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国庆洛阳行——白马寺·狄仁杰墓？？？
又回到了白马寺的大门前。这个建有莲池、放生池的大广场，是2000年扩建的。南边那座高大的石牌坊（也就是我们停车处的那座牌坊）上面的“中国第一古刹”是原国家主席江泽民的题词。
乌龟们惬意地晒着太阳......
白马寺景区实际是个十字交叉的景区。纵贯南北的是白马寺主体建筑，横亘东西的则是齐云塔和相传的唐代名相——狄仁杰墓。
认识狄仁杰，缘于荷兰荷兰汉学家高罗佩撰写的巨著《大唐狄仁杰断案传奇》(《狄公案》)。高罗佩将自己写的16个中长篇和8个短篇故事集在一起，统称《狄公案》。这部小说先后被译成十多种文字，让世界人民，更让我了解了华夏大地原来还有这样的神探狄仁杰。在武则天当政时，狄仁杰以不畏权贵著称。狄阁老一生光明正大、秉公执法，尤善于断案，被誉为“东方的福尔摩斯”，留下了许多神奇的故事和传说，他的事迹被记载于《新·旧唐书》及《资治通鉴》中。清朝公案小说《狄公案》，原名《武则天四大奇案》，又名《狄梁公全传》、《狄梁公四大奇案》，也讲述狄仁杰任昌平县令时平断冤狱及任宰相时整肃朝纲的故事。近期热播的电视剧《神探狄仁杰》，更是掀起了全国的“狄仁杰”热......
狄仁杰(630--700年)，字怀英，唐代并州太原(今山西太原)人。武则天时期宰相，杰出的封建政治家。出生于封建官宦之家的狄仁杰，少时埋头苦读，“日数千言不肯休”。后以明经举，步入仕途，最初担任汴州判佐，受到时任工部尚书阎立本的赏识，称他为“河南之明珠，东南之遗宝”。
他刚正廉明，执法不阿，兢兢业业，在升任大理丞后，一年中判决了大量积压案件，涉及1.7万余人，无一冤诉者，名声大振，成为社会公认的断案如神、摘奸除恶的大法官，为后人留下了许多美好的传奇故事；他敢于犯颜直谏，据法说理：“今陛下以昭陵一株柏杀一将军，千载之后，谓陛下何主?此臣不敢奉制杀善才，陷陛下于不道。”使得一言九鼎的唐高宗改变初衷，赦免了武卫大将军权善才的死罪。
他纠劾百官，弹劾宠臣，在担任侍御史期间，上奏弹劾司农韦弘机引导皇帝追求奢侈，致使韦弘机因此被免职；揭露左司郎中王本立持恩用事，致使王本立最终被定罪。在武则天称帝之后，狄仁杰既有两度为相的大福大贵，又有着身陷囹圄的大冤大祸。但政治上的起落不曾舍弃他的报国之情；官海里的沉浮未能改变他的为民之心。无论身居何职，不管身在何处，他时刻想到的是国家社稷，惦念的是平民百姓。每到一处，他都能克已奉公，恪尽职守，造福一方。
狄仁杰在政治上的起起落落，既考验了他的超凡才干和对国家社稷的忠诚，同时又逐渐赢得了武则天对他的信任和重用。武则天赐他紫袍、龟带，并亲自在紫袍上写下“敷政木，守清勤，升显位，励相臣”十二金字。二次为相后“群臣莫及”，常谓之国老而不名。对“好面引廷争”，一向武断的武则天“每屈急从之”。狄仁杰上朝人见，武则天“常止其拜”，说：“每见公拜，朕亦身痛。”作为一名精忠谋国的宰相，狄仁杰以政治家的深谋远虑，劝说武则天顺应民心，还政庐陵王李显，努力把国家推上通往“开元盛世”的金光大道，成为再造唐室的功臣，留下了“若非狄仁杰，唐室绝后裔”的千古佳话。同时，他以其超常的智慧和敏锐的眼光为国家举贤荐能，先后举荐了张柬之等数十位忠贞廉洁、清明干练的官员，这些人在被委以重任后，朝中刚正之风突现。
公元700年，积劳成疾的狄仁杰因病谢世，“则天为之举哀，废朝三日，赠文昌右相，谥日文惠”。之后，唐中宗追封他为司空，唐睿宗又追封他为梁国公。![]()
”范仲淹——《唐狄梁公碑》，“天地闭，孰将辟焉？日月蚀，孰将廓焉？……克当其任者，惟梁公之伟欤。”谁能在“武暴如火、李寒如灰”武则天任用酷吏严刑峻法，李唐王朝将灰飞烟灭之时再造唐室？惟有狄仁杰！《唐狄梁公碑》洋洋洒洒2000字，准确地将狄仁杰品行功德概括为六个方面：一、至诚至孝；二、平反冤狱；三、奏毁淫祠；四、平乱定边；五、举贤荐能；六、再造唐室。叙事描写，精简得当，夹叙夹议，妙笔生辉。
在白马寺广场的东南处，塔院桥前，有一墓冢，即唐代著名宰相狄仁杰之墓。这里原有狄梁公祠，今已不复存在，仅余古墓，庄重朴素。今已加以修复。墓前立有碑石二方。较大的一方，高约2.5米，宽0.95米。上书“有唐忠臣狄梁公墓”八个大字。此碑为明代万历二十一年（公元1693年）所重立。较小的一方，高1.43米，宽0.7米。上下隔为三栏：第一栏内刻元代安抚使完颜纲“七绝”一首，嘉兴金养晦和诗二首，河南知府虞廷玺和诗一首。早在宋代大观元年（公元1107年），龙图阁大学士、留守范致虚曾为狄梁公仁杰建祠、刻石、表墓；至元代，安抚使完颜纲曾赋诗咏之。齐云塔旁所立明代嘉靖三年的《修白马寺塔记》说：“唐忠臣狄梁公墓，其神道碑尚存。意者唐时，即寺为公香火院，公附寺而定，寺因公而著”。狄梁公后人常来祭祀祖墓，历代文人多于此凭吊歌咏。
白马寺中的狄仁杰墓是真的吗？
狄仁杰出生于唐贞观四年，出生地在今天山西太原，武周时期当朝宰相，我国著名的政治家，由于其在武周时期杰出的贡献，死后被武则天赠文昌右丞，谥曰文惠，唐中宗继位后追赠司空，唐睿宗又封之为梁国公，并对其进行厚葬，但由于并未提及墓葬地址，使得后人猜想纷纷，而又有一个原因是，武周时期，武则天著名的面首薛怀义也曾被封为梁国公，同时其还在白马寺当过主持，正是这些原因使得很多人认为白马寺中的狄仁杰墓其实就是武则天的面首薛怀义，但是由于此墓葬至今未进行考古发掘，使得这一谜团至今难以解开，白马寺中的狄仁杰墓确实有待考证。
狄仁杰墓据历史记载共有3处：一处位于洛阳城东12公里处洛阳市郊区白马寺镇白马寺山门外。为一圆形土丘。但是因薛怀义生前也被封过梁国公，又有人怀疑此墓可能是薛怀义的。第二处位于陕西的乾州的乾陵，也就是武则天的陪陵，但是在乾陵的八陪臣墓中没有狄公的名字。大臣墓八(王及善、薛元超、杨再思、刘审礼、豆卢钦望、刘仁轨、李谨行、高侃)。还有一处就是安庆太湖县内国家级风景名胜区花亭湖。花亭湖，旧《太湖县志》记载：“狄公庙，县北三十里，九村畈保（近属寺前镇）。”一种可能是狄公巡抚江南，突然逝世便葬于此。相传狄仁杰被贬为彭泽令时因仰慕二祖而募捐重修狮子山二祖禅堂。狄公对太湖人民的贡献和深厚的感情深深地感动了太湖百姓，于是百姓自发建其衣冠墓以示悼念和祭祀，这种说法也有道理。
目前影响最广的是白马寺狄仁杰墓，证据是该墓为唐（武周）梁国公墓，墓前今存碑石两方，其中一方是明代万历二十一年（公元1593年）重立，刻有“有唐忠臣狄梁公墓”八字。而大家都知道武则天有一男宠名薛怀义，生前他也被封过梁国公。薛怀义原名冯小宝，是武则天的第一个面首。京兆鄠县（今陕西省雩县）人，受太平公主推荐成为武则天的男宠。为掩人耳目，在武则天的安排下出家为僧，并改姓薛与太平公主的丈夫薛绍合族。垂拱初年，说服武则天于洛阳城西修复故白马寺。寺院建成后，薛怀义自为寺主，并且因此被封为正三品左武卫大将军、梁国公，甚至多次担任大总管，率军远征突厥，而且他每次出兵，突厥都已退兵，薛怀义以此居功。其后来薛怀义日益骄倨，令武则天恶之，公元694年，武则天下令太平公主设计将其杀死，辇车载尸送至白马寺。
