出身。
谭家屋里规矩蛮多，吃饭的时候，小老婆是不能坐席的，在边上站着吃。谭钟麟听到谭延闿中了会元，向家里人宣布：李氏夫人可以入正厅就座用膳。谭延闿孝，还有件事。1916年，李氏在上海去世，这个时候谭延闿刚刚第二次督湘，他听到母亲去世的消息后，不顾有人趁他不在又把他赶下台的危险，跑到上海奔丧。第二年，他母亲的灵柩运回长沙，停在荷花池家里。出殡那天，他们家里不让李氏的灵柩走大门，讲李氏是妾，只能走侧门。谭延闿火了，躺倒棺材上，喊：“我谭延闿死了，抬我出殡！”这样一搞，李氏的灵柩走大门出殡了，埋在雨花亭。
谭延闿三次督湘，三次被赶下台。其中第二次督湘，本来是推举黄兴坐湖南的督军的，黄兴推辞了，推举谭延闿做督军。谭延闿救过黄兴。谭延闿中了进士后，也是录用到翰林院。他在翰林院搞了几个月，请了个假，回了湖南。正好这个时候，黄兴想在长沙起义，要炸湖南巡抚，结果有人告密，要抓黄兴。黄兴的公开身份是明德中学的体育老师。谭延闿是明德的一个校董。黄兴先是躲到龙绂瑞（1874年-1952年，1903年春捐助胡元倓，创明德中学）屋里，后由谭延闿和龙绂瑞打点关系，黄兴出了长沙，东行日本。
谭延闿第一次督湘，是1911年，辛亥革命后。这次督湘，有人讲谭延闿是凶手，杀了焦达峰（1887年-1911年）和陈作新（1870-1911年）。焦达峰和陈作新革命党人，武昌起义后，他们打下长沙，成立军政府，当上了正副都督。他们手下有个梅馨，是个管带。很多资料证明梅馨是凶手。梅馨认为自己有功，还要做大一点的官。但是焦、陈二人没满足梅馨的要求。梅馨很气，带人把焦达峰、陈作新杀了。这两个人一死，就要一个人来做都督。梅馨晓得自己不行，就喊人把谭延闿抬来。谭延闿本来是湖南谘议局的议长，又喜欢办学，在长沙有威望，有影响。梅馨手下那些人，当时不晓得谭延闿是哪个。到荷花池谭家大屋外面，喊：“谭延闿出来！”谭延闿是被强迫抬到都督府做都督的。有人怀疑梅馨是谭延闿指使的，因为谭延闿当上都督后，提拔了梅馨。当时的情况是，军政府需要人才，而梅馨还是有些本领的。别人怀疑的时候，谭延闿没有给自己辩解。他没办法辩解。讲人不是我杀的。人家又没指名道姓，你一申辩，别人就会讲，你这是此地无银三百两。
谭家和孙中山蛮有意思。谭钟麟做两广总督的时候缉拿过孙中山。谭延闿第三次督湘，赶他下台的是他的部下赵恒惕和程潜。他心灰意冷，到上海做寓公。他跟孙中山认识，就是在上海。他第三次督湘的时候，孙中山写信给他，要他北伐，他不肯。他讲湖南要自治，谁也不管。没想到他后来接受了孙中山的思想。（1922年）陈炯明叛变后，孙中山离开广州，去上海。谭延闿亲自到码头去接孙中山。孙中山对谭延闿讲，你讲湖南要自治，好，你第三次督湘是自己人（赵恒惕和程潜）赶你下台，不算，前两次呢，都是北洋军。你要自治，要湖南人不受战争之苦，人家不让你。再说，我们这个国家从秦始皇开始就统一了，现在还要分裂吗？谭延闿想了下，说，好，我听你的。
这段时间，他们来往很多。谭延闿越来越了解孙中山，逢人就讲，革命领袖非孙公莫属。把前一年变卖田地的钱拿出5万光洋给孙中山作军饷。从此谭延闿一直跟随孙中山，孙中山也重用谭延闿。让谭延闿做过内政部长、北伐军总司令。黄埔军校孙中山开始也是让谭延闿去办的，因为谭延闿在湖南就会办教育。黄埔军校的地都是谭延闿的湘军整平的。后谭延闿想到办普通学校和办军校是两回事，就把校长让给蒋介石了。不过，黄埔军校的校名“陆军军官学校”这几个字，还是谭延闿题的。
聪明的士大夫·不合格的土豪：他本来可以名垂青史，只要真正相信自己的话语，用生命活出自己的原则，但他面对真正的考验，暴露了士大夫和聪明人的底色，更关心及时用不能变现的话语兑换实惠。他不珍惜自己的历史，历史也没有珍惜他。
延闿（1880-1930，湖南茶陵人）的父亲谭钟麟（1822-1905，曾任户部左侍郎、工部尚书、闽浙总督、四川总督、两广总督、直隶总督）度过了士大夫阶级所能指望的最圆满人生，从进士到翰林，从翰林到总督，做人功夫面面俱到。谭延闿口衔银匙出生，自幼以神童著称。当然，这一切少不了家庭教育的贡献。“余始九岁，是岁丁亥，先公方以目疾乞假，每上灯独坐签押房，使人读公事文牍毕，呼余及亡姊亡弟共坐室隅，各作破题一或试帖二句，间日互易，皆先公口授，无所谓作也。有时不知书写，则先兄从旁代书之，复诵无讹，则各与钱十文，乃起就睡……吾十岁时，始学为文。皆先公于灯下口授，次日书之，而张宝斋先生评点之，及己丑至陕西从姚先生世贞。”他的八股文造诣突飞猛进，连帝师翁同龢都为之叹服。翁本人就是应试专家，不大会在自己的日记里说外行话:“访文卿，见其第三子，秀发，年十三，所作制义奇横可喜，殆非常之才也。”（光绪十七年十月二十五日）他在长沙参加乡试，中举的成绩排在湖南省第九十九名。
1904年的会试是科举废除前的最后一届大考，从内容就可以看出朝廷旧瓶装新酒的挣扎与无奈：
第一场
史论五篇
1.周唐外重内轻，秦魏外轻内重各有得论。
2.贾谊五饵三表之说，班固讥其疏。然秦穆尝用之以霸西戎，中行说亦以戒单于，其说未尝不效论。
3.诸葛亮无申商之心而用其术，王安石用申商之实而讳其名论。
4.裴度奏宰相宜招延四方贤才与参谋请于私第见客论。
5.北宋结金以图燕赵，南宋助元以攻蔡论。
第二场
考各国政治，艺学策五道
1.学堂之设，其旨有三，所以陶铸国民，造就人才，振兴实业。国民不能自立，必立学以教之，使皆有善良之德，忠爱之心，自养之技能，必需之知识，盖东西各国所同，日本则尤注重尚武之精神，此陶铸国民之教育也。讲求政治、法律、理财、外交诸专门，以备任使，此造就人才之教育也。分设农、工、商、矿诸学，以期富国利民，此振兴实业之教育也。三者孰为最急策。
2.泰西外交政策往往借保全土地之名而收利益之实。盍缕举近百年来历史以证明其事策。
3.日本变法之初，聘用西人而国以日强，埃及用外国人至千余员，遂至失财政裁判之权而国以不振。试详言其得失利弊策。
4.周礼言农政最详，诸子有农家之学。近时各国研究农务，多以人事转移气候，其要曰土地，曰资本，曰劳力，而能善用此三者，实资智识。方今修明学制，列为专科，冀存要术之遗。试陈教农之策。
5.美国禁止华工，久成苛例，今届十年期满，亟宜援引公法，驳正原约，以期保护侨民策。
第三场
《四书》、《五经》
首题为：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义。
次题为：中立而不倚强哉矫义。
三题为：致天下之民，聚天下自货，交易而退，各得其所义。
陈夔龙（1857-1948，末代直隶总督，清亡后居上海，所撰《梦蕉亭杂记》为著名史料笔记）的《梦焦亭杂记》回顾当时的情景，说主考官张百熙选中谭延闿的试卷，主要是出于卫护本土的骄傲：“我们湖南自从国朝定鼎，二百六十来年，状元、榜眼、探花三鼎甲齐全，解元也得了不少，就只差一位会元。正好我在场中看到湖南省举子的一卷，写作俱佳，确实够得上会元之选。可是按照‘正大光明’的次序而论，我班次第二，就只能取个会魁。科举将停，机会难再，所以我特地跟裕相（指协办大学士裕德）情商，请他将这本卷子作为会元，也好免使我湘科名有个会元的缺陷。承蒙裕相允让，你看，这一本就是会元卷子了。”湘绮楼主王闿运闻讯，湘人爱国主义的情绪同样溢于言表：“看京报，文卿儿得会元，补湘人三百年缺憾，龚榜眼流辈也。”谭延闿殿试名列二甲第三十五名，以进士出身点翰林院庶吉士，超过了经世楷模左宗棠，站到了父亲当年的同一条起跑线上。
晚清的风气强调儒家的经世致用一面，体现在科举的命题偏好上，恰好对湘人有利。湘人以船山之学、曾左之业为认同符号，嘲笑皖、吴汉学宗师的经世能力还不如他们的“乡里粗才”。谭延闿入世之初，就得享内外因缘的配合。幸运女神从他出生开始，似乎一直对他情有独钟，这不是第一次，也不是最后一次，但他应对顺境的圆滑和节制，不能不说是良好的家教和修养所致。他和谭嗣同、陈三立并称“湖湘三公子”，显然不患无才，但他最终选择的道路，仍然是依靠家传的“做人学”。朝廷、立宪派和革命党都表示感激的人为数不多，他是其中之一。他湖南兴办明德学堂，为黄兴的华兴会提供了保护伞。“甲辰，克强先生为明德学堂教习，密谋革命，所谓华兴会也。事觉，乃匿龙萸溪（龙绂瑞）家，扬扬若无事，卧读书不辍。每饭三碗，其所刻印章名籍，皆在长沙府中学。萸溪乘舆往，尽取纳舆中以归。数日稍懈，乃入圣公会。居久之，方乔装东去。”（《近代湘贤手札书后》）朝廷对他的急公好义同样满意，命他“以办学劳绩，免考散馆，以编修留馆，仍办湘学。”湘人组织立宪公会，还是少不了让他做发起人。湖南谘议局成立后，他顺理成章地当选议长。
