彩云之南——2017国庆·昆明·云南民族村（民俗博物馆）

      云南民族村位于云南省昆明市西南郊的滇池之畔，占地面积89公顷，是反映和展示云南二十六个民族社会文化风情的窗口，也是国家AAAA级旅游景区。

      云南民族村占地面积为1264.96亩，其中水域面积463.96亩。集云南主要的傣族、白族、彝族、纳西族、佤族、布朗族、基诺族、拉祜族、藏族、景颇族、哈尼族、德昂族、壮族、苗族、水族、怒族、蒙古族、布依族、独龙族、僳僳族、普米族、满族、回族、瑶族、阿昌族等25个少数民族的村寨、民族歌舞厅、民族广场、云南民族博物馆以及激光喷泉、水幕电影等旅游设施。民族村寨采用复原陈列的手法展示云南的民族风情。走进村里只见不同风格的民族村寨分布其间，错落有致，各展风姿，各少数民族丰富多彩的村舍建筑、生产、生活、宗教习俗均如实地展示出来，是云南民族文化的缩影。

      云南民族村主大门是一组气势恢宏的钢架式建筑。门首悬挂着“云南民族村”五个雄浑遒劲的烫金大字，正中是一只振翅腾飞的金孔雀图形徽标，象征着云南民族村吉祥幸福，兴旺发达的美好前景。大门前是宽阔而平整的人流集散广场，下面的草坪中是一组白象群雕塑，名为“白象迎宾”。

      在这里可以了解云南各民族的建筑风格、民族服饰、民族风俗外，还可以观赏激光喷泉、水幕电影、民族歌舞、大象表演。结合各少数民族节日，在村里还举行白族的“三月街”、傣族的“泼水节”、彝族的“火把节”、僳僳族的“刀杆节”、景颇族的“目脑纵歌”、纳西族的“三朵节”等独具民族特色的民族节日活动，是云南旅游的重要旅游景区。

      云南，是中国少数民族最多的省份，全国有56个民族，云南除汉族外，人口在4000人以上的还聚居着25个民族，这些民族分别是：彝、白、哈尼、 壮、傣、苗、傈僳、回、拉祜、佤、纳西、瑶、藏、景颇、布依、普米、怒、阿昌、德昂、基诺、水、蒙古、布朗、独龙、满。全省少数民族人口占总人 口的近1/3。早在氏族社会时期，云南就生活着“羌、濮、越”三大族群，他们是云南最早的先民，秦汉时期总称为“西南夷”。后经历代的不断迁徙、 分化、演变、融合，到了明、清中期的分布和特点才趋于稳定。彝族主要分布在滇东北、苗族主要分布在滇东和滇东南地区；傈僳、怒、独龙、哈尼、 傣、拉祜、佤、景颇、布朗、纳西、藏、阿昌和德昂等族主要分布在滇西，滇南、滇西北的广大地区。另外，各民族居住的立体分布也较明显。白、壮、 回、纳西等族多居于平坝；傣、阿昌居于低热河谷；彝、哈尼、拉祜、佤、景颇、布朗、瑶、德昂多居于半山区或边远山区；苗族多居于高寒山区；藏 和普米居于滇西北高原；傈僳、怒和独龙族则分布在怒江、独龙江两侧的山区。

      赶了大早来到这里，凑巧看到了开门迎宾的表演......

      昆明故城：昆明故城是云南民族村东门的仿古建筑，占地面积50多亩。昆明故城位于云南民族村东门，占地50多亩，按老昆明建筑和传统街区风格建造的18幢仿古建筑，仿如浓缩版的昆明老城。与民族村内的少数民族村寨不同的是，昆明故城原貌展现了明清风格的老昆明建筑，充分体现了老昆明闲适的市井文化。

      象脚鼓......

      水烟筒......

      牛角制品......

      云南民俗博物馆：位于风景迤逦的云南民族村景区门外的仿古建筑昆明故城内，展厅面积1300余平方米，宽敞大气，在云南民族民间常见的红、黑、蓝基本色调的烘托下，温馨而祥和，地域特色鲜明。国家博物馆吕章申馆长专门为云南民俗博物馆题写了馆名。目前馆内一楼设有云南宗教、云南青花瓷器、云南民族乐器、马帮文化、云南民族民间工艺、云南民族服饰、云南青铜器七个展览单元，近千余件展品都是纯粹的云南元素。二楼设有云南民族字画及文物艺术品展销。云南民俗博物馆以抢救保护和弘扬民族文化为己任，常年举办云南代表性的民俗文物展览；组织云南非物质文化遗产活态传承展示；云南民族画廊书画作品展览等，同时依托云南民族村、云南省文物总店的文化资源优势，积极拓展对外文化交流活动。1000多平方米的展厅亦可承接各类专题性的文物艺术品展销活动。

      马帮：就是按民间约定俗成的方式组织起来的一群赶马人及其骡马队的称呼。马帮是大西南地区特有的一种交通运输方式，它也是茶马古道主要的运载手段，面对险恶而随时变化的环境、生死与共特殊的生存方式形成马帮自己严格的组织和帮规、有自己帮内的习俗禁忌和行话。

