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路上的名人故居——“中华民国大总统”徐世昌故居（浙江路26号）

       上次写浙江路时，只记录了这座楼后来的主人——“青岛首富”刘子山，却忘记介绍他最先的主人逊清遗老徐世昌了。这位中华民国大总统的故居位于山东省青岛市浙江路26号（浙江路与曲阜路交汇处）。

       徐世昌为何隐居青岛？

       关于徐世昌为什么在1912年时局最紧要的关头选择隐居，不同的人有不同的看法。有人说他是忠臣，难忘清帝国旧恩，选择这一途径表达自己的政见；有人说他是老狐狸，想要暂时找个地方歇歇，观望局势。事后徐世昌的行动证明，第二种说法是正确的。在当时，以徐世昌的出身、才干、业绩与声望，若激流勇进，完全可以再得大位。然而，当时徐世昌却甘愿将千载良机拱手让人，可以说，这正是徐世昌的高明之处。此前他受清廷厚恩，直到现在还是“护帝太保”；而实则一力助袁，因而进退两难，只能托言因“国变忧愤”，力辞太保，离京闲居，暂避“一时之谤”。如果马上弃清投袁，似乎于情理不合，终会招人非议。因而他决定先过渡一下，方显迎新辞旧，不露痕迹。而闲居不仕，还可算作不负皇恩的逊清遗臣。他的算盘打得太妙了。

       徐世昌在全国有三处宅子，所谓狡兔三窟。一个是在河南老家，有很大的宅院；第二个是在天津租界，购了楼房；第三个是在德国统治下的青岛，拨40万元巨款给周学熙，请他们为其在青岛购地建宅。他又为何偏偏来到青岛呢？这恰恰反映出徐世昌“活曹操”的一面。“卫辉在中国人的管辖下，如有兵事难以避灾。天津租界离北京太近。青岛是在德国人管理之下，距京师不太近，又比上海近，最为适当。”他来青岛前袁世凯还是想让他做官留下，徐世昌说：我当民国的官愧对清室，等两年之后再说吧。

        就这样，徐世昌悠哉悠哉地来到了青岛。此前，他的弟弟徐世光已经在此居住。他们一同住在曲阜路8号，那里离斯泰尔修会圣言会会馆、砖瓦商卡普勒的安娜别墅和一家知名旅社很近，并且和张士珩是对面邻居。徐世光是从烟台携眷逃亡来的，到青岛的时间比徐世昌长些。俩兄弟命运不一，此时的心境却大致相同。尽管过着隐居的生活，但徐世昌的智慧依然难以掩盖，熟悉许多晚清流亡政治家的德国传教士卫礼贤在他的《中国心灵》中描述他的这个“隐居在青岛靠海边小山上”的朋友时相信，从智慧的角度来讲，在袁世凯众多出谋划策者中间，徐世昌是最出色的一个。

        他的智慧表现在很多的方面，最重要的一点就是“琉璃球”的作风，不偏不倚，毫无棱角可言，无论“复辟派”还是袁世凯都与他保持着联系。由于他城府很深，别人不知道他内心到底倾向于哪一派。遇到闲暇时间，他还会约上朋友一起去爬崂山，1913年的5月，徐世昌和境遇类似的吴郁生、李家驹、于式枚、李经迈、张士珩一起去了一趟崂山，宿于华严寺，遍游太清宫、龙潭瀑、烟云涧、北九水等地共三日。在太清宫盘石路下端之北侧，镌刻《徐世昌题记》记述其游山之事，字径半尺，刻工亦佳。这五个人中同样既有“复辟派”也有袁世凯的人，做得滴水不漏。除此之外，徐世昌还在青岛做起了整理文献档案的工作，还创作了不少的诗歌。总之，他真把自己当成隐居者了。崂山归来一年后，徐世昌终于同意出任了袁世凯的国务卿。对此，卫礼贤的说法是“为了帮助朋友，他只好老大不情愿地再次出山”。 

       徐世昌生平：

       徐世昌1886年（光绪十二年）中进士，任翰林院庶吉士。

       1897年，袁世凯在小站练兵时，兼任新建陆军参谋营务处总办，是袁世凯的幕僚之一，此后累获擢升。其自袁世凯小站练兵时就为袁世凯的谋士，并为盟友，一文一武，互为同道。1904年，袁世凯创建警察，保举徐世昌为巡警部尚书，负责京师的治安。1905年曾任军机大臣。

