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岛博物馆系列——青岛市博物馆（青岛史话·岁月回眸）
站在二楼看博物馆的镇馆之宝——北魏石佛像。
青岛在中国近现代历史上具有重要的地位。清朝末年，列强入侵，中国海疆危机加深，清政府在胶州湾驻兵设防，青岛正式建置。其后，德国、日本先后强占青岛二十余年，进行殖民掠夺。“五四运动”，震惊中外，中国人民的反帝爱国斗争，揭开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序幕。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1949年6月2日青岛获得了解放。青岛地区由于近代社会的特殊成长经历，保存着许多富有个性特征的遗迹、建筑、街景，构成独具风貌的城市景观。本展厅展出的是青岛市博物馆基本陈列《青岛史话——青岛地区历史陈列》的下部《岁月回眸》部分。
第二单元德国殖民开发：19世纪末，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由自由资本主义阶段过渡到帝国主义阶段，加紧了对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的侵略和掠夺。“中外交通以后，全世界上的人，都晓得中国沿海一带多港湾。而且中国的地面很大，利源又多。一般野心的国家，个个都在旁垂涎，人人都想染指。”德国对物产丰富的山东和拥有优良的海港的胶州湾觊觎已久，1897年11月，借“巨野教案”，悍然入侵青岛。1898年3月6日，清政府派李鸿章、翁同龢与德使海靖签订了丧权辱国的《中德胶澳租借条约》，青岛从此沦为德国的租借地达17年之久。德国租借胶澳以后，将租借地划为青岛区和李村区两大行政区，逐步建立起一套完整的殖民统治体系。为将青岛打造成其在远东的“模范殖民地”，德国斥巨资进行城市规划、兴修铁路、改进卫生、开辟港口贸易等，逐步将青岛改造成极具西方化的港口城市。本文试从基本建设、经济举措和文化政策三个层面探讨德国在青岛的殖民统治，展现出西方势力冲击下的青岛全貌，借以评判德国的殖民政策对近代青岛城市发展的影响。
一、基本建设：据史料记载，德国占领前的青岛“不过胶州湾一渔村耳”，尚未发展成具备一定规模的城镇。这里仅有五个小村，人口大约七八万，人们过着一种半农半渔的生活，“熙然陶然于海水的旁边。精神非常闲散，举动非常自由，身体也非常舒服”，犹如处于世外桃源之中。德国侵略势力的渗入，打破了原有的宁静，使得整个社会发生了三十年未有之变迁。由于青岛是德国在远东的唯一基地，所以从占领之初，德国便倾注大量财力锐意经营，“把青岛造成一个德国远东海军的根据地和模范殖民地”，借以同上海和香港相抗衡。当时，掌握青岛政治及一切建设事宜的是机关是胶澳巡抚，其直接归德国海军部管辖，拥有广泛的权限。胶澳巡抚有着相当缜密的组成结构，管理范围广泛，是德国在青岛的最高殖民机构。在其存在的17年中，它在城市基础设施建设方面用力颇多，且成效显著。这主要体现在建港筑路、城市规划、市政建设等诸多方面。
建港筑路：为城市的长远发展考虑，德国在强租胶州湾之初，即将港口和道路建设置于优先地位。“德人强租了胶州湾，就招筑港的专门技师，去行精密的打量。自纪元前十三年着手经营，前后花费五千万马克的巨资，完全造成一个中国东部的青岛大港。”[⑦]青岛商港分为三个部分：小港、大港和船渠港。1901年小港建成，长约一里路，有两个防波堤和一个码头，码头上设有起重机和铁道。1904年大港建成，并相继建设了五个大型码头，并且在五号码头建成当时世界一流、亚洲最大的1.6万吨浮船坞。其后，在小港之北，又修建了预备筑港和修理埠头用的船渠港。这几个港口除作军事之用外，更多是促进青岛与其他地方的贸易往来，“一时外洋的贸易大大发展”。在青岛港设施日益完善的同时，横穿山东腹地、全长394公里的胶济铁路，也于1904年修竣通车。其后，德国又修建了一条从张店至博山的长约40公里的支线。1915年7月，德国在胶济线增设特别快车，将青岛至济南的时间从13个小时缩短至10个小时，极大地促进了两地的交流和经贸往来，使得客货两路“一日发达一日”。拥有精良设备的港口的开辟和现代化铁路大动脉的贯通，成为城市经济发展的推动力，加速了青岛城市的形成和发展。
城市规划：德国占领青岛后，将中国人和西洋人区别对待，认为“西洋人都是文明人，中国人是没开化的野蛮人，……所以他们寻常称中国人为土人” 。因此，德国实行分区而治的政策，将青岛分为三大区：青岛区、大鲍区和埠头区。青岛区是德国人居住区，区里的建筑完全是德国化的，街道也全部用德国的名字命名，而且德人的官署、银行、公司和英美等国的公司皆在此。大鲍区在青岛区以北，是中国人居住区。区里的建筑样式和街道命名都是中国式的。埠头区在大鲍区以北，是中西混合的区域，无论是建筑模式还是街道命名都是中德混合的，这里是欧美等国的商业区。在分而治之的统治方针确定后，德国分别于1900年和1910年两次对市区进行城市规划。1900年，胶澳总督府编制了《青岛城市发展规划》，确定青岛城市的性质是德国在远东的军事、商业根据地和自由港，城市发展的重点是军事和港口，并相继在沿海岸线兴建了大港、小港和船渠港三大港。随后，“德人既得了胶澳租借地以后，因要建造街市，……一面撵人收地，一面丈量绘图”，从零开始了大规模的建城活动。1910年，胶澳总督府又编制了《青岛扩张计划》，确定青岛城市的性质是重要的商业中心，市区规划面积近50平方公里，人口15万，并首次确定青岛为南北狭长的带状城市，基本奠定了青岛城市发展的雏形。
市政建设：德国占领青岛伊始，就按照西方城市的模式整修道路，修渠架桥，完善供排水系统，推行植树造林扩大城市绿化面积等。德国在青岛修筑的大路小路共计五万三千英里，共耗费三百多万马克。按街道宽度，可将其修筑的道路分为三等。第一等宽度在40丈至45丈之间，“当中30丈通行车马，两旁的供人步行”，可见，当时的道路已经实现人车分行，既便于交通的畅通又降低了安全隐患。第二等和第三等的宽度分别在30至35之间和20至25之间，且同样实行人车分道。在道路的用料上，“行车马的地方用石块修筑，下层用大块的石头做底，上面覆以大如鹅蛋的石块，积了四五寸厚，用蒸汽机车来回轧压，等它平了，再敷细沙一层，和以它物，再用机车来回轧压，就成坚硬平坦的道路了” ，“行人的地方用大石板铺平，与行车马的中间有水沟，沟上盖以大石板”，“有桥梁和高堤的地方，两旁都加栏杆式的短墙，这是防备车马行人掉下去的”，由此可见，德人在筑路一事上用心颇精。除了上述用料考究的道路外，德国总督府还勒令各村镇农民于农闲时，修筑从郊区至青岛的马路，便利了青岛同各地的交通往来。除了道路的修筑，德国在青岛用力颇多的就属供水系统的改善——安置自来水。1898年，德国在青岛近海的河口建设了六处贮水量达四吨的蓄水台，至1920年，已达20多处，仅自来水管的总长度就达35000英里，“不管是青岛市呵，大鲍市呵，或是台东台西镇呵，中国人外国人呵，家家都吃自来水管里的水了。”这在很大程度上改善了饮用水的质量，提高了居民的身体素质。此外，德人还在市内各处设置了污水处理管道，改变了市区原来废水积留、臭气冲天的状况，改善了环境卫生；为便利交通，前后修筑桥梁达700余座；成立林业局，大力推行植树造林活动，使青岛拥有了“红瓦绿树、碧海蓝天”的自然景观。
