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春节再游广州——追寻十三行的记忆
广州十三行创立于康熙盛世，是清政府特许经营对外贸易的专业商行，其真正名号是“外洋行”，别名“洋货行”、“洋行”。被誉为“金山珠海，天子南库”。1757年，随着乾隆皇帝仅留粤海关一口对外通商上谕的颁布，清朝的对外贸易便锁定在广州十三行。位于珠江边上的中外交易场所，十三行口岸洋船聚集，几乎所有亚洲、欧洲、美洲的主要国家和地区都与十三行发生过直接的贸易关系。这里拥有通往欧洲、拉美、南亚、东洋和大洋洲的环球贸易航线，是清政府闭关政策下唯一幸存的海上丝绸之路。直至鸦片战争为止，十三行独揽中国外贸长达85年，中国对欧洲的贸易维持了100年的贸易顺差地位，使全球的白银源源不断地流入中国。十三行商人是清代中国的三大商人集团之一，十三行商人从垄断外贸特权中崛起，经济实力显赫，是近代以前中国最富有的商人群体。
从文化公园北门出来，就是十三行路了......
这条路现在是广东市一条东起人民南路，西至杉木栏路，长315米，宽12米。现时有一大型的服装批发市场，车辆通行方向为由东往西单向通行。十三行路是因为清朝初年在此设有广州十三行而得名；个别说法是明代琼州府管辖13个州、县，此地原为琼州人经营琼货的处所，固有十三街之称。1926年建成马路，用此名称至今。
清康熙盛世，撤除明朝以来的禁海令，实行开海通商政策。1685年，伴随着日益频繁的国际商业交往，中国历史上最早的官方外贸专业团体——广州十三行应运而生。它是清政府设立在广州口岸的特许经营进出口贸易的洋货行，是具有半官半商性质的外贸垄断组织。1757年，乾隆皇帝宣布撤消原设的沿海各关，仅留广东的粤海关一口对外通商。作为粤海关属下的中外交易场所，广州十三行成为清帝国惟一合法的外贸特区，中国与世界的贸易全部聚集于此，直至鸦片战争为止，这个洋货行独揽中国外贸长达85年。
对外贸易锁定粤海关一口之后，广州口岸洋船聚集，商贾使节往来不绝。来自各国的商船，每年五六月间泊靠广州港，带来异地的工艺品、土特产和工业品，在十三行商馆卸货交易后，带着中国丝绸的华贵、瓷器的典雅和茶叶的芳香，于九十月间乘风回归。这就是十八十九世纪中国的对外贸易景象，也是当今每年在广州举办的“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的雏形
。一口通商之后，经十三行完成的贸易额迅速增长。据清宫档案记载，1754年，洋船到港27艘，税银仅52万两。1790年，洋船增至83艘，税银达到110万两。到鸦片战争前，洋船多达年200艘，税银突破180万两。“洋船泊靠，商贾云集，殷实富庶”，这是清朝天子眼中的广州十三行。近代以前，这个远离帝京的商埠，以其特有的商贸文化底蕴，与紫禁城内的皇家生活结下不解之缘，被誉为“金山珠海，天子南库”。
创立于康熙盛世的广州十三行，是清政府特许经营对外贸易的专业商行。1757年，随着乾隆皇帝仅留粤海关一口对外通商上谕的颁布，清朝的对外贸易便锁定在广州十三行。位于珠江边上的中外交易场所，十三行口岸洋船聚集，几乎所有亚洲、欧洲、美洲的主要国家和地区都与十三行发生过直接的贸易关系。这里拥有通往欧洲、拉美、南亚、东洋和大洋洲的环球贸易航线，是清政府闭关政策下唯一幸存的海上丝绸之路。对于宫廷来说，在中国大陆南端，出现了一个富饶的“天子南库”。