1、可见薛怀义卒于狄仁杰之前，多处史料明确记载薛怀义葬白马寺（或其附近）；
2、一座白马寺怎么可能有两座梁国公墓？
3、嫌恶薛怀义人品的狄仁杰，他的墓怎么可能与此人为邻？
4、反对奢建白马寺的狄仁杰，无论是他本人、还是他家人，甚至是朝廷，都不会让他的墓葬于白马寺。
5、狄仁杰一生虽简朴，但此墓规格不符合封建非常重视等级的唐朝礼仪。
6、有力证据来自明代，距离狄仁杰病故近千年，证据明显缺乏。
7、另一有力的证据是史料《資治通鑒》記載：“薛懷義入宮，競走宰相之道。宰相蘇良嗣令下人打了薛懷義十幾耳光，後又遭武皇訓斥。此後薛懷義頗厭入宮，多居白馬寺。廣收力士僧者千人，縱橫犯法。佛教中人稱其爲“野狐禅”。侍禦史周矩疑其聚衆謀反，禀請按察逮捕，薛得知立刻躍馬逃亡，流放遠州，後又被召回。695年，明堂修複後，薛懷義被抓，被建昌王武修甯帥壯士亂刀殺死。薛懷義屍首送回白馬寺，葬于寺院中。”
乾陵狄仁杰墓，影响范围比白马寺狄仁杰墓小得多，甚至还低于太湖狄仁杰墓。
1、证据不足，缺乏历史遗迹；
2、乾陵只有八位陪臣墓，他们分别是王及善、薛元超、杨再思、刘审礼、豆卢钦望、刘仁轨、李谨行及高侃，并没有狄仁杰。
3、狄仁杰卒于武则天之前、李治之后，狄阁老陪葬乾陵这么大的事，史料不可能不记载。
安庆太湖狄仁杰墓，影响虽没有白马寺狄仁杰墓大，但各项证据证据确凿、理由也非常充分。
1、《唐書•本傳》記載：“狄仁傑，太原人，曾貶彭澤邑令，邑人德之爲置生祠，聖曆三年卒，並未言其葬地。”
2、明天順六年《直隸安慶郡志》卷之八《寺觀》記載：“太湖縣--狄藤寺。在治永福鄉。宋因禅師創。洪武甲辰年僧通昶重建。”
3、明嘉靖三十三年《安慶府志》卷之五《地理志》記載：“寺--二百二十有八--太湖三十有四--狄蕂。在永福鄉。”
4、《廣輿》記載：“狄仁傑墓壹在河南洛陽，壹在陝西乾州，並此凡三，狄仁傑巡撫江南後有墓亦未可知。”
5、清康熙四十年胤祉與陳夢雷等奉旨編纂《古今圖書集成》職方典第七百八十卷《安慶府部彙考》記載：“狄勝寺，明洪武初重修。今廢。”
6、清乾隆《太湖志校補》記載：“狄勝寺，明洪武初重修。今廢。”
7、清康熙六十年《安慶府志》卷之四《地理志--陵墓》記載：“太湖縣--唐--狄仁傑墓。在永福鄉九村坂。其前有廟，有碑記，今亡。”
8、清康熙六十年《安慶府志》卷之四《地理志--寺觀》記載：“太湖--寺--十四--狄勝寺，明洪武初重修。”
9、清康熙六十年《安慶府志》卷之四《地理志--寺觀》記載：“太湖--廟--九--狄梁公廟，在縣北三十裏。廟後二裏，即其墓。”
10、康熙六十年《安慶府志》卷之四《地理志--寺觀》記載：“望江--廟--十有八--狄梁公廟，在羅林村。”
11、《太湖縣志》記載：“狄公廟，縣北三十裏，九村畈保(近屬寺前鎮)。乾隆二十四年大水侵襲，鹹豐七年賊毀老廟。”
12、《太湖縣志》記載：“唐梁國公狄仁傑墓在永福鄉九村畈保。相傳元末有避亂匿其中者，獲金銀器物以出，後墓門傾塞，其前有廟有碑”。
13、翰林院编修朱书《狄梁公祠堂记》记载：“邑東三十五裏，有山屈如盤。盤中有菴。菴中神，冠服若宰輔，美丰姿，嶽峙而淵凝者，狄梁公也。……公之祠在松者三：洿池，则墓存焉，曰中節。涇江口祠，曰白雲，與彭澤相望。祠于是者，又與忠節、白雲鼎峙而爲三。自明季亂，淄流踞祠，改爲高覺菴……大書‘唐梁國公狄公之祠’于門。”中洿池误，宿松洿池是洿池河，太湖洿池是洿池冲，九村畈附近。后面三条可见朱书误解。
14、明嘉靖三十三年《安慶府志》卷之五《地理志》記載：“廟--二十有七--宿松七—忠節候
在縣南。晉永和間創，國朝弘治間重修。”
15、明嘉靖三十三年《安慶府志》卷之五《地理志》記載：“寺--二百二十有八--宿松二十六—忠節
在誇池山。”
16、清康熙六十年《安慶府志》卷之四《地理志--寺觀》記載：“宿松--寺--二十有九--忠節寺，在誇池，縣南五十裏。晉慧遠禅師建。”
17、清光緒沈葆桢、吳坤修等修《重修安徽通志》記載：“卷五十四--輿地志--壇廟--安慶府--八--狄梁公廟，在太湖縣三十裏，祀唐狄仁傑，今毀。”
18、清光緒沈葆桢、吳坤修等修《重修安徽通志》記載：“卷五十九--輿地志--陵墓--安慶府--二--梁國公狄仁傑墓，相傳在太湖縣九阪村。”
19、望江县狄梁公庙旧址附近老人们说世代相传，唐朝狄宰相墓在太湖，这里是他生前恩泽的地方，建庙供奉纪念他，以保风调雨顺。
20、太湖县寺前镇毕岭村沙咀组古称“九村畈”，旧时此地建有狄梁庙，也称狄公庙，坐东朝西，一进两院。祭祀唐朝梁国公狄仁杰的庙宇。
21、毕岭村有老人听祖辈说，以前狄梁庙前后三殿，每殿都有大匾，四周石碑刻林立，有破碎的石马（石象生），寺庙香火非常旺盛，后面两华里小山冈大墓就是狄公墓。抗战毁坏第一进，抗战胜利后庙宇大殿简单修理；解放后，村民将此庙拆毁，改建为狄梁小学。1959年建设花亭湖大坝，狄梁庙和狄公墓都被蓄水淹没。
以上是三处狄仁杰墓的证据对比。
就是在洛阳，狄仁杰的墓地也是有争议的：
狄仁杰死于公元700年的洛阳尚贤坊私邸，终年70岁，这人们都很清楚，但他被埋在哪里呢？目前，洛阳有三处传说是狄仁杰的葬地：白马寺、梁周寺、双碑凹。这三种说法都大有来头，都很难被轻易否定。但一般来讲，不可能把一个人的尸体分开，三处都埋，因此应有两处为假。
1、不会独葬白马寺
先说白马寺，此处说法影响最大。白马寺山门外东侧、齐云塔院西南处现存一小坟丘，相传宋代于此建有“狄梁公祠”。近年坟前建亭，亭中立碑两通，一为元碑，一为明碑。元碑较小，高约1.5米，刻安抚使完颜纲等人诗作，颂扬狄仁杰。明碑较大，高2.5米，上刻“有唐忠臣狄梁公墓”，为明万历二十一年(公元1593年)重立。
洛阳的考古工作者认为，这是唐代武周时期被封为“梁国公”的白马寺住持薛怀义墓，他死于城内，“以辇车载尸送白马寺”，史料确凿记载薛怀义是埋在白马寺的；反之，没有任何一条史料提及狄仁杰葬在白马寺。
宋代以来，有人误以“梁国公”薛怀义冢为“梁国公”狄仁杰墓。这里的碑刻年代久远，而参观白马寺的人并不加考察，因而以讹传讹。
狄仁杰生前明确不信佛，还对武则天崇佛的举动多有劝阻，自无埋在白马寺的道理。新旧《唐书》记载，久视元年(公元700年)，狄仁杰升为内史(中书令)，为百官之首。