二、经济举措：德国占领青岛伊始，就从经济层面制定了开发经营的方针，“所有措施须以地区开发的经济观点居先，将地区开发成为工商业殖民地，使成为德国企业界开发一大片腹地的前进据点”。由此，德国通过掠夺土地、建立工商企业等举措，力图将青岛开发成为其向内地延伸侵略触角的经济据点。掠夺土地。德国租借胶州湾后，为了改造街市、修筑港湾要塞和开造森林，“就由他的青岛政厅里出了些半洋不洋的告示，收买民田”。1898年，德殖民当局公布了掠夺土地的重要章程——《置买用地章程》，除重申其购地特权外，还规定官有地可随时公开标价出售，土地掠夺全面开始。德人收买土地的价钱极低，“的确不像个价钱，不过是送你几壶茶钱，请你快一点滚蛋罢了”。而且德人以低价买入再以高价卖出，从中牟取暴利，这种土地倒卖行为一直持续到德国退出青岛为止。土地买卖使德国聚敛了大量财富的同时，也使成千上万的中国居民失去了赖以生存的土地，很多人流离失所，沦为出卖劳动力的雇佣者，身心遭受巨大创伤。
开办工商业。开发利用青岛的矿产资源是德国的另一经济项目。德国通过《中德胶澳租借条约》和修筑铁路，获得了附属于铁路沿线三十多公里的矿山开采权。1898年9月18日，德国成立矿山开采公司，开始对淮县、博山、埠村、大汶口、驿县、沂州等处的煤矿、铁矿和金矿的开采工作。到1899年，仅一年的时间，德国开采的煤的总量即达17万吨，为维持工商业发展提供了充足的燃料。在保证了原材料来源的基础之上，德人在市内开办了涉及各行各业的工商企业，诸如电灯公司、沧口德华缫丝公司、砖瓦制造公司、蛋粉公司、碳酸水业、肥皂制造所、煤油公司、啤酒公司、石灰制造所等。这些企业雇佣成千上万的中国劳工充当廉价劳动力。而工人的状况则呈现出三个主要特征：1.中国工人必须在至少部分地运用强制措施的情况下劳动：2.他们必须比德国工人工作时间更长；3.他们所面临的危险、疾病或足以导致伤亡的意外事故比德国工人多的多。由此，德国开办的工商企业，虽然奠定了青岛近代工商业发展的基础，却是以牺牲青岛人民的根本利益，榨取中国人民的血汗为前提的。
三、文化政策：为维护在青岛的殖民统治，德国一方面进行大规模的经济掠夺，另一方面从文化层面移植传播德国精神，试图将青岛“培育”成其在远东的“精神文明中心”，并借以消弭中国人民的反抗情绪。为此，德国“设下两个法子，一个是拿宗教的魔力，来改变一般中下愚民的心理。一个是拿教育的精神，来融洽一般上流有知识者的感情。因此，他就极力扩充宗教和教育两桩事业。”
当时在青岛的德国宗教有两种，一种是天主教（属于旧教），一种是基督教（属于新教）。据统计，截至1907年，在青岛的德国人属于天主教的有759人，属于基督教的有1746人[18]。而且，两种宗教各有自己的布教团体，如基督教传教协会、柏林传道协会、天主教传道协会等。其中柏林传道协会是最大的教会组织，它在青岛、即墨和胶县设立了3个教会据点，3个总堂和42个支堂，有德国传教士8人，中国布道员27人，受洗教徒817人。这些宗教组织以办学为手段，宣传西方的宗教思想和精神理念。当时青岛半数以上的学校都为其所掌控，如柏林会办有中德讲习班和中小学20多所，学生总数达460余人。这些学校的学生毕业后，充当殖民当局各部门的翻译，成为德国殖民者的得力助手，甚至有的还利用语言优势同德国人做生意，有的充当了中德矛盾的调解者，使中国民众对宗教教育产生了一定好感。至此，德人利用宗教力量来缓解中国人民的敌对情绪已初见成效。其后，由各宗教组织创立的学校陆续成立，1901年瑞士同善会成立的礼贤书院，1902年天主教的德华女学，1905年瑞士同善会的淑范女学堂，学生百余名都是中国女子，还有1911年美国长老会的明德中学堂，都是此类。
除依靠教会力量外，德国政府还自己兴办学校。从占领初期，德人就意识可以通过学校“将中国文化塑造成主权国家文化，成功地教会中国人民认同和理解我们的人民事业，按我们的模式来改造中国国家机构，这个长期闭关锁国的帝国的大门必然向德国和德国贸易开放，而这将带来很大好处，它是正在中国做的和将来所要做的事业中用金钱无法买到的。”为此，从占领的第二年起，德国就在青岛建立了一套从小学到大学的完备教育体系。计德国前后建立的小学有26所，其中专为教育中国居民子女的有12所。为顺应工商业发展需要，德国还成立了不少职业学校，专门培养技术人才，如华人职工训练班、职工学校、农林学校、德语学校等皆为此类。这些学校中聘有大量中国教员，但“个个都是在它传道会所设的教员养成所毕业的”，深受德国文化熏陶。1909年，由德国出资60万马克，中国政府出资4万马克合办而成的德华大学成立，这是德国殖民者在青岛成立的唯一所高等学府，也是当时设备最完备、师资力量最雄厚的学校。学校分预科和本科，预科设有德语、中文、代数、几何、历史、地理、自然、体育、音乐等科目，经过预科考试即可升入本科；本科设有法律、医学、农业、工商四科。该校有德国教员25人，中国教员6人，起初仅有学生63人，到1913年学生数已达400多人。
德国政府联合教会力量，共同在青岛建立了一套完备的教育体制，宣传了西方的先进教育理念，客观上推动了近代青岛教育事业的起步和发展。但在本质上，教育是为德国的殖民统治服务的，“是德人极力扩充他的学术精神于中国和传播他的政治势力于中国的引子”，是德人对中国进行文化征服的手段。
四、小结：德国通过一系列举措在青岛建立起一套行之有效的殖民统治体系，并将其殖民触角逐步延伸至整个山东省，加速了中国殖民化的历史进程，给中国民众身心造成巨大创伤。政治上，青岛从此丧失独立性，沦为德国的殖民地达17年之久，加快了整个中国半殖民地化的进程。但是，侵略者的铁蹄在践踏着我们的民族尊严的同时，也激起了青岛人民争取政治权利和人身自由的民族力。在德国开办的企业中，此起彼伏的劳工罢工斗争说明了青岛人民民族意识的觉醒。经济上，德国在青岛开矿设厂，掠夺资源和劳动力，通过榨取中国人民的血汗来构筑其殖民财富的大厦。但是，德人的经济战略却充当了历史不自觉的工具，其资本化的生产方式冲击了当地落后的经济体制，开启了青岛经济近代化的进程，为其步入现代社会奠定了原初的基石。文化上，德国通过传教、开办学校，妄图从精神和意识形态上奴化中国人民，但同时也传播了西方先进的教育理念和文化观，促进了中西文化的交流。
第三单元日本强占侵略：历史上，日本侵略者曾两次占领青岛，实行殖民统治累计长达15年之久。
