彩云之南——2017国庆·昆明·云南民族村（佤族）
佤族寨内建有茅草房、牛头广场、神灵广场及粮仓等。牛头广场是佤族古老的"剽牛"活动场所，而神灵广场表现了佤族万物有灵，灵魂不死的自然崇拜观念。佤族"木鼓舞"节拍鲜明强烈、风格粗犷豪放，佤族姑娘在舞蹈中长发飞舞，舞姿刚健，具有浓郁的民族风格。
佤族，中国、缅甸的少数民族之一，民族语言为佤语，属南亚语系孟高棉语族佤德语支，没有通用文字，人们用实物、木刻记事、计数或传递消息。佤族主要居住在中国云南省西南部的沧源、西盟、孟连、耿马、澜沧、双江、镇康、永德等县和缅甸的佤邦、掸邦等地，中国境内还有一部分佤族散居在保山市、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昆明市和德宏傣族景颇族自治州等地，是云南特有民族。佤族的先民在先秦时期便是“白濮”族群的一支，唐代称为“望蛮”、“望苴子”、“望外喻”；明代称“古刺”、“哈刺”；清初称“卡佤”等。
过去不同地区的佤族有着不同的自称。大体说来，镇康、永德一带的佤族自称“佤”；耿马、双江、沧源、澜沧的佤族自称“巴饶”或“布饶”；西盟、孟连的佤族自称“阿佤”、“阿佤莱”和“勒佤”。汉族、傣族、拉祜族对佤族的称呼也有不同。对镇康、永德一带的佤族，傣族称“拉”，汉族称“本人”。对其他地区的佤族，汉族、傣族、拉祜族统称为“阿佤”或“佧佤”。“佧佤”又有“大佧佤”和“小佧佤”之分，“大佧佤”指西盟等地的佤族；“小佧佤”指沧源、双江、耿马、澜沧、孟连等地的佤族。“佧”为傣语，是奴隶的意思，称“佧佤”含有贬意和侮辱性。新中国成立以后，根据大多数人民的意愿，确定称为佤族。
佤族语言属南亚语系孟高棉语族佤崩语支，有四种方言。佤族民间文学丰富而优美，沧源岩画十分有名，是佤族艺术的珍品。
佤族善于雕刻。在佤族村寨中，处处可见雕刻有人物或动物的图案。佤族崇善红色和黑色，服饰多数以黑为质，以红为饰，基本上还保留着古老的山地民族特色。西盟地区的男子用黑布或红布缠头，上身穿无领短衣，裤子短而宽，喜欢赤足。青年男子身佩长刀，颈带竹藤圈，头戴银箍，身挎背带，显得威风凛凛。他们喜爱装饰品，耳朵穿孔戴大圆耳环，颈带竹藤圈，手腕戴银镯银链。佤族妇女多留长发，饰以银质发箍，披肩的长发上常用马尾制作的发网网住，发网上饰有银珠。女子着黑衣、红裙，上衣十分短小，盖胸露腹，无领，对襟，短袖。裙子过膝，常以红色为底，间有黑白绿黄条纹。耳悬银质大耳环，银环一至三个不等，项带二、三个银质项圈和若干彩色珠料，再佩上两三串鸟骨或贝壳制成的项链，五光十色，十分耀眼。裸露的腰腹部缠绕若干竹圈藤圈，染成红或黑色，有的还雕饰有许多花纹。手臂戴两三个竹圈银圈，手腕佩银镯二只，小腿缠竹藤圈数围。
佤族热情好客，客至以水酒相敬。佤族男女普遍皆纹身，男子多在颈下、胸前、脊背和四肢绘刺花鸟、牛虎图案，妇女则在颈下、胳臂和腿上绘刺各种形状的花草。
佤族人民喜爱歌舞，常见的舞蹈有“圆圈舞”、“甩发舞”、“春米舞”等。逢年过节，佤族群众会自动的聚到一起歌舞三天。他们唱歌的调子很多，主要有以《木鼓调》为主的哀歌，以《贺新房》为主的喜歌，以《芦笙调》为主的欢歌，根据不同的内容唱不同的调子。
佤族的起源，普遍流传着《司岗里》的神话传说。按照沧源佤族的解释，“司岗”是“葫芦”，“里”是“出来”，意即从葫芦里出来的人；按照西盟佤族的解释，“司岗”是“石洞”，“里”是“出来”，意即“人是从石洞里出来的”。各地佤族虽然对“司岗里”的解释有所不同，但都把阿佤山视为人类的发祥地。这说明佤族人民在阿佤山居住已有久远的历史，或者就是当地的最早居民。“司岗里”可能是佤族对他们远古穴居生活的回忆。
