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国庆洛阳行——洛阳博物馆·河洛文明（二）

2016国庆洛阳行——洛阳博物馆·河洛文明（二）

河洛文明展——汉魏时期：秦朝定都咸阳，在洛阳设立三川郡。西汉时，洛阳成为河南郡治所在地。这一时期的洛阳从都城转变为掌控中原及东部地区的重要军事重镇。

公元25年，光武帝刘秀建立东汉，国都定于洛阳，其后，曹魏、西晋、北魏也都在洛阳建都，历时共331年。这一时期的洛阳，是全国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也是最大的工商业都市。政治稳定，经济发达，文化艺术繁荣，对外交流频繁，洛阳成为丝绸之路的东方起点，也成为东方文明西传的源头。

汉魏洛阳故城遗址位于今天洛阳市以东15公里处。是我国建都时间最长、建都朝代最多的古代都城遗址之一。从东周修建以来，经过历代的修缮、扩建，城址总面积约100平方公里，是中国乃至世界上面积最大的古代都城遗址，是近代以前全球最大的城市。

汉魏洛阳故城是中国古代都城的典型代表，上承周秦，下启隋唐，集中体现了各代都城的布局特点，表现出从先秦城市的非对称式不规则布局向隋唐都城中轴对称布局的过渡。

汉魏洛阳故城的前身是东周时期的成周城。其位置就是中间长方形部分的上半部，公元前六世纪周敬王时期，王子朝在王城作乱，周敬王和诸侯在晋侯率领下迁至成周城，以后共有11位周天子在此居住，历时200多年。

秦并六国之后，相国吕不韦被封为文信侯，食洛阳十万户。吕不韦向南增扩东周成周城。洛阳城达到了东西六里、南北九里的规模，也即俗称的“九六城”。东汉、曹魏、西晋国都洛阳城以及北魏洛阳都城的内城，就是在这个城址基础上修建的。

公元25年，东汉光武帝刘秀光复天下，在洛阳正式建都，其规模没有超出秦和西汉洛阳城。秦、西汉时期的洛阳城已有南、北二宫，东汉时仍然存在有南、北两宫，北宫在北部中央偏西地区，南宫在南部中央偏东地区，南宫是皇帝接受群僚朝贺、议政及国家举行重要仪式的地方；北宫主要是举行天子临朝，百官赐福，宴飨朝议的地方。

曹魏初期在东汉洛阳城废墟上重建都城，新筑了单一的宫城—洛阳宫。

北魏宣武帝景明年间，将汉晋洛阳大城变成了内城，在内城外新建了外廓城，也就是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个平面图的最外边框，修筑了320（323）个里坊，城市范围达到了“东西二十里，南北十五里”的空前规模。整个廓城由原来南北长方形变为南北短长而东西长的长方形。并且形成了由廓城、内城与宫城组成的三道城圈。

东汉时期，洛阳城南设置有灵台、明堂、辟雍三座建筑，统称“三雍”，是帝王举行祭祀、典礼的场所。明堂是“天子太庙”，封建皇帝祭祀祖先或接受臣属朝拜的地方；辟雍即所谓“天子之学”，是用来“行礼乐，宣德化”的地方。灵台是当时的国家天文台，东汉时，张衡曾主持与组织灵台的天文工作，至曹魏、西晋时，灵台仍继续使用，作为国家天文台达250年之久。

进入这个展厅，看到最多的就是一些陶制品，这些陶制品，大部分是东汉墓葬随葬品。两汉时期，是中国道教发展成熟阶段，升仙思想在社会中广泛流行，“事死如事生”的丧葬制度已经在社会中形成。人们开始大量运用陶土烧制模型，为自己营造死后生活的世界。这些建筑明器，既有供人居住的宅院和楼阁，也有储藏粮食的仓房，以及舂米磨面、加工粮食的作坊和饲养家禽、家畜的圈舍等等。东汉建筑明器形象具体，结构严谨，真实地反映了当时建筑，是汉代地主庄园经济生活的缩影。这件绿釉陶楼就是其中的代表之一。