日德战争期间第一次强占青岛：清光绪二十四年（公元1898年）3月，德国政府以“曹州教案”为由，强迫腐败无能的清政府签订了丧权辱国的《胶澳租借条约》。根据条约，青岛大部分地区沦为德国的殖民地。
1914年6月28日，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
对青岛港早已垂涎已久的日本军国主义随即借口对德宣战，出动独立第十八师团和步兵第二十九旅团约5万人的兵力夺取德国胶澳租借地。8月初，日本军舰出现在青岛附近海域。23日，日本正式对德宣战。27日，其第二舰队封锁胶州湾。9月2日，日本独立第十八师团3万多人在山东龙口登陆，南下经掖县、平度、即墨等地向青岛进发。
9月18日，日军独立第十八师团之一部以数千人的兵力，在崂山境内仰口湾架起两座充气橡皮活动码头，登陆靠岸。经王哥庄、劈石口、北宅直逼李村。在李村与独立第十八师团本部会合，封锁了德军陆上退路，使德军陷入腹背受敌的困境。
然后，兵分三路进攻青岛市区，日德双方激战于白沙河、女姑口、浮山等地。自9月29日至10月13日半个月中，双方互相发射炮弹共计四万五千余发。同时，日本空军轰炸德军阵地，德军亦出动飞机还击。10月17日，德军“S90”号驱逐舰向日军舰队发动袭击，一举击沉日军“高千穗”号巡洋舰与“白妙”号驱逐舰。10月31日，日军以破釜沉舟之势发起总攻。经过一番激战，德军全线崩溃，各炮台相继被占领。11月7日，德军战败投降。
日德战争两败俱伤：日军战死700余人，伤1500余人；德军总共投入战斗10000余人，伤亡5000余人，失踪500余人，余者皆被俘虏。
登陆后的日军在仰口盘踞了3个月之久，时常闯入周边村庄烧杀抢掠，无恶不作。桑园村一老农阻挡日军士兵蹂躏其女儿，被当场枪杀；另一村民因反抗日军强抢其牲畜，竟被日寇多人用刺刀活活刺死……
日德战争给青岛人民造成了深重的灾难：日军在仰口湾登陆时向崂山境内的王哥庄、桑园、曲家庄等村庄进行炮击，使村民的生命财产蒙受巨大损失，人畜伤亡、房屋倒塌不计其数。交战区内，居民被驱赶一空。仅李村地区背井离乡、外出逃难者多达12000余人，占当时李村总人口的六分之一。至于人身伤亡、财产损失更是无法统计。市区内商业停滞，市面萧条。到战争结束时，整座城市已经是一片残破不堪的凄凉景象。从此日本取代了德国，开始了对青岛长达8年的殖民统治。
“七七事变”后第二次占领青岛：1919年，中国人民经过轰轰烈烈的“五四运动”，以及不屈不挠的斗争，日本被迫于1922年12月将青岛归还中国，但日本侵略者对青岛却始终贼心不死，采取多种手段，留下了大量的特务机构并开办了一批日资企业，企图从政治、经济上控制青岛；并积极寻觅时机，随时做好再次武装入侵的准备。
在归还青岛之前，日本当局就曾利用土匪武装在青岛附近肆无忌惮地进行烧杀抢掠、绑架勒索，阴谋制造地方上的混乱，以达到其延迟撤兵的目的。
1922年9月24日夜间，日军从大连招来的土匪头子孙百万率匪兵800余人（武器辎重全部由日军供给）勾结即墨县警备队长潘长有，企图里应外合攻打即墨县城以扩大其势力和地盘。即墨全县军民同仇敌忾、奋起反击，孙匪被击溃，并于次日败回崂山王哥庄。溃败途中，孙百万绑架百姓30余人，凡无力缴纳赎金者皆遭杀害，幸存者于当年冬季方被以重金赎回。
1937年7月7日，爆发了震惊中外的“卢沟桥事变”，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
“七七事变”后，日本为了配合德、意在欧洲战场的世界大战，发动了更大规模、更深层次的战争。青岛面临黄海，地处国防前哨，且是华洋杂处之区，日侨尤多，情势更为紧张。
8月初，日本内阁批准了军方进攻青岛的秘案，准备武装侵略青岛。与此同时，日军在华北的军事行动步步紧逼，中国的抵抗力量微乎其微，青岛已经是风声鹤唳。另外，日本还陈兵海上，屡屡挑衅，更使青岛局势进一步紧张。12月26日，日本宣布封锁青岛海面交通，此时山东已大半沦于敌手，胶济铁路西段亦为日军进占，青岛已陷孤立。
1938年1月10日上午9时，日本海军第二舰队及部分海军陆战队60余艘军舰和几十架飞机侵入青岛海域和领空，在军舰和飞机的掩护下，在距青岛东18里之山东头登陆，开入市内，日军未发一弹，就占领了青岛各要地。1月14日，日本华北方面军的国崎支队和海军第四舰队先后进入市区。至此，青岛再次沦陷，第二次沦为日本帝国主义的殖民地。
日本侵略者第二次占领青岛的昭彰罪恶罄竹难书，是无法抹掉的。
1939年春，日寇在青岛城阳城子村附近的“不其古城”遗址处进行多次挖掘，掠走古墓中大量文物，有复线菱纹、圆形纹、几何纹等模印花纹砖、纹饰兽面半瓦当、陶罐、陶俑、刀币、方孔圆形古币等。后经查实：在此之前，日军驻青岛部队就曾在1922年前后组织专人于此处进行过盗墓活动，被盗文物收藏于日本京都大学。
1940年至1941年间，日伪当局在青岛市郊的李村、崂东、崂西、夏庄、仙家寨五区组建以“辅助军事、维持地方治安”为目的的武装自卫团。团丁从各区20岁至30岁的青壮年当中挑选，日伪青岛市警备队负责团丁的军政训练。自卫团的主要任务是：刺探情报、盘查行人、侦察八路军的军事行动、协同警备队“讨伐”等等。1942年4月28日起，日寇山本部队、盐田警备队、日伪青岛市警备队、警察大队、治安军等数千人纠集，对青岛周边地区进行灭绝人性的“讨伐”。
1941年11月4日至1942年4月10日，驻青岛的日本侵略者推行“强化治安”政策，构筑防御战壕一道，并美其名曰“惠民壕”。战壕西起沧口板桥坊西沿海一线，经东大村庄、西大村庄、李村东、中韩村东，向东南延伸至山东头海岸。该壕沟深5米、宽4米，全长16公里。战壕的修筑工程几乎全部由崂山地区的民众负担，凡家有男丁者，皆轮流出工，仅崂山地区就出动民夫六万余人次。民夫均为无偿劳役，自备工具、干粮，日劳动工时长达10小时以上；而且经常遭受日伪监工的打骂和敲诈，稍有怠慢，则被以“通匪”论处。
筑壕工程毁掉了崂山地区大片良田，给当地居民的耕作、出行造成极大困难。战壕修成后，在板桥坊、大村庄、李村、中韩、小埠东、山东头等处设置治安岗亭“卡子门”，以监视盘查过往行人，由当时的伪青岛警察局警防大队一个中队驻守。中队部设在中韩据点，每一据点驻守10至20人不等。当地住户外出均要舍近求远，绕过“卡子门”。日伪军警对过往行人都要进行搜身检查，对妇女更是进行百般侮辱、调戏。稍有反抗，就要被视为“嫌疑分子”，遭到刁难敲诈或扣押拘禁。青岛人民对日寇的倒行逆施恨之入骨，私下将“惠民壕”称之为“毁民壕”……
日本对青岛的掠夺：日本侵占青岛后和德国一样,首先是控制青岛的经济命脉,以青岛为基地,加紧对山东内地进行资源掠夺:所不同的是,德国占领之初,首先进行基础设施建设,日本则是坐享其成,一方面控制了与经济密切相关的港口、海关、铁路、邮电等管理权......