洋船到港数目，直接影响到粤海关的税收，而海关贸易税收，一向是清廷的可观财源。为此，清帝每年都要过问洋船数目，从而了解进出口货物品种及贸易税收情况。从广东大吏历年进呈的奏折、清单中我们可以看到，十三行年上缴税银超过百万，其中有一部分作为皇室的经费开支，通过粤海关输送宫中，而皇室每年开销白银约在60万两左右。据皇家档案记载，皇帝把十三行作为财源滚滚的银库，常亲自审查经费的解交情况，如有出入，便拿粤海关监督试问。雍正年间的杨文乾、祖秉圭及乾隆时期的李永标等，都是因钱粮亏空而被皇帝从粤海关监督这一肥缺职位上革除下来的。雍正帝还告诫革职留任的祖秉圭：“小心保住脑袋要紧。”为了广州行商的利益，在制定“一口通商”政策之前，乾隆帝曾试图加重浙江海关关税，以迫使洋船集中在广州贸易。他说：“来浙者多，则广东洋商失利。”然而，该策略并未阻止北上的洋船。于是，乾隆断然实行封关，仅留广州一口对外开放。其原因既是为维护东南海防，也是为保证广州洋行生意。
十三行商人从垄断外贸特权中崛起，经济实力的显赫，使他们成为巨大的捐献者。成功的行商，除了精明过人、能财善贾的商业才干之外，更有迎合朝廷的手段和能力。为了求得外贸特权的稳定，每遇国家大事，行商都会不失时机地向中央政府捐输报效。1787年，他们集体为台湾林爽文之役捐输军需银30万两，随后自1788年到1820年，又以皇帝万寿、廓尔喀军需、川陕剿匪、河南剿匪、黄河河工等名目，共捐银350余万两。这期间，广东行商以各种公益事业为名向政府捐献，平均每年超过10万两白银。行商还通过当时官吏品级商品化的捐纳制度，以捐输报效的巨款，换来许多官衔和职务。洋行巨头潘氏、伍氏两大家族都曾捐得三品顶戴，十三行中后期崛起的行商梁经国，因多次捐书得到清政府加晋官衔，封诰通奉大夫（从二品封阶），追赠光禄大夫（正一品）。由此，他们成为通达朝廷、既富且贵的官商。
清代康熙、雍正、乾隆、嘉庆、道光各帝素以西学和洋货为奇，广州十三行正是处在这段时期，因其特殊的商贸地位，成为宫廷所需各类人才的中转站和奇异洋货的供应地。康熙时期，每当洋船泊靠，随船而来的西洋人便会被安排到十三行商馆内的天主教堂学习汉语，学成后还要奏报皇帝，以便日后到宫廷供职。在得到进京旨令之前，十三行就是他们休整、学习的场所。位于商馆区内的十三行夷馆，与十三行商馆遥相对应，是供洋人生活居住的地方。
广州行商在为宫廷引进西洋人才方面，曾发挥过举足轻重的作用。1766年，有位名叫吧心的法国外科医生随本国商船到粤，因没有找到进京当差的途径而搭船回国。经两广总督查明，他居住十三行内的法兰西夷馆多日，未曾与商馆行商互通信息。为此，皇宫不得不继续等待西洋医生的再次到来。为了及时输送西方人才，广州官府定立了随时报告洋人信息的严格制度。最终，那位法国医生还是来到了紫禁城。所以，对于到华的西洋人来说，十三行是他们走向清朝京城的桥梁。
十三行街区是工艺美术制造业的天堂，也是宫廷匠师的人才基地。这里的行栈、作坊星罗棋布，能工巧匠荟萃。肩负皇命的广东大吏，将其中的顶尖人才举荐进宫，成为引领宫廷制造业的主力。康熙年间，十三行输送的玻璃匠程向贵、周俊二人，将已掌握的欧洲磨花玻璃术带进内廷玻璃厂，制造出中外玻璃技术融合的作品“雨过天晴刻花套杯”，达到了当时工艺美术的最高水平。到了雍正年间，皇帝再想烧制此物，已是人去技亡。看来，至高无上的权力，在工艺技术面前也是无能为力的。内廷许多优秀的珐琅技师来自于十三行街。1716年的朱批奏折中，有两广总督杨琳选送潘淳等四人进入养心殿造办处珐琅作效力的记载，这是广州珐琅匠进入宫廷的最早记录。造办处自鸣钟处以西洋人和广州匠为主要技术骨干。该处所造钟表，是按照皇帝本人的爱好和要求，吸收洋、广两种优点，创造出独特的皇家钟表作品。
广州牙雕工匠于雍正年间进入宫廷。1729年，海关监督祖秉圭送进牙匠陈祖章。当时，苏州牙匠施天章等在宫内已经供职多年，陈祖章进入牙作后，能在苏派牙匠控制下施展技艺，崭露头角不是一件易事。造办处《各作成做活计清册》中记载，1740年陈祖章每月薪俸银为头等，苏州牙匠施天章食下等钱粮而退役，说明广州牙匠在宫内已经占据主要地位。1741年，陈祖章父子等雕制出著名的巨作《月曼清游册》，描写了贵族仕女们从正月到十二月的生活，有浓厚的民俗风味与生活情趣。这件牙雕至今仍保存在北京故宫博物院内。广东的木器工艺在全国扩散影响也是起源于工匠进入宫廷。