此前为减轻百姓负担，他上奏朝廷，下令拆除了江南一带1700多座庙堂，百姓一片欢呼。久视元年夏天，武则天到三阳宫避暑，有胡僧邀请她观看安葬舍利，奉佛教为国教的武则天答应了。狄仁杰跪于马前拦奏道：“佛者，夷狄之神，不足以屈天下之主。彼胡僧诡谲，直欲邀致万乘所宜临也。”武则天遂中道而还。
是年秋天，武则天欲造浮屠大像，预计费用多达数百万，宫不能足，于是诏令天下僧尼日施一钱以助。狄仁杰上疏谏曰：“如来设教，以慈悲为主。岂欲劳人，以在虚饰？”“比来水旱不节，当今边境未宁。若费官财，又尽人力，一隅有难，将何以救之？”
这些都表明了狄仁杰对佛教的敌视态度，这样一个人会埋在白马寺吗？即便他要葬于此，僧人会同意吗？另外根据洛阳众多古墓葬分布特点来看，巨家大族多是家族聚葬，狄仁杰生在讲究门第出身的唐代，没有特殊理由，断无独葬的道理，而且其父就葬在离白马寺不过数公里之遥的地方。
2、理由不足梁周寺
再说梁周寺。久视元年武皇驾临三阳宫，文武百官扈从，护驾有功，武则天却仅单独赏赐狄仁杰宅第一处，优厚礼重，无人能比。狄仁杰死后，人们感念他的功劳，以第起寺，名为梁周寺。此宅即在今天孟津宋庄梁周寺村。
据孟津县志记载，梁周寺建于唐开元二十三年(公元737年)，20世纪70年代初期，梁周寺尚存享殿、东西厢房、山门等建筑，后因迁学建校拆除。梁周寺遗址出土有宋代经幢，足可证此寺的古老。过去，梁周寺有古桥一座，因狄仁杰被封“梁国公”，故称“梁桥”，“梁桥残雪”为孟津八景之一。
梁周寺西南有大冢，当地人传言为“狄仁杰冢”，但并无实证。县志记载：“乾隆六年，署郡守李光型题石碣，筑周垣。”因而有不少人认为此地为狄仁杰葬地。但是，县志记述颇为含糊，并没有过硬的理由断定此处为狄梁公墓，且疑点颇多，不能让人切实认证。
3、北邙双碑耐考证
最后说双碑凹，此处有资料支撑，也是狄仁杰家族墓所在，最为可信。
双碑凹在今白马寺北边约5公里的邙山之阳，属孟津县平乐镇管辖。上屯村西1公里、翟泉村北1.5公里处，高矗着两通石碑，该地归翟泉所有，村民称此地为“双碑凹”。
双碑之首皆饰六龙盘绕，雕工精湛，气势雄浑。两碑面朝南，东西并列相距4米。西碑原保存较好，碑座以上高3.65米、宽1.18米、厚0.37米，覆斗形座高0.7米、宽1.5米、厚1米；碑首篆额3行，每行4字：大唐故邛州刺史狄府君之碑。此碑楷书31行，满行61字。碑上半部有字，下半部约1/3碑面因风化剥蚀而失字，为土覆草掩的底部尚存约百余字。
此碑即宋元以后频见于著录的“狄知逊碑”，狄知逊为狄仁杰之父。清代学者钱大昕、武亿等撰跋，王昶《金石萃编》录其残文考其人事，北京图书馆所藏清代拓本已著录，较易检寻。20世纪90年代，有人用炸药炸碎碑身，盗走碑首。1998年碑首由香港返豫，归洛阳古代艺术馆保存。
东碑高3.5米、宽1.18米、厚0.3米，碑额字漫漶已久，碑身满布自然风化裂缝，仅顶部残存楷书数十字，故以著录文字为主的传统金石学书籍未载此碑。
1984年，洛阳学者苏健等考察施拓，刊布资料，研究碑文，将东碑定为狄仁杰同族曾孙狄兼谟碑，但不能令人信服。按葬俗，兼谟为知逊之曾玄孙辈，二碑不能并列。
关于双碑凹唐碑，清代学者、偃师人武亿曾亲赴考察，并手拓狄知逊碑，考其事迹，认为：“往时，洛阳令王君宇尝为溧阳狄氏访其先墓，得梁公碑于草间。遂竖置白马寺东偏，因封树焉。不知狄氏先墓固在平乐北山上，俗名‘双碑凹’者，以此也。”且将此看法告之金石学者黄易。黄氏云：“望双碑凹，一是魏王基碑，一是唐狄府君碑。府君，梁公父也。虚谷云，昔狄氏后贤，访问祖墓，得洛城道旁一石，题曰‘唐忠臣狄梁公墓’，遂以墓穴在是，封鬣表之，不知双碑凹为确也。”
4、归宿应在双碑凹
20世纪90年代，紧挨双碑凹的邙山上屯村出土了唐代官吏、狄仁杰曾侄孙狄兼谟墓志，此碑由唐代翰林学士令狐绹撰文，详述了狄兼谟生平行事，并证实了武亿和黄易的判断。该墓志出土地及所记葬地说明其曾叔祖梁国公狄仁杰的墓域也在今孟津县翟泉村北的双碑凹，从而纠正了在洛阳白马寺之误。
狄兼谟为官亦以忠耿名，颇具家风。墓志青石质，边长0.94米，厚0.18米，楷书43行，满行45字，表面局部风化，残泐(lè)约200字，仍存1400余字。碑文载唐宣宗某年“天水狄公(狄兼谟)薨于洛师履道里之私第，享年七十三”。接着说狄姓“其先周之后也。成王少子孝伯，封于狄城，因而命氏焉。秦并天下，囗囗(字缺失)陇西，为秦州之强家大姓。至后秦建国天水，狄伯支为佐命之臣，晋史称曰名将子孙，今为天水人”。从这里可知，太原并非狄仁杰真正的祖籍，天水才是正宗。碑文还记载狄兼谟“曾祖仁续，皇潞州长子县令。祖光友，洺州长史，赠怀州刺史”。这里的“曾祖仁续”，即狄仁杰的哥哥狄仁续。
碑文对狄仁杰的记述是：“曾叔祖囗囗囗辅梁，文惠公仁杰，天锡大忠，独遏鸣牝，续皇纲于既绝，复明辟于已废，振耀今古，联辉囗书。”对狄仁杰高度褒奖，并引以为傲。最重要的是，此墓志记载狄兼谟“葬于河南府洛阳县金镛乡双洛村，祔梁公之茔”。
所谓“祔”是将后死者神位附于先祖旁而祭祀，也就是说狄兼谟的神位是附于狄仁杰墓茔之旁。这也符合唐宋时期洛阳一带高门大第的丧葬特征，比如李德裕家族、姚崇家族、范仲淹家族、吴越王钱俶家族等，均为长幼有序合族聚葬，一个家族墓埋好多代人。
所谓金镛乡，即汉代金镛城遗址周围，历史上曾设立过金镛乡，双碑凹正处在金镛城遗址范围。此外，翟泉村有吕氏自唐迁居洛阳，原有一通古碑记述吕氏有两个宋代祖先就葬于狄梁公神道碑之畔。由此，可以大体确认：狄仁杰最后的归宿就在双碑凹。
说说狄仁杰：狄仁杰（630年－700年），字怀英，并州太原（今山西太原）人，唐代武周时期政治家。狄仁杰早年以明经及第，历任汴州判佐、并州都督府法曹、大理寺丞、侍御史、度支郎中、宁州刺史、冬官侍郎、文昌右丞、豫州刺史、复州刺史、洛州司马等职，以不畏权贵著称。天授二年（691年）九月，狄仁杰升任宰相，担任地官侍郎、同平章事，但在相位仅四个月便被来俊臣诬陷谋反，夺职下狱，平反后贬为彭泽县令。他在契丹之乱时被起复，并于神功元年（697年）再次拜相，担任鸾台侍郎、同平章事，进拜纳言。后犯颜直谏，力劝武则天复立庐陵王李显为太子，使得唐朝社稷得以延续。久视元年（700年），狄仁杰进拜内史，于同年九月病逝，追赠文昌右相，谥号文惠。唐朝复辟后，追赠司空、梁国公。
神探狄仁杰，无一错案：狄仁杰一生为官，两次做宰相，终身清廉，为民请命，剿匪除恶，惩治腐败，铲除贪官，辅助武则天建立起盛唐大业。他为治理国家和许多地方立下过汗马功劳，却命运多舛，屡屡遭受别有用心的朝廷官员或同僚的陷害与打击，几起几落，甚至于数次危及到人身安全；但他为了大局利益，敢于在朝廷上犯颜直谏，置自己的生死于度外。
判案如神，无一冤案：狄仁杰刚到大理寺，积压的案件已非常多。他一心扑在工作上，夜以继日，笔不停批，整整奋战了一年，就把积压案件全都清理了，涉案人员达17000人之多，事后竟然一个喊冤的都没有。数量之多，质量之好，在当时传为佳话。![]()
