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清明·孟子故里——孟庙

 

      承圣门之左侧建有“康熙御碑亭”；左为“启贤门”；右为“致敬门”......

      康熙御碑亭：承至门左侧，建有一座高大的碑亭，重檐翘角，斗拱承托，绿色琉璃瓦覆顶，贴金彩绘，富丽堂皇。亭内放置清康熙《御制孟子庙碑》一幢，故称此亭为康熙御碑亭。康熙碑亭始建于乾隆元年（公元1736年），亭内放置清康熙二十六年康熙皇帝书“御制孟子庙碑”。碑额浮雕泰山祥云、二龙戏珠等图案，雕刻技艺精湛，形象逼真。碑座为一巨大石雕，狮头、龟背、鹰爪、蛇尾——似龟非龟的怪兽。其实它并非乌龟。据徐应秋《玉芝堂·龙生九子》中说，此兽叫“霸下”，又叫“赑屃”，传说是龙的第6个儿子，喜文好负重，力大无穷。这块石碑是孟庙中现存最大的一块石碑。碑文字体工整秀丽，为康熙二十六年（1687年）四月，清圣祖玄烨御笔亲书。

      子思：孔伋，字子思，孔子的嫡孙、孔子之子孔鲤的儿子。大约生于周敬王三十七年（公元前483年），卒于周威烈王二十四年（公元前402年），享年82岁。中国春秋时期著名的思想家。受教于孔子的高足曾参，孔子的思想学说由曾参传子思，子思的门人再传孟子。后人把子思、孟子并称为思孟学派，因而子思上承曾参，下启孟子，在孔孟“道统”的传承中有重要地位。《史记·孔子世家》记子思年六十二（当为八十二之误），而生卒年则不详。按子思之父孔鲤，死于孔子之前，子思的年代当跟孔子的年代相当。子思在儒家学派的发展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他上承孔子中庸之学，下开孟子心性之论，并由此对宋代理学产生了重要而积极的影响。因此，北宋徽宗年间，子思被追封为“沂水侯”；元文宗至顺元年（公元1330年），又被追封为“述圣公”，后人由此而尊他为“述圣”，受儒教祭祀。

      关于《中庸》一书的作者和成书年代，历来一直存在两种不同的说法。一种观点认为是战国中期子思所作，另一种观点认为作于秦朝统一六国之后，不同意子思作《中庸》的说法。

      传统观点认为《中庸》出于子思之手。司马迁在《史记·孔子世家》中明确指出：“子思作《中庸》。”以后，汉唐注家也多遵从此说。如郑玄说：“名曰《中庸》者，以其记中和之为用也。庸，用也。孔子之孙子思作之以昭明圣祖之德。”唐代的陆德明、孔颖达也同意这一看法。宋代二程、朱熹也是如此，他们都认为子思作《中庸》，如朱熹在《中庸章句》里清楚地指出：“《中庸》何为而作也？子思子忧道学之失传而作也。”又说：“此篇乃孔门传授心法，子思恐久而差也，故笔之于书，以授孟子。”近代的一些学者也认为子思是《中庸》的作者。如胡适就认为其中虽然加入了后人的某些材料，但该书大体上还是孟子以前的作品。因为从孔子到孟子儒家的人生哲学的发展应该有一个过渡阶段，这个过程是从极端的伦常主义、重君权、极端实际的人生哲学到尊崇个人、鼓吹民权和心理的人生哲学的过渡。而《大学》和《中庸》就反映了这个过程。

      不同意子思作《中庸》说的主张出现较晚，他们依据《中庸》第二十八章中的话：“今天下车同轨，书同文，行同伦。”认为这是秦始皇统一中国后的话语，不应该出现在战国时期。《中庸》又说：“虽有其位，苟无其德，不敢作礼乐焉。”认为这应当言于秦亡之后。