1729年，粤海关监督从广州行店作坊招募霍五等人进入造办处。与此同时，由工部右侍郎年希尧送进苏州木匠佘节公等六人。出现了与牙作类似的苏粤共处、营垒分明的格局。两派木匠在人事与技术上分庭较量。从广匠屡屡受到嘉奖的档案记录中可以判断，他们的地位处境已占优势。1736年，养心殿造办处内正式成立了“广木作”，广州木匠高手云集内廷，少则四五人，多则八九人。在乾隆帝的直接倡导和大力扶持下，广州木器从地方的一个流派，发展到取代垄断木器工艺数百年的苏州木器的优势地位，成为主宰皇家木器并牵动全国的一个主流派别。十三行优越的人文地理条件，赋予这里从艺匠师们绝妙超凡的灵感。
作为对外贸易的物流中心，十三行为皇家生活提供了大量的珍奇洋货。清代帝王的宫廷生活无不奢靡铺张，地方大吏每逢元旦、万寿、端阳各节都要进献当地物产给天子，以博皇帝的欢心与信任，达到加官晋爵的目的，这在清代实际已衍成一种制度。皇帝后妃对舶来品的欲望，刺激了广东督抚、粤海关监督依靠十三行这一洋货市场竞相采购进口货之风，从而带来宫廷内的洋货热。特别是限定广东一口通商之后，十三行便成为皇家唯一可以倚赖的西洋奇器供应地。
广州外贸洋行每年为宫廷输送洋货，时称“采办官物”，其中多为紫檀、象牙、珐琅、鼻烟、钟表、仪器、玻璃器、金银器、毛织品及宠物等等。洋行商人根据帝后的具体要求，按照内廷出具的式样逐件采买，分别由两广总督、广东巡抚和粤海关监督每年进献四次。翻阅清宫《进单》、《贡档》便可以发现，一口通商之后，皇宫享用的洋货几乎全部是由广州贸易洋行输送的。乾隆年间，货栈每年进口洋货千余件，广东官员作为贡品进呈的达到数百件。
为了取悦宫廷，行商每年还以“备贡”的名义，向内务府造办处上缴银5.5万两，为皇室传办贡品提供经费，而专门承做宫廷御用品的造办处，其每年开销的银两在3万至4万之内。由此可见，广州十三行不仅在物质上支撑着御用洋货的供应，而且在财源上对宫廷制造业也做出了莫大的奉献。
除承担固定的采办义务外，洋行还随时置办皇室所需的日用洋货。1729年，洋行奉命觅购内廷配药所需，在当时属稀有洋货的伽楠香40斤。承办者无不战战兢兢，一个月后，终于买足凑齐。1765年，军机大臣传来一道谕旨，广州洋行便要为宫廷内务府采办进口紫檀木7万斤。
1787年，粤海关监督佛宁的家奴从京城带回圣谕，要他随公务奏折一起，呈进些小式表玩。粤海关监督向皇帝透露，这些特供最终都是责成行商具体承办的。广州十三行被认为是华南商贸繁荣的源头，它给皇家生活带来了无尽的享乐，这也是清帝在全国实行闭关suo国政策，而唯有广州一口例外的原因之一。
到了近代，国势已衰，十三行商馆也历尽了繁荣与沧桑。由中英贸易冲突而引发的鸦片战争，以中国战败而结束。1842年，清政府被迫与英国政府签订了不平等的《南京条约》，其中规定，英商可赴中国沿海五口自由贸易，取消广州行商垄断外贸的特权。1856年，具有170年历史的商馆被一场大火化为灰烬，广州十三行从此消失于商业舞台，其在经营对外贸易上独领风骚的辉煌遂成为历史。
自唐代以来，广州一向是我国最重要的商港之一，而广州十三行，在十七世纪后期至十九世纪中叶这一段期间，又是我国对外贸易中的一种特殊的组织。十三行商馆集中在广州城郊西南角，紧靠珠江，那里是一个繁忙的水码头。1684年，广东政府招募了13家较有实力的行商，指定他们与洋船上的外商做生意并代海关征缴关税。1757年，清朝实行闭关suo国政策，仅保留广州一地作为对外通商港口，而十三行则是当时中国唯一合法的外贸渠道，其真正名号是“外洋行”。
清代时期，粤海关的对外贸易港口在广州黄埔古港，出海口在虎门，而虎门则是粤海关管理海口和控制进出商贸船的关卡。外国商船必须先在虎门口外洋下锚，在驻澳门的广州府海防军民同知处办理手续，领取进港牌照以及雇请中国引水员（领航员）带领商船进入黄埔港。广州黄埔古港有黄埔税馆、夷务所、买办馆等，外国商船必须在这里办理报关、卸转货物、缴税等手续后，货物才能进入十三行交易。同样，当外国商船要离开广州港时，也要先去粤海关领红牌，然后在通过虎门炮台时，由“防弁验明印凭”后，才可开出虎门。如果没有出口的红牌，任何洋船都不能通过虎门离开广州。
