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厦门自由行——鼓浪屿·毓园

鼓浪屿·毓园

    鼓浪屿东南部复兴路有一座毓园，即林巧稚大夫纪念园。毓园占地5700平方米，位于鼓浪屿东南部复兴路（从皓月园一侧的漳州路也可到达），为纪念鼓浪屿的优秀女儿、人民医学家林巧稚大夫，厦门市政府于1984年5月修建此园。林巧稚大夫于1901年12月23日诞生在日光岩下一个教师之家,她是我国现代妇产科医学的奠基人。毓园之“毓”即“育”，就是培育养育之意，故纪念园取名毓园。

    两侧是花坛，种植着洁净的星菊，石阶两旁是彩色缤纷的米兰、扶桑、大理、一串红等花卉，夹道迎客。其中有占地1000平方米、用花岗岩方砖砌成的坪台，林巧稚大夫立式雕像就屹立在平台右侧，雕像对面有一座占地140多平方米的林巧稚大夫生平事绩展览馆，展出其生前用过的部分实物、著作，百余幅社会活动和工作、生活照片，外国友人赠送的纪念品，以及党和国家领导人纪念林巧稚大夫的题字等，还有各种证书和其他珍贵资料。毓园从皓月园一侧的漳州路或者复兴路都可以到达。这座恬静美丽的园林景观是为纪念卓越的人民医学家、著名的妇产科大夫林巧稚教授，于1984年而建的。毓园的建筑布局自然，园中屹立着林巧稚大夫的汉白玉雕像，建有“林巧稚大夫生平事迹展览室”，邓颖超同志亲手在园中种植的两珠南洋杉，象征着林大夫秀逸高洁的品格。

    林巧稚（1901－1983），医学家、中国妇产科学的主要开拓者之一。她是北京协和医院第一位中国籍妇产科主任及首届中国科学院唯一的女学部委员（院士）。林巧稚一生亲自接生了5万多婴儿，在胎儿宫内呼吸，女性盆腔疾病、妇科肿瘤、新生儿溶血症等方面的研究做出了贡献，是中国现代妇产科学的奠基人之一。

    林巧稚率先对妇产科学许多方面进行了研究，许多研究结果发表于《用造袋术治疗后腹壁囊肿一例》、《新生儿自发性肺气肿》、《妊娠及非妊娠妇女的阴道酵母样霉菌》、《在协和医院生产的畸形头胎儿》、《对妊娠母亲试用破伤风类毒素免疫小生儿》等文章中，著有《乙酰胆碱在正常分娩机制中的作用》、《24例良性葡萄胎及恶性葡萄胎转移的研究》，主编《妇科肿瘤》、《农村妇幼卫生常识问答》、《家庭育儿百科大全》等。这些都是中国以往妇产科医学史所未涉及到的领域。
    从临床统计学中，她发现，妇科病是占妇女发病率的2/3。当时，国家贫困落后，医疗卫生条件极差，妇女尤其难躲产前产后关，难产婴儿死亡率极高，子宫出血、宫颈糜烂等病成了常见病，她实感自己责任重大，同时，她还在寻找妊娠生理原因，研究月经和排卵的科学原理，这一现象同身体状况的内在联系。1939年，医院要她研究妇产科基础理论，因她获得了去芝加哥大学妇产科学系学习的机遇，在生理学、妇科肿瘤、内分泌和畸形胎儿等方面进行了研究。