踏入仕途：狄仁杰年轻时参加科举，以明经及第，被授为汴州判佐，后得到河南道黜陟使阎立本的推荐，升任并州都督府法曹。仪凤年间，狄仁杰升任大理寺寺丞。他在一年内判决大量积压案件，涉及一万七千人，却无一人冤诉，后改任侍御史。调露元年（679年），狄仁杰弹劾司农卿韦机，称其所督建的宿羽、高山、上阳等宫室太过壮丽。唐高宗遂将韦机免职，自此朝廷风纪肃然。不久，狄仁杰改任度支郎中，并加朝散大夫，后随唐高宗巡幸汾阳宫（在今山西静乐），充任知顿使。
治理地方：垂拱二年（686年），狄仁杰被外放为宁州刺史。他在任内妥善处理民族关系，深受爱戴。宁州百姓立碑勒石，以颂扬他的德政。当时，御史郭翰巡察陇右，弹劾了大批州县官吏。但当他到达宁州（治今甘肃宁县）境内后，却不断听到当地百姓称颂刺史，因而向朝廷推荐狄仁杰。不久，狄仁杰被征拜为冬官侍郎。垂拱四年（688年），狄仁杰充任江南巡抚使。当时，江南之地遍布淫祠（指民间自行设立、不在祀典的祠庙）。狄仁杰奏知朝廷，焚毁淫祠一千七百余所，只留下四所祠庙，以供奉夏禹、太伯、季札、伍员。不久，狄仁杰又改任文昌右丞。同年九月，狄仁杰出任豫州刺史。当时，越王李贞在豫州（治今河南汝南）起兵反抗武则天。宰相张光辅率军讨平叛乱，但却纵容部将大肆勒索。狄仁杰一概不予听从，还正言斥责张光辅，称其之罪甚于李贞。张光辅怀恨在心，便于回朝后弹劾狄仁杰出言不逊，侮辱宰相。狄仁杰因此被贬为复州刺史。
调回朝中，首次拜相：天授二年（691年）九月，狄仁杰由洛州司马升任地官侍郎、判尚书、同凤阁鸾台平章事，成为宰相。武则天对他道：“你在汝南为官时有良好的政绩，但却有人在中伤你，你可知道是谁吗？”狄仁杰答道：“如果陛下认为臣做错了，臣当改过；如果陛下明白臣并无过错，这是臣的幸运。臣不想知道中伤我的人是谁，还会把他视为我的朋友。”武则天叹服。
被诬谋反，谪贬彭泽：长寿元年（692年）正月，酷吏来俊臣诬告狄仁杰等大臣谋反，将他们逮捕下狱。当时律法规定，一经审问即承认谋反的人可以减免死罪。狄仁杰当场认罪道：“大周革命，万物惟新，唐室旧臣，甘从诛戮，反是实！”来俊臣得到口供，将狄仁杰等人收监，只待来日行刑，不再严加防备。狄仁杰向狱吏借来笔墨，从被子上撕下一块帛，书写冤屈情况，塞在棉衣里，请求送回家中。负责看守的王德寿并未起疑，让人送交给狄仁杰的儿子狄光远。狄光远得到帛书，向武则天诉冤。武则天质问来俊臣。来俊臣辩称：“臣并未对狄仁杰等人用刑，假如他们没有谋反之意，为何肯认罪？”武则天便派使者到狱中查看。
来俊臣命人模仿狄仁杰等人的笔迹，伪造《谢死表》，让使者呈给武则天。武则天召见狄仁杰，询问他为何承认谋反。狄仁杰道：“我如果不承认造反，已经死于酷刑了。”武则天又问为何要作《谢死表》，狄仁杰则答称并未写过。武则天便让人拿出《谢死表》，方知道表章是伪造的，因此免去狄仁杰等大臣的死罪，全部贬为地方官。其中，狄仁杰被贬到彭泽，担任县令。此后，魏王武承嗣多次请求诛杀狄仁杰，但都被武则天拒绝。
因乱起复，再次拜相：万岁通天元年（696年），契丹首领孙万荣作乱，攻陷冀州，一时间河北震动。武则天为了稳定局势，起用狄仁杰为魏州刺史。当时，前任刺史为了抵御契丹，尽趋百姓入城，缮修守城器具。但狄仁杰到任后，却让百姓返田耕作。孙万荣闻听狄仁杰被起复，不战而退。魏州百姓争相立碑颂德。不久，狄仁杰调任幽州都督，获赐紫袍、龟带。武则天还在紫袍上题写了十二个金字，以表彰狄仁杰的忠诚。
神功元年（697年），狄仁杰再次拜相，担任鸾台侍郎、同凤阁鸾台平章事，加授银青光禄大夫。当时，朝廷征发百姓戍守安西四镇，以致怨声载道。狄仁杰为此上表劝谏，又建议废除安东都护府，复立高氏为高句丽君主，暂停江南粮草运输，抚慰河北百姓。他的建议虽未被朝廷采纳，但却得到了有识之士的赞同。不久，狄仁杰又代理纳言之职，兼任右肃政台御史大夫。
圣历元年（698年），突厥南下骚扰河北，劫掠百姓万余人。武则天任命狄仁杰为河北道行军元帅，征讨突厥，并许以便宜行事之权。突厥军杀尽俘虏，由五回道（在今河北易县西）退回漠北。狄仁杰率十万大军追击，但未能追上，只得退回河北。武则天又任命狄仁杰为河北道安抚大使，让他安抚河北。当时，河北百姓多被突厥胁从，在突厥退军后害怕受到牵连，纷纷逃匿。狄仁杰奏明皇帝，赦免河北诸州百姓，使他们回乡生产。
晚年生活：久视元年（700年），狄仁杰进拜内史，随武则天巡幸三阳宫。当时，文武百官多随驾前往，唯有狄仁杰获赐宅第一所，恩宠冠绝当朝。是年九月，狄仁杰病逝，终年七十一岁
。武则天废朝三日，追赠他为文昌右相，赐谥号文惠。神龙元年（705年），唐中宗复辟，追赠狄仁杰为司空。景龙四年（710年），唐睿宗继位，追封狄仁杰为梁国公。天宝六载（747年），狄仁杰与张柬之、魏元忠等八人一同配享太庙，附祭于中宗庙廷。后晋天福六年（941年），狄仁杰被后晋朝廷追封为太师。
轶事典故
无暇语俗吏：狄仁杰小时候，家里曾有门人被害。县吏前来查问，众人都争相回答申辩，只有狄仁杰自顾看书，不理不睬。他面对县吏的责问，回答道：“黄卷之中，圣贤皆在。我与他们沟通都来不及，哪有时间理你们这些世俗的官吏。”
沧海遗珠：狄仁杰早年曾被小吏诬告。工部尚书阎立本时任河南道黜陟使，在审问之时发现他是个德才兼备的人才，称赞道：“孔子说：‘观过知仁矣。’你真可以说是沧海遗珠啊。”后人遂用“沧海遗珠”比喻埋没人才或被埋没的人才。
白云亲舍：狄仁杰在并州做官时，父母远在河阳（治今河南孟县）。他登上太行山，回首南望，见一片白云在飘飞，对左右的人说：“我的双亲就往在那片白云下面。”他伫立怅望良久，直到白云散去方才离开。后世遂用“白云亲舍”、“白云孤飞”等作为客居他乡，思念父母之辞。
义感长史：狄仁杰担任并州法曹时，同僚郑崇质要到很远的地方公干，但是他的母亲年老多病。狄仁杰主动对郑崇质道：“你母亲病重，而你却要出远门，怎么能让亲人对远在万里之外的你担心呢？”他去见并州长史蔺仁基，请求代替郑崇质出行。蔺仁基非常感动，联想到自己与司马李孝廉之间的不和，深感惭愧，主动与李孝廉和解。
劝谏皇帝：左威卫大将军权善才、右监门中郎将范怀义误砍昭陵（唐太宗的陵墓）柏树，论罪应当免职，但唐高宗盛怒之下却要处死他们。狄仁杰却上奏辩护，认为二人罪不至死。唐高宗怒道：“他们砍伐昭陵柏树，置我于不孝之地，必须处死。”狄仁杰直言道：“汉朝时有人盗取高庙玉环，汉文帝想要灭其族。张释之当廷诤谏道：‘假如盗取长陵一抔土，又将如何治罪？’汉文帝因此只杀其一人。陛下的律法悬挂在宫外阙门上，罪不至死而要处死他们，如何取信于天下？现在只因误砍一棵柏树，便杀掉二位大臣，后世又将如何看待陛下？”高宗怒气稍解，免去二人的死罪。
