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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由来：东晋咸和六年（公元331年）香港隶属东莞郡宝安县。东晋成帝咸和六年将南海郡东部划出，另设了一个东莞郡，下辖宝安、兴宁、海丰等六个县。宝安县的辖地，包括今天的香港地区和深圳市、东莞市，县城就是今天的深圳南头城。隋朝又废东莞郡，将辖地并入广州府南海郡，宝安县也改为隶属南海郡，香港则仍归宝安县管理。唐朝至德二年（公元757年），改宝安县为东莞县，香港仍然隶属东莞县。宋元时期，内地人口大量迁至香港，促使香港的经济、文化得到很大的发展。中国元朝时属江西行省，元朝时，在香港西南的屯门，在广州的外港的屯门又设巡检司，驻军，防止海盗入侵，拱卫广州地区。明朝万历年间从东莞县划出部分地方成立新安县，为后来的香港地区。香港岛自此由明神宗万历（公元1573年）起，一直到清宣宗道光21年（公元1841年）成为英国殖民地为止，该地区一直属广州府新安县管辖。清朝于1662年派兵到新界，并命令乡民留辫。香港在清朝时，一直在对外通商中扮演重要角色，因为，香港在地理上与广州唇齿相依，而广州是清朝对外开放的唯一商埠。
在英国占领香港前，香港基本上是一个荒岛，岛上南部的赤柱、大潭笃和石排湾，东部的阿公岩，水井湾等，有一些渔民居住。其他黄泥涌、灯第洲、七姊妹等几处，则有一些小村湾，当时，岛上的居民约3000人。[5]英国人早年看中了香港的维多利亚港有成为东亚地区优良港口的潜力，直至19世纪后期清朝战败后，领域分批被割让及租借予英国使其成为英殖民地。
清道光二十二年即1842年，中英鸦片战争，清廷战败，割让香港岛给英国。咸丰十年即1860年，又割让九龙半岛给英国。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新界亦被英国强行租借，香港地区遂全部归英国人管理。香港全境的三个部分（香港岛，九龙，新界）分别来源于不同时期的三个不平等条约。
1841年1月26日：第一次鸦片战争后，英国强占香港岛，事后清政府曾试图用武力予以收复，道光皇帝为此发下多道谕旨，但清朝始终不能捍卫领土完整。
1842年8月29日：清政府与英国签订不平等的《南京条约》，清政府被迫在英军舰上签订《南京条约》（原名称《江宁条约》），割让香港岛给英国。
1860年10月24日：中英签订不平等的《北京条约》，割让九龙半岛界限街以南地区给英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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县衙看起来很小，早已没有了以往的辉煌。户部、吏部等等都已经变成了画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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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制沿革：深圳南头古城在1683年前就成为东官郡和宝安县的首府，可以说是相当于省会级别的城市，开启了宝安作为城市历史的文化大门。东晋咸和六年（公元331年），南海郡的东部和南部划分出来，设立东官郡，宝安县作为郡治（郡府所在地），管辖范围从珠三角直至粤东北和福建漳浦九龙江下游南岸广大地区，其中包括兴宁（今兴宁）、海丰（今海丰）、安怀（今东莞）、海安（今惠丰）、欣乐（今惠州）等六个县。而南头古城作为宝安县县治（县府所在地），管辖范围包括如今的深圳、香港、东莞部分地区、番禺南部、中山、珠海、澳门六个地市。也就是说，当年的南头是这个区域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是深圳城市文化的根。