      实际上，子思作《中庸》应该是没有问题的。东汉的班固在《汉书·艺文志》的礼类著录有《中庸说》二篇，未提作者；在儒家类著录有《子思》二十三篇，自注曰：“名郕，孔子孙，为鲁穆公师。”其中有无《中庸》也未明言。在《汉书·艺文志》的礼类中，对于《礼记》各篇没有一篇单独立目，只有《中庸说》著录其中，所以颜师古注曰：“今《礼记》有《中庸》一篇，亦本非礼经，盖此之流。”看来，《中庸说》可能就像《诗》有《鲁诗说》、《韩诗说》那样，是专门“说”《中庸》的著作。这说明此前《中庸》已经单独行世，并且具有相当大的影响，至于其中“车同轨，书同文，行同伦”等语句，按李学勤先生的观点解释，孔子生于春秋晚年，周室衰微，政治文化趋于分裂，已经没有“车同轨；书同文，行同伦”的现实存在，《中庸》此句中的“今”字应解释为“若”，《经传释词》曾列举许多古书中的例子都是假设语气，孔子所说也是假设，并非当时的事实，所以不能因这段话而怀疑《中庸》的成书年代。

      不仅如此，子思作《中庸》的说法还得到了最新材料的证实。《荀子·非十二子》一篇曾经指斥子思、孟子的“五行”说，马王堆汉墓出土的帛书中有一篇儒家著作《五行》，证明了什么是《荀子·非十二子》所批评的思孟五行之说，并在《中庸》、《孟子》等书中找出了这个学说的痕迹，由此可以确定《中庸》一篇的确是子思的作品。

      据《汉书·艺文志》记载，子思的著作有二十三篇，曾经被编辑成《子思子》一书。这个记载是否可信，学者们看法不一，1993年冬天，在湖北荆门郭店的一座楚墓里出土了大量的竹简，这不仅可以使人们对这个问题作出肯定的回答，而且也证明了《中庸》一书确实为子思的作品。该墓出土的竹简已经编成《郭店楚墓竹简》一书，于1998年5月由文物出版社出版。其中有儒家的学术著作，这些著作可以分成两组，其中一组有《缁衣》、《五行》、《尊德义》、《性自命出》和《六德》，根据著名历史学家李学勤先生的研究，郭店竹简中的这些儒书属于儒家子思一派，《缁衣》等六篇应归于《汉书·艺文志》著录的《子思子》。同时，这些竹简儒书又与《中庸》有不少相通之处，如《性自命出》论及“性自命出，命自天降”，这与《中庸》“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一致，《尊德义》的体例与《中庸》篇也颇近似。沈约曾说《中庸》取自《子思子》，而竹简中又有《鲁穆公问子思》。因此，这些竹简儒书肯定都与子思有一定的关联，同时也进一步证实了《中庸》一书的确出于子思之手。

      子思作为战国时期儒家的重要代表，对后世产生的较大影响，主要还在于他的思想方面，特别是他的中庸思想。“中庸”是指以不偏不倚、无过无不及的态度为人处世，“中”是“中和、中正”的意思，“庸”是常、用的意思。“中庸”一词最早出现在《论语》一书中，然而它作为一种思想方法却有久远的历史渊源。据说，尧让位于舜时就强调治理社会要“允执其中”。周公也力倡“中德”，他曾经强调折狱用刑时要做到“中正”。在古代材料的基础上，孔子进一步提出了“中庸”的概念，把它作为最高的道德准则。后来，子思作《中庸》一书，对孔子的中庸思想进行了系统阐述。该书全篇以“中庸”作为最高的道德和自然法则，讲述天道和人道的关系，把“中庸”从“执两用中”的方法论提到了世界观的高度。

      子思认为：喜怒哀乐的情感还没有发泄出来的时候，心是平静的，无所偏倚，这就叫做“中”；如果情感发泄了出来能合乎节度，没有过与不及，这就叫做“和”。“中”是天下万事万物的根本，“和”是天下共行的大道。人如果能把“中”、“和”的道理推而广之，那么天地之间一切都会各安其所，万物也都各遂其生了。例如，颜回做人能够择取中庸的道理，得到一善就奉持固守而不再把它失掉。舜是个大智的人，善于征求别人的意见而且对那些很浅近的话也喜欢加以仔细的审度。把别人错的和恶的意见隐藏起来，把别人对的和善的意见宣扬出来，并且把众论中过与不及的加以折衷，取其中道施行于民众，这或许就是舜之所以成为舜的道理吧。