东汉陶楼：每层都有柱子、逐层面积收小高度减低、逐层出檐、大量使用斗拱，这些建筑手法使楼阁外观稳中含变，虚实相生，成为此后我国古代木结构楼阁长期遵循的建筑形式。

石经是中国古代刻于石碑，摩崖上的儒家经籍和佛道经典。迄今有文字可考的刻儒家经籍的石经有七种。

熹平石经（东汉太学石经）：《熹平石经》刻于东汉灵帝熹平四年（公元175年）至东汉光和六年（公元183年），刻成后立于当时的汉魏洛阳城开阳门外洛阳太学所在地（太学遗址在今河南偃师朱家圪墙村）。东汉时期汉灵帝为了维护统治地位，下令校正儒家经典著作，派蔡邕等人把儒家七经（《鲁诗》《尚书》《周易》《春秋》《公羊传》《仪礼》《论语》）抄刻成石书，一共刻了8年，刻成46块石碑。每块石碑高3米多，宽1米多。

太学就是当时的国立大学，所以人们又称这部书为《太学石经》。这部中国历史上最早的官定儒家经本，是用隶书一体写成，字体方平正直、中规人矩，极为有名，故也称为《一字石经》。

熹平石经后因战乱毁坏。自宋代以来偶尔有石经残石出土，历代总共发掘和收集了8800多字，共四十六石，残石主要分藏西安碑林博物馆（491字），部分藏于洛阳博物馆（24字）、及北京图书馆。

历史沿革：汉武帝采纳董仲舒“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建议后，儒家书籍被奉为经典，法定为教科书，设专门博士官讲授，成为判断是非标准与决策依据。儒学被定为官学，必须有一部标准本作为评定正误的依据，然而，皇家藏书楼里的标准本“兰台漆书”却由于腐败而遭偷改。鉴于此，蔡邕向汉灵帝提出校正经书、刊刻于石的奏请，获许。

汉灵帝熹平四年（175），议郎蔡邕等奏求正定六经文字，得到灵帝许可。于是，参校诸体文字的经书，由蔡邕等书石，镌刻四十六碑，立于洛阳城南的开阳门外太学讲堂（遗址在今河南偃师朱家圪垱村）前。碑高一丈许，广四尺。所刻经书有《周易》、《尚书》、《鲁诗》、《仪礼》、《春秋》和《公羊传》、《论语》。除《论语》外，皆当时学官所立。石经以一家本为主而各有校记，备列学官所立诸家异同于后。《易》、《书》、《礼》三经校记不存，无可考；《诗》用鲁诗本，有齐、韩两家异字；《公羊传》用严氏本，有颜氏异字；《论语》用某本，有盍、毛、包、周诸家异字。共约二十万零九百一十一字。这对纠正俗儒的穿凿附会，臆造别字，维护文字的统一，起了积极作用。

文化瑰宝：《熹平石经》是中国刻于石碑上最早的官定儒家经本。一称“汉石经”。其字体俱为隶书，故又称“一体石经”。《熹平石经》规模浩大，气势恢宏，是东汉时期尊崇儒学、经学发达等诸多社会历史原因所产生的文化瑰宝，作为我国历史上最早的儒家经典石刻本，《熹平石经》对人们校对版本、规范文字提供了准确的范本。同时也对其后历朝历代以经典文献为内容的大规模刻石具有一定的启发意义。此外，石经精严端庄的字体结构也是研究汉代书法的珍贵资料。

学术影响：熹平石经从某种意义上可以理解为印刷术发明前的一种图书编辑出版活动，无论在内容上还是在形式上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一是订误正伪，平息纷争，为读书人提供了儒家经典教材的范本。二是开创了我国历代石经的先河。用刻石的方法向天下人公布经文范本的做法，自汉代创例后，又有魏三体石经、唐开成石经、宋石经、清石经。同时，佛、道等诸家也刻有石经，构成我国独有的石刻书籍林。三是启发了捶拓方法的发明。捶拓技术是雕版印刷术的先驱，因此，石经对印刷术的发明也有间接影响。

