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年春节游福州——乌山·第一山房（邓拓故居）
与乌山“第一山景区”一墙之隔的山脚下，有一座榕树绿竹掩映下的小庭院，院中有一座两层的小楼，这就是被称为“第一山房”的邓拓故居。第一山房位于福州市鼓楼区道山路第一山4号，几经变迁。南宋绍定二年(1229年)状元黄朴即生长在此，称“麟次山房”。清朝学者陈轼、叶观国、林材先后居于此，林材（字楚麓）将这处院落改为现名。光绪年间归严家所有，严家有女无子，邓拓的父亲邓仪中入赘严家，他是清末最后一科举人，在广西做过县知事，辛亥革命后便在此以教书为业。1912年邓拓就出生在这里，但他22岁时北上离开福州后再也没有回来过。民国间，邓拓的二哥将原房改建为现格局。
解放后，乌山风景区被糟蹋殆尽，第一山房被军队官员占据。1987年，习近平任福州市委书记时亲自批示整修邓拓故居，1997年将第一山房列为省保单位，并辟为《邓拓纪念馆》。
现有房屋为坐北朝南，宽11米、深9米的三间排双层木构建筑，楼下中为厅堂，左右厢房，邓拓便出生左厢房。房屋以山为屏，三面围墙，庭院内条石铺地，摆设石桌，门头房旁为花圃，依山砌有花台，栽种花木。楼斜侧岩石上有林材镌刻的隶书“第一山房”四个古字。
这里大门紧闭，但邓拓这个人却是不得不提起的人，因此除了门口这几张图片是我自己拍摄的之外，只能从网上组织材料了,,,,,,
邓拓：笔名马南邨、于遂安、卜无忌等。福建闽县(今福州市区)竹屿人，家住道山路第一山房。中国新闻家，政论家。1930
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34年在河南大学学习。抗日战争爆发后，1937年赴晋察冀边区任《抗战报》社长兼主编。后任新华通讯社晋察冀总分社社长等职。1945年主持编印《毛泽东选集》。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任《人民日报》总编辑、社长，1955年任中科院科学部委员，1958年调任北京市委文教书记兼《前线》杂志主编，中华全国新闻工作者协会主席。1960年其兼任华北局书记处候补书记，并主编《前线主编理论刊物《前线》。1961年3月，开始以"马南邨"为笔名在北京晚报副刊《五色土》开设《燕山夜话》专栏，共发稿153篇，受到读者喜欢。他的杂文爱憎分明、切中时弊而又短小精悍、妙趣横生、富有寓意，一时全国许多报刊、杂志争相仿效，开设了类似的杂文专栏，为当时"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文苑增添了生气。他与吴晗、廖沫沙合写杂文《三家村札记》。邓拓撰写过大量社论、杂文，具有较高的思想性和艺术性，著有《燕山夜话》等，深受读者欢迎。文化大革命中与吴晗、廖沫沙一起被诬为"三家村"成员，含冤而死。1966年5月18日逝世。
历史悠久的福州乌山鳞次台“第一山”，始终是名流隐士居家的风水宝地。“第一山房”之名，得自于房后一块据说为米芾手迹的“第一山”题刻。
清代郭柏苍《乌石山志》记载：“唐时为道山黄氏世居之。”南宋绍定二年（1229年）状元黄朴生长在这里，后人称为“黄状元朴宅”。明代黄仲昭的《八闽通志》记载：“朴历官馆阁，迁吏部郎，终广东漕。元末明初，黄朴后裔黄济官居审理。修鳞次台和位于此地的故居老宅，环境顿觉改观。有石垒上蟠，其平可坐十数人，而清池绕迤其下，可泳以游”。明建文元年（1399年），又请人篆镌“鳞次台”三字于“第一山”石刻西侧。原先附近还镌刻有诗词：“祖居山下自唐迁，故老相传七百年。若是儿孙能守分，免教沧海变桑田”，传说这是黄氏卜宅之谶。随着黄氏后代远徙，他们终于没有守住祖宗的家业。如今“鳞次台”与诗词石刻，早已湮灭于漫漫岁月中而无处寻找了。
接手黄氏故居的吴海，先世为元臣，明兴不仕，称疾笃辞归，隐居在乌石山鳞次台。平生闻过则喜，额其会客室为“闻过斋”，时人称为“闻过先生”。因仰慕邹鲁之风以“鲁客”自号，有《闻过斋集》刊行于世。他的故居，后人统称为“鳞次山房”。《乌石山志》记载：“鳞次山房，在天王岭旁，元吴处士海尝居于此，后以地名鳞次台，因称为鳞次山房，俗又呼第一山房。”
清代林枫《榕城考古略》记载：“吴后式微，（鳞次山房）为魏观察文焲所有，旧时废堕，悉修复。”魏文焲，字德章，号南台，明嘉靖甲辰（1544年）进士，历官四川参政，备兵松潘。以母亲老迈请求归养送终，在鳞次台自己家里杜门屏迹，专心著述、读书。后移居先贤石室，著《石室私钞》行世。
清朝，“第一山”鳞次台的住宅数易其主，辗转多姓。清乾隆年间，福州进士、翰林院侍读、诗人、书法家叶观国，因居官清廉，声名远扬。年七十时，足疾乞归，购买了乌石山鳞次台院落为别墅。因山巅、山下各有古榕一株，葺为“双榕书屋”，为其赋《避暑双榕书屋》：“摩崖句在藓痕侵，鳞次遗基劣可寻。传舍阅人良已久，云林历岁更应深。塔铃自语松风送，鸟梦初回竹月沉。惭愧翻浆人海里，清凉容我独披襟。”
清嘉庆元年（1796年），叶观国别墅归邑人林材（号楚麓）所有。林置业后在宅内岩壁镌刻“第一山房”四字，并在宅内另一巨石上勒石颂美：“鳞次台高势接天，百年乔木护云烟。休嗟陵谷堙池馆，且喜蓬壶近市厘。花鸟结成风月友，诗书留作子孙田。闲来徙倚层峦上，不尽风光入翠巅。”
清光绪年间，山房转为福州严家所有，因严家无子，只有一女严佳怡，其父为她招赘了一个名叫邓仪中的举人，他就是邓拓的父亲。邓仪中与妻子严佳怡共生有四子三女，四子中邓拓最小。民国间，邓仪中二子将原房改建为现今所见之格局。1987年之后，政府多次修葺，现辟为邓拓纪念馆，列入省级文物保护单位名单。
邓拓故居的门很小，门匾是肖克写的......
正门口刻有邓拓的一首诗：当年风雨读书声，血火文章意不平。生欲济人应碌碌，心为革命自明明。艰辛化作他山石，赴蹈从知壮士情。岁月有情愿无尽，四时检点听鸡鸣。这像是他的自咏，表达了他“壮士一去不复返”的气质。他还有两句诗：“莫道书生空议论，头颅掷处血斑斑”，更是他人生的真实写照。
故居靠山而筑，三面围墙，有石阶可上山顶。岩壁上除有“第一山房”题刻外，另刻邓拓诗作《赠杨述同志》一首：“当年风雨读书声，血火文章意不平。生欲济人应碌碌，心为革命自明明。艰辛化作他山石，赴蹈从知壮志情。岁月有穷愿无尽，四时检点听鸡鸣。”，此系建馆后邓拓夫人丁一岚所选，谓其最能展现邓拓对革命事业不尽的追求和依恋。
邓拓幼年时在这里练字的石槽墨池。据说当年邓拓写大字时，常用一枝自己捆扎的“扫帚笔”，蘸着墨池中的清水在地上反复练习，父亲有时在一旁做示范。邓拓之父邓鸿予举人出身。
邓拓纪念馆内的“第一山房”题刻。林材，字楚麓，侯官人，嘉庆年间贡生。
嘉庆年间楚麓材（林材）题刻：“鳞次台高势接天，百年乔木护云烟。休嗟陵谷堙池馆，且喜蓬壶近市厘。花鸟结成风月友，诗书留作子孙田。闲来徙倚层峦上，不尽风光入翠巅。”
在“第一山房”题刻边，镌刻着邓拓1963年赠给北京原宣传部长杨述同志的抒怀明志律诗：“当年风雨读书声，血火文章意不平。生欲济人应碌碌，心为革命自明明。艰辛化作他山石，赴蹈从知壮士情。岁月有穷愿无尽，四时检点听鸡鸣。”
主楼是一座双层木结构的小楼房，坐北朝南，为清末民国初福州旧民居风格建筑，楼高9米，在主楼西侧有一间书房，即邓拓卧室。
这栋楼原为邓拓父母及兄长的居室，现辟为展室。陈列《邓拓生平展》，以邓拓人生经历为脉络，分为《邓拓生平》、《邓拓著作》、《怀念邓拓》三部分，其中第一部分又纵线展开，分“别家前后”、“烽火硝烟”、“和平建设”3个时期，第二部分则以横线排列，分新闻、历史、哲学、文学、书画鉴赏等5个方面展出。以大量的珍贵照片资料和邓拓一生创作的著作，及后人对他的怀念，体现邓拓刚直清正，无私无畏的一生。
邓拓故居厅内迎面挂着一个黑漆匾额，上面写有邓拓手迹：“发奋挥毛剑，奔腾起万雄。”
1919年的夏天，邓拓入“闽侯小学”读书，学名邓子健。四年后升入福州三牧坊中学（现为福建省立第一中学）。读书期间，年仅16岁的邓拓就与后来成为中国著名经济史学家的傅衣凌等同学共同创立了“野草社”，并自费出版了他们自己编著的刊物《野草》。1929年，邓拓高中毕业，考入光华大学。
在一个秋风萧瑟的下午，邓拓离开家，从闽江口乘船赴上海。夕阳晚照，他触景生情，写下《别家》：“空林方落照，残色染寒枝。血泪斑斑湿，杜鹃夜夜啼。家山何郁郁，白日亦凄凄。忽动壮游志，昂首天柱低。”这首诗记录了他对人生的一次重大抉择。次年，18岁的邓拓秘密加入中国共产党。1932年冬，在纪念广州起义的一次活动中，邓拓被捕送往南京，后押至苏州军人反省院。当时，三哥邓叔群已是著名的科学家，经他多方奔走，后由蔡元培、褚民谊等人保释，邓拓终于于1933年秋出狱回闽。同一年，应同学李拓之之邀，邓拓避居上海，又一次离开故乡。从此，就再也没有回来过。
展厅中，邓拓于1929年写的《别家》诗:“空林方照落，残色染寒枝。血泪斑斑湿，杜鹃夜夜啼。家山何郁郁，白日亦凄凄。忽动壮游志，昂头天柱低。”字里行间流露出他满腔的忧国忧民之情。那时，邓拓年仅17岁。
1937年7月“卢沟桥事变”爆发，“少年执笔复从戎，不为虚名不为功，独念万众梯航苦，欲看坦荡九州同” 的邓拓，给双亲写下这首诗后，就直奔晋察冀抗日根据地，开始他一生为之奋斗且激情四溢的“战史编成三千页”的新闻报业生涯。
在边区10年间，他带领《晋察冀日报》的同志们跋山涉水，在敌人的一次次清剿围合、扫荡袭扰中坚持出报，及时把前线的消息传向四方，鼓舞士气，成为边区党和人民革命斗争的喉舌。在一次反扫荡转移中，邓拓的马中弹，他死里逃生。“挺笔荷枪笑去来，巍巍恒岳岂能摧。”这是邓拓在那个艰苦的年月里写下的诗句。《晋察冀日报》从创办到终刊，共出版了2800多期，低劣的物质条件与生活上的困难，以及交通的不便，使印刷报纸所需的油墨、纸张甚至铅字等，都难以为继，邓拓发动大家自力更生，用铅坯翻铸成字模，再铸成铅字，报纸用的油墨，也是用老乡家里锅底的烟灰制成的……当时报社内流传着“八头骡子办报”和“三千字内做文章”的佳话。他还在极端艰难的条件下主编出版了中国革命出版史上的第一部《毛泽东选集》，这是全国第一本系统编选毛泽东同志著作的选读本。
1942年3月邓拓与夫人丁一岚结婚后的合影：丁一岚是“一二九”运动中天津市进步学生，抗日战争开始后到延安，1938年到晋察冀边区从事妇女工作，任平山县妇女抗日救国会副主任。1941年2月，平山县一个年轻的妇女抗日积极分子被恶毒的公公、丈夫杀害了。出于革命义愤，丁一岚写了一篇近三千字的通迅《血的控诉》投给晋察冀日报，杀人凶手受到了应有的惩处，报纸于这年6月24日以较大的篇幅发表了这篇通讯。在通讯发表的过程中，担任晋察冀日报总编辑的邓拓开始和作者通信，经过近一年的信件往来，他们初晤于平山县的瓦口川。两人踏着月光，漫步在长堤上，互相交谈了彼此的理想和抱负。邓拓将其写在《初晤》、《夜别》两首诗中。
1942年春天，当他们再次相遇到滹沱河边时，约定了终身。丁一岚在回忆录中写道：“我们漫步在滹沱河畔，漫天风沙代替了清风明月，习惯了的战斗生活，倒增添了几分豪情，我们终于约定了终身。”邓拓以《心盟》为题借诗记情：“滹沱河畔定心盟，卷地风沙四野鸣，如此年时如此地，人间长此记深情。”
1942年3月7日，邓拓与丁一岚以平山南滚龙沟一间农家小屋为洞房，结为夫妻。结婚那天200多人为这对新人祝贺，整个十多里长的滚龙沟洋溢着欢快的气氛。尽管当时正处在敌情紧张的时期，但革命的浪漫情怀并没因此而改变。这对革命伴侣在太行山的山坳里度过了抗战时期最艰苦的时期，同时也是他们一生最美好、最难忘的时光。
丁一岚是新中国第一代著名播音员，一九四九年的开国大典即是她与齐越一起实况播音的。1938年底，丁一岚从延安来到华北敌后晋察冀边区参加妇女群众工作，兼任《晋察冀日报》通讯员。在工作往来中，两人相识相知，并在滹沱河边约定了终身。丁一岚在回忆录中写道：“我们漫步在滹沱河畔，漫天风沙代替了清风明月，习惯了的战斗生活，倒增添了几分豪情，我们终于约定了终身。”邓拓以《心盟》为题借诗记情：“滹沱河畔定心盟，卷地风沙四野鸣，如此年时如此地，人间长此记深情。”
1942年邓拓与《晋察冀日报》编辑部部分同志在河北省平山县滚龙沟合影。主编《人民日报》的前身之一《晋察冀日报》，是邓拓一生中最辉煌的篇章。在那段战火纷飞的岁月里，邓拓与他的战友们一手拿枪，一手拿笔，冲破日寇的一次扫荡，创造了“八匹骡子办报”奇迹，报道了狼牙山五壮士、回民英雄马本斋、王二小、冀中地道战、白洋淀雁翎队等一系列脍炙人口的敌后抗日英雄典型形象，成为当年飘扬在华北抗战军民心中的一面旗帜，也成为当时广大军民了解八路军政策和根据地战况的主要渠道。
