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中秋寻觅远古恐龙的足迹——诸城·超然台

2015中秋寻觅远古恐龙的足迹——诸城·超然台

       超然台位于山东诸城市内，为北宋熙宁八年(1075)苏轼任密州(治所在今山东诸城)太守时所建。当时诸城西北墙上有“废台”，苏轼“增葺之”而成，“日与其僚，览其山川而乐之。”其弟苏辙依据《老子》“虽有荣观、燕处超然”文意，命名曰“超然”，并作《超然台赋》予以赞咏。超然，即超脱尘世、乐天知命的意思，后引发苏轼《超然台记》横空出世，成就千古名篇。

       北宋熙宁八年（1075）始建。当时诸城西北墙上有“废台”，苏轼“增葺之”而成，“日与其僚，览其山川而乐之。”其弟苏辙依据《老子》“虽有荣观、燕处超然”文意，命名曰“超然”，并作《超然台赋》予以赞咏。超然，即超脱尘世、乐天知命的意思，后引发苏轼《超然台记》横空出世，成就千古名篇。有人评曰：“若无子由明兄意，神州那得超然台。优游物外迪心智，诸城至今寻旧台”。苏轼政务之余，或远眺名胜古迹，或抚琴抒发情怀。千古绝唱《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即是在此台上一气呵成的。

       超然台自苏轼之后，历经朝代变更与兵荒马乱，在如此久远的历史长河中，历代贤达人士曾多次维修。史料记载，元代重修两次：1322年密州同知庚伯麟修超然台、苏公祠；1338年密州达鲁花赤真闾修超然台，并留刻石于台上。明代重修五次：1393年由千户所修；1455年由知县黄武修超然台并增修慕贤亭；1522年知县张瑶奉命迁真武神于北极台，超然台专祀苏东坡；1579年知县李观光修苏公祠；1591年知县宁嘉猷修苏公祠。

       清代重修七次：1690年知县马修超然台及苏公祠；1721年知县罗廷璋增修超然台、苏公祠；1759年知县张师赤修超然台及苏公祠；1829年修超然台及苏公祠；1836年知县汪封渭修超然台及苏公祠；1852年知县王廷荣修超然台及苏公祠；1889年修超然台及苏公祠。民国时期修台二次：1919年县知事尹祚章修台；1924年混城旅长毕庶澄修台。

       关于台上石刻，也历经沧桑。据不完全统计，有修台记、赋、跋、诗、像、竹等石刻50余方，不过多有遗失与复刻。随着朝代的变更和混战，超然台石刻受到了极大损坏，首先是台前“超然台”三个大字被人挖走，直到元代由中议大夫王 C用柳体书写径尺的“超然台”三个大字，刻石嵌于原处；其次是台上的诸多石刻，也在元代以前遗失殆尽。此后，后人复刻《超然台记》《超然台赋》，及《重修超然台记》《专祀苏东坡先生记》《雪夜书北台壁》等诗文。

       馆藏精品：超然台刻石原迹6块、《超然台记》和秦二世诏书等碑刻

       拆除：1928年，国民党将领杨虎城为追赶北洋军阀顾震，率兵进驻诸城，曾登台瞻仰苏公祠及台上石刻，赞叹不已。当时诸城城里掀起一股砸庙毁神之风，杨虎城下令保护超然台，使其得以保全。
       1935年，诸城第一区区长丘景炎占领超然台，把超然台当了区公所，挂上“闲人免进”的牌子，不准人们参观，直到日寇进城前，才逃之夭夭。
       抗战时期，超然台为汉奸所占，他们把超然台三个大字涂掉，换上“进德会”,文化圣地变成了宣扬汉奸文化的巢穴，直到日寇投降时为止。
       1947年，诸城解放。当时敌强我弱，为了防止国民党军队再据诸城，第二年由政府下令，调集全县民工拆除诸城古城墙，超然台也毁于这次拆城。台上屋宇被拆除，刻石被埋在城壕之内，部分石刻为群众取走作建房用。顷刻间，超然台仅剩一土堆，后来又被清洁工人挖尽。就这样，超然台名胜毁于一旦。