日军侵占青岛后，对青岛工矿业进行疯狂搜刮，仅1940年，日本就掠夺了煤炭154.8万吨，比战前货运量最高的1935年增加了13倍。据1939年青岛日本商工会议所的《日本工业资本在青岛工业中所占比例》，青岛20个工业行业中，在纺织、面粉、啤酒、橡胶等行业的华商企业几乎全部被日本收买、合办，机械器具、榨油等行业上基本处于日资独占状态。除金属加工、骨胶、蛋品加工、烟草加工等4个行业日资比例在50%以下外，其余行业均在50%以上。事实上，在日军占领前，30年代中期的青岛工业发展迅速。在民族纺织、面粉、火柴、机械等工业兴起的基础上，民族资本在若干新的工业部门如橡胶、制鞋、印染等领域也取得了新的进展。而这一切在日本占领青岛后都成了“泡沫”。
1938年青岛沦陷后，此前撤回日本的侨民返青。随着局势发展，更多的日本企业家、商人、平民及浪人来到青岛，在日本军队保护和支持下，掠夺当地资源和财富，犯下累累罪行。
日本不仅从青岛输出劳工到伪满、蒙疆和日本，还在青岛本地强制无偿使用中国劳工。青岛是日本在中国华北最重要的军事基地和产业基地，大量日本陆海军和殖民产业驻扎在此。有一段时间，为了保证青岛港的装卸运输和日本企业、军队用工，曾禁止青岛本地对外劳工输出。根据统计，日本国防企业和军队在青岛强征使用劳工人次是267万，但当时青岛的总人口是214万，男性人口只有96万。也就是说，青岛的每个男性平均被征用过3次。日本在青岛强制使用劳工数量之多可想而知。
第四单元民族主权回归：早在1914年底德日青岛战争结束后，中国政府就照会日本政府，要求其从山东撤军。1915年1月，中国政府又通告取消山东战区，要求日、英撤军回国，结果被日本拒绝。
1915年1月18日，日本借袁世凯梦想复辟帝制之机，提出旨在灭亡中国的“二十一条”，逼迫中国政府与其签署《民四条约》，涉及山东的主要内容有允日本接受德国让与的山东权利、允日本建造由烟台或龙口连接胶济铁路的铁路、允从速自开山东各主要城市为商埠等。5月7日，日本以最后通牒的方式强迫中国政府在“二十一条”上签字。袁世凯急欲取得日本对他复辟帝制的支持，竟与日本进行谈判，答应了日本的要求，激起全国人民的义愤，全国各地开展了大规模的反日爱国运动，掀起收回山东、青岛权利的斗争高潮。
1919年1月18日巴黎和会召开，中国政府以战胜国的资格赴会，在全国人民的压力下，中国代表要求将青岛及山东的权利由德国直接交还中国，提出取消各国对华不平等条约和在华特权，直接归还山东青岛主权和取消日本妄图灭亡中国的“二十一条”。但因英美法等西方大国纵容日本，出卖中国人民利益，无理决定将德国在山东青岛的权利全部让给日本，使这种努力失败，从而激起中国人民的强烈反对。1919年5月4日，北京学生上街游行，提出“誓死争回青岛”、“外争主权，内惩国贼”，坚决反对签订和约，得到全国人民的响应，引发了轰轰烈烈的“五四”反帝爱国运动。青岛明德学校学生罢课游行，胶州等地学生也举行爱国斗争。1921年3月18日，青岛港与火车站装卸工人千余人罢工，反抗日人的压迫、剥削，使水陆交通一时中断。日本侵略当局出动军队镇压，逮捕工人代表数十人，但一部分工人仍坚持斗争，拒不复工。同时，中国人民在经济方面积极开展抵制日货的斗争，1919年由青岛港进口的日货数量大减，青岛日商工厂生产的纱布、火柴等也遭到中国民众的有力抵制。在中国人民举国一致的抗争中，日本被迫同意以谈判方式解决青岛及山东的问题。
1921年5月20日，中德政府举行谈判，签订《中德协约》，德国放弃通过中德《胶澳租界条约》等获得的一切权利。此举激起了日本进一步侵华的野心，声称宁放弃满洲及西伯利亚，决不放弃青岛及山东。
1921年11月，太平洋会议（即华盛顿会议）在美国召开，讨论太平洋及远东问题。会上，中国代表再次表示要无条件收回青岛，日本则坚持中日之间直接交涉，向中国政府施加压力。1922年2月4日太平洋会议即将结束之际，英、美强迫中国让步。中国政府屈服于压力，不顾国内人民的反对，同意中日直接交涉，中日两国代表在全部山东问题的协定上签字，签署了《解决山东悬案条约》及《附约》。1922年4月29日中国政府批准了《解决山东悬案条约》，日本政府也于5月23日批准了该条约，双方于6月2日在北京互换文本，条约随即生效。
依照条约规定，中日双方各派三人为委员，鲁案善后事宜督办王正廷、外交部参事唐在章、鲁案善后事宜公署参议徐东藩三人为中方委员，驻华公使小幡酉吉、青岛守备军民政长官秋山雅之介、驻华使馆参事出渊胜次三人为日方委员，共同组成中日联合委员会，负责办理移交青岛及附属公产，处理胶济铁路、矿山、盐田、无线电台等事宜。该委员会于1922年6月29日在北京正式开会，分两部委员会负责讨论各项事宜。第一部委员会负责处理除铁路以外的各项问题，诸如公产、邮电、盐场、矿产、海关等；第二部委员会负责处理胶济铁路交还事宜。经过5个多月的谈判，至12月5日共开会71次，经反复交涉，议定了《山东悬案细目协定》及《山东悬案铁路细目协定》等。中日双方议定了日军撤退和中国政府接收青岛的时间等事项。
1922年11月17日，北洋政府颁布《胶澳商埠暂行章程》，决定青岛收回后开辟为商埠，设立胶澳商埠督办公署，直属于北洋政府。11月18日，北洋政府公布青岛市施行市自治令，胶澳各乡施行乡自治令。11月30日，任命山东省省长熊炳琦兼任胶澳商埠督办，负责接收青岛，并会同外交总长、鲁案善后事宜督办王正廷办理。
《山东悬案细目协定》及《山东悬案铁路细目协定》分别于1922年12月1日、5日签订生效。两个协定签订的结果，使中国付出6100万日元（折合银元约5545万余元）巨款赎回青岛。而胶济铁路实际上仍在日本控制之下，要15年以后才能完全赎回。在谈判中，开始提出要日方赔偿1914年在日德战争中青岛人民所受巨大损失，但遭日方拒绝，分文未偿，北洋政府却忍让妥协了。
日军分批撤离胶济铁路，集中于胶澳商埠。熊炳琦为维持社会秩序，将所属军队改编为警察保安队，日军却予以扰乱，使中国方面不能有效地维持治安。日本方面还操纵土匪孙百万部2000余人闯入青岛市区，骚扰居民，制造事端。11月30日晚，孙百万将山东督军代表和青岛总商会会长绑架，劫往崂山，企图破坏接收。后经中国政府抗议，日本青岛守备军司令部延至12月6日才训令严禁日军勾结土匪。但日方并未对孙百万采取任何措施，直到熊炳琦将孙百万部改编为胶东游击支队并任孙为司令后，才放回人质，接收活动得以继续进行。
