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县路上的名人故居——杨振声故居（黄县路7号）

黄县路上的名人故居——杨振声故居（黄县路7号）

       从大学路的路口拐进黄县路，第一眼就看到了这座别具一格的小咖啡店。再走进一瞧，原来这里就是黄县路7号！年久失修的房屋，斑驳的树影，有谁想到这里曾经住过许多全国闻名的学者呢？！

　　杨振声青岛故居位于黄县路7号。这是一座两层砖混结构的小楼，是上世纪初由日本建筑师设计建造的。小楼前面还有一座不大的院落，院内的两株柿子树依然茁壮，传说是杨振声当年栽种的。杨振声就任国立青岛大学校长之后住在黄县路7号。据梁实秋回忆，“他（杨振声）和教务长赵太侔住楼上，一人一间卧室，中间是客厅，楼下住的是校医邓仲存夫妇和小孩。”

　　杨振声(1890-1956)，现代著名教育家、作家，著有小说《玉君》、《渔家》等。1930年，杨振声接受邀请只身一人来到青岛担任青大校长，他民主办学，广罗人才，先后聘请闻一多、梁实秋、沈从文、赵太侔等人来青大任教，迎来了青岛大学第一个黄金时代。1932年秋，杨振声辞职，离开青岛前往北京。

       “到处为家不是家，陌头开遍刺桐花。”（杨振声在青岛和朱自清的诗）杨振声只客居青岛两年，这两年，在他的一生中是短暂的，但对作为教育家的杨振声，是最辉煌的时刻。他一生除了在大学担任教授，就是默默无闻地编撰教科书，为民族的教育做工作。正是在他的努力、感召力和影响力之下，把青岛大学建成了一所有实力和规模的大学，给青岛带来上世纪30年代文化的繁盛。今天，青岛的海洋科学的龙头地位，还应追溯到杨振声身上。

       杨振声为人正直、廉洁、谦虚、热情。平时或穿西装，或着大褂，经常手中拿着一个大烟斗，长方形的脸上，经常挂着和蔼可亲的笑容，潇洒大方而又平易近人，很有一个教育家和学者的风度。当时，经常有学生到他的住处去拜访他，谈创作，求学问，他总是热情接待，不是端出咖啡，就是沏上清茶，亲切交谈，娓娓不倦，使人如沐春风。他是国内闻名的书法家，他的书法豪放、苍劲，颇有魏晋风骨。对于诗词，他也十分喜欢和擅长。当时，学校中发布的布告，经常是用固定的格式和死板的套语。思想开明，热爱祖国，同情革命，始终保持爱国知识分子的高尚气节。在北京大学读书期间，与许德珩等同学积极参加“五四运动”，反对卖国贼陆徵祥、曹汝霖和火烧赵家楼活动，被捕入狱一周。“九·一八事变”时，捐款数百元，支持学生南下请愿。担任国立青岛大学（今山东大学前身，非今天的青岛大学前身）校长时，为维护教育独立，抵制国民党和军阀干预，于1932年辞去大学校长职务。1934年，杨振声受国民党委托，担任在英国举行的中国艺术国际展览会主持人，当得知古物展出后将用来换取军火时，便立即辞去主持人职务。建国前夕，国民政府为其送去到台湾的飞机票，他毫不动摇，坚守岗位。