      马帮是近代云南的主要运输工具。在1910年滇越铁路通车和1935年滇缅公路通车以前，云南境内并没有大的交通干线。所有货物的长短途运输全靠人背马驮。即便是在两条交通干线开通以后，云南除交通干线以外的其他地区，主要交通工具仍是马。云南马帮进入思普以前，由于这一带山高林密、气候炎热，是有名的烟瘴之乡，而且路上有峭壁深涧，山中有饿虎猛兽，河里有毒蛇蝎子，沿途还有土匪的骚扰，有“穷走夷方”之说。因此，虽然关于这一片地区产茶及云南饮用这一地区所产茶叶的情况，唐代就见于文书记载。唐樊绰《蛮书》载："茶出银生城界诸山，散收无采造法，蒙舍蛮以椒、姜、桂合烹而饮之”。所谓银生城界就是现今思茅、版纳一带。但由于受交通条件、运输工具等诸多因素的制约，使得大量茶叶一直待沽山中。云南马帮的介入，为普洱茶大量外运提供了交通运输工具。据《续云南通志长编》载，民国年间“滇茶除销本省外，以销四川、康、藏为大宗，间销安南、暹罗、缅甸及我国沿海沿江各省……什九赖乎骡马，得资水道火车者不多。

      茶贸易：云南马帮是云南近代普洱茶贸易中最为活跃的因素，正因为有一支强有力的云南马帮队伍不畏艰辛，克服重重困难进入思普边区，普洱茶才得已源源不断地运销各地，其大规模生产才有了可能。反之，在普洱茶的运销贸易中，云南马帮自身也得到了很大发展。云南马帮的发展又促进了普洱茶运销贸易的进一步繁荣，形成了一个良性循环的体系。近代云南马帮是普洱茶兴盛的重要原因之一。

      带动周边：在云南马帮经营的茶贸易的带动下，思普边地的经济日益发展，南来北往的商人在运输普洱茶的同时，不仅带来生产、生活用品，丰富了人们的生活。更为重要的是带来了内地先进的生产技术和文化及思想观念。被人们视为畏途的思普边地得到了很大开发，面貌发生了深刻的变化。普洱茶和云南马帮成为思普边区社会经济发展不可或缺的两个重要因素。现在我们常见的福村梅记普洱茶就是来自茶马古道，承载了千年的茶文化，带着马帮的精神，让人品读岁月的陈香。

      茶马古道：茶马古道马帮所经历的冒险性是人所共称道的，他们身上最为突出的特征就是他们的冒险精神。哪怕在今天，那些职业探险家所谓的壮举，跟当年茶马古道上的马帮生涯相比，也会黯然失色。

      为了生存，为了贸易获利，马帮们几乎是以自己的生命去冒险。这种冒险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生意上的冒险。马帮大多活动在现代商业社会远未成熟的时期，法律不仅不完善，在许多地区简直形同虚设，马帮要做的每一笔生意，都有着极大的风险，加上政治局势的极不稳定，更增加了这种风险。有的人固然因为马帮贸易而兴家发财，但更多的人干了一辈子甚至几辈子，仍然一无所有。二是面对严峻的大自然的冒险。马帮运行的茶马古道各条线路，自然环境都异常危险艰苦，风霜雨雪，大山大川，毒草毒水，野兽毒虫，瘟疫疾病，随时随地都能置马帮于死地。绝大部分时间的野外生活，对任何一个赶马人和马锅头都是严峻的考验。不知有多少赶马人和马锅头就这样弃尸荒野，死于异国他乡，有时甚至连收尸的人都没有。三是土匪强盗的威胁。当时的西南地区，土匪强盗十分猖獗，尽管马帮都是全副武装，但仍不时遭到土匪强盗的袭击，死人损货的事时有发生。这种种特殊的生存境况，决定并造就了马帮的冒险精神。

      茶马古道是指存在于我国西南地区，以马帮为主要交通工具的民间国际商贸通道，是中国西南民族经济文化交流的走廊，茶马古道是一个非常特殊的地域称谓，是一条世界上自然风光最壮观，文化最为神秘的旅游绝品线路，它蕴藏着开发不尽的文化遗产。

      说到茶马古道，人们总会想到茶马古道的古茶树，汤色红润，香气诱人，回味甘甜种种。殊不知其更要深刻的意义：茶马古道从来都是民族融合与和谐之道，它见证着中国乃至亚洲各民族间千百来因茶而缔结的血肉情感；茶马古道是民族迁徙的走廊，它为人类寻找永恒的家园提供了许多实证茶马古道是佛教东传之路；茶马古道是世界文明的主要通道，在茶马古道上，多元文化开始融合。历史已经证明，茶马古道原本就是一条人文精神的超越之路。马帮每次踏上征程，就是一次生与死的体验之旅。茶马古道的艰险超乎寻常，然而沿途壮丽的自然景观却可以激发人潜在的勇气、力量和忍耐，使人的灵魂得到升华，从而衬托出人生的真义和伟大。

      冒险生活：干马帮就等于冒险，就等于拎着脑袋找饭碗。只要走上了马帮路，就等于立了军令状，是死是活，是找钱发财还是血本无归，全靠马帮自己的运气和能耐了。在过去，众所公认，无论在西南哪个地方，能干马帮的都是些勇敢的人，是些意志坚定、能力高超的人。对要生存、要发展的马帮来说，冒险并不仅仅是拿生命财产作孤注一掷，而是需要非凡的胆识、坚韧的毅力、勇敢的气魄和卓越的智慧等等一系列美德。茶马古道上的马帮们身上正好体现了这些东西。