名字几经更替又叫回“宝安县”：“宝安”这个名字在历史上几经更替，唐肃宗至德二年（公元757年）改名叫“东莞”，得名很可能与“东官”相关，取用“莞”字，据说与当地盛产莞草有关。
公元1573年，明朝万历年间，从东莞县分出一个新安县，辛亥革命后，封建江山覆灭，民国三年(公元1914年)，为了避免与河南洛阳市的新安县混淆，又叫回“宝安县”。这个县名经历了宝安—东莞—新安—宝安的历史轮回。
对于“宝安”这个名字的考证，时下的说法是取“得宝为安”、“去危为安”，这很可能是文人附会。祈福平安的“安”很好理解，对于“宝”的出处，有人认为是指
“宝山”，在如今的东莞樟木头境内有一座银矿，如今深圳本地山中也确有丰富的稀有金属矿藏，这大概是“宝”的确凿证据。
自唐朝中期以来，深圳本土属于东莞县，后来随着沿海地区频频遭受倭寇、海盗侵扰，尤其在明朝中期以后，兵灾匪患不断，造成管理上鞭长莫及。因此，经南头乡绅的提议，在广东海道副使刘稳的支持与筹划下，明朝万历元年（1573年），从东莞县析出一个县，取名“新安县”，宝安故地单独立县，县名取“革故鼎新，去危为安”的意思。
县治几经变迁最终仍设在南头：到南朝时期（479~502年），东官郡郡治迁至安怀县（在今东莞境内），宝安县县治依然留在南头古城。到了隋开皇九年（589年），废东官郡，复置南海郡，宝安县（包括今天的东莞、珠海、香港、澳门等地）改属南海郡管辖，县治所在地不变。
唐朝开元二十四年（736年），置屯门镇，镇治设在今天的南头古城内；唐至德二年（757年），沿用426年的宝安县易名“东莞县”，县治从南头迁至今东莞市境内，南头古城由行政中心转为海上交通门户和军事要塞。
明朝洪武二十七年（1394年），中央政府在南头地区设东莞守御千户所城（即今天的南头古城）；明朝万历元年（1573年），从原东莞县分出民户7608户，男女共33971口，官、民、灶、僧等田地、山塘共2911顷多，立新安县（辖今深圳、香港）。
清顺治—康熙年间，清政府为防止郑成功反清，禁止沿海居民接应而下令“禁海”和“迁界”，新安县被撤销。直至清康熙八年（1669年），复置新安县，治所在今南头古城。
1949年10月，宝安县解放后，宝安县人民政府所在地设于南头古城。
修复中的南头古城再现历史沧桑：一般来说，宝安县作为深圳本土城市历史的开端，从东晋咸和六年（公元331年）算起，但事实上，在此之前，这里已经形成城市的模样。考古发现东晋时期的护城濠遗迹，可以追溯到公元265年，也就是说，至少在东官郡成立前六年，城郭已然建成。
据《新安县志》记载及考证，现存的南头古城始建于明洪武二十七年（1394年），相当于在原来东晋时代的城址上重建。南头古城呈不规则的长方形，枕山面海，四周原有濠沟围绕，城垣范围东西最长为680米，南北最宽处为500米。
南头古城内六纵一横的道路网与自然地势完美结合，辟有县前街、显宁街、永盈街、聚秀街、和阳街、迎恩街、五通街、牌楼街、新街等9条街道，故乡民俗称南头古城为“九街”。目前在修复中的南头古城包括牌楼、南城门、县衙、新安监狱、海防公署、东莞会馆、关帝庙、文天祥祠、鸦片烟馆、接官厅、聚秀楼、义利押当铺、陶米公钱庄等十余处旧址。