高宗年间，左司郎中王本立倚恃皇帝宠信，骄横跋扈。狄仁杰弹劾王本立，请求将其交付法司审理。但唐高宗却下诏宽宥。狄仁杰谏道：“国家虽然缺乏人才，但却不缺少王本立这种人。陛下为何要爱惜此人，而亏损王法呢？如果陛下一定要宽赦王本立，就请把臣放逐到无人之地，作为以后的忠贞之臣的警戒！”王本立因此被治罪。
狄仁杰担任宰相时，有太学生要求谒见皇帝，得到武则天的批准。狄仁杰劝谏道：“君主只有生杀权柄不能假手于人，其他的都应当交付给相关部门处理。太学生告见，这是国子监丞、主簿负责的职责。如果天子连这种事都允许，那些贵胄弟子多达数千人，得下多少诏令呢？陛下只要只要将明文规定告诉他们就行了。”武则天听取了他的意见。
武则天晚年时，欲铸造一座浮屠佛像，需要花费钱财数百万，因府库不足，便让天下的僧人每日施舍一钱相助。狄仁杰进谏道：“做工不可能役使鬼神，必定要役使人力；庄稼不会从天上掉下来，终究是由地里长出来的。这么做损害的一定是百姓。如今边境尚未安宁，您应放宽徭役，免去不需急办的事务。即使雇请工匠劳作，以此接济穷人，但耽误农时，也是放弃国家根本。铸造佛像，既费官府库财，又耗人力，如果一方发生灾难，到时又用什么去救济呢？”武则天遂作罢。
武则天到三阳宫避暑时，答应胡僧去参观埋葬佛舍利。狄仁杰跪在武则天马前，劝谏道：“佛是戎狄之神，不值得让皇帝屈尊驾临。胡僧诡计多端，是想借此迷惑百姓。况且，沿途山路艰险狭窄，容纳不下多少侍卫。皇帝乃是万乘之尊，不宜前往。”武则天便中途折回，道：“我是为了成全狄公的直臣之气。”
不信妖言：唐高宗前往汾阳宫时，途径妒女祠。当时，民间认为穿着华丽的衣服经过妒女祠，会招致风雷之灾。并州长史李冲玄打算征发数万民夫，另外开辟一条御道。狄仁杰道：“皇帝出行，有千乘万骑扈从，风伯为之清尘，雨师前来洒道，还怕什么妒女之害？”李冲玄遂停止征发徭役。唐高宗得知后，叹道：“狄仁杰真是个大丈夫啊！”
囚徒哭碑：越王之乱后，近七百人受到牵连，被判死罪，五千余人被没入官籍。司刑使催逼狄仁杰行刑。但狄仁杰认为判决有误，请求延缓行刑，然后秘奏武则天道：“臣本想明奏朝廷，但却有为谋逆之人说情的嫌疑，可是如果我知而不言，又恐怕会违背陛下怜悯百姓之心。这些人做出谋逆之事并非出于自愿，希望您怜悯他们的不得已，饶恕他们的罪过。”武则天便下诏赦免他们的死罪，改为发配丰州。囚犯们途经宁州时，宁州父老在郊外迎接，道：“是我们的狄使君救了你们的命吧？”囚犯们遂相互搀扶着前往百姓为狄仁杰立的石碑前，痛哭流涕，而后又斋戒三日，方才离开宁州。他们到达丰州后，又为狄仁杰立碑，以颂恩德。
直责宰相：宰相张光辅讨平越王之乱后，纵容部下将士恃功勒索，但却被狄仁杰所拒绝。他怒道：“你这州官怎敢怠慢元帅？”狄仁杰正色而言道：“您率三十万大军平定叛乱，但却不能约束士卒，反而纵容他们对百姓施暴。越王李贞祸乱河南，现在死了一个李贞，却又生出了一万个李贞。那些被胁迫造反的人主动放弃城池，归顺朝廷，您为何要纵容贪功的将士，去追杀这些人呢？您就不怕冤声沸腾，直冲九霄云天吗！我如能请来尚方斩马剑，必要斩杀你这罪人。到时我就算是死，也心甘情愿。”
舍己全人：狄仁杰被诬陷下狱时，御史台判官王德寿对他道：“您曾与杨执柔同在礼部为官，我想请您攀连杨执柔入狱，作为我升迁的台阶，可以吗？”狄仁杰怒道：“皇天后土在上，你竟然让我狄仁杰做如此不义之事。”他以头撞柱，血流满面。王德寿吓得赶紧溜掉。
举荐人才
两荐张柬之：武则天曾问狄仁杰：“朕希望能找到一位杰出的人才委以宰相重任，您看谁比较合适？”狄仁杰答道：“如果您所要的是文采风流的人才，那么宰臣李峤、苏味道便是最合适的人选。但您若一定要找出类拔萃的奇才，那就只有荆州长史张柬之了。张柬之年纪虽老，但却有宰相之才。”武则天遂提拔张柬之为洛州司马。后来，武则天又让狄仁杰举荐人才。狄仁杰道：“我此前推荐的张柬之，您还没有任用呢。”武则天道：“我已经给他升了官了。”狄仁杰道：“我所推荐的张柬之是可以作宰相的人才，不是用来作一个司马的。”武则天于是任命张柬之为秋官侍郎，不久又拜其为宰相。
保荐契丹降将：李楷固、骆务整是契丹将领，曾参与侵略唐朝边境，数次挫败唐军，最终兵败降唐。法司认为二人末路来降，请求依法论罪。但狄仁杰却道：“李楷固、骆务整皆骁勇绝伦，若恕其死罪，抚以恩德，他们必会感恩戴德，为国家尽心竭力。”他不顾亲友的劝阻，请求赦免二将，并道：“只要对国家有利，我又怎能只为自己打算。”武则天遂赦免二将，委以官职，让他们征讨契丹余党。后来，李楷固、骆务整扫平契丹，在含枢殿行献俘之礼。武则天大宴群臣，席间向狄仁杰举杯劝酒，道：“这都是您的功劳。”狄仁杰答道：“这全靠陛下威灵，将帅尽力，我又有什么功劳！”
内举亲子：武则天曾命几位宰相各自举荐一人为尚书郎，狄仁杰便推荐自己的儿子狄光嗣。狄光嗣因此被拜为地官员外郎，而且非常称职。武则天赞道：“您可以和内举不避亲的祁奚相比了。”
外荐群贤：狄仁杰任相期间，先后举荐荆州长史张柬之、夏官侍郎姚崇、监察御史桓彦范、太州刺史敬晖等数十人。这些人后来都成为唐代名臣。曾有人对狄仁杰道：“治理天下的贤能之臣，都出自您的门下啊。”狄仁杰却道：“举荐贤才是为国家着想，并不是为我个人打算。”[38]
后世遂用“桃李满门”、“桃李满天下”比喻一个人学生众多，到处都有。
解梦复唐：武则天欲立侄子武三思为皇太子，询问宰相们的意见。狄仁杰道：“我看天下人都还思念唐朝恩德，若立太子，非庐陵王（武则天第三子李显，即唐中宗）不可。”武则天大怒。后来，武则天做了一个梦，便让狄仁杰解梦。关于这个梦，史籍记载有两种说法：武则天梦到自己下双陆（古代一种棋盘游戏），却始终不能赢。狄仁杰道：“双陆不胜，是因为没有子了，这是天意在警示陛下。太子乃是天下根本，根本一动，天下就危险了。”武则天梦到一只大鹦鹉，两翼全部折断。狄仁杰道：“武是陛下的姓氏，两翼是指二子。陛下现在只有庐陵王、相王（武则天第四子李旦，即唐睿宗）二子，只要起复二子，两翼便能振作。”狄仁杰又道：“太宗皇帝栉风沐雨，亲冒矢石，方才平定天下，传于子孙。先帝将二子托付于陛下，陛下现在却要把天下移交给外姓吗？况且，姑侄与母子哪个关系更亲近？陛下立儿子为太子，千秋万岁后可以配享太庙。若立侄子，从没听说有将姑姑配享宗庙的？”武则天对此很不高兴，道：“这是朕的家事，你不宜干预。”狄仁杰却道：“王者四海为家，天下的事都是陛下家事。君王是元首，臣下为四肢，犹如一个整体，况且臣忝任宰相，怎能不管呢？”后来，武则天逐渐醒悟，派使者前往房州，将李显秘密接回洛阳。她将李显藏在帐后，然后召见狄仁杰，故意说起庐陵王之事。狄仁杰恳请意切，以致哭泣不止。武则天便将李显唤出，对狄仁杰道：“朕现在将皇太子还给你。”狄仁杰叩头跪拜，又道：“太子回朝，但却无人知晓，人言纷纷，如何才能让人相信呢？”武则天便先将李显安顿在龙门，然后按礼节迎回宫中。满朝文武、天下百姓无不欢悦。