石经损坏：《熹平石经》立后不久，汉献帝初平元年(公元190年)，董卓烧毁洛阳宫庙，太学荒废，石经始遭破坏。北齐高澄时将石碑从洛阳迁往邺都，石碑却在半路上掉到水里，运到邺都的已不到一半。隋朝开皇年间，又从邺都运往长安，但营造司竟用石碑做柱子的基石。至唐贞观年间，魏征去收集残存石经时，已几乎毁坏殆尽。

自宋代以来偶尔有石经残石出土，后又陆续在河南洛阳、陕西西安两地发现一些零碎残石，至民国时期在太学旧址时有残石出土，达数百余块之多，据统计共8275字。新中国成立后又发掘和收集了600余字，总计共有8800多字。自宋代洪适在《隶释》中著录石经拓本以来，历代文人学者收集、传拓石经残字以校勘经文、研究书法。现这些极为珍贵的残石分别收藏于西安碑林、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中国国家图书馆等，还有的已流散到国外，如日本中村不折氏书道博物馆就收藏残石数块。

石经保护：1933年，于右任为抢救文物，慨然以四千银元从洛阳一个古董商人手里买来一块略似三角形的东汉刻石。关中著名史学家张扶万确认此石为东汉著名书法家蔡邕所出，是《熹平石经》的一部分。于右任所得石经残石为两面刻，一面刻《周易·家人》迄《归妹》十八卦，存二百八十六字；另一面刻《文言》和《说卦》，存二百零五字。这是数十年来出土残石中字最多的一块，向来为书法界、考古界所珍视。1940年，抗日战争形势紧张，于右任为确保碑石安全，将其由上海转运至西安，后捐赠于西安碑林，现陈列于西安碑林第三室。

石经内容：儒家经典本为古文篆字所写，历经秦始皇焚书坑儒后损失巨大，存世极少，世传多为隶书所记，故称今文经。武帝时，鲁恭王坏孔子宅，于夹墙内发现一批以古文书写的儒家书籍，被称为古文经。由于今、古文经在篇章、文字上都有较大出入，因而产生两大学派之间的争论。对经文的解说不同，是两大学派之间的根本分歧所在：今文经学家认为六经皆孔子所作，其中寓含着他的政治理想和思想精华，可以垂教万世，所以解经多着意于阐发其中的“微言大意”。古文经学家认为“六经皆史”，孔子是“述而不作，信而好古”的圣人，六经不过是他将前代史料加以整理，作为传授弟子后人的教科书而已，所以解经多侧重说解章句训诂、名物典章。蔡邕主持校定六经工作结束后，以小字八分将校正的经文书于石碑，因始刻于熹平四年，故称熹平石经。历时9年，共刻7部经典于46块石碑之上，字体一律采用隶书，故又称“一体石经”。经王国维考证，熹平石经的内容，包括《诗》、《书》、《礼》、《易》、《春秋》五经，并《公羊》、《论语》二传。

后汉书记载：熹平四年，......，奏求正定六经文字。灵帝许之，邕乃自书丹于碑，使工镌刻立于太学门外。于是后儒晚学，咸取正焉。及碑始立，其观视及摹写者，车乘日千余两，填塞街陌。——蔡邕列传第五十下