南城门的城基原来由黄泥砂土堆筑。南门底宽10米，高4米半。旧城楼已毁，恢复重建的拱形城门上有一块长方形石块，上用小篆阴刻“宁南”二字。关圣帝庙显现了岭南人对于武财神关公的传统崇拜。陶米公钱庄、新安烟馆、义利押当铺等建筑物，再现了清代古城的典型特征。
东莞会馆始建于清同治七年（1868年）、重修于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当年是在此做生意的东莞籍商人的聚会场所。紧挨着新安县衙的是坐落在中山东街的报德祠，这是一座保存较为完好的清代祀庙。
信国公文氏祠是对一代爱国名臣文天祥的深深怀念，而中山东街尽头的古城东门，“制控南疆”四个大字彰显南头古城的军事价值和战略地位。此外，南头古城保留下来的一块“正音碑”非常耐人寻味。从古代盐业基地到海防前哨，深圳本土一直是移民聚集地，五方杂处带来了语言交流上的障碍，这恐怕是地方官立碑“正音”的初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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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始文明：早在约五、六千年至一万年前的新石器时代,深圳(宝安)原始人类已进入母系氏族公社的繁盛阶段.深圳的原始居民在繁衍生息,成为"百越"中的"南越部“居民。
这里依山濒海,犀牛、大象、水鹿、猕猴、鱼鳖、螺、银杏、柑桔、荔枝等动植水产资源十分丰富,人们过着渔猎、采集、农耕的原始共产制的经济生活.在南山、西乡等地发现和发掘了20多处新石器时代遗址,出土了大量原始人使用过的石斧、石矛、石箭、网坠等渔猎工具.还在咸头岭、小梅沙出土了浪花纹彩陶圈足盘,还有几何印纹的陶器等文物.几何印纹陶器、有肩石斧等,具有浓厚的百越民族文化特征的文物,这就是灿烂的史前文化.在原属宝安县的香港元朗厦村乡白泥村出土了体现上古时代中国人太阳神崇拜的日月形陶器.在深圳西乡铁岗水库工地及蛇口鹤地山、盐田大梅沙、笋岗等4处古遗址中,出土了西周至春秋时期青铜时代的文化遗存.在大梅沙村前的沙丘,采集了一件长6．8厘米、翼宽3厘米、锋尖利,带铤的双翼式箭镞,这是深圳地区首次发现的青铜器.
秦汉时代：秦始皇三十三年(公元前214年)平定岭南的第三次战争之后,百越民族聚居的地方,纳入了秦王朝的版图.设置南海、桂林、象郡三个郡.当时,任嚣、尉佗所将率楼船将士10余万人,其后皆置家于越.中原地区曾谪徒50万人"与越杂处",成家立业,开发岭南,促进了岭南与中原的经济文化交流.这可说是岭南的第一次移民潮,因而深圳先民亦深受中原文化影响.
宝安县曾隶属南海郡的番禺县地.以往有"未有广州先有番禺"之说.汉高祖十一年五月,立赵佗为南越王,当时宝安为博罗县属.直至东晋咸和六年(公元331年),析南海郡东南地域置东官郡.郡辖宝安、兴宁等6个县,范围包括东江三角洲及惠潮一带.东官郡的郡治在宝安县的南头城.当时的宝安县辖地大约为如今的深圳市(包括宝安县全境)东莞县及香港全部.据史料所载,南头城是东官郡的行政管理中心,政治和经济地位均极其重要.宝安置县,亦在晋咸和六年(公元331年)属东官郡,因境内有座宝山,山中有银矿.当时的银沙是银子制作的宝贵原料.明嘉靖年间王希文撰《卫邑武坊记》云:"言宝,得其宝者安,凡以康民也."
《新安县志》云:"邑地枕山面海,周围二百余里,奇形胜迹不一而足,而山辉泽美,珍宝之气聚焉.故旧郡名以宝安."这就是宝安县得名的由来.说明宝安县的地理环境的优越与自然资源的丰富.
