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年春节游福州——于山·大士殿（福州辛亥革命纪念馆）

2016年春节游福州——于山·大士殿（福州辛亥革命纪念馆）

       于山的大士殿在于山山顶，又名观音阁，原为宋嘉福院遗址，清康熙五十二年改为万寿亭，内供“万寿无疆”碑，为州城百官遥拜皇帝地方。清乾隆二年(1937年)改称大士殿，改祀南海观士音菩萨。殿后立有乾隆“御题大士出山图”碑刻，叙述观音菩萨出山和由男变女的故事。

       于山大士殿占地3000平方米，坐北朝南，三进，四围封火墙，穿斗式减柱构架，双坡顶。前殿6扇大门，门前有抱鼓石，中门台阶下有一对石狮。二进大殿面阔5间(20米)，进深3间(有22根大石方柱和2根木柱)，斗拱、雀替和梁木均有精美的雕刻。三进观音阁，重檐歇山顶，内有乾隆御题“大士出山图”碑刻。大士殿东邻“护国寺”，西接“真龙庵”。殿东的狮子岩顶上生长着一株古榕树，须根造型独特，岩壁上名人题刻众多。

 
        这间殿宇还是辛亥革命福州前敌指挥部遗址。1911年辛亥革命光复福州，当时是以于山作为总攻阵地，革命军前敌总指挥部设在殿内。1911年11月9日清晨，革命军在此开火为号，炮打将军署和旗兵聚居的旗下街，活捉将军朴寿。于是革命军一举光复福州，接着全省各地纷纷响应。从此，福建摆脱了两千多年来的封建帝制的统治。2007年，福州辛亥革命纪念馆设于大士殿。

 

       福州辛亥革命纪念馆展览内容共四部分，分别是《辛亥革命的社会背景与革命前夕的福州》、《黄花岗上的英烈》、《武昌首义、福州光复》、《中山莅榕、八闽生辉》。

       辛亥福州光复记：1911年11月8日，中国同盟会福建支会在仓前山的桥南公益社发出号令，光复福州的战斗开始，起义部队在公益社誓师出发，进攻的目标首先是城内的于山。
　　于山是制高点，故革命军以于山一线为总攻阵地，当晚，总指挥许崇智率队占领了于山阵地，并设指挥部于观音阁。拂晓，革命军在于山的炮兵阵地首先开炮，第一炮袭击水部水关闸，第二炮命中将军署（今省立医院一带）。萧奇斌所率的炮队上山后，也向旗下街将军前一带（今省立医院周围，当年均为旗界）发炮猛烈轰击，打得清军惊慌失措。

　　上午，井楼门、狮桥头大路口、安奶庙、旗汛口、津门楼等处的清兵，向革命军发起进攻，战斗十分激烈，水部城楼革命军和城下看守的旗兵也在激战，敌人冲上楼梯，放火烧楼。同时，法政学堂（即今福州师范）三楼顶的清军旗兵也不断向于山革命军炮兵阵地射击。

　　下午，津门路、秀冶里、高节里一带重新发生激烈的巷战，革命军士气旺盛，视死如归，给旗兵予重创。清朝将军朴寿派放火队到旗汛口、高节里、鳌峰坊一带，丧心病狂地到处放火烧屋，桥南公益社急调消防队驰赴各处灭火。

　　当时，清军旗兵佐领、“杀汉团”头子文楷率二三百人的敢死队向九曲亭前进，蜂拥登上于山。企图抢夺革命军大炮，革命军炸弹队奋勇战斗，许崇智亲率总预备队攻入前线，把敌人敢死队压在山麓，使其无法前进，同时，把敌人的另一支精锐队伍分段割开，首尾难顾。不断投弹，迫使清军冲锋队寸步难行。但占据在鳌峰坊法政学堂最高洋楼的清军“捷战营”用密集枪火扫射，情况十分危急，所幸北库的炮弹已运到，就向法政学堂瞄准开了好几炮，把法政学堂轰毁，清军旗兵死伤甚多，残余清军纷纷逃窜。

　　下午4时左右，清总督松寿见大势已去，吞金自尽。清朝将军朴寿得知战败，逃入东门蒙古营明玉之家。革命军炸弹队队员刘德观等同新军战士焦子芳等10余人，追踪搜查，将其生擒押送于山。福州全境光复。

       辛亥福建光复：辛亥广州三·二九之役揭开了辛亥革命的序幕,预示着大规模的革命风暴即将到来。福建革命志士在辛亥“三·二九”广州起义中的悲壮献身精神，震撼闽人之心。广州起义失败后,福建革命志士立志复仇,斗志更加昂扬,在省内外加紧策动更为猛烈的斗争。
       1911年6月，同盟会福建分会在福州开会，决定加紧推翻清廷活动。林斯琛奉派前往上海和长江各埠，加强同内地党人的联系。史家麟、潘祖彝等在上海参加了同盟会中部总会的发起。分会会长郑祖荫以省咨议局常驻议员的身份，通过桥南公益社联络各界，暗中扩展同盟会组织。驻闽新军首领许崇智、孙道仁加入同盟会，官兵加入革命阵营。形势表明，在福州发动反清起义的条件趋于成熟。
       10月10日武昌起义爆发后，同盟会福建分会的革命志士们全力以赴地筹划福州起义。1911年11月5日，同盟会福建分会成立由郑祖荫等组成的总机关部，以桥南社为发号施令的总机关。同时，郑祖荫、林斯琛代表同盟会与新军将领许崇智议定在花巷设立国民军司令部，以许为前敌指挥，节制所有新军。6日，彭寿松又往台江会见孙道仁，孙决心率全体新军反正。8日，福建咨议局照会闽浙总督松寿，要他交出权力。松寿不肯和平交权，并命令所部进行备战，试图消灭革命力量。面对这种形势，领导起义的总机关部和起义军司令部紧急决定于当晚发动起义。11月8日晚，新军出动，迅即占领了于山。11月9日(农历九月十九日)拂晓，革命军发起攻击。福州起义正式打响。10日福州起义战事结束,革命军占领了福州全城。福州光复后，成立福建都督府,以孙道仁为都督。福建都督府为全省最高军政机构,既统率军队，又兼管民政。设参事员会协同都督掌握政权，彭寿松为会长。
       福州光复，八闽大地纷易旗帜。福州起义前后，福建各地革命党人和民众也在积极准备夺取当地政权。清末,福建全省的行政区划有四道、九府、二州、五十八县、六厅。都督府成立后，命令各地原有地方官和民众团体、自治所一同维护地方治安，等待省方派官员接管。福州道下辖的福州府10县和福宁府5县，革命党人都平稳地接管政权。福州光复后，泉州、厦门、漳州、汀州、延平、建宁、邵武、莆田等地革命党人也先后接管政权。至此，全省光复。清政府在福建的统治结束。
       光复后，福建都督府以“蕲达共和目的”为施政方针，制定和实施一些除旧布新的政策法令。例如：严禁花会、鸦片；劝导剪除发辫；豁免宣统二年以前民欠粮款；废除厘金；整理盐政、航政；整顿教育，学堂改称学校，特设女学，废除读经；等等。尽管不少法令只是流于空文，未能真正实行，但这些措施还是使民初福建社会出现新气象。

       辛亥革命与“福州十杰”：三坊七巷内的文儒坊的陈承裘故居对面，有一面白墙，墙上新露出一块埋没已久的“卢家祠私墙界”石碑，这里就是文儒坊16号，当年被称为辛亥革命的摇篮。一个世纪前，近代民主革命者、报界先驱、教育家林白水烈士在这里创办了蒙学堂，为辛亥革命培育了包括黄花岗七十二烈士“福州十杰”在内的一批革命志士。 1911年，半封建半殖民地的中国，发生了两场惊天动地的革命事件：一是农历三月二十九日的广州起义，一是10月10日的武昌起义。广州起义虽然失败，但是黄花岗七十二烈士的鲜血没有白流，它为武昌起义的胜利奠定了基础。细细研读黄花岗烈士名单，发现闽籍烈士竟有23人之多，特别是其中的“福州十杰”，都是在蒙学堂里接受的革命启蒙教育的。
　　一、教育家、民主革命者林白水创办蒙学堂