      历史：马帮就位于洞市乡高城村，这里沿麻溪溯水而上。当地人说，这是资江中水质最纯净的支流了。洞市乡，位于安化县东南部，距县城45公里，通车，路况一般。据说，在以前的中国地图上，湖南版块中可以没有“安化”，没有“东坪”地名，但一定会有“洞市”的地名。因为这里历来就是通往邵阳（原宝庆）、新化、溆浦的必经之路。洞市老街“沧桑史”洞市乡，通车，但路况一般。据说，在以前的中国地图上，湖南版块中可以没有“安化”，没有“东坪”地名，但一定会有“洞市”的地名。因为这里历来就是通往邵阳（原宝庆）、新化和溆浦的必经之路。这条古道上的马帮至今尚存，被称为“最后的马帮”。被广州、香港等媒体报道，因为这条古道穿越大熊山的原始森林，其中有美丽的峡谷风光和原始古村落，因此，以“茶马古道，最后的马帮，原始森林，峡谷风光，原始古村落”为特征，生态旅游吸引四海宾客.

      在历史上，洞市曾“商贾云集”，青石板街巷长达数千米，临街商号遍布。兴盛时期，麻溪河的竹排成百上千，蜿蜒数里。因为湖南省安化黑茶的特殊历史地位，造就了安化茶马古道的特殊意义。古道上的安化黄沙坪古镇，明清时期茶叶从业人员达4万多人，茶号80多家，对岸资江一河相隔的唐市镇，茶叶从业人员上万人，茶号20多家，当时，中国黑茶的70%产自这两个茶叶古镇。

      生活方式：马帮，有专业帮和拼伙帮之分。专业帮多系一单独私家长期经营的马帮；拼伙帮由两个以上不大的马帮合伙组成，属短期性质。在这个神秘的群体中，有规矩、有禁忌。俗话说“行船走马三分命”，此话乍一听有些毛骨悚然，但也表明马帮生涯的艰辛险恶，产生禁忌这亦就不难理解了。禁忌一般指语言说话和行为动作两个方面，族别不同，禁忌也不同。

      马帮吃饭有规矩，马帮歇梢后，先是为马添料加草，让马先食，然后人才做自己吃的，以示对马的关爱崇敬，体现先“人”后已的精神。马队朝哪个方向走，生火做饭的锅桩尖必须正对这一方向，烧柴必须一顺，切忌烧对头柴。开饭时，马锅头坐在饭锣锅正对面，面对要走的方向。大锅头第一个添饭，添饭时平平地称添最上面一层，忌讳挖一深洞。添完饭，勺子要平放，切忌翻过来。吃饭吃得快的人只需洗自己的筷子，最后歇碗者要洗碗洗锣锅，锣锅不能翻扑，翻了就是犯讳。

      马帮在路上，大部分时间过的是野营露宿的生活。一般天一发亮就爬起来从山上找回骡马，给它们喂料，然后上驮子上路。中午开一次“梢”。“开梢”就是吃午饭的意思，也就是打个酥油茶，揉一点糌粑吃。当天色昏暗下来的时候，马帮都要尽力赶到他们必须到达的“窝子”，在那里才好“开亮”。开亮就是露营。他们要在天黑前埋好锣锅烧好饭，卸完驮子，搭好帐篷。每天的打野开亮，都由大家分工合作，找柴的找柴，做饭的做饭，搭帐篷的搭帐篷，洗碗的洗碗，而且是轮流著做，以免不公平。无论是谁，凡是不小心犯了以上忌讳，就要挨一顿数落，还要出钱请客打牙祭，严重的就逐出马帮。

      行头：铓锣，是传递信息的重要器具。怎样敲，也有规矩。在深山密林里，铓锣有惊吓飞禽走兽的作用，铓锣声传得很远，又有通知对面和后面马帮的作用。马帮行路中，在宽道上的要让从狭道上来的，上坡的要让下坡的。请人让路敲“嗡—嗡—嗡——”，有事告急敲“嗡！唆！嗡！嗡……”不如此这般，就是犯讳，轻受罚，重则打官司，甚至伤人命。这许许多多大小不一的规矩，说来意味深长，挺有意思，这是赶马人思想道德的反映，也是社会思想道德对赶马人的作用。所以，作为一个赶马人——马帮成员，不得不处处谨慎小心，就图个一路顺风、清吉平安，没有这一条，就谈不上发财致富。

      “人、马、货物”是马帮的三大要素。人是万物之灵，是帮的组织者、支配者。而马，在马帮中是非常重要的，没有马，何谓马帮。腾越马帮的马，有大理马、滇池马、藏马、东爨马，但主要是腾越马，古称“越赕马”，又称“越赕骏”。

      马帮还有包装，作为文化来说，甚是奇异新鲜。俗话说：“人靠衣装，马靠鞍”，马帮的打扮主要集中在头、二、三骡上。居最前者称头骡，它是百里挑一挑出来的体形较高大、毛光水滑、膘肥体壮的识途好骡马，依次称二骡、三骡、四骡……主人对它们都要精心打扮，着意包装。

      勤勉精神：马帮的行业性质，决定了他们必须少惰性，多勤勉。他们埋头苦干，不仅劳力，而且劳心。他们抛家别子、风餐露宿，常常逾年不归，随时要与恶劣的自然环境和糟糕的天气作卓绝的抗争，经常还要赶时间、抓机会，这当然比“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安土重迁的农民要艰苦得多。