保路运动的主力虽然在巴蜀，但湖湘的立宪派士绅同样积极支持。谭延闿以各省谘议局议员联合会会长的名义，通电朝廷和各省，要求严惩罪魁祸首盛宣怀和赵尔丰，释放他们的同侪蒲殿俊和罗纶（四川咨议局正副议长、保路同志会正副会长，被四川总督赵尔丰诱捕）。武昌兵变以后，革命党人焦达锋依靠哥老会、洪门的力量夺取了政权。军政府几乎变成了草莽英雄的香堂，“焦大哥”的呼声不绝于耳。“城内庙宇公廨旅邸，皆高悬旗帜招兵，流氓乞丐轿担均入伍。”（粟勘时《湖南反正追记》）周震鳞（1875-1964，宁乡人，华兴会创始人之一、同盟会老会员，徐特立的老师，1949年后曾被毛接去北京。湖南独立后他带兵勒索富户筹款，后被谭延闿制止）怀着阶级报复的快感，“编查富民，定为百分捐十之法，共筹得三百余万元。”谭延闿和他的绅士朋友向往“巨室世族、军政长官”携手共进的“文明革命”，都督府和议会形同水火。梅馨（1878-1928，湖南新军52标2营管带，率叛军先后杀死副都督陈作新、都督焦达峰，后被谭延闿委任为湖南第5师师长）的兵变及时解除了流氓无产者专政的危险，将谭延闿推上了都督的位置。变军的初衷大概是为了索饷，不大可能是谭延闿本人策划的。谭延闿那种圆融周到的“甘草”性格，更不大可能把自己放在必须承担责任的位置上，但他一上台就开始有条不紊地清理阶级敌人，一点都不像勉为其难的维持会长。他做人的本领炉火纯青，居然能够一面清洗援鄂湘军内的激进分子，一面跟黄兴结成紧密的政治联盟，一面利用私人关系发动各地湘人响应革命。他通过外交手段赢得的省份，比黄兴通过军事路线丢掉的地盘多得多。王芝祥（1858-1930，直隶通县人，广西布政使兼巡防营统领，辛亥革命中反正，一度任广西都督，因根基不牢，不敢恋栈，率部北上援鄂。1912年，国务总理唐绍仪与国民党协议，提名王任直督，袁世凯先虚与委蛇，后以军界反对为由，改派王赴南京任职。唐对王的委任拒绝副署，袁以未副署的委任交王，导致唐辞职而去）、蔡锷、孙道仁（1865-1935，1910年任福建提督，辛亥革命时反正，成为福建都督）的独立，都跟谭延闿的幕后策动有关。革命如果由焦达锋和詹大悲（1887-1927，湖北革命党人，早期办报，先后参加辛亥革命、二次革命、讨伐陈炯明、国共合作，在清党中被杀）之流领导，其实不难镇压；黎元洪和谭延闿之流一旦倒戈，朝廷就完了。
湖湘“兵多、纸币多、革命伟人多”，都督并不好做。诸将“视官长为无物，各营皆自选代表，直接都督。军中事故，皆由代表议决，交师旅长执行，中初级官皆仰士兵之鼻息以苟全”（文公直：《最近三十年中国军事史》第一卷，台湾文海出版社，1971年，第314页）”都督府依靠滥发债券，勉强敷衍随时可能二次、三次、n次革命的军队。南北议和对负责筹饷的绅士阶级而言，无异于解脱。谭延闿抓住这次难得的机会，裁减了六分之五的军队，只留下巡防营。这项任务并不简单。梅馨的军队认为谭延闿忘恩负义，差一点再次哗变。谭延闿经历了这次折腾，再也不愿领教革命。他暗中支持宋教仁竞选，将湖南九成以上的选举人（囊括了当时的有产阶级）交给了国民党，但二次革命爆发后，他和这些绅士都不愿意看到筹饷局卷土重来。湖南的独立是象征性的，很快就在黎元洪的斡旋之下撤销。英国领事报告本国政府说：湖南人民把北京政府看作法律与秩序的保护者，不愿意认真抵抗。这里所谓的人民当然就是人民一词的本意，有产阶级。谭延闿作为湖湘人民的代表，可谓当之无愧。
袁世凯赦免了谭延闿，但不准他回乡。他在青岛和上海的租界，度过了几年流亡生涯。汤芗铭在曹锟远征军的支持下，用铁腕统治湖南。护国战争爆发后，“湘人治湘”的呼声再度响彻云霄。黎元洪出任大总统，立刻召回了阶级和党派的双重难兄难弟。谭延闿第二次督湘，试图故伎重演，将军队裁减一半，兴办实业和教育。结果护法战争爆发的时候，湖南再一次处在极度软弱的状态。尽管湘军的军事传统比桂军更加雄厚，这时却不得不仰仗桂军的鼻息。谭延闿向南军发出求援电报：“大局拯救，全赖西南。西南门户厥为湘省，故非法政府首先窃伺军权。延闿薄材，不堪任巨，个人权利，岂恤弁髦，但以湘江沦陷，必至半壁速连，欲顾全大局，亟先保守一隅，但恐兵力微弱，不足支危，连毗邻封，亟赖援救。桂湘关系，无异齿唇，奏廷乞师，请助指臂，缨冠披发，谅有同情，务即下令动员，即出桂境以作后盾。庶使北方闻风胆塞，则湘省受赐良多，西南之保障益固矣。”他离开长沙前最后一件事情，就是从湖南教育基金中拨出专款，给陈寅恪留学用（1917年8月，谭延闿下野前，专门从湖南教育基金中拨出一万四千元为时任省公署总务科长林伯渠、教育科长熊崇煦、交涉股长陈寅恪赴美留学公费）。
谭延闿一走，湖南就沦为东亚的主要战场。桂军赶走了段祺瑞派来的傅良佐（1873-1924，段祺瑞手下“四大金刚”之一，1917年8月被任命为湖南督军，被桂军击败，11月退出湖南），又被吴佩孚赶走。段祺瑞素乏知人之明，将吴佩孚的战果交给自己的朋友张敬尧（1881-1933，1918年3月被任命为湖南督军，因为非作歹激起“驱张运动”，1920年6月撤离湖南，其弟张敬汤被杀）。张敬尧的统治以不负责任著称，极大地刺激了湘人的共同体意识。北军强迫商民接受无法兑现的纸币，给谭延闿苦心经营的实业和教育造成了极大的破坏。湖南父老和军官的代表前后相继，邀请谭延闿回湘主持大局。谭延闿随即假粤入桂，在永州建立大本营，等待节点来临。湖湘舆情鼎沸，山雨欲来。Mao当时是个无人理睬的屌丝，但因为没有任何派系牵挂和既得利益的缘故，反而能够忠诚地充当父老同胞情绪和流行舆论的传声筒：
“奉上《湖南建设问题条件》二份，有好些处所尚应大加斟酌。弟于吾湘将来究竟应该怎样改革，本不明白。并且湖南是中国里面的一省，除非将来改变局势，地位变成美之‘州’或德之‘邦’，是不容易有独立创设的。又从中国现下全般局势而论，稍有觉悟的人，应该就从如先生所说的‘根本解决’下手，目前情况的为善为恶，尽可置之不闻不问，听他们去自生自灭。这样支支节节的向老虎口里讨碎肉，就使坐定一个‘可以办到’，论益处，是始终没有多大的数量的。不过，这一回我们已经骑在老虎背上，连这一着‘次货’——在中国现状内实在是‘上货’——都不做，便觉太不好意思了。”（《致黎锦熙信》，一九二○年三月十二日，《毛泽东早期文稿》，湖南人民出版社，2008》）
“湘事糟透，皆由于人民之多数不能自觉，不能奋起主张，有话不说，有意不伸，南北武人乃得乘隙凌侮，据湖南为地盘，括民财归己橐。……消极方面，莫如废督裁兵；积极方面，莫如建设民治。……吾人主张，‘湘人自决主义’，其意义并非部落主义，又非割据主义，乃以在湖南一块地域之文明，湖南人应自负其创造之责任。……湘人自决主者，门罗主义也。湖南者湖南人之湖南，湖南人不干涉外省事，外省人亦切不可干涉湖南事。”（《湖南改造促成会复曾毅书》，一九二○年六月二十三日，《毛泽东早期文稿》，湖南人民出版社，2008》）
“乡居寂静，一卧兼旬。九月一号到省，翻阅《大公报》，封面打了红色，中间有许多我所最喜欢的议论，引起我的高兴，很愿意继着将我的一些意思写出。我是反对‘大中华民国’的，我是主张‘湖南共和国’的。有甚么理由呢？大概从前有一种谬论，就是‘在今后世界能够争存的国家，必定是大国家’。这种议论的流毒，扩充帝国主义，压抑自国的小弱民族，在争海外殖民地，使半开化未开化之民族变成完全奴隶，窒其生存向上，而惟使恭顺驯屈于己。最著的例是英、美、德、法、俄、奥，他们幸都收了其实没有成功的成功。还有一个就是中国，连‘其实没有成功的成功’都没收得，收得的是满洲人消灭，蒙人回人藏人奄奄欲死，十八省乱七八糟，造成三个政府，三个国会，二十个以上督军王巡按使王总司令王，老百姓天天被人杀死奸死，财产荡空，外债如麻。号称共和民国，没有几个个懂得‘甚么是共和’的国民，四万万人至少有三万九千万不晓得写信看报。全国没有一条自主的铁路。不能办邮政，不能驾‘洋船’，不能经理食盐。十八省中像湖南、四川、广东、福建、浙江、湖北一类的省，通变成被征服省，屡践他人的马蹄，受害无极。这些果都是谁之罪呢？我敢说，是帝国之罪，是大国之罪，是‘在世界能够争存的国家必定是大国家’一种谬论的罪。根本的说，是人民的罪。现在我们知道，世界的大国多半瓦解了。俄国的旗子变成红了色，完全是世界主义的平民天下。德国也染成了半红。波兰独立，截克独立，匈牙利独立。尤太、阿刺伯、亚美尼亚，都重新建国。爱尔兰狂欲脱离英吉利，朝鲜狂欲脱离日本。在我们东北的西伯利亚远东片上，亦建了三个政府。全世界风起云涌，‘民族自决’高唱入云。打破大国迷梦，知道是野心家欺人的鬼话。推翻帝国主义，不许他再来作祟，全世界盖有好些人民业已醒觉了。中国呢？也醒觉了（除开政客官僚军阀）。九年假共和大战乱的经验，迫人不得不醒觉，知道全国的总建设在一个期内完全无望。最好办法，是索性不谋总建设、索性分裂，去谋各省的分建设，实行‘各省人民自决主义’。二十二行省三特区两藩地，合共二十七个地方，最好分为二十七国。湖南呢？至于我们湖南，尤其三千万人个个应该醒觉了！湖南人没有别的法子，唯一的法子是湖南人自决自治，是湖南人在湖南地域建设一个‘湖南共和国’。我曾着实想过，救湖南，救中国，图与全世界解放的民族携手，均非这样不行。湖南人没有把湖南自建为国的决心和勇气，湖南终究是没办法。谈湖南建设问题，我觉得这是一个根本问题。我颇有一点意思要发表出来，乞吾三千万同胞的聪听，希望共起讨论这一个顶有意思的大问题。今大是个发端，余侯明日以后继续讨论。（《湖南建设问题的根本问题——湖南共和国》，一九二○年九月三日，《毛泽东早期文稿》，湖南人民出版社，2008）