    林巧稚不但给有钱有势的妇女看病，对穷苦百姓都一视同仁，交不起钱的病人，她就免费治疗。她有一个出诊包，包里总放着钱，以便随时接济贫困百姓。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她在协和医院门诊看病，同样鼓励贫民百姓不要挂她的专家号，告诉他们挂我的普通号，同样是我给你看病。她教育妇产科所有的人，救活一个产妇、孕妇，就是救活了两个人。百姓为了感谢她的救命之情，把在林巧稚手里接产出生的孩子起名“念林”、“爱林”、“敬林”、“仰林”等名字，以示对林巧稚的永久纪念。
    她献身医学事业，有着丰富的临床经验，深刻敏锐的观察力，对妇产科疾病的诊断和处理有高超的本领和独到的见解。她全面深入地研究了妇产科各种疑难病，确认了癌瘤为戕害妇女健康的主要疾病，坚持数十年如一日地跟踪追查、积累了丰厚的供后人借鉴的资料。
    她的精湛医术，不断探索科学领域新课题、不治愈病人绝不懈怠的坚韧的作风，不耻下问的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敬业精神，深受人民群众的崇敬和爱戴。林巧稚把毕生精力无私地奉献给人民，是一位忠诚的爱国者，是人民的科学家，医务界的楷模，是中华民族的好女儿，当代妇女的杰出代表人。
4所获荣誉

    林巧稚不仅医术高明，她的医德、医风，奉献精神更是有口皆碑，自她走上工作岗位到临终前夕，心中装着的只有妇女、儿童的安危。在生活和事业两者不可兼得的条件下，她选择了事业，为事业终身未婚。追悼会遗像两旁垂下4．5米高的幛联，上面写着：“创妇产事业，拓道、奠基、宏图、奋斗、奉献九窍丹心，春蚕丝吐尽，静悄悄长眠去；谋母儿健康，救死、扶伤、党业、民生，笑染千万白发，蜡炬泪成灰，光熠熠照人间”。60个字反映了她60余年的工作和她的业绩。

    “惟一伴侣就是床头的电话”

    林巧稚这个名字家喻户晓，一是因为她医术高明、医德高尚，二是因为她亲手接生了5万多婴儿，虽然她自己从未有过孩子。每一个林巧稚亲手接生的孩子，出生证上都有她秀丽的英文签名：“Lin Qiao zhi’s Baby”（林巧稚的孩子）。林巧稚说过：“生平最爱听的声音，就是婴儿出生后的第一声啼哭。”
    林巧稚对待病人极为温柔耐心，难怪很多妇女千里迢迢赶到协和找林大夫。原协和医院副院长黄人健回忆说，她曾看到林大夫掏出几十块钱给一个流产的贫穷妇女，让她买营养品。“那时林大夫的工资是300块，像这样资助病人的情况太常见了。”
    1921年协和医学院落成，林巧稚正是在这一年考入协和。当时她20岁，在那个年代已经算“大龄女青年”，和她一同在厦门女子师范毕业的同学基本都结婚了。家人开玩笑说，医科一读至少8年，你毕业了还怎么嫁人呢？林巧稚非常看不惯女孩必须依附丈夫的旧观念，坚决去参加考试，据说她还摞下一句气话：“那我就一辈子也不嫁！”
    1929年，林巧稚毕业，入学时有5个女生，3人坚持到最后。林巧稚学业优异并热心公益，得以留校任职，她是协和第一个毕业留院的中国女生。聘书这样写到：“兹聘请林巧稚女士任协和医院妇产科助理住院医师……聘任期间凡因结婚、怀孕、生育者，作自动解除聘约论。”
    老协和的管理者坚信，一个女人不可能同时扮演贤妻良母和职业女性两种角色。林巧稚怀着矛盾的心情接下这张光荣的聘书，也接下一纸枷锁。曾有说法认为林巧稚有过一段朦胧的恋爱，但随着她在医院表现出色，协和派她赴欧美考察深造，恋情也不了了之。
    1940年林巧稚回国，不久升任妇产科主任，她又创了个纪录：协和第一位中国籍女主任。林的学生严仁英说，“女的里头能当上教授、主任的就她（林巧稚）一个人，如果她结婚了她就没有这个了。她独身不是她自己选择的，是被逼的。”
    直到晚年病重、身体极为衰弱，林巧稚还坚持工作。家人和学生劝她休息，她说：“上帝如果让我继续生存在这个世界上，那么，我存在的场所便是在医院病房，我存在的价值便是治病救人。”她虽然早已不是住院医师，但她要求值班医生和护士，只要病人出现问题，即使是半夜也要马上通知她，否则她会生气批评。林巧稚曾说过，“我的惟一伴侣就是床头那部电话。”