       他不仅从事高等教育，而且重视中、小学教育，曾亲手编写了《抗日救国中小学国文教科书》、《实验小学国文教科书》。杨振声不仅致力于教育事业，还创作了大量联系现实斗争的文学著述，有中、短篇小说20余部（篇）和散文、杂文、诗歌等50余篇（首）存世，其一生著述颇丰。在读书期间，就陆续发表了《渔家》、《一个兵的家》、《贞女》和《磨面的老王》等反映社会问题的小说。1924年，又发表了代表作中篇小说《玉君》。是一位具有独特风格的现实主义作家。他的作品充分体现了“五·四”新文学运动反帝、反封建的战斗传统，表达了强烈的爱国主义思想。鲁迅称他是一位“极要描写民间疾苦的作家”，将他的作品作为现代文学史上第一个文学流派“新潮派”小说代表作选入《新文学大系·小说二集》。
       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期间，创作了许多联系现实斗争的丰富多彩的杂文、文学评论和小说，表达了反侵略战争的强烈爱国主义思想，逐渐成为一个具有独特风格的现实主义作家。其文学创作，为“五四”新文学的发展做出了积极贡献，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占有一定地位。1957年，人民出版社出版其小说集《玉君》，收入小说12篇。1987年，人民出版社出版《杨振声选集》，收入他的各类文学作品56篇。
       1928年济南“五三”惨案发生后，省立山东大学停办。南京政府下令将其改建为国立青岛大学，由教育家蔡元培举荐，1930年5月杨振声出任青岛大学校长。蔡元培主政北京大学时，倡导学术自由，“兼容并包”，打破门户之见，广揽有学识的各方面专家学者到北大任教，使北大呈一时之盛。
       杨振声出任青岛大学校长，闻一多任文学院院长兼中文系主任，梁实秋任外文系主任兼图书馆馆长，黄敬思任教育学院院长兼教育行政系主任，黄际遇任理学院院长兼数学系主任，王恒守任物理系主任，曾省任生物系主任，赵太侔任教务长。另有杜光勋、游国恩、张煦、沈从文、傅鹰，及稍后到来的老舍、洪深、任之恭、王淦昌、童第周等。除师资外，杨振声十分看重学校的图书馆和实验室的建设，他把这一工作视作盖房子打基础。同时他很重视图书、设备的管他和利用，他任校长时期，主持建造一了科学馆，图书馆建设也颇有水平。
       杨振声主张从严治校，主持制定了完备的规章制度，使学校工作能按部就班有序进行，这样可使学校形成优良的校风，造就有用之才。杨振声尤重视办学质量，他在校内实行淘汰制，规定比许多名校更严的制度，形成很高的淘汰率。
       在学校内重视开展学术活动，带头进行学术演讲，请校内外学者名流繁荣学术，鼓励师生们建立学术社团，创办学术文艺报刊。任校长两年，为学校后来的发展做了大量工作，做出了为人们肯定的重要贡献。
       任青岛大学校长期间，效法老教育家蔡元培在北京大学的“兼容并包”、“科学民主”的办学方针，积极延聘专家学者来校任教，提高学校的学术地位。可谓名流云集，人才济济，其阵容之齐整，在全国的大学中也屈指可数，形成山东大学创建后鼎盛一时的局面。
　　以自己的地位和声望，经常邀请学术界的名流来校讲学，学校的学术气氛非常活跃。当时学校的地位确属蒸蒸日上，学校的声誉更是与时俱增。特别注重加强文科，十分重视文科的教学。他在为中文系学生讲的《小说作法》专题中，既突出新文学的战斗精神，又强调美学的艺术风格。有时以自己的创作过程，分析成功与失败的经验教训，内容丰富，材料充实，深刻简练，使学生大受教益，深得好评。
　　他是我国现代文学史上的著名作家，继承“五四”的光荣传统，先后发表了一批反帝反封建、暴露旧社会黑暗、反映工农大众疾苦、争取妇女解放的文艺作品。鲁迅称他是“极要描写民间疾苦的作家”，他的作品大部分已收入1957年出版的《玉君》一书中。

       杨振声是国立青大首任校长， "忽悠"名人来执教

　　青岛有条著名的“文化名人故居一条街”（由福山路、福山支路及鱼山路组成），许多文人雅士曾寓居于此，包括闻一多、梁实秋、沈从文、洪深等。在所有这些名人当中，有这样一位名人，正是他把上述名人引入了青岛，在事业上细心支持，奇怪的是，他的故居竟然没有黑色大理石的介绍牌，显得默默无闻。他就是不该被遗忘的大教育家——杨振声先生。

　　杨振声先生是国立青岛大学的第一任校长，为人真性情，有风骨。他来到青岛，不光为国立青岛大学打下了坚固的基石，更为青岛的人文历史注入了新鲜的血液。他的人生跌宕起伏，晚年颇为凄凉。

　　他参与“火烧赵家楼”