隋唐时代：自东晋咸和六年以后,经南北朝,至隋朝开皇十年,(公元590年),东官郡被废,宝安县改属南海郡.到唐朝至德二年(公元757年)宝安县更名东莞县,其县治从南头迁移往莞城.这时的深圳虽不再是东莞县治,但从地区行政核心转变为海路交通要塞.贾耽在《古今郡国县道四夷述》一书中载:"广州东南海行二百里,至屯门山.乃帆风,西行二日,至九州石."屯门山就是如今香港新界的青山(杯渡山).作为唐代航海指标的屯门山,地位亦是极重要的.《新唐书》载:"(广州)有府二:绥南、番禺.有经略军,屯门镇兵."一说这屯门是作为晋朝东官郡郡治的南头.一说是香港新界的屯门.唐朝潮州刺史韩愈曾有"屯门虽云高,变应波浪没"的诗句.唐玄宗时,南海太守刘巨鳞,曾以屯门镇兵讨平福建海寇,可见宝安在唐朝时已是一处重要的区域和海防要地.到宋朝,宝安不但是中国南方海路贸易的重要枢纽,更是食盐产区,盐场在当时的经济生活中是较为重要的.县属的东莞、归德、黄田、官富4个盐场,由广东盐课提举司管领.南宋庆元年间,香港大屿山岛民曾发生因私制食盐而与朝廷对抗,以谋反之罪被屠杀净尽的事件.
宋朝时期：宋朝的宝安经济发达,直至元朝,辖区所产珍珠十分著名,并作为贡品.主要出产地点有南山半岛的后海和大鹏半岛的龙歧以及香港新界大埔附近的大步海.明洪武七年,(公元1374年)朱元璋严令贡珠,东莞知县詹勖,亲带军士到大埔海采珠.历时数月,只得劣珠半斤,上书陈诉珠产已竭后,皇帝才下令在宝安地域免采.如今大鹏湾的七娘山脚下,建成了全国规模较大的东山珍珠场,所产优质珍珠,远近闻名.宋代末期(公元1277年),元军南下,益王(即端宗)和卫王由福州抵惠州甲子门.公元1278年推进至九龙码头涌道的宋王台小山岗上,继而宋少帝转移到新会崖门,被元兵包围.祥兴二年二月初六日元兵破崖山,陆秀夫负帝蹈海殉国,宋朝灭亡.后来,传闻帝骸漂泊海中,群岛飞遮,义民于是礼葬宋少帝于深圳赤湾.如今,南山区太子山下赤湾,宋少帝陵墓已修葺一新,竖起了《宋少帝陵墓碑记》和"崖海潜龙、赤湾延帝"的大型石碑.
民族英雄文天祥,在宋室危亡之际,组织民众,誓死抗战,后兵败被俘,被押送到深圳珠江口外的伶仃洋观战,目睹南宋的败亡,文天祥感慨万千,写下了传颂千古”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的名句.宝安人民为纪念文天祥,在南头城筑"信国公文氏祠".据《广州府志》载:"文山祠在城内显宁街,嘉庆丙子知县李维榆建".祠内正义堂中,安放文天祥的镀金塑像.文天祥的胞弟文璧,与文山同登甲榜,宋朝曾授其户部侍郎,广东总领兼惠州等职,"景炎中,丞相弟璧守惠州,兵至,璧以城降."文璧往京见文天祥,拟"与兄同难",文山公有忠孝之说,嘱弟养母抚后,故弟携家潜至东莞三都六图黄松岗鹤仔园,荒莆筑室.另一说是文天祥的从侄文应麟耻于降元"遁于东莞之东渚,遂家焉".如今文氏后裔在宝安区的松岗、福田区的岗夏、香港新界的新田和东莞的涌头等地,"子孙繁衍,世泽流长,称为极盛",文氏族人已有逾万之众.
明朝风云：明朝,在深圳历史上是个重要时期.明洪武二十七年(公元1394年)宝安设立了东莞守御千户以及大鹏守御千户的防御性组织.稍后,设立了南头寨,它是"虎门之外卫,省会的屏藩",成为一个庞大的军事机构,管辖六汛,牵制范围东到潮汕,西至上下川岛,这是宝安在军事发展上的重要时期.隆庆五年(公元1571年)大鹏新城军民与倭寇相持40余天,最后取得了胜利.这时期,在深圳宝安发生了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反欧洲殖民侵略之战.公元1517年,葡萄牙殖民者取得海外霸权,进行海盗式掠夺.广东海道副使汪金宏率领军队及南头乡民进行了抵抗葡萄牙入侵者的斗争.早在正德六年(公元1511年)葡萄牙远东武装船队便闯入香港屯门,并强行登陆占驻.史载"番夷佛郎机船队入寇,占据东莞县属屯门岛及海澳海道".正德十六年(公元1521年)巡道汪金宏亲冒风涛,号召编民,战而克之,将葡萄牙入侵者驱逐出海,保卫了深圳及中国领土的完整.