8头骡子背上出版报纸
党的新闻史上有一句话：8头骡子办报，讲的是党报在革命年代一段悲壮的历史。
这张报纸是《晋察冀日报》。1941年秋季，日寇纠集7万兵力向晋察冀边区扫荡，在最紧张的情况下，社长邓拓坚持出报："凡有24小时较安定的时间，绝对保证出报一期！"报人们改装了印刷设备，所有的物资，8头骡子就能驮完。
邓拓领着大家游击办报：敌人一来，机器埋藏在山中；敌人一走，挖出机器，继续印报。1941年9月到10月间，一个月内7次转移印刷设备。在这样艰苦的环境下，《晋察冀日报》还编辑出版了中国第一部《毛泽东选集》。
这张报纸，曾报道过一系列抗日英雄，"狼牙山五壮士"、冀中的地道战……鼓舞着人民抗日的勇气。日寇包围阜平县马兰村，命令大家供出报社的机器，杀害了十几名乡亲，依然无人开口。为了纪念这些乡亲们，邓拓在《燕山夜话》中为自己起笔名"马南邨"，谐音马兰村。
邓拓与第一部《毛泽东选集》的出版：
邓拓，1912年出生，1930年在上海加入中国共产党。1937年，邓拓到达华北"敌后抗日根据地"，不久，即任中共晋察冀区党委机关报《抗敌报》主任。后来，《抗敌报》改名为《晋察冀日报》，邓拓任社长。1948年6月14日，《晋察冀日报》发表邓拓起草的"终刊启事"，宣布终刊。从1937年到1948年，在近11年的时间里，邓拓一直担任着中共晋察冀边区党委机关报的领导工作。
1993年4月，人民出版社出版了晋察冀日报史研究会编写的《晋察冀日报史》，厚厚的一册，近五十万字。这部书中，最令我感兴趣的，是这期间邓拓对毛泽东的崇拜和宣传毛泽东思想的热情。1942年的"七一"，邓拓为报纸写了《纪念"七一"，全党掌握毛泽东主义》的社论。"毛泽东主义"这说法，虽然不一定是邓拓首创，但在大区党委机关报的社论中，打出这一旗号，仍然有资格载入史册。邓拓这篇社论，较为系统地阐述了他所理解的"毛泽东主义"，这也具有开创性。据说，因为毛泽东本人不主张使用"毛泽东主义"这一说法，后来才有"毛泽东思想"的流行。
这部《晋察冀日报史》告诉我们，邓拓长期热衷于学习和搜集毛泽东著作，交待报社资料室，凡是延安和各抗日根据地出版的毛泽东著作和研究毛泽东的书，都要送他一份。1938年
6月，邓拓决心报社兼办出版社。不久，毛泽东的《论持久战》在延安《解放》杂志发表，邓拓便决定将《论持久战》印成单行本，作为出版社出版的第一本书。"这本书的出版，将持久战的光辉思想传遍了全边区。""《论持久战》的出版，开创了边区出版马列主义、毛泽东著作的先例；以后，凡是毛泽东有新作问世，报纸发表后即时印成单行本发行。这成为报社的传统和不成文的制度。"
1942年，整风运动开始。为配合学习，邓拓组织出版了《毛泽东言论选集》。书中收入了毛泽东的《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中国统一战线成立后的革命形势与任务》、《论持久战》、《论新阶段》、《新民主主义论》等五篇著作。严格说来，这才是第一部《毛泽东选集》。
1944年，"整风运动正在深入进行中"。1月10日，中共中央书记处指示晋察冀分局，要"建设正确的思想——毛泽东同志的思想，以达到统一党的思想，增强干部党性，巩固党的纪律"之目的。为了贯彻这一指示，晋察冀分局决定编辑出版《毛泽东选集》，这一任务理所当然地落到邓拓头上。邓拓选定文章后，报晋察冀分局审定，分局审定后，再报请中共中央宣传委员会批准。其时的中共中央宣传委员会书记是毛泽东，王稼祥为副书记。这部《毛泽东选集》，共收文章29篇，46万字，分为五卷。选集中"编者的话"，由邓拓执笔。这是邓拓继1942年《晋察冀日报》"七一"社论后，对"毛泽东思想"的又一次系统论述和高度颂扬。1944年出版的这部《毛泽东选集》，被现在的中共党史文献专家认为是第一个系统的版本。
这部《毛泽东选集》出版后的几年间，有过两次增订再版。第一次增订于1945年3月。增订本增收了毛泽东新发表的《一九四五年的任务》和《两三年内完全学会经济工作》这两篇文章。第二次增订于1945—1947年。在前两版的基础上，增加了兴国、长冈乡、才溪乡三篇农村调查报告和《论联合政府》、《答路透社记者甘贝尔》、《为美国对华援助法案的声明》、《文教统一战线的方针》等四篇文章，全书增加到38篇，60万字，分为六卷。增订工作最终仍由邓拓负责完成，杨献珍、姚依林、萧三、丁玲等参加了校勘工作。
在这个增订本之后，中共晋察冀中央局又根据中央书记处出版的《六大以来》，补编了一本《毛泽东选集续编》，收入毛泽东此前未公开发表的六篇著作，其中就有《给林彪同志的信》。这本《毛泽东选集续编》发行不久，中共中央便通知停止发售。当时大家都不明就里，后来才知道，问题出在那篇《给林彪同志的信》上。毛泽东在这封信中批评了林彪，林彪不愿这种批评被公开。毛泽东于是对林彪妥协，下令续编停止发行。1949年后出版的《毛泽东选集》，仍收入了这封信，但用了《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的标题，林彪的名字也没有出现。
1948年4月11日，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等来到了阜阳县城南庄，离《晋察冀日报》驻地不远。一天早晨，邓拓被召去参加一个紧急会议，在这次会上，邓拓与毛泽东见面。"邓拓与毛泽东主席紧紧握手，毛主席极为高兴，并与邓拓进行了交谈。"这应该是邓拓第一次与毛泽东见面交谈。此时的毛泽东，见到邓拓而"极为高兴"，也自在情理之中。
1949年秋，邓拓出任中共中央机关报《人民日报》总编辑。1957年春，邓拓因未能准确领会和迅即执行毛泽东的战略布置而受到毛泽东的严厉训斥，被说成"死人办报"。不久，邓拓成了没有实权的社长，总编一职由吴冷西接替。1958年，邓拓离开《人民日报》，到北京市委任书记处书记。1966年5月，邓拓成为姚文元、戚本禹们猛烈批判的对象。5月17日夜，邓拓结束了自己的生命，成为"文革"开始后第一个被迫害致死者。
新中国成立后，邓拓受命担任人民日报社社长兼总编辑，兼任北京市委宣传部部长。1956年5月2日，毛泽东提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双百”方针，在中央指导下，邓拓主持《人民日报》改版，他身先士卒，亲临一线，不仅为报纸写了大量的社论，同时也撰写了大量积极书写现实生活的署名文章。
1958年8月，邓拓被任命为北京市委书记处书记，离开了战斗近10年的岗位。1959年2月12日下午，邓拓怀着依依惜别的心情参加报社全体工作人员为他举行的欢送会，他百感交集，写下了“笔走龙蛇二十年，分明非梦亦非烟。文章满纸书生累，风雨同舟战友贤。屈指当知功与过，关心最是后争先。平生赢得豪情在，举国高潮望接天”的诗句。在国家经济困难时期，邓拓又把思考的目光投向现实生活，并以直达人心的笔触给人们留下了以马南邨为笔名的《燕山夜话》，以及和吴晗、廖沫沙合作的《三家村札记》这两本闪耀着哲理和诗情的杂文随笔。
但之后，当“文化大革命”风暴席卷而来时，邓拓和他的作品一起遭遇“罪名”，遭受不幸，令人扼腕叹息……
邓拓：民国15年(1926年)，邓拓就读于福建省立第一高级中学。民国17年（1928年），和傅衣凌等组织“野草社”，出版自编自印的刊物《野草》。民国18年（1929年），考入上海光华大学社会经济系。翌年（1930年）冬，加入中国左翼社会科学家联盟，参加中国共产党。翌年秋，转学到上海法政学院，曾任社会科学家联盟和上海反帝大同盟区党团书记，中共法南区委宣传干事、宣传部长和南市区工委书记等职。
民国21年（1932年），参加上海纪念“广州暴动”五周年游行时被捕。翌年秋，保释出狱。是年冬，参加“福建事变”，在“人民革命政府”文化委员会、外交部任职。“闽变”失败，逃到上海，转入河南大学社会经济系续学。民国26年6月，出版专著《中国救荒史》。同年夏天，再次被捕。“七七”事变后，获释。9月，进入五台山抗日根据地。先后任晋察冀中央局宣传部副部长、晋察冀日报社社长兼总编辑、新华社晋察冀分社社长、晋察冀文联主席、中共中央政策研究室经济组组长等职。邓拓率领新闻队伍，转战太行山，既是总编辑，也是指挥员。在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二十一周年时，邓拓为《晋察冀日报》撰写讨论《纪念七一，全党学习和掌握毛泽东主义》，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最早系统论述毛泽东思想的论著之一。同年3月，与丁一岚结婚。民国33年（1944年）5月，主持编辑出版5卷本《毛泽东选集》(晋察冀版)，是中国革命出版史上第一部《毛泽东选集》。北平和平解放后，邓拓任中共北京市委政策研究室主任、宣传部长。
1949年秋，任人民日报社社长兼总编辑。同年冬，受聘为北京大学法学院兼职教授。1955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学部委员。1958年，调离人民日报社，任中共北京市委书记处书记，分管思想文化战线工作；主编北京市委理论刊物《前线》。1959年，兼任中国历史博物馆建馆领导小组组长，出版《论中国历史的几个问题》。1960年，兼任中共华北局书记处候补书记。邓拓是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代表，第一、二、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中华全国新闻工作者协会主席。60年代初，邓拓应《北京晚报》之约，撰写《燕山夜话》专栏杂文。不久，与吴晗、廖沫沙合作在《前线》杂志撰写《三家村札记》杂文。“文化大革命”开始，被打成所谓“三家村集团”，身心受到极大摧残。1966年5月18日含冤去世。1979年2月，平反昭雪，恢复名誉。邓拓追悼会1979年9月5日下午在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礼堂隆重举行。著有《邓拓散文》、《邓拓文集》、《邓拓诗词选》等行世。
1959年初，邓拓调离人民日报社去北京市委担任书记处书记。2月的一个下午，报社举行全体工作人员大会。在讲话时邓拓念了这首诗：
笔走龙蛇二十年，分明非梦亦非烟。文章满纸书生累，风雨同舟战友贤。
屈指当知功与过，关心最是后争先。平生赢得豪情在，举国高潮望接天。
当天晚宴敬酒，邓拓要袁鹰也写首诗给他，后来袁鹰回忆说：“我当时满口答应，也真打算写，而且步他的原韵，不料拖到二十年后才写出来，竟已成一首挽诗：血海冤沉不记年，星霜历历付云烟。峥嵘风骨追高范，锦绣才华迪后贤。劲骨遭谗甘愿折，蛾眉见妒敢争先。诗魂今日应无憾，泪溢银河注九天。”
邓拓的另一大贡献是生前向国家无偿捐献了145件书画珍品，其中有苏轼、仇英、唐寅的画，特别是苏东坡的《潇湘竹石图》甚为珍贵。据考证苏轼传世的画作只有两幅，国内只此一幅。
邓叔群：邓叔群，中国著名真菌学家，植物病理学家，森林学家。在高等真菌分类学上很有成就，编写了中国最早的一部真菌学专著——《中国高等真菌》，为中国高等真菌研究奠定了基础，在国际上享有声誉。早年在森林生态、造林、森林病理等学科做了大量开创性工作，并首先提出了生态平衡理论。1948年当选中国有史以来第一批81位中央研究院院士之一，1955年新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之一，因受“三家村冤案”、胞弟邓拓的牵连，成了“三家村科学顾问”、“三家村黑帮”，在饱受非人虐待和摧残后，于1970年5月10日自杀辞世，终年68岁。
邓拓虽青年时代就离开了福州，但福州人民对他感情很深，每逢他的特殊纪念日民间都要组织诗会来缅怀他。当事时，人们相继用乡音来朗诵邓拓诗词或自作诗词，每到动情处，或慷慨激昂，或低声吟唱，往往声泪俱下，情景十分感人。
福州文人自明代以来形成了一种高雅游戏：诗钟。就是好友相聚时，随便取出两个意思不同的词或字，据其意作诗。同时在桌子上点着香烛，香尽交卷，然后评出优胜者。福州文化底蕴之深可见一斑。邓拓中学时代就经常参加这一活动，还得过奖品。这是1986年当地人用这种方式来纪念他，当时的题目是：怀·拓。