愧对娄公：娄师德曾推荐狄仁杰为宰相。狄仁杰对此丝毫不知，反而在拜相多次排挤娄师德，使得娄师德最终被放为外任。武则天问狄仁杰道：“娄师德贤明吗？”狄仁杰道：“他担任将领谨慎守职，但是否贤明，我就不知道了。”武则天又问：“娄师德知人吗？”狄仁杰道：“臣曾与他同朝为官，从没听说过他知人。”武则天拿出娄师德举荐狄仁杰的奏章，道：“我用你为宰相，就是娄师德举荐的，看来他确实知人啊。”狄仁杰大惭，叹道：“娄公盛德，我被他宽容相待却不知道，我不及他太远了！”
君臣相知：武则天非常敬重狄仁杰，常尊称他为国老，从不直呼其名，对他的退休请求始终不予批准。她不让狄仁杰行跪拜之礼，道：“每当看到您跪拜的时候，朕的身体都会感到痛楚。”此外，武则天还免除狄仁杰晚上在宫中值班的义务，并告诫官员道：“如果没有十分重要的军国大事，就不要去打扰狄公了。”狄仁杰去世后，武则天痛哭道：“朝堂空矣！”此后，朝廷没有大事不能决断，武则天都会想起狄仁杰，叹道：“老天为什么要这么早夺走我的国老。”
纵博褫裘：武则天曾把南海郡进献的集翠裘赏赐给男宠张昌宗，让他当面穿上，一起玩双陆游戏。狄仁杰正好进来奏事，武则天便让他和张昌宗一起玩双陆。狄仁杰道：“三局两胜，臣用身上的紫袍赌张昌宗穿的这件皮袍子。”武则天笑道：“他这件皮袍价钱超过千金，您这紫袍无法对等。”狄仁杰正色道：“我这件紫袍，是大臣朝见天子时所穿的服饰，高贵无价；而张昌宗的这件皮袍，只不过是因宠幸而得的赏赐。两件相对，我还不服气呢！”武则天只好应允。张昌宗感到羞赧沮丧，气势不振，沉默无语，连连败北，最后将集翠裘输给了狄仁杰。狄仁杰出宫后，将集翠裘送给一个家奴穿上，策马而去。
人物评价：狄仁杰的一生，可以说是宦海浮沉；狄仁杰为人正直，疾恶如仇，把孝、忠、廉称之为大义。狄仁杰作为一个封建统治阶级中杰出的政治家，每任一职，都心系民生，政绩卓著。在他身居宰相之位后，辅国安邦，对武则天弊政多所匡正；狄仁杰在上承贞观之治，下启开元盛世的武则天时代，作出了卓越的贡献。
说说高罗佩：高罗佩（1910~1967），字芝台，是罗伯特·汉斯·古利克的中文名。高罗佩是荷兰汉学家、东方学家、外交家、翻译家、小说家。作为荷兰职业外交官，他通晓15种语言，曾派驻泗水、巴达维亚、东京、重庆、华盛顿、新德里、贝鲁特、大马士革、吉隆坡等地，职务从秘书、参事、公使到大使。尽管仕途一帆风顺，但流芳后世的却是他的业余汉学家的成就，荷兰人对中国的了解，在一定程度上也应归功于他对中国文化的传播。他的侦探小说《大唐狄公案》成功地造成了“中国的福尔摩斯”，并被译成多种外文出版，在中国与世界文化交流史上留下重重的一笔。
高罗佩（Robert Hans van
Gulik）生于1910年8月9日生于荷兰扎特芬，父亲是驻荷属东印度（今印度尼西亚）荷兰殖民军队的一位军医。高罗佩在印度尼西亚群岛最主要的岛屿——爪哇岛上度过了他的小学时光。父亲退役后，高罗佩全家迁回荷兰，定居尼曼根附近的毕克村，这是归国侨民喜爱的定居地之一，在这里，高罗佩就读于吉姆纳瑟姆（古典式中学）。那时，家中花瓶上的中文文字使他对中国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在中学时代，高罗佩已经开始了他的文学和学术生涯。在吉姆纳瑟姆学生自办的期刊上，他发表了关于热带生活的回忆文章；同时，他协助著名的语言学家C·C·乌兰贝克进行黑足印第安人（Blackfoot
Indians）语言的词汇研究。乌兰贝克的研究成果后来由荷兰皇家科学院出版，他非常赏识高罗佩的工作，因而把他列为合作者，并继而推荐高罗佩研究梵语和比较语言学。
1930年，高罗佩进入莱顿大学，选择汉学作为专业，那时汉学研究在莱顿大学已有相当长的历史传统。1932年，高罗佩获得中文及日文学士学位和殖民法学士学位之后，决定去乌德勒支大学继续深造，乌德勒支大学已于20年代建立了东方学院。1934年，高罗佩以一篇论及12世纪米芾有关砚的论说的文章获得了东方研究硕士学位。其后不久，1935年3月7日，他在乌德勒支大学进行了博士论文答辩，这篇论文探讨了远东一带流传的司诉讼的马头神的情况。
1935年毕业后，高罗佩到荷兰外交界供职，作为助理译员被派往东京。在长达30多年的外交官生涯里，他先后供职于荷兰驻东京、重庆、南京、华盛顿、新德里、贝鲁特、吉隆坡的领事机构。高罗佩在本职工作之余参加各种学术团体，并与在东京的许多中日知名学者建立了联系，他还经常去北京，结交了不少当地学者。他并不把自己局限于中国文化的学术研究，还积极参与尝试士大夫们所擅长的艺术，如书法、篆刻、绘画、鼓琴等。
1942年，太平洋战争爆发，高罗佩不得不离开日本，他和其他同盟国外交官与日本驻外使节相交换。在东非和埃及，他被误作间谍而历尽艰险，几个月后他被遣送到新德里。1943年，他来到中华民国的战时首都——重庆，在那里与荷兰公使馆人员会合，担任荷兰流亡政府驻重庆使馆一秘。当时的重庆是抗日战争的大后方，重庆的生活为高罗佩提供了许多学术研究的可能，因为当时中国最优秀的文化人由于躲避战火而云集于此，使他有充分的机会接触这些名流，为他全面了解中国社会和文化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战争结束后，高罗佩被召回荷兰并派往海牙。1947年，外交部又派他前往华盛顿。1948年，他被再次派往东京，为期三年。在此期间，他节译了一部中国清代无名氏的小说，这部定名为《狄公案——狄公破解的三桩谋杀案》（东京，1949）的小说描写了唐朝法官狄仁杰（630—700）的故事。这部书为他自己的狄公小说提供了蓝本，同年他就写出了其中两部。
在新德里的短期工作之后，高罗佩重返荷兰。此时，他已经晋升到外交官员的最高职衔。1956年至1959年，他担任荷兰驻黎巴嫩全权代表，1959年至1962年，他以荷兰驻马来西亚大使的身份在吉隆坡居留。1962年至1965年，他再次回到荷兰，此间他在行政职务之外又与乌德勒支大学签约讲授“印度以外其他佛教地区的文化史”。1965年，他以驻日大使的身份第三次派驻东京，但是这次他没能完成任期。1967年，他被诊断为肺癌，于1967年9月24日在海牙辞世，享年57岁。他当时的身份是荷兰驻日本大使。
中国娶妻：由于对中国文化的强烈认同和沉迷，高罗佩一心想找一个有教养的中国女子终身为伴。在重庆任荷兰使馆一秘时，他爱上当时在大使馆任秘书的江苏名媛水世芳女士。水世芳为清代名臣张之洞的外孙女，其父亲水钧韶曾在中国驻列宁格勒总领事馆工作，后来任天津市长。水世芳不仅是名门之后，而且是齐鲁大学毕业生。1943年，高罗佩与当时22岁的水世芳结婚，以后共有4个子女。