　　杨振声(1890年～1956年)，字今甫，亦作金甫，笔名希声，山东蓬莱水城村人，现代著名教育家、作家。少时在家乡读书，1915年考入北京大学国文系。1918年与进步同学组织新潮社，创办《新潮》杂志，任编辑部书记。关于杨振声先生早年的介绍并不为多，作为一名学人，他首度被人所注意源于“五四运动”。

　　众所周知，这场席卷全国的爱国运动因青岛而起，也正是这场运动，将杨振声先生和青岛第一次联系在一起。1919年5月4日一大批学生拥上北京街头散发传单，高呼“还我青岛”、“拒绝在巴黎和会上签字”、“废除21条”等口号，杨振声就是其中的一员。值得注意的是，杨振声不仅参与了示威游行，还参与了“火烧赵家楼”事件。党史研究专家余玮在《“五四”闯将杨振声两度被捕》一文中写道，当时队伍中不知是谁喊道：“找曹汝霖算账去！”学生们旋即北转，向曹宅所在的赵家楼进发，由于曹宅大门紧闭，义愤填膺的学生砸了半天门未砸开。最终，杨振声等搭人梯从围墙上翻入，杨振声和匡互生、陈宏勋最先冲进曹宅。打开门后，学生们如同打开闸门的潮水般涌入院内，点燃曹宅，部分同学还痛打了章宗祥。事情闹到最后，军警出动，杨振声、许德珩等少数想维持秩序的学生被捕。杨振声后来曾回忆说：“当时还是无经验，若大家整队而入，整队而出，警察是捕不了人的。”

　　杨振声能够脱离此次危机源于蔡元培先生的保释，蔡元培是闻名全国的大教育家，也是当时北大的校长，他本人十分器重杨振声，因此他联系北京部分学校的校长联名保释被捕学生。在社会各界的积极营救下，5月7日，杨振声等获释出狱。据说，当时蔡元培率一批师生亲往红楼北面的广场，迎接获救的学生，杨振声等看到蔡元培后感动得流下了眼泪。

　　此后，杨振声受学生委托，与徐骥等代表(共4人)一起去向京师警察总厅办交涉，要求归还被扣留的《五七周刊》。这种“反动”要求自然是警察当局所不能容忍的，杨振声回忆，“警察总监吴炳湘又长又臭，夹软带硬地训了我们一顿，我们还是要他还我们的报。”这种“秀才遇到兵”的情况最后再次以杨振声被捕收场，一个星期之后，才被释放出来。

　　两次被捕的经历至少可以说明两点：第一，杨振声是一个正义感极强的人，在他身上有着鲜明的知识分子特点；第二，杨振声具有很强的领导能力，他的学识和人品能够获得大多数人的认可。也许正是这些经历，使他成为国立青岛大学第一任校长的不二人选。

　　“先尝后买”拉来梁实秋闻一多

　　杨振声出任国立青岛大学校长一职是众望所归的。1930年这一年，杨振声刚好40岁。40岁的杨振声，已拥有了留美和在几所院校任教的背景，还是清华大学教务长。加之杨振声乃是蔡元培先生的高足，经蔡元培先生推荐，杨振声成为国立青岛大学的第一任校长。作为蔡元培的得意门生，杨振声把北大的“兼容并包”、“思想自由”的办学理念带到了国立青岛大学，办事认真的他还未宣誓就职就来到学校办公，节俭办校、广揽人才。

　　据说国立青岛大学在建校之初经费严重不足，不仅没有开办费，经费也仅40余万元，只等于同时期的中央大学、中山大学和武汉大学的三分之一或四分之一。可以说除了校舍，其余一切几乎均需从头做起。在这种情况下，杨振声从实际出发，提出勤俭办学的方针。当时学校为了办公方便，要给他买一辆汽车，他坚持买了一辆旧的老式汽车，始终没有换。杨振声的理论很简单，却很实用——“在行政上多花一文，这一文便是虚耗；在基础上多花一文，这一文便是建设”。基于这个理论，即便是一个信封、一张信纸，他从不用公家的东西。在学校的校务会上，杨振声自带香烟、咖啡和茶叶，与大家一起分享。