邓拓1948年结婚六周年时写给夫人丁一岚的诗，和另外一首《战地歌》同时抄写在丝帕上。文革中丁把它缝在棉袄里才得以保存。
夫人丁一岚怀念邓拓诗：鱼雁相呼誓永随，烽烟弥漫乱云飞。滹沱河畔豪情在，灵寿山庄夜战危。荣辱如尘何足虑，狂雷击顶实堪悲。廿年幻海难成梦，乌塔孤依觅朝晖。
《燕山夜话》手稿
邓拓是文革的第一个罹难者。这位毕生宣传毛泽东思想，在抗日战争极端艰难的条件下主编出版了第一部《毛泽东选集》的无产阶级战士，却被诬为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三反分子”，13年后方得平反昭雪。历
可以说，邓拓对于自己的前程早有预测，但他无论如何也不会想到，自己将成为“文化大革命”发难的首个目标，而且是被诬为“狗叛徒”。1966年5月17日，“5.16通知”发表的第二天，他在给组织上写了一封长达6000字遗书后，含恨自尽。而他给妻子的遗言，却只有短短数行，末了一句：“亲爱的，永别了！”
邓拓试图以自己的死洗刷“反党”的罪名，还试图以自己的死阻挡悲剧的发生。然而，那场史无前例的浩劫岂是靠一人之力可以阻挡？此后的10年里，被迫害而死或因忍受不了种种迫害而自杀的更是不计其数。这其中，包括邓拓的三哥邓叔群。
1979年8月，中共北京市委正式决定为“三家村”冤案彻底平反。9月7日，由胡耀邦主持，在八宝山革命公墓举行追悼会。丁一岚挽诗：“山海风波，心盟永忆。万家恨雪，云际长明。”
福州·邓拓故居·文章满纸书生累
一九八六年五月，邓拓逝世二十周年，丁一岚来到邓拓故居参加追思诗会，播放了五十年代邓拓用福州话吟唱自己诗作的录音。诗会皆用乡音吟咏，她根本听不懂，却是泪流满面。
郭沫若来稿
邓拓故居展馆中，展示着一封长达6000余字的绝笔信复印件。断章取义、牵强附会、任意上纲、罗织罪名的种种卑劣手法，使邓拓这个熟谙历史的人很快就想起明清两代令人战栗的文字狱。人格不能侮辱，他下决心用自己的生命维护人格尊严，留下清白。
1966年5月17日晚上，他伏案给北京市委彭真、刘仁和市委同事们留下绝笔信。下笔以前，他先执拗地要妻子丁一岚带着子女先离开家一段时期，说“家里有姐姐照顾我，不要紧”。然后展纸挥笔向党倾诉，按自己的认识，分析自己被批判文章的背景和不足，不同意那些指鹿为马、颠倒黑白的诬陷。
“……尽管在这个斗争中，我已经变成众矢之的，全国范围的批判运动正在胜利发展，人们一致声讨《燕山夜话》和‘三家村’的‘黑帮’反党反社会主义的罪行。但是，我一直努力带着当前的问题进一步学习毛主席著作，要想跟上革命形势的发展……
我对于所有批评我的人绝无半点怨言。只要对党对革命事业有利，我个人无论经受任何痛苦和牺牲，我都甘心情愿。过去是这样，现在是这样，永远是这样……
作为一个共产党员，我本应该在这一场大革命中经受得起严峻的考验。遗憾的是我近来旧病都发了，再拖下去徒然给党和人民增加负担。但是，我的这一颗心，永远是向着敬爱的党，向着敬爱的毛主席。
我要离开你们的时候，让我们再一次高呼：
伟大、光荣、正确的中国共产党万岁！我们敬爱的领袖毛主席万岁！伟大的毛泽东思想胜利万岁！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伟大事业在全世界的胜利万岁！”
随后邓拓给妻子也写了短信诀别：“一岚：我因为赶写了一封长信给市委，来不及给你们写信。此刻心脏跳动很不规律，肠疾又在纠缠，不多写了……今后你们永远解除了我所给予你们的精神创伤。永别了，亲爱的。”
5月18日凌晨，邓拓服下早已准备好的大量安眠药，结束了自己的生命，其时他才54岁，正值风华正茂的中年，成为文革延续十年旷世大灾难的第一位殉难者，冤死在中国现代历史上一个让人窒息的黑暗时刻。虽然邓拓曾婉拒毛泽东让他当秘书的想法，说“伴君如伴虎”，私下里还说过毛“翻手为云，覆手为雨，自己说过的话，转脸不认账”，但还是没有摆脱忠君思想。邓拓含冤离去了，在他生命的最后一息还在虔诚地山呼万岁的时候，作为那场浩劫大风暴标志的“五.一六”通知，正以中央文件的名义发往全国。
北京市委一接到邓拓死讯，便立即派人查封了一切文件遗物。从枕下发现两份遗书，当即都被收走了。直到1979年党中央为邓拓的冤案平反昭雪，丁一岚和子女才第一次看到13年前邓拓留给他们的信。
遗体送往火葬场时，按当时组织的决定，用了假名。除家属外，谁都不知道那白色被单里裹的是何人。丁一岚从庭前紫藤萝架上采撷了一束紫藤花，夹在从花店买来的鲜花束中。紫藤是邓拓最钟爱的花，让它像往常一样陪伴旧主人从容远去吧。
丁一岚默默地跟到东郊火葬场，心碎神伤，禁不住失声痛哭。他俩从滹沱河畔开始，同生死、共患难24年，想不到竟这样地永别。她向遗体献上鲜花，伤心地抚摸他冰冷的身躯，反复地低声叮咛：
“云特，你安安静静地睡吧，你什么也看不见，什么也听不见了！”
一代新闻宗师、政论家、史学家、文学家、书法家、诗人、中国共产党优秀党员、忠诚的战士邓拓,就这样以壮年之躯，无声无息地离开了人间。
1979年党中央决定为邓拓冤案平反昭雪，邓拓同志追悼会于9月5日在京隆重举行。
在邓拓的灵台前，安放着一个精致的花圈和挽联。这是邓拓夫人丁一岚亲手编制的。作为和邓拓同生死、共患难，共同生活了24年的战地情侣，在经历了10年漫漫长夜之后，今日方能放声一哭。
她在挽联上写着：
云特安息
山海风波，心盟永忆；万家恨雪，云际长明。
一岚泪挽
——摘自《魂断燕山巨星落——记邓拓最后的岁月》
邓拓1959年调离人民日报时，在欢送大会上念的一首诗：笔走龙蛇二十年，分明非梦亦飞烟。文章满纸书生累，风雨同舟战友贤。屈指当知功与过，关心最是后争先。平生赢得豪情在，举国高潮望接天。这首诗后成为指控他一贯有“反骨”的证据。据说毛泽东看了此诗感到很吃惊，可能想起57年让报社的人造邓拓的反，想不到他居然还有“风雨同舟”的战友！
“三家村”之一的廖沫沙，在文革中饱受摧残，总算熬到了文革后平反的那一天。上面的图片是廖沫沙在邓拓去世二十年后写的悼诗《忆邓拓》，读之令人心酸：每见遗容肠欲断，遗篇一读一伤情。多才自古终为累，屈贾于今岂独吟。
邓拓以死抗争，康生狠骂：“临死前还咬了我一口！”：邓拓在最后的信中，还不点名地提到了那个几十年一贯以整人为业的康生。说康生在大庭广众批坏戏时，声色俱厉，好像社会主义的中国即将毁在几出戏上，而他自己看戏却必定点名要看《十八扯》之类。这小小的一击，却击中了康生的要害。康生看到这封信后，一直愤愤于怀，曾经恨恨地骂了一句："邓拓临死前还咬了我一口！"
三家村反党集团：1965年5月，因北京市委的“独立王国”等问题，对杂文《三家村札记》、《燕山夜话》进行了批判。作者邓拓、吴晗、廖沫沙被打成“三家村反党集团”（当时邓拓任北京市委书记、吴晗任北京市副市长、史学家、廖沫沙任北京市委统战部部长）。这是江青一伙迫害老干部和知识分子的一个开端，邓拓、吴晗先后被迫致死，廖沫沙被长期监禁。1979年8月2日经中共中央批准，北京市委正式决定为“三家村反党集团”冤案彻底平反。
事件背景：1961年春，《北京晚报》编辑部从提倡读书，丰富知识，开拓视野，振奋精神的目的出发，请邓拓写一些知识性杂文。邓拓考虑到“北京”二字和“晚报”二字的特点，就把栏目定名为《燕山夜话》。是年夏天，北京市委理论刊物《前线》也请邓拓开辟杂文专栏。邓拓感到力不胜任，就约吴晗、廖沫沙合作，三人各选土木，文责自负。栏目定名为《三家村札记》；署名吴南星（吴晗的吴字，邓拓笔名马南邨的南字，廖沫沙笔名繁星的星字）。《燕山夜话》和《三家村札记》中文章的主流是积极的、健康的。它宣传了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及党的政策。其中有对历史人物的评价，有对新人新事的赞颂，有对文化艺术的鉴赏，也有少数对当时“左”倾错误和不良风气的批评、讽刺，具有相当高的思想性、知识性和趣味性，写作技巧也很好，受到读者的欢迎。
事件开端：《三家村札记》从1961年10月开始到1964年7月结束，每人各写20篇左右。这些文章的写作并不是北京市委决定的，也没有一片文章送北京市委审查过。可是，江青一伙在文化大革命开始后，出于打倒彭真，改组北京市委的需要，在批判吴晗的《海瑞罢官》之后，进一步上挂下连，扩大到《三家村札记》和《燕山夜话》。
事件过程：迫干压力，北京开始公开批判《三家村》，指资他们“利用学术文章、杂文等形式反党反杜会主义”。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下令撤销了《二月提纲》，《“五一六”通知》为批判“三家村”定了性。
1966年4月16日，《北京日报》开始公开批判邓拓、吴晗、廖沫沙，以及《燕山夜话》、《三家村札记》。《北京日报》的按语中，把邓拓、吴晗、廖沫沙的一些作品称为“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大毒草”，称他们三人是“党内外走资本主义道路的代表人物”，指责他们“利用学术文章、杂文等形式反党反社会主义”。同一天政治局召开了常委扩大会议，讨论彭真的问题。会议最后撤销《二月提纲》和“文化革命五人小组”随后彭真被停止工作。
1966年5月8日，署名高炬，实则江青一手策划的《向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线开火》一文，在《解放军报》发表；化名何明，实则关锋的文章《擦亮眼睛，辨别真伪》在《光明日报》发表。同时，上述两报联合刊载了《燕山夜话》和《三家村札记》的“材料摘编”，并加了煽动性的编者按。毛泽东明确表示，“何明的文章我看过，我是喜欢的。”5月10日，《解放日报》、《文汇报》同时发表姚文元的署名文章：《评“三家村”——<燕山夜话>、<三家村札记>的反动本质》。文章毫无根据地说，邓拓、吴晗、廖沫沙以“三家村”为名写文章是“经过精心策划的、有目的、有计划、有组织的一场反社会主义大进攻”。对《燕山夜话》和《三家村札记》断章摘句，无限上纲地批为“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大毒草”，叫嚷“将上有帅”，要揪出“黑后台”。在11日出刊的《红旗》杂志上，等在了戚本禹的《评<前线>、<北京日报>的资产阶级立场》。一时间，批判文章如潮似涛，所谓“三家村反党集团”就此铸成。邓拓、吴晗、廖沫沙遭到林彪、江青一伙的残酷迫害，邓拓、吴晗含冤而死。林彪、江青一伙还在各省、市、自治区大抓“三家村”、“四家店”等，致使三家村冤案祸及全国各地的一大批作家、文人。
事件影响：在邓拓、吴晗、廖沫沙三人惨遭厄运的同时，北京市及全国各地的大批干部和群众也受到株连，先后被打成“三家村黑帮分子”、“马前卒”、“小三家村”、“黑店伙计”等等。林彪、江青一伙以“三家村”为突破口，大搞层层揪、层层抓、追后台，上把矛头对准中央和地方的一大批老干部，下把罪名强加于一般干部、知识分子乃至普通群众。就连给《前线》、《北京晚报》写过稿、有过工作来往、甚至家里有一本《前线》杂志的，也免不了要受审查、挨批斗。某地一位喜欢《燕山夜话》的读者，托北京的亲戚代订了一份《北京晚报》，也被追查同“三家村”的关系。于是从山东到云南，从广东到黑龙江，到处揪“三家村”、“四人店”，甚至远距北京数千里之遥的敦煌也被打成“三家村在敦煌的分店”。
民间评价：广东诗人熊鉴为作的纪念“三家村”作的一首诗。三家村里本无村，留在人间却有痕。一自黄钟遭毁弃，遗音唤醒万民魂。
粉碎“四人帮”后，广大人民群众尤其是学术界人士纷纷提出要为“三家村”平反。全国许多报刊先后发表文章，提出要清算“四人帮”制造的“文字狱”。
1978年11月15日，(光明日报》第三版发表了苏双碧写的《评姚文元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苏双碧在他的文章中指出姚文的政治阴谋后说:“冤狱就是你们这些祸国殃民的‘四人帮’制造的，今天我们就是要平冤狱，包括你姚文元《评新编》造成的以批《海瑞罢官》为中心的文字狱，都必须一个个地清算，一个一个地平反。冤狱不平反就不足以平民愤，冤案不昭雪就不足以快人心。”这篇文章在国内外引起了相当大的轰动，国内很多媒体都转发了这篇文章，世界各大通讯社纷纷播发刊登这篇文章的消息和评论。许多读者也纷纷写信。一位来自云南的老教授在信中说:“我仅仅因为认得吴晗，就被打成‘三家村’黑线，对我又批又斗又送进牛棚，差一点被折磨致死，不敢想到还有今天……真是令活着的人兴奋，死去的人安慰的快事啊!”后来，新华社的一篇《一个惊心动魄的政治大阴谋—揭露姚文元，<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黑文出笼的经过》为“三家村”的平反起到了助推的作用。1979年2月3日，黎澎的长篇文章《一个围歼知识分子的大阴谋—评姚文元对<海瑞罢官>的批评》也刊出了。之后，从不同角度为吴晗及“三家村”平反的文章纷纷刊出。
