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双版纳与爱国外交家薛福成
美丽的西双版纳今天之所以还是中国的领土，和薛福成有着最直接的关系......
薛福成（1838—1894），字叔耘，江苏无锡人，清末外交家，曾随曾国藩、李鸿章办洋务多年，后任英法意比大臣，出使欧洲，著有《出使英法义比四国日记》。中法战争中，薛福成镇守浙江镇海海口，击败入侵的法国舰队。出使欧洲期间，薛福成曾代表中国政府与英国政府谈判，订立《续议滇缅界务、商务条款》，从英国人手里夺回了西双版纳等地区，使其重归中国版图之内。
1885年，英国强占缅甸后，同清政府签订了《中英缅甸条约》，不过该条约并没有完全划定中缅边界，中缅居民区之间，还夹杂着不少“不华不缅”的地区，英国驻缅军就经常利用这些地区，窥视和侵扰、蚕食我国云南边地。薛福成觉得长此下去，必然对我国不利，遂力促清政府与英国重开谈判，及早划定中缅边界。清政府委派薛福成为谈判代表，与英国政府展开谈判，历时一年半，终于在1894年，薛福成与英国外部大臣签订了边界条款。英国除让出科干等地，并归还车里、孟连两土司全权外，还同意将野人山穆雷江北英国驻兵的昔马地区三百平方英里的地界、穆雷江南既阳江东约七八十英里的地界，划归中国所有。在清末外交史上，薛福成的这次谈判，和曾纪泽同俄国人谈判收回伊犁，是仅有的谈判比较成功的两个例子。史家称：“称史才者，并推薛曾。”
虽然在薛福成去世后，清政府总理衙门在划定边界时，最终又让出了车里南界和猛乌、乌得等地，英国又重新夺回了昔马、科干地区，但孟连全境和西双版纳却还是保留在了中国境内，成为了中国领土的一部分。
在外交上，除了以上这件事情，薛福成还曾与英国政府交涉，要求保障在新加坡以及南洋各地的中国侨民的利益，并取得了一定的成功。此外，薛福成还了解到这样一个事实：中国侨民在海外辛苦积蓄了钱财，却不敢携资回国，归国华侨被当作“叛徒”“汉奸”“海盗”，不仅财产要被抢夺，甚至还会被处死。薛福成查阅律例，发现原来在顺治、康熙两朝，清政府曾立下“海禁”，不准大陆商民“通海”，那些私自出洋或者被胁迫出洋的人，归国后，要以“通海”之罪名被“正法”。1717年，康熙帝曾特许以前私自出洋的华人返回原籍，但十一年后，雍正帝又宣布，至此不归，羁留海外的华人，都是“甘心异域”的“莠民”，重申之前的“海禁”。乾隆年间还发生过皇帝下旨，对回国贸易的华侨陈怡老“严予惩治”的案例，使得华侨们就不敢回国了。
薛福成了解到这些情况后，于1892年11月函请总理衙门，奏请朝廷废除“海禁”政策，总理衙门不愿承担风险，不愿代奏。半年后薛福成起草了《请豁除旧禁招徕华民疏》，上奏朝廷，被亲政的光绪帝接受，下令修改私出外境旧禁，规定商民无论出洋时间长短，一概允许回国谋生置产，和内地人民享有同等权利。这次政策改变，不仅受到侨民和侨乡的欢迎，很多被迫漂流海外的华侨得以返回故乡，有了落叶归根的机会，而且首开了吸收华侨回国投资的渠道，影响深远。
薛福成（1838—1894），江苏无锡人，年轻时科考不利，遂转向习“经世致用”之学。1865年，他将自己关于研究“夷务”与“海防”的心得，写成万言书，面呈自己父亲旧交曾国藩，得到曾国藩的赏识，入曾氏幕府![]()
工作，与黎庶昌、张裕钊和吴汝纶并称“曾门四子”。薛福成在曾国藩身边工作了七年，熟悉了“洋务”。曾国藩去世后，薛福成在苏州书局工作了一段时间，主要负责整理刊刻曾国藩的奏稿。
1874年，薛福成应诏陈言，向朝廷提交了《治平六策》和《海防密议十条》，阐发了自己对培养人才和工商政策的见解，引起朝廷多位重臣尤其是李鸿章的注意，此后，薛福成入李鸿章幕府，工作了整整十年，协助李鸿章办理了很多重要事情，尤以抵制英国人赫德为“总海防司”最为重要。赫德本为“总税务司”，把持了中国海关，在清政府准备搞海防、李鸿章筹建北洋水师之时，他又想出任“总海防司”，把持中国海防兵权。薛福成向李鸿章进言：赫德要想出任总海防司也可以，必须得辞掉总税务司一职，到海滨练兵，赫德贪利，必不会答应。果然一切正如他所料。
1884年，薛福成得到外出做官机会，出任浙江宁绍台道，管辖宁波、绍兴、台州三府，负责浙东海防。薛福成上任之时，正值法国侵略军在越南和中国军队发生冲突，法国海军在福建马尾军港击败了中国水师后，由中将孤拔率领远东舰队继续沿中国海岸北上侵扰。薛福成到任后，严守宁波城东的镇海海口，在其设防工作中，展现了他处事应变的能力。
首先，他和浙江提督欧阳利见等人协调统一了炮台守将和增防陆师将领的指挥部署，加强战备；其次，用沉船的办法堵塞海口，只留出一条狭窄的通道，准备随时堵死，以防止敌舰入港登陆。同时控制熟悉镇海水道的引水员，不让其为敌所用；其三，迅速架通镇海到宁波的电报线路，以保证指挥通讯的及时、畅通。对于从前线退到镇海的三艘兵船，严令其不得再退再逃，否则军法从事；其四，他还在外交方面采取了一系列的措施和提出了一些建议，如通知外国领事，中立国军舰入港口，必须事先联系；对到港中外客轮，一律实行稽查。将宁波地区的法国侨民，迁移集中居住，加以“保护”。电请总理衙门照会各国，不得为侵华法国舰队供应作战物资等等。