汉学研究：高罗佩在他成果卓著的漫长学术生涯中一直都在发表汉学研究著作。完成学位论文之后，他就开始着手译介中国古代哲学家鬼谷子的论著。在那个语言学研究统治欧洲汉学界的年代，这是一项颇有见地的工作，可惜这部书稿在二战中毁于战火。他一贯倾向于选择与他个人偏好相近的课题，而不是紧跟学术时尚，因此他写出了大量极富独创性的研究专著，而且在四五十年之后，其中的大多数仍在印行。
学习琴艺：1943年初到重庆时，高罗佩就被神奇美妙的中国文化所吸引。安顿下来之后，他开始细心研究中国文化的精髓。首先，他对中国琴艺发生了浓厚的兴趣。不久，他聘请中国琴师指导自己弹奏《高山流水》等乐曲，每当弹琴时，他神情专注，摇头晃脑，一副沉醉其中的模样。同年他与于右任、冯玉祥等社会名流组织“天风琴社”，专门从事中国琴艺研究。
高罗佩认真投入中国琴文化研究，他花费大量心血写成英文专著《琴道》一书，由日本上智大学出版，此书旁征博引，将古琴乐谱、各种琴学著述，以及文学美术中涉及古琴的资料精心译成英文，并加注释，1940年以英文书名“The
Lore of the Chinese Lute：An Essay in Ch'in
Ideology”出版，被认为是古代琴学研究领域的权威之作。他还他翻译了3世纪嵇康（223—262）关于古琴的长赋，同年以《嵇康及其琴赋》（东京，1941）为题发表。
不仅如此，高罗佩在追寻中国琴学东传日本的踪迹时，发现明末清初有一位旅日僧人，法号东皋，在日本琴史上很有影响，也许是把中国琴学传入日本的第一人，而其名字却绝少出现在中国史籍中。随后他用了整整7年时间遍访名刹古寺、博物馆院，共获得禅师遗著遗物300余件，辑成《东皋新越禅师全集》，原拟于1941年付梓，但因太平洋战争爆发未成。1944年，他在重庆出版了《东皋禅师集刊》，成为中国佛学史补缺之作。
练习书法：高罗佩从20岁开始练书法，终生不辍，到重庆后，他更是将这种爱好发挥到了极致。他的“高体”字笔力雄健，功底深厚，并偏爱行书与草书，他对于中国书法的兴趣促成他翻译米芾《砚史》译本（北京，1938）。
高罗佩对中国文化的认同令中国人感动，他在精心绘制的一幅中国画上用汉字题款：“荷兰国笑忘高罗佩识于芝台之中和琴室。”这里面的“笑忘”是他自取的字，暗寓“笑忘百虑”之意；“芝台”是号；“中和琴室”是书斋名。他与水世芳女士结婚之后，把书斋改名为“吟月庵”。
东方文物鉴赏家：高罗佩是一位东方文物的收藏家和鉴赏家，诸如古琴、书画、瓷器、画谱、琴谱、佛像等都是他收藏的对象。北平琉璃厂、东京神田区、伦敦旧书店，都是他流连忘返之处。高罗佩对收藏古物有自己的主张，他不买稀世之珍，偏爱残缺古物。他对书画进行鉴赏和研究，积十几年苦功编成《中国绘画鉴赏——中国及日本以卷轴装裱为基础的传统绘画手法》（Chinese
Pictorial Art as Viewed by the Connoisseur，罗马，1958）
，全书近600页，插图160幅，书末附有42种中、日纸张样品。还有《书画说铃》译本(贝鲁特，1958）。
藏书家：高罗佩还是一位藏书家，他收藏的重点是中国古籍。在他逝世后，他的全部藏书及遗稿由家属捐送出来，珍藏于荷兰莱顿国立大学汉学研究院专门设立的“高罗佩藏书专室”，这个藏书室业已成为研究中国文化的一块宝地。
语言大师和诗人：高罗佩还是一位寥若晨星的语言大师和杰出的中国近体诗诗人。他学习语言文字有着非凡的天赋和惊人的毅力，除该国语言荷兰文外，他还精通英文、中文、日文、梵文、藏文，德文、法文、印尼文、马来文、拉丁文、意大利文、西班牙文、古希腊文和阿拉伯文等15种外国语言文字。作为一个西方人，他不但能用白话文和文言文写出漂亮的文章，还擅长用中文写作律诗、绝句等近体诗词。
创作侦探小说一举成名：高罗佩著作等身，但流传最广的是他别出心裁的中国古代侦探小说。
在重庆时，高罗佩读到一本清初公案小说《武则天四大奇案》，他对清人公案小说《武则天四大奇案》中主人公狄仁杰屡破奇案大为折服，高罗佩对西方侦探小说和中国公案传奇做了深入的研究和比较后，认识到书中所描写的中国古代法官的刑事侦讯本领，无论在运用逻辑推理的方法、侦破奇案的能力方面，还是在犯罪心理学的素养方面，比起福尔摩斯、格雷警长等现代西洋大侦探来，均有过之而无不及。他还发现中国公案小说在西方侦探小说问世前，就已在东方盛行了好几百年，而以探案为题材的短篇故事甚至在1000多年前就在中国广为流传，其中英雄人物的形象也早出现于若干个世纪古代中国的舞台上，或被当时的说书人描述得栩栩如生。
他也惊奇地发现中国读者喜欢读西方的侦探小说，这些小说在西方水平很低，而且当时翻译成中文后水平更低了，中国源远流长的公案传奇在西方却屡遭讹传和贬低，中国古代法官的形象在西方也常受到歪曲和损害，高罗佩对此深为不平。
《武则天四大奇案》是清代（1644—1911）的一部无名氏小说，可能写于1800年前后，但是目前所知的最早版本却标注了一个相当晚近的日期，此书以富于幻想和完全违背史实的叙事展现了狄仁杰的不凡生涯。这位佚名作者试图刻画一位完美的官吏，他在关心百姓疾苦、忠于朝廷之外，还善于根据环境的需要随机应变。高罗佩断言这部书的后半部分是伪造的，因而他以《大唐狄公案》为题翻译这部小说时仅限于其中的前三十回。
20世纪40年代末，高罗佩先是将《武则天四大奇案》译为英文，又以狄仁杰为主角用英语创作了《铜钟案》。他原本准备在中国出版《
铜钟案》的中文本，但由于中国出版商尚未意识到该作品的巨大价值，表现并不积极，高罗佩只好先出版英文本。
英文本的《铜钟案》出版后大获成功，一发不可收拾。经出版商的再三催促，高罗佩一鼓作气在20世纪50—60年代又陆续创作了《迷宫案》、《黄金案》、《铁钉案》、《四漆屏》、《湖中案》等十几部中短篇小说。这些作品最终构成了高罗佩的“狄仁杰系列大全”——《狄公断案大观》（Celebrated
Cases of Judge Dee），
即《大唐狄公案》，包括15个中长篇和8个短篇，全书约130万字。这些各自独立的小说按编年顺序排列，但不依据成书日期，而是根据狄公一生中重要事件的发生时间。
这部重新编排的中文小说定名为《大唐狄公案》。书中内容十分广泛，涉及唐代的司法、政治、行政、吏治、外交、军事、工商、教育、文化、宗教、民情、社会生活等各个方面。全书均以仿宋元话本体裁写成，这在世界汉学著作中是独一无二的。
狄公小说初版：
《大唐狄公案》（JudgeDee Mysteries，1954—1967）系列：
《铜钟案》，写于1948—1951年，修订于1951年，1953—1956年再次修订；伦敦：密歇尔·约瑟弗，1958年。
《迷宫案》，写于1950年，海牙：W·范·霍弗，1953年。