       复建：近年来，随着研究苏轼文化的兴起，海内外学者、华人社团及社会各界群众对恢复重建超然台的呼声越来越高。1995年，诸城市政协委员提交了《重建超然台》的提案。时隔3年，第六届政协委员就重建超然台提交提案。但因资金、选址等原因，重建超然台方案未能落实。2003年，第七届政协委员坚持不懈提交提案，经过深入调研，多方征求意见，在选址问题上达成一致。2007年2月，诸城市决定恢复重建超然台，并把重建超然台列入诸城市重点工程。2007年秋，超然台在整整消失了60年后又在原址附近开工复建（据历史记载，超然台原址在超然台路以南、台下巷以西，即现址西南百米的位置上）。整个工程依原有的规模，按3倍的比例进行扩建。共占地20余亩，台高10.74米，宽28米，长160米，建筑面积为7000余平方米，陈列面积为3000余平方米，总投资7000余万元。

       2009年超然台重建完成。新超然台内部陈列以碑刻、字画为主，展示了苏轼在密州的活动和传说等，通过文字、图片、声像以及高科技手段，全面展示超然文化的内涵。

       如今的超然台景点分为超然台和苏东坡纪念馆两部分：超然台可沿台东侧的城墙坡道拾阶而上，进入台上的垂花门就是苏东坡吟“明月几时有”的超然台。台上四周砌有1米多高的城墙垛口，距正面垛口约7米处是慕贤亭，里面陈列着《超然台记》和秦二世诏书等碑刻。亭后有东西两庑各三间，后堂三间为仰苏堂，里面陈列着苏轼的作品拓片。

       台体内的苏东坡纪念馆共分二层：一楼又分三个厅，西厅陈列着50余方超然台刻石，最大的1.2米高，最小的仅20多厘米，另外还有超然台刻石原迹6块；中厅为苏轼密州出猎半景画式场景；东厅为当代书画展厅。二楼为主展厅，主要展示苏轼在密州的岁月和他的生平典故。  

 

       这座超然台，是宋代大文学家苏轼任密州知州时，于熙宁八年所修。该台原是城墙上的土台，苏轼复加栋宇，作为登眺之所。他爱弟苏辙命名为超然台。苏辙深知兄长的性格和情感，还特地写了一篇《超然台赋》，夸其“高台凌空”。苏轼对此台十分赞赏，亲自写了篇散文《超然台记》。他在诸城写下的一些名篇中，每每提及超然台并津津乐道。万人传诵的《水调歌头》、登台眺望密州写下的《望江南》、在深冬登台观望雪景写的《雪夜书北台壁》，这些动人诗篇，都是在台上所作，都是以台为依托的，由此可见苏轼爱台之深。