山东省省长田中玉借枪300支配给预先编练完成的警察和保安队，抽调陆军第五师改编为武装警察，并由王正廷与日本青岛守备军司令官由比光卫、民政长官秋山雅之介商定，将新编警察队伍于9日开入青岛，并议定分组接收办法。
1922年12月10日，鲁案善后事宜督办王正廷、胶澳商埠督办熊炳琦代表中国政府，日本青岛守备军司令官由比光卫、民政长官秋山雅之介代表日本政府进行行政事宜交接仪式，由中国正式接收青岛行政，改称胶澳商埠，开始了北洋政府统治时期。沦陷于德、日帝国主义统治下长达25年之久的胶澳，终于回到中国政府的治理下。
并不是彻底的回归：日本对交还青岛早有一套腹案。交还青岛是日本的既定方针，关键问题是交还什么、怎么交还。日本在1914年8月对德最后通牒中信誓旦旦地宣称，占领青岛是为了“以备交还中国”，貌似公道、仗义的言辞背后，隐藏着一个巨大的阴谋。享有一战“天佑”之机的日本从日德之战尚未开战就已设计好了，将交给中国的是青岛之“名”，自己不仅将霸占青岛之“实”，更重要的要将“交还”作为筹码，在中国榨取更多的权益，获得在中国的“卓越地位”，以成为东亚地区的霸主。在这一背景之下，日本抛出了“二十一条”，亮出独霸山东、垄断东北和福建、控制中国政治经济命脉等底牌。为实际控制青岛，日本先是要求在青岛设置专属居留地，退而要在青岛设共同居留地，企图将青岛变为日本手中的“租界”；精心布局，在青岛扩建市区、开设工厂、兴办商社、出让公产、鼓励移民，所有举措，无一不带有长期垄断青岛的目的，做了一笔“名”归而“实”不至的生意。巴黎和会后，日本诱使中国政府与其直接谈判交还青岛问题，意图以势压人，避免其他国家对其施压，最大限度地赢取在华利益。在具体谈判交还青岛的鲁案善后谈判过程中，更是狮子大开口，强取豪夺，最大限度地把持特权、榨取利益。
从中日两国签署的《解决山东悬案条约》中可以清楚地看出，日本在青岛及山东保留了大量特权。条约规定：日本应在条约实施6个月内将胶州德国旧租借地交还中国；日本军队撤出山东；青岛海关交还中国，但日商与海关行文时可用日语，海关职员亦要聘用少量日本人；日本应在条约实施9个月内将胶济铁路交还中国，中国向日本偿还铁路实价5340万金马克和日本管理期间内永久性增修设施设备的费用，以国库券交付，15年内偿清，并以铁路作抵押；在未偿清之前，由日本人担任车务长及与中国会计长权限相等的会计长；中日合资兴办授予德国矿山开采权的山东矿山；开放胶澳德国旧租借地；青岛盐场由中国备价赎回；青烟、青沪海底电缆交还中国；中国购买日本移交的青岛、济南无线电台；日本放弃1898年中德条约中的优先权等等。
在日本的精心策划和强行压制之下，中国政府无奈收回了一个残缺的青岛。日本交还青岛后，在青岛长期保持重要的政治经济影响。日本在青岛总领事馆内设警察机构，下设9个派出所，甚至一度公开挂出派出所的牌子，公然行使警察权。日本军舰长期驻扎青岛，进行所谓的“警备”，1927年和1928年，日军两次以保护侨民为由在青岛登陆，出兵山东。日本在青侨民人数众多，还设立居留民团等民间组织，维护日侨权益，在治外法权的庇护下，在青日侨横行霸道，走私贩毒，杀人越货，无恶不作。胶济铁路在抗日战争爆发前一直是日本的抵押品，中国实际上丧失了自主经营权，成了日本帝国主义掠夺资源、倾销商品的工具。日资企业在青岛占据了垄断地位，纺织是青岛的支柱产业，日资纱厂为8个，且资本均达千万以上，唯一的华商华新纱厂资本仅250万元。其他如化工、橡胶、火柴、面粉、榨油等和金融、贸易企业，也大多由日本人掌控。
华盛顿会议上，山东问题的解决不能说是中国外交的胜利，只能是中国外交上取得的一个重要成果。美国在华盛顿会议上达到了以
“门户开放”、“机会均等”遏制日本的预期目的，是最大的获利者。英国实现了维持现状的愿望，唯独日本不得不退出一部分掠夺来的赃物。中国虽基本收回山东主权，但华盛顿会议通过的《九国公约》不过是“在政治上认中国为共同保护之地，在经济上认中国为共同侵略之场”，“又使中国回复到几个帝国主义国家共同支配的局面”。在这一严峻现实面前，中国以丧失重大战略利益为条件，得到日本早已决定放弃的“残骸化”青岛，中国外交何有胜利可言。
收回青岛是中国外交的重要成果。中国外交在巴黎和会、华盛顿会议中已有意识地尽量用多边关系来解决双边间难以解决的问题，利用国内民意和国际压力，在山东问题交涉中采取强硬态度，迫使日本为了消除其他列强的猜疑不断作出让步，在有利的条件下促成了山东问题的解决，毕竟拿回了属于自己的领土和主权，对青岛民族力量的发展是有利的。如收回青岛后一段时期，日本侨民明显数量减少。1920年末，日本在青侨民达到24536人，是为第一次日占时期的最高值。1924年末，日侨已经减少为13504人。再如日本在青岛新建企业速度明显放缓，部分企业倒闭，效益下滑。1922年日本在青岛10万元以上规模的公司（商社）为138家，1926年则减为96家，部分公司经营状况出现萎缩和亏损，一些中小企业停业倒闭。与之相反，中国、欧美公司分别由1922年的76家、19家增加到1926年的120家、64家。当然，对资本实力雄厚的日本在青大企业，交还青岛并没有对其产生负面影响。
青岛回归之际，国人曾对青岛寄予厚望。1922年11月7日，王正廷在济南召集各界报告鲁案会议经过情形称：“但使管理良善，商业发达，为国家多存一分主权荣誉，使将来成为东亚第一商港，则鄙人之所厚望者也。……上海为全国商业之最，今青岛可驾而上之。将来铁路修通联运规定，必为第一商港无疑。……总之，青岛发达，即山东发达，山东发达，即全国发达。故必合全国之力为之，使发展一无遗憾，此则鄙人所希望者也。”但是，在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旧中国，青岛回归后继续饱受帝国主义侵略和封建军阀盘剥，王正廷的梦想根本不可能实现。相反，青岛回归伊始，即成为各路军阀搜刮民财、筹措军饷的造血机器。在曹锟的支持下，山东省省长熊炳琦谋得首任胶澳督办一职，他大肆搜刮民财为曹锟“贿选”，计议将青岛港口设备、市区公产、土地和胶济铁路的机车等抵押于日本，以换取1300余万元的巨款。其密谋泄露后，引起强烈反对，被迫中止，但他仍将商埠官办的屠兽场以40万元卖给中日商人合办，胶澳电气公司亦交给中日商人合办。以上款项及市财政收入，均由熊炳琦奉献给曹锟，作为收买议员、贿选总统的费用。其后的历任督办也都搜刮民财、筹措军饷，甚至屈服于日本压力悍然出兵屠杀罢工工人，致使青岛工商业凋零，民不聊生，怨声载道。