在先秦时期的著作如《山海经》、《竹书纪年》和《国语》中，都有“僬侥”这个族称的记载。《后汉书》也记有“永昌郡徼外僬侥种夷内附”。“僬侥”与佤族自称“巴饶”的语音很相近。永昌郡治在今云南保山，其辖区南部和西部正是佤德语支各族的分布区。“僬侥”很可能是佤德语支各族的先民。
公元前109年，汉武帝置益州郡，辖区达到今保山市的广大地区。当时分布在澜沧江以西的佤族、布朗族、德昂族的先民，已在西汉的统属之下。公元69年，东汉置永昌郡，辖区包括今临沧市、普洱市、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德宏傣族景颇族自治州的佤族分布区。在永昌郡又有哀牢人居住。从《华阳国志》和《后汉书》的相关记载看，当时的永昌郡已是民族杂居的地区，有穿胸、儋耳、闽、越、濮、鸠僚、傈、裸濮等族。哀牢人并非指某一个民族，应该是居于哀牢山区各民族的总称，也包括佤族的先民在内。
唐朝时期，云南澜沧江和怒江流域是各民族的杂居区，族称很多。据《蛮书》、《新唐书》等记载，有望、望苴子、望外喻、朴子蛮、木棉濮、赤口濮、金齿、绣脚、绣面、寻传、么些等等。其中望、望苴子、望外喻这些名称和现在佤族的自称“佤”基本相同或十分相近。
元朝时期，云南西南部有蒲蛮居住，这在《元史》、《新元史》和《云南志略》中都有记载。蒲蛮分“熟蒲”和“生蒲”。“熟蒲”分布在今保山、昌宁、凤庆、云县一带；“生蒲”分布在“熟蒲”的南部。“熟蒲”和“生蒲”之分，反映了佤德语支各族各地社会发展的不平衡，从其分布来看，“生蒲”主要指的是佤族。
明代设孟连长官si。在佤族分布的其他地区又设置了镇康御夷州和孟定御夷府，后又在孟定御夷府地分置耿马宣抚si，仍属孟定御夷府。清代沿袭明制，略有变更。
1885年，英国吞并缅甸以后，侵略矛头指向了云南。英国以中缅边界问题为借口，不断派遣武装人员、传教士潜入阿佤山区，查看地形，绘制地图，进行各种阴谋活动，甚至煽动佤族人民脱离祖国。1887年，设镇边直隶厅，辖孟连、西盟、澜沧和沧源等地。民国时期，沧源、耿马置设治局，镇康、双江、澜沧均改为县。
阿佤山区是一个十分富庶的地方，英国早已垂涎班洪、班老一带丰富的银、铝矿。1934年1月，英国公然武装侵占矿区，制造了有名的“班洪事件”。班洪、班老部落首领邀集周围十多个部落，剽牛立盟，组织武装，誓将英国侵略者赶出国门之外。景谷、澜沧、缅宁（今临翔区）、双江、耿马等地的汉族、傣族、拉祜族、彝族等各族人民组成1
400多人的“西南边防民众义勇军”前来支援，打得侵略者狼狈不堪。但是国民党政府屈服于英帝国主义的压力，强迫遣散义勇军，压制佤族人民的反抗斗争。1936年，以班洪为首的佤族17个部落王发出了《告祖国同胞书》，严正声明阿佤山“自昔远祖，世受中国抚绥，固守边疆……我佧佤山数十万户宁血流成河，断不作英帝国之奴隶，即剩一枪一弩一银一妇一孺，头颅可碎，此心不渝……愿断头颅，不愿为英帝国牛马，此志此情坚持到底”。佤族人民大义凛然的呼声，得到举国舆论的响应，终于挫败了英帝国主义的强盗行径。
抗日战争时期，佤族和各族人民为抗击日本侵略者入侵云南，以人力、物力和财力积极支援滇西南抗日部队，并组织“耿马沧源支队”、“阿佤山区游击支队”、“阿佤山特区自卫支队”、“班洪自卫支队”等游击队与侵略者展开武装斗争。1944年，又配合抗日部队在班洪、班老等地痛击日寇，收复失地，将日军驱逐出孟定。
在阿佤山中心地区，生产资料私有制虽已确立，但还保留着原始农村公社的残余。每一个村社都有一定的地域范围，包括一到数个自然村。每个村社的可耕地，一般有10%到20%是村社公有的，大部分耕地及生产工具、房舍、牲畜、武器、生活用具都属个体家庭及个人所有。私有的土地可以长期占有、使用、继承、转让、抵押和买卖。村社公有的土地，凡村社成员都可以耕种。村社成员在这种所有制基础上，以个体家庭为单位进行生产。