       1907年东北改设行省，徐被任命为钦差大臣，东三省总督兼管三省将军事务。其时东北处于日俄战争之中，清朝的根本被蚕食，徐世昌多所举措，采取开商埠，借国债，连与国，修铁路等一系列措施。并在东北推行新政，以此来抵制日俄对东北的控制。

       1909年，袁世凯被摄政王载沣罢黜，徐世昌自请病退，调任邮传部尚书，京浦铁路督办。

       1911年5月，清廷设皇族内阁，徐成为仅有的四名汉人内阁成员之一。任协理大臣。辛亥革命爆发，徐力主起用袁世凯镇压革命。同年11月袁组织责任内阁，徐改任军谘大臣、加太保衔。至袁世凯就任临时大总统后方向清室请辞。

       徐世昌深谋远虑，颇得袁世凯的器重；但他又能与袁保持距离，进退有度。1912年3月，袁世凯继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徐力辞太保，隐居青岛观望时局变化。

       1914年5月，袁世凯据新的约法，改责任内阁制为总统制，由任徐世昌为国务卿，其时袁世凯称呼徐世昌、赵尔巽、李经义、张謇为“嵩山四友”。次年袁公开推行帝制，徐以局势难卜求去，退居河南辉县水竹村。1916年3月袁被迫取消帝制，恢复民国年号，起用他为国务卿。徐任职仅一月力荐段祺瑞继任。袁世凯死后，黎元洪任总统，段祺瑞任总理。二人不久即发生府院之争，后又调解直系军阀首领冯国璋和段祺瑞的矛盾。

       黎元洪去职后，1918年10月，徐世昌经皖系军阀操纵的安福国会选举为民国大总统。他“偃武修文”，下令对南方停战，次年2月于上海召开南北“议和会议”，但无结果。

       1919年五四运动发生时，徐被迫免去曹汝霖、章宗祥及陆宗舆职务，以缓和全国舆论的反对。在北洋军阀各派系的斗争中，徐世昌惯以元老身份和居间调和者的角色因势操纵。

       1922年第一次直奉战争后，直系获胜，控制了北京政府，曹锟、吴佩孚指徐世昌总统为非法，迫其去职，自此徐世昌退出政界，居住天津租界以书画自娱。晚年日本人尝试邀徐出任华北政府职务，徐世昌多次拒绝参加日军组建的华北傀儡政府，不供伪职，保持了民族气节。

       1939年6月5日，徐世昌病故，年85岁，先寄葬于天津桃园村原英国公墓，后同夫人一起归葬于河南省辉县市百泉镇苏门山下。6月8日，国民政府主席林森为徐世昌下褒奖令，以颂扬其爱国忠心。徐世昌国学功底深厚，不但著书立言，而且研习书法，安阳袁林的墓碑“大总统袁公世凯之墓”九个大字系徐世昌的手笔。工于山水松竹，如《石门山临图帖》等。一生编书、刻书30余种，如《清儒学案》、《退耕堂集》、《水竹村人集》等。被后人称为“文治总统”。

       说说徐世昌其人其事：

       经历以晚清封疆大吏而任民国总统者，唯袁世凯、徐世昌二人。而袁世凯不知者少，徐世昌则鲜为人知。徐世昌，直隶(今河北)天津人，1855年生于河南卫辉府，字卜五，号菊人，晚年又号水竹都人、东海居士等。徐世昌远祖由浙江迁直隶天津，后移居河南卫辉府。日后发达，凡遇以上三地人士，徐世昌皆称同乡；徐之善于拉关系、交朋友，于此可见一斑。

       徐世昌幼年丧父，母教甚严。虽家境贫困，典当以延师教子，并自督课，且重德育。徐世昌回忆说：孩童之时，若有三份食物，便思得其两份，母即予严斥：“今日如此，长大又当如何？！”宁可将食物扔掉，亦不令世昌食。稍长，每一交友，母必察其人品如何，果系贤才，则款以美食；否则立予斥绝之。人见其孤苦，劝其依一县令亲戚，徐母曰：“托人余荫，罔知艰苦，无复有刻厉振兴之心矣”。族人感叹：“汝苦心持家教子，异日必有成就，真我家功臣也！”徐世昌16岁时开始课人兼自学，以经营薪米，17岁因善书小楷，随叔祖父充县衙文案及家庭塾师，18岁为某知府治函札兼会计，以文会友。