薛福成的这些备战工作，取得了好的效果。1885年三月一日，法国舰队向镇海发起攻击，被击退。第二日晚上，法军两次用鱼雷艇攻击，又被击退。第三日法国装甲舰企图攻击威远炮台，被击退。之后，孤拔多次乘黑夜派小船探测航道，屡次被炮火击沉，悬赏六万两招募引水员，也无人应募。此时，经过周密部署，薛福成命令对停在海口外的敌舰主动发起轰击，
正是在这次反击中，孤拔被击伤，不久伤重而亡。直到中法和议达成，这支在福建马尾打败了福建水师的法国舰队都没有在镇海讨得一点便宜，并且是屡战屡败，损兵折将。
中法战争中，中国取得了两场胜利，一场是冯子材指挥的镇南关大捷，另一场就是薛福成指挥的浙东之战。
浙东之战，说明了中国军民有抵抗外国侵略的决心和力量，同时显示了薛福成的胆识和实际才干，由此他得到朝廷嘉奖，加布政使衔。
早在1872年薛福成应诏陈言后，郭嵩焘便曾奏举他“可胜公使之任”。1889年，薛福成升任湖南按察使，还未到任，便被改任为英法意比大臣，自1890年一月到1894年七月回到上海，薛福成在欧洲度过了四年半时间，回到上海不到一个月，他就因病去世了。
1891年，薛福成出版过六卷、共十七万字的《出使英法义比四国日记》，他去世后，他的后人又将他其后几年的日记共三十五万字于1897年付梓出版，名为《出使日记续刻》。
在李鸿章幕府工作期间，薛福成曾写成《筹洋刍议》十四篇，其核心思想不外乎是当时洋务派的主要观点，虽然承认外国坚船利炮的厉害先进，但又认为中国的精神文明比如“三纲五常”那一套比外国人要先进，他要做的无非是“取西人器数之学，以卫吾尧舜禹汤文武周孔之道”，等到他出使欧洲，所见所闻之后，他的思想开始发生了变化，对原来的洋务思想进行了反思，用他自己的话说便是“始信侍郎之说”，这里所说的“侍郎”，便是比他更早对西方文明有较为深刻研究的郭嵩焘。
薛福成对西方的议院、学校、监狱、医院、道路建设进行了了考察。
他看到议院政治：“凡议政事，以协民心为本”、“两党互相进退，而国政张弛之道以成”；他看到的学校：“男固无人不学，女亦无人不学”，他感慨传说中的中国远古的“古圣先王慈幼之道”，不想竟在海外见到了。
他看到的监狱，犯人可以做工，还有工资，还有各种书籍可以阅读。
他看到的医院，使用显微镜，手术水平之高，“虽古之扁鹊、华佗，无以胜之。”
他看到的道路：“铁路告成，车行愈驶，旅客愈多。……每至一富庶之区，铁路六通四辟，殆如蛛网”，“西人之所以能横绝宇宙莫能御之，火轮舟车之力为最多。”
关于西方的“火轮舟车”，薛福成还举了这么一个例子：英国火车始开之时，国民多有阻扰，以为这样会让用马匹运输的人失去生计，但真的等到铁路开通的时候，马匹运输反倒生意更好了。由此，他这样评价道：“盖以道途便利，贸易日繁，火轮车只行干路，其枝路歧出不穷，相距百里内外来就火轮车者，用马愈多也。”后来铁路在中国出现时，也遭到了国人的怀疑阻扰。
薛福成还预言西方人除水战、陆战之外，将来还会有“云战”，除了
“水程”“陆程”之外，还会有“云程”，这一点是很有先见之明的，是基于自己看到了新文明之后得出的推断。所谓“云战”“云程”，不就是现在的空战、航程么！
薛福成的观察是很细致乃至于细腻的，他看到了中、西方人消费观念的不同。比如他看到西方人家境好的，每餐都有牛肉，即便是工人、仆人，一周之内也要吃两三次牛肉。而受雇于西方人的中国人，“虽每日可得工资洋银二圆或三四圆”，却比较抠，舍不得吃舍不得穿，依旧吃得不好穿得不好，把钱存起来，往往遭到西方人的嘲笑。薛福成分析了西方人的这种心理：“天地之间人为贵，天本予人以自养之权；今华民欲等人道于牛马，则我亦不能以人道待之。”
薛福成称西方人善于养生，实际上说的是西方人的这种消费和饮食习惯，保证了身体的健康，体格的强壮，而中国人之弱，从饮食这件事情上亦可看出来。
薛福成进一步分析了有些中国侨民不能融入西方当地社会的原因，加以了批评，在他看来，这是由于这些侨民无论在饮食上还是着装上，还是“墨守华风”，不能与当地人合二为一。他认为这是他们“之胜于他国人在此，而受侮于他国人亦如此”，“美国之所以有驱逐华民之政也，虽由贫民之忌人夺其生计，然使华民稍自修饰，不露寒伧之态，其被嫉当不至若是之甚”。这种分析来自于直接的观察，是很犀利也是很深刻的。前文写过，薛福成曾为海外侨民争取过权益，但这是对外手段，对内，他的批评却是如此不留情面如此准确到位。的确如此，笔者记起曾看过的一则史料，说的是李鸿章到美国访问时，当地华人见了他依旧行跪拜之礼，如此行为，在一个文明国度里，必然会受到嘲笑和歧视的。
过去薛福成的“筹洋说”，只看到了西方的器物先进，现在他也开始考察其政治制度，并有了自己的一些结论。他认为世界上有三种政治制度：君主之国、民主之国、君民共主之国。经过一番考察、思考，他认为“君民共主”是最好的制度，虽然他把这种制度比作是中国历史上的夏商周三代，但对于他这位大清臣子来说，能这么去思考问题，在当时已经是殊为不易了。