      但是中庸之道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因为聪明的人过于明白，以为不足行，而笨拙的人又根本不懂，不知道怎样去行；有才智的人做过分了，而没有才智的人却又做不到。这就像人没有不饮不食的，但是很少有人能知道它的滋味。那么，应该怎么做呢？首先，能做到尽己之心推己及人就离中庸之道不远了，凡是别人加之于自己身上而自己不愿意做的，也就不要强加在别人身上。其次，君子应在所处的地位去做它应该做的事，而不应去做本分以外的事。处在富贵的地位，就做富贵地位所应该做的事；处在贫贱的地位，就做贫贱地位所应该做的事；处在夷狄的地位就做夷狄地位所应该做的事；处在患难的地位，就做患难地位所应该做的事。君子守道安分，无论处在什么地位都是自得的。

      处在上位不欺侮在下位的，处在下位不攀附在上位的人，端正自己而对别人无所要求，自然没有什么怨恨。上不怨恨天，下不归咎他人。所以君子安于平易的地位等待天命到来的驱使，小人却要冒险去妄求非分的利益。

      中庸思想：《孔子世家》又说，子思曾困于宋，“子思作《中庸》”。《汉书·艺文志》有“子思二十三篇”，本注云；“名伋。孔子孙，为鲁穆公师”。子思二十三篇久佚。《中庸》为《礼记》所收，流传于世。《孔丛子》记有子思固于宋的细节及子思与鲁穆公的问答，都不一定可信。《中庸》，司马迁称其为子思作，但不一定是子思一人之作。《中庸》所说“载华岳而不重，振河海而不浅，”说“今天下车同轨，书同文，行同伦”，都是秦汉人的口气，当非出于战国时人之手。《中庸》作者认为，人的贫富穷通、国家的治乱兴衰，都有天命来决定。人的本性能对天命作出正确的反应，表现为行为的准则，这就是道。道是不可须臾离的，如能修养得好，可以与天地相参。他在书中举出几个标准人物，其中有文王、武王和孔子。他说：“无忧者，其惟文王乎！以王季为父，以武王为子，父作之，子述之。武王缵大王、王季、文王之结，壹戎衣而有天下，身不失天下之显名，尊为天子，富有四海之内，家庙飨之，子孙保之。”这是说文王武王的命好，但同时也离不开“文武之德”，离不开“文王之德之纯”。《中庸》作者特别说到孔子，说“仲尼祖述尧舜，宪章文武，上律天时，下袭水土。辟如天地之无不持载，无不覆。涛。辟如四时之错行，如日月之代明，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小德川流，大德敦化，此天地之所以为大也。孔子虽没有文武之位，但他在德性上的成就，可以配天地、育万物。这可见《中庸》作者对于存养之功的极力推崇，而对孔子的推崇达到神化的程度。这也反映当时以《中庸》为代表的一些儒者高自标举的心情。孔子有这样大的成就，而这种成就却是从日常生活中来。《中庸》作者认为，“君子之道，辟如行远，必自迩；辟如登高，必自卑。”“君子之道造端乎夫妇。及其至也，察乎天地。”《中庸》的作者又认为，一切成就都是性中事，都是人性所固有，问题在于能不能“尽性”。他极力宣扬“尽性”的重大意义，说；“能尽其性则能尽人之性。能尽人之性，则能尽物之性。能尽物之性，则可以赞天地之化育，则可以与天地参矣。”依这个观点来说，孔子之为至圣，正是因为他“能尽其性”。