       24岁为准宁县知事治理文牍，遇袁世凯，一见倾心。袁见徐青衣敝履，虽边幅不修却神采飞扬；谈吐间，显露出勃勃雄心与满腹经纶，赞道：“菊人，真妙才也！”当时徐世昌无钱赴应天府应乡试，袁即赠银两百两，使世昌兄弟得已成行，并同时中举；四年之后，世昌又中进士，先援翰林院庶吉士，三年后援编修。张之洞（军机大臣、东阁大学士）、李鸿藻（翰林院掌院学士）为其师长。编修为七品官，俸银甚少，生活清苦。人劝其外放知州、县，未从。因京官具有接近上层勿州迁亡优势。

       然而世昌在翰林一住9年，未办过一次学差、试官之类有利之事；但他并不急功近利，而是积极结交，疏通上下，同时勤苦读书，关心时事，作好各方面准备，以待时机。翰林院是中国封建社会为科场尖子而设的最高机构，凡以科举进身之文士，无不孜孜以求。但徐世昌因不见宠于大学士李鸿藻，李认为徐“虚矫过人”，而不是发达。但徐世昌向李介绍袁世凯，通过李鸿藻，袁为李鸿章所常识，向朝延推荐他督练新军，却成为袁发展的起点，同时也成为徐仕途中走向发达的转折点。

       徐世昌在翰林院已是“板凳要坐十年冷”，到第十年终于有了转机，袁世凯向清延奏请徐翰林兼管新建陆军稽查全军参谋军务营务处总办（相当于秘书长兼参谋长），徐欣然就任。虽然编制、原职、级别均予保留，但总是以高就低；徐却毅然离开翰林院，全力以赴，总揽全军文案并参与机密，袁不在时且代理其职。从此成为袁的得力智囊。

       徐世昌到任不久，袁世凯即因克扣年饷、诛杀无辜被人告发，军机大臣荣禄与陈奎龙负责查办。徐与陈为同榜进士，私交甚笃，乃为袁说项，得以“乞恩姑从免议”，使一场弥天大祸消弥于无形，袁自是对徐感恩不尽。徐世昌在小站练兵工作虽只两年多，但他一来受到袁的高度信任与尊重，言听计从，称之为兄；二来是翰林出身，受到将领的尊重，皆称之为师；三来工作勤奋，自学军事及英语，先后编写了《新建陆军兵略存录》及《操法详晰图说》十三册，以新传统筹全军训练及教育，成绩卓着，声望很高，从而奠定了自己在北洋军队中仅次于袁世凯的地位，也达到了“以文修武、以军功进身”之目的。小站练兵，是中国军队走向近代化的里程碑，袁、徐皆功不可设。徐世昌最先提出了比较完整的近代化军事理论，制订了中西结合的军制、法典、军规、条令及战略战术原则。后来的“北洋三杰”——王士珍、段祺瑞、冯国璋皆是从小站新军中成长起来的佼佼者。

       徐与袁一样，即有政治野心、也有爱国热情，（袁至少在青年时代不失为一个爱国者）徐在翰林院时曾因甲午战败，与数十名同事联合弹劾李鸿章；值戊戌变法，徐、袁都参与了维新运动。但在关键时刻，当新旧势力交锋、维新势力将希望全部寄托在掌握军权的袁世凯身上时，袁却听信了“军师”徐大哥之言：“旁虽一国之主，然当政日线，势力薄弱；后（西太后）则两朝总持魁柄，廷臣疆帅，均其心腹，成败之数，可以予卜。与其助帝而致祸，宁附后而取功名”。徐世昌一言九鼎。袁深以为然，遂向荣禄告密。在义与利的选择上，徐、袁很现实地选择了趋利避害。二人均以戊戌六君子之血染红了顶戴花翎，从此深受后党恩宠，平步青云。诚然，即使当时徐赞表附新党，亦是以卵击石；“宁为玉碎，不为瓦全”，历史上又有几人？不过袁世凯之恶在于阳奉阴违，两面三刀，十分险恶卑劣，故当时有民谣骂袁曰：六君子，头颅送，袁项城，顶子红，卖国党，邀奇功，康与梁，在梦中，不知他，是枭雄。袁世凯因难逃其责，幕后高参徐世昌亦难辞其咎。