    谢绝傅作义特批机票
    协和纯净如真空的环境，养成林巧稚单纯倔强的个性，她对政治一无所知，也毫无兴趣。1949年，人民解放军兵临北平城下，北平城防总司令傅作义的夫人给林巧稚送来一张傅将军亲笔签名的机票，可以搭乘任何一次航班去任何一个城市，傅太太特别说：“这是多少人用金条换不来的。”林巧稚谢绝了好意。她就要在协和守着她的病人。
    随着协和“收归国有”，一场轰轰烈烈的“改造”运动展开，老协和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首当其冲。林巧稚的社会威望和她的政治积极性反差强烈，理所当然是“重点改造对象”。工作组派她的学生给她讲形势、谈理论，劝导她“揭发美国人的文化侵略”。林巧稚想不通，“美国人办医学院帮我们培养人才，我的医术就是人家教的……”
    与共产党女干部的接触，让林巧稚对共产党人有了更多好感。有一天，一个穿灰色列宁服的妇女来协和挂号找林巧稚看病，林在问诊中了解到，这名患者1927年生过孩子，因为躲避国民党抓捕不能在大医院就诊，孩子夭折，自己也不能再生育，长征中又落下许多病根……后来她才知道，这位患者是周恩来的夫人邓颖超，林对她更增添了同情和敬佩。
    北京市委书记彭真的夫人张洁清来协和生孩子的时候，林巧稚经常和她聊天，但不知道她的身份。张洁清出身世家，待人平和文雅，而彭真总是一个人提着饭盒来送饭，坐在走廊里的椅子上等待探视。

    打开协和的窗子看祖国
    林巧稚与周恩来夫妇、彭真全家的交往，使她对共产党人和新政府有了新的看法。她的“思想动态”被工作组敏锐地捕捉到，北京市副市长吴晗来到协和，亲自给林巧稚写了100多页学习体会和思想小结。林巧稚在协和大会上代表教授发言，没有采用吴晗写的报告，她回顾自己在协和不问世事一心从医教书30年，她愿意“打开协和的窗子看祖国”。言辞朴实恳切，在场许多老协和人流下眼泪。
    发言结束后，正在协和医院“体验生活”的剧作家曹禺，准备写一部反映知识分子思想改造的戏。后来他写了《明朗的天》，表现“受美帝国主义思想毒害很深的高级知识分子”，受党教育转变的过程。主人公凌士湘身上据说就有林巧稚的影子，这部戏是勉强适合时代出生的产儿，曹禺也不满意。林巧稚看了这部戏，她没有给出任何观后感。
    20世纪50年代中后期，一些著名知识分子纷纷加入共产党。林巧稚对周恩来说，一个诚实的人不能欺骗组织，也不能欺骗自己。她是虔诚的基督徒，入党恐怕不便。周恩来宽慰她不必介意这个问题，在党外一样可以工作。
“文革”中，林巧稚作为“反动学术权威”，被发配到病房做护工，清洗便盆、倒痰盂……这些工作她都做得一丝不苟，毕竟，她还没有离开协和，她说这已经是再幸运不过。“文革”结束后，林巧稚已近80岁，体质逐渐衰弱。1983年春，林巧稚病情恶化，陷入昏迷，她总是断断续续地喊：“快！快！拿产钳来！产钳……”这时护士就随手抓一个东西塞在她手里安抚她。4月22日，林巧稚在协和的病床上走向人生终点。遗嘱中，她将个人毕生积蓄3万元人民币捐给医院托儿所，骨灰撒在故乡鼓浪屿的大海中。
    林巧稚作为一名基督徒，她做到了。1929年经过8年学习，她获得了博士学位，被聘为协和医院妇产科大夫，成为这个医学堂留下的第一位中国女医生。在当时，一个28岁的女子，能取得这样的成就，是很不容易的。（她生长的年代，正是妇女们受封建的政权、族权、“神”权、夫权重重压迫的年代，她决意冲破几千年重男轻女的旧礼教，用自己的努力去打破“女人不行”的传统观念，为女子争一口气。）在那个年代，一个女医生如果结婚生育，前途就要受到威胁。在事业和个人幸福不能两全的情况下，她把事业放在了第一位，为此宁肯独身。林巧稚在婚姻上重复了南丁格尔的选择，甚至可以说她的选择比南丁格尔还要自觉。