欧洲远征舰队东来,西方文化东渐,倭寇与海盗入侵骚扰,民众生活困苦.而东莞县治太远,鞭长莫及,管理困难,深圳宝安南头乡民向粤督请求,朝廷于明万历元年,(公元1573年)设立了新安县,寓"革固鼎新,转危为安"之义.并在东莞守御千户所的基址扩建,建立新安县治(新安县治遗址现为深圳市第一批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新安县初建时,地域包括如今的深圳特区和香港区域,人口为33971人.经济上以产盐,植茶,香料及稻米为主.
建县后,外地的贫民亦前来开发,促进了深圳的发展,但因朝政腐败,武备疏荒,仍常受海寇及西方殖民主义者的侵扰。
清代纪实：清朝初年，为防止郑成功及明代遗民在沿海进行的抗清活动，以及倭寇海盗的骚扰，清政府在康熙元年(公元1662年)实行大规模的“迁界之”，沿海县份，内迁50里。因新安县有近三分之二领地被划入迁界范围，故又曾一度并入东莞县。迁界之时，百姓骨肉离散，颠沛疏徙，死伤枕藉，哀鸿遍野，“自有粤东以来，生灵之祸，莫惨于此”。直至康熙二十三年(公元1684年)新安县领地才全面复界。土著居民大部分迁往外地安居，清朝采取免地租、送耕牛谷物等奖励政策，大批岭南客家人移民，使新安县成为客家籍人士聚居之地。至今，深圳还是以客家籍居民为主的劳作生息的地方。
康熙十六年(公元1717年)广东巡抚杨琳为抗御外侮，加强海防，保卫治安，在沿海险要隘口，修建炮台、城垣、汛地等军事设施，共126处。新安县修筑了九龙寨、大屿山、南头寨，赤湾左、右等六大炮台，形成了早期的珠江海防。到嘉庆23年(公元1818年)经过多次招垦，新安县居民已达225979名。
近代耻辱史：鸦片战争期间，钦差大臣林则徐在虎门销毁外国烟商鸦片237万斤之后，与水师提督关天培，发动民众，训练义勇，布防珠江口，积极做好抵抗外来侵略的准备。在《林文忠公使粤奏稿》中，林则徐曾对九龙、赤湾、虎门一带的形势，作了具体的描写。蛇口赤湾左右炮台是具有实战意义的。
道光十九年(公元1829年)虎门销烟后，一批英国水手在九龙尖沙咀行凶，打死当地居民林维喜。林则徐在义律拒交凶犯后，为捍卫国家主权，令水师参将赖恩爵进驻九龙湾，后双方在九龙山附近，激战10小时。我方击沉英国双桅巨船和一舢板船，击毙英侵略军17人，并烧毁英商鸦片船多艘。
清道光二十二年(公元1842年)8月29日，中英不平等条约——《南京条约》签订，使新安县香港岛被英国占领。咸丰十年(公元1860年)新安县的九龙半岛亦因《北京条约》而割让给英国。光绪廿四年(公元1898年)，清政府又与英国商讨《展拓香港界址专条》，将如今的新界租借与英国，为期限99年。自这时起，原来面积为3076平方公里的新安县，其中的1055.61平方公里，被英国强占。
1900年，孙中山先生为推翻清朝封建统治，在香港、广州等地活动。4月，郑士良与廖毓坤等人进入宝安大鹏盐田的三洲田义合小铺，作为起义根据地。同年10月6日，义军在三洲田马关祭旗，宣誓起义，并提出：“剑起灭匈奴，同伸九世仇，汉人连立处，即日复神州”的口号，义军攻沙湾，直指深圳，并向惠阳佛子坳进军。后因清军重兵包围，起义失败，称之为"庚子首义"。