薛福成考察的重点，在于西方的工商业，他的日记中，多以谈西方商务为重，逐渐形成了他“以工商为先”的思想和“利归富商”的主张。在1893年六月十四日的日记里，他谈及西方富强的根源，有以下五点：通民气、保民生、牖民衷、养民耻、阜民财等。他得出的结论是：“有此五端者，知西国之所以坐致富强者，全在养民教民上用功。而世之侈谈西法者，仅曰精制造、利军火、广船械，抑亦末也。”这已经是对自己过去的洋务思想进行比较深刻的反思并进行批判了。
此外，在其日记中，薛福成关于西方人如何进行商务活动、各国的工业技术的记载还有很多，囿于文章篇幅，在此就不一一举例了。
薛福成到欧洲后，对日本的变法维新也有关注。他看到的情形是：日本到西方学习的人，络绎不绝，而且学习的程度、广度和深度，远胜于中国，中国人到西方学习多限于军事、造枪造炮等小范围，而日本人则是“拔取医学、矿学、律学者皆有其人；译西书为日本文字者，汗牛充栋；询以西事西学、泰西掌故，无有不知者。”“日本自设工艺学塾以来，仅十有七年；其工艺大学院之设仅十年，造就人材已不少。”这样的认识和早年郭嵩焘的认识完全一致。
他还注意到了日本与中国之间贸易的变化，1888年，中国出口到日本的货物为白银七百多万两，日本出口到中国的货物，才九万多两白银，但到了1891年情况就完全变了，日本出口到中国的货物，价值七百多万两，中国出口到日本的货物，降到了价值白银四百多万两。他得出的结论是：日本领先中国已不止十年。而这一切，是他们向西方学习，锐意改革的结果。
薛福成这些日记，写于中日甲午战争前不久，读这些资料，笔者想起李鸿章等人，虽有“防日”之思想，但对日本到底如何强大，是不了解的，也没对日本做仔细的研究，或许，对于薛福成的这些话，也未加以重视，那么，甲午战争中中国的惨败，也自然是无法避免的了。
中国领土争端之——中缅边界
中缅边界问题，是中国近现代以来较为复杂的争端之一，它从晚清开始，就一直陷入不停的争执当中，虽历经数十年而不能解决。这条线的形成和解决，都有其深刻的历史原因，因此我将主要从历史的角度，对其作一描述。
一、中缅边界问题的历史成因
1、早期的中缅边界
明朝时，朱元璋初定天下，即于南疆设缅甸、孟养、木邦、车里、八百、老挝六个军民宣慰使司，又设南甸、干崖、陇川三个宣抚司，即称“六慰三宣”者是也，此
时缅甸为中国所属。此后缅甸统一，建立起了较为强大的政权，遂脱离中国而自立。随着双方实力相互消长，属地因之也不断的变化。到明朝末年，木邦、孟艮等地
已是缅甸所有。
清朝建立，中国版图再次扩张，木邦等地再次入版图，乾隆年间，缅甸再次侵袭木邦，乾隆遣大军征讨，战争持续四年，在付出惨重代价后，清军最终取得胜利，收
复各处失地，缅王乞和。1790年（乾隆55年）乾隆80大寿，缅王入贺，并请封号。乾隆封他为“阿瓦缅甸国王”，——所谓阿瓦，即曼德勒，为当时缅甸首
都。——并赐印信，同时赐予木邦、孟干（即孟艮）、蛮莫宣抚司印信，——乾隆这一做法，事实上把好不容易收复的木邦、孟艮、蛮莫三地又送给缅甸。
（谭其骧《中国历史地图集》清朝云南地图，嘉靖25年——这是英国未征服缅甸之前，中缅两国的边界。）
2、薛福成与英国的谈判
1885年，英国吞并缅甸，并在1886年元旦宣布缅甸为女王陛下领土之一部分。早在英国吞并缅甸之前，云南巡抚即有所察觉，并上奏朝廷，称“恐英人趁乱
占据新街（即八莫，原蛮莫土司所属之地），勾结夷匪，则永昌、腾越、龙陵沿边一代，均属可虞。”驻英公使曾纪泽则主张收回八莫，“勿使英近我界”。于是，
朝廷指示曾纪泽就中缅划界问题与英国谈判。
当时，英国刚占领缅甸，统治还极不稳定，因此极力避免和中国发生冲突，在谈判过程中，态度较为和缓，通过谈判，英国虽不同意将八莫归还中国，但向曾纪泽作
出如下承诺：1、大盈江以北让一地给中国，以使中国能够直通伊洛瓦底江，中国可于此设立商埠，征收关税；2、大金沙江（即伊洛瓦底江）两国共享；3、英国
愿将潞江（即怒江、又称萨尔温江）以东之地、北起云南南界，东至澜沧江下游，南至暹罗北界，尽数划归中国，“其间北有南掌国，南有掸人各种，或留为属国，
或收为属地，悉听中国之便”（英国外交大臣克蕾语）。——所谓暹罗，即今泰国，所谓南掌国，即今老挝，所谓掸人，即中国所称之傣族，缅甸称为掸族。
然而，谈判未及完成，曾纪泽即奉调归国。就在同一年，即1886年，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庆亲王奕匡和英国驻华公使欧格纳签署《缅甸条约》，其中并无一字涉及
两国边界，仅仅规定“中缅边界由两国派员会同勘定”，而接任曾纪泽出任驻英公使的刘瑞芬，任职三年，竟没有就这个问题和英国当局谈判一次，真正尸位素餐。
而英国则乘此机会，着力巩固对缅甸的统治。可叹曾纪泽一番苦心，就此化为流水。
其后薛福成继任驻英公使，1892年2月，英国外交部向中国总理事务衙门提出照会，要求开始中缅边境谈判。同年7月，薛福成受命正式与英人展开会谈。
英国人在谈判伊始，向薛福成提交一张地图，要求以此为基础进行划界，英国人的这一提议，完全推翻了他们此前对曾纪泽的承诺，开始赤裸裸的侵占中国领土。
英国人所要求的边界，见下图绿线：