      不论多么漫长的路途，马帮都要一步步走过来，上路后，每天都要起大早，路上要生火做饭，中午和下午要上驮下驮，要搭帐篷，晚上睡到半夜还要爬起来看看放养在山上的骡马跑远了没有，是不是安好。光每天的上驮下驮对赶马人来说就是一项艰巨的工作，一个人要把十多匹骡马所驮的上千斤货物抬上抬下，一天两次，甚至更多次。每天不管多苦多累，首先要服伺好骡马，一日三餐，赶马人都要先让骡马吃好，最后才轮到打发自己。

由于马帮的各项工作完全靠赶马人分工合作，所以每个赶马人都必须要具备全部赶马人应该具备的本事和能耐。他们不仅要懂四时节令、天气变化，要能辨别方位道路，通晓各民族语言，而且要识骡马的性情，要会各种马帮所需的技能，诸如算帐识货，开枪打仗，支帐做饭，砍柴生火，识别野菜野果，上驮下驮，钉掌修掌，找草喂料，乃至医人医畜。

      马帮大多数时间是在野外度过，在那里他们举目无亲，有时候谁也帮不上谁，哪怕同一个马帮里的人，也是一个萝卜一个坑，生存劳作完全得靠自己，懒惰的人根本就无法在马帮里混。

需要强调的是，马帮之所以有冒险精神，之所以能够勤勉劳作，还在于他们有自己的理想和追求，想过上好一些的      宽容精神：马帮是一个商业运作的群体，他们由各种各样的人组成，同时他们也要与别的形形色色的人来往打交道，为了自己的生存，也为了生意上的需要，他们都有着很好的宽容、亲和与合作的精神。

      马锅头与赶马人之组成马帮，多以家族、民族、宗教、乡邻、伙伴等关系为纽带，因此，赶马人与马锅头之间的关系十分融洽密切，行动容易协调，运输效率也就比较高了。马帮与各家商号之间，也存在着互利互助的关系。有的马锅头经过自己的努力，积累了一定资金，然后有了自己的商号，有了商号以后，更得力于马帮的支持。例如，在过去，云南的大多数商家都是靠赶马帮起家的。所以，马帮与商家就有着很好的团结合作关系，贯穿着亲密和合的精神。在马帮自身内部，由于大家结成了一起行动的马帮，同吃一锣锅饭，同睡一顶帐篷，一年四季一天到晚形影不离，马帮的利益就是大家的利益，就是每个人的利益，因而相互之间更是亲如一家。而且马帮在外面闯世界，常常要跟各种各样的人打交道，遇人遇事，大家最好是宽让容忍，和气为上，否则就将处处碰壁，时时遇麻烦。所以马帮就有了难能可贵的宽容、亲和与合作的精神。

      遇到别的马帮的人或骡马病了，都要全力给予帮助。碰到路断了什么的，就一起合力去修。缺了粮食、草料什么的，也会相互接济一下。争抢道路，争抢草场，争抢顾客货物，只会两败俱伤，对谁都没好处。那是常在路上的马帮最为忌讳的。

      守信精神：跟旧时西南那些地方军阀的乌合之众相比，马帮更像一支训练有素、组织严密的军队。每次运输上路，马锅头、赶马人和骡马们各司其职，按部就班，井然有序地行动，该走就走，该停就停。马帮不仅有严格的规矩，如赶马人要绝对服从马锅头的指挥，等等，而且十分讲信誉、守信用。这也是他们生存发展的必需。在他们那里已经初步具备现代商业社会和市场经济的基本要素。

      尽管马帮是一种民间运输团体，但它毕竟是一种商业组织，他们的运作已经是一种商业行为。每次货物运输，他们的责任都十分明确，而且落实到每个人的头上。马锅头要负责全局，要完好无损地保证货物运抵交接，到了目的地，一样一样由商号清点验收，管的很严；赶马人负责照看归他管理的骡马，每头骡子，每样货物，都要负责到底。要是出了什么纰漏，做了什么手脚，下次就没有饭碗了。只有好好做人做事，才有人请你。所以马帮特别看重信誉信用，真要有什么意外，哪怕自己吃亏贴进去，也要保证客户的利益。

      马帮之所以能够这样，一方面有赖于传统伦理道德，另一方面，这一道德基础又与茶马古道沿途边远山区纯朴无欺的民风融为一体，使之得以维持。

      由于并非处于法制社会，马帮的经营几乎完全靠的是信誉和信用，马锅头从来都是说一不二，十分干脆果断，而且说到做到，绝无戏言。只要预先交付一点定金，他们就会尽心尽力完成工作。这已成为他们的定例。

      虽然马帮这样做多少还有些江湖习气，但不能否认的是，马帮向来有着一种特殊的激动人心的责任感，因为前面的一切都是未知数，必须对马帮群体中的所有人，包括自己的生命负责，对那些珍贵的骡马和昂贵的货物负责，还包括着对远方家乡的亲人负责。这也正是马帮在西南地区茶马古道区域口碑甚好的原因。

      爱国精神：不能否认，马帮的兴起和运作，是为牟利发财，然而正因为此，马帮的利益就跟国家和民族的兴衰息息相关，密切联系在一起。只有国家强盛了，只有人们生活繁荣了，马帮也才有靠山，才有财源。马帮为了生存，为了发展，就势必倚国重民，这就造就了马帮的爱国精神。