冤案平反：1979年7月，中共中央批准了北京市委为“三家村反党集团”冤案彻底平反的决定。7月18日，北京市委发出文件，宣布为“三家村”冤案平反。8月3日，《人民日报》报道了北京市委为“三家村反党集团”冤案彻底平反的消息，摘登了北京市委的平反决定。9月5日和14日，邓拓及吴晗、袁震夫妇追悼会先后在八宝山革命公墓礼堂举行。
附：人民日报刊文
"三家村"的出现，"三家村"的长期存在，绝不是偶然的孤立的现象。
"三家村"反党集团，有一个妄想颠覆社会主义制度、实现资本主义复辟的大阴谋。《前线》杂志就是他们为资本主义复辟作舆论准备的一个重要工具。一九六一年六月至一九六五年四月，我曾在《前线》编辑部工作过一个时期，对于邓拓等人的一部分活动和言论，有些了解。这里把它揭露出来，可以帮助我们逐渐把"三家村"这个大黑帮的重重黑幕扯开。
《前线》杂志——为资本主义复辟作舆论准备的《杂家旬刊》
一九六一年三月二十六日，邓拓在《北京晚报》上发表了《欢迎"杂家"》一文。在这篇向党发出的挑战书中，邓拓代表着"三家村"反党集团，声嘶力竭地喊出了在他们心中憋闷了很久的声音："我们……应该对这样的'杂家'表示热烈的欢迎"，应该"承认所谓'杂家'的广博知识对于各种领导工作和科学研究工作的重要意义"！（着重点是作者加的，下同）什么是"杂家"？所谓"杂家"，就是那些没有改造好的资产阶级分子、地主阶级分子及这些阶级的知识分子，就是一撮政治面目不清的人物，就是地主资产阶级"学者"之流的反动人物。这篇不超过千字的挑战书，也就是"三家村"的"杂家"们改造《前线》杂志的总纲领。
原来，为了给资本主义复辟作好舆论准备，邓拓一伙还准备办一个《杂家旬刊》，并且细致地考虑过每个细节。也许因为这样做起来太露骨了吧，《杂家旬刊》没敢办起来。可是，邓拓把"杂家"的灵魂塞进了《前线》！请听一听他的自供：
"我曾经有一个兴头：办一个杂志，办个《杂家旬刊》，十天出一期，八个页面，半张报纸。每篇文章不超过千字。内容是，什么都讲，一字不空。要政治，整个的都是政治眼光贯串着，但是要生动。"这番话，是一九六一年十一月二十五日在《前线》编辑部纪念创刊三周年的会上讲的。会后，人们还没有走散，有人急切地向他询问《杂家旬刊》的具体打算。邓拓谈得更露骨了："不是为了光给人一些知识，而是广泛谈论许多方面的问题，使人从中汲取些有用的东西。搞出来的东西，要字字是炮弹。"后来，在谈到如何按照这种"杂家"的灵魂"改进"《前线》杂志的时候，邓拓曾经进一步发挥说，在这个刊物上，要专登其它刊物所不登、所没有的东西，要"使各方面的人都喜欢它"。
"三家村"反党集团很懂得报刊的重要性。既要反党、反革命、反社会主义，就要网罗一批杂七杂八的人物，夺取宣传阵地，通过报刊制造舆论，腐蚀人的灵魂，为资本主义复辟准备条件。这是他们有领导、有组织、有计划地反党反社会主义大阴谋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邓拓心目中的《杂家旬刊》，就是"三家村"反党集团的机关报，它要搞出来的字字炮弹，都是直接射向我们党、直接射向社会主义的。
《杂家旬刊》一时办不起来，怎么办？请听邓拓的回答：
"对于办《杂家旬刊》，我还没有完全死心。现在，可以从我们的刊物（即《前线》），拿出五分之一的篇幅，把'杂家'的灵魂加进去！……别的方面的东西，压缩一下！"看吧！顽固的反革命，是要带着花冈岩的脑袋见"上帝"的，要他们死掉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心是不可能的。这也是一条规律。要变，就得快变。请看一九六一年《前线》第二十三期和第二十四期。"思想杂谈"的页数增多了，"背诵古文"的"琅琅书声"被突出地报道出来了（见《燕园漫步》），吴晗的"要多读书，用功读书"的号召发出了，推荐吴晗主编的《中国历史小丛书》的广告也登出来了……。仅第二十四期上，"杂七杂八"的文章就有十三页，差不多占了整个杂志的一半篇幅。
这样，《前线》杂志就在一个更大的程度上变成了"三家村"反党集团的宣传工具和"机关刊物"。
由五分之一到二分之一，邓拓等人总该满意了吧？不！他们的野心还要大，他们的要求还要多。
一九六二年六月二十六日，邓拓在《前线》编辑部会议上又作了一次讲话。他先谈到当前报刊宣传工作的形势，说现在"象人走路到了分岔路口一样，需要停一停，研究一下"。请注意"分岔路口"！在中国人民的眼里，社会主义大道直通共产主义，哪来的什么"分岔路口"！"三家村"反党集团日夜梦想资本主义复辟，日夜梦想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我国遇到暂时困难的时候，邓拓幸灾乐祸，得意忘形，在这里泄露了"天机"。邓拓当时兴高采烈，慷慨陈词："现在是个好宣传的时候，不是个不好宣传的时候，不是没办法的时候，应该积极乐观。"我们知道，反动派对形势的估计总是错误的。一九五七年的右派分子如此，一九五九年的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如此，"三家村"反党集团这次仍然是如此。基于对形势的这种"积极、乐观"的分析，他下了动员令："要开辟刊物自己的路子！""天下路子非常多，应该积极想办法去宣传，开始找的路子可能不明确，慢慢就找出来了。"
这次讲话之后，《前线》更加上"纲"了，上了《欢迎"杂家"》一文中提出的总纲领。
从一九六二年第十三期开始，《前线》杂志上陆续地增加了"知识小品"、"技艺话丛"、"求知录"、"读者信箱"等新的"特栏"。紧接着这次上"纲"会议，邓拓率先示范，在十四期上抛出了他恶毒攻击党的大毒草《专治"健忘症"》。廖沫沙、吴晗跟踵而上，在十五期和十六期接连抛出了《志欲大而心欲小》和《再说道德》……。
从此，一个很奇怪的现象发生了：有些宣传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稿件，《前线》转给别的报刊发表了；而其它报刊所不屑用的稿子，却可以登上《前线》。有些"锐敏"的作者，特别是属于"杂家"一类的人物，带着其它报刊不予发表的稿件登门拜访邓拓，而《前线》就很快刊用了。人好之，我弃之；人弃之，我好之。物以类聚，人以群分，信然！信然！
至此，"具有广博知识的杂家"们在《前线》上更加"大放异彩"了。
至此，《前线》算是完全闯出了"自己的路子"。
"三家村"的"兄弟"是怎样向党发射黑枪毒箭的？
"三家村"反党集团在进行有领导、有组织、有计划的颠覆活动中，有一整套狡猾毒辣的手法："破门而出"写"新编历史剧"，是一种；"作伪舞弊"地抛射旧货《投枪集》，又是一种；在"三家村"黑店里写"札记"、讲黑话，更是常用的一种。这里，我们就来着重看看他们是怎样运用后一种方式的。这个打着"红旗"反红旗的反党集团，他们惯用"指桑骂槐"、"旁敲侧击"的手法来铸造毒箭。为了把进攻的矛头"归结及于政局"，他们的文章要"发端于苍蝇、臭虫之微"；为了达到其反党的"政治目的"而又不露马脚，他们的黑话要"语带双关"。这一点，邓拓在《林白水之死》、《事事关心》等文中，已经透露出来。现在再看看他在内部讲过的黑话。
一九六三年七月八日，邓拓在对《前线》编辑部全体干部的一次讲话中，强调"要敢于发表意见"之后，很具体地讲到如何利用历史故事写文章的问题。他说：
"现在问题很多。我们的刊物应当采取积极的精神，不管什么事情都要发表意见。一切工作，各种问题，作为一个刊物，都要敢于发表意见。"怎么样去发表意见呢？"不是好为人师，乱舞指挥棒，而是讲一些原则问题"。关于具体的讲法，他提了三点，其中特别讲得详细的一点是，"过去一些历史上的故事，现在还可以讲。可以把几个例子，同类性质的，放在一起，进行加工，综合在一起。使人看了是针对当前的，而不是为了讲故事而讲故事。否则，现实意义不大。假如现成的故事中缺少说明问题的某一方面，要自己去找，……实在找不到，自己写上一段话。"
这真是不打自招，真是绝妙的一段供词！这段供词使我们得到了一把打开"三家村"密室的钥匙，打开"三家村"所有反党反社会主义黑话的钥匙。为什么以通晓历史知识自诩的邓拓，竟会在他的文章里任意捏造历史事实呢？为什么一向宣扬要尊重科学、讲求真理的邓拓，竟会在他的文章里肆意扯谎造谣呢？明白了！明白了！原来"假如现成的故事中缺少说明问题的某一方面"，又找不到时，是可以"自己写上一段话"的。不奇怪！不奇怪！因为"三家村"的主人并"不是为了讲故事而讲故事"，他们的黑话，写出去让人看，"是针对当前的"，是有"现实意义"的。读者戚益同志曾指出邓拓的《专治"健忘症"》不是谈医道，而是谈政治，《前线》编辑部按照邓拓的授意，在给戚益同志的复信中说，《专治"健忘症"》"是就事论事，介绍一些有关的情况和知识。"现在好了，邓拓用自己的真话把他的假话揭穿了。这就进一步暴露了邓拓这个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的作贼心虚，欲盖弥彰的丑态。
这样做，读者如果看不透怎么办呢？那不是白白编造了故事吗？不要紧，还有绝招！这就是邓拓所一再强调的"开门见山"：要开门见山地骂，开门见山地攻！要在"旁敲侧击"的题材中，提炼出一个"开门见山"的中心思想来，把它"一针见血"地刺向党，"字字是炮弹"。请听邓拓的自供：
"杂谈是要去找感想。……因为客观事物中是有感想在那里的，是有呻吟的。……关键是主题要好好想，其中关键的一句话要好好想。关键是要好好想想，究竟提出个什么判断、命题。这一句话要想透。这个想好了，必然新鲜，必然有人愿意看，写起来也一定有东西。诗、文章都是这样，如果其中没有个中心、警句，那没个写好。要搞出一个判断，提炼出一个中心思想来，其它的都好办。再加上些手法，就不会失败。包括《三家村札记》在内。"又说："我们可以培养一些人大胆写，写一些一针见血的文章。……干净利落地一刀下去，讲的很干净，不留痕迹。讲要害，提出些有分量的结论。"这是谈杂文写法吗？不！"刀"、"血"、"要害"，一片杀气腾腾！一张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凶恶面孔！一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狠毒心肠！这是"三家村"反党集团向党、向社会主义的进攻术。然而，"不留痕迹"是办不到的。他们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痕迹留下来了，并且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
邓拓一伙是怎样从长计议坚守阵地的？
一九六二年九月二日，邓拓抛出了他的《三十六计》之后，收起了《燕山夜话》的招牌。难道邓拓真的从此"洗手不干"了吗？没有！一九六三年十一月二十一日发表在《光明日报》上的《郑板桥和"板桥体"》，就是他向党进攻的一支大毒箭。不过，从《燕山夜话》收摊以后，除了在"三家村"黑店里继续出售黑货之外，邓拓在其他报刊上向党向社会主义发射的毒箭的确不象以前那么多了。邓拓说他"把业余活动的注意力转到其它方面"去了。
转到哪里去了？转入地下，从长计议，保护"三家村"老窝，坚守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阵地《前线》。
邓拓退出《燕山夜话》这块阵地，坚守"三家村"老窝，是有领导、有组织、有计划地进行的。
一九六二年十一月二十五日，乘着《前线》创刊四周年的机会，邓拓在《前线》编辑部作了一次调子低沉、语意双关的讲话。邓拓说：
"今天是讲我们本身的事。我们工作四年了，这算来是个很短的时间。但这是个很重要的开端。今后的路子还很长，谁知道还会遇到什么问题呢？很难预料。"
这段无精打采的开场白，流露了"三家村"反党集团的共同心情。在那时，我们国家的形势一天天好转了，"三家村"反党集团的处境一天天不妙了。
