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是一年赏樱季——说说“青岛与樱花”

      关于青岛的樱花，梁实秋《忆青岛》一文中曾经提及:“第一公园里整条街的两边都是樱花树，繁花如簇，一片花海，游人摩肩接踵，蜜蜂嗡嗡之声震耳……”

      吴伯萧散文《岛上的季节》赞叹:“(樱花)成行的盛开了起来，真像一抹桃色的彩云；迎风摆动着，怪妖冶的，像泡沫一样的轻松柔软……醉眠樱树下，半被落花埋……”

      闻一多《青岛印象》这样描述樱花和繁花争艳的“东园花海”和樱花路:“过清明节以后，从长期的海雾中带回了春色，公园里先是迎春花和连翘，成篱的雪柳，还有好像白亮灯的玉兰，轻风一吹来就憩了。四月中旬，绚丽的日本樱花开得像天河，十里长的两行樱花，蜿蜒在山道上，你在树下走，一举首只见樱花绣成的云天。樱花落了，地下铺好一条花溪。接着海棠花又点亮了，还有踯躅在山坡下的山踯躅，丁香、红端木，天天在染织这一大张地毯。”

      臧克家在《青岛樱花会》写道:“汽车接成一条线，只听见汽车的叫声，马车的蹄子声，人力车的铃铛声。(樱花路)往上看，只见樱花不见天……傍晚的时候，樱花路上，残红满地，夕阳染在花瓣上。”

 

      青岛的樱花：青岛的野生樱花树种从东北到西南分布得很广泛，在中山公园种植最集中，开放最茂盛。最早德国人和日本人在园里种植的樱花已经不复存在，当时德国人的种子从哪里来不得而知，有可能是日本的品种。目前中山公园的樱花树种中，有些来自崂山、太平山等市内的野生树种，有些来自中日交流的树种。

      青岛是国内樱花种植最密集的一个城市，世界范围内樱花种植量仅次于日本。每到4月樱花总能带给岛城人民无限春意。至今已有90余年历史的中山公园中最富特色的便是从日本移植的樱花，它甚至已被列入青岛十大胜景之一。青岛樱花路横贯中山公园。中山公园目前有1800棵樱花树，其中单樱树有1200棵，占到总数的近七成，双樱树有600棵。公园内最著名的是那些已有四十余年树龄的单樱树，微风拂过，樱花瓣随风飘落如樱花雨一般，在樱花树下来一此春游野餐是很美妙。单樱树“先花后叶”，花期为7到10天，观赏价值很高。单樱树有两种，其中95%以上都是染井吉野树，剩下的是山樱树。双樱树“花叶同放”，花期为半个月到20天。双樱树有四种，其中以关红树和普贤象树居多，一叶树在园中仅有十几棵，郁金树仅有3棵。

      樱花路两边,分布多个名花专园,多数位于樱花路两侧,玉兰园、桂花苑、市花园、花卉苑。另外还有紫薇路、海棠路、梅花路等等多条花街,以樱花路为主轴中心,辐射四周,构成条条花街和各个花园格局。樱花路西“玉兰园”,遗有一株独特的白花望春玉兰,又名法氏玉兰。紧邻樱花路西的市花园,有几十棵青岛市花青岛耐冬,是樱花路春天最早盛开的名花。樱花路东,遗留一株100多年树龄的紫藤,是中山公园的“紫藤花王”。23株80多年树龄的金桂,位于樱花路会前村遗址旁。一株200多年树龄的国槐,是樱花路会前村的见证,高10米,树围2.2米,冠幅8米。樱花路西一株日本丁香,是1914-1921年期间由日本引进,现在的树形呈扇形、粗枝分展,高约2.5米,东西冠幅3米,属稀有品种。樱花路东牡丹亭前,曾栽植牡丹,现为几株树冠高大的桂花。樱花路中段,一株多彩的绣球花,颇值观赏。樱花路旁百年德国楼前,一珠百年雪松盎然参天。两株樱花树树龄近百年,堪称“青岛樱花王”。

　　中山公园：赏樱最出名的就是中山公园的樱花路，每年的4月还会有樱花会，今年也不例外。最著名的是已有四十余年树龄的单樱树，微风拂过，樱花瓣随风飘落如樱花雨一般。

　　城阳世纪公园：现在樱花开的最好的地方就是世纪公园了，这里的樱花已经“火力全开”，领衔全城率先进入了怒放期。粉白色的花朵挂满枝头，湛蓝的天空充当背景，粉色的樱花，一团团地簇拥在一起，静静地开，一棵树仿佛就是一个世界。

　　海大鱼山校区：古朴的鱼山校区，清新自然的环境，又能避开中山公园吓人的人流，周围都是朝气蓬勃的“小鲜肉”，能让你一瞬间Duang回学生时代初恋的感觉，海大的樱花搭配颇有西洋风格的校园，非常适合凹造型！从海大大门进去就是樱花路，优美而安静。