　　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冬，林白水怀着“戊戌政变”失败后的苦闷心情，从杭州回福州过年假，立志创办新型学校，培育革命新生力量。他与表兄黄翼云、表弟黄展云，以及革命志士方声涛、郑权、李心庄等相议办学之事。取得共识后，便自筹资金，选择校址，聘请教师。在一切准备工作就绪后，我(福建)省第一所新型学校终于在光绪二十五年(1899年)春开办了。校名“蒙学堂”，寓启蒙教育之意；也由于“百日维新”新败，所以不敢用“学校”新词，以免当局阻挠。“蒙学堂”的校址就设在福州城内南后街文儒坊16号永定籍“卢厝祠”内(后为福州第九塑料厂)。“卢厝祠”为清代建筑，坐北朝南，五开间，穿斗式构架。房屋共三进，每进均为五间排大院落，也都有大天井。在二进大天井东边，植有一株高大的白玉兰树，西边栽有桂花树。这里环境清幽，花香飘逸，是读书的好地方，加上院内有30余间房子，具备办学的条件。文儒坊历来是文人墨客聚居之地，为学子们提供了良好的读书环境，因此，“蒙学堂”选址这里是十分理想的。

　　“蒙学堂”创办之初，大家一致推举林白水为学堂的主持人。因他要回杭州执教，不能久呆福州，故由黄展云、方声涛担任正、副校长，主持学堂工作。当时班级和学制、学科是由林白水参照杭州办学模式设计的：中学一班，招收20岁上下的青年；小学二班，年龄在15岁上下。课程既学汉学，又兼西学，还专设时务课，讲解国家形势和救国途径，或灌输革命思想和科学知识。5位老师都是当时思想进步、要求革命的青年人，后来他们都加入孙中山的同盟会，成为辛亥革命的骨干力量。为了办好学校，他们都搬进学堂住宿。经分工，林白水暂教中学班汉学兼策论，二黄分担小学汉学课程，全校的数理化和英语、体育由方声涛、郑权、李心庄负责，另外还请了陈与年、林志烜等老师协助教学。

　　“蒙学堂”不仅进行智力教学，也注重体育训练。每天大清早，在方声涛的指挥下，六七位老师带着列成三纵队的五六十个学生，从“卢厝祠”出发，一直向文儒坊尾的田畴飞奔而去，在城墙边的护城河沿空地停下，练习做操和军训，以培养具有军人体魄的学子，将来好为革命出力。

　　二、培养了众多辛亥革命骨干

　　春风化雨，催绽百花。在黄展云校长的主持下，在几位思想进步的年轻老师的影响下，“励志会”、“十汉团”等一个个秘密的学生革命小团体，悄悄地建立起来了。“励志社”的核心成员 “十汉团”，是由10个相约在别号中都带有“汉”字的、决心推翻满清政府的激进分子组成。“十汉团”成员是陈祖樵、黄光弼、高贻书、蒲开泰、陈与燊、严骥、张兆、蔡世俊、陈更新、倪履新。另外，林觉民及堂弟林尹民、林文、方声涛的弟弟方声洞、陈可钧、冯超骧、刘元栋、刘六符也在蒙学堂念书。他们还吸收进步青年加入，又常邀请本市著名人士如何琇光等前来讲演国内外形势，激发同学们的爱国热情。因此，“蒙学堂”办学成绩显著，在社会上享有盛名。

　　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学堂迁至北门越山书院，改名为侯官县两等小学堂，学生人数逐渐增多。校内扩充不少革命书报，如《苏报》《民权报》《扬州十日记》《嘉定三屠记》《太平天国笔记》等，秘密组织学生阅读，使学堂成为福州民主革命的早期据点。为了适应当时革命需要，在高等班学生第一期毕业时，从中选派陈更新等人往日本陆军学校就读；派蒲开泰赴上海专修理化课程，学做炸弹；严骥(即严汉民)入闽江口要塞陆军炮科学堂，学习造炮，为武装行动做准备，为辛亥革命输送革命人才。后来，这些人都成为辛亥革命的中坚力量。

　　从蒙学堂毕业9年后的1911年，在林文(时任中国同盟会福建支部支部长)和方声洞的带领下，林觉民、林尹民、陈可钧、冯超骧、刘元栋、刘六符，还有“十汉团”中的陈更新、陈与燊、严骥到广州参加起义，除严骥负重伤生还外，其余均壮烈牺牲，成为黄花岗七十二烈士中的“福州十杰”，他们为民主革命流尽最后一滴血，不愧为“蒙学堂”培育出来的学生。国民政府林森主席曾说：“悯黄花岗烈士福建十杰，或留学外国专门，或精通国学，皆闽中俊秀之士，非普通者比，广州一役，其能震动全国，推翻专制者，未始非十杰烈士之声望，有以致之也！”

　　三、壮士身前身后事

　　黄花岗七十二烈士“福州十杰”中，最为大家所熟悉的莫如林觉民了，其实参加广州起义的许多骨干，也与林觉民一样怀着必死的决心，留下《绝命书》而慷慨赴义的。比如，福建侯官人方声洞。方声洞的家庭为福州的富商家族，其祖父方振隆是福州布政司的幕僚，伯父方家澍曾任浙江秀水县令，父亲方家湜先协助方家澍处理政务，后来到湖北汉口经营公信存转运公司，承办转运业务，自任经理。方声洞共有兄弟4人，姐妹7人，方声洞排行第七。其二姊方君瑛、四嫂曾醒、六兄方声涛、六嫂郑萌、其妻王颖及八妹方君笄都先后赴日本留学，前五人还与方声洞一样加入了同盟会，一家有6个革命党人，被传为佳话，十一妹方君璧是旅法的著名画家，其夫为曾仲鸣。方声洞在黄花岗起义前分别留绝命书给父母和妻子。他在给妻子的信中写道： “为四万万同胞求幸福，以尽国民之责任，……刻吾为大义而死，死得其所，亦可以无憾矣。”而其《赴义前禀父书》中写道：“ 父亲大人膝下：跪禀者，此为儿最后亲笔之禀，此禀果到家者，则儿已不在人世者久矣。儿死不足惜，第此次之事，未曾禀告大人，实为大罪，故临死特将其就死之原因，为大人陈之。……

　　“夫男儿在世，不能建功立业以强祖国，使同胞享幸福，奋斗而死，亦大乐也；且为祖国而死，亦义所应尔也……他日革命成功，我家之人皆为中华新国民，而子孙万世亦可以长保无虞，则儿虽死亦瞑目于地下矣。惟从此以往，一切家事均不能为大人分忧，甚为抱憾。幸有涛兄及诸孙在，则儿或可稍安于地下也。惟祈大人得信后，切不可过于伤心，以碍福体，则儿罪更大矣。幸谅之。临书不胜企祷之至。”

　　广州起义十杰之一的冯超骧烈士在起义前接到林觉民的传达，要他设法阻止福建军队援粤的军务，冯父已经病危，冯母早已去世，家里妻弱子幼，实在脱不开身，林觉民就劝冯暂缓启程，但冯坚决要立即动身，并说：“吾意决定！国事公也，家事私也，吾爱父之心何尝不百倍于人，顾此时当舍私从公，吾宁负父之大罪，不敢失此千载之机，而沦为亡国奴也”。冯父福保也在病榻上撑起身子对冯超骧说“儿第去，为国努力，勿以我为念。”临别时，冯妻陈氏含泪说：“君此去万一不幸，三月而后妾当投怀相从于地下”。冯超骧含泪劝其妻说：“此法不可，家中上有老病之父，下有幼小兄弟。我死罪已不可免，卿若复尔，则仰视俯育，托之谁乎？”生离死别的断肠话语，令在一侧的林觉民泪流满面，不知应该如何劝慰。1911年4月17日，冯超骧在赴港途中，惊悉父亲离世噩耗，痛哭失声呕血于盆。他悲恸欲绝地说道：“父死，我不能独生于世，此去即幸而捷，事成之后，吾必自刎以谢吾父在天之灵”。当天下午3点多，冯超骧与起义大队人马组成两路选队。第一路130余人由黄兴带领，负责攻打两广总督府，第二路由林文任为先导，冯超骧和吴适殿后。至东辕门遇水师提督李准的大队清兵。林文向前招呼谓：“我辈皆汉人，当同心戮力不用打”。不料，言未毕，林文、林尹民均中弹死，超骧等义士虽拼命反击，终因寡不敌众，冯超骧身中多弹壮烈牺牲。黄兴亦中伤，右手两指垂断。众人奋勇力战，但寡不敌众。“福州十杰”之一的刘元栋头部中弹，血流满面，倒在地上。战友们连忙上前抢救，他已奄奄一息，以微弱的声音对诸友说：“吾死志也，不足悲；去图大志，勿念吾也。”说罢瞑目而逝，时年27岁。

　　广州起义失败半年后，武昌起义成功，各省纷纷响应。福建也于当年11月9日光复，其时福州上空升起了一面象征全国十八省光复之义、缀有十八个星的旗帜，这面胜利的旗帜就是冯超骧、林觉民、刘元栋三位烈士的夫人于起义前夕秘密赶制出来的。