感慨一番之后，邓拓对大家提出了新的要求和部署。总的精神是：要"总结经验"，保持"队伍"，坚持"阵地"。邓拓说："这几年有些经验，要好好总结。……我们有责任把办'党刊'的经验好好总结起来。总结经验，就是要把它很好地办下去。要不要党刊是由'党'决定的。"
在这里，邓拓嘴里的"党"，是什么人的"党"呢？为什么偏偏在这个时候又要强调"总结经验"呢？怎么不在半年前"走路到了分岔路口上""需要停一停"的时候"总结经验"呢？因为邓拓的反党活动在半年前正处于狂热的阶段，而现在，则真正是到了"需要停一停"改变战术的时候了。
邓拓说，我们"已经有了个队伍，虽然是个很小的队伍，但很重要。……有了个队伍和阵地，开了端，这是不可轻视的、重要的一点。"阵地有了，那么又该怎样抓住这个阵地作为他们的反党工具，怎样使这个队伍"忠诚"地为他们坚守阵地呢？邓拓要求大家"要有雄心"，使"灵魂有所寄托"，搞一些"永久性题目"，"将来可以弹不虚发"。"搞好了，自然会培养出一批党的理论战士，将来能打仗，能独当一面。大家都要作好准备。迎接新的任务"。看吧，邓拓的抱负多么大！他攻击党攻击社会主义，要做到"弹不虚发"；他要培养一批"战士"，在反党的罪恶活动中"能打仗，能独当一面"。这样一来，实现了资本主义复辟，他的"灵魂"就"有所寄托"了。然而他这样的"雄心"，是永远不会实现的！
迎接什么新的任务呢？邓拓当时谈到反对修正主义的斗争。而邓拓自己就是个修正主义分子，共产党的叛徒。他处处和赫鲁晓夫现代修正主义集团唱一个调子，甚至在《交友待客之道》一文中，鼓吹要向修正主义"学习"，在一九六三年八月作政治报告的时候，曾把当代最大的修正主义者赫鲁晓夫，说成是犯了错误可以回头的"对革命和社会主义无限忠诚"的战士，这样的人，他会反对修正主义吗？不会，绝对不会。就在这次会上，邓拓曾以狡猾的手法向大家推荐说："南斯拉夫的德热拉斯，写了一本《论新阶级》，这个人还是有点东西的。要把他的书找来看看。"接着，他还宣扬说："每个转折时期、新旧交替的时期，修正主义就会出来。每个马克思主义者死了，都有他最亲近的人--朋友，老交情，出来修正它。按照这种说法，将来的修正主义不是会越来越多吗？一定会越来越多！"请看，这是鼓励大家反对修正主义吗？邓拓之流谈反修，赫鲁晓夫听了也会暗中发笑。非常明显，修正主义者邓拓是在这里表白他内心的热烈希望，是在向他的听众灌输修正主义思想，是要把他的队伍改造成为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工具。
只是《前线》编辑部这个小队伍够用吗？当然不够！在一九六三年六月二十五日，邓拓又要大家"和外边交往要广泛"，要结交一些"基层单位的干部"，"作者"，以及各种杂七杂八的"朋友"，"要如滚雪球一样，越交越广，越滚越大，在各单位不断地发现人材。……这是个大问题。"
事实上，邓拓已经为他们的反党集团笼络了一些至亲好友，包括某些"权威"、"大师"、"著名人士"，甚至汉奸、右派，应有尽有。这些杂七杂八的人，把邓拓当作他们的"先知"、谋士或导师。邓拓则利用了他所窃据的领导岗位，乱舞指挥棒，拉人下水，帮他放毒。
为了把队伍死死抓住，邓拓还加紧"思想工作"，开导大家不要怕"碰个头破血流"，要"摸真理"，"朝闻道，夕死可也！"一九六三年六月二十五日，邓拓在讲话当中，曾借着找封面照片的小事发了一通感慨，说："人狼狈一下也有好处。到处碰，碰个头破血流，头皮也硬了，经验也多了，那时就好办了。"而他着重讲的问题是要"摸真理"，他说，"要为了'摸真理'"，"真正死心塌地地钻进去，为了真理，为了事业"，"现在我们就是在不断地认识真理之中"，"过去的人，认为'朝闻道，夕死可也！'那么我们为何不能为追求这个'道'--真理、客观规律而献身努力呢！？"于是，他又提起"雄心""抱负"来，"我们要有雄心。……为什么前途不可限量的、有成就的人，不会从我们熟悉的周围的人当中产生呢？"
邓拓在这里讲了一大堆黑话，必须给他拆穿。"摸真理"就是寻找反党方法。"为了事业"就是为了反革命事业。"朝闻道，夕死可也"就是一旦资本主义复辟实现，虽头破血流、粉身碎骨也在所不惜。"要有雄心"就是要有反党的野心。"为什么前途不可限量的、有成就的人，不会从我们熟悉的周围的人当中产生呢"，就是在你们所熟悉的人中，我们"三家村"的将帅有朝一日要登台篡位的，伙计们，干吧！反革命的功劳簿上将来会给你记一大笔！
"三家村"反党集团的联合进攻
一九六一年一月，在吴晗发表了《海瑞罢官》之后，廖沫沙同吴晗之间曾在《北京晚报》上称"兄"道"弟"地发表了一来一往的两封公开信。不明内情的人，可能以为这"兄弟"二人见面机会不多。其实不然。这两位兄弟以及他们的村长邓拓，是经常"三头对案"的。他们这样作，是为了造成一派汹汹的气势，摆一副拼一拼的进攻姿态。
在"三家村"黑帮向党发动猖狂进攻的几年内，除了在《前线》杂志上每期都登载《三家村札记》外，邓拓经常放毒草的地方是《北京晚报》；吴晗则着力于在《北京日报》和《北京文艺》上写文章、登剧本，主编《中国历史小丛书》，并到处游说讲演；廖沫沙紧紧抓住《前线》不放，在上面大放毒草。这种各有分工的作法，是互不联系地单干吗？不！他们是密切配合的联合进攻。
"三家村"反党集团，把持着反党阵地的《前线》，同时使用《北京日报》，使用《北京晚报》，疯狂地干着反党反社会主义的罪恶勾当。三位老板，情投意合，得心应手，既互相配合，又互相吹捧。
一九六一年十一月，《前线》创刊三周年的时候，廖沫沙在第二十二期《前线》上借《"孔之卓"在哪里？》的杂文，给邓拓的《燕山夜话》大出广告；邓拓则授意他所主编的《前线》杂志，吹捧吴晗主编的塞满毒草浸透毒素的《中国历史小丛书》，说"这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情"，是"普及历史知识的良好途径"，说它"注意到了历史事件、历史人物在今天社会条件下对人民的意义和作用，使读者从历史实际的学习中，取得有益的营养，惩前毖后，温故知新，达到古为今用的目的"。
在对广大工农兵群众实行资产阶级专政，"枪毙"革命群众的意见方面，"三家村"反党集团表现得极为凶狠。
一九六二年五月，吴晗写的《说道德》在《前线》上发表后，编辑部收到了许多批判这株毒草的来信来稿。邓拓看过这一大叠群众来信来稿之后，大笔一挥，指令编辑部把它全部转给吴晗去"处理"。吴晗的处理办法，是来了一个《再说道德》，继续放毒！
为了让编辑部的工作人员驯服地承认这种"处理"方法的高明，邓拓在六月二十六日对编辑部全体成员的讲话中明确地指示说："路子窄，那是人走出来的；本来它是宽的。争论性的文章可以登"，但是"不一定文章和反驳的意见都登，可以只登一面。"按照这种"可以"的作法来看，只许吴晗一而再地放毒箭，而不许别人吭一声；只许邓拓用"狗血"淋我们的"头"，用西洋棍棒把我们打"休克"，而不允许别人说一个"不"字。
一九六二年初，廖沫沙对当前报刊工作的"意见"，在《新闻业务》上登出来了；一九六三年初，吴晗的《学习集》编印出版了。从邓拓事后谈话中片言只语地说起这两件事的口气看，廖、吴在事前都是曾向邓拓请示过的。邓拓在一九六二年六月二十六日对《前线》编辑部干部讲话的一开头，就提到："《新闻业务》上登了沫沙对报纸工作的意见，我早就告诉过沫沙，有些意见只可以内部谈谈，何必把它写出去！"在吴晗的《学习集》出版后，邓拓在一次讲话中提到："我曾经劝告过吴晗，叫他不要把《说道德》的文章收进集子里去。可是他不听！这事还得惹麻烦！"毕竟是长期办报刊的老手邓拓诡计多端，油滑老练，比他的"兄弟"们警惕性高！可是，你们既然干了那么多坏事，岂能逃脱了"麻烦"！
一九六四年下半年，吴晗的两次《说道德》和《海瑞罢官》已经臭名昭著，形势显得很紧迫。要保护住"三家村"反党集团的全部车马将帅已经不成，这时，在导演者的直接指使之下，邓拓先以"金世伟"的化名写了批判吴晗道德继承论的文章，后来又在这篇文章的基础上，改头换面，以"向阳生"的化名发表了那篇臭名远扬的假批判文章，演出了"周瑜打黄盖"的丑戏。"三家村"反党集团有领导、有计划、有组织地且战且退了。
是谁给"三家村"黑店发了营业执照？
邓拓一伙的反党反社会主义活动，并不是偷偷摸摸地干的，他们并不是开地下工厂。很明显，他们的活动，肯定是有人指使，有人支持，有人庇护的。《前线》杂志是中共北京市委主办的理论刊物。令人不解的是，在国内外阶级敌人大刮黑风的时候，邓拓、廖沫沙和吴晗为什么能够在《前线》上连篇累牍、一期不漏地射出一支又一支毒箭，如果不是有谁在积极支持他们，他们能够这样做吗？
我们要问：是什么人，为着什么目的，存着什么野心，给"三家村"黑店发了营业执照？
对这些严肃的问题，必须做出回答！
我是一个曾经在《前线》编辑部工作过的人员，我感到有责任把我知道的"三家村"的一些内幕揭发出来，我也希望《前线》编辑部的其他工作人员中一切愿意革命的同志，都坚决地站出来，高举毛泽东思想的伟大红旗，同"三家村"的前台、后台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彻底决裂，大胆揭露他们反党反社会主义的罪恶勾当和阴谋活动。
我们一定要打垮"三家村"反党集团，一定要铲除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线，一定要彻底挖掉"三家村"的毒根。
1979年7月，中共中央批准了北京市委为“三家村反党集团”冤案彻底平反的决定。7月18日，北京市委发出文件，宣布为“三家村”冤案平反，全文如下:
关于“三家村”冤案的平反决定
一、文化大革命前，邓拓、吴晗、廖沫沙三位同志应北京市委理论刊物《前线》之约，撰写《三家村札记》；邓拓同志应《北京晚报》之约。撰写《燕山夜话》，以及吴晗同志写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等，完全是正常的。
他们的文章和著作，热情宣传了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贯彻了党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反对现代修正主义，资产阶级思想和各种歪风邪气，对广大干部、群众，特别是青年进行政治教育，向读者广泛介绍科学文化知识，作出了贡献。虽然他们的少数作品有缺点、错误，但大多数作品是好的，根本不是什么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大毒草。他们之间完全是正常的工作关系，他们各自的政治历史是清楚的。林彪、“四人帮”诬茂邓拓、吴晗、廖沫沙三同志是所谓“三家村反党集团”，并强加以叛徒、特务、反革命分子种种罪名，完全是出于篡党夺权的罪恶目的而有组织、有计划地制造的大冤案，应予全部推倒。经中央批准，决定撤销原中央专案审查小组办公室对邓拓、吴晗、廖沫沙三位同志所作的错误结论，恢复这三位同志的政治名誉；恢复邓拓、吴晗的党籍，恢复廖沫沙同志的组织生活；为林彪、“四人带”迫害致死的邓拓、吴晗同志举行追悼会，并发布新闻。组织专人负责清查被抄走的珍贵的书籍、文物字画、诗稿文稿和其他财物，退还本人或家属。
二、宣布北京市委1966年5月25日关于撤销《北京日报》、《北京晚报》、《前线》编委会和撤销范瑾同志党内外一切职务的决定是错误的。文件予以撤销，为上述单位和个人恢复名誉。强加于《<前线>发刊词》的一切诬陷不实之词一律撤销。
三、在林彪、陈伯达、江青、张春桥、姚文元和康生一伙的压力下，1966年4月16日《前线》、《北京日报》、《关于“三家村”和<燕山夜话>的批判》的“编者按”的材料是不实事求是的，宣布予以撤销。林彪、陈伯达、江青、张春桥、姚文元和康生一伙阴谋打倒北京市委，诬蔑4月16日‘编者摇”是“假批判真包庇”.“舍车马保将帅”等等，纯属诬陷不实之词，应予彻底推倒。
四、在报刊上组织文章，批判林彪、“四人帮”一伙诬陷邓拓、吴晗、廖沫沙三位同志的罪行，肃清流毒，伸张正气。
8月3日，《人民日报》报道了北京市委为“三家村反党集团”冤案彻底平反的消息，摘登了北京市委的平反决定。
9月5日和14日，邓拓及吴晗、袁震夫妇追悼会先后在八宝山革命公墓礼堂举行。邓拓妻子丁一岚撰写了挽联：“
山海风波心盟永忆，万家恨雪云际长明。”
胡绩伟：平生赢得豪情在：前《人民日报》总编辑、社长胡绩伟，在邓拓逝世二十年时写过一篇《平生赢得豪情在》，开头一段介绍了邓拓的工作和品格：