由于佤族各地区的社会发展阶段不同，人们在生产中的关系也有区别。西盟佤族在生产中有合种、换工、借种、雇佣、债务、蓄奴和租佃等关系。合种即由两家组成的共耕关系，双方平均出种子和劳动力，共同生产，产品平均分配，土地不管为何方所有，皆不计报酬。换工是在农忙季节临时组成的互相助耕关系。借种是耕地较少的农户向耕地多的农户借地耕种。雇佣和债务关系比较普遍，前者，主、雇双方多有亲戚关系；后者，债务关系主要是互相帮助和互通有无，后来逐渐变为剥削关系。蓄奴和租佃关系虽仍存在但不普遍。
由于财富不均，社会上出现了有吃有穿、雇工放债的富裕人“珠米”；自种自食或基本够吃的中等户“库普莱”；缺吃少穿、借债帮工的贫困户“普查”和奴隶“官觉克”。西盟佤族由于对生产资料占有不同而出现了社会分化状况，但是这种分化还没有达到固定和明显的程度，也没有发展成为某种阶级社会的特定的阶级，而是正处于形成阶级社会的过程中。
阿佤山边缘地区的生产水平，一般比中心地区先进。普遍使用铁制农具，水田比重已达到耕地总面积的20%以上。旱地耕作技术也较为先进，挖犁撒种已代替刀耕火种。这类地区在生产关系上的特点是政治上享有特权的部落大头人，已具有某些封建领主的性质。沧源县班洪部落基本上可以作为这类地区的典型。
新中国成立前，班洪地区封建领主性质的社会经济，大约已有一百年的历史。“班洪王”对部落辖区的土地享有最高的所有权，依附于土地的佤族人民是他的隶属民。在人们已经形成的观念中，班洪地区的一切，包括土地、山川、甚至森林中的虎、象、鹿、豹等都属于“班洪王”所有。虽然人们在生产中的经济关系也有合种、换工、借种、雇佣、债务、租佃等形式，但性质却不尽相同。譬如合种关系中已产生了剥削因素；雇工关系比较普遍；债务关系相当严重，约有60%以上的农民借债，而富裕阶层都不同程度地用高利贷盘剥农民。镇康、永德一带的佤族，与前两类地区的显著差别是，水田较多，土地占有集中。地主、富农依靠土地和其他社会财富占有的优势，对广大农民进行地租、雇工和高利贷剥削，早已进入封建地主经济发展阶段。
新中国成立前，在佤族各地区，由于经济发展不平衡，社会组织也有区别。
阿佤山中心地区的佤族，尚处于以村寨为单位的分散状态。村寨是一个地域、经济、政治和军事单位，在一定程度上具有从父系氏族公社发展而来的原始农村公社的性质和组织形式。每个村寨内部又往往包括几个小寨，每个寨子一般包括几个家族和不同姓的个别家庭。村寨都有一定的地域范围，成员有一定的权利、义务和共同的宗教活动，还有窝郎、头人和魔巴共同管理政治和宗教事务。窝郎在最初时可能是氏族长，后来逐渐演变为村寨的首领。窝郎一般为世袭，职权很大，管理村寨中的宗教、政治和其他一切事务。但到了新中国成立前夕，职权范围已缩小，虽然名义上还是村寨的领袖，享有一定的威信，实际上只管理宗教上的某些事务。头人是村寨成员民主选举产生的政治领袖，条件是经济富裕，善于说话办事，公平勇敢等。新中国成立前几十年，由于“珠米”即富裕阶层的出现，头人开始享有某些特权，管理村寨的一些重要事务，在佤族的政治活动中起着重要的作用。魔巴是巫师，主持宗教活动。魔巴多是老年人，知道的事情多，在群众中也有一定的威信，对佤族的社会政治生活，起着一定的影响。
村寨的共同事务如械斗、对外纠纷、猎头等由“头人会议”解决，有的事情还得召开“寨民da会”讨论处理。村寨有不成文的习惯法，对村寨成员一视同仁，处理的范围包括泄露村寨的机密、不参加集体行动、盗窃、债务、婚姻等。对于违反习惯法行为的处理，轻则受到头人和群众的斥责、赔偿、道歉等，重则抄家、驱逐出寨或处死。