　　四、中山先生莅临，八闽增辉

　　1912年4月1日，孙中山先生为了促成南北统一，辞去了临时大总统职务，准备到全国各地游览考察。时任南京临时参议院议长的福建籍革命党人林森立即发电给福建省都督府政务院，请他们火速来电邀请孙中山先生莅闽，“这可以给八闽大地蒙受无限荣光”。孙中山先生也很关注福建，惦念着为辛亥革命做出贡献的革命志士。于是，有了他一生仅有一次的福建之行。

　　1912年4月18日早晨，孙中山先生一行乘坐招商局“泰顺”轮离开上海，于19日下午抵达素有中国近代海军摇篮之称的福州马尾港。4月20日一大早，他乘上颇有福建特色的夹板船，沿着秀丽的闽江口岸而上，在南台岛海关埕登岸。一踏上福州的土地，他就来到设立于仓前山梅坞“桥南公益社”内的同盟会福建支部看望福建的同盟会会员。参加过广州黄花岗起义的生还义士和光复福州战役的人员欢聚一堂，聆听孙中山先生的教诲。孙先生还即席挥毫，亲笔为桥南公益社题写了“独立厅”三个大字。

　　孙中山先生参加了同盟会福建支部在大岭顶“洋务局”举行的招待午宴后，进城来到南门左侧的“明伦堂”出席福建国民协会和福州各界代表的欢迎会。沿途孙先生受到福州群众的夹道欢迎，掌声、鞭炮声响彻榕城上空。慰问黄花岗起义死难烈士遗属，是孙中山先生访闽的初衷之一。在一年前的广州黄花岗起义中，福建籍革命党人赴汤蹈火，功绩卓著。林文、方声洞等人壮烈牺牲的情景，“草木为之含悲，风云因而变色”；林觉民、陈更新等人慷慨殉难，表现了“惊天地，泣鬼神”的英雄气概。孙中山先生对在此役中牺牲的闽籍烈士有着特殊的感情，深切怀念他们。在明伦堂休息室，孙先生亲切接见了包括冯超骧夫人在内的黄花岗烈士遗属，得知陈更新烈士家庭困难，当即赠送其夫人王碧女士500银元，表示抚恤。接着，孙中山先生又前往位于贡院埕的福建省谘议局“至公堂”。他先是向列队欢迎的学生讲话，表达了爱惜鼓励青年之心；又向福建省军政官员发表了重要讲话。他说：“现在我们虽然建立民国，但这不过是革命事业的开始。要如何巩固民国的基础，如何解决民生问题，都必须靠同志们加倍努力，才能达到革命的目的。黄花岗闽籍19位烈士(实为23位)壮烈成仁，是福建人民的光荣，希望闽人能完成烈士的未竟之志。”在场人士听了受到巨大鼓舞。这一天，孙中山先生还视察了都督府和政务院。当晚他赴都督府晚宴后，又到东街浙江会馆出席“旅闽共和实进会”的欢迎会。快到午夜，孙先生一行才回到仓山太平巷的“广东会馆”下榻休息，并为广东会馆写下了“戮力同心”四个字。

　　4月22日，孙中山先生登上开往广东的轮船，结束了短暂而难忘的福建之行。孙中山先生访问福建，给八闽大地添加了无限荣光。福建人民为了纪念孙中山先生来闽，于1932年将贡院埕大街改名为“中山路”，至公堂改名为“中山堂”，表示永久爱戴之意。

       19位福州英烈长眠黄花岗：辛亥革命风云激荡。在这场中国“三千年未有之变局”中，福州作为辛亥革命的重镇，扮演了重要的角色。

　　黄花岗七十二烈士墓碑上第一个名字即是福州烈士方声洞，在这块碑上，一共镌刻着19位福州英烈的名字。福州的民主革命先驱们，或在全国各地创建同盟会，创办各种报纸，宣传民主共和政体；或率舰起义，组织援皖、援鄂战斗；或在上海、南京、镇江、九江等光复中砥柱中流，发挥了重要作用。他们中许多出自福州的坊巷，黄花岗七十二烈士中，其中仅从福州三坊七巷走出的就有7位。

　　28个社团在福州从事革命活动：辛亥革命前的十多年，福州已是山雨欲来风满楼。各种宣传新思想的学堂遍布坊巷；城里城外，28个反清社团秘密从事着各种形式的革命活动，在为辛亥革命做大量思想准备的同时，也为武装起义储备了许多有生力量。