这张地图为薛福成《滇缅划界图说》所附之图，因为我所得到的这张图的分辨率较低，不太清晰，所以我用不同的颜色对三条线进行了重描。其中，实线为近百年来滇缅习惯边境线（即红线），点划线为英国人提出的边境线（即绿线），虚线为薛福成经过谈判最终确定的边境线（即蓝线）。
从这张图可以看出，在北面，英国人将整个野人山划入缅甸，在南面，将南坎（即猛卯）、孟连（今孟连傣族拉祜族佤族自治县）、江洪（又名车里，即今西双版纳）等地从中国境内划走。
薛福成对此自然坚决反对，在谈判中，他数次更易方案，最初坚决要求英方贯彻对曾纪泽的承诺，后来发现这不可能实现，于是退而力争野人山。——薛福成对野人
山的定义是：东界腾越、维西两厅边外之大雪山（即高黎贡山），西界更的宛河（即清德温江，今亲敦江）西坡之孟力坡，南界八莫、孟拱，北界西藏米纳隆南之曼
诸。换言之，这一区域包括了整个缅北地区，和今天网络上某些人所谓“江心坡”的范围大致相当。
当时这一区域大部分既不属于中国，又不属于缅甸，乃瓯脱之地，薛福成认为，既然是两不管的瓯脱之地，那么公平合理的方案，就是一人一半。不过我天朝气量宽
宏，因此，我们只要这一地区的1/4，也就是伊洛瓦底江以东部分。伊江以西的3/4的土地，就让给英国了。然而，这一提议，依旧被英国人拒绝，双方争执良
久，最终决定将这一地区暂时搁置，不进行商讨。
1893年3月22日，薛福成提出了中国的最终方案：1、中国不再要求伊洛瓦底江以东的全部土地，改为在中国原有边界基础时扩展20英里，直至北纬
25°40′（即尖高山。尖高山纬度为25°30分）；2、北纬25°40′以北的边界，暂且搁置；3、除上述所定地区之外，其他地区全部归英国，但孟
连、江洪（车里，即西双版纳）必须归还中国，除此之外，在孟卯城和麻栗坝（又名科干，即今缅甸果敢）之间做一直线，直线以北以东，全部归中国。
其后双方多次激烈交锋，英国人不同意中国扩界20英里，只同意扩展5英里，并要求中国不得将孟连、江洪让于第三国。最终双方签订了《续议滇缅界务商务条约》，具体边界见上文薛福成汉文图之蓝线。
在谈判期间，英国人擅自通过天马关（为明代为抵御缅甸的侵袭而修建的八关之一，清末时，中国对边疆的实际控制已经仅限于八关之内）修筑了一条自南坎至八莫
的道路，薛福成提出抗议，要求收回路权，为英国所拒绝。经过谈判，最终在条约上规定英国所修之路归还中国，中国指定境内一条较短的、便捷的道路供英国人使
用。
薛福成在这次划界谈判中，不但保住了孟连、车里（西双版纳）两地主权，收回了被英军占领的昔马、汉董等要地，而且孟卯和麻栗坝（科干）之间划一直线，又将
800平方英里的土地收入版图，同时，西部边界也有所扩展。这在晚清历史上是少有的成功案例，可与曾纪泽索回伊犁相提并论。
同时也要指出的是，薛福成在奏折里称，他还将科干也划归版图，这其实是英国人的说法，事实上科干又称麻栗地，本身就是中国领土。以薛公如此深察洞明、勤勉
敬职，也不免犯下这等错误，为英国人所蒙蔽，至于晚清其他那些颟顸愚昧的官员，也就可想而知了。而晚清对边疆的管理之疏忽松懈，也可见一斑。
但是，此条约第三条所述，滇缅南部边境线述的三个标示经纬点，事实上全部在中国境内，最终造成了极大的争议，并导致了这段边界成为未定界。——这是后话，咱暂且不提。
3、《续议滇缅界务商务条约附款》的签订
薛福成的煌煌功业并没有持续多长时间。1894年条约订立，仅仅三年后，即1897年，便在英国强迫之下不得不做了丧权辱国的重大修改。
1895年甲午战争爆发，中国战败，不得已割让辽东半岛。随后俄、法、德三国干涉还辽。法国自居有功，觊觎中国云南的车里土司的土地。正所谓弱国无外交，中国无奈之下，只好把车里（即江洪）所属的孟乌、乌得两地割让给法国。
清朝割让给法国的孟乌、乌得两地
但是，在此前所签署的《续议滇缅界务商务条约》中，英国是不允许将孟连、车里割让给第三国的，于是，中英之间再起波澜。而薛福成恰于此时去世，新任公使谈
判不力，最终在英国的步步紧逼之下，时任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大臣的李鸿章和英国签订了《续议滇缅界务商务条约附款》，对薛福成所签之约进行了有利于英国的重
大修改。
根据《条约附款》，当年薛福成力争夺回的昔马地区被划归缅甸，北丹尼（木邦之一部分，即薛福成通过孟卯和马栗坝之间的直线划归中国的那块地区）以及科干
（即麻栗坝，今缅甸果敢）划归缅甸。同时，又借口南坎至八莫的道路通过孟卯三角区，将这块地区强行“永租”。而按照《条约》，原本英国人修建的那条道路是
要归还中国的。
1897年12月，中英双方按照约定，开始会同勘定中缅边界。
按照勘界的实际情况，中缅边界可以划分为五段：
A、尖高山以北；
B、尖高山至太平江与南奔河汇合处；
C、太平江和南奔河汇合处至南帕河和南定江汇合处；
D、南帕河和南定江汇合处至南马河与南卡江汇合处；
E、南马河与南卡江汇合处至南雅河与湄公河汇合处。
这五段边界中，A段暂时搁置，未曾勘定，之后此段边界被习惯称之为“北段未定界”。B段在条约上描述非常详细明确，勘定较为顺利，勘定后，基本没有再发生过纠纷，此段边界约1100余公里。C段勘界时，英方想方设法进行侵占，致使中国损