      过去，西南有不少马帮一直走出国门，把生意做到了东南亚、南亚一些国家和地区，在与外国商人以及帝国主义、殖民主义者打交道的时候，常常因为自己国家民族的羸弱，而在生意上吃很大的亏。在关税上，在外汇汇率上，在货物价格上，如果没有自己的政府撑腰，就常常被动吃亏。许多马锅头对此深有感触。

      从国内来说，如果政府腐败，官员横行，政局不稳，这些都直接影响到马帮的生意和生存。因而，马帮们常常体现出一种向心力，希望自己的国家富强昌盛，具有一种强烈的爱国精神。

      在抗日战争爆发的时候，许多赶马人就积极投鞭从军，成为保家卫国的极好战士，因为他们平时不仅有严格的规矩和纪律，而且人人会打枪战斗，又熟悉地形道路。当时他们就唱出了这样的赶马调：“马铃儿响叮当，马锅头气昂昂。今年生意没啥子做，背起枪来打国仗。”他们中的一些人更辛勤奔波于茶马古道上，为抗战大后方的物资运输供应做出了重大贡献。今天，仍有许多昔日流落在外的赶马人回到祖国报效尽力也是明证。在解放军进军西藏和平息叛乱的岁月里，他们也为新中国的解放事业与国家的统一和稳定尽了不可或缺之力。

      反抗精神：在旧中国，马帮作为一种脆弱的民间社会组织，经常面临着种种压迫盘剥，随时会与各种黑暗势力发生冲突，这正养成了马帮威武不屈，见义勇为的气概。马帮，大多是民间自发组织形成的，尤其是马帮中的赶马人，大多来自社会底层，因为没有土地，没有其它生路，才走上了赶马的道路。他们是比较地道的无产者，这就决定了他们的反抗性。在许多赶马故事和赶马调中，记录了他们抗恶反霸，打抱不平、桀傲不训的事迹。马帮还有极强的独立性，不靠天靠地，靠的是自己。

      茶马古道 （古代中国西南地区商贸通道）：茶马古道是指存在于中国西南地区，以马帮为主要交通工具的民间国际商贸通道，是中国西南民族经济文化交流的走廊。茶马古道分川藏线、滇藏线两路。茶马古道源于古代西南边疆的茶马互市，兴于唐宋，盛于明清，二战中后期最为兴盛。茶马古道分陕甘、陕康藏、滇藏大概路，连接川滇藏，延伸入不丹、锡金、尼泊尔、印度境内，直到抵达西亚、 西非红海海岸。2013年3月5日，茶马古道被国务院列为第七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中国茶马古道分为：

      1、陕甘茶马古道，是中国内地茶叶西行并换回马匹的主道。是古丝绸之路的主要路线之一。

      2、陕康藏茶马古道（蹚古道），始于汉代，由陕西商人与古代西南边疆的茶马互市形成。由于明清时政府对贩茶实行政府管制，贩茶分区域，其中最繁华的茶马交易市场在康定，称为---蹚古道。

      3、滇藏茶马古道。大约形成于公元六世纪后期，它南起云南茶叶主产区西双版纳易武、普洱市，中间经过今天的大理白族自治州和丽江市、香格里拉进入西藏，直达拉萨。有的还从西藏转口印度、尼泊尔，是古代中国与南亚地区一条重要的贸易通道。

     4、川藏茶马古道是陕康藏茶马古道的一部分，东起雅州边茶产地雅安，经打箭炉（今康定），西至西藏拉萨，最后通到不丹、尼泊尔和印度，全长近四千余公里，是古代西藏和内地联系必不可少的桥梁和纽带。

      起源：丽江古城的拉市海附近、大理州剑川县的沙溪古镇、祥云县的云南驿、普洱市的那柯里是保存较完好的茶马古道遗址。

      茶马古道起源于唐宋时期的“茶马互市”。因康藏属高寒地区，海拔都在三四千米以上，糌粑、奶类、酥油、牛羊肉是藏民的主食。在高寒地区，需要摄入含热量高的脂肪，但没有蔬菜，糌粑又燥热，过多的脂肪在人体内不易分解，而茶叶既能够分解脂肪，又防止燥热，故藏民在长期的生活中，创造了喝酥油茶的高原生活习惯，但藏区不产茶。而在内地，民间役使和军队征战都需要大量的骡马，但供不应求，而藏区和川、滇边地则产良马。于是，具有互补性的茶和马的交易即“茶马互市”便应运而生。这样，藏区和川、滇边地出产的骡马、毛皮、药材等和川滇及内地出产的茶叶、布匹、盐和日用器皿等等，在横断山区的高山深谷间南来北往，流动不息，并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而日趋繁荣，形成一条延续至今的“茶马古道”。

      “茶马古道”是一个有着特定含义的历史概念，它是指唐宋以来至民国时期汉、藏之间以进行茶马交换而形成的一条交通要道。具体说来，茶马古道主要分南、北两条道，即滇藏道和川藏道。滇藏道起自云南西部洱海一带产茶区，经丽江、中甸（今天的香格里拉县）、德钦、芒康、察雅至昌都，再由昌都通往卫藏地区。川藏道则以今四川雅安一带产茶区为起点，首先进入康定，自康定起，川藏道又分成南、北两条支线：北线是从康定向北，经道孚、炉霍、甘孜、德格、江达、抵达昌都（即今川藏公路的北线），再由昌都通往卫藏地区；南线则是从康定向南，经雅江、理塘、巴塘、芒康、左贡至昌都（即今川藏公路的南线），再由昌都通向卫藏地区。