邓拓同志知识渊博，熟悉社会，下笔千言，倚马可待。他不是一个脱离实际脱离群众高高在上的指挥者，而是一个亲自动手主持编辑、写作和采访工作的实干家。他领导作风民主，平易近人，对干部循循善诱，平等商讨，虚心听取大家的意见。有个时期，报社几乎天天都受批评，我们常常出大小差错，但他总是主动承担责任，尽量保护干部的积极性。对于来自某些方面的责难和干扰，他常常一人顶着，独自排解；他忍辱负重，胸怀宽广，处之泰然。他体弱多病，仍坚持带病工作，常常通宵达旦。他在战争中腰椎受伤，经常带一个钢架子；他手脚整天出汗，越用脑子，汗流得越多，几乎一个钟头就换一块湿毛巾。真可谓是艰苦奋斗鞠躬尽瘁的典范。在他领导下，报社工作人员如鱼得水，心情舒畅，都能发挥自己的聪明才智。那时《人民日报》的同志同心协力，全心全意办好报纸而努力。《人民日报》的很多同志都认为，这个时期是《人民日报》历史上最令人怀念的欣欣向荣时期。
《邓拓之死》 袁鹰
岂有文章倾社稷，从来奸佞覆乾坤。——廖沫沙挽邓拓诗
（一）
1966年春夏之交，中国上空狂风呼啸，电闪雷鸣，压得人透不过气来。5月18日凌晨，邓拓含冤离世。那年他五十四岁，正是风华正茂的中年，就成为那场延续十年旷世大灾难的第一位殉难者。
整整一个春天，邓拓的心情都处在惶惑、愤懑以至震撼的状态中。从前一年冬天姚文元那篇批判吴晗的历史剧《海瑞罢官》文章刮起的狂风，越来越猛，明显地已经不是什么学术问题，而是对着整个思想文化界和北京市委了，不是传来毛泽东主席对北京市委所谓“独立王国”的严厉批评吗？他惶惑不解：北京市委就在中央身边，市委第一书记彭真是中央政治局委员和书记处书记，怎么可能“水泼不进”？岂非欲加之罪，何患无辞？接着，公开点了他的名，拿他的一些杂文随笔开刀，连篇累牍地批判他在《北京晚报》副刊的专栏《燕山夜话》和他与吴晗、廖沫沙合作在市委理论刊物《前线》上的专栏《三家村札记》，那种从字里行间断章取义、牵强附会、任意上纲、罗织罪名的卑劣手法，使他这个熟谙历史的人很快就想起明清两代那些令人战栗的文字狱。昨天，报上又有一篇戚某的文章，竟无中生有地诬陷他是“叛徒”，更使他热血上涌，头晕目眩。冷静下来，他不禁认真思索：自己历史上两次被捕经过，组织上早已作结论。这个戚某有什么根据将“叛徒”的帽子强加在他头上？工作的错误可以批评，文章的毛病更可以议论，职务也可以免去，但是，人格不能受侮辱，共产党员的尊严不能受侵犯，“士可杀不可辱”，古往今来许多仁人志士的崇高形象经常屹立在面前。他要用自己的生命维护尊严，留下清白。
这天晚上，他决定给党留下最后一封信。在下笔以前，他先执拗地要妻子丁一岚带着子女先离开家一段时期，说“家里有姐姐照顾我，不要紧”。让心情沉重的妻子先去安睡。然后展纸挥笔，向党倾诉，按自己的认识，认真分析自己被批判文章的背景和不足，不同意那些指鹿为马、颠倒黑白的诬陷。
……文章的含意究如何，我希望组织上指定若干人再做一番考核。《燕山夜话》和《三家村札记》中，我写的文章合计一百七十一篇，有问题的是多少篇？是什么性质的问题？我相信这是客观存在，一定会搞清楚的。
……我对于所有批评我的人绝无半点怨言。只要对党对革命事业有利，我个人无论经受任何痛苦和牺牲，我都甘心情愿。过去是这样，现在是这样，永远是这样。
作为一个共产党员，我本应该在这一场大革命中经受得起严峻的考验。遗憾的是我近来旧病都发了，再拖下去徒然给党和人民增加负担。但是，我的这一颗心，永远是向着敬爱的党，向着敬爱的毛主席。
我要离开你们的时候，让我们再一次高呼：
伟大、光荣、正确的中国共产党万岁！我们敬爱的领袖毛主席万岁！伟大的毛泽东思想胜利万岁！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伟大事业在全世界的胜利万岁！
就在他用生命的最后一息虔诚地山呼万岁的时刻，作为那场大风暴标志的“五一六”通知，正以中央文件名义飞向全国，打开了历史上空前规模的文字狱的大门。
十三年后，1979年8月，中共北京市委正式决定为“三家村” 冤案彻底平反。决定指出所谓“三家村反党集团”，并强加以叛徒、特务、反革命分子种种罪名，完全是出于篡党夺权的罪恶目的而有组织、有计划地制造的大冤案，应予全部推倒。决定下达后，全市人心大快，大家表示，一定要发扬社会主义民主、加强社会主义法制，决不能再让林彪、“四人帮”这类的野心家、阴谋家逞凶肆虐，决不能再让“三家村”这样的冤案在社会主义的中国重演。（见1979年8月3日《北京日报》。）9月7日，时任中共中央秘书长兼宣传部长胡耀邦主持，在八宝山革命公墓举行追悼会，郑重为邓拓平反昭雪。那天，我奉报社领导人之命，起草一副挽联，记得上联是“闽海波涛，长城风雪，三十年笔战生涯，何期奸佞逞凶，千古伤心文字狱”。
文字狱是中国封建社会专制主义统治下的现象。延至当代，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出现新的形式、新的手法。邓拓就正好撞到这个枪口上。
（二）
邓拓五十年代在《人民日报》时期的主要助手、前《人民日报》总编辑、社长胡绩伟，在邓拓逝世二十年时写过一篇《平生赢得豪情在》，开头一段介绍了邓拓的工作和品格：
邓拓同志知识渊博，熟悉社会，下笔千言，倚马可待。他不是一个脱离实际脱离群众高高在上的指挥者，而是一个亲自动手主持编辑、写作和采访工作的实干家。他领导作风民主，平易近人，对干部循循善诱，平等商讨，虚心听取大家的意见。有个时期，报社几乎天天都受批评，我们常常出大小差错，但他总是主动承担责任，尽量保护干部的积极性。对于来自某些方面的责难和干扰，他常常一人顶着，独自排解；他忍辱负重，胸怀宽广，处之泰然。他体弱多病，仍坚持带病工作，常常通宵达旦。他在战争中腰椎受伤，经常带一个钢架子；他手脚整天出汗，越用脑子，汗流得越多，几乎一个钟头就换一块湿毛巾。真可谓是艰苦奋斗鞠躬尽瘁的典范。在他领导下，报社工作人员如鱼得水，心情舒畅，都能发挥自己的聪明才智。那时《人民日报》的同志同心协力，全心全意办好报纸而努力。《人民日报》的很多同志都认为，这个时期是《人民日报》历史上最令人怀念的欣欣向荣时期。
我就是在那个“最令人怀念的”时期踏进报社大门，迄今已有五十余年了。
1953年元旦才过两天，报社人事科通知我们四个刚从上海《解放日报》调来北京的人，说邓拓同志晚上要同我们谈工作。我们听了有点惊讶，几个普通编辑记者，只须人事科通知到分配的部门报到上班就是，何用总编辑亲自谈话？晚上，不免惴惴不安地走进他的办公室。邓拓给我们的第一个印象，是一位温文儒雅的学者。他让我们坐下，开口就为年前因工作忙未能在我们到北京第二天就见面表示歉意，接着就用商量的口吻一一征询我们对工作岗位的意见。总编辑和蔼可亲、平易近人，对我这样初到中央机关工作的人，尤其感受到一阵暖意，把窗外的严寒忘得一干二净。这件小事，至今还历历在目，想起当年同时去见总编辑的刘时平、钦本立、顾小岚三位，都已先后去世，不禁凄然。
我分配在文艺部（那时称文艺组）担任编辑，分工主管的副总编是林淡秋。五十年代初报社在王府井大街前《华北日报》旧址，京城的平房大院，各部办公室分散，因而很少见到邓拓，不过常常从一些老同事口中听到对这位总编辑人品、风格和才华的赞美。他肩负重任，辛苦勤劳，兢兢业业，任劳任怨；在与报社同事相处中，坦诚恳切，毫无领导架子，即使要公务员、通信员办点事，也总说“请你帮我”如何如何。报社从副总编辑到司机、公务员，一律称他“老邓”，少数刚来的称“邓拓同志”（这个习惯一直延续到八十年代末，对领导人都以“老×”或同志相称，从来不称职位）。1954年盖了四层楼，编辑部办公室都集中在楼上，才有机会常见到他。有时在楼梯上相遇，他必定客气地打招呼问好，起初有些年轻同事不好意思，慢慢地也习以为常。有一回还闹过将两位身材矮胖的中年女同志名字弄错的小误会，成为善意的笑谈。
邓拓从抗日战争一开始就在晋察冀根据地编报纸，但他一直不脱文人本色，具有中国正直学者的品格和本色。他不好虚名，淡泊权位。五十年代中华全国新闻工作者协会刚成立时，要他担任主席，这本来只是个名义并非实职，但是他认真地一再坚辞，要让具有更多新闻工作经验的老同志担任，后来只是由于中央决定，并以苏联记协主席历来由《真理报》总编辑兼任为例，才定下来。1956年党的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原来已安排他为中央委员候选人，他得知后一再给中央领导同志打报告，恳切要求换掉他的名字，让给别人。这样的品德和风范，现在哪里还能见到？这是他的品德和素养使然，绝不是故意作秀、矫揉造作。那些年，报社大楼里确实是一片融洽相处、团结和谐的气氛，虽然也有过几次全党全国统一部署的政治运动，但还比较和风细雨，不似后来丁酉“反右派”斗争那样剑拔弩张，伤害同志，这同作为报社最高领导人邓拓的稳重平和有关，老同事们如今回想当年都依然不胜神往。
（三）
就是这样一位忠贞勤恳、鞠躬尽瘁的邓拓，1957年春天猝逢厄运。毛泽东主席忽然大发雷霆，以“按兵不动、不积极贯彻中央精神”为名，当众斥责他“书生办报”、“死人办报”，“同中央唱反调”等等，忽而挪揄他是汉元帝，忽而辱骂他“占着茅坑不拉屎”，忽而又鼓动部下造他的反。态度之严峻，措辞之凌厉，确是闻所未闻，也是《人民日报》创刊以来从未遇到过的大事。而实际情况只是他对当时所谓“引蛇出洞”的阳谋不甚理解或者不无反感，因而行动上有所踟蹰，不料竟遭到如此严厉的训斥。一时报社大楼里人心惶惶，仿佛春天里刮来一阵寒风。这位对党对革命从来忠贞不二的老共产党员，为了顾全大局，只得忍气吞声，再三作违心的检讨，并且请求辞职。但未被批准，仅由代表中央主管《人民日报》的胡乔木来报社在一次小型会议上顺便宣布“《人民日报》实行社长制，邓拓同志担任社长，吴冷西同志担任总编辑”。
邓拓虽然处在名义上是社长、却无编报大权的位子上，依然一贯地“不以物喜，不以己悲”，每天来上班，认真工作。就在社会上响应中共中央开展整风号召到处“大鸣大放”的5月初，给我们副刊拿来一篇杂文《废弃“庸人政治”》，他以某县给农民下命令把全县的棉花在同一天打尖和机关人事工作的官僚主义为例，批评“我们有的同志，不知为什么，天天忙忙碌碌，做出一些大可不必做的事情，他们不管对什么都不肯放手，都要抓，而且抓得死死的”。他说：假若一定要把这些都说成政治的话，那么，这只能说是“庸人政治”。“凡是凭着主观愿望，追求表面好看，贪大喜功，缺乏实际效果的政治活动，在实质上都可以说是‘庸人政治’。这种庸人政治除了让那些真正没出息的庸人自我陶醉以外，到底有什么用处呢？”文字朴素，语气平和，不似那些日子其他杂文慷慨激越、尖锐犀利。可惜在滔滔者天下到处可见庸人、庸官的时代，“一士谔谔”的逆耳忠言，有多少人能听得进去？
这是邓拓给《人民日报》副刊的第一篇杂文。到了“三分天灾、七分人祸”的三年困难年代，又写了一篇《从借书谈起》，借清初学者袁枚的《黄生借书说》一文中说到贫寒文士读书之难，皇家和富贵之家藏书无数，“然天子读书者有几？富贵人读书者有几？”从而引出一个真理：占有得多不等于利用得多，许多几乎一无所有的人常是用心最勤的人。“为了优越的条件而自满，而骄傲，结果只能引导到失败。胜利是永远属于那些在困难中不但不低头、反而发愤图强的人们。”
邓拓学识渊博，是位历史学家，对明清以后的历史更有专长，是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委员。他说过新闻工作就是治当代史，希望报社编辑记者都应该研究历史，更应该以史为鉴。我自己就曾不止一次受到这种教诲和要求，他说，你不要只关心文艺，更要多读历史，最好能有计划地读完《二十四史》。很惭愧，我虽然对近现代史有兴趣，但从未认真钻研，读书也是兴之所至，胡乱翻阅，到现在也未能完成邓拓同志的要求，深负他的期望。1958年他到我们文艺部来蹲点，用当时的说法是“种试验田”，参加文艺部的工作会议时，很少谈文艺，除了关心杂文外，也不管具体选题，而是鼓励大家博览群书，利用报纸工作的条件，多读书，多充实自己，说这是副刊编辑的起码要求。同时要开阔视野，同各方面人士交朋友，依靠各方面专家办好报纸。勤恳真诚、推心置腹的言谈，文艺部一些老同事至今还记得很清楚。
（四）