玻璃瓶：东汉（公元25年-公元220年），1987年洛阳市郊区东汉墓出土。

弦纹茧形壶：东汉（公元25年-公元220年），洛阳出土。

彩绘陶制百花灯：又称作“树形灯”。东汉（公元25年-公元220年），洛阳汉墓出土。中国人自古以来就对树抱有特殊情感，认为树是生命的象征、是太阳与光明的居所，还具有通灵、通神、通天的功能。凡人可以借助树，连接天地、沟通人神。这件灯是道教“升仙思想”最好的诠释。大家请看：灯的下部为“覆盆”型的昆仑丘，昆仑丘上有神态各异的人物及虎、狼、鹿、猪、狗、羊、猴、兔、蛙等动物，象征昆仑丘上的居民。其中的动物都是按逆时针方向行走，表示地道右行（与天盘左行相反）。上部为昆仑天柱，又名“昆仑木”。三层代表三重天圜（音环），即三层天；灯盘有八个圆孔，交替插入四枝曲枝灯盏和四枝龙形饰件，盏上插有火焰纹样花饰，枝上端坐四位红色羽仙人。东汉时期人们对仙界的想象已经开始生活化,感觉仙人的生活与生前自己的生活应该是一样的,羽人逐渐广泛地出现在各类题材的画像中。魏晋以后,随着人们对飞升的淡化,羽人形象开始少见,而仙人形象则与常人一样,随后,羽人开始与佛教的飞天相融合,最终被飞天取代。

汉代墓室中的壁画装饰，兴起于西汉早期，流行于东汉。墓主多为高官显贵或地方豪绅。目前洛阳已发现汉代壁画墓近20座，这些汉墓壁画内容丰富、手法娴熟，深刻地折射出汉代人们的思想观念和情感意趣。早期神灵、仙人内容流行，是汉初黄老思想的折射；中期反映儒家思想的历史故事和神学谶（音陈伟）意识愈见盛行；至东汉时，反映墓主身份和仕宦经历的宴饮歌舞、车骑出行场面逐渐丰富，反映出从西汉到东汉人们由幻想迷信的心理转向现实生活的享受、炫耀，完全是人世间生活的再现。

彩绘百戏陶俑：东汉（公元25年-公元220年），洛阳汉墓出土。

各种铜灯......

镂空花边铜温酒炉：东汉（公元25年-公元220年），洛阳金谷园24号招待所汉墓出土。

郡国五铢钱铜范：东汉（公元25年-公元220年），洛阳王城公园水池工程出土。

秦始皇统一中国后统一了货币，将原来的秦钱推广到全国，确定专用圆形方孔的“半两”钱；汉武帝时，下令销毁四铢“半两”钱，改用“五铢”钱，同时将货币铸造权收归中央，使货币统一起来。五铢钱以重量为钱名，标准重量即为五铢（约4克），钱径2.5厘米，厚0.12厘米，轻重大小适宜，钱体和钱孔都有边框，利于保护钱币，因而成为中国古代使用广泛、流通久的一种钱币，一直使用到唐高祖武德四年（公元621年），时间长达700多年。

实践证明，重量“五铢”左右的钱币比较便于使用和携带，因此，五铢钱之后的通宝钱依旧以“五铢”为钱重标准，不少外国钱币的重量也与五铢钱相近，如希腊的古币德拉马克、罗马的银币德纳留斯。我们现在所使用的1元硬币也是圆形，直径2.5厘米，厚度0.185厘米，重量6.1g。

鎏金铜龙首柄:东汉（公元25年-公元220年），洛阳偃师寇店乡西朱村出土。

褐釉陶博山炉：东汉（公元25年-公元220年），2004年洛阳王城公园东汉墓出土。博山炉是汉代常见的熏香用具。这件釉陶博山炉高28.2厘米，分上下两层。下层为一虎形炉座，老虎侧头回身紧咬炉柱。上层有一力士左手按住一豪猪头部，右手挥斧状武器，眼看就要砍下去。背后老、凤、蛇等动物扭打成一团，场面惨烈，惊心动魄。釉陶质地的博山炉在洛阳汉墓中鲜有发现，异常珍贵。