失了干崖、龙川土司所属的许多村寨。这段边界全长约1660公里。E段勘界时虽有争议，但基本上较为公平合理，勘定后，并未发生纠纷。这三段边界被习惯称
之为已定界。
但在D段勘界时，发生了较大的问题，因为条约中关于这段边界的描述自相矛盾，譬如所述标识点的经纬度都在中国境内，并不在边界线上、所述经纬点和分水岭不
符合，条约中说以“萨尔温江（怒江）和湄江（澜沧江）的分水岭为界”，但所述经纬点却全部在此分水岭之外、政区分界线和自然分界线不符合，等等。因此，这
段边界在争执许久之后，依旧未能勘定，后来被称作“南段未定界”。
至此，中缅边界基本形成了两段未定界、三段已定界、一处永租地的格局。
中缅边界示意图
在D段边界上，中英双方争论甚剧，最后一共提出了五种划界方案，英国代表司格特所提英国方案，为红线（下面所附地图中标为紫色），又称司格特线，中国代表
刘万胜、陈灿所提方案为黄线，又称刘陈线。之后双方在各自基础上又分别做妥协，提出了拟让线，中方拟让线为蓝线（下图中标为红色），英方拟让线为绿线。最
后中国外务部又提出一条线，是为紫线（下图标为蓝色）。——这就是后来所称之“五色线图”。
滇缅边界南段未定界五色线图
4、英国人对尖高山以北地区的侵占
1898年，在中英双方就尖高山以南的边界进行勘定之时，英国人突然提出有中国官员带兵进入恩买卡河流域，并就此向中方提出抗议，且要求中国不得进入恩买卡河与萨尔温江分水岭以西的地区。
颟顸无知的满清官员居然不知道“恩买卡河”就是“恩梅开江”的不同音译，也不知道“恩买卡河和萨尔温江（即怒江）之间的分水岭”就是高黎贡山，反而认为恩
买卡河“查无其名”，因此对英国人的照会没有进行驳斥，只是含糊其辞的答复“已据来文咨行云贵总督”——就是说，我已经把你的照会批转给云贵总督办理了。
至此，英国人遂以此为借口，声称中国政府已经默认两国以高黎贡山为界。
1900年，英国军队突袭中国所属的茨竹、派赖等村寨，中国军民伤亡百余人，此事件爆发后，在两国的交涉中，云贵总督魏光焘错误的提出：“茨竹、派赖土把
总所管辖之地，向以小江为界”，而事实上，小江并未与缅甸交接，整个小江两岸都是中国领土，此时中国领土的实际国界线其实是恩梅开江。——即使是恩梅开
江，也未与缅甸交界，缅甸北部最远只到密支那。恩梅开江以西，是瓯脱之地，既不属于缅甸，也不属于中国，为薛福成在谈判中为中国所力争之地，薛公争而不可
得，遂退而求其次，要求暂时搁置争端，待日后再议。恐怕他做梦都没有想到，自己当年所费尽心血所争之地，仅仅在数年之后，居然就就这样被颟顸的同僚一句话
葬送。
自此之后，中英双方多次照会往来，中国主张以小江为界，英国主张以高黎贡山为界，相持不下。——顺便说一句，此时双方所争，主要是小江流域地区。于是
1905年，中国派石鸿韶与英国人烈敦会同勘界，但石韶鸿奴颜婢膝，事事不敢拂英国人之意，处处迁就英国人的要求，丧权辱国之至，因此他所堪定的这条边
界，清政府拒绝承认。
本段边境经多次谈判，亦各自有五条边界线，是为北段未定界五色线图。
北段未定界五色线图
正当中国和英国协商之时，英国人却在密谋对小江流域进行武力征服，从而制造了片马事件。
现在我们所称的片马，是指云南省怒江傈僳族自治州泸水县的片马镇，共包括片马、古浪、岗房三个地区。但历史上的片马地区则要大得多，指整个小江流域。
1910年英国人以汉奸徐麟祥的陈述为借口，照会中国，将片马各村寨称之为“缅属”，将片马人民称之为“缅民”，要求中国撤出该地。并于当年12月，悍然出兵侵占片马地区，驱逐中国居民，是为片马事件。
当时革命形势风起云涌，清政府焦头烂额，根本无暇顾及此事，仅仅饬令云南官员，要“审时度势”，不可“轻启兵端”。
此后中英两国就此问题交涉多次，但英国立场强硬，要求必须以高黎贡山为两国界线，不过，英国人同时也承认片马、古浪、岗房三地确属中国，表示可以以“银钱相抵”。
从此片马地区为英国人所占据达数十年。此段边界亦成悬案。
二、民国时期的中缅边界
1、英国对江心坡等地的侵占
民国建立，内乱纷扰，战争便如同公交车一般去了又来。在这等背景之下，政府自是没有能力——同时也没有精力——对边界问题多加关注。
但是，就在中国无力南顾之时，英国人却在积极的向北部——也就是薛福成所称野人山地区——挺进。
这一地区，包括木王地（葡萄）、户拱、里麻、江心坡、枯门岭（即克钦山）等地，历史上里麻、木王地等土司曾经归属中国，为中国属地，但很早就和中国脱离了
关系。至英国征服缅甸之时，这一区域既不属于缅甸、也不属于中国，为瓯脱之地。因为这里山高林密，人迹罕至，中英双方对其都所知有限。因此在薛福成谈判之
时，将此地搁置，留待后议。
满清和北洋政府既然无力顾及，那这一地区自然为英国所单方面占领。1926年，英国人占领江心坡，——所谓江心坡，即恩梅开江与迈力开江之间的地区。中国
人民得知此消息，举国大哗，国民政府派出人员到达江心坡就此事进行调查，江心坡代表向国民政府官员陈述了自己遭受英国侵略的经过，并请求中国政府管理江心