       1900年，八国联军攻入北京，太后西狩，徐世昌随行护驾，得到青睐。张之洞、袁世凯又交章保荐徐世昌，遂得重用。在随后的三年中，他相继涉足清廷政务、财务、军务、学务，1904年，得任中国史上1300年以来最后一次会试之阅卷大臣，也圆了十年翰林来往主考之梦。

       1905年，奉旨入值军机处（最高军政机关），年底即援军机大臣，署满兵部尚书。这一年徐世昌正好五十岁。以汉人署满人之兵部尚书，有清开国以来尚属首次。徐世昌获此殊荣，尚未停止升迁的脚步。51岁时朝廷又任徐世昌为钦差大臣，东三省总督兼管东三省将军事务，集军政大权于一身，系从一品级，各省督抚联名奏事，以徐领衔，排在直隶总督袁世凯之前。据查核，清末升迁较快的汉大臣林则徐、曾国藩、袁世凯从入仕到任总督各为20、21、21年，徐世昌虽然也是21年，但东北总督之位高权重，则为以上三人所不及。而在同一年，袁世凯与张之洞皆丧失了具有实权的总督大臣之位，入京担任了奉旨办事的军机大臣。

       随着光绪帝与西太后的一同辞世，袁世凯的地位更岌岌可危。因光绪帝恨袁告密出卖之事；三岁溥仪即位，其父载沣为摄政王便一心想替其兄光绪报仇，欲除掉袁，已拟好将袁革职法办的上谕，因奕劻（军机处首席大臣，早被袁行贿买通）及张之洞极力反对，乃修改谕旨，以袁患显疾为名将袁“开缺回籍养疴“。徐世昌时在东北，唇亡未免齿寒，不得不主动奏请开缺，清廷岂敢赶尽杀绝？只将其调任邮传部尚书，虽位列中枢，但其降用，也很明显。

       而徐世昌在东北三年之作为，却值得大书一笔。东北三省为清廷皇家之发祥地，因而具有特殊的重要性；至清末，在徐世昌上任时，东三省在十年之内连遭俄、日两强三次大洗劫，国土大片沦丧，几乎成了两强的殖民地，民办凋残，疮痍满目。亡羊然后补牢。为谋挽救，1906年清廷派载振、徐世昌（皆为军机大臣）赴东北全面考察，并要求对症下药，提出解决方案。经两个多月数千里路跋涉，徐世昌向清廷提出了《通筹东三省全局疏》，洋洋十万余言，此时徐对治理东北，已成竹在胸。