      除以上主干线外，茶马古道还包括了若干支线，如由雅安通向松潘乃至连通甘南的支线；由川藏道北部支线经原邓柯县（今四川德格县境）通向青海玉树、西宁乃至旁通洮州（临潭）的支线；由昌都向北经类乌齐、丁青通往藏北地区的支线，等等。正因为如此，有的学者认为历史上的“唐蕃古道”（即今青藏线）也应包括在茶马古道范围内。也有的学者认为，虽然甘、青藏区同样是由茶马古道向藏区输茶的重要目的地，茶马古道与"唐蕃古道"确有交叉，但"唐蕃古道"毕竟是另一个特定概念，其内涵与“茶马古道”是有所区别的。而且甘、青藏区历史上并不处于茶马古道的主干线上，仅是茶叶输藏的目的地之一。

      历史上的茶马古道并不只一条，而是一个庞大的交通网络。它是以川藏道、滇藏道与青藏道（甘青道）三条大道为主线，辅以众多的支线、附线构成的道路系统。地跨川、滇、青、藏，向外延伸至南亚、西亚、中亚和东南亚，远达欧洲。三条大道中，以川藏道开通最早，运输量最大，历史作用较大。本文仅就川藏茶马古道论述，它道则非本文所及。

      茶马古道中的滇、藏路线是：西双版纳-普洱-大理-丽江-香格里拉-德钦-察隅-邦达-林芝-拉萨。到达拉萨的茶叶，还经喜马拉雅山口运往印度加尔各达，大量行销欧亚，使得它逐渐成为一条国际大通道。这条国际大通道，在抗日战争中中华民族生死存亡之际，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历史发展：据史料记载，中国茶叶最早向海外传播，可追溯到南北朝时期。当时中国商人在与蒙古毗邻的边境，通过以茶易物的方式，向土耳其输出茶叶。隋唐时期，随着边贸市场的发展壮大，加之丝绸之路的开通，中国茶叶以茶马交易的方式，经回纥及西域等地向西亚、北亚和阿拉伯等国输送，中途辗转西伯利亚，最终抵达俄国及欧洲各国。

      从唐代开始，历代统治者都积极采取控制茶马交易的手段。唐肃宗至德元年（公元756年）至乾元元年，在蒙古的回纥地区驱马茶市，开创了茶马交易的先河。北宋时代，茶马交易主要在陕甘地区，易马的茶叶就地取于川蜀，并在成都、秦州（今甘肃天水）各置榷茶和买马司。元代时，官府废止了宋代实行的茶马治边政策。到了明代，又恢复了茶马政策，而且变本加厉，把这项政策作为统治西北地区各族人民的重要手段。明太祖洪武年间，上等马一匹最多换茶叶120斤。明万历年间，则定上等马一匹换茶三十篦，中等二十，下等十五。明代文学家汤显祖在《茶马》诗中这样写道：“黑茶一何美，羌马一何殊。”“羌马与黄茶，胡马求金珠。”足见当时茶马交易市场的兴旺与繁荣。至清代，茶马治边政策有所松弛，私茶商人较多，在茶马交易中则费茶多而获马少。清朝雍正十三年，官营茶马交易制度终止。

      茶马交易治边制度从隋唐始，至清代止。茶马古道的线路主要有两条：一条从四川雅安出发，经泸定、康定、巴塘、昌都到西藏拉萨，再到尼泊尔、印度，国内路线全长3100多公里；另一条路线从云南普洱茶原产地（今西双版纳、思茅等地）出发，经大理、丽江、中甸、德钦，到西藏邦达、察隅或昌都、洛隆、工布江达、拉萨，然后再经江孜、亚东，分别到缅甸、尼泊尔、印度，国内路线全长3800多公里。在两条主线的沿途，密布着无数大大小小的支线，将滇、藏、川“大三角”地区紧密联结在一起，形成了世界上地势最高、山路最险、距离最遥远的茶马文明古道。