1920年5月，谭延闿觉得同胞的民情和内外的形势都已经接近成熟。尤其是吴佩孚对段祺瑞的不满已经无法抑制，索性挥军北上，解除了湘军最大的危险。他在衡阳成立了湘军司令部，号召各地士绅围攻长沙。1920年夏天的湖湘重演了保路运动的历史。各地民兵臂缠“救国救乡在此一举”的白布，向侵略者集结的中心湘潭挺进。湘潭变成了湘人的邦克山（1775年6月17日，北美民兵在波士顿查尔斯顿半岛与英军激战。英军虽然获胜，但损失惨重，因此鼓舞了各地美国民兵）和约克敦（1781年8月至10月，美法联军在约克敦地区使英军陷入绝境，被迫投降。此战的胜利基本结束了美国独立战争），土豪指挥的民兵打败了军校毕业生指挥的正规军。张敬汤的主力第七师在土著的侮辱和围攻下，仓惶逃回长沙。张敬尧明白湖湘人民都在跟他作对，丧失了背城借一的决心，向商团勒索了十万元现款以后，主动撤离湘境。常德商团以同样的价格，将冯玉祥的侵略军礼送出境。如果说湘潭的战役酷似美洲，长沙的就职典礼就仿佛是直接从封建欧洲的历史当中摘录下来的。1920年6月12日，谭延闿乘坐的轮船驶入长沙码头。各界代表身穿纸币缝制的衣服，向谭延闿和他的还乡团哭诉外来统治者的残酷和不义。谭延闿不得不向他们谢罪：“我谭延闿不能保障三千万人民的财产，使张敬尧在湖南横征暴敛，实在是我谭延闿的罪过，万分对不起各位父老兄弟姐妹。”代表们接受他的誓言以后，才收起纸币衣服，迎接他入主督府。资产阶级专政在东亚的胜利，在此刻达到最高峰。即使他们在日本和上海的阶级兄弟，都没有赢得如此光荣和彻底的胜利。毛泽东见证了湘人的英雄气概，以年轻人特有的慷慨和无私，呼吁上海市民阶级效法自己的同胞，团结起来赶走北方的侵略者，建立本土的商人政府。然而，上海资产阶级没有抓住转瞬即逝的机会。
1920年8月16日，谭延闿通电呼吁各省自行宪政。8月28日，他收到了梁启超为湖南起草的《基本法》。上海的湖南侨民成立了湖南改造促进会，宣布“以湖南地域之文明，湖南应自负其创造之责任……往后举措，一以三千万平民之公意为从违……三千万人都有言论出版之自由，此国人之所最希望也……以后南北武人一律退出湖南境地以外，永毋再入湖南境地与湖南人为敌。”（黄士衡：《赵恒惕的省宪活动》，《文史资料选辑》第30辑第158页）9月13日，谭延闿召集行政－立法联席会议。会议决定，成立基本法起草委员会。委员会由十名政府代表和十一名议员组成，决定采取四项措施：（一）湘人治湘，决以军政府所定之县自治制为蓝本，酌加参订，详细研改；（二）筹设市政厅，以为推行市自治制之准备；（三）由省署设立全省地方自治筹备处，曾继梧兼任处长，各项人员，亦由省署人员兼任，筹办一应事宜；（四）通令各县知事，将各县自治经费，详细查明呈报。10月4日，湖南各界联合会呼吁谭延闿召集制宪会议。10月10日，毛泽东的朋友和盟友彭璜（1896-？，湖南湘乡人，湖南学生联合会会长，与毛泽东等在长沙创办文化书社并组织俄罗斯研究会，该会介绍刘少奇、任弼时等去上海外国语学社，后赴苏联学习。1921年失踪，1949年后被追认为革命烈士）在湖南商会、农会、工会、教育会、湖南改造促进会、律师公会、青年会、女青年会、湘社、旭日学会、教职员联合会、自治期成会、俄罗斯研究会、基督教联合会、学生联合会的支持下举行了要求《湖南宪法》的大游行，直到谭延闿表示同意召开“人民制宪会议”，才解散示威群众。谭延闿为了安抚这个难以对付的支持者，甚至屈尊为毛泽东的文化书社题字。谭延闿是著名的书法家，不会为闲人浪费时间的。毛泽东当时的主要社交资源，就是身为彭璜的小朋友和湘独运动的太阳花积极分子。
孙文这时派周震麟、黄一欧（1892-1981，黄兴长子，1920年奉孙指示，协助周震鳞来湘活动。1929年起参与了一系列倒蒋活动，后投共）来湘游说，希望谭延闿加入他的北伐计划。谭延闿是辛亥英雄和名义上的国民党员，不愿意直接拒绝他们，就邀请蔡元培、章太炎、张继等反孙的国民党元老，制造支持南北和谈的空气，企图化解外力干预的威胁。谭延闿和湖南的不幸在于，他们的地缘形势过于恶劣。湖南处在东亚勃艮第的位置上，没有任何领袖能够圆滑到足以杜绝群雄觊觎的程度。谭延闿的老练是人所共知的，部分就体现于他能够精确判断自己能力的界限。他发现程潜和鲁涤平的部下开始接受国民党代表的游说，就果断决定让位给职业军人赵恒惕。谭延闿在袁世凯时代，对赵恒惕有知遇和保护之恩。赵恒惕解决了骄兵悍将，大体维持了谭延闿的政策，尤其是保护了谭延闿功成身退的形象。12月11日，赵恒惕宣布成立根本法筹备处。12月21日，他通电各省：“西南倡义护法，于兹四载，既无正当解决之方，已陷治丝益棼之境。湘省地当要冲迭遭变故，牺牲至巨，创痛甚深。欲谋永久之和平，唯求真实之民治。曾经电主联省自治并于湘省划分军民两政，民选临时省长，赶制省自治法，以开先路而肇初基。深唯内治之坏，在于中央之集权。国是之纷，由于军阀之擅政。苟省自治，则地方有各自发展之能。苟省相联结，则举国有提挈并进之道。欲顺世界之新潮，解积年之纠纷，舍此几无他途可由。恒惕不敏，以为民意所趋。即大计所在，应先由西南各省会树之风声，推而至于全国以达刷新之建设。倘有障碍此旨者，恒惕竭力所能至，随同志后共谋排除，使新治得以实现，斯民同跻康庄。观成之日，即解甲归里，实为大愿。”（《京闻志要》，上海《时报》，1920年12月30日）滇、桂、蜀、秦、浙通电响应，实际上瓦解了国民党企图争取的大部分对象。国民党的仇恨落在赵恒惕头上，却放过了真正的始作俑者谭延闿。谭延闿事后居然还能以辛亥元老的身份，跟国民党握手言欢，做人的手段之高，实在无与伦比。
1921年3月，李剑农、王毓祥、王正廷、蒋方震、彭允彝、石陶钧、向绍辑、陈嘉勋、皮宗石、黄土衡、董维键、唐德昌、张树声等名士组成的宪法起草委员会成立。1922年1月1日，《湖南宪法》经湖南公民投票通过：“湖南为中华民国之自治省，以现有土地为区域，省自治权属于省民全体；全省公民凡年满卅岁以上，皆得被选为省议员，省议员任期三年，设议长一人，副议长二人，闭会时设常驻委员会；省长由省议会选出四人交由全省公民总投票决选，以得票最多数者为当选，当选后得受国政府之任命；凡湖南公民年满卅五以上在湖南居住五年以上者得被选为省长，现职军人被选为省长时，须解除本职方得就任，省长任期四年，期满改选，可连选连任一次；省长之职权包括：公布法律及发布执行法律之命令，统率全省军队管理全省军政，任免全省文武官吏；省长有重大犯罪行为，议员可提出弹劾；省务院下设内务司、财政司、教育司、实业司、司法司，省长为省务院长，各司长为省务员；中华民国现行法律及基于法律之命令与本法不相抵触者，仍得适用于本省；国宪未实施以前，应归于国之事权，得由省议会议决执行。”湘人如果根据立陶宛和芬兰的标准编撰历史，完全有权利认为自己的族群已经具备国族的资格。