       徐世昌一到任，首先针对其不治之原因——“以治兵之职，而辖管理民事之官，所务不同，利害亦异，隔阂既甚，牵制斯多，其终乃无一利之能兴，无一弊之不出”——实行政治体制改革，确立总督一人负责制，“举三省全部应办之事悉以委之”，“以一人之力总集群策，复以全国之力倾助车隅之地”。设行省公署，所属各司与督抚一起共同办公，“事则公商，移则会画”，简化办事手续，提高工作效率，从而建立起高效率决策机构和运行机制，同时也适应了晚清推行新政的要求。他强调值此非常之地、非常之时，非改革无以图存。为惩治腐败，更新吏治，徐世昌还推行了一系列具体政策，付诸实施。与此同时，他还大力招贤，尤其重用具有真才实学的留学归国人才，并向全国招揽第一流的时务人才，使东北三省“一隅之地，人才济济”；对贪官污吏则严厉打击，杀一儆百。上任数月，即查清并处理案犯数十起。其雄才大略，可见一斑。徐履东之初，财政困窘，入不敷出。他按照以兴办实业为中心，与列强进行商战，富省、强兵、御侮的思路，政弦更张，推行新财政政策，概括为：设立银行，多开商埠，聘用洋员，引进外资，但不设租界，确保主权。在农业方面，鼓励利用“地势广衍、土脉膏腴、雨量充足”之优越自然条件，发展粮食畜牧业。徐氏赴东北之前，当地因气候偏寒，农民尚不知种植小麦。经过考察，徐世昌积极倡导种麦，并向种植者提供国内及日、美良种，复“首弛粮食出口之禁”。“三年之后，东北遍地皆麦，自给而外，兼资运营。至今三省之民奉公（徐氏）为麦之先农”。他还从澳洲引进良种羊和拖拉机，对促进东北农牧业近代化的进程起了重要作用。徐世昌还积极发展工商业，重视科、教。为改造满清八旗子弟的寄生生活，专门设厂办校以“化其气质”，使“八旗人才不可胜用且不必再为筹出路也”。他还抓了清剿土匪、移民屯垦，筹边安氏，修铁路，通电话……都是功德无量之举。徐世昌督东北仅两年，东北面貌焕然一新，清廷亲贵载涛“自欧考陆军归国，经奉天（今沈阳）见马路、电灯、军警无不备具，街市焕然一新，乃宿公署，俨然欧式，益服世昌新政经画，非它省疆吏所及。还朝即力荐其值枢府焉。”世人称东北三省新政为“徐世昌新政”，徐亦为此而自豪。

       在应对日俄侵略方面，徐在上任前与时任北洋大臣的袁世凯设定的外交方针，一是“以保卫主权为第一急务”；二是“在具体交涉时，为了在主要问题上达到我们的目的，在次要问题上让步也许会复得必要”。徐世昌对日本明目张胆的侵略行径予以坚决反击：“必示人以不可攻，而后人不攻；必示人以不可欺，然后人不欺。”在卫护领土主权等原则问题上据理力争，寸土不让。一次，日人在图门至六道沟90余里钉立木桩，暗将我国领土划入韩界（韩界为日侵占）徐令吴禄贞带人连夜拔去，并记上华名里数，钉立标识，使日人目瞪口呆。徐世昌任用与日交涉“着为功劳”的吴禄贞为解决“界务问题”督办，有效地遏制了日本蚕食中国边境领土的阴谋及“满州政策”的推行。徐世昌在与沙俄侵略方针所进行的针锋相对的斗争中，同样取得了“已无余憾，为之欣慰”的结果。

       徐世昌在东北实施近代化建设，使东北开改革之先河，在推进全国近代化进程方面，确实功莫大焉。徐世昌还与袁世凯共同推出了中国最早的巡警制度，对巩固国本、防止外患、民安其业所起的积极作用，亦应予以肯定。徐世昌在任邮传部尚书时，采取雷厉风行的手段，为中国铁路、电力、邮政、航运等事业的发展，也起了很重要的作用。徐世昌任邮传部尚书一年余，即1909年8月，政任协办大学士，补援军机大臣；一月后又援体仁阁大学士，系清代文臣的最高荣典，也是汉人枢臣中唯一最受朝廷信任者。

       徐世昌还在东北时，就已考虑到清廷失势，便未雨绸缪，预谋转中退路。他为人处事十分谨慎，绝不骄矜，以党派示人；他既能符合潮流，大办新政；亦不疏远旧派、权要，可谓兼收并蓄，广结广交，左右逢源，上下畅通，从而为今日重掌枢要铺平道路。看来，“中庸之道”确是在官场上保身保位的灵丹妙药，徐世昌因此而赢得“水晶狐狸”的雅号。徐世昌重掌中枢，欲行新政，却孤掌难鸣，于是他极力大造舆论，“助袁出山”，但清廷仍忌恨袁，并不理睬徐的保奏。直到辛亥革命义旗高举，清廷欲调北洋新军镇压革命，才不得已把重新启用袁世凯提上议事日程。因为北洋六镇，从将到兵，一直听命于袁；即使袁回河南闲居，仍在暗中联络，遥控指挥。满人陆军大臣荫昌，指挥不灵，清廷亲贵慌了手脚，不得不依徐袁共商之六项“出山”条件，授袁世凯为钦差大臣，各路军以皆归其节制，南下镇压革命。徐世昌终于完成了一项历史性任务。