　　和在财务上“斤斤计较”形成鲜明对照的是，杨振声对于人才却是毫不吝啬。梁实秋先生有过多篇回忆杨振声的文章，在一篇文章中他写道：“民国十九年夏，今甫(杨振声)奉命筹备国立青岛大学，到上海物色教师，我在此时才认识他。有一天他从容不迫地对闻一多和我说：‘上海不是居住的地方，讲风景环境，青岛是全国第一，二位不妨前去游览一次，如果中意，就留在那里执教，如不满意，决不勉强。’这‘先尝后买’的办法实在太诱人了，于是我和一多就去了青岛，半日游览一席饮宴之后我们接受了青岛大学的聘书。”这种求贤若渴的胸怀让梁实秋数十年之后都感慨不已——“今甫待人接物的风度有令人无可抵拒的力量。”

　　除了从人才、物资上下手之外，杨振声还为青岛今日成为海洋科学研究中心打下了基础。他认为中国能搞“海边生物学”的唯有厦门大学与国立青岛大学，但厦门论自然环境完全比不上青岛，青岛“若能利用此便，创设海边生物学……国立青大则将为海边生物学之中心点。”

　“酒中八仙”的故事

      黄县路7号倒不太起眼，半椭圆形的外部结构，花岗岩墙面与红瓦相接，二楼的环形阳台如今加了窗子。外表可谓平庸。

　　当时在国立青岛大学教学的学者们，教学之余都喜欢到这里喝茶谈诗，煮酒论文。经常手中拿着一个大烟斗的杨振声也“总是热情接待，不是端出咖啡，就是沏上清茶”。杨振声豪于酒，他和梁实秋、赵太侔、陈季超、刘康甫、邓仲存、方令孺等人被人称为“酒中八仙”。还自拟一副对联：“酒压胶济一带，拳打南北二京”。

　　梁实秋在晚年写的散文《饮酒》、《酒中八仙》、《忆杨今甫》等文章中对杨振声饮酒一事多有回忆，据他说：“杨振声善饮、豪于酒，是‘酒中八仙’的始作俑者，每星期六校务会议之后照例有宴席一桌，多半是在顺兴楼，当场开绍兴酒在三十斤一坛，品尝之后，不甜不酸，然后开怀畅饮，坛罄乃止。我们自封为‘酒中八仙’。此外送往迎来及各种应酬，亦无不出于饮食征逐的方式”。“今甫身裁修伟，不愧为山东大汉，而言谈举止蕴藉风流，居恒一袭长衫，手携竹杖，意态潇然。鉴赏字画，清谈亹亹。但是一杯在手则意气风发，尤嗜拇战，入席之后往往率先打通关一道，音容并茂，咄咄逼人。”

　　作为宾客参加孩子婚礼

　　除了饮酒洒脱之外，在子女的教育问题上，杨振声也很有大家风范。杨振声先生有两个儿子，长子杨文衡是我国著名的农学家，从上世纪50年代起他对核桃栽培理论及应用技术的研究一直处于国内领先地位；次子杨起是著名的地质学家、中科院院士。

　　中国海洋大学校史研究室主任杨洪勋在《杨振声青岛趣事》一文记载了一段故事，可以表明关于杨振声对于子女婚姻的看法。杨文衡早年受父亲的影响，他决心走科学救国之路。天津南开中学毕业后，于1931年考入国立青岛大学，在生物系学习，与诗人臧云远是同班同学。来校后，不久与同校女生侯焕成相爱，准备订婚。据侯焕成的挚友、高两级的徐植婉回忆：侯焕成与她是中学、大学同学，关系很好，杨振声曾向她了解侯焕成的情况，徐植婉如实相告，女方聪明、善良，只是因为幼年丧父，母亲对她娇宠一些，并转达侯焕成母亲的意思，让杨振声主持婚事，方可同意二人婚事。文中说，“杨振声深有感触地谈及了自己的婚事，说自己是不知娶妻为何事之时，由他的祖父强逼他成了婚，所以很痛苦。他的父亲曾催促让杨文衡早年结婚，他不希望儿子走自己的老路，被他拒绝了。杨振声向徐植婉表明自己的态度，并希望她转告侯母：文衡与焕成的相爱是最主要的，他不参与其间，也不作为担保人，让孩子自己为婚姻做主。如果侯太太信任文衡，那么希望她同意婚事，家长看重的应该是对方孩子的人品，看重的应该是孩子的婚姻幸福。”