      《中庸》的作者又说：“道不远人。人之为道而远人，不可以为道。”“道不远人”，即所谓“率性之谓道”，道并不需他求。如果要“为”道，如务为高远之类，反而离道远了。在这里，《中庸》没有明文说性善，实际是说性善。这是《中庸》的理论基础，是主观唯心主义的论点。在思想史上，《中庸》是人性论的创始人，是孟子性善论的先行者。《中庸》的作者强调素其位而行。他说；“君子素其位而行，不愿乎其外。素富贵，行乎富贵。素贫贱，行乎贫贱。素夷狄，行乎夷狄。素患难，行平患难。君子无入而不自得焉。在上位，不陵下。在下位，不援上。正己而不求于人，则无怨。上不怨天，下不尤人。故君子居易以俟命，小人行险以激幸。”这就是说，要按照自己的身份和处境，作好自己分内的一切活动，要一切要求自己，不要埋怨别人。这是顺从天命而率性，尽性的为法，也是作者企图用以消解矛盾的办法。孔子罕言命。孔子言性与天道，子贡不得与闻。《中庸》则以言性与天命为重要的内容。孔子祭如在，祭神如神在，敬鬼神而远之。《中庸》则说君子之道“质诸鬼神而无疑”，“鬼神之为德，其盛矣乎！视之而弗见，听之而弗闻，体物而不可遗。”对于孔子的继承来说，《中庸》是对于儒学的唯心主义的放大，其间还涂抹了浓厚的神秘色彩。汉代已有《中庸》的单行本及其解说问世。《汉书·艺文志》著录《中庸说》二篇。南北朝时有宋戴颙《礼记中庸传》二卷，梁武帝《中庸讲疏》一卷，《私记制旨中庸义》五卷，见于《隋书·经籍志》。以上这些书都已久佚。南宋朱熹以《中庸》与《大学》、《论语》、《孟子》合称《四书》，并为之注。元金用朱注《四书》取士。自此以后，《四书》之流传日广，成为学子必读之书，而朱注成为人感性的著作。

      《子思》书自秦代以来已亡失了，但《子思》中的著作散见于《阙里志》、《韩非子》、《马总意林》、《说苑》、《文选注》、《中论》、《吕氏春秋》。《汉书·艺文志》中提到《子思》共23篇，我们今天所看到的《子思》是由崇川冯云■校刊的《子思》六卷，第一卷《记问》、《杂训》、《居卫》；第二卷《巡狩》、《公仪》、《抗志》；第三卷《补遗》；第四卷《附录》；第五卷《祠墓古迹》；第六卷《世职》。这样，经过校勘的《子思》在形式上依然是完整的、成系统的。

      孟母三迁祠：位于山东省邹城市城西庙户营村内。座北向南，有正房3间，东、西配房各3间。正房即“孟母祠”，单檐硬山式建筑，前有回廊、露天面阔7.05米，纵深6.2米。祠内正中神龛供奉孟子父母像，东侧置孟子像龛。祠前回廊东、西两侧壁上镶碑刻2块；一为创建亚圣祠碑记，清康熙五十二年(1713年)癸已仲春立；二为庙户营添设祭田记，清同治四年(1865年)孟广均立石。大门外原立有“孟母三迁祠”碑1块，现移至孟庙内保存。该祠是纪念孟母和孟子的建筑之一，1985年，被公布为济宁市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南龛：先儒高子。“高子，齐人也。尝学于孟子，乡道而未明，去而学于他术。”宋时封爵为泗水伯，清乾隆二十一年（1756年）改称先儒高氏；先贤公都子。疑为楚人。孟子称他有学业，并“有好辨之问，有性善之问，又与孟季子有义内之辨。”宋时封爵为平阴伯，清乾隆二十一年（1756年）改称先贤公都子；先儒盆成括。复姓盆成，名括。孟子称其“小有才，未闻大道，仕齐见杀”。宋时封爵为莱阳伯，清乾隆二十一年（1756年）改称先儒盆成氏。