《湖中案》，草稿写于1952年，1957年重写；伦敦：密歇尔·约瑟弗，1960年。
《黄金案》，写于1956年，伦敦：密歇尔·约瑟弗，1959年。
《铁钉案》，写于1958年，伦敦：密歇尔·约瑟弗，1961年。[4]
新狄公系列：
《四漆屏》，写于1958年，吉隆坡：艺术出版工厂，1962年。
《魔鬼出没的寺院》，写于1958—1959年，吉隆坡：艺术出版工厂，1961年。
《红帐篷》，写于1959年，吉隆坡：艺术出版工厂，1961年。
《皇帝的珍珠》，写于1960年，伦敦：威廉姆·海尼曼，1963年。
《广东谋杀案》，写于1961—1962年，伦敦：威廉姆·海尼曼，1966年。
《柳木模型》，写于1963年，伦敦：威廉姆·海尼曼，1965年。
《古刹幽灵》，写于1965年，伦敦：威廉姆·海尼曼，1966年。
《项链与葫芦》，写于1966年，伦敦：威廉姆·海尼曼，1967年。
《诗人与谋杀》，写于1967年，伦敦：威廉姆·海尼曼，1968年。
高罗佩对中国文化、艺术、法律及社会历史等方面的渊博知识在《大唐狄公案》中得到了充分的体现，发挥得淋漓尽致。书中在叙述狄仁杰于不同时期、不同地区任职侦破疑难大案的同时，还广泛展开对中国古代社会生活、民情风习的深入描绘。书中歌颂了狄仁杰的为民做主和缜密思维，宣告了邪恶势力的最终溃灭并受到法律制裁。作品在叙述故事、展开情节的同时，把中国古代社会的典章、名物、风俗习惯、人情地貌同西方现代心理学、侦破学知识巧妙地结合起来，把东方小说中大故事里套小故事的结构方式同西方现代文学的突转、余波融为一体。在叙述方式和写作技巧上，它既不同于中国的公案小说，也有别于西方福尔摩斯、亚森罗平、波洛的探案故事，做到了东西方文学的互补与交融。
狄公小说在西方：高罗佩的所有作品都用英文写成。他总在书中提供一份附注以解释相关的中国传统文化，他还为自己作品的荷兰文译本做过准备工作，甚至用中文翻译过《迷宫案》（新加坡，1952）。而最早的两部狄公小说在以英文出版之前就已印行了日文译本（1950；1951）。60年代，当高罗佩的所有小说都被译为法文和德文后，狄公小说在世界范围内获得了巨大成功。在诸多其他外文译本中，还有由荷兰王子伯恩哈德翻译的《黄金案》的西班牙文译本，这本书1965年在马德里出版。狄公小说在西方流行已久，被译成十多种文字，甚至包括瑞典语、芬兰语、克罗地亚语等小语种，并有好几次拍成电影，“Judge
Dee”（狄公）也成为欧洲家喻户晓的传奇人物，成了西方人心目中“中国的福尔摩斯”。
高罗佩的狄公小说已全部被译为中文，译者们极为自由地处理文本，他们经常略去过多向西方读者解释中国生活细节的部分。最有趣的是，高罗佩这些各自成篇、独立印行的小说，不久之后就又被重新组织成一部关于狄公故事的长篇小说。
狄公小说的贡献：高罗佩的贡献不仅在于他把中国文化介绍到西方，而且在于他以自身的创作实践，完成了从公案小说到侦探小说的变革。
西方侦探小说诞生之前，古老的中国就存在着一种同西方侦探小说相似而又有所不同的通俗文学品种——公案小说。它是从话本故事演变而来的，大多写封建社会清官廉史断案的故事。公案小说同侦探小说相类似，但在破案的过程及方法的描绘方面，公案小说则与侦探小说有很大的不同，它毕竟是中国古代清官轶事和民间传说的志异笔记，缺乏惊险的悬念和严密的推理，所以未能形成西方侦探小说那样的格局。
高罗佩根据丰富的中国古代史料，对中国公案小说进行了改造和革新，他的《大唐狄公案》把中国公案小说改造为西方侦探小说，构成了扣人心弦的悬念、丝丝入扣的推理和恍然大悟的结局。
高产多才：高罗佩的多才多艺在出版《大唐狄公案》时得到全面体现，为了完善书的内容和形式，全部《大唐狄公案》以及其他关于中国古代文化著作的插图，都由他亲自精心设计，亲手绘制而成。插图古色古香，韵味十足。他在每幅插图上都署有H.R.H的签名，这3个字母是“荷兰·罗伯特·汉斯”的缩写。
在寻找范本以便亲自绘制小说插图的过程中，他接触到了明朝（1368—1644）末年形形色色的春宫图。他这才明白晚明的艺术风气，
作为汉学家，高罗佩以收集中国春宫画，房中术书籍，研究性学而享盛名。高罗佩的性学研究，实际源自小说。1950年，高罗佩的小说《迷宫案》准备出日文版时，出版商要求以裸女画为封面，而高罗佩认为这种做法绝非中国传统，于是拒绝了。高罗佩只肯用中国古代版画，双方僵持不下。为了证明这一点，他分别致函日本、中国几十家古董商，讯问有无明代木刻裸体画像，结果上海商号说他们的顾客有，可供临摹，京都的古董店却有明代木刻册页的原本刻版，即一套二十四幅的彩印《花营锦阵》，乃万历年间刊行刻工颇为精细的的“秘戏图册”，这引起了他对中国传统社会两性生活的兴趣。高罗佩开始收集汉初至明末的有关古籍，特别是道家的房中术和历代描写男女关系的诗歌小说，从民间得到不少佚书和手抄本，经校勘整理，在禁锢保守的50年代，他自费重印了50套。这部书多次再版，尽管一些学者私下怀疑这些画作的真实性。
之后，高罗佩重新着手研究《秘戏图考》中的中国性行为和性文学。1961年，他以英文写了一部大书“Sexial Life in
Ancient
China”，中文名为《中国古代房内考——中国古代的性与社会》，在荷兰出版，成为全世界系统整理中国房中术书籍的第一人。
去世前几年，高罗佩在吉隆坡和东京居留时都曾以长臂猿为宠物，这一嗜好促使他研究这种动物在中国文化中的角色，辑成他最后一部专著《中国长臂猿——中国动物传说札记》（莱顿，1967），其中还包括一张录有猿哀啼的唱片。
高罗佩其他作品
米芾《砚史》译本（北京，1938）
《琴道》（1940）
《中国琴论随笔》（东京，1941）
《嵇康及其琴赋》（东京，1941）
《东皋禅师集刊》（重庆商务印书馆出版，1944）
《秘戏图考——明代春宫图，附论汉代到清代（公元前206—1644）中国的性生活》（东京，1951）
《Siddham：中日梵文研究史》（那格浦尔，1956）
《〈棠阴比事〉：梨树下的两桩相似案件，一本13世纪法学及侦查教科书》（莱顿，1956）
《中国绘画鉴赏——中国及日本以卷轴装裱为基础的传统绘画手法》（罗马，1958）
《书画说铃》译本（贝鲁特，1958）
《中国古代房内考——中国古代的性与社会》（莱顿，1961）
《中国长臂猿——中国动物传说札记》（莱顿，1967）
学术评价：按照传统观点，高罗佩的汉学属于“另类”。他不满足于在经典古文中寻章摘句，而是接触社会，在民俗中发掘中华文化，收集资料，进行研究，介绍给全世界。他既述且作，将中华文明与西方思想相结合，写出不少传世之作，实为汉学之扩展。
部分文字来源于互联网
——2016.10.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