坡。然而国势如此，有心无力。面对这种情况，国民政府只好YY强国，把在地图上将边界一直划到巴特开山，过一把地图开疆的瘾，但于实际情势，丝毫无补。
江心坡地区
2、班洪事件
班洪，又称葫芦地，位于卡瓦山区北部。其地有三个部落，分别是班洪、班老、永邦。三个部落为同一家族，其中班洪为长房，班老为二房，永邦为三房。对内事务三房共同商议决定，对外事务则由大房班洪代表，故此概称之为班洪地区。
班洪恰好位于中缅南段未定界之上，在南段未定界的五色线图上，司格特自划线（红线）将班洪划入缅甸境内，而中国所提边界线（黄线）将其划入中国。
班洪又盛产白银。英国对此觊觎已久，故此对葫芦地各处头人诱以重金，班洪三部落中的永邦头人，以及下葫芦地班弄部落头人见利忘义，投靠英国人，并向英国人
献出班洪地图。1934年4月21日，班弄、永邦头人引导英国军队，进入班洪地区的炉房银矿。班洪王胡玉山奋起反抗，终因力量悬殊而败落。自此，班洪、班
老、永邦被英国所占领，是为班洪事件。
班洪事件发生后，全国震动，班洪王亦多次向云南省政府汇报，请求国民政府驱逐入侵者，云南军官李占贤（又名李希哲）组织义勇军一千余人，开赴班洪，和英国
人展开战斗，经过数天激战，夺回失地。6月11日，英国缅甸当局表示，他们将不会再越过黄线。7月，云南省主席龙云命令义勇军撤退。此后双方转入外交谈判
阶段。
3、1941年线
班洪事件后，中英两国加快了对南段未定界的处理，1935年，两国再次对这段边界进行勘定，参与勘定的除了中、英两国代表外，国际联盟还指派了一位第三国的中立委员，来自瑞士的陆军上校伊斯兰。
经过实地勘察，中立委员伊斯兰最终确定，在这条边界上地区存在着两条线，一条是以经纬度和分水岭为标识的“条约线”，又称“自然线”，一条是以行政区划为标识的“修改线”，或称“政区线”。
但这次勘定并不产生法律效力，其结果仅做参考。
1937年10月，英国照会中国，要以此次勘定的条约线为基础和中国进行最后解决之谈判。——条约线和当初五色线图上英国司格特自划线（红线）大致相当，
是对英国及其有利的一条线——中国当时正忙于抗战，没有立即答复。直到1939年，中国才回复英国，提议应以政区线作为基础进行谈判。——政区线自然是对
中国有利的。
1940年，中国抗战进入了最艰苦的时期。正在此时，英国突然宣布封锁滇缅公路，给中国的抗战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困难。面对中国的抗议，英国政府不为所动，直到10月份，丘吉尔才宣布重新开放滇缅公路。
英国的这一行为，其实是在为中缅边界谈判施压。
面对英国的压力，中国不得不选择屈服。1941年，双方确定最后界线，在这条新界线上，将班洪一分为二，班洪属中国，班老、永邦属于缅甸。此外，中国还失去了户算、班个、南大、炉房等地，公明山和卡瓦地区的中心地带也都划给了英国。
当然，这其中最令人不能接受的，是班洪地区的分裂。为此，班老头人一直居住在班洪，誓不回英国统治下的班老。
1941年6月18日，国民政府和英国当局用外交部换文的方式，将这条线确定下来。所以这条线被称作“1941年线”。
三、中缅边界问题的解决
1948年，缅甸宣布脱离英国独立。一年之后，中华人民共和国宣布成立。两国几乎同时新生的政权，同时面临着边界争端的问题。
如图所示，此时两国之间的边界情况是：尖高山至孟卯、孟卯至1941年线、1941年线以东三段为已定界，双方都没有争议。而在尖高山以北、孟卯三角地、1941年线这三段，却都存在着问题。
具体来说，就是在尖高山以北的北段，还处于未定界的状态。在中部，孟卯三角地虽然在法理上无可辩驳的属于中国，但却长期处于缅甸统治之下。在南部，1941年线虽然经过了英国当局和国民政府的换文，但没有树立界标。
对于当时新生的两国政权来说，缅甸希望能继承英国统治时留下的遗产，而中国则迫切希望改变帝国主义侵略所造成的恶果。
起初，中国是不急于解决边界问题的，因为建国伊始，共产党继承的是一个千疮百孔的烂摊子，国内生产萎靡，国际上被孤立封锁，同时还在朝鲜半岛上进行着一场
恶战。因此在中印关系上，中国明确指出“不希望涉及领土问题”，而在中缅关系上，中国也一再表示“（中缅）边境由来已久，问题很复杂”。
但是，共产党的这一考虑，随着1955年的黄果园事件而被打乱了。
国民党在大陆失败，其李弥兵团残部退入缅甸。集中于景栋（即孟艮）、八莫、佤邦一带。解放军追击至1941年线之后，没有继续前进。1951年，李弥率部
反攻大陆，被解放军击溃，解放军随即越过1941年线。当时缅甸军队并未到达此地，故此解放军没有立即撤离。1955年，缅甸军队进入该地区，和解放军在
黄果园附近遭遇，并发生交火冲突。是为黄果园事件。
这一事件在缅甸国内造成了极大的影响——甚至是恐慌——缅甸报纸称中国军队抢占了缅甸领土，而且随时有可能继续南进。东南亚国家也都对此高度关注，他们带着疑虑注视着这个共产党中国将会如何行事。
就这样，中国不得不将边界问题的解决提上了议事日程。
当时，中缅之间主要存在着三条争议边界，即尖高山以北部分、永租给缅甸的孟卯三角地、以及1941年线。