       辛亥革命与福建：辛亥革命从兴起到高潮的进程中，福建的革命志士们聚集在孙中山举起的“振兴中华”的旗帜下，怀着强烈的民族复兴的历史使命感和炽热的爱国精神、献身精神，英勇奋斗，功绩卓著。1894年，伟大的爱国主义者孙中山在檀香山成立兴中会，次年2月，福建漳州澄海人杨衢云赞成孙中山的主张，加入兴中会,成为辛亥革命时期福建最早追随孙中山的志士。
       黄花岗八闽英魂：辛亥革命中福建涌现出声名震全国的黄花岗起义英雄群体,他们的勋绩与黄花岗起义、武昌首义一样彪炳史册。黄花岗起义因起义那天是1911年农历三月二十九日,所以史称辛亥广州三·二九之役。在此役中，福建革命志士们赴汤蹈火，冲锋陷阵，慷慨就义,谱写了为中华民族的复兴事业而献身的悲壮诗篇。孙中山说：“是役也，碧血横死，浩气四塞，草木为之含悲，风云因而变色。全国久蛰之人心，乃大兴奋，怨愤所积，如怒涛排壑，不可遏抑，不半载而武昌之大革命以成，则斯役之价值，真可惊天地泣鬼神，与武昌革命之役并寿。”
       1910年11月,孙中山在马来半岛的槟榔屿召集黄兴、赵声、胡汉民等同盟会重要骨干开会，决定募集巨款，集中人力在广州再次发动大规模的起义。吴世荣、黄金庆等闽籍华侨革命志士参加了这次重要会议。1911年初，林文、林觉民、方声洞先后来到香港后，都担当了以黄兴为首的起义筹划指挥机构统筹部赋予的重任,为筹划广州起义而竭尽全力。同盟会福建分会和留日福建革命党人为动员和组织闽籍志士参加广州三·二九起义做了卓有成效的工作。林文、林觉民动员和组织数十名留日学生赴港参加广州起义。4月上旬，林觉民回闽策动响应。他在福州十天，无暇顾及父母与有孕的妻子,日夜奔波，多方联络，动员了30多名福州地区的革命志士自愿赴粤参加起义,使福建成为响应广州起义最轰轰烈烈的省份。
       辛亥广州起义的号角吹响后,集结在广州的40多名福建籍革命党人全部参加了选锋队（敢死队）。无论是攻打两广总督府,或是转战督练公所、军械局，福建革命志士都是冲在最前头，作战最英勇，牺牲最壮烈。黄兴赞叹道：“呜呼，闽友四十余人”，“战时无不以一当十。”起义队伍首攻两广总督署，林文“左执号角，右挟小枪，身怀炸弹，腰背短剑”，与黄兴在前引导。在螺号声中，数十人冲入督署,他们找不到张鸣岐，便放火出署。林文被迎头碰上的广东水师提督李准部射出的子弹击中头部，壮烈牺牲。林尹民英勇绝伦，打死清军十余人，被飞弹打中，血涌如注，献出了年青的生命。冯起骧奋力搏战，举枪猛射，使敌阵势大乱，虽自己身上多处受伤，仍坚持战斗，直至牺牲。刘元栋在战斗中奋勇争先，不幸弹中面额，血流如注，捐躯沙场。郭细官、郭天财、郭大旺、林麻麻等闽县郭宅村民，随刘元栋攻打督署在战斗中阵亡。方声洞偕黄兴率领革命党人攻袭督练公所等处，行至双门底后，与温带雄所率巡防营相遇。走在最前面的方声洞中弹牺牲。在激烈的巷战中，连江县农民魏金龙、陈清畴、陈发炎、罗乃琳、林西惠、卓秋元英勇献身。
       黄花岗八闽英烈中，林觉民等人是被捕后遭杀害的。他们在监牢里，在受审讯过程中，在刑场上，坚贞不屈，甘洒碧血写春秋。清吏审讯时，林觉民坐地侃侃而谈，纵论世界大势和各国时事。在被囚禁的几天里，林觉民连一勺水都不喝，就义时面不改色。陈可钧在监牢里、刑场上同样令敌人胆战心惊。审讯时，清吏问他，你是白面书生，何苦为逆自残？陈可钧愤然叱责道：“尔以此举为壮士辱耶！事之不成，天也。然只唤醒同胞，继志而起，愿足矣，尔等利禄熏心，血液已冷，宁足知此！”临刑时，陈可钧言笑自若，引颈就义。陈更新在起义队伍被打散后，孤身与清军奋战，坚持三昼夜，最后因不眠无食，弹尽力竭被捕。狱中，清吏问他：“子年尚少，何故倡乱，自贻伊戚！”陈更新厉声答道：“吾起义，所以破醒同胞梦之也，奚谓倡乱！杀身成仁，古圣明训，尔曹鼠耳，宁知大义？”赴刑场时，他神色自若，仰天大笑，从容就义。观者无不为之流泪，称赞他：“个儿郎美如玉，肠如铁，奇男子也！”刘六符、陈与燊以及来自福建连江县乡村的革命壮士黄光炳、胡应昇、王仙登等，被捕后都表现出勇于献身的精神，临刑时，神色从容，站立不跪，挺身就戮，至死不屈。
       广州三·二九之役的死难者中籍隶福建省的烈士至少有23人,其中,林文、林觉民、方声洞、陈更新、陈可钧、陈与燊、刘六符、刘元栋、林尹民、冯超骧等被誉为黄花岗“福建十杰”。辛亥广州三·二九之役临战前,方声洞写下了给父亲的绝笔书。书中说：“夫男儿在世，不能建功立业，以强祖国，使同胞享幸福，虽奋斗而死，亦大乐也；且为祖国而死，亦义所应尔也。”林觉民“泪珠和笔墨齐下”，给父亲和妻子写绝笔书。在一块白色正方形手帕上，他给爱妻陈意映写下了1000多字的绝笔书（即《与妻书》）。他写道：“汝体吾此心于啼泣之余，亦以天下人为念，当亦乐牺牲吾身与汝身之福利，为天下人谋永福也。汝其勿悲！”“吾家后日当甚贫，贫无所苦，清净过日而已。”这些绝笔书表达了福建革命志士为了民族复兴,融小爱为大爱, 舍私从公,愿抛头颅洒热血的献身精神。黄花岗八闽英杰以“为国流血,何爱头颅”的誓言和行动铸造了辛亥闽之魂，成为百年闽之光。
       闽籍华侨助伟业：回顾辛亥革命在福建发展的历史,闽籍华侨扮演了重要角色。南洋闽籍华人华侨众多。孙中山从事民主革命活动，到南洋各埠次数最多，并得到最有力的支持。1906年4月，在孙中山的直接指导下，闽籍新加坡华侨陈楚楠与粤籍华侨张永福等人在“晚晴园”发起建立南洋地区最早的革命组织———新加坡同盟会分会，并担任该会首任正副会长。新加坡亦曾为同盟会在南洋地区组织的枢纽。不久，在马来亚的吉隆坡、槟榔屿（庇能），以及缅甸、暹罗等地也先后成立了同盟会组织。闽籍华侨如黄乃裳、林文庆、陈嘉庚、郑螺生、王燕石、吴世荣、庄银安、萧佛成等相继入盟，并纷纷在各埠建立革命组织，设立分会，使南洋地区成为辛亥革命重要的海外根据地。
       陈楚楠与张永福在新加坡创办了南洋地区第一份宣传革命言论的报纸———《图南日报》。《中兴日报》旗帜鲜明地展开与保皇党人的论战。陈楚楠、黄乃裳印了邹容的《革命军》，改名《图存篇》，广发闽、粤两省和南洋各埠，对提升海内外华人民族意识和民族觉醒，影响颇大。在马来亚、缅甸、暹罗、菲律宾等地都有闽籍华侨创办的革命报刊，如庄银安的《光华日报》、《仰光新报》，萧佛成的《华暹日报》等，革命报刊和书籍的传播使得“人心奋发，舆论沸腾，华侨有志之士，知非追随中山先生，不足以救祖国之危亡，于是华侨之革命思想日炽。”
       在捐款支持革命方面，闽籍华侨的贡献最为突出，“辄毀家捐资以为赞助且历久不怠”，孙中山领导同盟会在粤、桂、滇各省发动的多次武装起义，闽籍华侨“踊跃输将，惟恐不力”。陈楚楠为1907年5月的广东黄冈起义筹到3万元的起义费用。黄冈起义军首领余既成在失败后被清廷逮捕入狱,陈楚楠厚集讼费,代延律师为之抗辩,终使余获释。河口起义失利后,许多义士被转送至新加坡安置,孙中山乃令陈楚楠等设法收容,各给相当工作。陈楚楠为此开设中兴石山公司,安置这些义士。陈楚楠还把有些义士介绍到槟榔屿、吉隆坡等各埠工厂农场矿场做工,使他们各得其所。陈楚楠因常年为革命筹捐巨款与家人反目而不惜，濒临破产而不顾。福建光复后，省库空虚，福建筹饷局总办黄乃裳通电南洋华侨要求援助。陈楚楠以新加坡同盟会老会长身份，与福建会馆共同召开大会，成立以陈嘉庚为会长的福建保安捐款委员会，在1个月内募得新加坡币20多万元，汇回福建。福建省光复前后，得到华侨捐款“不下二百万元。”徐赞周,福建厦门人,同盟会缅甸分会领导人,团结广大缅甸华侨商人，支持祖国民主革命。武昌起义胜利后，徐赞周任缅甸筹饷局成立，一月内筹集捐款10万缅盾汇回国内，支持光复后的新政权。
       以吴世荣、黄金庆、陈新政等为代表的槟榔屿闽籍华侨华人对辛亥革命事业的捐助数额巨大，事迹感人。吴世荣，祖籍福建海澄,担任槟城同盟会分会长、槟城阅书报社社长，为支持孙中山的革命事业,将自己的产业、园坵一块一块地变卖出去，最后连“瑞福号”别墅也变卖出去。陈楚楠在其著述的《晚晴园与中国革命史略》一书指出：“吴世荣同志本是槟榔屿的殷实商家,后来因为革命,把几十万的家产都革完了,”称赞吴世荣“为国倾家”,是“本党极可贵极光荣的历史”。吴世荣对革命功勋卓绝,因此作为南洋各埠同盟会的总代表，回国参加孙中山就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典礼,到达南京时，孙中山亲率临时政府要员隆重欢迎，备受殊荣。黄金庆祖籍福建同安，先世旅居泰国，其父亲后来迁居槟城，经营锡米生意,也是倾尽家产支持孙中山的革命活动。1912年民国政府成立后，孙中山褒以特别旌义状。

     后殿没有开门......

       旁边展厅展示的是于山的著名景点、知名人物和众多的摩崖石刻......

       一、于山名胜古迹：于山位于福州市区东南五一广场北侧，又叫“九仙山”、“九日山”。相传战国时有一支“于越族”迁居于此，因而将这座山取名为“于山”。又传汉代有临川何氏九兄弟在此山修仙炼丹，又名九仙山，山上还有相关的古迹，如九仙洞、九仙观、炼丹井等。于山又称“九日山”，据说是汉武帝时闽越王无诸曾于九月九日在这里宴会而得名。于山最高处海拔58.6米，是为鳌顶峰。后因宋代福州人陈诚在此读书中了状元，故又称状元峰。于山有九仙观等24景,现存万岁寺、戚公祠、大士殿、定光塔以及自宋至近代的摩崖题刻百余处。碑廊陈列有宋、元、明、清历代碑刻。由五一广场步上于山文化游览区，上山以后即见树木参天，古榕盘根错节，蔚为壮观。俯瞰福州全景，一览无遗。

       历代于山为游览胜地。山上名胜古迹众多，有24景，如九日台、狮子岩、集仙岩、小华峰等。还有纪念明代抗倭名将戚继光的戚公祠、平远台、醉石、蓬莱阁，有严复读书处法雨堂。此外，还有不少小巧玲珑的亭榭，如万象亭、吸翠亭、补山精舍等。这些亭榭依岗峦起伏，隐约在松竹花卉之间，风景清幽，引人入胜。

       1、于山城墙遗址：位于于山南麓，建于明洪武四年（公元1371年），驸马督尉王恭在五代王审知建城的基址上，最后一次重建福州城——府城。府城全部用石头砌筑，东、南、西三面环水，背面隔着悬崖。据《福州府志》载：该城“高二丈一尺，厚一丈七尺，周三千三百四十九丈”。民国初拆毁，今残存城墙，石砌，残墙长18.3米，高4米，墙顶宽1.22米。1992年公布为市级文物保护单位。

       2、鳌峰书院：位于鳌峰坊福州教育学院附属第二小学内。清康熙四十六年（公元1707年），巡抚张伯行创建。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它是闽省最重要的省立书院，并保持着文教中心的地位，可称得上是全国一流的大书院。培养出众多著名的闽籍官宦学者，如蔡世远、雷鋐、孟超然、郑光策、陈寿祺、梁章钜、林则徐、张际亮、林昌彝等。辛亥革命福州光复战役时被毁。

       12、揽鳌亭：相传于山本是东海蓬莱仙境中的一座山峰，后由六只巨鳌驼此，因安放地点意见不一，在闽江口争执，明御史王英生怕这山被六只巨鳌驼走，所以建揽鳌亭，意在栓山。后亭寺废。1965年重建，后又毁，1983年再建。

       二、于山名人事迹：作为福州标志之一的于山，有着丰富的历史文化内涵。其中与名人相关联的部分，更是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于山白塔系唐闽王王审知为向双亲报恩而建；状元峰因相传宋代状元福州人陈诚之在此读书而得名；我国历史上官府刊印的第一部《道藏》就在于山九仙观由黄裳监工楼板刻印完成；于山戚公祠是后人为纪念戚继光将军的丰功伟绩而建的；白塔寺内的法雨堂曾为严复读书处；而平远台系十九路军将领蔡廷锴等人在宋代原址上重建而成......