    林巧稚是中国妇产科的主要开拓者之一。她献身医学事业，把毕生精力无私地奉献给人民。30年代初，她对胎儿宫内呼吸，女性盆腔器疾病进行研究；40年代末，开始对滋养细胞肿瘤和其他妇科肿瘤的研究；50年代她提出和进行了大规模的妇科病普查普治，对新生儿溶血症诊治成功；60年代对切除56斤7两巨瘤成功，80年代潜心编纂《妇科肿瘤》。
    林巧稚着眼研究子宫出血致病的生理原因和不同职业妇女出血状况，研究较为多见的盆腔脏器的炎症，如盆腔炎、盆腔结核等对生殖系统的影响，研究细菌学和尿道细菌学。在她出国学习期间，参观了剑桥大学、纽汉姆大学，又在马里兰医学院的妇产科里进修实习了两个月。她几乎用尽了实验室工作之外的所有时间，躲到有丰富资料的图书馆，中午拿出一份夹心面包充饥。从资料中，寻觅她想获得的知识，又顺着资料提供的线索，广泛地参观了伦敦各家医院和科研机构，如蔡尔斯妇科医院、伦敦妇幼医院、伦敦妇婴医院等。参观了镭放射治疗中心站将先进科学技术应用于医学领域的设备，这启发提供了她的研究思路，奠定了她研究治疗绒毛膜上皮癌的基础。最后她又到英国皇家医学院妇产科学系，在自己的老师科主任的实验室内进行小儿宫内呼吸课题的研究，她的研究成果被推荐到伯明翰市举行的英国妇产科医学会议上交流，受到好评。
    回国以后，遇上了战争，战争使医学科学研究终止了将近10年。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协和医院妇产科治疗任务日益繁重。林巧稚深感癌症是妇科疾病的最大难点。据她掌握的不完全统计，每年大约有100多万妇女死于癌症。她重返协和医院后，就组织在染色质、染色体的遗传学方面进行探讨，提出病毒可能是肿瘤的病因之一。她带领学生对葡萄胎、子宫绒毛膜上皮癌进行长期了解和跟踪检查。总结1948年7月1月到1958年12月底接收住院的158人滋养细胞肿瘤患者，其中良性葡萄胎86人，恶性葡萄胎27人，绒毛膜上皮癌42人，合体细胞子宫内膜炎3人。恶性葡萄胎病例中24例发生远处转移，86例良性葡萄胎竟有9例发生远处转移，这一事实推翻了国外专家自1947以以后根据200例葡萄胎病例分析，认为良性葡萄胎不转移的结论。
    在她分析癌症发展变化的同时，北京市政府接受了她对妇科的普查建议，于1958年9月经她组织抽样83个机关单位、27所学校、22处居民地段的7万多29岁以上妇女进行检查，结果发现患有子宫颈糜烂、子宫颈瘤、子宫颈癌、葡萄胎和绒毛膜上皮癌者都各占一定比例。已人花甲之年，她知道自己在有生之年未必能彻底征服癌症，便找来学生连利娟、宋鸿钊，把自己自1948年以来所积累下来的癌症追踪资料全部交给了他们[3]。

    林巧稚逝世后，厦门鼓浪屿于1984年建造了名为“毓圜”的林巧稚纪念馆。中国青年出版社、中国科学技术出版社及福建科技出版社分别于1985年、1989年、1992年分别出版了纪实文学《林巧稚传》。中国和平出版社及百花文艺出版社也分别出版了《林巧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