邓拓是杰出的历史学家、新闻家、杂文家、书法家，但我以为他的气质仍是一位诗人。从青少年时代直到去世前几个月，三四十年间写了大量诗词，有的潇洒飘逸，有的浑厚深沉，但都是一往情深，真挚感人。比如当年《晋察冀日报》社有位来自武汉年轻有为的记者司马军城，也是一位有才华的青年诗人。1942年随报社一批同志到冀东工作，在长城以南、滦河两岸游击区办报。邓拓同他情谊很深，在司马去冀东前，曾写诗为他送行，有“山中学道飘青鬓，火里抟金见至情。离乱旅途天野阔，轩昂战纛日边明”之句。1943年，司马军城给邓拓来过一封信。青年诗人从滦水边向西遥望燕山深处，意气风发地写道：“你看，朝晖起处，即我在也。”信到不久，就传来了他在敌人包围中壮烈牺牲的噩耗。邓拓展阅来信，夜不成眠，含泪写了一首挽诗：
朝晖起处君何在？千里王孙去不回。
塞外征魂心上血，沙场诗骨雪中灰。
鹃啼汉水闻滦水，肠断燕台作吊台。
莫怨风尘多扰攘，死生继往即开来。
这首挽诗，既有忧伤，又有怀念；既有哀悼，又有誓言；如怨如诉，可歌可泣，通篇都倾注着革命者对战友的深厚情谊，至今读了还是感人至深。
1948年6月，《晋察冀日报》奉命终刊，同晋冀鲁豫边区的党报合并为《人民日报》时，邓拓作为《晋察冀日报》负责人写过一首诗：
毛锥十载写纵横，不尽边疆血火情。
故国当年危累卵，义旗直北控长城。
山林肉满胡蹄过，子弟刀环空巷迎。
战史编成三千页，仰看恒岳共峥嵘。
战争年代，邓拓是党报负责人，十年间“战史编成三千页”，他的诗也都是“昂扬士气，激励民心”的战鼓。即使是写给丁一岚的情诗里，也一样能听到金戈铁马的鼓声和革命战士的心盟：
忆自滹沱河畔游，鹣鹣形影共春秋。
平生足慰齐眉意，苦志学为孺子牛。
久历艰危多刚介，自空尘俗倍温柔。
六年血火情深处，山海风波定白头。
建国以后，他的诗情更如春潮汹涌。大量诗篇，都是忠实地记录党率领人民进军的步伐，记录时代的进程，为新生事物唱赞歌。祖国的山川风物，各行各业的英雄模范，千年文物，一代新人，都进入了他的诗句。报纸工作繁杂，他不大有空暇经常到外地去，但只要有机会，就一定会让我们读到新作。他好似一位行吟诗人，一路走，一路唱，写的是亲身所见所闻，是人民喜怒哀乐。五六十年代的一些重大决策和措施，现在看来，未必成熟，甚至是走了弯路。但在当时，确实是撼人心魄的。而诗人邓拓，在短暂的旅途上，总是热情洋溢地赞美壮丽的山河和群众的力量，讴歌出土的春苗。诗篇中常常出现普通劳动者和基层干部的名字。他同这些同志素昧平生，但是听到他们的先进事迹，就毫不犹豫地挥动诗笔。
我还记得，1958年2月中旬的一个晚上，我在办公室接到邓拓的电话，他几乎是哽咽着低声说：“黄敬同志去世了，我正在写一首诗，你请收发室来取吧。”收发室同志到他家时，他正好撂下笔。这首同样真挚感人的挽诗，第三天在《人民日报》副刊上发表了：
千里飞魂入梦惊，寒窗猛忆故人情。
五台烽火连天壮，四野战歌匝地鸣。
往事廿年归史传，心香一瓣吊忠贞。
新潮今日方高涨，革命长征又一程。
这首挽诗，对老战友的哀悼痛惜之情，溢于言表。回顾当年，瞻望未来，又充满了对革命事业取得更大发展的信心。他怀念战友，也正是为了并肩作战，像几十年来的风雨历程那样，跨上新的征程。如今捧读此诗，不能不沉痛地感到后面几句恰是我们此刻缅怀作者本人的心情。
作为一名文艺编辑，我至今念念不忘的，是他那许多由于报纸宣传需要而写出来的急就章。一个重大的政治事件，一些重要的节日，报纸往往需要组织相应的版面，包括文艺副刊。这类约稿，时间紧急，常常不容作者反复推敲。因此有些作者视为畏途，也不愿意或不屑于撰写这类诗文。但也有不少作者是满腔热情地、诚心诚意地支持报纸的宣传，乐于写“遵命文学”的。邓拓离开报社去北京市委以后，我们还保持着经常的联系，有什么要求，写封短简，或者打个电话，一般都是有求必应，按期交稿。元旦或春节的副刊版面，要登一首词，而且最好用《庆春泽》、《东风第一枝》、《春风袅娜》这类不常用的词牌（纯粹因为词牌这个“春”字），按说实在有点违反常情，不符合文艺创作规律。但是邓拓理解我们当副刊编辑的用心，总是欣然命笔。他的这些诗词未必首首都是艺术珍品、不朽杰作，但作者饱满旺盛的政治热情和火热的诗心，是我们经常感动和赞许的，到今天也依然值得大大发扬。急就章必定是粗糙的？未必。邓拓的这些“急就章”大都收在他的选集里，读者和评论家们可以自己来细细鉴评。精雕细刻出来然而苍白无力、缺乏生命力的作品，不也比比皆是吗？时代的需要，人民的需要，就是对鼓手和歌手的召唤。
（五）
我要以特别浓重的伤感提到邓拓全部诗作中有非常意义、也让报社许多老同事至今难忘的一首诗：《留别人民日报诸同志》。
1959年初，他正式调离报社去北京市委担任书记处书记。2月的一个下午，报社举行全体工作人员大会。他在讲话时念了一首诗：
笔走龙蛇二十年，分明非梦亦非烟。
文章满纸书生累，风雨同舟战友贤。
屈指当知功与过，关心最是后争先。
平生赢得豪情在，举国高潮望接天。
他一句一句念着，有的略加解释，如念到第三句时，他说前几天还有位老同志说他“书生意气未能无”，语气间有点自责，也有点自信，却一字不提两三年前那个“书生办报”的斥责。他在台上神态安详，感情真切，一如十年来多次在这讲台上作报告时一样，只是声调中略带着一点惆怅情味。我们坐在台下，静静地聆听着，却是心事如麻，感慨万千。我反复吟咏、咀嚼这首诗，尤其是“文章满纸书生累”这七个字，感到五味俱陈，这不是一般的应酬诗作，很有点像前人评诗中用过的“深情绵邈，寄托遥深”八个字。
欢送会刚散，报社内部小报《编辑部生活》的编辑就追到二楼邓拓办公室，他立即挥毫把那首诗写下来。两天后，小报登了这首诗，手迹也制了版，好心的编辑还将它印了许多单幅，许多同志将它压在自己办公桌玻璃板下，朝夕相对。几年后，狂飚骤起，大量的污水泼向邓拓的时候，林彪、江青一伙的党羽中有一名刀笔吏不知从哪里看到这首从未公开发表的诗，喜出望外，立即作为重要罪证引入文中，说它通篇都散发“反党情绪”。不少同志含着眼泪把这珍贵的手迹烧掉，也有个别人跟在文痞后边向它吐唾沫，但它却更深地留在许多同志的心头。一想到它，邓拓同志那清癯文雅的书生姿影，就来到我们面前；那略带福建口音的娓娓声调，就响在我们耳边，跟着也就会有一阵揪心的悲痛。
七十年代末，报社从车水马龙的王府井大街搬到东郊金台西路原北京机械学院旧址，是个占地三百亩的大院。办公场所顿时屋敞窗明、阳光充足，社长、总编辑的办公室自然比原来更加宽大。每天在大院树荫下来来去去，我常想要是邓拓活到雨过天晴、全民奋起的新时期，还不到七十岁，每天徜徉在绿树红花的大院里，坐在绿满窗前的书案前，读书撰稿、审阅大样，闲时挥毫泼墨，会平添多少灵感和诗情啊！抚今追昔，大家感慨良多。有些同志建议在编辑部楼前草坪上建一块邓拓的诗碑，镌刻他那首《留别人民日报诸同志》的诗，老记者陈勇进同志特别热心，四处张罗，并且具体找到了石料和石工，我也是竭力赞同的。可惜后来不知为了什么原因，终于未能实现，实在是件憾事。但是，他的丰碑立在所有《人民日报》老编辑、老记者、老工作人员心里，立在所有熟悉他、热爱他、仰慕他的正直善良的人民心里。2002年3月出版的五大本《邓拓全集》，凝聚了他毕生心血，不正是一块永放光辉的丰碑吗？“文字狱”的教训，更让我们刻骨铭心，那是由邓拓和成千上万忠诚正直的知识分子的生命、智慧和才华凝成的啊！
就在那次欢送会的当晚，在报社食堂举行一次小型会餐饯别。尽管他并没有远行，北京市委的办公楼同报社不过一箭之遥，但大家想到他不再能同我们朝夕相处，总是有点依依不舍。我端着酒杯走到他身边敬酒，邓拓从座位上站起来，握住酒杯笑着说：“我不会喝酒，你写一首诗给我吧。”我嘴里答应“好，我一定写”，心里也的确想写，而且步他的原韵，可是一直没有写出来。这一蹉跎就是二十年，二十年后写出来，却成了一首挽诗，再也不可能送到邓拓桌上请他“阅正”了。
血海冤沉不记年，星霜历历付云烟。
峥嵘气节追高范，锦绣才华迪后贤。
劲骨遭残宁愿折，蛾眉见嫉敢争先？
诗魂今日应无憾，泪溢银河注九天。
邓拓夫人丁一岚访谈录《邓拓自杀的前前后后》：
"三家村"无非就是一个导火线
文化大革命这场历史浩劫最早的牺牲品就是写作《燕山夜话》和《三家村札记》的邓拓、吴晗、廖沫沙，他们所写的知识性强、文笔生动、针砭时弊的文章，被称作是向党和社会主义射出的"一支支毒箭"。抛出"三家村"，成为引发文革的导火索。
最初是批廖沫沙的《有鬼无害论》，那时还没有和‘文化大革命’联系起来，然后，就是1965年开始的对吴晗《海瑞罢官》的批判。
当时，毛主席大讲海瑞，所以，有些领导人就示意吴晗写关于海瑞的剧本，吴晗接受了中央的要求写了《海瑞罢官》，但后来居然变成吴晗借此反党了，我们都觉得实在是有点冤屈吴晗。当时北京市委是想保护吴晗的，希望能把事情说清楚。所谓文化大革命，就是从文化这上面挖，那时候，邓拓、吴晗、廖沫沙他们3个人给北京市委的机关刊物《前线》写专栏，题目叫‘三家村札记’，最后把邓拓的《燕山夜话》也连上一块批判，这3个人就这样被捆在了一起，就成了‘三家村反党集团’。1966年报上公开提出，没有人支持，他们3个人怎么敢于这样进行反党活动？他们背后还有人，得挖出来。大家也逐渐看清楚了，其实这‘三家村’无非就是一个导火线，而真正它的目标是后面的北京市委，而北京市委后面又是彭真、少奇同志和周恩来总理，他们对于国家建设的意见是比较一致的，所以，批判"三家村"的矛头是对着刘、周，就是从‘三家村’这条线转过来的。我们总还以为批判一段时间就结束了，我记得杨述（文革前曾任中共北京市委宣传部部长，北京市高教党委书记，韦君宜的丈夫）同志去看邓拓，邓拓说，嗨，好好检讨吧，有一年也就过去了。杨述还说，哎呀，我怕一年还结束不了，恐怕得两年三年。所以大家总还想着这是一段时间的理论斗争、政治斗争，然后结束了嘛，也就完了，最后，根据过去的经验还有一个甄别平反，但是没有想到这场批判后来发展到那么残酷，简直不讲任何道理，并且还引起全国的混乱以及武斗。"
直到1966年初，中央点名批评北京市委对"三家村反党集团"是假批判、真包庇，邓拓可能才真正明白他和他的两位朋友在这场党内政治斗争中扮演的角色。早在1956、1957年，毛泽东与刘少奇、周恩来在关于国家经济建设的诸多问题上有过严重分歧，邓拓也是在不知不觉中被扯进党内高层领导之间的斗争。
毛主席为什么批邓拓
"当时邓拓是《人民日报》的总编辑，少奇同志要求《人民日报》发表社论，既不要左倾盲动，也不要右倾保守。当然，按照少奇同志的意思，主要是以反左反冒进为主。
这篇文章作为社论必须要经过总编辑发稿的，邓拓很明白，毛主席是不同意发表这样的文章的，所以夹在中间很为难。社论大样送到毛主席那里，毛主席批了一句：我不看了！这么重要的社论都是要经过毛主席批准才发表的，毛主席批了个我不看了，这意思也很明显，就是不同意社论的观点。因为以前发社论同意不同意，毛主席看完以后都会发表意见。但他这次也不是说‘我不看了，你们就去发’，不是这个意思。"
面对毛主席退回来的社论大样，邓拓陷入冥思苦想。你说发了吧，毛主席不同意。不发吧，少奇和总理那边又没法交代。邓拓本人也同意社论观点。想来想去，最后还是决定发表这篇社论。可是，他毕竟还是书生气十足，原来社论是４号字，他改成了５号字，想着字小一点，这样可以避免特别醒目，引人注意，其实这无济于事。因为这件事，毛主席对邓拓很不满意，就批评他是：书生办报。"书生办报"是缘于这里。
说邓拓是"死人办报"是从反右开始的。毛主席要钓大鱼，让《人民日报》刊登一些批评党和国家的比较尖锐的文章，不加任何按语就登出来。邓拓认为党的机关报这样登不妥，影响也不好，就还是在这些文章上加上了按语登出来。这样做不符合毛主席的那个钓大鱼的思想了，把"阴谋""阳谋"稍微暴露了一些，所以，毛主席又说邓拓是"死人办报"。有了毛主席的这两句话，邓拓就没法再在《人民日报》干下去了。邓拓跟毛主席的路线和做法都跟不上，他也理解不了，最后连总编辑也给撤了，邓拓本人也要求辞职。有了这些历史上的原因，等到最后"三家村"的问题拉出来的时候，邓拓也觉得在劫难逃了。
"大参考"被收走
邓拓带着毛主席的两句评语："书生办报，死人办报"，离开了《人民日报》，回到北京市委。他终究还是一个文人，他离不开他所热爱的写作，他用杂文的形式，写一些对现实有针对性的文章，这些杂文很多是批评当时不实事求是的作风、缺乏民主的作风和官僚主义作风的。像《一个鸡蛋的家当》、《"推事"种种》等等都是借古喻今。这些文章在《北京晚报》周二、周五刊登，为他赢得了巨大的声誉，也招来了最后的杀身之祸。邓拓的这段沉浮，似乎并没有使他和丁一岚认识到政治斗争的残酷无情，否则，他就不会写出《废弃"庸人政治"》这样尖锐辛辣的文字。
当今天重读这些文字，我深深地钦敬邓拓的勇气和犀利。而丁一岚没有想到，几年后，她将和邓拓一起，再次被贬斥出革命的阵营。