谭延闿第三次流亡期间，做出了毕生最精确也最可悲的选择。他明白自己没有嫡系军队，只能以荣誉性职位终老。1912年的历史纪录给他保留了国民党元老的资格，1920年的历史纪录给他保留了湖湘国父的资格。随着国民党的列宁主义化，他周旋各方的余地日益减少。国民党的革命军只准他选择服从或敌对，赵恒惕的护宪军却不会强迫他做出选择。他最后选择了国民党，宣布从此以后只知“服从主义”。1926年7月，北伐军攻陷长沙。国民政府宣布废除《湖南宪法》、各级议会和法院，一切权力归于党的领导。谭延闿获得了“伴食宰相”的酬庸，一再出任名义上的党政军最高领导，从总司令、国民政府代理主席、主席到行政院长，但实际权力可以忽略不计。蒋介石成功以前，他在各方之间调停。蒋介石成功以后，他一心一意用自己的名望为蒋介石提供保护伞。蒋介石习惯于应付野心勃勃、甚至恩将仇报的元老，觉得谭延闿实在太好相处了，尽可能让老人心满意足。谭延闿是知趣的人，显然不会不明白自己在做什么。他老了，没有机会重新开始，只能尽可能合理利用过去积累的资源，给自己争取荣华富贵的晚年。他如果做出任何其他的选择，都会落到类似吴佩孚晚年的下场。他自幼富贵、聪明、软弱，喜欢随波逐流，避免承担责任。他生命的最后十年，为著名的谭家菜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他的书法留在中山陵，蒋介石的书法留在他的陵墓上。前者保存至今，却很少有人知道是他的手笔。后者毫不令人意外地遭到毁坏，仿佛冥冥之中自有定数。他本来可以名垂青史，只要真正相信自己的话语，用生命活出自己的原则，但他面对真正的考验，暴露了士大夫和聪明人的底色，更关心及时用不能变现的话语兑换实惠。他不珍惜自己的历史，为短暂而琐细的享受牺牲了自己；历史也没有珍惜他，将他挪到了无足轻重的八卦人物当中。
湖南会元：据朱保炯等编《明清进士碑录索引》卷下，谭延闿考中光绪三十年（1904年）甲辰恩科二甲第三十五名进士；另据朱汝珍编《词林辑略》卷十一，谭延闿，钟麟子，会元。字祖安，号组庵，未散馆，选庶吉士，以办学务授编修。延闿中光绪甲辰科会元，因其不仅文章好，且字亦极为漂亮，所以极有可能被点为状元。相传，就在慈禧老佛爷要下笔圈其名字时，发现谭延闿既是湖南人，且又姓谭，忽然想起那位令她最为痛恨的湖南籍“乱臣贼子”谭嗣同，就改点刘春霖为状元。一是春霖书法亦佳，二是天下大旱，春霖之名甚为吉利。延闿运蹇，被降为二甲第三十五名进士。但尽管如此，整个清代湖南籍士子中会元者，仅延闿一人而已，所以在桑梓之地颇具人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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药中甘草：谭延闿不光在家是个好儿子、好丈夫，在外做官也十分有一套。受王闿运、谭嗣同等改革派的影响，谭延闿的思想比一般的清代官僚要先进许多，但他初期属于君主立宪派。博友“其然斋主人”曾翻阅大量资料，对谭延闿的一生进行总结。从谭延闿的仕途经历来看，可以说是一帆风顺，这都要得益于他豁达圆通的处世哲学。网友其然斋主人的博客在《谭延闿
七言联》一文中说，谭延闿在国民党内人缘极好，他为官的诀窍首先是藏锋不露，处世圆滑。正是因为他八面玲珑，国民党元老胡汉民干脆把他比作“药中甘草”。甘草并不名贵，但素有“百药之王”之誉，有调和百药的功能，正如谭延闿的处世之道。也有人把他处世方法总结为一个“混”字，给他取了“混世魔王”与“水晶球”的诨号，他对此也公开承认，并声称“混之用大矣哉”。谭延闿在湖南时，下属进门不用报告，有座便坐，有烟自取享用，而谭延闿不论什么时候，都和颜悦色，了无怒容。无论升官还是被免职，他都永远保持微笑。有时候即使被当面羞辱，他也假装没有听见，被部下出卖了，他事后也不追究。所以，又有人称他为谭婆婆。
第一次督湘时，好多人还都不认识“谭婆婆”。一日大雨，谭延闿乘轿入府，卫兵喝令谭下轿检查，谭冒雨受检。事后，被卫兵营长知晓，欲责罚卫兵，谭延闿立即制止并亲自慰勉卫兵。北伐胜利，蒋介石登上最高权力宝座，谭延闿很知趣，让出国民政府主席职位，做行政院院长。
谭延闿混了一生，不仅落下“药中甘草”的别号，还落下“混世魔王”与“水晶球”的诨号，甘草并不名贵，但素有“百药之王”之誉，有调和百药的功能。也有人把他处世总结为一个“混”字，他对此也公开承认，并声称“混之用大矣哉”。谭死后，其生前老友胡汉民为之神伤，撰挽联云：“景星明月归天上，和气春风生眼中。”以此称赞谭延闿的中和之道。上海某小报刊登“解组”对联，一为解析谭组庵，一为暗示谭已死去之双重意思，准确勾画其一生之特点：“混之为用大矣哉！大吃大喝，大摇大摆，命大福大，大到院长；球的本能滚而已！滚来滚去，滚入滚出，东滚西滚，滚进棺材。”将“混世魔王”和“水晶球”嵌入联中堪称妙绝。
“三不”主义：北伐胜利，蒋介石登上最高权力宝座，谭延闿很知趣，让出国民政府主席职位，做行政院院长。面对蒋介石的独裁，谭延闿有一整套对付之策，即抱定了“三不”主义：一不负责；二不谏言；三不得罪人。每次开会，他都闭目养神，抱着闷葫芦不开瓢，往往“急死皇帝，太监却不着急”，成了一枚橡皮图章，只是伴食画诺，混混而已，反正社稷江山与己无关。他深知在蒋介石手下办事不易，情愿无所事事，乐得自在，做一个伴食宰相。他唯一的嗜好便是下馆子。南京所有有名的饭店都让他吃遍了。他吃得异常考究，吃得不再被蒋介石视为“眼中钉”，成了著名的美食家。
谭延闿与宋美龄的“不解缘”：谭延闿与宋美龄都是20世纪叱咤风云的历史人物。谭延闿本可以与风华绝代的宋美龄结为连理，走人婚姻的殿堂，但为了妻子临终的一句遗言，婚姻的红地毯终为他人铺设，却也与宋美龄结下了“不解的情缘”。
母亲的遭遇，让谭延闿对封建习俗颇为不满，为了不让类似的情况在家中发生，他誓不纳妾。
谭延闿的原配妻子为他育有一子三女，据黄兴的学生阎幼甫在《谭延闿的生平》一文中回忆：“谭延闿的老婆，据说是一个温顺的女人，夫妇感情很好，在谭第二次督湘时，妻子死在上海。从此，谭延闿成了鳏夫，一直到死。他断弦后，有许多人为他介绍续娶，他便念出他的悼亡诗：‘故人恩义重，不忍更双飞’，加以谢绝。”谭延闿的妻子是1916年病逝的，那时候的谭延闿
正值壮年，身边正是需要人的时候，但他却坚决不续弦，竟然连宋美龄这样的大家闺秀都拒之门外。
因谭延闿曾在孙中山落难时帮助过他，所以二人关系十分密切。此时宋美龄从美国留学归国，孙中山有意将宋美龄介绍给谭延闿
，并让谭延闿认宋的母亲为干妈。谭以“我不能背了亡妻，讨第二个夫人”为由拒绝了，对宋美龄只以干兄妹相称。而孙中山去世后，谭延闿和蒋介石的关系日渐密切，后来蒋介石之所以能与宋美龄结成连理，正是谭延闿
牵的线。
当然，蒋介石也没有亏待了这个大媒人，蒋介石第一次下野重新上台后，蒋任国民政府主席，谭延闿任行政院长，两人在工作上和私下里经常有交往，他的小女儿谭祥有时便随谭延闿去蒋家。因谭祥有大家闺秀气质，兼具乖巧聪颖，极得蒋介石夫妇宠爱。谭延闿
去世前嘱托蒋介石在青年将领中为谭祥选夫，蒋介石夫妇对此极为上心，选中了当时尚非将军、但潜质极佳的一位年轻人，就是后来大名鼎鼎的陈诚，而且在婚前，还提拔了陈诚，挂上了将星。
不作夫妻作兄妹：谭延闿父亲谭钟麟做过两广总督、吏部尚书等要职，妻妾众多，除元配陈夫人外，还有颜夫人、李夫人等四位侧室。谭延间的母亲李太夫人是谭钟麟的小老婆，她虽然生有三个儿子，但在封建礼制下，她长期未取得与其夫同桌而食的权利，吃饭时只能站着用餐。母亲常对他说：你们兄弟要努力读书，好好做人，将来做番大事业，做个大人物，才算是争光争气，那我在谭家虽然吃苦也感到安慰了。这对年幼的谭延闿刺激很大，吃饭时往往伴母而食，对母亲李太夫人晨昏定省，十分孝敬，并发誓要勤奋学习，为母争光。13岁时，他就考中了秀才，22岁，他考中举人，24岁在全国统考中以第一名的成绩，获中会元，在殿试中，以二甲第35名获得进士。谭延阎少年及第，光耀了谭家门媚，谭钟麟才向全家宣布：“李氏夫人可以人正厅就座用膳。”显然，这是“母以子贵”，谭钟麟才放宽了宗法仪范的尺度。但在谭延闿的心里却留下了重大的阴影。谭延闿的结发妻子方榕卿，是江西布政使方汝翼的女儿，两家本为世交。1895年3月3日，谭延闿与方榕卿在南昌结婚，9月，谭延闿携新婚妻子从长沙前往广州与父母一起居住。方夫人温柔贤德，孝敬公婆，体贴丈夫，使谭延闿得以奋力功名。28岁时，谭延闿就被推荐为湖南省谐议局议长，31岁时就当上了湖南省都督。人民国后，谭延闿嘱咐妻子，侍奉母亲李老夫人，颐养沪滨，教育孩子专心读书。谭延闿与方夫人共生育子女6人，由于谭延闿跻身政坛，无暇照顾子女，抚育子女的重任就落在了方夫人身上。她与丈夫聚少离多，但是她全力支持丈夫的事业，不管是丈夫高居政坛，还是被逐下野，她都一如既往地站在丈夫一边。