      中龛：先儒屋庐连。复姓屋庐，名连。“尝著书言彭聃之法。后学于孟子，与任人辨礼与食、色之轻重，及论季子储子之交际。”宋时封爵为奉符伯，清乾隆二十一年（1756年）改称先儒屋庐氏；先儒浩生不害。齐人，“兼治儒墨之道者，尝学于孟子，而不能纯彻性命之理”。宋时封爵为东阿伯，清乾隆二十一年（1756年）改称先儒浩生氏；先贤公孙丑。齐人，“有政事之才”和“不动心”之问，尝慕管仲以期孟子。宋时封爵为寿光伯，清乾隆二十一年（1756年）改称先贤公孙子；先儒陈臻。齐人 ，《孟子》中载有他与孟子关于“辞受、去就、收予之礼”等问题。宋时封爵为蓬莱伯，清乾隆二十一年（1756年）改称先儒陈氏；先儒钱唐。字惟明，浙江象山人。明初任刑部尚书。明太祖朱元璋因《孟子》中有“君之视臣如土芥，则臣视君如寇仇”之句，勃然大怒，议罢孟子配享，诏有谏者以大不敬论，且命金吾射之。钱唐抬棺上朝，抗疏入谏说：“臣为孟轲死，死有余荣”。朱元璋叹其诚，未加其罪，且罢废配享之议。清同治十一年（1872年），附祀于东庑。

      北龛：先儒韩愈。字退之，河南河阳（今河南孟县南）人，唐代文学家、哲学家。思想上尊儒排佛，极端推崇孟子，谓孟子“功不在禹下”。因其推尊之功，宋时于正殿之西立祀，其封爵为昌黎伯，清乾隆二十一年（1756年）改称先儒韩氏；先儒子叔疑。孟子弟子，宋时封爵为承阳伯，清乾隆二十一年（1756年）改称先儒子叔氏；先儒孙?#93;。宋博州博平（今山东聊城西北）人，累官龙图阁待制。“五季之乱，儒学扫地。孙有光于孟氏”，先祀于“报德祠。祠圮主存，旋升于庑”。

      西庑三龛，从祀9人。

      南龛：先儒季孙氏。孟子弟子。宋时封爵为丰城伯，清乾隆二十一年（1756年）改称先儒季孙氏；先儒桃应。孟子弟子，“有皋陶为士、瞽瞍杀人之问”。宋时封爵为胶水伯，清乾隆二十一年（1756年）改称先儒桃氏；先儒孔道辅，字原鲁，孔子四十五代孙。宋景佑年间，知兖州府，访得孟子墓于四基山之阳，“傍冢为庙”，为祭祀孟子之始。并访得孟子后裔，荐于朝廷授予官职。乾隆二十一年（1756年），“部文颁示称先儒，位在唐韩愈之下”。

      中龛：先儒孟仲子。一说“孟子之从昆弟也，有要孟子造朝之事”。一说为孟子之子 而受业者。宋时封爵为新泰伯，清乾隆二十一年（1756年）改称先儒孟氏；先贤万章。齐人，孟子高足弟子。孟子去齐，“退而与万章之徒，序诗书，述仲尼之意，作《孟子》七篇。”《孟子》中第五篇即万章篇。宋时封爵为博兴伯，清乾隆二十一年（1756年）改称先贤万子。现邹城西南3公里处，有万章之墓；先儒充虞。孟子弟子。曾有“木美之问”和“不豫色之问”，并以孟子以前所言“君子不怨天，不尤人”来慰藉孟子。宋时封爵为昌乐伯，清乾隆二十一年（1756年）改称先儒充氏。

      北龛：先儒彭更。孟子弟子。曾问于孟子曰：“后车数十乘，从者数百人，以传食于诸侯，不以泰乎？”孟子曰：“非其道，则一箪食不可受于人；如其道，则舜受尧之天下，不以为泰——子以为泰乎？”宋时封爵为雷泽伯，清乾隆二十一年（1756年）改称先儒彭氏；先儒徐辟。孟子弟子。宋时封爵为仙源伯，清乾隆二十一年（1756年）改称先儒徐氏；先儒咸邱蒙。复姓咸邱，名蒙。齐人，孟子弟子。“齐之隐士。尝问舜之臣父臣尧于孟子”。宋时封爵为须城伯，清乾隆二十一年（1756年）改称先儒咸邱氏。