新中国成立前，由于血族复仇的观念影响，西盟佤族村寨之间的械斗很多。祖辈之仇子孙不忘，常延续几代，才得到解决。械斗时，凡成年男子都要参加，能参加而不参加者，为习惯法所不容，轻则受到社会舆论的谴责，重则受物质的惩罚。有时，在议定一定的条件后，仇家寨也进行和解。双方约定时间和地点举行和解“洗手”仪式，双方的头人或魔巴互相敬酒，互送表示一条心的牛肋骨，并栽一块石头，以后即不复为仇。
班洪地区即俗称的“班洪部落”，相当于今沧源佤族自治县班洪、班老和芒卡三个乡（镇）的范围。一百多年前，班洪地区尚是分散的小部落。胡姓家族原居住在绍兴（今缅甸境内），后来迁到了班洪，受南板头人“达伯”某种程度的控制。在胡姓家族和班洪寨势力发展之后，与南板发生了矛盾和斗争。班洪首先打败了颇有势力的富贡部落，规定富贡的百姓每年要给班洪胡姓官家劳动服役，富贡的土地，胡姓官家可以随便开种。接着，班洪又打败了南板，规定南板的百姓要给胡姓官家种地；胡家有人死，要南板的人挖坟坑、抬尸体、埋葬；南板的土地，胡家也可以随便开种。村寨与村寨、部落与部落之间的隶属、依附关系就是这样通过武力建立起来的。胡家接着又征服了周围的蕉山、老厂等村寨。其他的村寨、部落见班洪势大也就都陆续归服了。新中国成立前，班洪胡姓官家所管辖的范围被称为“葫芦王地”。在这个区域内，班洪王是最高统治者，其下有一套完整的管理机构和脱离生产专门从事管理的人员。班洪王是世袭制，一般为长子继承。首位班洪王是达本。达本传位于长子胡玉山，胡玉山传位于长子胡中汉。胡中汉死时，其子年幼，由其弟胡中华代理。1954年，胡中华被“委任”为班洪王。辅助班洪王办事的，有“达伙”（衙门）、波勐、拉勐、伙头、管事等，由其近亲臣僚协助处理政务。
永德、镇康等地的佤族从明清以来一直受傣族土司的统治，新中国成立前也实行了国民党政府的保甲制。1949年12月，佤族人民和云南各族人民一起获得了解放。由于阿佤山地处边疆，情况比较复杂。
长期以来，佤族与汉族、傣族、拉祜族居住在同一地区，相互之间的经济文化交流促进了彼此的发展。明代中叶以后，陆续有大批汉族矿工进入阿佤山区，开采银矿，并在此落户。清初，汉族贫苦劳动人民来到这里的更多。在班洪、班老部落一带由石屏人吴尚贤开设的茂隆银厂，矿工曾达两三万人之多。内地商人前来经商的也不绝于途。1800年，清政府因害怕“聚集丁夫，滋生事端”而关闭了茂隆银厂。不久，在西盟永广一带又有汉人开矿建厂。这样大规模的开矿建厂，对佤族产生了很大的影响，由于汉族人民带来了铁器和水稻种植的技术，这一地区的佤族锻铸铁器、冶制银器、种植水田和使用耕牛，都是从这时开始的。
新中国成立前，佤族各地区由于历史条件和与其他民族的关系密切程度不同，社会发展水平不平衡。阿佤山中心地区的西盟和沧源、澜沧的一小部分佤族，还停留在原始社会末期或向阶级社会的过渡阶段；阿佤山边缘地区的耿马、双江和沧源、澜沧、孟连的大部分地区的佤族，因受傣族的影响较深或受傣族土司的统治，基本上已发展为封建领主制；居住镇康、永德等地的佤族，与傣族、汉族发生经济文化的关系密切，较早接受了傣族、汉族的先进文化，已经处于封建地主经济发展阶段。
镇康、永德一带的佤族农业生产水平较高，水田较多，生产技术接近或基本与当地汉族、傣族相同。阿佤山边缘地区，农业相当落后，主要种植旱谷与小红米，水稻、荞、玉米、豆类次之。所用的铁制生产工具有犁、板锄、矛、铲、砍刀、长刀等。阿佤山中心地区更为落后。由于尚未掌握冶铁技术，铁器原料仰仗外地输入，因此，铁制农具不足，还兼有一定数量的竹、木农具，如耙、臼、碓、播种筒等。个别地方还不会用犁，畜力使用也不普遍。
耕地有旱地和水田之分。旱地都是山地，耕作十分粗放，有“刀耕火种”