       徐、袁重新联手，袁开始唱主角，二人配合得珠联璧合，天衣无缝。先排挤掉唯一的绊脚石——摄政王兼陆海军大元帅载涛，袁以总理大臣的名义直接下令要他率兵上前线便吓得打了退休报告。清廷此时认为唯一放心得下的便是徐世昌，随即加封徐太傅太保，无非要鞠躬尽瘁，效忠清廷。

       这时的徐世昌，审时度势，顺应潮流，其指导思想与袁一样，逐渐由君主专政——君主立宪——民主共和，对革命党人的策略也由剿而抚，由抚和而。他们不愿与革命党的对阵，主张采用和平方式，赶清帝下台，这就避免了一场大内战，最终达到了推翻满清帝制、创建中华民国的目的，这个决策是明智的，值得肯定。

       为何逼清帝退位，归政于民国？据说还是世昌的妙计——让段祺瑞领衔，

　　以北洋将领64人联名、发电要求清廷“立定共和政体，否则以兵随之”。电发次日，徐世昌为避嫌恳请辞职。1912年2月12日，由张謇主稿的清廷诏书（这可是一个重要的历史性文件！）稿：“今全国人民心理多倾向共和，南中各省既倡议于前，北方诸将亦主张于后，人心所向，天命可知。予何以忍因一姓之尊荣拂兆民之好恶。是因外观大势，内审舆情，特率皇帝将统治权公诸全国，定为共和立宪国体，近慰海内厌乱思治之心，远协古圣天下为公之义。袁世凯为总理大臣，值此新陈代谢之际，宜有南北统一之方，即由袁世凯以全权组织临时共和政府，与民军协商统一办法。”这一诏书标志着大清王朝寿终正寝，但行文却十分得体，给垮台的清廷留足了面子。据说最后一句是徐世昌塞进去的“私货”，几乎肯定了清廷亡后便是袁世凯的天下。世昌手法之高，谋略之远，令人咋舌。袁世凯出山、逼宫、掌权三部进、导演都是徐世昌。袁世凯即有逼迫清廷退位之功，又有促成南北议和之举，且挟北洋雄师之势——南方只有把临时大总统拱手相让了。即便孙文不是谦谦君子，老袁的总统宝座也是坐定了。更何况，众多革命党人，也都认为：“收拾大局，建设中国，非袁莫属！”孙中山是明让暗斗，向袁提出“约法三章”企图将这匹野马给以约束。

       徐世昌把袁捧上宝座，功莫大焉，一般看法，国务总理一职非徐莫属。然而，出人意外的是徐此时却激流勇退了。徐世昌有他的独到的思维逻辑。他受清廷厚恩，直到现在还是“护帝太保”；而实则一力助袁，因而进退两难，只能托言因“国变忧愤”，力辞太保，离京闲居，暂避“一时之谤”。如果马上弃清报袁，于情于理，都不好说。还是先“过渡”一下，方显明迎新辞旧，不露痕迹。而闲居不仕，还可算作不负皇恩的前清遗臣哩。再则当前局势仍动荡不安，袁的宝座还不平稳，不如作个“局外人”以静观变化。

       徐隐居于青岛，行前与袁长谈，袁许以二年为期，但忍不住又于1912、1913两年内两次敦请徐“出山”相助，徐皆婉拒，不为所动。但以他与袁的亲密关系（似已非君臣或主仆关系）、自己在北洋的威望、推行“新政”的成绩、“中庸之道”的政治手腕，超群出众，愈是不出，呼声就越高。后来发生了刺宋案，国务总理赵秉钧不安于位，而徐世昌并不以袁所请，仍进居幕后。

       直到1914年袁取得镇压“二月革命”胜利，剪除了政敌，便再次请徐出山，任国务卿之职。徐开始动心。在启程赴京时，其弟世光向他递经陈辞：大哥，你意忘了清室于你可谓皇恩浩荡？前年你还亲口说过“不忘清室”，言犹在耳，忠岂忘心？议和之际，你曲从袁谋，已为人所议；今再为袁效力，将有何面目见先帝于地下？义正而辞严，大哥无言以对。徐世昌竟耐不住晚清遗留的寂寞，不愿就此沉沦，终老林下；那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国务卿之显赫，其诱惑力可谓大矣。何况自谓一旦任职，“英雄”即有用武之地，只要施展才能，为国谋利，博取贤名，不也抵得过“不忠”之谤？徐世昌遂于1915年5月，任北洋政府国务卿，北洋人呼之“徐相国”。