他们相处得最多的时间是在谭延闿第一次督湘失败以后，谭延闿在上海家中。1916年，谭母病重，谭延闿刚刚获得第二次督湘的机会，方夫人没有把这一消息告诉远在长沙的谭延闿，自己衣不解带地昼夜守在婆婆的病床前，极尽做儿媳的孝心，但是，婆婆还是因病重不治而亡，她只好把这一不幸的消息告诉自己的丈夫。1918年6月，谭延阁的妻子身染重病，此时，谭延闿正做着第三次督湘的准备，正在湘南集结力量，准备驱逐湖南督军张继尧，为了不分散丈夫的精力，方夫人要家人不要把她生病的消息告诉丈夫。不久，方夫人在上海病逝，家人直到这年冬天才把这个消息告诉他。方夫人临终之前，曾托人转告谭延闿，希望他不要再娶第二个夫人，好好地养育他们的子女。谭延闿在零陵军中悲痛欲绝，发誓终生不再续娶。为了表示对方夫人的深切怀念，一向注重美食的谭延闿竟在军中吃了100天的蔬菜。1920年，谭延闿因受赵恒惕的逼迫，第三次督湘失败，离湘之前，他得知夫人灵枢正由人护送从上海经水路回湘安葬，请求赵恒惕允许他暂缓几日离湘，以便料理完夫人的丧事，但未得到赵恒惕的同意。当谭延周乘坐的轮船在城陵矶附近与运送方氏灵枢的轮船相遇时，谭的秘书吕芬筹害怕谭延闿触景伤情，只自己借故前往祭奠了一番，没有把这件事告诉谭延闿。谭延闿后来每想到这件事，都会悲从中来。因此，谭延闿在每年的3月3日，即他与方夫人的结婚纪念日，都要作一首诗来纪念她。
谭延闿被逐出湖南后，赋闲上海，他检讨自己三次督湘的经验教训，认识到只有投奔孙中山，才有前途。在孙中山危难之际，谭延闿率领湘军，全力扶持，在石龙、石滩前线，与叛军陈炯明展开血战，使孙大为感激，孙中山对谭延闿信任有加，先后任命他为广州陆海军大元帅府内政部长、建设部长等要职。谭延闿妻子死时，他只有40岁，但他既不寻花问柳，也不续娶继室。当时宋美龄已从美国留学归国，孙中山有意将宋美龄介绍给谭延闿，宋家也很满意，谭延闿进退两难，既怕辜负了孙中山的好意，得罪了宋家，又想到自己曾发誓不再续弦。如果娶了宋美龄为妻，怎么对得起自己死去的夫人？何况宋美龄貌美如花，英气勃发，受过良好的西式教育。如果让她嫁给自己这样一个生性古板、文气十足的中年人做继室，岂不委屈了？谭延闿一想到自己的母亲曾经受过的委屈，心里就痛苦不已。谭延闿左思右想，突然心生一计，他备了一份厚礼来到宋家，一进门就给宋老太太叩了三个响头，拜她作干娘，接着又认宋美龄为干妹妹。宋老太太有了这么一个干儿子不知有多高兴呀！早就忘了婚姻之事，宋美龄深受感动，更加敬佩谭延闿，孙中山这时当然也就无话可说了。
为“干妹妹”做媒：谭延闿虽然与宋美龄未能成为夫妻，但这位干哥哥对宋美龄却关怀备至。宋美龄深受西方文化的教育，自然缺乏那种中国传统女性“大家闺秀”的风范，也没有那种“男女授受不亲”的陈腐观念，她生性好动，特别爱好骑马，经常向善于马术的干哥哥请教，谭延闿也悉心地指导这位淘气好胜的干妹妹。广州国民政府时期，宋美龄曾在叶挺处见到一匹好马，闹着要骑，叶挺告诉她，马刚购来，性子烈，还近不得人，宋三小姐很不服气，硬要试试，果然一走过去，马便狂暴踢人，不能靠近。宋美龄当时只得作罢，却丢下一句话：我唤我阿哥来，非骑上这马不可。这“阿哥”，不是指宋子文，而是指她的干哥哥谭延闿，两个人婚事不成后，认了干兄妹，关系好得不得了。果然，第二天谭延闿就陪着干妹妹来了，他走上去，那马居然不踢他，老老实实，任他在耳边轻言细语，谭延闿抚之拍之，慢慢说了一阵，说：行了。就招呼宋美龄过去，扶她上马，要她只管跑，宋美龄策马驰骋，马居然十分听话，再没有一点脾气，把叶挺看傻了眼。宋美龄对这位干哥哥更是佩服得五体投地。孙中山没能促成谭、宋婚事，这使担任黄埔军校校长的蒋介石欢喜非常，于是，他乘着向孙中山汇报军校情况的机会，提出请总统关心部下生活。孙中山是明眼人，听完蒋介石所说的话，就知道蒋介石想娶的是宋美龄。在托宋庆龄不成后，孙中山自己给岳母写信，要她征求宋美龄自己的意见。宋美龄推托自己的年纪尚小，婚事以后再说。蒋介石自从在上海福乐利医院门前看了宋美龄一眼后，只要一有闲暇，他就去找宋美龄，又是送花，又是送求爱信，又是送美味佳肴，又是送衣服宝石。可是宋家诸人除了大姐宋霭龄赞成外，其他人都极力反对，宋美龄只好求助于谭延闿这位“畏三哥”，去做她家里人的工作。谭延闿在干妹妹的一再哀求下，首先去做宋老太太的思想工作。宋老太太对蒋介石没有什么好感。但是，她对谭延闿这个国民政府主席的干儿子却十分满意。谭延闿见到宋老太太，大肆夸赞蒋介石年轻有为，是中国未来的希望，以前的不良习惯也改了许多，现在一心一意地只爱小妹一人，希望干娘能够成全他们。宋老太太开始并不松口，但经过谭延闿无数次的思想工作后，她终于做了一些让步。但她要谭延闿向蒋介石传达她的两个成婚条件：一是蒋介石必须要断绝与其他女人的婚姻关系，只能与她女儿一人结婚，保证爱她女儿一人；二是要受洗入教，因为宋家是一个基督教徒之家。谭延闿向蒋介石转达了宋老太太的两个条件，蒋介石满心欢喜，当即表示答应她的要求。宋老太太有所松动后，当时宋家还有两人极力反对这桩婚事。一个是宋庆龄，她是反对小妹与蒋介石结婚态度最坚决的人，不过这时候，她因为蒋介石、汪精卫叛变革命，愤而前往苏联，不在国内。二是宋子文，他也极力反对宋美龄与蒋介石结婚。为了做通他的思想工作，这次由大姐宋霭龄出面，请谭延闿再次出马去当说客。宋子文因才识过人，锋芒外露，早期初登广东政坛时，不免为国民党元老派所忌，不被时人重视，宋子文怀才不遇，颇感苦闷。独谭延闿慧眼识俊才，力排众议，从多方面加以提携照拂，宋子文在广东的境遇从此开始好转。有此一段恩缘，宋子文视谭延闿为恩师，并相互引为知己。宋有所求，谭无不照准；谭有所言，宋无不听从。因蒋宋婚姻搁浅，谭受霭龄、美龄姐妹所托，与宋子文单独面谈。经再三譬解，宋子文一改初衷，不但同意蒋宋联姻，而且应允去日本，帮助美龄说服宋母。1927年12月1日，蒋介石和宋美龄在上海的大华饭店举行了盛大的结婚仪式，谭延闿作为蒋、宋联姻的介绍人出席了这次盛会。
为“干哥哥”选婿：蒋介石与宋美龄结婚，谭延闿是主要功臣。1928年2月，国民党二届四中全会在南京召开，蒋介石第一次下野后，重新上台，不仅恢复了国民革命军总司令的职务，而且还兼任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主席和军事委员会主席，谭延闿任国民政府主席，两人为了共同的政治利益，有了更深的交往。全国“统一告成”后，国民政府重新改组，蒋介石任国民政府主席，谭延闿改任行政院长。两人在工作上和私下里交往更加频繁。谭延阎的三女儿谭祥，有时便随谭去蒋家。谭祥又名曼怡，聪明伶俐，年轻貌美，是宋美龄在美国留学时的同学，当过南京陆军子弟学校教员。谭辈分小嘴巴甜，甚得蒋介石夫妇喜爱，谭延闿“经常到蒋官邸漫谈，每来必须携曼怡同行”。
1930年9月，谭延闿突发脑溢血，在病中他嘱咐泪眼朦胧的干妹妹宋美龄在青年军官中为他的三女儿谭祥择夫。谭死时刚好50出头，宋美龄为干哥哥的英年早逝痛哭流涕，发誓要不负干哥哥的临终重托。她在英雄配美人的原则下，着手为谭祥物色夫婿。在当时年轻将领中，以陈诚和胡宗南最为出色，而陈诚比胡宗南小两岁，此时的军功、地位以及政治见解都比胡为优，宋美龄与蒋介石一商议，决定选择陈诚做干哥哥的女婿。蒋氏夫妇找来谭祥，征询她的意见。谭问：“现居何职？”宋美龄答道：“军长。”谭祥又问：“是哪一军？”蒋介石答道：“十八军。”谭祥表示同意。
这时陈诚与原配吴舜莲虽没有完全破裂，但已没有感情，而与上海劳动大学的陈德爵有了一定的感情，但是没有结婚。1930年12月，陈诚从日本参观秋操回国后，蒋介石和宋美龄便向陈诚正式提起了这桩婚事。为使婚事顺利，并要陈诚解除和吴舜莲的婚约，断绝与其他女人的交往。
1931年春的一天，蒋介石与宋美龄特地安排陈诚与谭祥同乘一辆去上海的火车。蒋派随从副官找来了陈诚，问他原配离婚手续是否办妥。陈诚回答已办好。蒋介石就介绍他与谭祥见面。指着陈诚说：“这是百战百胜的陈诚将军。”又指着谭祥说：“这是新从美国留学回国的谭小姐。”其实谭祥与陈诚在武原已经认识。自此以后，双方情投意合，很快建立了恋爱关系，这时陈诚虽忙于在江西打内战，双方难得见面，但书信往还，使两颗爱慕之心紧紧地拴在了一起。1931年9月初，他俩商定双十节在南京结婚。