和“挖犁撒种”两种。“刀耕火种”是在长满茅草树木的荒地上，把茅草树木砍倒、晒干后放火烧光，用灰烬作肥料，不经犁挖即用矛、铲刨坑点种。刀耕火种的土地，一般种上两年就要轮歇。“挖犁撒种”是把茅草树木砍倒、晒干后放火烧光，用锄挖或犁耕松土，然后撒播种子。挖犁撒种的土地，一般要连续种三四年后才轮歇。两者的比重基本各占一半，有的地方则全是不犁不挖的“火山地”。
水田基本没有水利设施，要到雨季才能犁耙的“雷响田”，坡度大，田丘狭小。在中心地区，水田的数量极少。收割的方法也比较原始，大都是现割现脱粒。脱粒多用脚搓，所收粮食贮入大竹筒内。水田的产量一般每公顷2250公斤，旱地约每公顷1125公斤。
佤族在劳动生产中有性别和年龄的分工。春耕时，男子将荒地上的茅草树木砍倒、晒干后放火烧光，用矛、铲或竹尖器挖穴，妇女和小孩随后点种、盖土，收割、舂米也由妇女担任。劳动力的使用率不高。在阿佤山的中心地区，频繁的村寨宗教活动、生产忌日和部落械斗等几乎要占去半年的时间。
在阿佤山大部分地区，手工业尚未成为独立的生产部门，有打铁、编篾、纺织、酿酒、制槟榔等，多半供家庭消费，仅在农闲时进行。
佤族妇女都会用手捻线和纺线，不用织机，用一套竹木工具织布，每天可织约一尺宽的布一米。所织筒裙和筒帕（挎包）都系自用。副业不甚发达，有饲养牲畜、采集和狩猎，后者主要是弥补粮食的不足。
阿佤山区形成以物易物的初级市场，只有几十年的时间。最早在西盟出现的所谓“烟会”，是随着鸦片生产的需要而出现的，内地商人用盐、茶、烟、辣椒、线、布、牛等换取鸦片。交易的方式以物物交换为主。新中国成立后，已根绝鸦片种植。
听到了熟悉的《阿佤人民唱新歌》......
据说《阿佤人民唱新歌》是解放军某部通讯兵战士杨正仁在1964年根据佤族民歌创作的。1964年的冬天，杨正仁在佤族的班哲寨架设电线时，收集到一首旋律优美的佤族民歌《白鹇鸟》，这首民歌迅速点燃了杨正仁的创作热情，他便以《白鹇鸟》为蓝本进行再创作。经过一个月的创作，《阿佤人民唱新歌》终于脱稿，由他所在的部队宣传队排练演出，从此，《阿佤人民唱新歌》走进了听众的心中。而有的采访者则又是另一种说法，说那是1964年的一次佤山军民联欢活动，热闹、欢快的场面激发了驻西盟佤山部队战士杨正仁的创作灵感，于是写下了《阿佤人民唱新歌》。至于创作时间，有的则说是“从冬到春，终于断断续续完成了《阿佤人民唱新歌》”，有的则说，是一天完成的。创作灵感既有长期积累的水到渠成,也有瞬间的火花闪亮,创作过程有一气呵成,也有精打细磨，哪种说法最接近事实，局外人似乎不好评说，最清楚此间情况的，当是杨正仁先生。
2009年3月23日，杨正仁受邀回到了梦牵魂饶的佤寨，在沧源县委、县政府的陪同下，上佤山，访佤寨，为佤寨人的新生活感奋不已，于是便连夜修改、斟酌、试唱了新的《阿佤人民唱新歌》，3月25日晚，杨正仁把新的《阿佤人民唱新歌》词曲正式稿赠送给了沧源县委书记祁腾武，会说话就会唱歌的佤族少女在20分钟后就现场演绎了这首新歌。杨正仁深情地说道：
“我希望这首新歌能像《阿佤人民唱新歌》继续传唱下去，成为沧源佤族人民的新名片。”
有关《阿佤人民唱新歌》的歌名，据杨正仁说，《阿佤人民唱新歌》的歌名最早叫《阿佤歌唱新生活》，虽有一个“新”字，但“新生活”只是一个侧面，表现的面稍微狭窄了一点，而“唱新歌”就不一样，表现的面就宽多了。为表现佤族人民对共产党、毛主席的崇拜或者敬仰之情，一共写了三段词，最后一段就落在毛主席共产党这点上，把他们的理想，对美好生活的向往表现出来。
歌名就改为了《阿佤人民唱新歌》。