       1、无诸与于山：于山又称“九日山”，据说就是闽越王无诸曾于九月九日在这里宴会而得名。无诸，生卒年不详，越王勾践后裔，周显王三十五年（公元前334年）越王勾践六世孙无疆被楚威王打败，越国瓦解。越王族中的一支南奔入闽，他们带来了中原和吴越文化，同原有土著的闽族人结合，这就是“闽越族”的由来，也称“闽越人”。无疆又七传至无诸，无诸自立为闽越王。秦统一六国后，废去闽越王无诸的王位。楚汉战争爆发，无诸率兵协助刘邦打垮项羽。汉高祖五年（公元前202年），复立无诸为闽越王，闽越立国之后，无诸建造了福州历史上最早的城池——冶城。

      2、王审知与于山：王审知（公元862-925年），唐光州（今河南）固始人。唐景福元年（公元892年），率军攻带福州。景福二年（公元893年）攻下福州，平定全闽。乾宁四年（公元897年），王审知继位。唐亡后，他向后梁进表纳贡。后梁开平三年（公元909年），梁太祖朱温封他为闽王。因而后世多称其为“闽王”或“开闽王”。王审知入闽不久就创立罗城，梁开平二年（公元908年），又在罗城的外围筑夹城，将于山、乌山、屏山围入城内。现存于山的白塔就是王审知以超度父母亡灵的名义而建的，后又将塔献给登基的五代后梁太祖，其意是做孝子当忠臣。现存闽王祠内的《瑯琊郡王德政碑》就是宣扬王审知在闽政绩的重要实证。
       3、辛弃疾与万象亭：辛弃疾（公元1140-1207年），南宋著名词人，字幼安，号稼轩，山东历城人。辛弃疾任福州知州兼福建安抚使期间，曾于重阳节在于山万象亭上作了一首《西江月》：“贪数明朝重九，不知过了中秋，人生能得几多愁，只有黄花依旧。万象亭中把酒，九仙阁上扶头。城鸦啼罢醉方休，细雨斜风时候”。

       5、黄仲昭与舒啸台：黄仲昭（公元1435-1508年），名潜，以字行，行十八，号退岩居士，莆田东田人。明成化二年（公元1466年）进士，改庶吉士，授翰林院编修。黄仲昭很有天赋，治学勤勉，著述甚富，世人评价颇高。明成化二十三年（公元1487年）他曾在于山九仙观旁东轩主持编撰《八闽通志》，花6年时间，成书87卷。这是福建省第一部全省性的志书，书中保存了大量地方史料，是当时方志中水平较高的，书的体例成为后来方志分门别类的范例。舒啸台是黄仲昭和他的助手在疲劳时呼啸高歌、活动筋骨的地方，由当时镇守福建太监陈道提名并作记。舒啸台的岩壁上还保存黄仲昭的石刻和叙述编志的时间、地点等题刻。

        6、黄裳与九仙观：黄裳（公元1044-1130年），字勉仲，延平（今福建南平）人。北宋神宗元丰五年（公元1082年）壬戌科状元，历官端明殿学士、礼部尚书，卒赠少傅。政和年间（公元1111-1118年）知福州，在于山天宁万寿观（即于山九仙观）负责镂版刻印《政和万寿道藏经》，这是我国历史上官府刊印的第一部《道藏》。九仙观，创建于宋崇宁二年（公元1103年），初名“天宁万寿观”，观依山而建，坐北朝南，前设临崖照壁，拾级而登殿堂，高差达十余米，依次为前庭（左右钟鼓楼），三清殿、香亭、玉皇阁、阁西侧披霞宫，斗姆宫和东轩等组成。

       8、严复与法雨堂：严复（公元1854-1921年），近代启蒙思想家，翻译家、教育家，字初名传初,改名宗光,字又陵,后名复,字几道,晚号癒壄老人。福建侯官(今福州市)阳岐人。清同治五年（公元1866年），以第一名考入求是堂艺局（福建船政局初名），由于艺局开学与船政局动工同时，马尾尚无校舍可供艺局使用，故先借用于山白塔寺等地上课。白塔寺内法雨堂曾为严复读书处。

       现存于山戚公祠南面的平远台系1933年蔡廷锴等人在宋代的原址上重建的。它是一座具有浓厚的民国小洋楼建筑风格的三层楼房，砖混结构，此台被一株古松所荫盖，侧岩石上有“国魂”等题刻。而平远台畔的补山精舍则是蒋光鼐、蔡廷锴等人筹划“福建事变”的会议旧址。它原为白塔寺接待达官贵人的场所，始建于宋代，清道光年间重建，面阔三间，进深5柱，穿斗式构架，单檐歇山顶，四周依地势高下建围墙，院墙内有宋代“平远台”、“荣寿岩”等摩崖石刻。

       三、于山摩崖石刻：于山有为数众多的摩崖石刻。现存宋、元、明、清及近代的摩崖石刻113段，其中宋刻35段，明、清占大半。这些石刻大部分分布在鳌顶峰、金粟台、戚公祠、蓬莱峰等处。鳌顶峰上北宋淳化元年(990年)吕文仲的题名石刻，是福州宋代最早的摩崖石刻。山南的《南校场演武厅铭》219字，字径20厘米，全段高3.3米，宽4.55米，是福州面积最大的摩崖石刻。宋太守元绛手书的“金粟台”3个篆字，苍劲沉着；明万历年间闽县张炜所书的“平远台”行书，雄浑厚重；由宋代音乐家陈旸命名、高僧鸿份手书的“廓然台”3字，挺秀洒脱。这三台榜书，风格各异，都是福州著名的石刻。于山摩崖石刻，不但保存许多优秀的书法艺术，其中大部分还具有史料价值。明代督舶太监尚春的诗刻，就是一份福州对外贸易的史料。福州市最大刻石《南校场演武厅铭》也在这里。此刻石共319字，每字大20厘米，字迹极为苍劲，为不可多得的历史文物。

        辛亥革命福州前敌指挥部旧址：清宣统三年（1911年），武昌起义爆发后，各省纷起响应。福建革命党人筹划起事，司令部设在花巷，前敌总指挥部设在大士殿内。11月8日拂晓5时战斗打响，炮打将军署和旗兵聚居的旗下街，清军闽浙总督松寿微服出署吞金自杀，将军朴寿与统领德润则躲到蒙古营副都统明玉家中，残余旗兵投降；10日晨朴寿被生擒押到于山，晚11时清兵反扑，朴寿乘机逃脱，不意被追获，在观音阁丹井旁处决，战斗结束，革命军阵亡13人，旗兵阵亡280余人，福州光复。至此，福建摆脱了两千多年来的封建帝制的统治。

       1911年，福州革命党人在于山大士殿前发动光复战役，战后，福州成为全国17个最先光复的城市之一。当年，革命军前敌总指挥部就设在大士殿内，于山是总攻阵地。

       这里原为清式宗教建筑群，以大士殿为主居中，左为护国寺，右为真龙庵，三座并列，自北向南，依山势层层递建前后殿，共占地3000平方米。从后山九日台可俯瞰州城，是当年扼控清军聚居地“旗下街”的制高点。清宣统三年(1911年)11月9日，起义军占领于山，设前敌指挥部于大士殿，向清福州将军府开炮轰击，控制战局。1986年、1990年两次大修，1992年公布为省级文物保护单位。

 

       福州光复战役中所使用大炮：1911年11月8日（农历九月十八日），辛亥革命福州光复战役在于山打响，起义军在于山山巅放置四门大炮向清军将军署轰击，在各方面兵力的配合下，最终取得了战役的胜利，福州宣告光复。1999年，次跑在福州军分区基建工地上被发现，经考证，为辛亥革命福州光复战役中所使用大炮。

  