　　三明南路：地处辛家庄三小区，一条隐秘的小巷，整条路两侧都长满了樱花。小巷不宽，大约有四五米，樱花树的树枝很长，路两边的枝条相连，完全遮住了天空。粉白色的樱花花瓣随风飘落，地上几乎铺满了一层樱花地毯，让人心旷神怡，仿佛进入了一处人间仙境。据说，这条路还被誉为最美的樱花路。这条百米小路两侧大约有80余株樱花树，其中多数是单樱，也有少数双樱。等到4月底单樱花期过时，花瓣纷纷掉落，也别有一番风味。

　　八大关景区：花树缤纷，四月的八大关各种各样的鲜花盛开，再往南走就是一望无际的大海，天、海、楼、花、树...共同交织成了一个独一无二的八大关。而八大关有樱花，知道的人可能就并不是太多，事实上，八大关樱花的确也不是特别多，而且零零散散分布在各个路上，但是，说到美也是毫不逊色。居庸关路附近是八大关樱花最集中的地方，阳光照射在老建筑上，再映衬着樱花枝头涌动的白色，这一切是如此完美；而如果在落樱季节，在百年的洋房边上淋一场樱花雨，可能会让人有种穿越时空的感觉。

      广州百万葵园：樱花树密集地种在一处，树和树之间仅有两臂宽，走在树林间，只觉头上脚下身前身后都是轻绯淡粉，如雾如霞的娇艳樱花，倘若碰上一阵风来，无数花瓣柔柔落下，衣袂飘然落英缤纷。

      昆明圆通山樱花：有“春城”之称的昆明，樱花比日本早盛开两至三个星期，三月中旬为赏花最佳期。圆通山是昆明市区内看樱花的最佳地点，它连接圆通动物园和历史悠久的圆通寺，游人众多。

      江苏南京鸡鸣寺樱花道：每年3月下旬到4月上旬，是鸡鸣寺樱花盛开时节，从鸡鸣寺到和平门一线有一段美妙樱花路，路两旁都是樱花，再衬托古雅的鸡鸣寺，显得格外有韵味。夹道的樱花有一种突如其来、满目灿然的视觉冲击。

      武汉大学樱花大道：校园内有早樱、晚樱、红垂樱等10多个品种的樱花树。每年3月中下旬，这里樱花如期开放，凝霞散景、落英缤纷，吸引游人。满树花开，晃眼即过，不见子实，花期只有半月之久。

      广东省新丰县樱花：是广东省目前种植面积最大，数量、品种最多的樱花观赏基地，樱花峪景区内日本樱花洁白如雪，台湾樱花如火般灿烂，红白交织，漫山遍野。站在樱花底下，一串串犹如铃铛般的樱花悬于枝头，像红灯，如飞霞，似彩云。

      北京玉渊潭公园樱花：大致分为早樱和晚樱两大系列，早樱4月初大批绽放，晚樱要到4月中旬进入最佳观赏期。赏樱以樱花园为主，全园覆盖。因品种不同，次第开放持续一个月，全园形成了“在水一方”、“樱棠春晓”等“樱花八景”。

　　20世纪30年代，初创的国立武汉大学在珞珈山大兴土木，辟山建校，逐渐将这片原本乱石丛生、坟冢遍地的荒山野岭，变成了世界上最美丽的大学校园。经过9年的植树造林，珞珈山林木葱茏，花丛掩映，成为华中最好的植物园，被郭沫若盛赞为武汉三镇的“物外桃源”。然而，正当武大的发展势头蒸蒸日上之时，日寇悍然发动全面侵华战争，中国军队节节败退，半壁河山很快沦于敌手。至1938年初，武汉形势吃紧，武汉大学亦是岌岌可危。这时，郭沫若来到武汉开展抗日宣传工作，并于4月底住进了珞珈山。而在此时，为了躲避战火，武大正在举校西迁到他的家乡四川乐山。10月底，武汉三镇沦陷，武大珞珈山校园亦遭日军侵占。

　　后来，郭沫若在其回忆录《洪波曲》中写道：

　　“在这大学区域还有最好的防空设备，有因山凿成的防空洞，既深且大，也有高射炮阵地环列在四周。但却不曾遭受过一次轰炸。敌人是应该知道这儿是做着军官训练团的，有高级的人员集中着，但它却从不曾投过一次弹，尽管对于武昌城是炸得那样频繁，而每次敌机的航路又都要经过这大学区的上空。 

　　“我们在当时是作着这样的揣测：无疑敌人是爱惜这个地方，想完整地保留下来让自己来享福。 

　　“这揣测，后来是猜中了。敌人占领了武汉之后，把大学区作为了它的司令部。” 