康熙二十三年（1684年），粤海关官府招募了十三家较有实力的商行，代理海外贸易业务，后来行商家数变动不定，少则四家，多时二十多家，但
“十三行”始终是成为这个商人团队约定俗成的称谓。到乾隆二十二年（1757
年），乾隆下令“一口通商”，四大海关仅留广东一处。此后的100年间，十三行向清朝政府提供了40%的关税收入。
1760
年（乾隆二十五年）洋商潘振成等九家向粤海关请求成立公行，该行具有亦官亦商的职能。1770
年公行裁撤，众商皆分行各办。直到1782年公行制度才最后确立下来。公行对官府负有承保和缴纳外洋船货税饷、规礼、传达官府政令、代递外商公文、管理外洋商船人员等义务，在清政府与外商交涉中起中间人作用。另一方面，它享有对外贸易特权，所有进出口商货都要经它买卖。初为牙行性质，后也自营买卖。
洋货十三行在创建时，广东官府规定它是经营进口洋货和出口土货(包括广货、琼货)的中介贸易商行。最初指定洋货十三行经营的贸易对象，实际包括外洋、本港和海南三部分内容。
为了整顿洋行制度，进一步加强对外商的直接管理，清廷于乾隆帝十年从广州二十多家行商中选择殷实者五家为保商，建立保商制度。保商的责任是承保外国商船到广州贸易和纳税等事，承销进口洋货，采办出口丝茶，为外商提供仓库住房，代雇通商工役。保商对于承保的外国商船货物因享有优先的权利，在其他分销货物的行商交不出进口货税时，必须先行垫付。凡外商有向官府交涉禀报的事，责令保商通事代为转递，并负责约束外商不法行为。
清政府为了保证天朝大国的尊严，要求十三行不得对外商欠，一旦发生，所有行商负连带责任，其债务由其他行商负责清偿。此外，清政府还规定任何外商都必须由十三行中最富有的商家作担保，一旦外商拖欠清政府税款，则由行商负连带责任。这就形成了十三行的“保商制度”。
乾隆帝十八年(1753)，业务曾一分为二，专营外洋各国来广州贸易的叫外洋行，经营出海贸易的称为海南行。自二十五年起，外洋行不再兼办本港贸易的事务，另由几家行商专营暹罗（今泰王国）贡使及其商民贸易税饷事宜,称为本港行;而海南行又改称虔潮行，经营包括广东潮州及南安府商民往来买卖税务。这时来到广州海口商船渐多，贸易发展，各行口商人资本稍厚者经办外洋货税，其次者办本港船只货税，又次者办福潮船只货税。
嘉庆帝五年(1800)以后，在广州经营贸易的商行，按业务范围划分只有外洋行和福潮行。前者仍称洋货行或十三行。
专设经理广州外贸税饷事务的洋货十三行，是清廷实行严格管理外贸政策措施的重要组成部分，其目的在于防止中外商民自由交往。它由封建官府势力“招商承充”并加以扶植，成为对外贸易的代理人，具有官商的社会身份，也是清代重要的商人资本集团。
广州十三行建立有同业商人行会组织，即所谓“洋行会馆”（公行）。乾隆帝二十五年广州公行正式奉准成立，到三十六年被解散。乾隆帝四十七年公行再度恢复，并延续了近六十年。
鸦片战争以后，《南京条约》规定，废除中国对外贸易中的公行制度，允许英国商人在各口岸任意与华商交易。道光帝二十三年七月初一
(1843年7月27日)，广州开放通商，一些十三行行商仍旧营业。咸丰帝六年(1856)，十三行毁于广州西关大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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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2.1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