辛亥革命后，清朝被推翻，民国三年(公元1914年)为避免与河南洛阳市的新安县混淆，复称为宝安县，县治亦在南头城。1938年10月11日，日军南侵，在惠阳大亚湾登陆，国民党军不战而溃，宝安县城南头失陷。宝安县政府迁往东莞县石马。1938年10月，叶挺军长作为东江游击队指挥，带队回深圳圩鸿兴客栈，建立东江游击指挥部，宣传组织民众抗日。同年10月24日，曾生组织从南洋、香港回来的海员、洋务工人、华侨青年、学生及当地农民，在宝安县坪山成立惠宝人民游击队。同时，中共惠阳县工作委员会成立，曾生同志任书记，并派黄华(黄国伟)到大鹏地区发展党组织，后黄闻、陈培、黄业等同志，建立了大鹏地区第一个党小组。后曾生带领东江游击队在葵涌、沙鱼涌等地击溃日军。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九龙、香港相继沦陷。东江游击队组织抢救留港的邹韬奋、茅盾、胡绳、于伶、宋之的、戈宝权等学者名流、文化人士及国际友人。其后，东江纵队活跃于惠、东、宝、博一带。1943年底，东江纵队正式成立，在曾生司令员的带领下，大规模开展抗日游击战争。抗战胜利后，1946年6月底，东江纵队在深圳大鹏湾沙鱼涌，乘坐美国战舰，北撤山东烟台。
深圳与香港原来同属于一个县：清朝民国时期的广东新安县
公元1573年，中国明朝万历时置扩建东莞守御千户基地，分东莞县置新安县，并建县治于南头，辖地包括今天的深圳市及香港区域。
清初，新安县（今深圳、香港）迎来空前灾难。自1646年清兵入粤起，新安县连续十年遭到战火蹂躏，乡村房屋被焚过半。1661年，为切断沿海百姓对郑成功集团的接济，清廷颁布《迁海令》，新安亦受此祸，全县沿海五十里范围内的百姓被强迫内迁，县内三分之二的土地沦为被迁地区。
1664年，清廷又实施第二次迁海，新安县的近九成土地都在被迁之列，今天香港的全境、深圳的大部分地域都被划为百姓不得进入的区域，逗留观望、不愿迁移的百姓则惨遭清兵屠杀。迁海使新安县百姓流离失所、死者枕籍、损失殆尽。1665年，清廷干脆撤销了新安县，将其并入东莞县。
1668年，康熙帝遵从原广东巡抚王来任的请求，下令“展界复乡”。次年，百姓开始迁回新安，新安县恢复建制。经此浩劫，新安县在册人丁由迁海前的6851人减至2172人，从事盐业的盐丁由3818人减至127人，土地由4039顷减至1013顷。这一巨额的人口损失彻底改变了新安县的人口格局：因使用粤语的广府原住民大量减少，大批客家人从东面迁入新安，广府人与客家人居住区的分界线，大致与今天的广九铁路重合。这种人口分布方式，在深圳原住民中一直持续至今。
清代，作为新安县城的南头城亦得到继续发展。1801年，深圳教育上著名的凤岗书院在地方官、乡绅的共同努力下兴建于县城南门内。1906年，在清末新政的推动下，书院改名为凤岗学校，增设近代科学课程。1868年，东莞客商于县城内建立东莞会馆，作为其商会的活动中心。在今天的南头城东莞会馆遗址内，保留着四通清代碑刻，记录着晚清新安县城繁荣的商业情形。民初的1914年，新安县改名宝安县。在民国时期，南头城继续扮演着县城的角色。