青岛回归原因探究：与收回德租界相比，中国收回青岛跌宕起伏的过程，集中反映了国际国内各种力量错综复杂的矛盾与斗争，展示了中华民族不畏强暴、奋起抗争的光辉业绩。占领青岛之时的德国威廉二世，决不会想到倾心建设的模范殖民地17年之后即易主，更不会想到这片土地将经日本人之手交还中国；做着以青岛为砝码换取独霸中国美梦的大正天皇，决不会想到日本的贪婪奸诈导致自己成为国际上的孤家寡人，更不会想到山东问题将激发中国人民的抗争意志，从而彻底扭转中国的发展道路，从根本上改变中华民族的命运。
中国人民的伟大抗争是青岛回归的首要原因。日德之战伊始，日军在山东半岛登陆后，无视中国政府设立的中立区，强占潍坊、济南等胶济铁路沿线城市，其强盗行径激起中国人民的强烈愤慨。袁世凯政府与日本进行“二十一条”谈判的消息暴露后，爆发了全国规模的反日爱国运动。各地纷纷集会游行，抵制、焚毁日货，反对日本的侵略行径和袁世凯的卖国做法，迫使日本暂时收敛了部分侵略要求。特别是巴黎和会中国外交失败消息披露后，引发了“五四”反帝爱国运动，使中国政府在处理山东问题上不得不考虑中国人民的意愿。中国人民密切关注华盛顿会议的动向，通过派代表监督中国代表团、集会请愿、游行示威、抵制日货、筹款赎路等形式支持中国政府收回山东主权，全国人民的抗争对收回青岛产生了极为关键的影响。更为重要的是，巴黎和会彻底打破了中国知识分子对于资本主义的幻想，促使他们探求中华民族复兴的新出路，使中国先进分子的思想方向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
中国政府得以收回青岛，与美英等国遏制日本的国际局势有直接关系。一战结束后，日美矛盾在亚太地区日益加剧，两国在争夺中国问题上的矛盾更加突出，打破日本独霸中国的局面成为美国东亚战略的核心内容。但是，美国并无主动出击、直接与日本对抗的实力，只能采取逼迫日本刹车的遏制策略，防止其步步进逼、得寸进尺。在这一背景下，巴黎和会期间，日本在列强的支持下，将由日本继承德国在山东权益等内容写入《凡尔赛和约》。但是，由于美国参议院否决了和约涉及山东问题的条款，日本的企图遭受挫折。为解决远东和太平洋等问题，美国出面组织召开了华盛顿会议，以进一步遏制日本独霸远东的企图。会议通过的一系列条约，使远东形成新的政治格局，“英日同盟”被废除，日本在一战期间以武力威胁在中国所取得的独霸优越地位被否定，列强要按照“门户开放”政策在华开展竞争，“华盛顿体系”使中国重新回复到几个帝国主义国家共同支配的局面。作为遏制日本的主要措施及结果之一，在美英的斡旋下，中国政府在华盛顿会议期间通过边缘性谈判收回青岛。
日本急需借摆脱山东问题的羁绊以缓和国际关系危机，也是青岛得以回归的一个原因。面对一战后日本难以独占中国的国际形势，为避免与列强发生尖锐对立，国力不足的日本主动妥善处理一些敏感问题，放弃一些次要利益，以求协调与美、英等列强的关系，改善本国的国际环境，从而保住在一战中获取的主要利益。维护东北等地势力范围是日本的核心利益，抛弃青岛本来就是实现这一战略目标的既定方针，在逼迫中国直接谈判交还青岛已不可能的背景下，日本借华盛顿会议之机顺水推舟，适度妥协，以“国际协调”为名抛弃已“残骸化”的青岛，在不完全退出的前提下放弃了在山东的部分权利，也避免了国际社会在东北等核心利益问题上对日本施压。即使如此，日本国内一部分人仍难以接受，声称日本做出了单方面让步，是“屈辱”的外交，为日本重新侵占山东大造舆论。因此，交还青岛只是暂时解决了山东问题，日本卷土重来的危机没有得到根除。
中国收回青岛这一历史事件带有明显的不彻底性。国际力量没有根本遏制日本的侵略野心，中国政府无力根除日本在华的侵略恶果，为未来国际社会留下严重的后果，这一教训值得注意。华盛顿会议召开期间的1921年11月26日，裕仁以皇太子身份奉命摄政。担纲之初便不得不被迫交还青岛，极大地刺激了这位未来的日本天皇。裕仁在24年后向近臣谈及日本发动“大东亚战争”的起因时，仍心有余愤地说：“究其原因，是已潜伏于远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的和平条约的内容之中”，“强迫归还青岛”，“足够激怒日本国民”。这表明，在裕仁心目中一直存在夺回日本在中国失去非分权益的欲望，这对日本未来继续走向侵略的不归路产生了直接影响。裕仁成为昭和天皇之后，就迫不及待地以阻止北伐为名，“圣断”日本军部出兵山东的奏议，再次选择了武装干涉中国内政的侵略路线，使日本逐步走向全面侵华战争和太平洋战争，最终遭到可耻的失败。
青岛文化名人：
第五单元八年抗日战争：1922年，日军被中国人民赶出青岛，他们心有不甘，悄悄在这里埋下了伏笔：拥有多种政治特权和巨大的经济利益，以纺织业为中心的投资超过9亿日元，留下的日侨人数近2万人。这些都为他们的再次入侵提供了各方面的帮助。所以，时隔15年后，日本于1938年1月10日再次侵占青岛，他们实行法西斯军事统治，把经济纳入侵华战争轨道，青岛人民生活进入水深火热之中。
日本政府的穷兵黩武使得自己内外交困，占领青岛，是他们转嫁危机的手段之一。他们疯狂掠夺青岛的资源。据《胶澳志》记载，1914年第一次侵占青岛时，日本人从事的行业非常简单，主要是照相、理发、澡堂子等，中小企业为主，把青岛的好东西都往日本运。第二次则变本加厉，对人民实行无孔不入的特务统治，在政治上实行残酷的保甲制度，对生活必需品实行“切符组合”，并以青岛作基地对胶东抗日根据地和崂山的抗日武装进行镇压。
1937年12月18日，国民党青岛市政府果断实施“焦土抗战”，拉开了青岛抗战的序幕。12月31日，市长沈鸿烈奉命率部撤离；次年1月10日，青岛沦陷。青岛沦为敌占区，市内已完全被日军统治，但在乡区敌人据点控制范围的夹缝中，以青岛保安总队、即墨保安团第一营、第十三区特务第二大队、山东保安独立第十一团四营为代表的国民党队伍，与共产党领导的大泽山抗日队伍、八路军山东纵队胶济一中队、抗日独立中队等仍顽强抗战，志在“山海重光”，坚守住了中国沿海不多的抗日阵地。