 
       《御题大士出山碑》：在大士殿的第四进内，亭式的殿堂正中，竖立的《御题大士出山碑》，为清乾隆四十四年（1779年）所立，至今仍鲜为人知，极为罕见。该碑高3.5米、宽1.59米、厚0.5米，为水成岩石质地。碑边雕饰着十条云龙，碑座为翻江倒海的海浪中双龙戏球图案，雕刻精美。碑上方镌刻乾隆皇帝御书的《般若波罗密多心经》，碑内阴刻一个形状可怖的大士（观音），满面胡须，怒目圆睁，盘坐在菩提树下参禅，手持一只净瓶，瓶口冒出一团浓烟，在烟端处现出一尊面目姣好的女相观音，俗称“观音由男变女的演变图”。这在全国极为罕见。该碑除此之外，在其上、中、下部各刻有与此碑有关的文字。上方为御题《般若波罗密多心经》，该题记为楷体，下方的题记也是楷体。

       据记载：观音为佛教大乘菩萨之一，传入中国之初为男相，元以后盛行女相。而此碑所表现的正是研究观音从男相变为女相的有力实物见证。这在福建仅有，在全国也是罕见的。根据碑中文字记载，该碑也是古代“祈天求雨”的重要实物资料。
       竖立该碑的作者三宝，为满族正红旗人。姓伊尔根觉罗氏，乾隆间进士，授中书，大学士，曾任浙江巡抚、湖广总督，于乾隆己亥年（1779年），任闽浙总督时，竖立此碑。

       与该碑有关的文献记载：

       《闽侯县志》载：“护国禅院，在九仙山，清康熙四年建，有檀佛像（后毁于火），有大士殿，乾隆四十四年，总督三宝塑大士出山像，并镌于石。”
       明代黄仲昭修纂《八闽通志》卷七十五载：“嘉福院内，宋大中祥符四年建。”卷四载“鳌峰顶，在旧嘉福院内，宋状元陈诚之读书于此”。因为此地原为宋嘉福院遗址，明代为平远台所在地，清康熙五十二年（1713年）改建为“万寿亭”，内供“万寿无疆”穹碑，为省城文武百官日朝拜“皇帝”的地方。
       离此碑不远的于山玉禅峰上留有三宝题名的石刻。“乾隆己亥祈晴于护国寺并游鳌顶峰九仙丹台古迹，闽浙总督三宝题”。大士殿壁上嵌有一块宣统庚戌年重修大士殿的碑也有记载：“大士殿为全闽寺宇之冠，祈晴祷雨有感于斯通，历经官绅鸠金修葺，以妥神灵，奈历年久风霜剥蚀，昔之丹……者，今而朽蠢矣，昔之黝垩者，今而圮毁矣，幸前殿依然屹立易于补苴，后殿祀男相大士殿廊庑楼阁倾颓尤甚。”

       从以上记载可以看出，竖立该碑在当时是一件大事，志书的记载，三宝的题刻，大士殿重修碑记的提及等都是有力的证明。

       细看碑中的题记可以发现中间题记落款为“乾隆壬午暮春并识。沐恩弟子张幼颜重修”。乾隆壬午为乾隆二十七年（1762年）。而三宝题《跋》为己亥年，即乾隆四十四年（1779年）。为什么竖碑题跋的时间比重修的题记时间晚呢？从三宝所题的《跋》中可以找到答案。该像原有的拓本为浙江圣因寺和尚保存，进贡给乾隆皇帝大受赏识，并为之题记而镌成石碑，立于浙江某佛寺中。乾隆壬午暮春（1762年），三宝到福州任闽浙江总督时，他看到于山风景秀丽，周围有众多的文物古迹，加上大士殿庙宇雄踞山麓，他于“乙未春（1775年）忽梦至一境，顾瞻间见东向屋三楹有庞眉老者，隔池趺坐”。三宝梦见该拓本与后来见到的《御题大士出山像》中的拓本完全一样。“御题大士出山古像，遂礼而瞻仰焉，其像与梦中所见无毫发殊，即仿此塑像”。故特地上疏乾隆皇帝，乞求恩赐此碑，带回福州，竖立于此，得准。于1779年，“余恭钧衡之任，移节三山，入夏以来，祈晴九仙山之护国寺。寺旧供大士像”。为了记下这一圣事，三宝亲自题跋，记下此碑的来龙去脉，补镌在碑的下方，由此变成了张幼颜重修该碑的时间早于三宝题跋的时间。

       竖立该碑的重要目的在于“祈晴求雨”：《跋》中“奉命抚浙，每遇灾浸，即虔诣叩祷，诚无不格，其赖法轮之转，以济蒸民者，泽至渥也”。又“今年春（1779年），余恭钧衡之任，入夏以来，祈晴九仙山之护国寺。寺旧供大士像，实征响应已，后来旱叹祷于其上，旋得甘露，岁以大稔，民胥庆焉”。说明该碑在当时祈晴求雨相当灵验。
       祈晴求雨在封建社会是或多或少带有迷信色彩的活动。有关古代官吏祈雨的记载很多，但大多只有文字记载，没留有祈雨时的实物。《御题大士出山像》，既有文字的记载，又有活生生的实物在此，填补了这一不足，实为难得。

       观音实佛教大乘菩萨之一，佛典描写他大慈大悲、救苦救难、经常解脱遇难众生，传入我国后，最初为男相，唐以后盛行女相观音。该碑正是用通俗易懂的画面刻画出观音由男变女的过程。三宝作为封建统治者的封疆大吏，他希望能得到皇帝的恩宠，故利用观音“大慈大悲、救苦救难”的特点，一方面祈求风调雨顺，来安抚民心，以利他的统治。另一方面，三宝上疏乞赐此碑，为了体现封建社会皇恩浩荡、“朕即国家”的封建专制统治，让“皇恩”泽及于百姓，以祈保统治的安稳。此碑的保存，为我们研究观音从男到女的演变和祈晴求雨提供珍贵的实物和文字资料，有着重要的史料价值。 

 

 

 

 

       福州文化渊源展： 福州市是我国东南沿海著名的历史文化名城，素有“海滨邹鲁”的美称。现是我国首批对开放的沿海港口城市，福建省省会，全省政治、经济、文化中心。

       福州的建城史最早可追溯到汉高祖五年（公元前202年）。据史籍记载，当时以无诸佐汉灭秦有功，封无诸为闽越王“王闽中故地、都冶”，冶城，即今福州。现市区屏山、旧名-越王山、冶山位于其东麓，是闽越王定都处，尚有古迹可觅。

       “沿江、临海、依山”是福州地域经济和文化的一大特色。据考古（距今5000多年的闽侯县昙石山史前古人类遗址）研究：由于地理优越，史前的福州就有闽越族土族居民繁衍生息。先秦时期就逐渐形成人口聚集之城；秦代属“七闽地”。秦统一中国后，推行封建郡县制，福州属“闽中郡”，建制东冶。汉灭秦后，福州正式成为汉朝在福建推行的第一个县份－即冶城。此时，北方汉族开始大量入闽，与当地闽越族融合同化带来了黄河流域的先进耕作和冶炼等技术，促进了该地区的社会发展。汉末，福州设侯官县。两晋以来，由于中原内乱，大量北方人口南移入闽，史称“衣冠南渡”。此时，福州人口大增，商贸云集，已逐渐发展成我国东南沿海经济社会比较发达的都市。其时，造船业、海远业居全国领先地位。据《三国志.吴记》记载：当时，福州设“典船校尉”；两晋时设“典船都尉”，已与夷州（今台湾），菲律宾等地有海运往来。唐末五代，闽王王审知在福州建立闽国。此时又有“十八姓从王”大规模的人口南迁，使得福州荟集了中原众多文人贤仕。王审知治闽有方，前后历时29年（公元897年至925年）。这一时期，福州“时和年丰，实给人足”，出现了空前的经济、社会、文化大发展的好时期。历史上，福州城垣数经扩建，晋代建有“子城”；唐代建“罗城”；闽王又有两度拓宽城池；北宋又扩建了“外城”。自秦至清，福州先后设：闽中、冶城、侯官、建安、晋安、东喀、闽州、长乐、闽县、福安、福州等县府治。其中，唐开元十三年（公元725年），设福州都督府，这是以“福州”定名的最早时代。宋朝于宋至道三年（公元997年）置福建路，下设六州二军，福州作为八闽首府的地位日益重要和巩固。南宋以后，全国政治中心南移，其时，福州已与大名（北京）、江宁（南京）、苏州、临安（杭州）并列为全盛之邦。福州曾两度作为中央流亡政府的临时首都：一是公元1276年，南宋益王在福州登极、世称宋瑞宗，把福州更名为“福安府”；二是公元1645年，明末，唐王隆武政权在福州定都、改福州为“天兴府”，号“福京”。元统一全国后，仍称为福州府，一直沿用至今。