汉代印章：汉代的官印。汉初官印继承秦制,采用田字格和日字格,不带框栏。官印文字均为小篆。汉官印在印章质地、钮式印缓、形制大小和印文称谓等方面都有严格规定,皇帝皇后专用白玉璃（chi）虎(螭虎是龙的一种，因头部的形状象虎而称之为“螭虎”，螭为阴代表地，虎为阳代表天，“螭虎”是天地合，阴阳平的神兽。)钮印,诸侯用黄金聚驼钮,叫做玺。列侯用黄金印龟钮,叫做印。大将军用黄金印龟钮,叫做章。御史大夫、匈奴单于用黄金印棠驼钮,叫做章。御史二千石,银印龟钮,也叫章。千石以下的铜印鼻钮,叫印章。二百石以上皆为通官印（正方形）。”汉代通官印的大小,约汉寸（2.135——2.375cm）见方。这一制度一直沿袭到魏晋南北朝。

大家可以看到，这里有一方“驸马都尉”印，“驸马都尉”是汉武帝时设置的官职，职务掌驸马，相当于现在的“副驾驶”秩比千石。到了三国时期，魏国的何晏（音燕），以帝婿的身份授官驸马都尉，以后又有晋代杜预娶晋宣帝之女安陆公主，王济娶文帝司马昭之女常山公主，都授驸马都尉。魏晋以后，帝婿照例都加驸马都尉称号，简称驸马，非实官。以后驸马即用以称帝婿。

汉代玉器：玉具有美丽、温润、坚贞、不朽的特质。古人爱玉、崇玉，将玉与人的身份、品德联系起来。汉代“独尊儒学”，自西汉起，将“尚白”观念与儒家“仁”学相提并论，极大地提高了色彩审美的文化品位和白玉的道德品性。玉器更成为儒家文化内涵的象征。

两汉时期，这些美丽的玉石除了祭祀和佩戴之外，又多了一种使用方式—丧葬用玉。

丧葬用玉在新石器时代就已经出现，历经夏商周三代到汉代时达到顶峰，魏晋以后走向衰落。

汉代人相信“金玉在九窍，尸身不朽”的说法，在墓葬当中，大量的玉石器开始被用作随葬品。汉代葬玉从其形制上大致可以分为玉衣、玉晗、玉握、玉塞、玉璧、玉枕等。玉衣是穿在身上的、玉晗是含在嘴里的、玉握是握在手中的、玉塞是塞住人的九窍（眼、耳、鼻各两个）其目的是为防止灵魂出窍而尸身不朽，玉璧、玉枕则是为死者乞福以得永生。玉猪、玉蝉、玉璧等，都是随葬的葬玉。其中，玉蝉是做玉晗用。玉猪是做玉握用。

蝉的使用，是古人在观察蝉蜕的过程中，认识到蝉的幼虫在泥土中成长，成熟后爬出洞穴到树上蜕掉外壳，从此出污泥而不染，高居枝头，至死不再回到污泥之中，表现出一种幻化升仙之意。另一种说法是古人看到了蝉入土为幼虫，出土成蛹，蜕化后翱翔于九天，最后再产卵到地下，周而复始，以至无穷，正如人的灵魂，人死入土，灵魂脱离尸体而去，又开始新的生命，从而获得新生。人们使用玉蝉随葬，期盼借玉的精气和动物的生命力，达到灵魂再生的目的。

河洛文明展——魏晋时期：东汉末年，宦官、外戚专权，国家再次陷入分裂混占局面，魏、蜀、吴三国鼎立形成割据。公元220年，魏文帝曹丕代汉建魏，定都洛阳，史称曹魏，都洛共46年。

曹魏时期，社会提倡简朴之风，随葬品也随之减少。洛阳涧西矿山厂内发现一座曹魏正始八年（公元247年）砖室墓，全墓由墓道、甬道、墓室、耳室等组成。墓室结构保存完好，随葬品较为丰富。尤其是墓中出土了制作精致的玉杯和稀有的铁帷帐架，其中铁帷帐架上刻有“正始八年八月”纪年字样，是曹魏时期极罕见的纪年墓葬之一。