谭祥嫁给陈诚，条件是正娶，可陈诚是有妇之夫，虽然陈诚说和吴舜莲已解除婚姻，但若没个正式手续，谭祥总觉得不放心，依法也说不过去，为防日后出现不必要的麻烦，还是先把该办好的事办好再说。谭祥对陈诚说：“你和她总得有个手续吧！可否给我看看。没有这个手续，我们的婚期只好推迟，再等一等吧。”几句话，急得陈诚团团转，他可不想自己美好的婚姻因此化为泡影。于是连忙给在江西十八军军部的吴舜莲的哥哥吴子漪打电话，要他赶快到南京，为他办好与其妹的离婚手续。
吴子漪是陈诚在浙江省立第十一师范时的同班同学，而且又一直得到陈诚的关照，随陈诚的升迁而官越做越大，由团军需主任、师军需处长升到军军需处长，一直占据着美差肥缺，陈诚可说是他的衣食父母，他又怎么敢得罪他呢。他也知道陈诚与妹妹的婚姻早已名存实亡，而妹妹又不能生育，在“不孝有三，无后为大”的传统观念下，随着陈诚地位的不断升高，他们的婚姻破裂已是不可避免，何不做个顺水人情，让陈诚感激自己呢，这样日后还可从陈诚那里捞到一些好处。因此，到南京后，他爽快地答应回青田老家，劝妹妹与陈诚离婚。陈诚又另托吴家的亲戚，让当地德高望重的杜志远帮忙，终于使吴舜莲同意了办离婚手续，条件是“生不能同裳，死后必须同穴”。吴舜莲不识字，便由吴子漪代写了一张离婚协议书，又由吴子漪代为签名盖章。这些手续办完后，谭祥又要见吴子漪，在吴当面保证以后不出问题后，谭才放心。
陈诚和谭祥正式确定婚期后，不料“九一八”事变突然发生，日军侵入东北，陈诚身为军人，乃决定推迟婚期。但“九一八”事变只是局部冲突，因而陈、谭于1932年元旦在上海结婚，宋美龄作为双方介绍人，介绍了他们的恋爱情况，男方由杜志远主婚，女方由谭延阎的弟弟谭泽阎主婚，证婚人为蒋介石。婚礼热烈而隆重。
陈诚与谭祥结婚后，吴舜莲仍旧住在陈诚在青田高市的家里，照常侍奉陈的母亲，陈的母亲也仍将吴当儿媳看待，常说：“舜莲孝顺”。街坊邻里也仍把吴舜莲当成陈家媳妇。谭祥很重视名正言顺的名声，对于吴舜莲仍以陈家媳妇的名义和陈诚的母亲住在一起不怎么满意，就怂恿丈夫陈诚带她回青田老家，并将陈母接到南京，和她一起住。对于吴舜莲，陈、谭二人商定在青田县城给她盖一座洋房，让她离开高市陈家。
1935年4月，陈诚与谭祥以及他的弟弟陈敬修、弟媳庄秀慎一同回高市老家。到高市陈家后，谭祥雍容大方，和蔼可亲，邻里亲友都夸陈诚娶了个好媳妇，陈诚母亲也很满意，吴舜莲更自叹不如。过后，陈诚将母亲接到了南京，与他们住在一起，吴舜莲也离开了高市陈家，住进了陈、谭给她在青田县城所盖的小洋楼。谭祥正式取得了在陈家女主人的地位。
后来陈诚扶摇直上，成为蒋介石的“三鼎甲”之一，并荣任台湾国民政府副总统之职，除了陈诚个人的军事才干外，与蒋介石、宋美龄亲自选定的这桩政治婚姻也不无关系。
谭延闿的三大爱好：谭延闿在清末民初纷乱的时局中，纵横政坛达20年之久。谭延闿在繁忙的政务之余，还如影随形地养成了三大业余爱好，即美食、书法和“马癖”。
饱尝美食，不计健康：谭延闿曾以美食家著称，他专门聘请湖南烹饪大师曹荩臣为自己的厨师。1921年，谭延闿被赵恒惕逼迫，离开长沙寓居上海，为东山再起，酬酢颇多，那时曹已经在谭家掌厨。谭善饮健啖，对曹经常指点，曹对谭延闿的食性爱好也细心揣摩，不久，厨艺更加精进。北伐以后，谭延闿任国民政府代主席、主席及行政院院长，地位显赫，常聚亲友在家饮宴。谭家名菜有红烧鱼翅、蟹黄鱼翅、豆腐、笋泥、鱼生等等。谭延闿宴客时，曹厨子常在帘后偷听客人对菜肴的评价，并按照他们所说的加以改进，使来客无不赞叹。
曹荩臣做的菜，价格十分昂贵。如一桌鱼翅席，当时一般最多不过二三十个银元。有一次谭延闿宴请张学良派到南京商谈“东北易帜”的大员莫德惠，一席却花了100银元。莫吃了大加赞许，赏了曹厨子50银元，曹氏大喜，其名气越来越大。有人曾问曹:“为何你办的菜，价格比别人贵很多？”曹厨子说:“没有别的，只是选料不同。如别人炒一盘麻辣子鸡只用一只鸡，我炒的要用三四只，只取其胸脯肉；辣椒只取全红的，红中带绿的全不要，均先用猪油炸好，再下锅加盐酱等；出锅时鸡肉与辣椒大小、厚薄相同，红白相间，味美之极。价随值高，原是理所当然。”
有一次胡汉民请客，谭延闿前往赴宴，胡汉明明知道谭延闿喜欢吃鱼翅，却大谈鱼翅没什么吃头，味同嚼蜡，谭心里不同意，也不反驳，应对的是礼貌场上的典型情态“唯唯诺诺”。可酒至半酣，不见鱼翅，谭还是忍不住，轻声央求胡汉民说:“给我来一盘嚼蜡如何？”胡汉民听后大笑，说自己早已预备，只是想逗逗谭院长而已，于是立即命人将鱼翅端上桌来，谭延闿才算吃得很开心。
谭延闿很喜欢吃“神仙鱼”，“神仙鱼”做法比较特别，先用砂锅炖土鸡汤，然后在鸡汤上悬挂一条鲫鱼，用锡纸把砂锅和鲫鱼密封好，用文火炖3至4小时，让鸡汤的蒸汽把鱼肉全部蒸熟，并且一点点掉入鸡汤中，直到鲫鱼变成了一副空骨架，这样的鱼羹无刺，入口即化，味道异常鲜美。谭延闿即使在战场上，也要自己的伙夫挑着美食跟在身后，以便随时享用。
谭延闿喜好美食，因此长得极胖。医生曾经多次劝他，多吃蔬菜，少吃美味佳肴，但他就是不听，仍我行我素。凡是找到医生，如果许他饮食自如的，他便认为这位医生通达；如果为他多立戒条的，他便以为不行。他说:“我以前已经吃错喝错，何必现在戒它，反令我痛苦呢？”有一位医生，曾经替谭延闿做过精密的诊断，结果告诉谭延闿说:“依你的病状，将来有两个死法:一、得急病——脑充血而死；二、由半身不遂而死。”谭延闿曾对当时担任立法院院长，而在蒋介石强权政治下很不得志的胡汉民说过医生所讲的这两个死法。并告诉胡汉民，假如由他自己选择的话，他必定选择第一个，如果半身不遂几年，未免太使他难堪了。后来不幸被谭延闿自己所言中。
痴爱书法，妙绝天下：谭延闿一生爱好书法，从很小开始，为了应付科举考试，他就在父亲谭钟麟的督导下，聘请名师，潜心练习书法。他父亲每天要他写一篇文章，一首诗，还要写大、小楷数十页。他的字结体宽博，顾盼自雄，是清代钱沣之后又一个写颜字的大家。他出任湖南都督后，向他求字写匾的人络绎不绝，使他的书法艺术有了更大的进步。
1914年7月，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日本借口对德宣战，准备出兵侵占德国在中国的势力范围——山东，声言将进攻青岛。谭延闿为避战祸，偕全家离开青岛，经潍县、济南、南京返回上海，住赫德路65号，以习字、作书为日课的主要内容，临麻姑仙坛记共20遍，写有长沙辜氏族谱序。从此以后，谭延闿的书法，以颜字为宗，直至去世之前从未间断，书法盖世，流传甚广，人皆珍之。
在担任行政院长期间，他有更多的空暇时间来写字练笔。1929年4月，谭延闿因病由南京赴上海休养，住进上海宏恩疗养院。在住院期间，他一边治病，一边临摹麻姑仙坛记203通，书法达到了炉火纯青的境地。
他的大字，气魄磅礴，古厚雄奇。黄埔军校大门上的校名“陆军军官学校”几个大字，就是谭延闿书写的。南京孙中山陵园那座高大石碑，上面刻的“中国国民党葬总理孙先生于此”十几个大字，就是出于他的手笔。他所写的端整寸楷，字字铁画银钩，一笔不苟。谭延闿替孙中山所写的“国父祭蒋太夫人文”和1918年8月为蒋介石父亲写的“蒋肃庵先生墓志铭”便是谭延闿楷书中聚精会神的杰作。至于谭延闿的行书，风神圆秀，更饶有晋人意味，现在传世有谭延闿手写的诗册，虽是信手写来，而落笔淡雅，实已“都成妙趣”。谭延闿正是以书法来陶冶自己的情操，排解自己的烦恼，抒自己备受压抑的心声。
骑马观马，至死不变：谭延闿生平嗜好，除了品美食、写字做诗，便是骑马、看戏表演。谭延闿在年轻时，文墨之余，就喜欢骑射，蓄志武事锻炼。他幼年的老师黄凤歧就是一位文武兼备的角色。黄凤歧是安化县名儒，不仅是深谙儒学的饱学之士，也是精于武功、身怀绝技的武林高手。他的硬气功堪称绝技，垒叠四尺多高的砖块，他一掌劈下，从上到下统统断成两截。谭延闿跟他除学习儒学和科举时文外，还学了一些武功。另外，谭钟麟任总督时。每日清晨，戈什哈都要去校场操练骑射。谭延闿也经常跟戈什哈一起骑射，练就了一身过硬本领。
谭延闿在督湘期间，每天早晨出外骑马是他必备的功课，而且从未间断。他的马栏之中，都是天下名贵的骏马，有的以形状命名，有的以性能取号，有大小白龙、风云长、四颗珠等许多名马。毛色纯白的就称为白龙，铁青的就称为风云飞，黑色而脊背左右有两玉点的称为四颗珠。这些马肉满膘肥，毛光色润，配上锦绣的鞍辔，披上绣花的座垫，一手扶鞍一手扬鞭，蹄声得得，顿生一股澄清天下的志向。谭延闿特意为此雕刻了两枚章子。一枚章子上写着:“生为南人，不能乘船食稻，而喜餐麦跨鞍”；另一枚章子上则写着“马癖”两字，以表明对马的钟爱。