      现存于孟庙启圣殿檐下的《孟氏宗传祖图碑》上，刻有孟子“门人”20人的图像，分左右两行排列。此碑刻于金大安三年（1211年），立于明洪武六年（1373年）。上有宋时封爵为成都伯的扬雄，而无钱唐之名。两庑从祀则无扬雄。扬雄之罢祀，始自明洪武二十九年（1396年），朝廷从行人司副杨砥之议，罢扬雄孔庙从祀，亦因此罢扬雄孟庙之从祀，而将钱唐升祀东庑。

      亚圣殿：亚圣殿是孟庙主体建筑。殿为七楹，高17米，进深20.48米， 横宽27.7米，是一座绿色琉璃瓦覆顶、重檐歇山式宫殿型建筑。大殿始建于北宋宣和三年（1121年），清康熙七年（1668年）因地震而倒塌。现存之大殿系康熙十一年（1672年）所重建，后又经过十数次重修，始成为一座金碧辉煌、画栋雕梁、重檐飞翘、歇山转角、丹薨碧瓦的宏伟建筑。

      大殿四周，列有擎檐的巨型石柱26根，每柱都呈八角形。柱下以石鼓为础，彭下又以石刻覆莲作承托。据考证，石刻覆莲是宋代建造此殿时所刻制，而巨型石柱则为明代维修此殿时所制。殿前廊檐下的8根石柱，都饰以浅浮雕，殿门两侧4柱正南面镌刻翼龙在云中翱翔，栩栩如生，世所罕见。其余各面刻有宝相牡丹或缠枝西番莲花。殿檐下的梁坊斗拱皆饰以云龙和彩绘贴金工艺，可谓精美绝伦！大殿正面重檐之间，高悬一匾，上书“亚圣殿”楷书贴金大字，四周环绕以精雕的5条金龙。

      殿之正面朱槅并列，正中门额上悬挂“道阐尼山”横匾一块。殿内承以8根巨型朱漆木柱，迎门两柱正面凸镌一副巨型抱柱对联：尊王言必称尧舜，忧世心同切禹颜。门匾和对联均为乾隆皇帝手书。

     进入殿内，使人顿有肃穆之感，而生景仰之情。抬头仰视团龙彩绘的承尘藻井，矞皇辉奂。在藻井之下，横悬清雍正皇帝手书“守先待后”金匾一块。大殿正中，在雕龙贴金的神龛内，供奉着衮冕九旒九章的孟子塑像。孟子塑像在“文革”期间被毁，1986年重塑恢复如旧。

      东侧神龛内，供奉着孟子弟子利国侯乐正子的塑像。乐正子，复姓乐正，名克，战国时鲁人，宋政和五年（1115年）三月十四日被封为利国侯。朝廷封侯诏旨称乐正子“学古之道好善，优于天下，追以侯爵，其配食焉。斯文之光，万古不泯。”明万历三十九年（1611年），邹县令胡继先编纂的《邹志》中，记述乐正子，“孟子曾以‘善人’、‘信人’称之。尝仕鲁，荐孟子不果。鲁欲使之为政，孟子闻之喜而不寐焉”。

      宏伟壮观的亚圣殿，除用于纪念孟子之外，还是一处集古代建 筑、雕刻、铸造、绘画于一体的艺术博物馆。它既有创建时的石刻覆莲柱础，也有明代大修时增添的减地浅线雕刻石柱，又有清康熙年间重建的木架结构，可谓古代建筑之典范。它与曲阜孔庙的“大成殿”遥相呼应，相得益彰。

 









   