部队宣传队一演出，《阿佤人民唱新歌》立即就得到了佤族人民的喜爱，西盟县文工队便派人到部队宣传队来学习，然后到佤山各村寨演唱，由于歌曲表达了佤族群众的心声，很快，《阿佤人民唱新歌》就成为佤山的“流行歌曲”。1965年3月，西盟佤族自治县正式成立，《阿佤人民唱新歌》作为庆典的献礼在晚会上演唱，阿佤人民把它当作自己的民歌。现在我们还能看到有将《阿佤人民唱新歌》直接标注为“云南沧源县佤族民歌”的。
后来，阿佤的红卫b把这首歌从阿佤唱到了昆明。据说，杨正仁有一年回家探亲时，发现昆明的大街小巷都在唱《阿佤人民唱新歌》，让他既惊喜又兴奋。
1972年，经云南电台推荐，《阿佤人民唱新歌》入选《战地新歌》第一集；据说在评审过程中，《阿佤人民唱新歌》差点被刷了下来，原因是歌词太简短。这不过是有惊无险的一个小插曲。1972年，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向全国播放了著名女中音歌唱家罗天婵演唱的《阿佤人民唱新歌》，从此，《阿佤人民唱新歌》走进全国各族人民的心里。1973年参加全军文艺汇演，获得了一致的好评。1991年选入《红tai阳》。2002年，西盟佤族自z县人da常委会通过议案，将《阿佤人民唱新歌》确定为县歌。
随着《阿佤人民唱新歌》的40年的不断传播，这首歌已影响甚广，至今仍在中国各地、缅甸、菲律宾、美国等国家和地区传唱。全世界的人们通过这首歌，开始了对佤山的相识与神往；通过这首歌知道了阿佤山，了解了佤族。
“村村寨寨，哎打起鼓敲起锣”。“村村寨寨”，是佤族生活的真实写照。佤族主要分布在云南省西南部的沧源、西盟、澜沧、孟连、双江、耿马、永德、镇康等县的山区与半山区。即澜沧江和萨尔温江之间、怒山山脉南段的“阿佤山区”，是“住在山上的人”。
“打起鼓敲起锣”，打鼓敲锣，是为了在民俗活动中制造与渲染某种气氛。这里主要是为了烘托一种喜庆的气氛。这里的“鼓”不是我们所理解的一般的鼓，应是佤族的木鼓，木鼓是佤族的传统祭祀工具、乐器和报警器具。一般以红毛树、花桃树或麻栗树某一段为原料，按一定形状掏空而制成。大小不一，一般长约2米，直径为0.5至1米之间。分公鼓、母鼓两种。多成对存放在村寨中的木鼓房中。木鼓是佤族人民崇拜的神圣之物。他们认为，木鼓是
“通神之器”、“通天之鼓”，
“生命靠水，兴旺靠木鼓”。因此，平时不能乱动，只有祭祀报警和节日喜庆等重大集体活动时才能敲打。这里的“锣”，也不是我们一般所见的“锣”，而应是佤族人民芒锣。芒锣形体圆厚，用响铜铸成。锣面低，中心有乳头凸起。锣边有两个穿皮条的孔。演奏时，左手提锣，右手执槌击奏。也有挂在木架上击奏的。是伴随人们日常生活的乐器，多用于歌舞伴奏和器乐合奏。
“阿佤唱新歌”，“阿佤”是对佤族人民的他称，含有亲切与亲昵的意味。“新歌”，是针对歌词的内容而言的，一个“新”字，包含了多层的含义，歌词的内容新，人们的生活新，人们唱歌时的心情新。
“毛主席光辉照边疆”，说明“新歌”所以“新”之因。“毛主席”，是当时时代的关键词，与“中国共产党”的含义相等同，这里应是指中国共产党的民族政策，“光辉”，既承前“毛主席”，在那个时代，毛主席还是“红tai阳”的同名词，也承后的“照”，给以光明、给以温暖，是对党的民族政策的阐释。“边疆”是概指，更是实指，佤族真正处在我国云南与缅甸交界处，是真正的边疆。
“山笑水笑人欢乐”，是“光辉照边疆”的结果。“山笑水笑”，是用拟人手法描写的自然景致，“人欢乐”是状写人民的生活情形。是一幅自然与人和谐统一的美好生活图景。是虚构，更是写实。