谭延闿在第一次督湘时，还特意举办过一场别开生面的赛马比赛。他邀请各师师长及其副官、参谋、卫队到湖南省教育会场赛马。他亲自宣布赛马规则：跑完50圈决胜负。
将官们一听谭延闿这文弱书生关心起骑射来了，感到好奇，都准时来会场凑热闹，胖乎乎的谭延闿鼻梁上架着一副金丝眼镜，身着长袍马褂，步履迟缓，与赛马场的紧张气氛很不协调，一些将官们想出谭延闿的洋相，要他参加赛马，笑问:“都督是否赏脸露一手，让我们开开眼界？”
谭延闿不假思索，说:“延闿既然邀请诸位赛马，当然要献丑，还望各位不吝赐教！”
将官军佐们一个个敏捷利索地骑上马，谭延闿在卫兵的搀扶下，几次才爬上马背。将官们见状，暗暗发笑。待司号员一声令下，众将官策马奔驰赛场。他们故意策马跑在谭延闿坐骑前前后后，把他夹在中间。他却稳坐马背，不紧不慢跑在中间。跑了20多圈后，一些将官军佐累得气喘吁吁，渐渐落后，陆续退出赛场。谭延闿此时却稳坐马背，策马向前，后来居上。跑到50圈时，场上只剩一匹白马，疾如风驰电掣，一直跑到终点时，大家才看清：端坐马背的竟是被卫兵扶上马背的“谭婆婆”！将官们不由目瞪口呆，面面相觑，觉得这位“谭婆婆”高深莫测，不可等闲视之。
1919年，谭延闿为了实现三度督湘的目的，在得到桂系军阀陆荣廷的支持后，亲赴零陵永州的军营，指挥那里的湘军与北洋军对抗。他每天都要出外骑马，呼吸外面的新鲜空气，摆脱军营的空虚寂寞，在自然界中吸取力量，磨炼意志。
在担任国民政府代理主席、主席和第一任行政院院长期间，虽然由于公务繁忙，没有多余的时间经常去骑马和观看马戏表演，但是，他偶而也会忙里偷闲，在政务和军务之余，骑马出外去散散心，或到郊外的马场去看看别人的马术表演。
1930年9月21日那天，恰逢周末，他便抽空前去南京郊外的小营看骑马表演，由于看马的时间较长，体力不支，突发脑溢血，他急忙对身边的侍从和警卫说，他要马上去中山陵看看。侍从和警卫立即把他扶上汽车，车子开到中山门时，谭延闿已经不能言语了。侍从和警卫们只好调转车头，把谭延闿送回到成贤街他自己的家中。这时谭延闿早已失去了知觉，服药既不能，打针又不行，匆忙赶来的一大群医生束手无策，一直拖延到22日的上点，谭延闿不治而逝，享年51岁。蒋介石下令全国降半旗3天，停止一切娱乐活动，并派宋子文为其治丧办事处主任，拨治丧费1万元。1931年9月4日举行国葬。蒋自汉口赶回，亲往执绋，送葬于中山陵侧之灵谷寺，坟墓宏伟仅次于中山陵。
民国头号美食家：谭延闿
去世时只有50岁，有种说法是他之所以早逝，完全是吃死的。这就不得不提到他的另一个身份——
民国头号美食家。
在晚清和民国的官府菜中，以南北两大“谭家菜”为翘楚，北谭是谭宗浚家的私房菜，南谭就是谭延闿的私房菜。北谭后来家道中落，后人靠开饭馆维生，名气虽大，但菜品档次却低了，而南谭则一直是私房菜，档次极高。谭延闿
字组庵，号无畏，于是其私房名菜有“组庵鱼翅”、“畏公豆腐”等，尤其是那味“组庵鱼翅”，是谭延闿和家中名厨曹四一起“研发”。据说，由于谭延闿
太会吃，太懂吃，当年谭家聘请厨师，各地名厨争相应聘。风传谭家管厨房的管事不太地道，常克扣工资，厨师常常拿不到原本丰厚的工钱，但哪怕这般委屈，名厨们还是抢着去，只为了能在谭家下厨，就有机会听谭延闿的评语和点拨，哪怕只是寥寥数语，往往也受用不尽，学个一两年，就仿佛留学镀金，再出去立马身价陡增。
谭家名菜有红烧鱼翅、蟹黄鱼翅、豆腐、笋泥、鱼生等等。其中谭延闿
最喜欢吃的一道菜叫“神仙鱼”，这道菜先不用去吃，只是做法就让人惊叹的了。先用砂锅炖土鸡汤，然后在鸡汤上悬挂一条鲫鱼，用锡纸把砂锅和鲫鱼密封好，用文火炖四小时，让鸡汤的蒸汽把鱼肉全部蒸熟，并且一点点掉入鸡汤中，直到鲫鱼变成了一副空骨架。这样的鱼羹无刺，入口即化，味道异常鲜美。
谭延闿一生不好色，唯独好吃，因好美食，一生颇多佚闻。他喜欢吃鱼翅，每顿饭必吃，而且非鱼翅不饱。有一次，谭延闿赴宴，席间主人大谈鱼翅不好吃，味同嚼蜡，谭延闿
也不多话。酒至半酣，鱼翅还是没有上桌，而此时主人遍请宾客随意点菜，询问道他时，他莞尔一笑，回答道：“如蒙不弃，请赐嚼蜡如何？”
吃得多了，谭延闿
非常胖，他的医生曾多次劝他，要多吃蔬菜，少吃大鱼大肉。他虽然听，可忍受不了一餐无肉的日子。后来，他干脆把医生辞了。他跟人常说的一句话就是：“吃喝嫖赌，人生四大嗜好，嫖赌与我无缘，吃喝在所不辞。”他到医院检查，医生把结果告诉他，然后说：“依你的病状，将来有两个死法：一是得急病，脑溢血而死；二是半身不遂而死。”谭延闿后来跟胡汉民说，“这个医生如果说的是真的，那我宁愿选择第一个，如果半身不遂几年，未免太使我难堪了”。谁知一语成谶。1930年9月22日，谭延闿
突发脑溢血，在南京逝世。
组庵湘菜：谭延闿还有一个特别嗜好，即美食。他是真正的美食大家。提到湖南菜，就得提到组庵湘菜。当年凡是从民国过来的湖南厨师，没有不知道组庵湘菜的，上了年纪的湖南食客对于组庵湘菜更是津津乐道，称其为“组庵湘菜”。谭延闿因其颇“好吃”，亦精擅食法。
组庵湘菜是由谭延闿及其家厨所创立，组庵湘菜以“原材料选取精良、刀工处理精细、烹制技艺精湛、味道调和精准”的美食理念赢得了人们的青睐，被称为“湘菜之源”，谭延闿及其家厨所创立的享有盛名之“组庵湘菜”为湘菜中的著名系列和官府菜的重要组成部分。
谭延闿自号组庵，被称作“民国第一吃家”。谭延闿的父亲就是一个吃家，这种机缘，造就了谭延闿在美食上的造诣，特别是对湘菜发展的巨大创新和推动。从某种意义上说，没有谭延闿，就不会有现在湘菜的面貌。直到今日，“组庵湘菜”还是湘菜中的著名系列和重要组成部分。
谭延闿父亲任两广总督时，家厨以粤厨为主，大部分来自潮州。潮州以前是粤菜的一部分，后来独立出来自成菜系。谭延闿祖籍湖南，成长时期又受到过粤菜的影响，以至于在此后的日子中，他对湘菜的发展，以及粤菜与湘菜的融合起到了很大的作用。湘菜本身厚汁重味，将粤菜的清淡香醇融入其中后，使组庵湘菜的味道更加鲜美，为日后成为八大菜系之一打下基础。
组庵系列菜品的产生，主要得益于他的两位厨子，一位是江苏籍主厨谭奚庭，以烹调淮扬菜为主；一位是湖南籍主厨曹敬臣，以烹调湖南菜为主。淮扬菜清淡，湖南菜味重，谭延闿对这两个菜系的喜爱，为以后湖南菜和淮扬菜的发展都有重要的促进作用。
来自江苏的谭奚庭，本是扬州一个盐商的家厨，做得一手好的淮扬菜。清代到民国初期，盐商富甲一方，也都喜欢吃，对家厨的标准也很高，挑选出来的家厨各个身怀绝技。谭奚庭本身对美食极有天赋，在盐商家里又获得了熏陶，厨艺自然精湛。盐商过世后，谭延闿花重金把谭奚庭聘为厨师。
组庵湘菜之所以声名远播，原因有三：一是谭延闿的声名显赫。牟小东在《文人与烹饪》一文中写道：“再举台北的谭家菜为例，此谭家菜指的是曾做过国民政府主席、行政院长谭延闿家的组庵菜。两湖富庶好几百年，难道就没有会吃的，但是谭延闿一出则不仅饮食考究，人以为宗，并且他死后多年某些人在台北开店，还以他为号召，菜品都冠上谭氏的名号，称为‘组庵鱼翅’、‘组庵豆腐’（谭延闿字组庵），并且称其厨师为谭厨，称其菜为组庵湘菜。真正给谭氏做过菜，经谭指点的曹荩臣弟兄（曹四、曹九）称为谭厨倒是名副其实，而有些人根本不沾边也自命为谭厨，纯系鱼目混珠。这与北京的谭家菜十分相似，现在谭与原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程思远同志家菜的厨师，可以断言从未经过谭瑑青家属的亲传，更谈不上师承关系，如何能得谭家菜之真髓！这两个例子都说明，由于谭瑑青和谭延闿的地位声望高，为人所称道，所以由此而出名，否则再有几个名不见经传的谭瑑青或谭延闿，再有几碗好鱼翅，也绝不会享有如此盛名。”
二是谭精于食道。谭每每在邀宾宴客之前，总是对厨师提出方案，并对菜单加以定酌。
第三，则是厨师的作用。这里面有两个人。其一是曹敬臣（一说曹荩臣），曹是当年长沙名厨，他与萧荣华、宋善斋、柳三和、毕河清，及罗凤楼均为昔日长沙的郇厨名手。萧荣华开设飞羽觞酒楼在理向街，以烹制“锅巴海参”、“奶汤蹄筋”、“鲜花菇无黄蛋”、“火方银鱼”等肴馔驰名。宋善斋则在南门外麻家湾商余俱乐部主理厨政，擅制“红煨土鲍”、“口蘑干丝”、“奶汤鱼翅”等菜。柳三和经营三和酒家，拿手名菜为“素烧方”、“三层套鸡”、“七星酸肉”、“生炒肚丝”等。谭延闿和当年知事姜济寰对其甚为赏识，有请谭、姜者，非柳三和司厨不箸。毕河清在南正街大古道巷口置燕琼园酒楼，以“烧烤席”闻名三湘，创制“荷叶粉蒸鸡”、“鸡腿藕夹”、“三谷泥”（荸荠、青豆、黑枣）、“地菜烧野鸭”、“豆苗炒虾仁”、“红烧白鳝”等菜肴。罗凤楼掌勺于鱼塘街天然台酒楼，后创办天然酒家于东茅巷萧怡丰盐号旧宅，看家菜系“红烧乌元”、“红烧土鲍”等。曹敬臣则追随谭多年，由于他的烹调技艺超群，也摸透了谭的食好，在谭的烹饪总原则不变的前提下，能花样翻新，以致当年许多名流饕餮食后击节称赞，成为口碑。传说南京当时有云：“若要宴请谭院长，需先邀请曹厨师。”