      亚圣寝殿：寝殿紧靠亚圣殿之后，并有高筑甬道同亚圣殿后檐台相连结。此殿始建于元元贞元年（1295年），原名为“邾国公祠堂”，是供奉孟子父母的殿堂。明弘治十年（1497年），增修孟庙时改为“寝殿”，成为祭祀孟子夫人田氏的专祠。殿内供奉“亚圣夫人田氏之位”的木制牌位 。现辟为展览孟子生平事迹的地方。寝殿为五楹歇山式建筑，高10.67米，纵深12.58米，横宽21.23米。殿前露台之下甬道右侧竖有元代延祐三年（1316年）同时镌刻八思巴文和汉文互相对照的褒崇孟子父母的《皇帝圣旨碑》。露台和甬道之上有三棵古桧树，为北宋宣和年间所植，距今已九百年，依然青翠蓊郁，茁壮茂盛。

      孟子名言名句：

　　1、不挟长，不挟贵，不挟兄弟而友。

　　2、乐民之乐者，民亦乐其乐；忧民之忧者，民亦忧其忧。乐以天下，忧以天下，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

　　3、我知言，我善养吾浩然之气。

　　4、恭者不侮人，俭者不夺人。

　　5、鱼和熊掌不可得兼。

　　6、得道者多助，失道者寡助。

　　7、天子不仁，不保四海；诸侯不仁，不保社稷；卿大夫不仁，不保宗庙；士庶人不仁，不保四体。

　　8、不耻不若人，何若人有。

　　9、恻隐之心，人皆有之；羞恶之心，人皆有之；恭敬之心，人皆有之；是非之心，人皆有之。恻隐之心，仁也；羞恶之心，义也；恭敬之心，礼也；是非之心，智也。仁义礼智，非由外铄我固有之也，弗思耳矣。

　　10、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

　　11、世俗所谓不孝者五：情其四支，不顾父母之养，一不孝也；博弃好饮酒，不顾父母之养，二不孝也；好货财，私妻子，不顾父母之养，三不孝也；从耳目之欲，以为父母戮，四不孝也；好勇斗狠，以危父母，五不孝也。

　　12、爱人者，人恒爱之；敬人者，人恒敬之。

　　13、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

　　14、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

　　15、不以规矩，不成方圆。

　　16、孝子之至，莫大乎尊亲；尊亲之至，莫大乎以天下养。为天子父，尊之至也；以天下养，养之至也。

　　17、君子有三乐，而王天下不与存焉。父母俱在，兄弟无故，一乐也；仰不愧于天，俯不怍于人，二乐也；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三乐也。