2010年5月发掘的三国名将曹休墓，是目前为止在洛阳发现的曹魏时期年代最早、级别最高的墓葬。曹休在曹魏时期，地位极其重要，这表现在四个方面。第一，他身份很高，官职最后做到了大司马、扬州牧。第二，曹休在军事和政治上的地位很高。当时曹魏主要战线是西对蜀、东对吴，而对于曹魏而言，其中对吴战事更为重要，而曹休主要镇守扬州，负责对吴作战。第三，史家对曹休的评价非常之高。曹休本传位于《三国志·魏书》第9卷，一共记载7人，三夏侯，四曹。在四曹中，曹休晚于他父辈的曹仁、曹洪，但先于同辈的曹真。看得出，陈寿在《三国志》里面给曹休的地位是相当高的。第四，曹休个人的政治生命、军事生命是和曹魏政权的政治生命、军事生命紧密联系在一起的。曹休早年和曹操、曹洪一起征战，为曹氏政权建立了功劳。曹休一生打了不少胜仗，但最后对东吴的一战打败了，吴将周鲂（音房）伪降诱敌，曹休轻信深入，被吴将陆逊击败，损失万计。差点全军覆灭，他可能因此心理压力过大，加之背上生了大疮，最终忧愤而死。随着曹休的死去，司马氏势力开始上升，最终取代曹氏建立了晋朝。

西晋政权从265年建立并于280年灭东吴一统中国，到316年西晋灭亡，只运行了52年。如果从统一全国算起，到灭亡仅仅是36年时间，是一个不折不扣的短命王朝，为什么会如此短暂呢，一般认为有以下几个原因：①晋武帝在平定东吴一统全国以前，兢兢业业、勤于政事，出现了“太康之治”。但是后期的晋武帝变得奢华无比，并且带起了这股奢华之风，石崇和王恺斗富，晋武帝不止没有制止，反而帮助王恺斗石崇。而且还迷恋女色，疏于政事，将政事交给后父杨俊料理。 ② 晋武帝眼光短浅。在传位于谁的问题上，晋武帝有几次想要废除痴傻的太子司马衷，但是他听信妇言，听信小人之言，不仅没有废除太子，反而还为太子取了贾南风为太子妃，并且最终没有废了贾南风，造成了日后的杨党和贾党之争。 ③ 西晋建立之初实行分封以及宗王出镇，导致地方军事武装崛起，中央无法控制地方，西晋初年大封同姓王，有二十七王之多，最终出现了“八王之乱”。④西晋沿用了曹魏的“九品中正制”，使得当时出现了“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士族”的情况。朝野上下，真正有权利的都是名门望族，而真正有能力的却没有权利，也不能为国家和社会真正的出力，从人才方面动摇了西晋的统治根基。⑤道德礼乐的崩坏，魏晋是中国古代历史上最为淫乱的时代，士族饮酒服用五石散等毒品，放浪形骸（音孩），尽情享受声色。好男色“狎昵娈童（音狭溺栾童）”成为一种时尚，且公然予以歌咏。

陶男俑、陶女俑：西晋（公元265年-公元317年）洛阳涧西区河阳家园西晋墓出土。

夔龙玛瑙璧：西晋（公元265年-公元317年）洛阳偃师出土。

河洛文明展——北魏时期：北魏是来自东北大兴安岭的少数民族鲜卑人建立的政权。公元493年，魏孝文帝自平城（山西大同）迁都洛阳。都洛共42年。

北魏迁都之后，对洛阳城继续进行扩建和修缮。北魏以东汉、魏晋洛阳城为内城，增修了外郭城，全城由宫城、内城、外郭城三重城圈组成。核心为皇帝所居的宫城，宫中正殿为太极殿。宫城外为内城，内城中分布着官署、贵族宅第、朝廷祭祠场所与皇家佛寺（如永宁寺）。最外层为外郭城，平面略呈倒“凸”字形，外郭城以居民里坊为主，共修筑了320（也有说323）个里坊，供老百姓居住。里坊区内还置有“大市”、“小市”和“四通市”。