　　到了订婚那一天，客人甚多，热闹非凡。杨振声不拘旧礼，传为佳话。据当时《大公报》的一篇文章描述：“其子时为诸生，因爱某女同学，爱情成熟，举行订婚，邀约甚众；杨亦以家长资格被邀。华灯初上，宾客毕集，杨最后至。更无招呼。先趋前握子手曰：‘恭贺恭贺！’旋又曰：‘订婚形式，何必拘拘？交换戒指可耳！’言罢而笑，众亦粲然。”

　　无论从何种情况来分析，1930年至1932年在青岛的这两年应该是杨振声一生中最为开心的时光，有着“酒中八仙”的陪伴，忙于国立青岛大学的运作，生活充实的杨振声度过了一段惬意的时光。此后，随着国家大势的变化，他的人生轨迹开始左右摇摆，不由自主了。

       杨振声与青岛

       在国立青岛大学的任职充分体现了杨振声作为教育家的才能。当时国立青岛大学的办学经费年仅40余万元，只有中央大学、中山大学和武汉大学经费的1/3或1/4。杨振声注重节约开支，勤俭办学，两年中节省经费45万元用于图书和仪器设备的购置，改善了办学条件。他坚持从严治校又作风民主，十分重视规章制度的建设和教学质量的提高，对系科的设置宁缺勿滥而决不凑数。当时的国立青岛大学曾有设立历史系的计划，因聘不到好的中国史教授于是果断停办。

       杨振声是蔡元培的门生，所以，他带到青岛的首先就是蔡元培的“兼容并包”、“思想自由”的办学思想和求贤若渴的热情。杨振声一到青岛，便依靠自己的个人魅力，聘请了大批声名显赫的教授、学者赴青任教，使国立青岛大学在创建后不久，就进入到了一个鼎盛时期。他曾亲自赴沪邀请闻一多来校担任文学院长兼中文系主任，梁实秋担任外文系主任兼图书馆长。聘请黄敬思任教育学院院长兼教育行政系主任；黄际遇任理学院院长兼数学系主任；汤腾汉任化学系主任；曾省任生物系主任。此外，闻宥、游国恩、沈从文、任之恭、傅鹰等也被聘在各系任教。那时候的国立青岛大学精英云集、名人荟萃，其教师阵容之豪华，在全国的大学中屈指可数。

       杨振声对学校教育有着深刻精辟的见解。他主张：“学校当多制造此种机会，正式如各种讨论会、辩论会等，非正式的如牛津、剑桥大学之下午茶会等，使学生得到机会与刺激，去讨论学术，批评政治、文艺及各种社会问题。”他实践了自己的主张，应了他的邀请，声名显赫者的章太炎、胡适、罗常培、冯友兰、陈寅恪等都曾作客国立青岛大学讲学。一时间，国立青岛大学英华蕴聚，学术空气浓厚，学校声誉日隆。

       在青岛任职期间，杨振声还对本地的地理环境、自然资源、古迹文献等作了认真的考察分析，提出了颇具远见的办学规划，力倡开办海洋生物学、海洋学、气象学，他主张：“……海边生物学，中国大学中有研究此学之方便者，唯厦门大学与国立青大。厦门因天气过热，去厦门研究者多苦之，又易发生疟疾。青岛附近海边生物之种类，繁盛不亚于厦门，而天气凉热适中，研究上较厦门为便。若能利用此便，创设海边生物学，不但中国研究海边生物者，皆须于此求之，则外国学者，欲知中国海边生物学之情形，亦须于国立青大求之。如此，国立青大则将为海边生物学之中心点。”杨振声的这番真知灼见，为中国的海洋科学做出了贡献，在他首创之下，国立青岛大学乃至改为国立山东大学之后，海洋科学始终是独步国内，以至在“山大”基础上建立了青岛海洋大学（后更名为中国海洋大学）和中国科学院海洋研究所，以至青岛发展成为全国海洋科学研究中心。