青岛“焦土抗战”广受赞誉：“七·七”事变后，日本即策划派兵占领青岛，保护其在此的巨大经济利益。局势危急，南京国民政府紧急从海州（今连云港）增派机械化部队中央财政部税警第六团赶赴青岛。不久，蒋介石密电青岛市长沈鸿烈，要其实行“焦土抗战”，在“必要时”将日本纱厂全部破坏。
7月底，日本调整入侵策略——集中兵力攻占上海，暂时放弃青岛。
8月3日，日海军第三舰队提出在上海登陆作战的意见。6日，日海军发布第9号大海令，批准上海作战计划。13日，淞沪抗战爆发后，日本海军立刻采取行动，全面部署侵占青岛。14日，蓄谋已久的“德县路事件”发生了。是日下午，停泊青岛的日海军陆战队派出一小队士兵下舰，行至德县路圣功女子中学（今青岛七中）门前时，两身穿便衣、骑自行车者，突然向两名日本水兵连开数枪后逃遁。两个日兵身负重伤，其中一人抢救无效身亡，是为“德县路事件”（又称“八·一四事件”）。鉴于形势紧迫，沈鸿烈派爆破专家马锡年携其亲笔信，前往济南请求省政府主席韩复榘支援炸药。其时，济南兵工局全部库存炸药仅有10吨，因青岛是“焦土抗战”重镇，韩复榘拨给马锡年8吨TNT黄色炸药和1500个雷管。瞒过日本特务后，马锡年将炸药和雷管安全运回。8月25日，日本内阁会议同意军方“暂停武力夺取青岛”，剑拔弩张的紧张气氛得以舒缓。日驻青总领事大鹰正次郎与沈鸿烈达成协约——日方以保证不对青岛发动进攻为筹码，换取沈氏对日侨安全撤离及保护日侨财产的承诺。27日，大鹰致函沈鸿烈：鉴于中日两国目下时局，日侨、民团拟全部返国，对已返国之日人财产，希望切实保护。至31日，日本在青工厂全部关闭，日侨由青陆续回国。9月4日，日本在青最后一批官民乘船离去。
12月，战局急转直下，南京沦陷，韩复榘率部南撤，日军迅速占领大半个山东，青岛成三面被围之势。4日、7日，蒋介石连发两电，令沈鸿烈实施“焦土抗战”。8日，爆破计划正式启动。先将炸药、雷管、木柴等爆破器材和爆破队员潜运九大纱厂及其他日本工厂，接着安放炸药，堆放木柴，关闭水门。14日，爆破准备就绪。
12月18日，日本陆军参谋部下达侵占青岛的指令。同日下午4时，沈鸿烈下令：一、本晚8时，开始引爆点火；二、爆破后，各指挥官率有关队长亲临各厂复验；三、如不能达到预期破坏目的，各指挥官即以头授余；四、对表，准备执行任务。晚8时整，青岛实施“焦土抗战”，自沧口、四方到市内，绵延30里，火光冲天，爆炸声接踵响彻云霄，包括日本九大纱厂、四方发电厂、铃木丝厂、丰田油厂、橡胶厂、自来水厂以及青岛港船坞及其他机械设备全部爆炸。时为市政府秘书长的李先良晚年回忆，“九大纱厂的大火整整烧了三天三夜。”
25日，沈鸿烈命令海军第三舰队司令谢刚哲、港务局长袁方乔沉船封港。谢、袁亲自指挥，装满沙石煤渣的“镇海”、“永翔”、“楚豫”、“同安”、“江利”五艘军舰及港务局所属“飞鲸”、“金星”、“土星”等五艘小火轮，驶到大港和小港附近航道上，打开底门，引水入舱，10舰船全部沉入海底。青岛“焦土抗战”就此告终。31日，沈鸿烈率部离青赶往徐州，青岛完全撤防，留给日本人的是工业废墟、堵塞的航道和一座只有5万人的空城。
青保总队击垮日军“据点战略”：青岛沦陷后，数百名未撤退的海军陆战队员、保安队士兵及警察、国术馆学员辗转青岛东部山海之间，以崂山和黄海为屏障，不时袭扰市区，与日伪军激战。
1939年3月，李先良任鲁东行署主任，并兼任青岛区党务指导专员，鲁东地区军事和行政“一肩挑”。5月，他召集崂山抗战队伍成立鲁东行署独立营，并将部队调到莱阳县训练，后编成4个连，两个连保卫行署，其余两个连50余人回崂山，在李村、下河、狼村、沙子口一带游击抗日，青岛保安队英勇抗战的序幕由此拉开。
国民党政府和军队虽撤出青岛，但并未放弃。1941年1月，时任山东省政府主席兼青岛市长的沈鸿烈在鲁东海阳县邢村设青岛市政府办事处，代行市府职权，李先良兼任市政府秘书长，对办事处具有指导权。因于此，鲁东行署独立营改编为青岛市保安大队，下辖4个中队，大队长为孙廷镛，实有人数431名，长短枪304支，迫击炮1门。
1942年2月，鲁东行署撤销，李先良代理青岛市长。1943年3月12日，李先良将保安大队、督察大队改编为青岛市保安总队，李兼任总队长，高芳先为副总队长，下设两个大队，每大队设4个中队，每中队设3个分队，每分队设3班，计官兵1000余人。至1944年10月，整个崂山乡区完全处于青保控制之下，彻底粉碎了日军“据点战略”。
进入1945年，世界反法西斯战争欧洲战场和太平洋战场节节胜利，日军开始了最后的疯狂反扑。日军大批集结青岛，达3万之众，国民党军委会派出飞机，对青岛日军驻地和军事设施实施轰炸。青保总队向军委会提供了市内日军兵力配备及飞机场、兵工厂、发电厂方位等详细情报。
2月10日，10架中国飞机自南方飞至青岛沧口机场上空，对机场内飞机及设施投掷燃烧弹3枚，并进行低空扫射，机场西南侧的石油库及停放的20余架飞机起火焚毁，日军战斗机4架及20余架由上海运来的损坏飞机亦被击毁。此次轰炸共损坏敌机40余架，击毙日兵20余名。
据青岛档案记载和当事人回忆，自成立至日本投降前，青保队员先后进行大小战斗80多次，击毙日伪军370余人，伤310余人，俘虏483人，缴获机枪14挺，步枪760余支，手枪74支，其他枪支63支，子弹28140发。
青保队员力量与正面战场的大规模战争无法比拟，但其依靠灵活战术和顽强斗志，最终控制住了青岛乡区，对青岛地区乃至山东抗战发挥了积极作用。
大泽山地雷阵炸翻日伪军：青岛地区抗日战场上，平度大泽山一带的抗日游击队伍是一支重要力量，他们自制地雷，大摆地雷阵，让前来“扫荡”的日伪军闻风丧胆。
1937年秋，平度县共产党员乔天华与罗竹风、刘文卿、刘炳章等爱国知识分子在家乡宣传抗日，拉起队伍。他们还与掖县王寅东、王候山等人一起组织平掖抗日救国会，活动在大泽山一带。为开辟壮大大泽山根据地，1938年7月，中共胶东特委派战均平到平度石桥、罗头一带的村庄秘密开展工作，发展党组织，并在罗头村建起平度县第一个党支部。