　　18、君子以仁存心，以礼存心。仁者爱人，有礼者敬人。爱人者人恒爱之，敬人者人恒敬之。

　　19、有为者辟若掘井，掘井九轫而不及泉，犹为弃井也。

　　20、仁言不如仁声之入人深也，善政不如善教之得民也。善政，民畏之；善教，民爱之。善政得民财，善教得民心。

　　21、人之所不学而能者，其良能也；所不虑而知者，其良知也。孩提之童无不知爱其亲者，及其长也，无不知敬其兄也。亲亲，仁也；敬长，义也；无他，达之天下也。

　　22、大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者也。

　　23、形色，天性也；惟圣人然后可以践形。

　　24、生于忧患而死于安乐也。

　　25、人有不为也，而后可以有为。

　　26、存乎人者，莫良于眸子。眸子不能掩其恶。胸中正则眸子了焉；胸中不正则眸子眊焉。听其言也，观其眸子，人焉瘦哉。

　　27、体有贵贱，有大小。无以小害大，无以贱害贵。养其大者为小人，养其大者为大人。

　　28、人有恒言，皆曰‘天下国家’。天下之本在国，国之本在家，家之本在身。

　　29、自暴者，不可与有言也；自弃者，不可与有为也。

　　30、养心莫善于寡欲。

　　31、鸡鸣而起，孳孳为善者，舜之徒也；鸡鸣而起，孳孳为利者，跖之徒也。欲知舜与跖之分，无他，利与善之间也。

　　32、虽有天下易生之物，一日暴之，十日寒之，未有能生者也。

　　33、夫人必自侮，然后人侮之；家必自毁，而后人毁之；国必自伐，而后人伐之。

　　34、不耻不若人，何若人有？

　　35、行之而不著焉，习矣而不察焉，终身由之而不知其道者，众也。

　　36、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

　　37、权、然后知轻重；度、然后知长短。

　　38、人之患，在好为人师。

　　39、仁则荣，不仁则辱。

　　40、爱人不亲，反其仁；治人不治，反其智；礼人不答，反其敬；行有不得者皆反求诸己，其身正而天下归之。

　　41、求则得之，舍则失之；是求有益于得也，求在我者也。求之有道，得之有命，（www.lz13.cn）是求无益于得也，求在外者也。

　　42、寡助之至，亲戚畔之，多助之至，天下顺之。

　　43、杀一无罪非仁也，非其有而取之非义也。

　　44、尊贤使能，俊杰在位，则天下之士皆悦而愿立于其朝矣。

　　45、贤者以其昭昭使人昭昭，今以其昏昏使人昭昭。

　　46、穷困便独善其身，得志便兼善天下。

　　47、故天将降大任于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曾益其所不能。

　　48、得道者多助，失道者寡助。寡助之至，亲戚畔之；多助之至，天下顺之。

　　49、君子不怨天，不尤人。

　　50、爱人不亲，反其仁；治人不治，反其智；礼人不答，反其敬——行有不得者皆反求诸己，其身正而天下归之。

　　51、祸福无不自己求之者。

　　52、心之官则思，思则得之，不思则不得也。

　　53、人之易其言也，无责耳矣。

　　54、人不可以无耻，无耻之耻，无耻矣。

      启圣寝殿：位于启圣殿之后，有高筑甬道相通，是供奉孟子母亲的殿堂，始建于明弘治九年（公元1496年）。该殿原名为“宣献夫人殿”，后改为孟母殿。殿高7.80米，东西横宽10.98米，南北纵深9.53米。殿内无塑像，正中神龛内安放一木主牌位，其上楷书“邹国端范宣献夫人之位”。东壁有一神龛，内放孟子立体石刻像一尊。据旧县志载，此为宋景佑年间孔道辅修理孟母墓时所得，定名为“孟子自刻为母殉葬石像”。殿内西侧竖有清乾隆十四年（1749年）致祭碑。后人称誉孟母“三迁之教，炳彪天壤。子之圣即母之圣”。《韩诗外传》载：“对孟子之语实天下为人姑者之模范，矧独母教而已哉。”孟母早在唐代即辟有专祠岁祭，宋代被封为“邾国宣献夫人”，清乾隆三年（1738年），加封为“邹国端范宣献夫人”。

 

 

       启圣殿：始建于元泰定四年（公元1327年），明弘治九年（公元1496年）重修。原名为“邾国公殿”。为供奉孟子父亲启圣邾国公孟孙激的殿堂，故名。位于孟庙第四进院落东路，启贤门内，亚圣殿左侧。殿为五楹，四周出厦，单檐歇山式建筑。殿高9.97米，东西横宽12.40米，南北纵深10.60米。孟子父亲名激，字公宜。殿正中神龛内安置冠服七旒七章的孟子父亲塑像，像前木牌位上楷书“启圣邾国公之位”。殿内龛、像“文革”中被毁，1986年恢复塑像。元延祐三年（公元1316年），元仁宗追封孟父为“邾国公”。



 

 

 

 

      祧主祠：位于亚圣殿之西侧，致严堂之后。亚圣殿西侧有一小门，取名 “义路”，可通往祧主祠院。祧主祠原名孟氏家庙，确切地说是孟氏远祖之庙。始建于元代，明成化十九年（公元1483年）重修，清道光十六年（1836年）重修后改称祧主祠。祠为三楹，高7.45米，东西横宽10.06米，南北纵深8米。祠内安放孟氏大宗户五代以上至二世祖的木制神主牌位。古时卿大夫立庙，祀太高祖以下五世，再上，则祧而迁其主。孟氏大宗，以孟子为不祧之祖。孟府大堂东侧建有“五代祠”，祀大宗主鬯之五世，降则迁其太高祖以上之主于此，远依始祖，昭穆秩然。祠门上正中悬挂一竖匾，上书“孟氏大宗祧主祠”七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