佤族人民清楚地记得，1951年初，抗美援chao战争的第二年。蒋介石想趁机反攻大陆，任命逃往缅甸的原国民党第八军军长李弥为中缅边境fan共救国军总司令，指挥第五、六军残部分三路向佤山反扑，并很快占领了佤山。于是解放军奉命向佤山进发围剿残匪，经数十次这种特殊的大小战斗，至1951年7月，解放军共歼残匪2500多人，粉碎了残匪的反攻，收复了佤山，史称“二次解放”，是解放军让佤族人的生活从此得以安宁。佤族人民更清楚地记得，共产党根据云南少数民族的不同情况，提出了“慎重稳健”的工作方针，针对佤族的特殊情况，采取了直接的过渡方式。人们还清楚地记得，当时的佤族采取的是原始的刀耕火种的生产方式，在党的民族政策的支持下，1953年至1956年就增开水田15000多亩，开挖水沟480多条，为农业发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人们还清楚地记得有个叫毛岩特的佤族兄弟的故事。毛岩特从小父母双亡了，七岁八岁时就给头人放牛，因为年纪小，他看不住到处跑的牛，就走失了一条牛，他吓得不敢回来，在山上躲了好几天，最终还是被头人派去的人找了回来，找回来后，就把他吊在房梁上打，下面拴着一条恶狗，假如他的脚一落地，恶狗就会咬他的脚。并且拿粉墙那种石灰抹他的眼睛，差点把他的眼睛弄瞎了。眼看毛岩特快要死了，他们就要活埋他。正埋到脖子的时候，共产党的工作队来到了寨子里。他们就去找头人协商，要把毛岩特救出来。协商的结果是，工作队必须要给头人五斤茶叶五斤盐巴，才可换得毛岩特，工作队同意了头人的要求。毛岩特被救出来后，就一直在工作队里帮忙，后来被安排到农场工作，成了生产骨干。在第一次填登记表时，工作队员问他你叫什么名字，他犹豫片刻以后，坚决地说，我叫毛岩特。工作人员问他，你怎么会姓毛？他说我是毛主席共产党救下来的，所以我就姓毛。并且还跟他的子女说，我们是毛主席共产党救下来的，我们要姓毛，而且我们世世代代要姓毛。毛岩特，只是工作队解救无数个奴隶中的一个。
“人民公社好”，“人民公社”，是当时的一种社会组织形态，被认为是一种先进的社会组织结构，是中国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一种尝试。“好”，虽是当时的概括式价值评价，但对佤族而言，应是有所指称的，佤族解放不久，就在西盟佤山的马散村窝农寨成立了西盟第一个农业合作社，标志着西盟佤山从原始部落直接跨入了社会主义社会。为此，党和政府长期派驻工作组，教老百姓们种菜、磨豆腐、刷牙，帮助他们发展生产，提供无偿的帮助。
“架起幸福桥”，“幸福桥”，是对“好”的补充，也是“好”的结果，幸福本是一种抽象的感觉，只可自己意会，不可说清道明的，但在佤族，却是可以用一串数字来显示的。据说，1956年，西盟县粮食产量人均314公斤，比1952年人均增长204公斤；农业产值增长216％。他们不会忘记，他们的粮仓是竹筒，而一家往往仅有几根竹筒。
“道路越走越宽广”，是对未来生活的展望，这种展望是建立在现实基础上的展望，是一种有可能性的展望，他们废除了奴隶买卖制度，他们实行了先进的生产方式，他们整理并建设自己民族的文化。
“江三木罗”， 本是佤族一个英雄的名字，后来嬗变为一个衬词，用来表达纯洁的爱意和祝福。
“山山岭岭”，是对佤族山寨自然景象的描写。
“歌声起红旗飘”，是当时农业生产情景的写照，那时，农业集体生产常是规模化进行，生产工地上常见红旗飘扬，唱听歌声响起。这种生产情景不止佤族，全国各地都可见到。
“闪闪银锄落”，“锄”，是开垦荒山的工具，“闪闪”、“银”，是修饰，更是一种对劳动的美化与开垦荒山的赞美。“落”是挖的意思。
“毛主席号召记心窝”，主要是有关发展生产，尤其是农业生产，“记心窝”，记在心中，也就是按照毛主席的要求去做。
“毛主席号召记心窝”，主要是有关发展生产，尤其是农业生产，“记心窝”，记在心中，也就是按照毛主席的要求去做。