1、尖高山以北部分
这段边界其实又分成两部分，自中、缅、印三国（实控区）交界的底福山口，至高黎贡山的伊索拉希山口这一部分，就是臭名昭著的麦克马洪线的东段。自伊索拉希山口至尖高山，则是中缅北段未定界。
A、麦克马洪线
麦克马洪线缅甸段
本图为美国测绘局1955年制作1：250000地图，在该图上，麦克马洪线是通过塔卢山口（Talu P），而非底福山口（Diphu
P）。这是因为麦克马洪线原本是通过底福山口的，在1914年的西拉姆会议上，西藏代表和英国人签署的草约附图上，也是表示它通过底福山口。但后来在英国
人的实地测量中，发现底福山口以北5英里的塔卢山口地理形势更好，于是就又改变为穿越塔卢山口。——但中国没有理会那一套，依旧将其标注为底福山口。
对于麦克马洪线，在和印度的边界交涉中，中国政府是一直不予承认的。但到了1960年和缅甸谈判时，这一问题却不得不面对。
1957年，周恩来在向第一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做《中缅边界问题的报告》，其中关于麦线问题，周恩来说：“从伊索拉希山口以北到底富山口的部分，可以按照习惯边界线划界”。在这里，他把麦线称作“习惯边界线”，用这种方法在名义上予以回避，而在事实上则予以承认。
B、尖高山至伊索拉希山口段。
这段边界前文已经非常详细的叙述过了。中英两国多次谈判、勘定，最后形成了五色线图。但这五色线种，红蓝黄绿四种线，皆为中国所提出，英国则坚持紫线，——事实上，紫线也是双方的实际控制线。
对于这条边界线，周恩来表示，中国原则上“原则上可以按怒江、瑞丽江（又名龙川江）、太平江为一方和恩梅开江为另一方的分水岭划定边界”，但是，片马、岗
房、古浪地区必须归还中国。——所谓怒江和恩梅开江的分水岭，即高黎贡山。这一表态事实上就意味着，中国基本上是全面接受了英国的紫线。
如图，该图为美国陆军测绘局于1955年绘制，其中尖高山以北的中缅边界基本和旧五色线图中英国人所划紫线相同，以高黎贡山为界，小江流域完全不在中国界
内，片马、岗房、古浪三地也被划给缅甸。但如前所述，即使英国人也不得不承认片马、岗房、古浪三地属于中国。他们为了得到这三处，曾提议“以银钱补偿”和
“永租”等方案，但均为中国所拒绝。
划界后的尖高山至伊索拉希山口段。其中除了岗房、古浪、片马三地划入中国境内之外，其余均和五色线图中英方的紫线相同。
2、孟卯三角地
孟卯三角地（又称南碗三角地），其主权毫无疑问属于中国，这是在中英《续议滇缅界务商务条约附款》中明文规定的，只不过是租给英国使用而已。换言之，此地中国享有主权，而英国享有治权。
对这一地区的处理，周恩来称：“由缅甸继续对中国的一块领土保持“永租”的关系，是同中缅两国目前的平等友好关系不相称的。”因此要设法废除“永租”关系。
1956年，周恩来访问缅甸，在和缅甸当局的会谈中，周恩来提出：“中国考虑到缅甸在孟卯三角地修筑的公路是连接缅甸掸邦和克钦邦的交通命脉，中国愿意吧这一地区交给缅甸。”但不是没有条件的，作为交换，缅甸应把1941年线以西的班老地区划归中国。但缅甸当时没有答应。
1958年，缅甸总理吴努辞职，缅军总参谋长吴奈温组成看守内阁，此后两年，缅甸政局动荡，谈判暂时中止。1960年，吴奈温来华谈判边界问题，最终同意以班老地区换孟卯三角地。
不过很奇怪的是，孟卯三角地虽然是永租于英缅，但主权在我。不知道为什么民国地图全部不将它画入版图。
以上三幅地图，左边光绪三十四年（即1908年）地图显示包括孟卯三角地的中国版图，其余两幅为没有孟卯三角地的中国地图。
在申报地图上可以很清楚的看到那条红色的、从南坎到八莫的公路。当初英国人就是以这为借口，永租这一地区的。共产党也是以此为理由，将其让与缅甸的。
3、1941年线
新中国对于1941年线的态度，是“在边界问题上，根据正式条约而提出来的要求，应该按照一般国际惯例予以尊重，但是这并不排除两个友好国家的政府通过和平商谈求得对双方都是公平合理的解决”（1955年全国人大上，周恩来所做《关于中缅边界问题的报告》）。
所谓“根据正式条约而提出的要求”，意味着新中国承认国民政府和英国当局的换文是有法律效力的，中国准备承认1941年线。所谓“不排除两个友好国家的政府通过和平商谈求得对双方都是公平合理的解决”，意味着中国试图对1941年线进行一些修改。
正是基于这点，所以中国提出以孟卯三角地换班洪、班老，也就不奇怪了。
至此，中缅边界全部确定。
1960年10月1日，中缅两国签署《中华人民共和国和缅甸联邦边界条约》，1961年两国互换批准书后生效。
四、中缅边界问题解决的影响
中缅边界条约，是新中国建立后和邻国签署的第一份边界条约，中缅边界也是新中国第一条被确定的边界，因此它对日后中国和其他国家的边界谈判中，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从正面来说，中缅边界条约的签署，首先是为中国在东南亚地区树立起了良好的国家形象，创造了较为和平的国际环境。当时，新中国建国伊始，周围的邻国——特别是东南亚那些新独立的国家面对共产党中国这么一个庞然大物，常有惊惧之心。