1938年秋，山东人民抗日游击队第五支队六十一团和六十二团由司令员高锦纯、政委宋澄率领，进驻大泽山西的夏邱堡开辟根据地。此时，汉奸张步云部和赵保原部跟随日军侵占平度。10月16日，赵保原率所属500余人向驻大青杨村的六十一团袭击。在赵一萍团长和刘仲华政委指挥下，六十一团打退了敌人进攻，毙伤敌人200余名，这是胶东抗战史上第一次大型战斗，坚定了胶东人民抗战胜利的信心。
在迅速发展起来的地方武装密切配合下，胶东军区与日伪展开激烈的争夺战。1940年3月，军区司令员王彬率部围歼驻消水庄的顽军高玉璞部，五支队十三团打败了北寺口日伪军，开辟了大泽山北侧的部分地区。7月，乔天华率五支队特务二营、刘文卿率南海独立营击溃顽敌，解放了大泽山周边几十个村庄。8月10日，胶东部队组织消灭了顽军十八旅，解放平度北部，大泽山抗日根据地正式建成。
1944年夏秋之交，日伪军在7
天之内连续对大泽山区进行3次扫荡。前两次均被八路军主力部队击退。1945年9月7日，胶东军区第五旅，南海、西海、北海独立团及其他抗日武装，在军区司令许世友指挥下向平度城发动进攻。9
日晚8时开始总攻，经一夜激战，次日攻占平度城。日军弃城逃跑，伪军全部被歼。此役，共毙伤伪军700余人，俘敌5000余人，缴获步枪4000余支、轻重机枪90
余挺、火炮22门、子弹12万发、战马150匹，成为胶东大反攻以来的模范战例。
第六单元人民获得解放：1948年8月，华东野战军发起济南战役，歼敌Io万多人，济南解放，整个山东的国民党军队大受震动。菏泽、临沂、烟台守敌纷纷弃城而逃，青岛守军9万人孤立无援。为迫使青岛美军和国民党军迅速撤走，以便使解放军尽快进入青岛，防止国民党军破坏，山东军区在1949年4月25号请示对青岛国民党军发动威胁性进攻，3天后，中共中央军委复电同意。山东军区决定以第三十二军和警备第四、五旅等部共12个步兵团、1个炮兵团，发起对青岛守军的威胁性进攻。整个军事行动由山东军区第一副司令员许世友指挥。
1949年5月3号，我警备4旅首先向灵山地区的国民党军发动进攻。华东野战军第32军歼灭上疃守敌1200人。26号，山东军区又向即将南撤广州的青岛守敌发动进攻。就在敌人穷途末路之时，上海解放的消息传来，美军见大势已去，黠然撤离青岛海面。无心恋战的国民党守军也逃离了青岛。
1949年6月2号这一天，青岛重新回到人民的怀抱。两个月后，人民解放军扬帆过海，收复京津门户长山列岛，山东全境宣告解放。解放后，青岛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努力建设新青岛。今天，青岛已经成为我国沿海开放地区的一个重要城市。
1949年6月2日上午8时，原华东警四旅的战士张迪勋所在的部队到达青岛的东大门——双山附近，这里是国民党守卫青岛的最后一道防线……这一战算不上大战，也不是最激烈的战斗，但这是解放青岛的最后一战！上午10时左右，部队进至华阳路与辽宁路交汇处待命休息，街上原本静悄悄的没有一个人，听到解放军进城了，市民都涌上街头，打着横幅举着牌子欢迎解放军。下午，辽宁路上聚满了欢迎的人群，连楼房阳台上也站满了，乐队奏起《解放区的天是明朗的天》，一路走向西镇……这一天，青岛解放了！青岛开始谱写历史的新篇章。
惨烈战斗打开进城大门：“攻占这座山峰，我们打得好苦呀，牺牲了多少战士，攻攻守守，120人只剩下37人……”在城阳铁骑山山脚，回忆起当年解放青岛的经历，原华东警四旅的老战士张迪勋感叹地说。1949年4月20日，中国人民解放军发起渡江战役，向江南进军。为配合江南大进军，山东军区成立了青（岛）即（墨）战役指挥部，5月3日分三路开始了解放青岛的战斗。5月26日，人民解放军向第一道防线发起全线攻击，铁骑山由于周围群山林立，易守难攻，成了原国民党部队最重要的据点。28日，解放军开始进攻铁骑山，拉开了解放青岛的序幕。战斗中敌人多次进行反扑，并花钱雇佣了敢死队来偷袭，由于寡不敌众，部队伤亡较大，但最终还是拿下了铁骑山，解决了解放青岛的第一道屏障。
百姓给解放军送来热水：1949年6月1日深夜，解放军进入李沧源头村宿营，由于房少人多，很多官兵只得在外露营。张迪勋和另外一名战友把被子给了伤员，两人在苞米秸里睡着了。半夜，睡在房里的战友都紧急集合走了，张迪勋两人却由于离得较远而全然不知，直到他所在团的卫生长清查人数时，才发现少了他俩，立即返回找他们。“听说要进青岛，我俩异常高兴，拔腿就往村里跑，哪知方向跑错了。”黎明时分，张迪勋一行终于在李村附近追上了在河边休息的大部队。“跑了那么久，我早就口干舌燥了，刚想弯腰喝口河水，就有战友告诉我说老百姓给我们送来了热水！”
最后一战牺牲两名战友：6月2日上午8点左右，张迪勋所在的部队到达双山附近，这里是国民党守卫青岛的最后一道防线，国民党军在山上设了许多屏障负隅顽抗。战士们端着机枪、挺着刺刀扑了上去，到台柳路时，驻守在半山上的国民党军队开始用轻重机枪向解放军扫射，与此同时，停泊在胶州湾里的敌舰也向双山方向开炮，顷刻间炮弹连连、浓烟滚滚，20多名战士受伤。“我们刚冲进炮火封锁区，一排排炮弹带着刺耳怪叫声就在我们周围爆炸，每次卧倒，炮弹掀起的泥土都会落满全身。”经过半小时激战，解放军终于击败了敌人，敌人丢下武器和受伤的战友，向四方海边跑去，胶州湾里的敌舰也加速逃跑。“这是解放青岛的最后一战，我们却有两位战友躺在了青岛的城边。”张老哽咽着说道。
双山战斗结束后，部队随即入城。听到解放军进城了，市民都涌上了街头，打着横幅举着牌子欢迎。下午前后，辽宁路上已经聚满了欢迎的人群，乐队奏起了《解放区的天是明朗的天》的乐曲，一路走向西镇。
1949年6月2日，中国人民解放军青岛市军事管制委员会、青岛市人民政府宣告成立，向明任军管会主任委员，马保三任人民政府市长。中共青岛市委员会进入市内办公，薛尚实任市委书记。青岛发电厂下午开始送电。青岛市人民广播电台成立，当晚8时开始播音。城市设施完好，社会秩序井然。青岛52万市民开始了恢复经济、重建家园、振兴青岛的事业。人民政府3个月内先后接管铁路、银行、邮电、发电厂、自来水厂等重点部门和大中型企业共493个单位；实行保护私营民族工商业的政策，批准8000多家私营工商企业，其中新开业的就有近千家，为青岛国民经济的恢复与发展打下了必要的基础。
1949年6月2日，全市人民载歌载舞，热烈欢迎解放军进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