“清清河水上山坡”，因为兴修了水利，才有河水上山坡的奇观。西盟佤山1958年修建了城子水库，水库的建成使这里的粮食产量稳步上升。
“茶园lv油油”、“梯田翻金波”，因为有了河水的浇灌，才使得茶叶lv油油，才使得稻谷黄橙橙，“翻金波”是对稻谷的隐喻。
“丰收花开千万朵”，是一种写意，是对兴修水利工作的肯定，更是对毛主席号召的肯定。
“各族人民”，是指佤族在内的全国所有民族，表明佤族已经与各兄弟民族站在了同一发展的起跑线上了，佤族仅仅用了十多年的时间，就完成了从原始社会末期直接过渡到社会主义阶段的历史进程。
“团结紧向前进”，是指在党的民族政策指引下，各民族人民共同团结、共同进步。周恩来总理1950年国庆大典接见少数民族代表时曾指出：我们应该更进一步地加强和巩固民族团结，有步骤地和切实地实现民族区域政策。
“壮志震山河”，是民族团结的结果。
无数事实证明，民族团结是中国繁荣强盛的保证，只有民族团结了，国家、社会、民族才能发展，才能进步。“震山河”，是比喻的说法，既指震慑海内外的敌人，也指震慑自然的山水，即改造自然的山水。
“毛主席怎样说阿佤人民怎样做”，毛主席怎样说，应是党的民族政策怎么说，因为毛是党中央政策的主要决策者，所以人们惯用毛代称中国共产党。这是对党的民族政策的肯定，佤族人民所取得的一系列成绩，都是党的民族政策方针指导的结果。“怎样做”，是一种肯定性的承诺，因为一系列的看得见、摸得着的实惠成果，使他们坚信“说”的是正确的。网上曾有人撰文认为，佤族的生活其实不是那样的，那完全是一种虚构，我们认为，这是他没有站在佤族当时那种生活的角度进行理解的结果，那是有特定的时代背景的。
“跟着毛主席哎跟着共产党”，是对“毛主席怎样说阿佤人民怎样做”的申说，是佤族人民一种决心的表达，表示要在党和毛主席的领导下，进行生产与生活；是一种信心的表达，表示有了党和毛主席的领导，生产与生活就一定能够发展与美满。
这里表演的《阿瓦人民唱新歌》，歌词中竟然添加了一带一路，好跟形式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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佤族的宗教信仰有原始宗教、佛教和基督教三种。
佤族最崇拜的是“木依吉”神，把它视为是主宰万物和创造人间万物的最高神灵“鬼”。佤族所进行的如拉木鼓、砍牛尾巴和猎人头祭等较大的宗教活动，都是为了祭祀它而举行的。每个佤族村寨附近，都有一片长着参天大树的茂密林子，佤族称其为“龙梅吉”，即“鬼林地”。佤族认为神林是“木依吉”存在的地方，人们不能乱闯进神林，不能动神林中的一草一木、一石一土，否则，会受到神灵的惩罚。至今，许多佤族村寨的神林还保护得较好，有的成为风景林，有的仍作为禁忌场所。沧源勐角乡翁丁村的神林、糯良乡南撒寨的一片林地、单甲乡单甲大寨东北面的原始森林和班洪乡南板村的一片大榕树林，都是不可乱闯之禁地。
佤族信仰和崇拜的另一重要的神是“阿依俄”，把它供奉在房内鬼神火塘左边的房壁上，视其为男性祖先，凡有男性的人家都供奉它。每当遇到大事如结婚、生育、死亡、生产、盖房、收养子等等事情，都要祭它，并向它祷告。
为了得到鬼神的保佑，佤族的宗教活动十分频繁。每年全寨性的祭祀照例由祭水鬼祈求风调雨顺开始，接着是拉木鼓、砍牛尾巴、剽牛、猎人头祭谷、祈求丰收等一系列活动。猎头的习俗是原始社会的一种残余，由于生产落后而长期保留下来。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这种落后的习俗已被废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