       杨振声为人坦率正直，性格豪爽，平易近人，周身散发着耀眼的人格魅力。梁实秋在《忆杨今甫》中说：“今甫身材修长，仪表甚伟，友辈常比之于他所最激赏的名伶武生杨小楼。而其谈吐则又温文尔雅，不似山东大汉。今甫待人接物的风度有令人不可抵拒的力量”。

       当时在国立青岛大学教学的学者们，教学之余都喜欢到位于黄县路7号杨振声的住处喝茶谈诗，煮酒论文。经常手中拿着一个大烟斗的杨振声也“总是热情接待，不是端出咖啡，就是沏上清茶”。杨振声豪于酒，他和梁实秋、赵太侔、陈季超、刘康甫、邓仲存、方令孺等人被人称为“酒中八仙”,还自拟一副对联:“酒压胶济一带,拳打南北二京”。文人喝酒，寂寞孤单时喝酒，郁闷愤慨时喝酒，豪情万丈时喝酒，酒让他们宁静的生活掀起了波浪般的喧哗，在历史久远的夜空里回响。

       然而，青岛和国立青岛大学提供给杨振声施展教育才能的时间过于短暂，杨振声的更多的关于国立青大发展的卓识，很快就失去了试验和验证的机会。1932年,国立青岛大学的反日爱国运动发展到罢课斗争,得到北平学生的声援,规模越来越大。南京国民党政府教育部在无计可施的情况下,于7月3日奉行政院令将国立青岛大学解散,学生一律离校。杨振声在无可奈何中,向教育部提出辞职，尽管南京和青岛都极力挽留，但是杨振声去意已决。此后，杨振声的身影便在青岛逐渐隐去了。 

       在国立青岛大学校长任内的杨振声，清晰地展现了他与以前那个自我之间的“断裂”。

       之前，杨振声作为学生运动的进步代表、五四运动的活跃青年被历史记录。而当青岛大学的学生们爆发运动，甚至集体南下向国民党政府请愿时，杨振声站在了学生的对立面，进行劝阻和压制，一再强调学生的爱国行为不要超出学校范围。当事态越发不可收拾时，他主持校务会议，主张对为首的学生进行处罚，因此遭到学生的敌视。最后，杨振声主动请辞校长职务。他的辞职，在朋友看来，是“引咎”。梁实秋称他是“彬彬君子，不善勾心斗角”，因此面对如疾风暴雨的事变，心中苦闷。然而有学者则认为，除了校长的身份使他不得不作出反对的姿态外，对学生运动的态度变化，未尝不是杨振声对自己以往激进立场的一种否定。

       这种“断裂”，更明显地表现在他对新文学的态度上。

       研究者发现，作为“新潮社”的骨干，曾经创作出若干新文学作品的杨振声，逐渐开始反思“五四”的文化意义。

       “新文学运动是思想表现于语言的解放形式”，他表示，但这种改变“主要是工具上的”，“就是以现代的语言来写现代的生活”，而内容上却仍然“以资产阶级为对象，以个人的兴趣为出发点”。据此，他认为“自‘五四’以来，30年中的文学……它还属于在破坏时代的产品，不是建设时代的产品”。

       1950年，他在《从文化观点上回首“五四”》一文中表示，“五四”在文化上，是“一股脑地反对中国旧文化，而又盲目地崇拜西洋新文化，换句话说，便是无批判地反对中国文化，而又无批判地接受西洋文化”，“当时对自己的文化，凡风俗、礼教、哲学、艺术、文学等只要是中国的旧东西，就不加分别，一概反对。”最后，他把这种倾向总结为“有点奴性的崇拜”，并对“五四”后的文艺表示“惭愧”。他认为，新文学对民间的东西吸收得不够，不是土生土长的，因此不为老百姓喜闻乐见，导致了其“微弱的命运”。

       有研究者注意到，这些批判在表层上显然是受了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的影响，但在更深层面上，这不失为一种独立的思考，值得后人分析。不过，在不久之后的“三反”运动中，杨振声被定为“学阀”，接下来的院系调整，他又被调到东北人民大学。历史未容他将这种思考继续下去，而是将其掩埋在了一个大学校长的风流往事里。

（文字资料整理于网络）

——2015.5.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