超然台记    苏轼

       原文：
　　凡物皆有可观。苟有可观，皆有可乐，非必怪奇伟丽者也。
　　哺糟啜醨皆可以醉；果蔬草木，皆可以饱。推此类也，吾安往而不乐？
　　夫所为求褔而辞祸者，以褔可喜而祸可悲也。人之所欲无穷，而物之可以足吾欲者有尽，美恶之辨战乎中，而去取之择交乎前。则可乐者常少，而可悲者常多。是谓求祸而辞褔。夫求祸而辞褔，岂人之情也哉？物有以盖之矣。彼游于物之内，而不游于物之外。物非有大小也，自其内而观之，未有不高且大者也。彼挟其高大以临我，则我常眩乱反复，如隙中之观斗，又焉知胜负之所在。是以美恶横生，而忧乐出焉，可不大哀乎！
　　余自钱塘移守胶西，释舟楫之安，而服车马之劳；去雕墙之美，而蔽采椽之居；背湖山之观，而适桑麻之野。始至之日，岁比不登，盗贼满野，狱讼充斥；而斋厨索然，日食杞菊。人固疑余之不乐也。处之期年，而貌加丰，发之白者，日以反黑。予既乐其风俗之淳，而其吏民亦安予之拙也。于是治其园圃，洁其庭宇，伐安丘、高密之木，以修补破败，为苟全之计。
　　而园之北，因城以为台者旧矣，稍葺而新之。时相与登览，放意肆志焉。南望马耳、常山，出没隐见，若近若远，庶几有隐君子乎！而其东则庐山，秦人卢敖之所从遁也。西望穆陵，隐然如城郭，师尚父、齐桓公之遗烈，犹有存者。北俯潍水，慨然太息，思淮阴之功，而吊其不终。台高而安，深而明，夏凉而冬温。雨雪之朝，风月之夕，予未尝不在，客未尝不从。撷园蔬，取池鱼，酿秫酒，瀹脱粟而食之，曰：“乐哉游乎！"
　　方是时，予弟子由，适在济南，闻而赋之，且名其台曰“超然”，以见余之无所往而不乐者，盖游于物之外也。
       译文：任何事物都有可观赏的地方。如有可观赏的地方，那么都可使人有快乐，不必一定要是怪异、新奇、雄伟、瑰丽的景观。吃酒糟、喝薄酒，都可以使人醉，水果蔬菜草木，都可以充饥。以此类推，我到哪儿会不快乐呢？
　　人们之所以要追求幸福，避开灾祸，因为幸福可使人欢喜，而灾祸却使人悲伤。人的欲望是无穷的，而能满足我们欲望的东西却是有限的。如果美好和丑恶的区别在胸中激荡，选取和舍弃的选择在眼前交织，那么能使人快活的东西就很少了，而令人悲哀的事就很多，这叫做求祸避福。追求灾祸，躲避幸福，难道是人们的心愿吗？这是外物蒙蔽人呀！他们这些人局限在事物之中，而不能自由驰骋在事物之外；事物本无大小之别，如果人拘于从它内部来看待它，那么没有一物不是高大的。它以高大的形象横在我们面前，那么我常常会眼花缭乱反复不定了，就象在缝隙中看人争斗，又哪里能知道谁胜谁负呢？因此，心中充满美好和丑恶的区别，忧愁也就由此产生了；这不令人非常悲哀吗！
　　我从杭州调移到密州任知州，放弃了乘船的舒适快乐，而承受坐车骑马的劳累；放弃墙壁雕绘的华美漂亮的住宅，而蔽身在粗木造的屋舍里；远离杭州湖光山色的美景，来到桑麻丛生的荒野。刚到之时，连年收成不好，盗贼到处都有，案件也多不胜数；而厨房里空荡无物，每天都以野菜充饥，人们一定都怀疑我会不快乐。可我在这里住了一年后，面腴体丰，头发白的地方，也一天天变黑了。我既喜欢这里风俗的淳朴，这里的官吏百姓也习惯了我的愚拙无能。于是，在这里修整花园菜圃，打扫干净庭院屋宇，砍伐安丘、高密的树木，用来修补破败的房屋，以便勉强度日。在园子的北面，靠着城墙筑起的高台已经很旧了，稍加整修，让它焕然一新。
　　我不时和大家一起登台观览，在那儿尽情游玩。从台上向南望去，马耳、常山时隐时现，有时似乎很近，有时又似乎很远，或许有隐士住在那里吧？台的东面就是卢山，秦人卢敖就是在那里隐遁的。向西望去是穆陵关，隐隐约约象一道城墙，姜太公、齐桓公的英雄业绩，尚有留存。向北俯视潍水，不禁慨叹万分，想起了淮阴侯韩信的赫赫战功，又哀叹他不得善终。这台虽然高，但却非常安稳；这台上居室幽深，却又明亮，夏凉冬暖。雨落雪飞的早晨，风清月明的夜晚，我没有不在那里的，朋友们也没有不在这里跟随着我的。我们采摘园子里的蔬菜，钓取池塘里的游鱼，酿高粱酒，煮糙米，大家一边吃一面赞叹：“多么快活的游乐啊！”
　　这个时候，我的弟弟苏辙(字子由)恰好在济南做官，听说了这件事，写了一篇文章，并且给这个台子取名“超然”，以说明我之所以到哪儿都快乐的原因，大概就是在于我的心能超乎事物之外啊！