缅甸总理吴努曾直率地表明了作为小国总理对当时的中国的戒惧，他说：“坦率地讲，我们对于大国（指中国） 是很恐惧的”，
“曾经有一个时候，我不知道在中国会遇到怎样的人，害怕会遇到像希特勒那样的人，讲话的时候拍桌高喊。”
而中缅边界谈判，则恰是改变这一形象的良机。正是因为在谈判中，中国没有恃力欺人，而是始终坚持了平等互利，互谅互让的精神，多处屈己从人，为对方考虑，
消除了大多数周边国家对中国的误解和恐惧心理，树立起中国一个地区大国的正面形象，从而也缓和了当时中国所面临的被西方国家封锁和包围的国际形势。
从负面来说，在这场谈判中，中国除了在个别地区做出调整之外，基本上是全面接受了缅方的要求。虽然在谈判中称“互谅互让”，但实际上做出实际让步的是中
国。换言之，中国是以一种相对比较体面的方式，全盘接受了英国殖民者的边界主张，——而这种主张是被包括清政府在内的中国历代政府所不承认的。这种“让步
政策”，为中国此后和其他国家的的边界谈判做出了极其恶劣的暗示。尤其是对麦克马洪线事实上的承认，给中国和印度的谈判带来了极大的不良影响。
五、江心坡辩诬
江心坡等地区原本是瓯脱之地，既不属中，也不属缅，那为什么民国地图上会把最西远至巴特开山的地区都画到中国地图上呢？
原因无他，一言以蔽之，曰“常公凯申地图开疆”。
在尖高山以北的边界上，自从民国建立以来，除了自清朝开始就坚持的恩梅开江之外，还有各种各样的主张和说法。一般说来，时间越早，地图画得越老实，时间越晚，YY的越加大胆。
最早薛福成在谈判中，曾经力争以伊洛瓦底江为界，但并未涉及伊洛瓦底江上游的恩梅开江和迈立开江。而在最后关于尖高山以北地区的谈判中，清朝政府向英国方
面提出的最远主张，是以恩梅开江为界，具体可见上文所示北段未定界五色线图。——也就是说，在实质性的谈判中，清政府根本没有打过江心坡的主意。
这是1916年（洪宪元年）袁世凯称帝后，为讨伐云南起义的蔡锷而制作的军用地图，称作《洪宪版地图》。在这张地图中，国界越过了恩梅开江，位于恩梅开江和迈立开江之间。换言之，在袁大头是把江心坡的一半收入囊中。——当然是在地图上。
这是1926年出版的《中华新形势图》，这张图很老实，在片马地区，以中国所主张的小江为界，在小江以北，则以中国实际控制的恩梅开江为界。这是非常难得的一张老实人绘制的老实地图。
这是1935年出版《中华最新形势图》，在这张图中，绘制者已经超过了袁大头，以迈立开江为界，将整个江心坡地区划了进来。
这是1939年出版的申报《中国分省新图》第四版，这张地图又超过了前辈，以枯门岭（即今克钦山）为界。——图中所称野人山，其实是枯门岭。我们虽然一直说野人山，其实野人山并不是一条山脉，而是一个地区。意为野人聚居的山区。
这是1948年出版的申报地图第五版。嗯，那个，好吧好吧，老大，我承认你有魄力。你看你都画的地图上装不下了。
这个地图，就是网上所四处流传的所谓“民国地图”。后来的台湾版中国地图也遵循了这个画法。
这几种地图画法，以时间为顺序，我们可以清楚的看到地图开疆的轨迹。
不过，除了最后一种之外，前面几种画法都是民间自为之，并没有任何法律上的意义，其国界变动，不过是看绘图人有多大胆量YY而已。
但最后一种画法，——也就是那张逆天到地图上装不下的画法，也是网上愤青们骂土共卖国的铁证——却是来头极大。
如前文所述，1926至1927年期间，英国侵占江心坡，在中国国内激起极大反响，人民群情激奋，纷纷要求国民政府出面干涉。为了了解江心坡地区情
况，1931年，国民政府内政部、外交部派中缅界务调查员尹明德前往江心坡地区调查。尹明德在对野人山地区进行实地考察后，向国府提交了报告，并建议中国的国界线应该西至印度边界的巴特开山。这条线后来被称作“尹明德线”，又称“巴特开山线”。
1942年，国民政府下令，此后以“巴特开山线”为中国地图的唯一正确画法。因此，此后各种中国地图，皆遵循了这一画法。
但是，国民政府并没有把“巴特开山线”照会英国当局，只是中国国内单方面的画法，因此它事实上不具有法律效力。
尹明德考察野人山地区，为中国的在这一地区的划界提供了详细可靠的第一手资料，这是非常值得称颂的，但他所建议的“巴特开山线”，却纯粹是YY，即使在历
史上，中国的疆域也从来没有到达这里，明朝和清初，枯门岭以东曾经属于中国，但后来也早已和中国脱离了关系。实事求是的讲，清末时，中国有效管制的地区，
不超过恩梅开江。薛福成在谈判中，力争伊洛瓦底江以东，那是在给中国争取福利，而非收复失地。因此，尹明德的这条线，明显是纸上谈兵，除了在谈判过程中提
高要价之外，没有任何现实意义。
而常公最终确定“巴特开山线”为中国国境的唯一正确画法，却又不将它照会英国，自己一个人关起门来偷着乐，真正体现出了他的地图开疆的YY强国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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