　　而事实也正是如此，1938年10月24日，在日军攻占武汉前夜，九江的日寇华中派遣军前方指挥所?俊六（甲级战犯，战后被判处死刑）向所属部队下达了进占武汉及入城后的注意事项，其中第11项规定：“须保护汉口、汉阳、武昌的建筑物、庙宇、大学、图书馆、博物馆（见附表所列）。”在这张附表中，“武汉大学”的名字赫然入列。第12项又指出：“武汉有各国租界及使馆，本军一举一动世界瞩目，因此正是以实际行动宣扬皇威，使其理解皇军真姿的绝好时机，所以每人对此务须慎戒，且鉴于过去之教训，防止因日久而松懈。再，武汉为本军今后长驻和作战之基地，一切建筑、设施，严禁破坏。”由此可见，慑于由诸如南京大屠杀等“过去之教训”所激起的国际舆论的巨大压力，日军在侵占武汉之后，没有进行过类似的大规模屠杀行为；而出于自行享用之目的，日军果然将武汉大学珞珈山校园辟为其中原司令部。

　　早在1938年7月，当武大校长王星拱和迁校委员会委员长杨端六率领最后一批师生离开珞珈山前夕，曾委托以汤子炳（又名汤商皓）先生为首的五位教职工留守护校。汤商皓1934年毕业于武汉大学经济系，后东渡日本留学深造；1937年抗战爆发后，携其日本夫人铃木光子回国，并返校任教；抗战胜利后去台湾参加接收工作，后又辗转任教于台北各大专院校；1979年赴美国定居，1997年去世。1985年5月，汤老回到阔别多年的珞珈山母校参观访问，其间负责接待的校友总会刘以刚老师，曾委托当时一道陪同的、汤老当年的同窗学友张培刚先生问及武大校园内樱花树的来历，并请求汤先生将此事写成文章。汤先生回美国数月后，寄来一篇《1985年回国重游珞珈母校武大忆往感怀记》，详细叙述了这段历史，以当事人对自己亲身经历的珍贵回忆材料，弥补了抗战期间珞珈山这段史实的不足。

　　据汤先生回忆，在武大西迁前夕，“王校长及端六师以予颇谙日语，命予与总务处三人、秘书处一人，共予凡五位同仁留在武汉守校。予再三坚持不准，乃严令留守，并谓国难如此，能保全一部分艰难缔造之校舍便是替国家保留一部分莫大之元气。情辞恳切，予乃临危受命”。武汉沦陷前夕，汤商皓等人避入汉口法租界，后来被捕，“终由铃木以日妇身份出面营救”；一个月后，经铃木接洽，他们五人得以“前往珞珈山一视校园”。汤到校后发现，“校区内驻一日军联队，联队部设于文学院”，在见到联队长忆酋荒原大佐（相当于中国的上校团长）之后，“由予介绍各人身份及来此目的（不时由铃木代为补充说明），其要义为日军此次进入中华乃为谋同文同种之中日两国亲善提携，共存共荣（照抄日寇宣传口气），非以中华人民及文物为敌（日军一再标榜此点）。国立武汉大学为华中最高学府，中国文化及学术发扬兹长之所系，此乃与日本国立各帝国大学之报国宗旨相若，将来在学术界大可彼此提携，以发挥东洋文化领导全世界。现武大师生虽已他迁，而在此湖山胜地留下之壮丽建筑物及一部分教学设施，皆属中国之精华与人民血汗之结晶。为保全此优美之湖山与优良中华之文物，务请一本亲善之旨，善为维护，以发扬贵‘皇军’之武德。至现驻此之贵联队官兵不过千余人，城内现成之营房（如左旗右旗）尚多，可否调整陆续迁让若干校舍，以资保全原貌云云”。

　　“荒原闻之点首者再，昂言战胜国对战败国之物品，得视为战利品，可自由处理，不过建筑物可另作别论。贵校之图书仪器均早迁走无余，已无一长物可供君等留念者。但为同情君等，可考虑将自天地元黄至辰宿列张之15栋②学生宿舍之大部分官兵先行调迁城内，宿舍可空出大半。至于文、理、工学院已均由华中派遣军大批文职人员使用，教授宿舍皆由高级官员居住，自能小心维护。至于饭厅楼上楼下，现为野战医院，不便他迁。总之，‘皇军’对于无抵抗性之非军事设施决无意破坏。尤其对于此山明秀水之高级学府校园的一草一木，当善加爱护，君等可大放心。缓请实地看看何如？惟部队调动频繁，本人驻房时可留言，接防者照样注意，届时君等可再来探访云”。