超然台赋    苏辙

       《超然台赋》为我国文学史上著名词赋，为宋代散文家苏辙所作。宋熙宁七年（1074年）秋，苏轼由杭州移守密州（今山东诸城）。次年八月修葺城北旧台，并由其弟苏辙题名为超然台，取《老子》“虽有荣观，燕处超然”之义，并作《超然台赋并叙》赞之。后引发苏轼《超然台记》横空出世，成就千古名篇。有人评曰：“若无子由明兄意，神州那得超然台。优游物外迪心智，诸城至今寻旧台”。作赋时苏辙在济南府任掌书记。

       《超然台赋》
       子瞻既通守余杭，三年不得代。以辙之在济南也，求为东州守。既得请高密，其地介于淮海之间，风俗朴陋，四方宾客不至。受命之岁，承大旱之余孽，驱除螟蝗，逐捕盗贼，廪恤饥馑，日不遑给。几年而后少安，顾居处隐陋，无以自放，乃因其城上之废台而增葺之。日与其僚览其山川而乐之，以告辙曰：“此将何以名之？”辙曰：“今夫山居者知山，林居者知林，耕者知原，渔者知泽，安于其所而已。其乐不相及也，而台则尽之。天下之士，奔走于是非之场，噶于荣辱之海，嚣然尽力而忘反，亦莫自知也。而达者哀之，二者非以其超然不累于物故邪。《老子》曰：‘虽有荣观，燕处超然。’尝试以‘超然’命之，可乎？”因为之赋以告曰：
       东海之滨，日气所先。岿高台之陵空兮，溢晨景之洁鲜。幸氛翳之收霁兮，逮朋友之燕闲。舒堙郁以延望兮，放远目于山川。设金罍与玉斝兮，清醪洁其如泉。奏丝竹之愤怒兮，声激越而眇绵。下仰望而不闻兮，微风过而激天。曾陟降之几何兮，弃溷浊乎人间。倚轩楹以长啸兮，袂轻举而飞翻。极千里于一瞬兮，寄无尽于云烟。前陵阜之汹涌兮，后平野之湠漫。乔木蔚其蓁蓁兮，兴亡忽乎满前。怀故国于天末兮，限东西之险艰。飞鸿往而莫及兮，落日耿其夕躔。嗟人生之漂摇兮，寄流枿于海壖。苟所遇而皆得兮，遑既择而后安。彼世俗之私已兮，每自予于曲全。中变溃而失故兮，有惊悼而汍澜。诚达观之无不可兮，又何有于忧患。顾游宦之迫隘兮，常勤苦以终年。盍求乐于一醉兮，灭膏火之焚煎。虽昼日其犹未足兮，俟明月乎林端。纷既醉而相命兮，霜凝磴而跰⻊鲜。马踯躅而号鸣兮，左右翼而不能鞍。各云散于城邑兮，徂清夜之既阑。惟所往而乐易兮，此其所以为超然者邪。

       古密州有八大胜景：超然四望、琅琊炊烟、马耳腰云、韩王坝月、五莲晚翠、九仙朝霞、龙潭雷声、卢洞清风，超然台为八大胜景之首。日前，超然台已经复建,如今“超然四望”胜景又从历史典籍上回到现实中来，成为诸城当地的又一文化旅游景点。

  

   

 

 



       沿着角楼顺楼梯往下，就是展馆......