       袁世凯此时野心急剧膨胀，蓄谋恢复帝制，使袁氏子孙代代为帝。徐世昌却认为帝制实不为可，不得民心；但看看老袁那“哪怕过一天皇帝瘾，死也无憾”的劲头，只得缄口不言，作壁上观；并为辞国务卿，以便将来可以局外人之身分收拾残局，留下转圜的余地。真正老谋深算。

       此前，徐世昌曾极力反对袁签订卖国之二十一条，并“罢工”十余日。徐、袁裂痕或许从此产生。徐世昌退居河南辉县水竹村，后自号水竹村人，即出于此。袁称帝后，封徐世昌、张謇等四人为“嵩山四友”，仿汉高祖时“嵩山四皓”，但徐并不买账，因“嵩山四皓”均为隐居不仕之贤者，此封有永不叙用之意，未免欠妥。徐在日记中大发感慨：人各有志。志在仙佛之乡者多，则国弱；志为圣贤之人多，则国治；志为帝王之人多，则国乱。这就标志着徐袁携手时代的结束。徐世昌此时一定异常失望，自己一向唯袁马首是瞻，为之出谋画策，肝脑涂地；竭力辅佐的结果，实非始料所及。看来这个主子当年的爱国之心早已荡然无存，只知全力经营他的袁家天下。此时再不分道杨镖，那就得同流合污，也背上千载骂名。还是三十六计，走为上计的好。

       徐世昌在袁称帝前即已料定他皇帝瘾过不长，抽身先退，无疑是明智之举。不然，身为老大哥还得去给兄弟皇上下跪，别提有多别扭和难受。后人曾提出疑问：以徐之才干与声望，在辛亥之年，何不自出统兵与南方周旋？其清廷信任（超过信袁），绝对会让徐总统北方兵马；其二，徐在北洋诸将中亦有威望，袁不得出，必唯徐马首是瞻；其三，不难与南方组成联合政府。如此，民国第一任大总统则非徐莫属，以后也不会出现南北纷争、复辟倒退之局。然而，徐世昌毕竟只是徐世昌，他之所以甘愿将千载良机拱手让人，甘为人后，一定也经过深思熟虑。非不能也，是不为也。如出此举，由自己逼退清帝，是为不忠；撇开老袁，是为不义；知而为之，是为不智。再则徐生性稳重，当条件基本具备时，方能放手一博，为在东三省时；风险太大之高则宁可观望，他绝不是那种“宁为鸡口，不为牛后”之人；他的人生信条恰恰于袁相反。故而政见一致时，能刚柔相济，优势之补，相得盖彰，而一旦政冗相左，又不能撕破脸皮，便只能自谋后路，明哲保身了。

       老袁一死，徐见国事难为，便又隐居水竹村。此后曾应黎、段之请，调解过“府院之争”。张勋复辟时，保皇派康有为等曾寄希望于徐世昌；徐也曾一度动心，因他对北洋纷争不已感到灰心，欲在复辟后掌握实权，干一番事业。后获知日本并不支持，乃知难而退，力劝张勋解除武装，恢复共和，并保证其身家安全。同时他还竭力为溥仪卸罪，继续保全清室，或许为了还掉“人情债”吧，但却受到时人谴责。1918年，在选举民国第二届总统之际，段祺瑞、冯国璋相持不下，一向两面讨好的徐世昌遂作为“理想人选”，得任总统。徐居然还请示早已退位的溥仪，“得其恩准”。徐此举意图前清遗臣之好感，但仍然有人讥讽他：“以清太傅而仕民国，早已可见其人！”想面面俱到，往往适得其反；两面讨好，弄不好两面得罪。徐世昌活得也真够累。

       徐世昌当总统的第一件大事，便是谋求南北和解，结束内战，为此使出浑身解救，但都无甚效果，无非拖延时间，1922年终于暴发了直奉大战。得胜的直系并不感谢徐“一边倒”的支持，在曹锟一再逼宫之下不得不恋恋不舍地离开总统府，迁居英租界，既结束了他五年的总统生涯，也从此结束了他从政40余年的历程。