令当代“深圳”得名的集镇深圳墟（今罗湖区老街一带）亦出现于清代展界后的新安县。1688年，历史文献中第一次出现了对深圳墟的记载。深圳墟位于今天的广九铁路一线以东之地域，属于客家区，因集镇西侧的一个深水沟而得名（“圳”在客家话中指水沟）。至乾隆、嘉庆年间（1736—1820），相当于今日深圳的区域内已出现36个墟（集镇），深圳墟即是其中颇为繁华的一个，拥有东、南、西、北四门。每到农历之二、五、八日，深圳墟便迎来了一片热闹的“墟日”（赶集日），最为繁荣之所是东门一带。今天深圳的商业中心区之一东门老街，便是由此发展而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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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大古官衙，四级官文化：北京故宫（中央）、河北省保定直隶总督署（省）、山西省霍州署（州）、河南省内乡县衙（县）构成了我国从中央到地方的古代四大官衙。
北京故宫：中央级官衙
故宫又称紫禁城，为明、清两代的皇宫。从1420年（明永乐十八年）落成至1924年清逊帝爱新觉罗·溥仪被逐出宫禁，在这前后五百余年中，共有24位皇帝曾在这里生活居住和对全国实行统治。
直隶总督署：省级官衙
直隶总督署位于河北省保定市，是清代直隶总督的办公处所，是直隶省的最高军政首脑机关，是我国现存的唯一一座最完整的清代省级衙署。
这座衙署启用于雍正七年（1729年），历经雍正、乾隆、嘉庆、道光、咸丰、同治、光绪、宣统八帝，曾驻此署的直隶总督共59人66任，如曾国藩、李鸿章、袁世凯、方观承等，直到1909年清朝末代皇帝逊位才废止，历经182年，可谓是清王朝历史的缩影，历史内涵十分丰富，有“一座总督衙署，半部清史写照”之称。
总督作为朝廷派出的命官，并逐渐形成官制从明代开始。清代定鼎北京以后，总督、巡抚的设置进一步走向制度化，清初有一段曾经是督抚并存。不久，总督由临时派遣转为定制，由专管军务发展到综理军民要政，实际已成为地方最高军事、行政长官。直隶是天子脚下的畿辅重地，其地位较他省为重，直隶总督因直隶省独特的地理位置而名列全国八督之首。
霍州署：州级官衙
霍州署位于山西省霍州市东大街北侧，始建于唐代，占地面积3.85万平方米，现存古建筑为元、明、清古文化遗产。无论其位置选择、建筑规模，还是整体布局、形制设计，均为全国现存同类衙署之冠，是我国目前尚存唯一一座较完整的古代州级署衙。
霍州署相传为唐尉迟恭的帅府行辕，分中轴线、东、西副线三大建筑群。现存建筑由南至北分别为：“二龙戏珠”影壁、“古霍名郡”坊、谯楼、丹墀、仪门、甬道、戒石亭、东、西厢房、月台、抱厦、大堂及东、西耳房、二堂、内宅、静怡轩等。
内乡县衙：县级官衙
内乡县衙位于河南省南阳市内乡县。据《内乡县志》记载，县衙始建于元大德八年(公元1304年)，历经明、清多次维修和扩建，逐渐形成一组规模宏大的官衙式建筑群，是中国封建社会县级政权衙门的实物标本和历史见证，是一座十分珍贵的文史资料库。
内乡县建筑群具有独特的建筑风格。它在整体布局上严格按照清代地方官署规制，表现了“坐北朝南、左文右武、前朝后寝、狱房居南”的传统礼制思想。同时，内乡县衙受主持营建者、浙江绍兴籍正五品县令章炳焘的影响，整个建筑群融长江南北风格于一体，规模宏大，布局严谨，深邃森严，变幻无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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