        苏轼在密州：宋神宗熙宁七年的秋天，39岁的苏轼由杭州通判调任密州知州，并于当年12月3日到达任所。密州当时下辖诸城、安丘、高密、莒县、胶西5县（相当于现在我省的诸城、安丘、高密、胶州、胶南、日照、五莲、莒南、莒县等9个县市）,苏轼到任时恰值北方连年大旱、蝗灾泛滥。
　　天灾固然严重，人祸亦十分深远。当时王安石等人极力推行的新法在实施过程中由于用人不当、操之过急等原因，给百姓带来了更大的伤害。在天灾人祸交加的情形下，密州出现了“岁比不登，盗贼满野，狱讼充斥”（《超然台记》）的局面，百姓们更是“比岁饥殍凋残之余，不复堪命”（《祭常山神祝文》）。目睹此情此景，苏轼不禁发出了“民病何时休，吏职不可越”、“平生五千卷，一字不救饥”的感叹。
　　为了拯救百姓于水火之中，苏轼采取了一系列积极有效的救助措施：到任后不久即上书韩丞相，如实反映当地的灾情，为民请命，要求朝廷选差官员下来视察灾情，体量放税，或者给予补助。他从访问农夫野老中吸取生产经验，主张用火烧、用泥深埋的办法坚决铲除蝗害，并且动用部分仓米来奖励捕蝗的人，使百姓“荷锄散掘谁敢后，得米济饥还小仆”。他还亲自加入到捕蝗救灾的劳动中，并写了《和赵郎中捕蝗见寄》诗以纪其事：“麦穗人许长，谷苗牛可没。天公独何意，忍使蝗虫发。驱攘著令典，农事安可忽。我仆既胼胝，我马亦款矻。飞腾渐云少，筋力亦已竭……”由于连年饥馑，百姓生命难继，许多人不得不忍痛把嗷嗷待哺的儿女抛弃道旁。为此，苏轼心情非常沉重，经常“洒涕循城拾弃孩”。针对当地“盗贼渐炽”的情况，苏轼及时作《论河北京东盗贼状》，上书朝廷，对盗贼产生的根源做了精辟的分析，并提出了相应的治盗之策。在《上韩丞相论灾伤手实书》中，他还陈述了方田均税及手实法给当地百姓带来的危害。经过一年多的努力，密州的各种灾情基本得到控制。
       苏轼任知密州军州事两年多的时间，政绩卓著，并与密州人民建立了深厚的感情。对此，他在《超然台记》一文中有这样的表述：“余既乐其风俗之淳，而其吏民亦安予之拙也。”在调离密州前所作的《别东武流杯》一诗中，诗人也表达了对密州风物的深切眷恋之情：“莫笑官居如传舍,故应人世等浮云。百年父老知谁在,惟有双松识使君。”