谭延闿仙逝后，曹敬臣回长沙，在坡子横街开设“健乐园”，以“组庵鱼翅”、“组庵豆腐”、“组庵鱼生”、“组庵笋泥”等组庵湘菜大事宣传，生意兴旺。抗战中，国民政府主席林森，由宁乘汽车赴渝过长，长沙市商会左学谦在健乐园设宴为之洗尘，因而使健乐园声名更噪。
其中一则轶闻：民国政府前行政院院长谭延闿氏好食鱼翅，每餐必进，非鱼翅不饱，几至成癖。有一次赴某君招宴，席间主人大谈鱼翅之不足食，喻为味同嚼蜡，谭氏唯唯。酒至半酣，鱼翅未见上席，而主人遍请宾客随意点菜，询及谭氏时，谭莞尔以答曰：“如蒙不弃，请赐嚼蜡如何？”
近年发现了组庵湘菜食单，写在当时长沙合生祥南货土产号用笺的十行纸上，记录了200余种组庵湘菜的用料与制法。后来又发现金声先生曾记录下组庵先生宴客的“乳猪鱼翅席”食单一份，抄录如下：
四冷碟：云威火腿、油酥银杏、软酥鲫鱼、口蘑素丝；
四热碟：糖心鲍脯、番茄虾仁、金钱鸡饼、鸡油冬菇；
八大菜：组庵鱼翅、羔汤鹿筋、麻仁鸽蛋、鸭淋粉松、清蒸鲫鱼、组庵豆腐、冰糖山药、鸡片芥兰汤；
席面菜：叉烧乳猪（双麻饼、荷叶夹随上）；
四随菜：辣椒金钩肉丁、烧菜心、醋溜红菜苔、虾仁蒸蛋；
席中上一道“鸳鸯酥盒”点心；
席尾上水果四色。
席中的组庵鱼翅与豆腐，又是组庵湘菜的名肴。组庵先生中年以后牙齿不佳。所以组庵湘菜多以文火煨熇而成。煨熇也是湘菜的特色，煨是可以突出主料的原汁原味，质软汤浓，鲜香醇美，组庵鱼翅的柔滑烂透正表现了这种特色。至于组庵豆腐，则是将水豆腐和烂成泥，过箩筛滤，然后和以鸡茸打匀，上笼屉蒸至蜂窝状，切成骨牌状，再入鸡汤文火慢煨。这些菜都是配合他的牙口而制的。
组庵湘菜系列中，最出名的当为“组庵鱼翅”（一说是“组庵玉结鱼翅”）和“组庵豆腐”。"组庵豆腐”一馔，据传发明创始人为杨翰（号息柯，宛平人，清末曾任永州知府，善书法，爱与文人学者往还，曾经手修复长沙贾太傅祠和定五台），谭延闿是继承了杨翰的豆腐制做方法，遂以发展的。
书法成就：谭延闿的字亦如其人，其楷书点如坠石，画如夏云，钩如屈金，戈如发弩，竖画多用悬针法，起笔沉着稳重，顿挫有力，使人感到貌丰骨劲，味厚神藏。一洗清初书坛姿媚之态，所不足者，少自家面目。其行书功深厚，变化灵巧，笔笔中锋，笔锋于纸能藏锋力透，有大气磅礴之势，虽是前清进士，但其书法绝无馆阁体柔媚的气息。是清代钱沣之后又一个写颜体的大家。被誉“民国至今，学颜者无出其右”。有论者云：“先生临池，大笔高悬，凡‘撇’必须挫而后出锋，凡‘直’必直末稍停，而后下注，故书雍容而又挺拔。”
谭的书风几经变化，弱冠时学赵松雪、刘石庵，继而师法鲁公行楷尺牍，兼学东武（杨肇），松禅（翁同龢），30岁专习颜书，参以钱南园笔法，以《麻姑仙坛记》为日课，平生得220通。1929年4月，谭在上海养病，其间就临了203通。谭氏所临《麻姑仙坛记》锋藏力透，气格雄健，酷似钱南园，而笔画更为厚重，其雄浑较钱氏更甚，挺拔之气跃然于纸。其结构严正精卓，如贤者正襟端拱于庙堂，深得其神髓，令人钦佩。他写颜字主张“上不让下”，
“左不让右”。谭氏学鲁公书之外，则泛滥百家，兼涉篆隶，40岁后居广州，于古法帖无所不临。极纵肆之奇，生平书学至此乃大变。谭延闿曾在1926年以行楷背临古帖诸如黄山谷、苏东坡、米襄阳、赵松雪、文衡山、祝枝山、董其昌诸家。谭临帖神速，笔画之工，人弗如也。
颜真卿楷书自从被米南宫批判之后，一直不很被重视，宋、元、明三代不出一个善写颜体的大家。清初基本上是董其昌书法的天下。直到清中叶刘石庵（刘墉）以及后来钱沣、何绍基、翁同龢等出，颜书才始得到复兴。但清代书法家多数还是写行草书，篆隶也颇有好手，只是规规矩矩的楷书尚不多见。钱沣是一时名家了，学颜字得其神趣，气象浑穆。但横平竖直处时显板硬，不若鲁公之灵妙。即使如此，同时代及后世，楷书领域内，钱沣也是罕有其匹的。楷书是能显示真功夫的，一点一画，稍有偏差，一望便知。而谭延闿尤以颜体楷书誉满天下。谭延闿可以说一生基本都在攻颜书。谭延闿善诗联，擘窠榜书、蝇头小楷均极精妙。书法作品兼有艺术和文物双重价值，国内民间所藏多集中于湖南。
中山陵半山腰碑亭内巨幅石碑上“中国国民党葬总理孙先生于此”两行巨大金字，即为谭氏手书。
谭延闿在年少时，书法即受翁同龢的赏识，翁在给谭的父亲的信中道：“三令郎，伟器也！笔力殆可扛鼎。”于右任先生每论时人书法时必曰：“谭组庵是有真本领的。”马宗霍评其书云：“组庵早岁仿刘石庵，中年专意钱南园、翁松禅两家，晚参米南宫，骨力雄厚，可谓健笔。”他的行书是将刘石庵与钱南园相互熔于一炉。其点画之丰满圆润、挥洒从容乃似石庵，而浑健苍劲，体势阔疏朗，气势夺人处又似南园。谭延闿是进士出身，入翰林院，有很高的学养。能巧妙地从前人书中吸收营养，从而形成了自己宽博温厚、含蕴性灵、雄健开阔的韵致。此谓百学不能至也。
人物作品：谭延闿在末岁致力章草，访求石刻旧拓，想丰富书法的变化，力求寻找自己书法的表现语言，可惜天不假年，谭51岁病逝。谭延闿虽然未到人书俱老之境，然其法度俱存，为后世学书者所步趋。谭曾有《讱庵诗稿》、《组庵诗集》、《非翁诗稿》、《慈卫室诗草》，皆手稿影印。得者，读其诗亦可赏其书。有《中国历代书风系列·谭延闿书风》印行，堪称大家。
江苏路七号，还曾经住过一位书法家。
王苍，生于1900年，卒于1977年。原名王杏东，又名王澍，是民国时期青岛著名的书法家。因与清代书家王澍重名，又得汉印“王芲”，故晚年用此名。其祖籍一说为是山东牟平人,有作品佐证。一说是山东诸城人。
王苍为岛城名士，是民国时期青岛著名的书法家，尤善石鼓文，篆籀，且善乐理，藏甲骨甚多，得之于诸城王氏，曾在山东大学图书馆工作。山大迁至济南时，与黄公渚一道留在青岛，是一个极有道诣的学者或者说是国学大家。
王苍早年执教于市立中学（青岛一中），授国文课，建国后在山东大学执教，主讲“禅”学，曾任古典文学系一级教授。其学养深厚，在文史之余酷爱书法，所书各体兼有，1946年青岛市文化运动委员会举办的美术展览中就有其石鼓文作品展出。王苍对甲骨文、金文、乐律、国学有及高的造诣，且精鉴赏、富收藏，很多收藏捐献国家。他书作取法魏晋以上，格调高迈、天骨开张，属学者型书法，有大家风范，极具感染力，令人叹为观止。青岛老一辈的书画家、如张朋、冯凭、梁天柱等受其影响很大，无不佩服王先生的学养及艺术成就。据说，他是蓬莱葛家修的学生，善古琴，承诸城一派，是诸城派古琴的代表人物，专著《中国乐律史》(1964年油印本,中国艺术研究院音乐研究所藏)。故宫博物院文物鉴定专家郑珉中先生在1937年至1939年曾随先生学琴。惜生不逢时，因种种历史原因王苍的学术成就及书法艺术成就不被世间俗人所知，可谓阳春白雪、曲高和寡。
1958年7月学院迁济南，先生此时被打成右派，文革也未幸免，曾居住在青岛江苏路7号，（国民政府主谭延闿曾在此居住过）。王苍晚年向佛，是居士，孤身蜗居在不足10平方的房子里度过了充满希望的余生……
1977年得知平反已是暮年，发还被抄文物，欣喜之余，把大部份捐献国家，其中所藏甲骨甚多……并把国家所奖励2000元，全部定购了古籍出版社所拟出版的古籍，想把毕生所学所藏进行整理，在有生之年出版。可惜天妒英才，所购书籍还没来得及相见，先生便驾鹤西归了，所撰专著更无缘出版，散落民间……据传，其兴奋过度，大笑三声而亡（脑溢血）。宋鲁有诗叹曰：修躯平发灰长杉，正襟直立寡言谈；动乱十年遭大劫，兴奋而殁归西天。
杜大恺曾评价：“王苍精于声韵，学识渊博，以魏碑作行草，秃笔枯墨，风骨苍茫，惜哉因病先逝，名遂身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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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4.2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