       福州作为历史文化名城，全兴时期始于王审知治闽。闽王重仕兴教，“延揽中原文学之士”；采劝保境息民”，开辟甘棠港，发展海运贸易。经济的繁荣也促进了文化发展，为以后各个时期英才辈出打下良好基矗唐、宋、明、清以来，福州籍进士达3600多人，其中，文状元16人，武状元7人，位居全国各城市的前列。位于鼓楼区南后街的“三坊七巷”，以及城内的“三山两塔”是福州古城的重要标志和见证。唐末五代以来，因福州城内拥有“三山”即闽山（乌山）、九仙山（于山）、越王山（屏山），故福州又有“三山”的别称；宋治平（公元1064年）太守张伯玉编户植榕，致使全城“绿荫满城，暑不张盖”，福州又有“榕城”的美称。

       明初，福州已成为我国对外贸易的主要港口城市，郑和七次下西洋，途经福州并把长乐太平港作为船队基地，不仅促进了福州地区工商业、造船业、海运业的繁荣和发展，也奠定了福州作为对外贸易港口城市的重要地位。近代史上，福州曾经是我国近代海-军、造船业的发祥地，为我国培养出一批早期著名的海军英才，如，严复、沈葆桢、萨-镇冰等。

       十九世纪中叶，西方帝国主义看重福州的优越地理位置，中英鸦片战争后，被辟为五口通商口岸之一。于是福州古城又有反帝反封建的光荣传统。其中，最著名的有中法马江海战。在辛亥革命期间，福州作为辛亥革命的前沿阵地，为配合广州起义于1911年9月举行了声势浩大的推翻清庭地方政权的起义，成功地光复了福州，成立临时政权。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期间，中共福建省委机关设在福州，领导全省人民开展推翻“三座大山”的革命斗争，并配合中国人民解放军于1949年8月17日解放福州。

       福建省是我国著名的侨乡，福州是福建省主要侨乡。据统计，族居海外的福州籍侨胞有250万人。福州是我国与台湾距离最近的省会城市。闽台、榕台两地同胞同根同祖，有着悠久的经济、文化联系。

附：孙中山三访福州

　　一访：1912年4月第一次到福州

　　民国元年（1912年）4月1日，孙中山正式解除临时大总统职务后，他参观访问福州和马尾船政局的起因如下：孙中山认为，中华民国成立，民族、民权两主义已经达到，只有民生主义尚未着手，这是他今后致力的目标，他要到全国各地宣传民生主义、发展实业及教育，到福州宣传是他的计划之一；孙中山非常关心中国制造舰船工业的发展，参观中国两大近代化制造舰船的军工企业之一的马尾船政局也是他要到福州的原因；孙中山在青年时代曾怀有入船政学堂习海军的理想，却因1884年中法马江战役中船厂与兵舰被法军摧毁而未能实现，此时，他想亲历马尾船政局以偿夙愿。

　　4月3日，孙中山与汪精卫、胡汉民乘专车从南京到上海。6日，孙中山应海军总长刘冠雄的邀请，参观了江南制造局。9日，他应黎元洪的邀请到武昌游，14日返沪。

　　孙中山从武昌回到上海，本拟立即成行，但是，准备乘坐的“泰顺”轮还在制造局船坞里修理，行期不得不往后推迟了三四天。

　　（一）孙中山何时动身？乘什么船？

　　4月17日下午5时，孙中山到尚贤堂出席上海各团体的欢迎大会，会后登上“泰顺”轮船。法租界的巡捕房派出中西探捕及安南捕等在尚贤堂和金利源码头站岗保卫。沪军都督陈其美亲率其下属及卫队将孙中山一行从尚贤堂护送至船上才告别。18日3时30分，“泰顺”轮开船离沪。（见《民立报》1912年4月18日、19日新闻）

　　（二）孙中山何时到达福州及在福州的活动

　　第一天

　　20日在海关埕登岸

　　“孙中山先生今日早抵闽江口，都督府特派代表陈君恩焘专轮到闽江口迎迓入省。”（见《民立报》福州特派员在4月20日午后1时从水部发给报社的电报）

　　“泰顺”轮驶过长门时，礼台悬挂国旗及万国旗，并开炮21响，各兵士礼服整列行举枪礼。

　　至11时抵马江时，交通、军务两司所派小轮船官座已先到迎候，福建都督孙道仁率各司局长及地方官皆亲往迎接。孙道仁请孙中山下轮船，换坐甲板船到海关埕登岸。

　　孙中山有些生气地说：“刚才江面小船有"欢迎孙大总统"、"孙大总统万岁"的纸旗，太不成话。共和国的总统卸任就是平民了，怎么还可称总统?至于"万岁"两字本是封建专制皇帝硬要手下的官民称他的。我们革命的先烈为了反抗"万岁"，牺牲了多少头颅？流了多少血？我如接受这个称呼，如何对得起许多先烈呢？如不取消，我不能熟视无睹，我不下船！”孙道仁惊惶谢罪，即叫随行人员把那些旗都改为“欢迎孙中山先生”，这样孙中山才出舱换甲板船。船到了泛船浦海关前的码头海关埕，即请孙中山登岸，暂驻交涉分所。

　　交涉分所接见团体代表

　　沿途炮声旗影达数里，军警环护。省城十数团体的代表、桥南公益社的社员列队欢迎。在交涉分所附近的广东会馆门前，旅闽的粤人也手持旗帜，上书“同乡欢迎”四字。自大桥至南门沿街道旁群众骈肩鹄望孙中山丰采。孙中山在驻足交涉分所后，传请各团体代表面晤，然后再接见政界各员。

　　到桥南公益社和广东会馆

　　孙中山一行应邀到桥南公益社。孙中山与福建同盟会诸同志畅谈，尤其关怀黄花岗烈士遗族情况，并寄语向他们的家族慰问。他和同志们合影后，还为桥南公益社（同盟会支部机关）亲书“独立厅”三字留作纪念（此匾于1914年被袁世凯党羽汪声玲所毁）。

　　接着，孙中山同胡汉民等去广东会馆，受旅闽广东同乡会的欢迎，在馆午餐并留影，又书匾“戮力同心”四字。

　　出席二十团体欢迎会

　　20日下午，统一自由党、国民协会闽支部、国民集益会、共和实进会、全闽学生会、共进会、海外留学生联合会、人社、赤十字会、妇女爱国社等二十团体在明伦堂举行欢迎孙中山的大会，各团体人士3000多人参加。堂内布置一新，匾额、楹联均用鲜花结成，匾为“中国一人”四字，联为“有天下而不与，微斯人谁与归”。

　　午后4时，孙中山由交涉分所启行入城。到明伦堂后，先在应接室小憩，并接见了陈更新烈士的夫人王碧，知道她家境困难，当即赠与500银圆，以示抚恤。

　　大会开始，赞礼员请孙中山及来宾依次入席。社会总代表陈衍报告开会宗旨，雷霆宣读欢迎词。接着，孙中山演说略谓：“共和政府如国民公仆，与从前专制政府视人民如犬马不同，是以凡为民国国民者，可组织一大政党监督政府，不可破坏政府，致反阻碍共和，诸君诚能循此而行，即不负吾本意。……”次由胡汉民演说谓：“历观各地政党多负意见，少有确定政见，最为通病。际此民国建设尚未完全，非互相融合以巩邦基……”又次由格致书院主理美国人弼履仁演说中美交谊，并称赞孙中山为“中华华盛顿”。

　　会后摄影，茶叙。

　　出席福州军政界欢迎会

　　二十团体欢迎大会后，孙中山与随员们坐凉轿向南大街鼓楼前进，转入贡院埕大街，沿途群众夹道欢迎。到达“至公堂”（改作咨议局）会场，已是下午6时。先由福建都督孙道仁宣读开会词，福建政务院院长彭寿松代表全体并同盟会支部致欢迎词。接着孙中山发表演说，大意是：现在我们虽已“恢复中华，建立民国”，但这不过是革命事业的开始，要如何巩固民国基础，如何解决民生问题，都必须靠同志们加倍努力，才能达到革命的目的。他还提到黄花岗闽籍十九烈士壮烈成仁，是福建人民的光荣，希望闽人能完成烈士未竟之志等语。他还特别强调：“民生主义以吾国此后亟宜采用国家社会主义。”胡汉民亦有演说。

　　福建人民为纪念孙中山先生来闽，将贡院埕大街改名为“中山路”，将“至公堂”改名为中山堂，表示永久爱戴之意。

　　会后，孙中山视察了都督府和政务院。

　　晚餐后，孙中山到浙江会馆出席彭寿松主持的旅闽共和实进会的欢迎会。

　　会后，孙中山一行出城回交涉分所。

　　第二天

　　到天安堂出席欢迎会

　　4月21日上午，耶苏会在天安堂开欢迎会，孙中山在会上演说谓：“此次革命，虽与宗教无甚关系，然外人来华传教，殊能增进道德观念，使吾人尽具纯净之爱国心。此后同胞尽力造成良善政府，则民教相安，中外感情愈厚，世界或即基此永保和平。