       身为一个“地师级”领导，情愿到贫穷落后的地区工作，跟那里的百姓同甘共苦，经常挖野菜充饥……这样的好干部并非“特殊材料制成的”共产党员，而是一个封建社会的官员。他，就是宋代著名大诗人、曾经做过密州知州的苏轼。 
　　宋神宗熙宁七年(一○七四)，苏轼在杭州任通判期满后，主动要求到山东密州(今诸城，宋时辖胶西、高密、安丘、诸城、莒县五县)任职，担任该州的最高长官“知州”。当时的密州是个贫穷山区，经济萧条，文化落后，百姓生活困苦，政府官员的薪俸也很低。这与有“天堂”之称的杭州不啻天壤之别。正如苏轼在《超然台记》一文中所写：
　　予自钱塘移守胶西，释舟楫之安，而服车马之劳；去雕墙之美，而庇采椽之居；背湖山之观，而行桑麻之野。始至之日，岁比不登，盗贼满野，狱讼充斥，而斋厨索然，日食杞菊，人固疑予之不乐也。
　　身为地方长官，在杭州时出门是舟楫画舫，住的是画栋雕梁，满目是迷人的湖光山色。而到密州后，出行是车马劳顿，住的是木屋草房。出门所见，尽是桑麻遍野，荒山连绵。而且甫一到任，就遇上天灾，庄稼歉收，盗贼遍地，民间纠纷不断……在此情况下，他这密州的“一把手”也一贫如洗，连粮食都不够吃，每天只吃些枸杞、菊花等野菜充饥。他在《后杞菊赋并叙》中进一步写道：做官十九年来，他家中日益贫困，吃穿都不及以往。到密州后，本以为可以吃顿饱饭了，然而厨房里空空如也，吃的仍令人担忧。于是，他天天在公务之余，跟同僚刘庭式一起，到城边荒废的菜园中挖野菜吃。他们边挖野菜边谈笑风生，日子虽苦，但却苦中有乐。
　　苏轼为何愿到这穷地方过贫苦生活？这固然不是庸俗的功利观所能解释，他也不曾以“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标榜自己，而说他有与民同甘共苦的良知和以苦为乐的胸怀，倒比较符合实际。正是在跟百姓同甘共苦中，他才能及时发现问题，为百姓排忧解难。有一次，他跟刘庭式沿着城墙根挖野菜，忽然在一丛枸杞旁发现一个用包裹裹着的弃婴。他心痛地捡起弃婴，抱回府中抚养，从中更深地了解到百姓生存的艰难。于是他下令州府的官员到野外去捡拾弃婴，自己也“洒涕循城拾弃孩”。，庶几乎西河南阳之寿。
　　他认为人生在世上，就像手肘一样能伸能曲，所谓贫困、富有、美艳、丑陋，只是相对而言。有的人吃糠咽菜照样白白胖胖，有的人吃山珍海味却瘦骨嶙峋。他以杞菊为食，春天吃苗，夏天吃叶，秋天吃花和果实，冬天吃根，照旧快乐健康，说不定还能因此而长寿呢！正是基于这种认识，他历尽万难而不移其志，身处逆境仍保持乐观，从容地渡过一道道难关，使生命迸发出灿烂的光辉！而作为一笔宝贵精神财富，这闪光的哲理也鼓励人们学习苏轼，不畏贫苦，在艰苦困难中勇往直前，乐观向上地积极生活！
　　几天时间，州府中就收养了近四十名弃婴！他把这些弃婴分别安排到各家抚养，政府按月给抚养费，两年内救活数十名弃婴。两年后，苏轼被贬黄州时，还把收养弃婴的经验传授给鄂州太守朱寿昌。因当时岳鄂民间有“溺婴”的恶俗，许多婴儿刚生下来就被放到水盆里淹死，出生晚的女孩几乎无一幸免。苏轼建议朱寿昌依法禁止溺婴行为，并在黄州成立一个名为“育儿会”的慈善机构，动员人们捐钱捐米救助婴儿。他虽然囊中羞涩，也给“育儿会”捐了十千钱的善款。
　　跟百姓一起吃苦受贫，也使苏轼进一步密切了跟群众的关系，更深入地体察百姓疾苦，从而更有效地帮他们战胜灾荒。他刚到密州时，那里正遭受严重的旱灾和蝗灾，百姓食不果腹，衣不蔽体，流离失所，饿殍遍地。目睹此等惨状，苏轼心急如焚，立即采取积极措施，恤民救灾。他一方面开仓放粮，并将州衙官吏的口粮匀出一部分，为断粮的饥民解燃眉之急；同时上书丞相韩琦，如实反映当地灾情，要求朝廷选派官员下来视察，体量放税，或给予补助。
　　在灭蝗中，他亲自出马，带领农民用火烧、深埋等方法铲除蝗害，并动用部分仓米奖励捕蝗有功人员。他还针对当地“盗贼渐炽”的情况，及时作《论河北京东盗贼状》上书朝廷，对盗贼产生的根源做了精辟分析，并提出相应的治盗之策……经过一年多的努力，密州的灾情基本得到控制，百姓的负担有所减轻，社会秩序也明显好转。
　　苏轼还把他的“以苦为乐”思想，提升为极富教益的人生哲理，用以指导自己，影响他人，改善民生。他曾《后杞菊赋并叙》中说：
　　人生一世，如屈伸肘。何者为贫，何者为富？何者为美，何者为陋？或糠核而瓠肥，或粱肉而墨瘦……吾方以杞为粮，以菊为糗。春食苗，夏食叶，秋食花实而冬食根。

 


























       展示碑刻的展厅......



       张择端竟然也是诸城人。这里到处在纪念他诞辰930年......

       张择端（1085年—1145年），字正道，汉族，出生于琅琊东武（今山东诸城），居住于中国东京（今河南开封）。北宋画家。宣和年间任翰林待诏，擅画楼观、屋宇、林木、人物。所作风俗画市肆、桥梁、街道、城郭刻画细致，界画精确，豆人寸马，形象如生。存世作品有《清明上河图》、《金明池争标图》等，皆为我国古代的艺术珍品。

       顺着楼梯继续向下，大厅里展示的是苏轼的诗词......





       密州射猎场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