北魏洛阳城是中国历史上第一座大规模设置居民里坊的都城，在城市规划布局上是一次划时代的变化。为隋唐长安城、洛阳城所仿效，对隋、唐的都城制度产生了深远影响。

在丧葬制度方面，北魏完全继承了汉族的丧葬文化，并在陪葬俑等方面有了较大发展。北魏元巶（音昭）墓位于洛阳老城区盘龙塚村。墓主元巶是孝文皇帝之孙，曾封常山王。墓内出土陶俑100余件，这些陶俑大致可分为3组：①镇墓俑，包括两个蹲坐状的镇墓兽，一为人面，一为兽面，两个形体高大的按盾甲胄（音皱）武士。②出行仪仗。以牛车为中心的人、马、骆驼、驴，以及骑马的鼓吹乐队、甲骑具装，步行的属吏和仪仗队，还有持盾或背有箭箙（音服，盛箭的袋子）的士兵等。它们簇拥着装饰华丽的牛车，重现了墓主人生前出行时的奢华情景，大家请看，主人乘坐的是一辆装饰华美的牛车，牛和车呈一体，从车厢前端格子栏下面伸出的车辕套在牛身上。牛呈拉车行走状。牛俑浑劲，脖颈肌肉下垂，牛身披饰革带，牛车盖呈拱棚状，前后檐外伸，车厢两侧各刻一象征性假窗，车厢前孔呈棂状，后开门。陶牛车造型写实逼真，是南北朝时贵族盛行的车乘，极富时代特征。③家内奴仆，庖厨操作俑。这些陶俑既有对汉文化的继承，又融入了鲜卑族的特色，洋溢着异域文化情调。

佛教在东汉时期传入中国，到魏晋南北朝时期，佛教繁荣达到了空前的程度，北魏王朝崇尚佛法，入主中原后，利用佛教作为其统治手段，把佛教定为国教，广为提倡，佛教的发展在洛阳盛极一时。都城内外寺院林立，至北魏晚期，洛阳城内建寺1367所，其中尤以永宁寺和龙门石窟最为豪华壮观。

永宁寺位于北魏洛阳城内城南郊，今白马寺东南约２公里处。建于北魏熙平元年（公元516年），是北魏洛阳城内最大的一座皇家寺院，专供皇帝、太后礼佛。永宁寺中心建筑为九层木塔，是我国古代最著名的建筑之一。据史书记载，木塔高“四十九丈”，折合今天是136.71米。

永宁寺木塔毁于永熙三年（公元534年）因雷电引起的一场大火。新中国成立后，对塔基进行了科学发掘。塔基周围出土了大量与佛教有关的彩绘泥塑佛、菩萨、弟子和供养人残件，所有彩塑都是泥质，除少数饰件是模制的，其他都是手工雕塑。这批泥塑形体虽然较小，但塑形之美，比例之准确，情态之传神，塑工之细腻，极为罕见，堪称中国古代泥塑艺术的杰作，具有永恒的艺术魅力。

永宁寺塑像，不论大小，均采用身、首分别制作后，将像首颈部末端插入胸腔，并以细泥将结合部抹平的方法制成。身、首两部分的胎体，都是以粗细不一的木棒及其他辅助材料为骨，在外层层敷泥制成。一般敷泥三层，内层用草拌泥或粗泥；中层用泥稍细；表层用细泥。各类塑像的服饰都是就像胎敷泥，或者贴塑、插附等手法完成的。塑像的大件服装，如比丘的袈裟、菩萨的长裙、佛像的通肩大衣等，主要以就像胎敷泥手法完成。外层服装及饰件，如上层衣领、披帛、项圈及部分头饰等，则是在大件服装及有关形象基本完成后，再将预制之衣片或饰件按照预定部位粘贴上去。即使一像身穿多层服装、佩戴多种佩饰，也都是一层层精心粘贴，一丝不苟。各类延伸出体外或随风飘扬的部分衣饰，动感最强，为确保这部分衣饰达到最佳效果及长久保存，普遍使用金属材料为主骨架和辅助性骨架，充分发挥其质地坚硬、柔韧性强的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