"批吴晗的时候，我们就考虑到要批邓拓了；他保吴晗也没保住。１９６５年底、６６年初，在北京范围内党内就批邓拓了，北京市委不能不批邓拓。因为已经在内部点了北京市委的名，说北京市委包庇反党集团。大家都是组织纪律性很强的嘛，北京市委能不执行党中央的意图吗？大概在批判邓拓以后不久，北京市的领导彭真、刘仁同志就受到批评。我们也已经知道，这一场批判真正的对象是谁了。
当时担任北京市委书记处书记的邓拓被停止了工作，他一直呆在家里期待着有一天能向党说清楚自己的创作思路、写作意图。他实际上已经没有了人身自由，家里的警卫员，这时已经成了监督员了。曾经是温馨而热闹的家，变得静悄悄，父子相见，都默默无语。
邓拓的孩子一直受党的教育，都非常热爱党，相信党。可报上说他们的爸爸是反党集团分子。在孩子们眼里这可是最坏的人，是最肮脏的。可他们又不愿意相信，一向那么温柔、那么爱他们的爸爸怎么会是反党分子？我又不能跟他们解释，说你们爸爸是无辜的，我怕他们在外面这样说会惹出什么乱子。可你让我说，爸爸是反革命，我又于心不忍。每次孩子们走过爸爸的书房都踮着脚，轻轻地，轻轻地，怕碰见爸爸，不知说什么。邓拓一向非常爱孩子，他怕孩子们为难，也尽量避着孩子，装做没看见他们。只有我知道他心里有多难受，他多想像从前一样和孩子们说说话，聊聊天。"
孩子们对父亲的怀疑，令邓拓心如刀割，发生在４月的这件事，对于邓拓来说又是一次沉重的打击。丁一岚回忆说："虽然邓拓没有工作，但新华社编的内部‘大参考’还是按时送到我们家里，当时每个市领导都有一份。４月的一天，市委机关忽然来了几个人到我们家，没有跟邓拓做任何解释，就把我们家的‘大参考’全部都收走了，还说以后不再送‘大参考’给邓拓了。邓拓问为什么，他们说这是上级的指示，具体什么指示也没说。邓拓有点激动，希望今后还能看到‘大参考’，来人也不理会他，拎着那些‘大参考’就走。邓拓跟在他们身后还在说：能不能继续把‘大参考’给我一份。那些人走了以后，邓拓一直坐在书房里，一句话也不说。"
一本"大参考"，在许多人眼里它不过是党的高级干部的一种待遇，但处在全国上下批判"三家村反党集团"的声浪中，邓拓把这本"大参考"当成是一种象征，一种党仍然信任他、认可他的象征。他在极度的孤独和痛苦中抓住这根救命的稻草挣扎着、希冀着。现在这个象征不复存在，而它透示着某种更为严酷的信息。虽然邓拓没有向任何人吐露他此时的心迹，但我们可以想象，一直在家中等待转机的邓拓接受这个事实的痛苦与绝望。在承受了许多这样的打击之后，他正一步一步向绝望的深处走去，最后，他选择了死。
被烧毁的究竟是什么
从５月８日开始，北京各大报公开批判《三家村札记》、《燕山夜话》，深挖"三家村反党集团"幕后的人物，全国各地也在传唱一首童谣："邓拓、吴晗、廖沫沙，一根藤上仨黑瓜"。５月１６日，戚本禹在《人民日报》发表文章说已经查明邓拓是叛徒，不管邓拓背后的支持者是谁，都要一挖到底。在党报上刊登这样一篇文章，对邓拓是致命的一击。邓拓觉得党彻底不信任他了，他只能以死来证明他的清白、他的忠诚。丁一岚理解邓拓最后的选择：
"说邓拓是叛徒，邓拓不能忍受，因为《人民日报》是党报，党报这样宣布，邓拓说，是不是党对我做了什么结论了。其实后来在复查时才知道这是毫无根据的，可是那个时候他们是代表党啊。在那种情况下，压力大，因为处在了和党对立的这么一个位置上。你要让他跟敌人斗，跟国民党斗，跟日本帝国主义斗，他有百分之百的信心坚持斗争。邓拓1930年就参加共产党了，为党做过很多地下工作，还被捕过，在监狱里跟敌人进行过不屈不挠的斗争。抗战８年，解放战争３年，在敌后背着机器，坚持为党出报纸，敌人进行‘梳篦式’扫荡，他都坚持出报。那时候经常好几天都吃不上一顿饭，多少枪林弹雨他都挺过来了，因为党相信他，边区政府支持他。可现在呢，党宣布他是一个叛徒。他对面是共产党，是他一向信仰和遵从的党组织。他还要面对那些并不了解真实情况的所谓的革命群众，他成了人民的敌人。这跟过去战争年代的斗争完全不一样，这个他不能忍受。我觉得，一个对党非常忠诚的人，绝对不能忍受。"
1966年5月18日，对丁一岚来说是一生中最黑暗的一天。
"我们家是三间房，我和邓拓分开住，各住一间。第二天早上，我去他房间，发现他已经去世了，全身都凉了。那时候，他有很多病，身体很不好，经常写东西，手出汗很多，写东西他总用一块手绢擦汗。我拿到他这个手绢，那手绢都是湿的，他当时写遗书时，心里有多么难过，就这样走了。我当时也不敢失声痛哭，家里还住着警卫员呢。邓拓临死之前，放在桌上一个信封，里面装的好像稿纸，上面写着让我立即给这个东西销毁。我看见这个信封，让我马上销毁，哎呀，那时候我都想不出该怎么办，又怕惊动了警卫员。那时，邓拓的姐姐在我们家里，所以，我就急急忙忙地给她叫起来。我说，现在有这么个东西，要马上销毁，然后，我们俩就嘁哩喀喳地连剪带撕地弄碎，扔到厕所，还有澡盆里，拿水冲掉了。当时不敢烧哇，怕出火光，怕有味，可我就没看看销毁的是什么，是稿纸，那么一叠，字都朝里，我都来不及看了，我就想着，在警卫员醒来之前，我得处理完。所以，我后来一直不知道销毁了什么东西，我想来想去，我帮他销毁的这个东西可能是他遗书的底稿。你说我怎么就那么马虎，没有看一眼就销毁了呢？我一直为这件事责备自己。"
这是多么凄怆、令人心碎的场面。一边是没有亲人守候的邓拓的遗体，一边是妻子和姐姐为销毁他的遗物而心惊胆颤地忙碌。丁一岚在朋友和同事的眼中一直是非常坚强的，她的确非常坚强，因为她必须坚强。
孩子很久都不知道邓拓自杀
在通知北京市委来人之前，丁一岚有时间可以端详一下自己风雨同舟３０年的丈夫。"我总觉得他生命中最后的一段日子，生活得太苦了。一个人怎么能够忍受全国几亿人的谩骂，到最后被组织上宣布是叛徒，我觉得没法活下去。
所以，我也有这个想法，真是活着不如死了好。看见他那么平静地躺在那里，我跟他说：‘你走吧！安安静静地走吧，你什么声音也听不见了，这是最好的解脱。’"
这是怎样的一种生离死别呵！
"北京市委已经调整了班子，他们决定不许把邓拓去世的消息公开出去，凡是在场的人都要绝对保守秘密。邓拓死的时候，家里的孩子都不在家，连我的孩子也不让知道。第二天，他们又来我家抄东西，很客气，说按党的规定，邓拓的书信、照片、作品都拿走，邓拓的秘书和他们那儿秘书处的都来了，邓拓给我有一封遗书，是很小的一张纸，就说对不起我，他这样做也可以让我和孩子解脱了，免得我们再因为他受到什么痛苦。使我感到最难受的是，邓拓给北京市委写了一封遗书，写完了搁在枕头下面了，翻了一阵才翻出来，他们当时就拿走了，也没给我看。"
邓拓去了，虽然对他和"三家村"的批判并没有停止，而且愈演愈烈，但他却以自己的方式结束了所有强加在他身上的诬蔑和屈辱。他并不知道，吴晗在文革中被毒打致死、廖沫沙长期被监禁。
邓拓的死，并不如他所期望的那样使亲人们得到解脱，痛苦依然绞着丁一岚的心。
"在文化大革命１０年，我真觉得难熬得很，比抗战８年还难熬。我在我们机关里，有５年时间没有一个人跟我说话，绝对的孤独，绝对的寂寞。我是绝对忠实于党的决定的，所以，很长时间我没跟我的孩子说，爸爸已经死了。我对孩子绝对保密，这样的处境对我来说非常困难。孩子也不问，他们也很怕爸爸在家，怕见到爸爸。一直到两年以后，外边已经传开了，说邓拓已经死了，孩子们才回来问我，因为我一直跟他们说爸爸住院了，他们也不希望爸爸回来，怕红卫兵来家里闹，孩子们的精神负担很沉重。结果外面已经传说爸爸死了，那时候，咱们的报纸习惯说，‘谁谁谁带着花岗岩的脑袋见上帝了’，‘花岗岩脑袋’就是顽固不化，那就是说这个人死了。孩子们从外面听说了，回来问我，我还是先请示了北京市委，我能不能跟我的孩子说邓拓已经死了，才敢跟孩子们说，爸爸已经死了。孩子们都非常爱党，相信党，党的报纸说爸爸是叛徒，他们再也不愿意理爸爸了。可后来，他们被人家骂成是狗崽子，他们亲身遭遇了许多的不公正，有些事情他们慢慢就清楚了。我教育他们要爱党爱群众，他们跟我说，我们爱党，但党不爱我们。这是事实，他们下乡插队多年，想去工厂、上大学都不批准，就是因为他爸爸的问题，孩子们说这样的话，我总是很痛心。"
每年5月18日，丁一岚都给邓拓写一封信
最让丁一岚痛心的是，邓拓的骨灰不知道存放在哪里才最安全，放在家里肯定不行，红卫兵随时都可能来抄家批斗。最后，她和邓拓的哥哥商量，把邓拓的骨灰放在哥哥家里。
邓拓的哥哥当时在中科院，邓拓父母的骨灰一直存放在他哥哥家中，他们将二老的骨灰合在一个坛子里，空出来一个藏着邓拓的骨灰。从表面看，两个坛子安放的还是邓拓父母的骨灰，经过这样一番伪装之后，邓拓的骨灰才得以平安地躲过文革这场浩劫。若是邓拓父母在天有灵，得知他们死后仍能保护爱子遗骨逃过劫难，不知二老感到的是悲恸还是欣慰。每年５月１８日，丁一岚只能一个人默默地祭奠邓拓，她总是给邓拓写一封信，告诉他这一年里她和孩子们的情况，就像邓拓活着时，他们夫妻谈着的那些家常话。她也向他倾诉自己的孤独和困惑。写这信时，她仿佛感到自己不再那么孤立无助了。然后，她划着一根火柴，把信点燃。每一年，她都按时给邓拓寄出这样一封信，她就是用这样一种方式和丈夫交流着情感，联系着两个世界。
"书生习气不可无"
每一个从文革走过来的中国人，都不会忘记1976年那个金秋10月，祸国殃民的"四人帮"终于沦为人民的"阶下囚"。可是满目疮痍的中国仍然背负着数不清的冤假错案，从国家主席、开国元勋，到基层干部群众，受害面之广前所未有，"叛徒、特务、走资派、反革命"这类莫须有的罪名，依然束缚着成千上万的人们。从1978年陆续展开的平反冤假错案工作，给丁一岚带来了新的希望，她希望邓拓的问题能够尽快得以复查。"那时我也不敢提这个问题，我得摸清楚情况才敢提。我遇到一个从前认识的同志，他说，《人民日报》的领导很关心邓拓的问题，你写个材料吧，我们那里有一个内部刊物送中央的，把你写的材料印在上面，这样，政治局的一些同志都可以看到。我后来就写了这个材料，登在那个内参上，中央就批示让组织部的专案复查小组复查，这才开始复查邓拓的问题。79年初复查时，他们分析问题受‘两个凡是’的影响很大，很多问题都是从这个角度提出来的。一个一个问题查，我就跟他们辩论。邓拓有一枚图章，上面刻着‘书生习气不可无’。这句话，文革时就批判过，说邓拓是抗拒毛主席的批评。毛主席说他是‘书生办报’，他有抵触情绪，就刻了这个图章。复查的时候，那些人还追问我，这个图章是什么时候刻的，是在毛主席批评他之前、还是之后刻的，就连这样的问题都还在抠唆。哎呀，争来争去，算是给邓拓平反了。给了一个结论，很简单的几行字，写邓拓、吴晗、廖沫沙３个人都不是反党，所有被株连的人都撤销对他们的处分，写的就这么简单。"
拿到这张只有几行字的平反结论，丁一岚提出了一个要求，希望能看一看邓拓13年前写下的遗书。
"最后，他们同意我到资料室去看邓拓档案里的遗书，隔13年，我才看到遗书，这时，我真是忍不住了，在档案室里大哭了一场。邓拓的遗书写得非常动人，是写给北京市委的，整个叙述他的写作目的和他被捕的经过。他说，我的写作问题，完全是我个人负责，跟北京市委没有任何关系，因为我的稿子市委并没有审查。后来为了邓拓的追悼会怎么开，也争论了很长时间。甚至追悼会的悼词他们也没有让我先看，可能怕我有意见吧。后来北京市委有一个同志跟邓拓很好，他给我看了悼词，结果他们限定这个追悼会不能超过600人，还是要处级以上干部。很多人都对这个限定有意见，我也有意见。我说，当时跟邓拓他们一起搞《三家村札记》的编辑，哪有处级干部，这些编辑后来都受株连了，受到很大的打击，现在连追悼会都不让他们参加，这对这些同志是不公正的。我自己在电台打印了一个讣告，印了一百份，寄给我们的一些朋友。开追悼会那天，很多人都去了，有1300多人，人太多了，八宝山的纪念堂里根本站不下，大部分人都站在外面。幸好把邓拓的遗像做了两个，一个摆在会场里，一个摆在外面。我想，那些站在外面的同志，那么多年没见过邓拓了，看一下遗像也好呀！"
我们今天重述这些饱含血泪的往事，并不仅仅只是把它作为一段黑暗历史的见证，而更多的是为了我们能从昨天的历史中捕捉到一些真谛，使我们能够在现在和将来不会再重复昨天的黑暗。丁一岚的话耐人寻味："我觉得文革从整个人类来说也是一大悲剧。"
采访丁一岚的那个下午，隔壁邻居家的孩子一直在弹一首莫扎特的小夜曲。在丁一岚家种满花草的阳台，有几只小鸟在夏日的阳光里蹦跳鸣叫。在鸟语花香的旁边，在明快优美的钢琴声中，听着一位老人讲述着一个人、一个家庭、一个民族的悲剧，我很难表述我内心的那份复杂的感触。在这快乐与悲哀的交织中，我总是想到邓拓去世时手里攥着的那块湿漉漉的手绢，我想，那上面不知浸着多少男儿泪。
这次访谈的３个月后，丁一岚病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