      ●旧时，昌都沟通外地的人畜小道，是由人畜长期行走自然形成的。

      ●公元7世纪，吐蕃在青藏高原崛起。唐初，吐蕃南下，在中甸境内金沙江上架设铁桥，打通了滇藏往来的通道。

      ●宋代，“关陕尽失，无法交易”，茶马互市的主要市场转移到西南。

      ●元朝，大力开辟驿路、设置驿站。

      ●明朝继续加强驿道建设。

      ●清朝将西藏的邮驿机构改称“塘”，对塘站的管理更加严格细致。

      ●清末民初，茶商大增。

      ●抗日战争中后期，茶马古道成为大西南后方主要的国际商业通道。

      ●1950年前的昌都成为藏东的商贸中心。

      ●茶马古道历史线路主要有三条：即青藏线、滇藏线和川藏线。

      ●滇藏线茶马古道出现在唐朝时期，它大致与今滇藏公路相近似。

      川藏古茶道：唐宋时期，内地输往藏区的茶叶主要是青藏道。从明代开始，川藏茶道正式形成，川藏川茶道的兴起，促使川藏沿线商业城镇的兴起和西藏和内地的联系。

      我国茶叶产于南方，四川则是我国也是世界上种茶、饮茶的发源地。秦汉以前，只有四川一带饮茶和有茶的商品生产。到唐代形成了我国盛产茶叶的局面，并从唐代开始，四川绵州、蜀州、邛州等地的茶叶，就从其它地区的茶叶流入西藏地区，开始了藏族人民饮茶的历史，出现了茶叶输往西藏的道路。在唐代，青藏道是西藏地区与中原地区往来的主要交通道。唐代吐蕃王朝对外扩张，除南线争夺南沼外几乎都是经青海地区，北线争夺河西、陇右、西线争夺安西四镇，东线争夺剑南。唐蕃之间的和亲、问聘等使臣往来，都是由天水、大非川、暖泉、河源、通天河到逻些（今拉萨）。文成公主和金城公主也是经青海入藏。唐代中原与西藏地区的交通大道是青藏道而不是川藏道。唐代内地茶叶输往西藏的茶道自然是青藏道。 随着吐蕃王朝的瓦解，宋代藏族地区处于分袭状态，青藏道已失去的军事要道和官道的作用。但自唐代茶叶传入藏区以后，茶叶所具有助消化，解油腻的特殊功能，使肉食乳饮的畜牧人民皆饮茶成风。西北各族纷纷在沿边卖马以购买茶叶，而宋朝为了获得战马，便决定在西北开展茶马贸易，出卖茶叶，购买战马。北宋熙宁以后便在四川设置茶马司，将四川年产3000万斤茶叶的大部分运往甘肃、青海地区设置数以百计的卖茶场和数十个买马场，并规定名山茶只许每年买马不得它用，每年买马达15000匹以上。从而使青藏道由唐代的军事政治要道成为茶道。故《西藏志》的作者陈观浔说，唐宋以来，内地差旅主要由青藏道入藏，“往昔以此道为正驿，盖开之最早，唐以来皆由此道”。

      从明朝开始，川藏茶道正式形成。早在宋元时期官府就在黎雅、碉门（今天全）等地与吐蕃等族开展茶马贸易，但数量较少，所卖茶叶只能供应当地少数民族食用。迄至明朝，政府规定于四川、陕西两省分别接待杂甘思及西藏的入贡使团，而明朝使臣亦分别由四川、陕西入藏。由于明朝运往西北输入藏区的茶叶仅占全川产量的十分之一，即100万斤，支付在甘青藏区“差发马”所需茶叶，其余大部川茶，则由黎雅输入藏区。而西藏等地藏区僧俗首领向明廷朝贡的主要目的又是获取茶叶。因此，他们就纷纷从川藏道入贡。“秦蜀之茶、自碉门、黎雅抵朵甘、鸟思藏，五千余里皆用之。其地之人不可一日无此”（《明太祖实录》卷251）。于是洪武三十一年（1398）五月，在四川设茶仓四所，“命四川布政使移文天全六番招讨司，将岁输茶课乃输碉门茶课司，余就地悉送新仓收贮，听商交易及与西蕃市马”天顺二年（1458）五年，明朝规定今后鸟思藏地方该赏食茶，于碉门茶马司支给。又促使鸟思藏的贡使只得由川藏道入贡，不再由青藏的洮州路入贡。到成化二年（1470），明廷更明确规定鸟思藏赞善、阐教、阐化、辅教四王和附近鸟思藏地方的藏区贡使均由四川路入贡。而明朝则在雅州、碉门设置茶马司、每年数百万斤茶叶输往康区转至鸟思藏，从而使茶道从康区延伸至西藏。而鸟思藏贡使的往来，又促进了茶道的畅通。于是由茶叶贸易开拓的川藏茶道同时成为官道，而取代了青藏道的地位。

      清朝进一步加强了对康区和西藏的经营，设置台站，放宽茶叶输藏，打箭炉成为南路边茶总汇之地，更使川藏茶道进一步繁荣。这样，在明清时期形成了由雅安、天全越马鞍山、泸定到康定的“小路茶道”和由雅安，荥经越大相岭、飞越岭、泸定至康定的“大路茶道”，再由康定经雅江、里塘、巴塘、江卡、察雅、昌都至拉萨的南路茶道和由康定经乾宁、道孚、炉霍、甘孜，德格渡金沙江至昌都与南路会合至拉萨的北路茶道。这条由雅安至康定，康定至拉萨的茶道，既是明清时期的川藏道，也是今天的川藏道。 川藏道崎岖难行，开拓十分艰巨。由雅安至康定运输茶叶，少部分靠骡马驮运，大部分靠人力搬运，称为“背背子”。行程按轻重而定，轻者日行40里，重者日行2－30里。途中暂息，背子不卸肩，用丁字形杵拐支撑背子歇气。杵头为铁制，每杵必放在硬石块上，天长日久，石上留下窝痕，至今犹清晰可见。从康定到拉萨，除跋山涉水之外，还要经过许多人烟稀少的草原，茂密的森林，辽阔的平原，要攀登陡削的岩壁，两马相逢，进退无路，只得双方协商作价，将瘦弱马匹丢入悬岩之下，而让对方马匹通过。要涉过汹涌泡哮的河流，巍峨的雪峰。长途运输，风雨侵袭，骡马驮牛，以草为饲，驮队均需自备武装自卫，携带幕帐随行。宿则架帐餐饮，每日行程仅20－30里。加上青藏高原，天寒地冷，空气稀薄，气候变化莫测，民谚说：“正二三，雪封山；四五六，淋得哭；七八九，稍好走；十冬腊，学狗爬，”形象地描述了行路难的景况。川茶就是在这艰苦的条件下运至藏区各地的，川藏茶道就是汉藏人民在这样艰苦条件下开拓的。川藏茶道的开拓，也促进了川藏道沿线市镇的兴起。大渡河畔被称为西炉门户的泸定，明末清初不过是区区“西番村落”，境属沈村，烹坝，为南路边茶入打箭炉的重要关卡。康熙四十五年（1706）建铁索桥。外地商人云集泸定经商。到宣统三年（1911）设为县治，1930年已有商贾30余家，成为内地与康定货物转输之地。