       徐到天津过起了寓公生活。他出身翰林，博学多才，文章诗词书画皆精，传统文化造谐很深。退隐后，在北京班大人胡同设立“徐东海编书处”，历时年，编《清儒学案》208卷，并创作诗词5000余首，楹联一万余对，多为质量上乘之作。如不从政，成为国学大师，或书画名家，当无问题。1933年，日寇欲徐世昌出来组织傀儡政权，被断然拒绝。1939年春，徐患膀胱炎，医生建议到北京治疗，因怕被日人劫持，坚持不去，遂病逝。终年85岁。当时的国民政府下令褒扬：徐世昌，国之耆宿，望重群伦。比年息影津门，优游道素。寇临华北，屡思威胁利诱，逞劂阴谋，独能不屈不挠，凛然自守，亮风高节，有识同钦......

　　自1931年九一八事变发生后，徐世昌开始关心政治，静观时局的发展。1934年，徐世昌过80岁大寿。早在1930年，他就亲笔写了几百幅对联，准备届时赠送来宾。寿辰前几日，徐家就高搭彩棚，大张筵席。当日，从早到晚，贺宾盈门，络绎不绝，大多为北洋军阀及旧官僚，也有工商和教育界人士，还有清朝遗老、贵胄以及以“中国通”而闻名的美国人福开森等数百人。其中最引人注目的当属不请自到的南京国民党中央委员会负责华北党务的方觉慧了，他的到来让徐世昌格外紧张和警觉。席间，徐家人特为方觉慧敬酒，并送他对联、条幅等，以表谢意。
　　1936年12月，“西安事变”发生后，徐世昌非常关注，为及时了解事件的发展，每天都让侄女给他读报，并对外声明了自己立场：“中国只有团结抗战，才能救亡。”当听说蒋介石已接受了张学良的八项主张，停止内战，一致对外后，徐世昌不无忧虑地说：“纵然有些诺言，也许是权宜之计，过后未必就能算数。”蒋介石后来的所作所为，果然未出他之所料。
　　徐世昌对日寇一贯深恶痛绝，曾在华盛顿会议上利用矛盾，“拆散了英日同盟”。日寇对东三省的野心，早在他担任东三省总督时就已领悟很深，为此他曾进行全力抵制和反对，收回了部分主权。而今日寇又卷土重来，吞并东三省之后，成立伪满洲国，进而发动华北事变。七七事变后，天津沦陷于日寇之手。作为政治家，徐世昌虽然寓居津门，但对亡国灭种的局面也是忧心忡忡。他一再对身边的人或者来访的人说：“大敌当前，国内应团结协作，一致对外，方可挽救民族危机。”
　　1937年冬的一天，一个汉奸突然造访徐宅，声称：“总统如能出山，和日本订立亲善条约，日方即可撤兵津城。”徐世昌看透了汉奸的卖国动机，以年老婉辞。日寇仍不甘心，计划从徐世昌的亲人——胞侄徐一达身上打开突破口。徐一达就职于北京，日本特务妄想通过他请徐世昌出山，担任华北的领袖。并表明“如成交，将北京市长一职赠给一达君”。得知事情经过后，徐世昌遂令徐一达赴上海“避难”。
　　1938年初，日本大特务土肥原贤二约见徐世昌，仍遭到拒绝。汉奸金梁等人曾是徐氏门生，任职于伪满洲国，他们秉承主子意旨规劝徐世昌：“老师千万别丧失良机，出任华北首领，这是为了老师的晚节。”徐世昌闻言愤然大骂：“你们太浑！你们知道什么是晚节？像你们这样，贪于一时名利，出卖整个国家民族，违背天理良心，这才算晚节不保呢！”
　　1938年冬，徐世昌的膀胱癌日趋严重，当时曾从北京协和医院请来泌尿科专家谢元甫来津诊治。谢元甫检查后说，必须做手术，并提出去北京住院治疗，徐世昌恐去北京遭日本人暗算，没有答应。1939年6月，84岁的徐世昌病逝于天津，归葬辉县，未修墓，仅竖一块“水竹邨人之墓”碑。

——2015.7.2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