　　汤商皓随即驱车巡视校园，在山后教授宿舍，“只见各门前均有一、二士兵进出”，“继至附中，见军车云集，已为车辆调度场。至原邮局附近，则已为一片马厩。饭厅楼下之原室内运动房已成为一军官俱乐部。大好湖山，不久以前弦歌传道授业之地，忽一变而为柳营黩武之场，感喟曷已！”

　　数月后，汤商皓闻知珞珈山驻军换防，于是“与原班人员重往探访，接见者乃一文职武官高桥少将，因驻军减少，校园已成为办理后勤之地区，其态度较为和善。畅言对此一较日本日光、箱根之风景优美的文化地区，当尽力加以保护。惟值此春光明媚，尚欠花木点缀，可自日本运来樱花栽植于此，以增情调。继引予等至文学院前，遥指将栽植樱树之处所”。汤商皓对此心有不满，但又不能公开反对，于是针锋相对地提出：“可同时栽植梅花，因中国人甚爱梅也（予意，樱为彼之国花，梅乃我国国花）。”但是高桥却回答：“樱苗易得，梅种难求，明年今日君等可来此赏樱。”这就在实际上否定了汤的意见。

　　从汤先生的以上回忆中，我们可以推算出，日军从本国引来樱花树苗在武大校园栽植的时间，最早应是在1939年。一般认为，日军在此种植樱花的主要目的，是为了缓解住在这里休养的大批日本伤兵的思乡之情，同时亦有炫耀武功和长期占领之意。因此，珞珈山的这第一批樱花，可以说是日本侵华的罪证，国耻的象征；同时也是今日武大樱花的缘起。

　　据当时留守校园的武大老一代园林工人回忆，日军当年在武大种下的日本樱花不超过30株，主要分布在今天的樱花大道上。抗战胜利后，武大于1946年10月复归珞珈山；1947年3月，武大生物系师生观察发现，校园里共有28株樱花树开花，它们均匀地分布在老斋舍三个拱门之间及其两侧的四个门栋前（每个门栋前各有7株）。到了1949年初，有人建议将樱花树砍掉，而当时驻守武汉的国军将领张轸师长被中共地下党策反，于3月份投诚后表示，武汉大学是座宝库，里面的一草一木都要保留，于是樱花树得以保存。

　　1957年，武汉大学主管部门对这些樱树进行了更新。1973年，武大农场又从上海引进了一批山樱花，同时再次更新了已老化的樱树。由于樱花树的生命周期很短，一般只有二三十年，1939年由日本人种下的第一批日本樱花，50年代更新时已基本死绝，因此，我们今天在武大樱花大道上所看到的日本樱花，已远非当年日军所留下的花种了，而多为原种的第二、第三代。近20年来，武大园林工人还不断对其进行补栽。

　　日本国的樱花再次来到武大珞珈山，已经是30多年以后的事情了。但这次已非国耻的印记，而是和平与友谊的象征。1972年，中日邦交正常化，日本首相田中角荣访华，向周恩来总理赠送了1000株大山樱，其中800多株留在了北京，种植在玉渊潭、植物园及陶然亭等京城几大公园里（虽然呵护有加，但绝大部分樱花还是死去了），100株植于周恩来曾居住过的南京梅园新村；由于周恩来也曾在武汉大学居住过，于是中央有关部门便将其中50株转赠给武汉大学，由园林部门栽植于半山庐前，1976年开花。1983年1月15日，为纪念中日友好10周年，日本京都府日本友协和日本西阵织株式会社的迁先生向当时在京都大学学习的武汉大学生物系教师王明全赠送了100株垂枝樱苗，经王明全转赠给学校后，栽植于枫园三舍南侧公路边和樱园附近，1986年全部开花。1992年，在纪念中日友好20周年之际，日本广岛中国株式会社内中国湖北朋友会砂田寿夫先生率团访问武汉大学，赠送樱花树苗200株，后栽植于八区苗圃，现今武大校园各处的樱花树苗，除武大园林工人自行培育的之外，大多都来自于此。

　　80年代，武汉大学绿化委员会成立后，对校园内的樱花树进行了全面、合理的布局，扩大了樱花的栽植地段，使樱花树从樱花大道及其道下的广阔地带，逐步扩展至鲲鹏广场、第四教学楼、人文科学馆以及行政大楼等处。1989年春，武大园林科从东湖磨山植物园引进云南樱花16株，栽植在校医院前公路北侧。1991－1993年，这些樱树共生樱苗近600株。1995年，武大校友、湖北省农科院研究员张朝臣研究出试管樱花，大大缩短了樱花的生长、开花时间，很快受到园林部门的青睐。时至今日，武大校园内已有樱树1000多株，内含日本樱花、山樱花、垂枝樱花和云南樱花共四个植物学种和十多个栽培品种或变种。

　　总之，自1939年樱花在珞珈山落户，至今已有60多年的历史。

      家门口怒放的樱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