      康定在元时尚是一片荒凉原野，关外各地及西藏等处商人运土产至此交换茶叶布匹，只得塔帐篷竖锅桩，权作住宿之处，明代才形成一个村落。随着藏汉贸易南移，逐渐发展成为边茶贸易中心。雍正七年（1729）置打箭炉厅，设兵戍守其地，番汉咸集，交相贸易，称为闹市焉。从此“汉不入番，番不入汉”的壁垒打破，大批藏商越静宁山进入康区，大批的陕商和川商亦涌入康区。内外汉蕃，俱集市茶。这个因茶叶集市而兴起的城市，藏汉贸易通过“锅庄”为媒介，雍正至乾隆时期，锅庄由13家发展48家，商业相当繁荣。成为西陲一大都市，此外还有里塘、巴塘、道孚、炉霍、察木多（昌都）、松潘等地都是在清代茶道兴起而发展为商业城镇的。总之，川茶输藏是促进川藏交通开拓和川藏高原市镇兴起的重要因素。

      鸦片战争以后，英帝国主义为了侵略西藏，就力图使印茶取代华茶在西藏行销。他们认为一旦印茶能取代川省边茶的地位，英国即可垄断西藏之政治与经济。为此，英帝国主义甚至用武力入侵拉萨，强迫印茶输藏。从此，川茶又成为反对英国侵略西藏的武器。反对印茶销藏，保护川茶销藏，成了反对英国侵略西藏的重要内容。

      西藏地方政府面临印茶销藏带来的政治经济危机，竭力主张禁止印茶入藏。十三世达赖喇嘛还亲自出面向清廷呼吁，要求清朝政府配合行动，制止印度茶销藏。清朝四川总督刘秉璋更是主张力禁印茶行藏，免贻后患无穷。清廷奉命与英国谈判《藏印通商章程》的张荫棠从川藏茶利，汉藏经济，政府收税，以及茶农茶商利益考虑，亦力主反对英国在西藏侵销印茶，保护川茶销藏。其后川督赵尔丰为了反对英帝侵略西藏，保卫边疆，则在雅安设立边茶公司，支持西藏人民抵制印茶。公司改良茶种，整顿川茶，在打箭炉设立分公司，打破边茶不出炉关的限制。并在里塘、巴塘，昌都设立售茶分号，减少中间环节，迅速将川茶运往西藏。四川茶叶成为汉藏民族共同反对英帝国主义侵略西藏、倾销印茶的斗争武器。民国时期，由于国内内战，印茶乘机大量销入藏区，西藏地方上层在英帝国主义的煽动下进攻川边地区，四川与西藏发生军事冲突。双方的亲密联系有所削弱，唯川茶仍畅行于川藏之间。

      滇藏线茶马古道：滇藏线茶马古道出现在唐朝时期，它与吐蕃王朝向外扩张和对南诏的贸易活动密切相关。公元678年，吐蕃势力进入云南西洱海北部地区。680年建立神川督都府，吐蕃在南诏设置官员，向白蛮、乌蛮征收赋税，摊派差役。双方的贸易也获得长足的发展，茶马贸易就是重要内容之一。南诏与吐蕃的交通路线大致与今滇藏公路相近似，即从今云南大理出发，北上至剑川，再北上到丽江，过铁桥城继续沿江北上，经锛子栏至聿赉城，前行到盐井，再沿澜沧江北上至马儿敢（今西藏芒康）、左贡，分两道前往西藏：一道经由八宿邦达、察雅到昌都；一道径直由八宿至波密，过林芝前往拉萨。

      茶马古道主要有三条线路：即青藏线（唐蕃古道）、滇藏线和川藏线，在这三条茶马古道中，青藏线兴起于唐朝时期，发展较早；而川藏线在后来的影响最大，最为知名。这三条道路都与昌都有着密切的关系，其中，滇藏线和川藏线必须经过昌都，它们的发展是与茶马贸易密切相关的。

      历史上滇藏线茶马古道有三大道路：一条由内江鹤丽镇汛地塔城，经过崩子栏、阿得酋、天柱寨、毛法公等地，至西藏；一条由剑川协汛地维西出发，经过阿得酋、再与上一条道路相合至西藏；一条由中甸出发，经过尼色落、贤岛、崩子栏、奴连夺、阿布拉喀等地至西藏。其主要通道即与今滇藏线接近。

      茶马古道在云南境内的起点就是唐朝时期南诏政权的首府所有地大理。其中，大理、丽江、中甸、阿墩子（德钦）等地是茶马贸易十分重要的枢纽和市场。滇藏线茶马贸易的茶叶，以云南普洱的茶叶为主，也有来自四川和其他地方的茶叶。滇藏线茶马贸易有自己的特点，由云南内地的汉商把茶叶和其他物品转运到该地转销给当地的坐商或者西藏的贩运商人，又从当地坐商那里购买马匹或者其它牲畜、土特产品、药材，运至丽江、大理和昆明销售。西藏、川藏的藏商，大多换取以茶叶为主的日用品返回西藏。运输工具主要是骡马和牦牛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