　　且今日民国建设伊始，尤赖诸同胞注意道德，而后邦基可固……”

　　向军警两界演说

　　孙中山在会后赴粤同乡会午餐。餐后返交涉分所，向军警两界演说，略谓：“地方秩序首须维持，而为国牺牲之念，犹不可忘。”合影后，即往码头登轮。都督以下均送至马江。

　　到马尾船政局参观

　　早在4月15日，马尾船政局得海军部长刘冠雄电报，告之孙中山回粤之便要到福州参访，于是局长沈希南率工人积极准备欢迎。本想在“泰顺”轮进港停靠后即时就请孙中山到船政局参观。但“孙先生以省垣来迎迓者多，遂先晋省。至二十一号午后先生由省到马……”（见1912年5月3日上海《民立报》刊登的《追记孙中山先生过马江事》）

　　4月21日午后，孙中山与随行人员和大批送行者，乘小轮船数艘来到马尾。沈希南请孙中山一行由铁水坪登岸参观船槽及轮机、锅炉、拉铁、铸铁、铁胁各厂。随后到工程处小憩，并接见船政局各单位负责人。

　　船政局在储材馆设晚宴欢迎孙中山。参加宴会还有孙中山的子女、胡汉民等随行人员。来宾则有孙道仁，彭寿松，各司局长等官员，加上工作人员多达70多人。

　　酒半，沈希南起立，致欢迎词。接着孙中山离席致答词道：“文以解职旋粤，便道过闽，既感闽政府暨社会诸君子欢宴迎送矣。到马江船政局，又荷船政局长沈君希南尽礼欢迎，邀观制造轮机、铁胁、锅炉等厂十余所，乃知从前船政缔造之艰，经营之善，成船不少，足为海军根基。惜乎甲申、甲午两次挫败，兵船毁失殆尽。而满清政府既不能整顿于前，复不能补救于后，一蹶不振，日趋腐败。今幸民国光复，以此任属之沈君。沈君在欧美习学制造有年，办理必能称职。且当时此局，系沈君令祖文肃所创设，从此沈君绳其祖武，勉力进行，兴船政以扩海军，使民国海军与列强齐驱并驾，在世界称为一等强国，则文所厚望于沈君也。”（这篇演说词见1912年5月3日上海《民立报》刊登的《追记孙中山先生过马江事》与《孙中山全集》第二卷，中华书局1982年版第344页）

　　词毕，在座者都欢呼鼓掌。以次胡汉民、彭寿松等相继演说，主客尽欢而散。

　　当晚，所有与会者一起送孙中山登轮，候潮开驶。孙中山以时间匆促，还有石船坞等未及遍览深感遗憾。

　　（三）孙中山离开福州

　　4月22日晨，“泰顺”轮启碇离开福州。上海《民立报》福州特派员在22日下午4时发给报社的电报中说：“孙中山到闽，都督亲以舟迎登岸后，全城欢迎，各界皆上颂词，并请演说，22日早，由福州启轮赴粤。

　　”（见上海《民立报》1912年4月23日新闻版。同日该报又刊登广东电报：“孙中山先生二十二日在福州启轮，计念四晨可抵香港。”）

　　二访：孙中山1913年8月第二次福州

　　1912年4月，袁世凯窃取了大总统职位后，实行独裁统治。1913年3月，他派人暗杀国民党理事长宋教仁。4月，非法签订善后大借款，准备发动内战。孙中山号召起兵讨袁，发动二次革命，但在袁军大举进攻下，国民党陷于被动应战，各省独立先后失败。当7月底上海讨袁军失利时，孙中山决定返粤以谋再举。8月2日，他与胡汉民等搭德国轮船约克号离沪赴粤。

　　当孙中山还在途中之时，广东形势发生了变化，讨袁军失败，广东都督陈炯明仓皇出走。而且福建讨袁军也濒临失败，总司令许祟智离开了福建。在香港的国民党人张继（参议院议长）、马君武因孙中山已离沪，无法与他联系十分焦急。后得知约克轮将停靠福州马尾上货，于是他们在8月3日连忙造访日本驻港总领事今井，请他设法转告孙中山：许崇智已离开福州，诸位上岸有危险。广东形势不妙，且香港禁止登陆，请乘8月4日启航的抚顺丸赴台湾，并在那里等候静冈丸。黄兴也潜乘在该船，准备让他去新加坡或美国躲避。（见《日本外务省挡案》1913年4月3日今井总领事致牧野外务大臣电）

　　8月3日约克轮停靠马尾。下午三时，福州日本领事馆武官多贺宗之大佐在马尾秘密会见孙中山，向他说明粤中情势，力劝珍重，万勿冒险。他说：广东方面军事失败，陈炯明逃往南洋，岑春煊被香港政府扣留，先生尤为危险。孙中山以黄兴曾有通知，在沪时所得到的粤中情况，尚属顺利进展。他坚持按原议赴粤。多贺再三陈述说：粤局既变，香港亦将拒绝登陆，万勿身临险地。…他展示了今井发来电报证实。孙中山见他词意恳切，乃稍作沉思，并翻阅地图，然后说：不得已我惟再赴日本，俾可与同志集议，再作决定。多贺又说：日本当局对中国时局虽采不干涉原则，但到日后能否获得便利，尚不敢知，何如先行赴台，略作停留，并愿电告台湾日当局予以协助。孙中山听罢又作沉思，然后告之：承多方关注，实深感谢。但余仍将另行设法。多贺乃再次说明局势急迫，已无再考虑的时机了。他乘有日轮小艇，请孙中山立即换船。孙中山回答说等到晚上九时再作决定。到了晚上九时，多贺再次晋谒时，孙中山表示同意他的安排。这时约克轮正忙于搬运货物，舱面上人来人往非常嘈杂，很不安全。孙中山在日轮船长持枪随护之下顺利登上抚顺丸轮。安顿妥当后，船长以酒为孙中山庆贺，并命船员严加戒备，以防不测。当夜，多贺宗之在船上相陪，次晨始返福州，并发电报给日本驻台湾海军参谋长木下宇三郎，请他照料孙中山。

　　袁世凯得孙中山南行的消息后，即电香港情报人员：匪首孙文，前日乘德公司船赴港，望速密商宝壁等舰，佯往欢迎，接赴粤省。诱上舰后，出口处死沉海。执行人员除补官赏勋外，并奖洋十万元。8月4日，香港特务人员已在码头布置好准备暗杀孙中山。

　　孙中山、胡汉民及二名随从于5日晨六时，乘抚顺丸由福州抵基隆港，再换乘由该港出航的信浓丸于8日抵门司港，9日晨抵神户，从而避开了险境。

　　二次革命失败后，孙中山于1914年7月在日本建立中华革命党继续进行反对袁世凯的斗争。

　　三访：孙中山1920年11月第三次到福州

　　1917年，北洋军阀解散国会，孙中山在广州召开国会非常会议，组织护法军政府，当选为大元帅，誓师北伐。1918年5月孙中山受桂系军阀的排挤，被迫去职到上海。1920年4月，孙中山决定调援闽粤军驱逐桂系军阀。8 月16日，陈炯明率粤军回师广东。10月下旬粤军攻克广州。粤督莫荣新战败，率桂军残部退回广西。

　　1920年11月25日，孙中山乘永翔舰重返广东。中途船在福州停留，他登岸入城造访福建督军李厚基。他们谈话的具体内容我们不得而知，大约和粤军与李厚基合作有关：

　　早在1918年陈炯明率领援闽粤军经过艰苦战斗取得很大胜利之后与李厚基达成停火协定。1920年4月粤军回师广东前，陈炯明与李厚基又达成合作协定：即粤军让还闽南各地，而李厚基接济粤军军械并派臧致平旅来粤参战作为交换条件。6月15日，李厚基给孙中山信函中表示：愿竭诚共济。9月24日，孙中山电促李厚基派兵助粤军讨伐桂系军阀，以收夹攻之效。另电闽军旅长王永泉出兵。此时，王永泉旅及厦门方面军队，已与粤军合作，出发助防，声威立壮。

　　孙中山的侍从武官马湘撰写的《跟随孙中山先生十余年的回忆》一文中，对孙中山此次福州之行有极其生动的描绘。他说：11月，先生偕同夫人乘永翔舰回粤，马伯麟、黄惠龙和我跟随侍卫。经过福州时，先生曾访问福

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